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在世界上的传播和被接受

—、1858—1953 :百年孤独
马克思在1858年5月为了争取时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放弃了《大 纲》，他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使用了《大纲》的部分内容，然后 几乎再也没有动过它。实际上，虽然引用他自己以前的研究是他的习惯.甚至是 整段整段地引用，但《资本论》的准备手稿中.除了 1861 —1863年手稿是个例 外，没有任何一部手稿提到《大纲》。当他全神贯注解决更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其 他草稿中提出的问题时，他没有打算再利用这些草稿，其中包括《大纲》。

这件事不太确定，但是可能甚至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没有读过《大 纲》。众所周知，马克思去世前只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 未完成的手稿经恩格斯编辑并整理后出版。在从事这项活动的过程中，恩格斯肯 定仔细检查了包含《资本论》的准备草稿的许多笔记本，也许可以这么假定， 当他对那些堆积如山的稿子进行整理分类时，他快速翻阅了《大纲》并且断定 这是他的朋友的一个不成熟的文本–––甚至早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 因此不可能派上用场。此外,恩格斯在他为由自己监督出版的两卷 《资本论》所写的序言里以及他自己的大量书信里都从未提及《大纲》。

在恩格斯去世之后，马克思的大部分原始文献存放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 党(SPD)的档案里，在那里它们遭到极度忽略。党内的政治冲突也妨碍了马克 思留下的许多重要材料的出版；的确，这些冲突导致手稿的散落，并且很长时 间以来使得他的著作的全集不可能出版。也没有人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清单负 责，因此《大纲》被埋没在他的其他文件堆里。

在这个时期，《大纲》中唯一面世的部分是卡尔•考茨基于1903年在《新 时代》上发表的《导言》，连同一个标明1857年8月23日“片段草稿”的简短评注。考茨基认为它是马克思巨著的导言，因此给它加了标题《〈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并且坚持认为，“尽管它带有片段性质”,但它“提出了大量新观 点”。[1] 这个文本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最早的外文译本是法文译本 （1903年）和英文译本（1904年），并且在考茨基于1907年将它作为《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一个附录出版之后不久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译本随之而 来–––包括俄文译本（1922年）、日文译本（1926年）、希腊文译本（1927年） 以及中文译本（1930年)––– ¬直到它成为在马克思所有理论产品中被评论最多 的著作之—.

当命运对《导言》微笑时，《大纲》很长一段时间却仍然不为人所知。 很难相信考茨基没跟《导言》一起发现整个手稿.但是他从未提到它。并 且稍晚后.当他决定在1905-1910年间出版马克思的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 著作时，他将注意力放在1861- 1863年的材料上，他给它们添加的标题为 “剩余价值理论”。 1923年《大纲》被发现.这要归功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以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工作的组织者达维德•梁赞诺夫 （David Ryazanov）。在仔细检查了保存在柏林的遗著之后，他在一份给莫斯科社一 会主义学院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的报告中揭示了《大纲》的存在：

我在马克思的稿件中发现了有关经济学研究的另外8个笔记本。 ……手 稿可能写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并且包含着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 的第一个草稿，当时他还没有确定标题；手稿［还］包含着他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第一个文本。[2][3]

“在其中一个笔记本里，”梁赞诺夫继续写道，“考茨基发现了《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导言》”—并且他认为《资本论》–––的这个准备手稿“对于我们 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及其独特的创作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凡的重要性”。[4]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仍 然保管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达成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 版的协议，《大纲》以及其他许多未发表的著作被照相复制，并开始由莫斯科的 专家进行研究。1925年至1927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帕维尔•韦勒 （Pavel Veller）将《资本论》的全部准备材料加以编,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纲》。到1931年它已经被完全辨认并打印出来，1933年，有一部分作为《货币 章》用俄文发表，两年后用德文发表。最后，在1936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后继机构)获得《大纲》的8个笔记本中的 其中6个, 这使得解决剩下的编辑问题成为可能。

1939年，马克思的最后一部重要手稿–––出自他生命中最多产时期之一的 一部庞大著作–––在莫斯科出版了，韦勒给它添加的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1857— 1858年草稿）两年以后又加了一个附录，包括马克思于1850—1851年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所作的评论，他对巴师夏和凯里 的评述，他自己为《大纲》编写的目录以及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 稿(Urtext).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为1939年的版本作的序凸显了它的独特 价值：“本卷书中首次全文发表的1857—1858年的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 著作中的一决定性阶段。”(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 1939： VII).

