Created: Tuesday, 01 November 2011 15:38 | Rate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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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谈马克思的《大纲》诞生150年及其现实意义 [Huobusibaomu Tan Makesi De DagangDansheng 150 NianJiqiXianshiYiyi]

 

布斯鲍姆谈马克思的《大纲》诞生150年及其现实意义


孙寿涛 闫月梅 译

2008年劳特利奇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马塞罗·默斯托博士主编的纪念马克思的《大纲》创作150年的论文集《卡尔·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

(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由国际上三十多位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撰稿。著名历史学家、“漫长的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的作者、伦敦大学伯拜克学院院长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荣誉教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本书撰写了前言。2008年9月15日,Z Communications网站发表了本书编者默斯托与霍布斯鲍姆关于“马克思及《大纲》的当代意义”的一个对话。“前言”和“对话”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阐述了《大纲》出版与在世界上接受的漫长历程以及马克思及其《大纲》的当代意义,认为《大纲》体现了远比《资本论》丰富的思想,比如它是唯一一部超越了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未来共产主义所做的提示的文本,同时指出马克思仍然是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的最佳指南。现将“前言”和“对话”内容介绍如下。

一、前言
《大纲》(Grundrisse)出版的漫长历程
从多方面看,在卡尔·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大纲》的地位及其命运都是独特的。首先,《大纲》作为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实际的原因而在马克思去世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完全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知,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们实际上几乎是完全得不到的,直到这些手稿写成后近一个世纪,它们才被冠以《大纲》这样的名字编辑出版。无论对其意义有何争议,1857—1858年手稿显然是为《资本论》所做的理论努力的一部分,特别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这一点将《大纲》与其他写作年代更早一些而同样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并添加到马克思全集中的著作,即1932年出版的《早期著作》(Frühschriften),区别开来。围绕这些写于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作品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中所占的确切位置,发生了许多或对或错的争论,但对于1857—1858年手稿的成熟地位,则不会有多大争议。
其次,有点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在可以确切认为最不利于对马克思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任何原创性发展的条件下,即在正处于斯大林时代高峰期的苏联和民主德国,《大纲》得以全部出版。要知道,即使是后来,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样的事情仍需要得到政府当局的许可。这一点,从事他们的著作的外文版工作的编者有理由可以证明,至今仍不清楚,当时是如何克服这些出版障碍的,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清洗和对该学院创建者及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的清除乃至谋杀,或者从1925年到1939年间负责手稿工作的帕维尔·韦勒(Pavel Veller)是如何度过1936—1938年的恐怖而完成工作的。有一点可能是有利的,即当局并不确切知道怎么处理这份庞大的棘手的文稿。但是,他们显然对于这份文稿的准确地位有所怀疑,因为毕竟斯大林认为三卷《资本论》反映了马克思的成熟立场和观点,而这些带有草稿性质的手稿并不像《资本论》那么重要。事实上,《大纲》的俄文译本直到1968—1969年才全部出版,而且,无论是1939—1941年的德文原版(出版于莫斯科)还是1953年的重印本(柏林),都不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组成部分(而仅仅是“以MEGA的编排方式”),或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的组成部分而出版的。然而,与最初载于MEGA(1932年版)、后来由官方出版的马克思全集中未予刊载的1844年的《早期著作》不同,它们实际上出版于斯大林时代的高峰期。
第三个特点是关于1857—1858年手稿的地位的长期不确定性,这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关于这些手稿的名称不断变化,一直到交付打印前不久才确定下《大纲》这一名称。实际上,它们与由马克思出版和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的三卷《资本论》、由考茨基从1861—1863年手稿中编辑的所谓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仍是有争议的。曾通读过这些手稿的考茨基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他除了在其杂志《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出版了这些手稿中的两篇摘录外,再没做什么工作。这两篇摘录分别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的简短的《巴师夏和凯里》(1904)以及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1903),《导言》从未完成,因而也未在185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发表。它后来成为那些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拓展到流行的正统观点特别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之上的人的早期依据。迄今为止,《导言》可能是《大纲》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部分,虽然本书援引的一些评论者质疑它是否属于《大纲》的组成部分。当时,手稿的其他部分仍未出版,实际上也一直不为评论者们所知,直到梁赞诺夫及其在莫斯科的合作者于1923年获得了这些手稿的照相拷贝,将它们按顺序整理并计划在MEGA中将它们出版。猜想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即如果它们按最初计划的那样在1931年出版,将会造成什么影响。它们实际的出版日期——1939年末和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一个星期——意味着它们几乎仍然完全不为西方所知,直到1953年东柏林的重印本发行。虽然鲜有几本到达美国,但从1948年以来,这部作品就得到伟大的先驱式的《大纲》阐释者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分析,当时他经由奥斯威辛和其他各种集中营刚刚到达美国。很难相信,这部大部头的德文原版著作“被寄到前线作为反对德国士兵的宣传鼓动材料,后来又被寄到战俘营作为战俘的学习材料”,从而达到了其理论或实际目的。
