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到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令马克思着迷的第一个知识领域：它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才成为德国的一个学科，他只是在研修了其他各门学科以后才开始遇到政治经济学的。 马克思于1818年出生于特里尔（Trier）一个犹太人家庭，1835年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开始研修法律，后来转向哲学（特别是主流黑格尔主义），1841年以一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mocritean and Epicurean Philosophy of Nature）的论文毕业于耶拿大学。他本来想从事学术生涯，但是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登上普鲁士王位后，黑格尔哲学不再受官方恩宠，身为青年黑格尔派（the Yong Hegelians）其中一员的马克思不得不改变他的计划。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投身于新闻业，报道时事问题，并为科隆（Cologne）的一家日报《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工作，不久他就成为该报非常年轻的主编。然而，在他担任这一职位并开始发表他自己的关于经济问题（虽然还仅限于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文章 [1] 不久之后，书报检查制度就打击了该报，并使马克思结束了这一经历，“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2] 因此他继续对国家和法律关系进行研究，在这一领域，黑格尔（Hegel）是主要权威。1843年马克思撰写了在他去世后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3] 为书名出版的这一著作的手稿。由于坚信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他在这部著作中制定了他的最早的关于经济因素对于解释全部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这一思想观点。
马克思只是在1844年移居巴黎后，才开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 [4] 的。他在巴黎创办并合作编辑了《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5] 从这时候开始，他自己的原来主要具有哲学、历史和政治特点的探究，才转向后来可能成为他未来研究的支柱的新的学科。他在巴黎进行了大量阅读，写满了9本笔记和摘录。事实上，他从大学开始就养成了毕生边阅读边做摘要的习惯，期间穿插着这些著作给他的启示。 [ 6]所谓的《巴黎笔记》（Paris Manuscripts）尤其有意思，因为它们是对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的《论政治经济学》（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7]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以及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冗长摘录, [8] 马克思从前两部著作中获得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而后两部著作则使他得以对价值和价格的概念进行评价，并得以对支配人的冷冰冰的东西——货币——展开批判。
在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马克思还写了另外3本笔记，这些笔记在他去世后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s-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为题发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尤其将注意力放在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ur）[entäusserte Arbeit]）概念上。与主要的经济学家和乔·威·弗·黑格尔（G. W. F. Hegel）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得工人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9] 同工人相对立。这种现象不是自然的，因此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结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所特有的。
马克思的一些拜访者见证了这个时期他所做的紧张工作。激进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Heinrich Bürgers）在1844年末谈到马克思时写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始了深刻的研究，并且有了写作一部会重新创建经济科学的批判著作的计划。” [10] 在1844年夏季第一次遇见马克思并与他建立了终生友谊和理论—政治团结的恩格斯，也受立即进行社会革命的希望所驱使，他在他们40年通讯生涯的第一封信中劝马克思尽快出版他的著作：“现在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公诸于世。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 [11] 马克思感觉他的知识还不够，这种感觉妨碍了他完成并出版他的手稿。但是他同恩格斯一道 [12] 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The Holy Family, 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Bruno Bauer and Company），这是反对左派黑格派运动（the Left Hegelian movement）中的鲍威尔（Bauer）和其他人物的一部措辞严厉的论战性著作，马克思本人于1842年脱离了左派黑格尔运动，理由是它靠孤立的思辨来运作，并且只进行毫无结果的思想论战。
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在1845年初再次写信劝他的朋友完成准备中的著作：
“你还是先把你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写完，即使你自己觉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必须趁热打铁。 ……而现在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 [13] 但是这些请求并没起多大作用。马克思仍然觉得在力图赋予他所写的手稿一个完成形式之前需要继续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他坚信，他不久就可以出版他的著作，1845年2月1日，在他因与每周出两期的德文工人报纸《前进报》（Vorwärts！ ）的合作而被命令离开法国后，他同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出版商卡尔·威廉·列斯凯（Karl Wilhelm Leske）签定了出版题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的两卷集著作的合同。 [14]
二、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