尽管编辑原则和出版形式相似，但《大纲》还是没有被收入《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卷次中，而是单独出版。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 意味着这部著作实际上仍然不为人所知：3000多册的印数很快就变得非常稀少 了，只有几本设法穿越了苏联边境。《大纲》没有被收入1928—1947年的《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它的第一个德文重印本宜到1953年才问世。像 《大纲》这样的著作在斯大林时期出版毕竟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就当时苏联式 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一不容置疑的准则而言，它毫无疑问属于界端邪说，但 我们也应当记住它是当时没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 作-它最终在东柏林出版了 30 000册，还是作为卡尔•马克思年庆祝活动的一 部分而推出的.这一年是作者逝世70周年、诞辰135周年。写于1857—1858年的《大纲》，在经历了百年孤独之后终于从1953年起 得以被全世界读者所阅读。

二、全世界50万册的发行量
尽管《资本论》之前的这部新的主要手稿引起了反响.尽管人们认为它 具有理论价值.但其他语种的版本仍然是很晚才出现。继《导言》之后，另一篇首先引起人们兴趣的摘录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 的各种形式》。1939年，它被翻译成俄文，接着，1947—1948年，它被从俄文 翻译成日文。随后，这篇摘要的德文单行本和英文译本帮助确保了广泛的读者 群：前者作为“小型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的一部分于1952年出版，它是匈牙 利文本和意大利文本的基础（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出版）；而后者出版于 1964年.它帮助了这篇摘要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并通过阿根廷的译本（1966 年）和西班牙的译本（1967年）进入西班牙语世界。这个英文版的编者艾瑞 克•霍布斯鲍姆加了一篇前言来强调其重要性：他写道，《前资本主义经济形 态》是马克思“解决历史发展问题的最系统的尝试”，并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任何一种未将［它］考虑进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讨论……都必须基于它予以 重新考虑” 。[5]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真正开始关心这个文本，它在其他许多国 家予以出版.并且到处引起了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讨论。

《大纲》全译本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它的传播是一个虽然缓慢但却 势不可当的过程，它最终使得一种更为彻底的、在某些方面更为不同的对于马 克思的全部著作的评价成为可能。《大纲》最好的诠释者是用原文来应对它的， 但是对它的更广泛的研究–––在不能阅读德文的学者当中，以及最重要的是， 在政治斗士和大学生当中–––仅仅发生在它被用各国语言出版之后。

最早的全译本出现在东方：即日本（1958—1965年）和中国（1962—1978 年）。俄文本只是在1968—1969年才出版，并且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即扩充版（1955—1966年）的补卷。它先前被排除在这套全集之外是一 件比较严重的事情.因为这导致了 1956—1968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 版中同样的缺失，因为这个版本重复了苏联版本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这个应用最广泛的版本和被翻译成最多的其他 语言的来源–––因此缺失了《大纲》，直到它最终在1983年作为补卷出版。

20世纪60年代末期，《大纲》也开始在西欧流传。第一个译本是在法国 出版的（1967—1968年），但是质量较差，不得不在1980年被一个更可靠的 版本所替代。1968—1970年间意大利文译本出版，就像在法国，这种意义重 大的原创性出版来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一家出版社。

20世纪70年代，这部著作以西班牙文出版。1970—1971年在古巴出版 的译本由于是从法文译本翻译过来的，因此几乎没有价值，并且它的发行仅 限于该国，如果这个译本不计算在内，那么，第一个准确的西班牙文译本是 1971—1976年间在阿根廷完成的。随后由西班牙、阿根廷和墨西哥联合出版 了另外三个译本，这使得西班牙语成为《大纲》译本最多的语种。