1939—1941年版的全文重印本成为国际上接受《大纲》的第一个版本,它于1953年在东德重印,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出版提前了几年,但有意割断了与这些著作的联系。除了一处例外,这部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这里例外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一节,它于1939年用俄文首次单独出版(正如稍微早些时候出版的《货币章》的情况)。它于1947—1948年被译成日文,1952年用德文再版,而后又被译成匈牙利文(1953)和意大利文(1954),当然也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得到了讨论。带有一篇解释性导言的英译本不久就以西班牙文在阿根廷(1966)和佛朗哥的西班牙(1966)出版。可能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社会人类学者对它的特殊兴趣,以及它与争议颇大的对第三世界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特定相关性,这一文本在人们可以得到全文《大纲》之前得到了广泛的发行。这一文本为西方因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集权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这样的著作极具争议地重新恢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提供了线索。
关于《大纲》的接受史
1857—1858年手稿的接受史实际上开始于1956年危机之后,当时,在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各国共产党之内与之外,大家主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正统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无论是1844年手稿,还是1857—1858年手稿,既然它们不属于“经典著作”的正式全集,但无疑又是马克思所写的,那么,正如本书第三部分有几章所表明的那样,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为合法突破共产党内一贯封闭的立场奠定了基础。几乎同一时间,国际上对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作品的发现——这些著作在苏联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是1957—1959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相信《大纲》具有异端倾向,表现为此时出现了非官方的自由作家的译本,如法国人文科学出版社(the French Editions Anthropos)出版的改良主义者的译本(1967—1968)和《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支持的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的译本。在共产党之外,《大纲》起到了证明一种虽非共产主义的但无疑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造反时代,这一点才开始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的重大意义就已经被接近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学问精深的德国人如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和年轻的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认可,只是这种认可并不具有政治行动主义的背景。在快速扩张的大学中,学生日益激进,这也为像这样极端难懂的文本提供了以往未曾料到的更大规模的读者。要不是因为这一点,像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这样的商业性出版公司肯定不会愿意出版《大纲》,即使是作为“塘鹅马克思文库”(“Pelican Marx Library”)的一部分。同时,这一文本在苏联也或多或少有些勉强地被接受为马克思著作全集的内在组成部分,在1968—1969年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尽管是以一种小于《资本论》的开本的形式。随后不久,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版了。
因此,将有关《大纲》的争论与其政治背景分开是不容易的,而且是政治背景激发了这些争论。在争论最激烈的20世纪70年代,它们也遭受了代际或文化障碍,即大多数(主要是中东欧的)极富献身精神且学识渊博的先驱派马克思文本学者如梁赞诺夫和罗斯多尔斯基等陆续辞世。一些严肃的努力实际上是由较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知识分子做出的。他们尝试着对1857—1858年手稿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更具体地说,在成为《资本论》躯干的总体计划中所占的位置进行了较早的分析。然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战则是由像法国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这样的、对马克思的文献坦率说并不十分了解的理论家发起的。这些论战被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所接受,这些年轻人可能当时还十分缺乏对这些文本的了解,或者说也缺乏能力判断过去有关它们的争论,但愿是由于语言的原因。一点也不奇怪,像本书中有关意大利那一章所说的那样,“《大纲》……的接受颇具独特性”,这不只适用于一个国家。
总的看法
眼下的这本论文集出版于目前这样一个时代,此时,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运动在全球舞台上仅仅是不太重要的角色。然而,此时世界呈现出的状况也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做的分析独具慧眼。也许这是一个恰当的返回对《大纲》研究的时机,这时候的研究将不那么受从尼基塔·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垮台这一时期左翼政治短时考虑的妨害。从任何方面说,《大纲》都是一部非常难懂的文献,但也是一部非常值得读的文献。这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有关那部连《资本论》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的专著的唯一全方位指南,还提供了对于成熟马克思的方法论的独特介绍。它包含了能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适用于远远大于19世纪的范围的分析和洞见,它们可以用来分析制造不再倚重人工的社会的时代,自动化的时代,闲暇的潜力,以及异化在这些情景中的变化。比如说他对科技的看法,就有这样的力量。它是唯一一部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未来共产主义所做的提示的文本。总之,《大纲》的确体现了最为丰富的马克思思想。