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Brussels），他被允许居住在这里的条件是“不在比利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 [15] 他与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以及1844年出生于巴黎的第一个女儿燕妮（Jenny）在这里一直住到1848年3月。在这三年中，特别是在1845年，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果。1845年3月，他着手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著作，这项工作他未曾完成。 [16] 而且在2—7月间，他完成了6本摘录笔记，即所谓的[《布鲁塞尔笔记》（Brussels Notebooks）]，这些笔记主要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的，尤其关注西蒙德·德·西斯蒙第（Sismonde de Sismondi）的《政治经济学概论》（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亨利希·施托尔希（Henri Storch）的《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和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从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中抄写许多页的内容时，还钻研了与机器和大工业相关的问题。 [17] 他还计划同恩格斯一道将《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 [18] 翻译成德文。但是由于缺乏时间和无法保证出版资金，他们两个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转而专注于各自的工作。
7—8月份，马克思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仔细研究了大量英国经济学文献，这对于计划中的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他编写了另外9本摘录笔记，即[《曼彻斯特笔记》（Manchester Notebooks ）]，同样，这些笔记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关于经济学史的著作的摘录，例如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A History of Price, and of the State of Circulation）、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的《政治经济学文献》（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Probl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 马克思对社会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他从大量英文版的社会主义文献的著作特别是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的《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以及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论人性的形成》（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和《新道德世界书》（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中作了一些摘录。 [20] 恩格斯在他的实际上出版于1845年6月的第一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断。
在比利时的首都，马克思除了进行经济学研究外，还致力于另一项计划，当时日渐成熟的政治环境使这一计划很必要。1845年11月，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与恩格斯、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和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一道创作一部著作，“对以费尔巴哈（Feuerbach）、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施蒂纳（Stirner）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21] 这项计划的结果在马克思去世后以[《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ology）]为题发表，它有两个目的：对德国最近的新黑格尔主义形式进行抨击（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The Ego and His Own ]于1844年10月出版），以及正如他在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所说的：“为了使读者对于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 [22] 马克思一直创作到1846年6月的这部手稿并没有完成，但它帮助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虽然还不是以明确的形式）阐述了恩格斯在40年后清楚地解释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东西。 [23]
为了追踪1846年马克思的《经济学》（the “Economy”）的进程，有必要再来看看他给列斯凯的信。马克思在8月份告诉这个出版商说，他的著作的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但是，“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他是不会“把它拿出去付印的。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答应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一著作：“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 [24] 但是这些说法并不符合他的工作的实际情况，因为他的手稿中没有哪一部可以说是“快要完成的”；当出版商在1847年初连一卷都没收到时，就决定取消出版合同。
这些经常性的推迟不应归因于马克思缺乏任何热情。在那些年里，他从不放弃政治活动，1846年春，他促成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the 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的工作，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在欧洲各个工人联盟中建立联系。但是理论工作始终是他的重点，这一点可以从经常访问他的那些人的言词中得到证明。例如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Georg Weerth）在1846年11月写道：
“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共产党的领袖。但是，许多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果知道这个人实际上做了多少工作，他们会感到很吃惊的。马克思不分昼夜地工作，为的是清除美国、法国和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工人头脑中那些令他们感到混乱的奇怪制度…… 他发疯似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史。许多年来这个人每晚睡眠不足4个小时。” [25]