《大纲》英文译本晚于1971年出版的节译本，节译本的编者戴维•麦克 莱伦激起了读者对这部著作的期待：“《大纲》远非仅仅是《资本论》的一个 草稿”[6]；实际上比起其他任何著作.它更是“综合了马克思思想的各种线 索。……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的著作没有一部是完整的，但是它们中最 完整的就是《大纲》”[7]。完整译本最终于1973年出版，比德文重印本晚了整 整20年。它的译者马丁 •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在前言中写道：“《大 纲》除了具有巨大的传记和历史价值外，还包含许多新材料.并且是对马克 思全部政治经济学计划的仅有的概述。……《大纲》对仍在构想的对马克思 的一切严肃的解释提出挑战和考验。”[8]

20世纪70年代对于东欧的译本来说也是很关键的十年。由于苏联开了绿 灯，在其“卫星”国家：匈牙利（1972年），捷克斯洛伐克（捷克1971—1977年，斯洛伐克1974—1975年）和罗马尼亚（1972—1974年），以及南斯 拉夫（1979年），《大纲》的出版不再有任何障碍。同一时期，两个形成对比 的丹麦文译本几乎同时发售：一个是由与共产党有关的出版社出版的 （1974—1978年），另一个是由与新左翼关系密切的出版社出版的（1975—1977 年）。

20世纪80年代，《大纲》在伊朗也被翻译出来（1985—1987年），这是马 克思所有著作中第一个严谨的波斯文译本，这期间，《大纲》也在其他许多欧 洲国家被翻译出来。斯洛文尼亚文译本于1985年出版，波兰文译本和芬兰文 译本于1986年出版（后者是在苏联支持下出版的）。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所谓“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终结”，这实际上是对马 克思的思想的一种露骨的否定，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出现停滞。然而，即使在 那些年里，当围绕着《大纲》的作者的沉默仅仅被一些绝对肯定它已被人们 遗忘的人所打破时，《大纲》仍然持续被译成其他语种。希腊版（1989—1992 年）、土耳其版（1999—2003年）、韩国版（2000年）和巴西版（2008年）使 它成为近20年里新译本数量最多的马克思的著作。 总而言之，《大纲》完整本被翻译成22种语言 [9]，共计32个不同的 译本。不包括节译本在内，它已经被刊印了 50多万册 [10]–––这个数字就 连撰写它的那个人都会大为吃惊，而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匆忙总结他当时 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

三、读者和评论者
《大纲》的接受和传播史起步很晚。关于这一点的决定性原因除了它被重 新发现的迂回曲折以外.无疑就是这一不完整的、粗略地草拟的手稿本身的 复杂性了，所以很难用其他语言来解释和翻译。关于这一点.权威学者罗 曼•罗斯多尔斯基写道：

1948年,当我非常有幸看手看到当时非常罕见的其中一本《大纲》时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这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是， 它不同寻常的形式和某种程度上有些晦涩的表达方式使它远远不适合于广 泛的读者群。[11]

这些思考促使罗斯多尔斯基尝试对《大纲》进行明确阐述和重要考察： 结果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这部著作在1968年以德文出版，它是第一部、目前也仍然是关于《大纲》的 最重要的专著。这部专著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它促进了马克思的著作的出 版和传播，对于《大纲》后来的所有译者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8年对于《大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除了罗斯多尔斯基的书外. 第一篇关于《大纲》的英文文章即马丁 •尼古劳斯的《未知的马克思》(The Unknown Marx)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3〜4月号上， 这篇文章的功劳在于它使得《大纲》更加广为人知并且强调了全译本的必要 性。与此同时，在德国和意大利.《大纲》赢得了学生抗议运动中一些主要人 物的支持.他们在从头到尾阅读《大纲》时被其激进和极易引起争论的内容 所鼓舞。特别是对于那些以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的阐释为己任的新 左翼中的那些人来说，《大纲》的魅力无法抗拒。