本论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八章组成,即由阅读《大纲》而产生的对其主要主题(方法、价值、异化、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矛盾、社会主义,以及《大纲》和《资本论》的对比)的阐释。第二部分重现了《大纲》作者在1857年至1858年的思想传记。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则对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生动的说明。
总之,在展现《大纲》一些丰富宝藏方面,在国际背景下确定其原创的思想财富方面,本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二、对话
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大纲》创作150年
——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对话
马塞罗·默斯托(以下简称“默”):霍布斯鲍姆教授,1989年,卡尔·马克思曾被匆匆遗忘,20年后,他又回到了聚光灯下。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不仅通过新出版的著作而获得了知识界的关注,而且他也成为更广泛领域关注的焦点。实际上,2003年法国《新观察家》杂志(Nouvel Observateur)出版了一期卡尔·马克思专刊——《卡尔·马克思——第三个千年的思想家?》(Karl Marx—le penseur du troisième millénaire?)。一年后在德国,一次由电视公司德国电视二台(ZDF)发起的有关谁是所有时代最有影响的德国人的民意调查中,超过50万的受访者投票给马克思;他位居综合类第三,“当前影响”类第一。而后,2005年,《镜报》(Der Spiegel)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并冠以“一个幽灵又回来了”(Ein Gespenst kehrt zurück)的标题,同时,英国广播公司(BBC)第四套节目“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栏目的听众投票公认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最近一次与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公开对话中,您曾说过,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资本家而不是其他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您提到,当企业家和自由主义政治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对您说“我刚才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他说的话里有极多东西”时,您很震惊。这次复兴虽然微弱并相当含糊,但其原因是什么?是否可能因为他的著作是被作为永远也不应当忘记的现代思想的伟大经典而进入了大学课程中,所以仅仅是一些专家和知识分子对其作品感兴趣?或者从政治方面可能一种新的“对马克思的需求”也即将来临?
霍布斯鲍姆(以下简称霍):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根据自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预言了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的本质。聪明的资本家,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化金融部门工作的资本家,对马克思印象很深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必定更了解他们在其中运作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质。面对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北大西洋国家社会—民主方案的垮台,许多国家政府向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那些宣称受马克思和列宁激发而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坍塌,左翼意气消沉。像女权主义这样的所谓“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要么与反资本主义没有合乎逻辑的关联(虽然其成员作为个人也许与之相关),要么已经不再相信人类对自然能够不断加强控制,而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都相信的。同时,“无产阶级”由于分化和减少了,已经不再被相信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而且,自1968年以来,最著名的激进运动都倾向于直接行动,而这样的行动并不必然是基于很多阅读和理论分析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和经典的思想家,虽然从政治角度来说,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一度拥有强大的共产党的国家,曾经出现过一次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过激的思想攻击,并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致顶峰。但有迹象表明,这种攻击现在已经销声匿迹。
默: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机敏而又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他比其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感知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他认识到,全球化国际经济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他预言这一过程不仅将促成自由派理论家和政客所吹嘘的增长和繁荣,同时也将导致暴力冲突、经济危机和广泛的社会不公。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经历了开始于1997年夏的东亚经济危机,1999—2002年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尤为重要的是开始于2006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这次危机已经成为“二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因此,是否可以说重新对马克思感兴趣也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马克思对于解释当今世界的深刻矛盾的持久能力?