马克思自己的研究笔记和出版的著作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勤奋。1846年秋季至1847年9月，他作了三大本摘录笔记，主要是从当时德国主要经济学家之一的古斯塔夫·冯·居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the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中摘录的有关经济史的内容。 [26] 1846年12月，马克思在读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这一著作并发现它“很坏” [27] 时，决定对这一著作展开批判。他直接用法文写，以便他的不懂德文的对手能够理解他的批判著作；手稿于1847年4月完成，于7月以《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为题出版。这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得以出版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它制定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论这一理解社会现实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的适当方法论步骤的思想。 因此，没能完成计划中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够勤奋，而是由于他承担的这项任务的难度。马克思批判考察的主题太大，以他特有的认真态度和批判性的良心，这一主题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9世纪40年代末，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三、1848年和革命的爆发
1847年下半年，随着社会骚动的加强，马克思的政治参与更加花费时间。6月，拥有国际支部的德国工人和手工艺人的一个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the Communist League）在伦敦成立；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German Worker’s Association）；11月，马克思成为由革命派和比较温和的民主派人士组成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the Brussels Democratic Association）的副主席。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项起草政治纲领的工作，不久之后，即1848年2月，这一政治纲领以《共产党宣言》（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为题被送交出版。它的开篇语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注定成为闻名世界的语句。它的主要论点之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样也举世闻名。 [28]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可以说非常及时。随即，一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强度上都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就使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陷入危机。执政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反对措施来镇压起义，1848年3月，马克思被从布鲁塞尔驱逐到法国，这里刚刚宣布成立了共和国。他现在自然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搁置一边，并专注于支持革命的政论活动，以帮助制定可能的政治路线。4月，他搬家到莱茵省（the Rhineland），这里是德国当时经济上最发达和政治上最自由的地区，6月，他开始编辑这其间在科隆创办的《新莱茵报。民主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尽管他自己的文章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对政治事件的报道，但在1849年4月，他还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论，因为他认为现在是时候来“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 [29] 有5篇文章是根据他在1847年12月给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讲演而写的，这5篇文章以《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为题发表，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以尽可能使工人明白易懂的方式比以前更广泛地向公众介绍了他关于资本是如何剥削雇佣劳动的观点。
然而，横扫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失败了。专制主义保守派取得胜利的原因如下：经济的复苏；工人阶级的弱点，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有组织的结构；资产阶级（middle classes）不再支持改革，因为他们为防止向过度激进派倾斜而渐渐走向了贵族。所有这些使反动政治势力得以重新掌握政府的控制权。 在激烈的政治活动时期之后，1848年5月，马克思也收到了来自普鲁士的驱逐令，并再次动身前往法国。但是当革命在巴黎失败后，当局命令他搬家到莫尔比昂（Morbihan），即当时布列塔尼（Brittany）的一个荒芜的、疟疾猖獗的地区。面对这一“变相的谋杀”，他决定离开法国而前往英国，他认为在那里“创办德文杂志 [①] 肯定有希望”。 [30] 他将作为一个流亡者和无国籍的人在英国度过他的整个余生，但是欧洲反动派不可能将他限制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当时，伦敦是世界首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 [31] 因此是可以从中考察最新的经济发展并恢复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最有利的地方。
四、在伦敦等待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于1849年夏季到达伦敦，当时31岁。他在这个首都城市的生活远不是平静的。随着1845年劳拉（Laura）的出生、1847年埃德加（Edgar）的出生和他们到达伦敦不久后吉多（Guido）的出生，已经达到六口人的马克思一家不得不长时间生活在伦敦当时最贫穷和最破旧的其中一个地区即索霍（Soho）的贫困当中。除了家庭问题外，马克思还投入到他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而资助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a relief committee for German émigrés）的工作当中，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帮助在伦敦的许多政治流亡者。
尽管身处逆境，马克思还是设法达到创办一家新的出版物的目的。1850年3月，他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 ），这是一个月刊，马克思计划将其作为“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阵地。他认为，“目前这个表面上平静的时期，正应当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党派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党派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32]