另一方面.在东方.时代也在改变。在《大纲》几乎被完全忽视或者未 给予适当关注的最初那个时期之后，维塔利•维戈茨基(Vitali Vygodski) 的 介绍性研究–––《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论《资本论〉的创 作》〈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 How Marx Wrote ‘Capital’) 1965 年 在苏联、1967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他认 为《大纲》是一部“天才著作”，它“把我们带入了马克思的’创作实验室’， 使我们有可能一步一步地考察马克思制定经济理论的过程”，因此有必要给 《大纲》以应有的重视。[12]

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大纲》就成为对许多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的重要著作。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学者外，特别关心《大纲》的学者还包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瓦尔特•图赫舍雷尔(Walter Tuchscheerer)、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的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成 员、法国的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日本的平田清明(Kiyoaki Hirata)、南斯拉夫的加约•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č),意大利的安东尼奥• 内格里、波兰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和澳大利亚的艾伦•奥克利(Al¬len Oakley).总的来说，它成为马克思的任何严肃的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的 一部著作。尽管存在各种细微差别.但《大纲》的评论者可分为两派，一派 认为《大纲》是一部概念体系完整的独立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大纲》仅 仅是为《资本论》铺路的一部早期手稿。对于《大纲》的讨论的意识形态背 景–––争论的核心是那些有着巨大政治影响的对马克思的解释的正统性或者 非正统性–––有利于那些不恰当的、今天看起来甚至有些可笑的解降的形成。 因为关丁《大纲》的一些最热心的评论者甚至认为它在理论上超越了《资本 论》,虽然为着手创作后者又进行了十年的深入研究.同样，在《大纲》的主 要低毁者中间.有一些人宣称，尽管《大纲》中包含着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与 黑格尔的关系的重要章节，尽管它包含着有关异化的重要段落，它仍然没有 为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增添任何内容。

不仅存在对《大纲》的相反的解释，还存在不解释它的情形–––最突出 和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路易•阿尔都塞。甚至在他试图使马克思假想的沉默 发出声音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资本论》以便“看到《资本论》中可能 仍然以看不到的东西的形式存在的东西”[13] 时,他公然忽视《大纲》几百页之 多的篇幅，并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成(后来招致激烈的争论)早期著作和成 熟期著作，而没有注意到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和意义.[14]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大纲》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较大数量 的读者和评论者。两部详尽的评论著作出版了，一部是1974年的日文著作 (Morita, Kiriro and Toshio Yamada 1974), 另一部是 1978 年的德文著作 (Projekt-gruppe Entwicklung des Marxschen Systems 1978).而且其他许多 作者也撰写了关于《大纲》的文章和著作。许多学者认为它是对于有关马克 思思想最广泛讨论的问题之一–––他在思想上借鉴了黑格尔–––特别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他人则为关于机器和自动化的片段中几乎预言性的陈述所着迷, 并且在日本，《大纲》还被解释为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性的一部极为热门的著 作。20世纪80年代，首批详尽的研究著作开始在中国出版，在这些著作中. 《大纲》被认为为《资本论》的起源提供了线索，而在苏联则出版了一部由集 体创作的专门研究《大纲》的论文集。

近年来，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解释(同时也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持久能力使得很多国际学者的兴趣开始复苏(参见Musto 2007)。如果这种复 苏得以持续，如果它伴随着政治领域对于马克思的新需求，《大纲》无疑将再 次证明是他的能够引起重大关注的著作之一。 与此同时，怀着对“马克思理论将会是充满活力来源的知识和在这种知 识指引下的政治实践”的希望，这里所呈现的关于《大纲》在全球的传播和 接受的历史旨在对它的作者给予适度认可，同时也旨在尝试填补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的一页空白。