霍:将来的左翼政治是否会像过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那样,再次受到马克思分析的激励,将有赖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但是,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也适用于作为一个连贯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事业的左翼。你说得对,既然对马克思兴趣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我看来主要是——基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那么,前景要比20世纪90年代更为乐观。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美国很可能会变成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将使不受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神话的失败更加戏剧化,甚至会迫使美国政府考虑采取20世纪30年代以来业已忘记的公共行为。政治压力已经在削弱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对不受控制的、不受限制的和不受管制的全球化的承诺。在一些场合(例如中国),由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整体转轨导致的巨大不公平和不公正,已经引发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甚至引发了政府高层的质疑。
很显然,“回到马克思”(return to Marx)必定是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位置的分析——首先包括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的不稳定性的分析,也就是资本主义是在一系列自身引发的伴随着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发展的。1989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家曾声称自由资本主义会永世长存,历史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不这么认为,他们从不相信任何关于人的关系的制度可能是最终的和决定性的。
默:国际左翼向自己提出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的问题,您不认为如果国际左翼的政治和知识力量放弃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就会失去一个审视和变革当今现实的基本指南吗?
霍: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放弃马克思的思想,只要他不是基于希望或意愿,而是基于对历史发展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发展的认真分析,而相信资本主义必定为另一种社会形式所取代。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将被一个社会性的管理或计划的制度所取代的实际预言看起来仍然合理,尽管他显然低估了会在任何后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市场因素。既然他有意避免对未来的猜想,就不能让他来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下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定方式负责。关于社会主义目标,马克思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一个没有剥削和异化的社会的思想家,在其中人类能充分实现其潜能,但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力地表达了这种渴望,他的话至今仍保留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然而,大家必须理解,马克思的著述不应当被当成政治纲领,不管是否权威,也不应当被当成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描述,而应当被当成怎样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的分析指南。否则马克思就不会作为一种政治灵感回归左翼。我们也不能且也不应该忘记,他没有能够完整地连贯地表述他的观点,虽然恩格斯和其他人尝试着从马克思的手稿中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正如《大纲》所表明的,即使是完整的一部《资本论》,也只不过是马克思自己的、也许过分庞大的最初构想的一部分而已。
另一方面,除非激进活动家中风行的一种倾向——把反资本主义变成反全球化的倾向——停止,否则马克思不会回归左翼。全球化存在着,如果人类社会不崩溃,它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上,马克思把全球化看成一种事实,而且,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原则上是欢迎它的。他所批评的,也就是我们所必须批评的,是资本主义导致的那种全球化。
默:《大纲》是马克思著述中引起新读者和评论者最大兴趣的作品之一。它写于1857—1858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草稿,因此也是写作《资本论》之前的最初的准备工作;它包括了很多马克思在他没有完成的毕生之作的其他地方未加以展开的话题。在您看来,为什么虽然这些手稿只是马克思为了总结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纲要而写的,但却持续地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引发了更多的争论呢?为什么它们能这样持久地引发人们的兴趣呢?
霍:在我看来,《大纲》对国际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有两个,它们是互相联系的: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些手稿实际上并没有出版,正如你说的,它们包含了大量马克思在别的著作中未加以展开的问题的反思。它们不是苏联社会主义世界中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教条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全集的一部分,但苏联社会主义无法简单地取消它们。那些想要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者拓宽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围的人,如果不想把他们的出发点建立在可能会被指责为异端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上,就可以利用这些草稿。因此,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远早于柏林墙的倒塌)的版本继续在引发争论,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些手稿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在《资本论》中没有得到考察,比如说那些在我为您主编的书所写的前言中提到的问题。
默:作为结束,我提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阅读马克思还是很重要?
霍:阅读马克思很重要,因为如果离开这个人的著作对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生活于其中的当今世界。最后一点,应该读他的原因在于,正如他本人所写的,只有理解了这个世界才能有效地改变它——马克思仍然是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的最佳指南。■


[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闫月梅: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部]

(责任编辑张钟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