马克思错误地相信，目前的情况会证明是一个处于不久之前结束的革命和另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之间的短暂的间歇期。1849年12月他写信给他的朋友魏德迈说：“我几乎不怀疑，在月刊[《新莱茵报》——本文作者注]出版三期或许两期以后，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而初步完成《经济学》著作的机会也将失去。”“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无疑即将到来， [33] 而且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场革命运动即将出现——尽管只是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后才出现，因为工商业的繁荣削弱了无产阶级大众的决心。后来在以连载形式发表在《新莱茵报》的系列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 ）中，他断言，“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34] 即使当经济开始普遍繁荣时，马克思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新莱茵报》第一期（1—2月）他写道，好转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东印度的市场“差不多已经饱和”，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饱和。因此：
“随着关于市场饱和的最初消息一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领域里引起‘恐慌’，这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必然同大陆的重大冲突一起爆发，其后果将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都是一个信号，表明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以及再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和金融资产阶级，而这次危机将标志着英国现代革命的开端。” [35]
在1850年3—4月《新莱茵报》的下一期中，马克思认为，积极的经济态势只不过是临时的改善，而生产过剩和狂热的铁路投机正显露出危机的苗头，这场即将爆发的危机，就其影响来说，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会严重得多。商业危机将同……农业危机一起爆发…… 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会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36]
当时，马克思根据欧洲和北美市场而对工人运动事业的推测是非常乐观的。他认为，“美国卷入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倒退运动以后，可以预料，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危机将发展得比以前更快”。因此，他的结论充满热情：“商业危机和革命同时爆发……越来越不可避免。Que les destins s’accomplissent![愿注定的事情发生吧！]” [37] 1850年夏天，马克思加深了他在1848年前开始的经济学分析，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10月）那期——即由于资金缺乏和普鲁士警察的镇压而迫使其被迫停刊前的最后一期——马克思得出了重要结论，即“商业危机对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对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 [38] 从这时候开始，经济危机在他的思想中获得了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在分析难以控制的投机和生产过剩的过程中，他勇敢地预言说，“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像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他强调说，未来的危机将会波及农业地区，并且“工商业危机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 [39]
马克思对持续一年多的这个时期的预言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即使在他最为相信革命浪潮即将到来的时刻，他的思想与那些流亡在伦敦的欧洲的其他政治流亡者的思想还是非常不同的。虽然他关于经济形势将如何顺利发展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为了政治活动而研究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状况是必要的。相反，当时的大多数民主派和共产主义领导人——马克思将他们刻画为“革命的炼金术士”——则认为，胜利的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 [40]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由朱泽培·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和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于1850年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European Democratic Central Committee）所颁布的《告国民书》（“To the Nations”）这一宣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派暗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人民导师的意见互相敌对而造成的”。这些领导人对“社会组织”的概念描写得“令人惊奇”：“街头集会，骚动，握手，于是就万事大吉。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41]
不像那些期望另一场革命会出乎意料地发生的人那样，到1850年秋，马克思确信，如果不爆发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另一场革命是不可能成熟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再错误地期望革命即将来临 [42] 并且过着“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43] 正如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威廉·皮佩尔（Wilhelm Pieper）在1851年1月所说：“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Loyd）。谁要是到他那里去，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44]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克思在伦敦的确很少见朋友，他只同恩格斯保持着密切联系，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1851年2月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公开的真正的离群索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 [45] 恩格斯则回信说：“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 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写成厚厚的书来做同样的事情”。总之，他在信尾乐观地说：“如果你用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飞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46] 因此挑战就变成了预言危机的爆发问题。对于目前有了额外的政治动机的马克思来说，现在又到了使自己完全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候。
五、1850—1853年的研究笔记