附录 I:《大纲》 完整本时间表

附录 II: 关于第三部分的内容及结构的几点说明
本书接下来收集的有关《大纲》的研究是在所有那些有《大纲》完整本 的国家进行的。在讲同一种语言的国家（讲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讲 西班牙语的古巴、阿根廷、西班牙和墨西哥；讲英语的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和加拿大；讲葡萄牙语的巴西和葡萄牙），由于《大纲》的传播或多或少平 行发展.所以在编排上照许多普通章节处理。同样地.关于《大纲》在其中 被翻译成一种语言以上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章节则包含了 所涉及的所有语言的传播史。此外，由于这两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有关它 们的章节标题就采用了《大纲》在那里发表时期的名字。

章节的顺序是按《大纲》出版的先后顺序编排的。唯一的例外是《俄国 和苏联》那一章，它被直接放在《德国 奥地利 瑞士》之后，这是因为两 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还因为《大纲》的第一个德文版是在苏联出版的。

每章都包含一个详细的参考书目，按如下方式予以分类强调:

1. 《大纲》完整本；
2. 《大纲》主要节选本；
3. 有关《大纲》的重要文献；
4. 其他一些必要的参考书目。

在第一种分类中.编辑信息有时被加在了各书的译本和传播信息中。如 果它们已经被作者加在正文中了.为简洁起见.参考书目中就不再更复。同 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大纲》全译本或节译本译者名字（“有关《大纲》的重要 文献”和“其他参考书目”中所列书目的译者名字则未加入）和多次提到的 评论文章的标题。

鉴于研究发现关于《大纲》的一些摘要的节译本以及论述它们的著作或 文章都有几百种之多，考虑到篇幅所限，参考书目中只收录了： a)《大纲》 完整本出版之前的节选本和罕见情况下在完整本出版之后特别重要的一些版 本；b)每位作者在正文中提到的重要文献。 所有非英语著作和文章的标题首次出现都用原文（日文、中文、波斯文、 希腊文等），然后加上英文翻译。一般来说，标题的翻译都在正文中给出，但 是如果正在讨论的章节按照哈佛参考体系引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即仅给作 者名字和出版年代），那么它们的译名可在参考书目中找到。最后，对于那些 已经被译成英文的著作和文章，引用时则始终用翻译的标题，即使它不是逐 字逐句翻译过来的。

（本文由帕特里克•卡米莱尔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
（李楠译闫月梅校）

注释
1. Marx, Karl (1903), ‘Einleitung zu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 Neue Zeit, Year 21, vol. 1: 710.
2. 这份报告的俄文版发表于1923年.
3. Ryazanov, David (1925)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atest reports on the literary bequest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k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Year 11; 393-394.
4. Ibid., p.394.
5. Hobsbawm, Eric J. (1964)‘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 10.
6. McLellan, David (1971) Marx’s Grundrisse, London: Macmillan: 2.
7. Ibid., pp. 14-15.
8. Nicolaus, Martin (1973) ‘Foreword’, in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 7.
9. 见附录I中译本时间表〃上面提到的全译本应该再加上瑞典文节泽本和马其顿文 节译本，《导言，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被译成很多语种，从越南语到挪威 语.从阿拉伯语到荷兰语.从希伯来语到保加利亚语。
10. 这里的总数包括对正在讨论的国家进行研究过程中所确定的印数.
11. Rosdolsky, Roman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vol. 19 London: Pluto Press: xi.
12. Vygodski, Vitali (1974)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 Tunbridge Wells: Abacus Press: 44.
13. 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Étienne (1979)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32.
14. 参见吕西安-塞夫《从马克思的视角思考当今世界》(Sève Lucien,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Paris: Dispute. 2004).他在其中回忆道，“除《导言》这样的文本 外[……]阿尔都塞从来不阅读《大纳》.就阅读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言”(第29页)°在 改写阿尔都塞本人借用并使用的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术语“认识论的断 裂”时,塞夫谈到了 “一种人为的参考书目上的断裂，这种断裂导致了关于其起源因此还 有它与马克思成熟思想之间的连续性的抽借误的观点”(第30页).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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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sbawm, Eric J. (1964)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c &. Wishart, pp.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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