在马克思中断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三年里，发生了一系列经济事件——从1847年的危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马克思认为这些事件非常重要，必须要做进一步研究，还要再看看他以前的笔记，并力图完成这些笔记。 [47] 他的进一步阅读产生了26本摘录笔记，其中24本（还包括从其他学科中摘录的正文）编写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并且被编入所谓的[《伦敦笔记》（London Notebooks ）]中。这一研究材料非常令人感兴趣，因为它记录了马克思的批判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不仅总结了他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通过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the British Museum library）中深入研究许多新的（特别是英文的）著作，他还为自己打算创作的著作获得了其他重要思想。
[《伦敦笔记》]可以分为三组。在写于1850年9月至1851年3月的前7本笔记（I—VII）中，包括了马克思阅读并摘录的许多著作中的如下一些著作：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 A View of the Money System of England）、热尔曼·加尔涅（Germain Garnier）的《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Histoire de la Monnaie）、约翰·格奥尔格·毕希（Johann Georg Büsch）的《关于银行和铸币业文集》（Sämtliche Schriften über Banken und Münzwesen）、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的《大不列颠信用货币的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48] 马克思在密切关注货币形式和信用以便理解它们的起源时，尤其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理论上。不像当时像蒲鲁东那样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可以通过改革货币和信用制度来避免，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由于信用制度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条件，所以，正确或错误地使用货币流通至多只能加重或缓和危机；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生产的矛盾中来寻找。 [ 49]
在这第一组摘录的末尾，马克思将自己的知识在两个他没有将其编入主要系列部分的笔记本中予以概括，并加了标题[《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Bullion: the Perfect Monetary System）]。 [50] 马克思在写于1851年春的这一手稿中，从主要的经济学著作中抄录了——有时也加进了他自己的评论——他认为是关于货币理论的最重要的段落。[《金银条块》]分为91节，每一节就是关于当时研究中的一本书，它不仅仅是引文汇集，还可以认为是马克思对货币和流通理论的第一次独立阐述， [51] 这些阐述将用于他计划了许多年的那部著作的写作。
还是在这个时期，尽管马克思不得不面对一些他个人生活中的可怕时刻（特别是他的儿子吉多于1850年夭折前后），尽管他的经济状况特别严峻，以致不得不被迫停止给出生于1851年3月的他的最后一个女儿弗兰契斯卡（Franziska）喂奶，但是他不仅继续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而且还希望不久将完成这一工作。1851年4月2日，他给恩格斯写信说：
“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 [②] 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自亚•斯密和大•李嘉图以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 ……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60印张的书。” [52]
恩格斯收到这封信后很高兴：“你终于把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件事情确实拖得太久了，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53] 然而，马克思的信反映了他对这一著作的完成情况的乐观态度要远远超过实际情况本身。除了所有那些摘录笔记以及[《金银条块》]（它本身绝不是可以拿去付印的草稿）以外，马克思连一部手稿也没有写出来。无疑，他以极大的热情在进行他的研究，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经济学材料，并且凭着他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他最终也会成功，他的严格认真不允许他越过概略或批判性评论并最终撰写他自己的著作。不仅如此，他周围也没有出版商劝他把他的研究搞得简明扼要一些。《经济学》离“或早或迟”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马克思再次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并且在1851年4—11月期间写了可以被看做是[《伦敦笔记》]的第二组笔记（VIII—XVI）。第VIII笔记本几乎全是对他于1847年开始研究的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以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对李嘉图的著作的摘录实际上是在他写[《金银条块》]时作的，这些摘录构成[《伦敦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除了作摘录，马克思还写了许多批判评论和个人想法。 [54] 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实质上已经接受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现在通过对地租和价值的新的更加深刻的研究，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那些理论。 [55] 这样，马克思修改了他早期关于这些根本问题的一些观点，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并继续对更多的作者进行考察研究。创作于1851年5—7月的第IX—X笔记本将注意力放在论述了李嘉图理论中的矛盾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的思想得以提高。因此，从所有这些著作中的大量摘录出自约翰·德贝尔·塔克特（John Debell Tuckett）的《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的《通俗政治经济学》（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的《论政治经济学》（On Political Economy），理查·琼斯（Richard Jones）的《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和亨利·查理·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尽管马克思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积累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但他对于完成他的写作计划仍持乐观态度。1851年6月底，他给忠诚的魏德迈写信说：
“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 [③] 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其间常常还有种种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工作要赶紧结束。” [56]
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摘录和批判性评注，马克思显然认为他能够在两个月之内写完他的书。然而他再次不仅没能达到他所期望的“结局”，而且甚至没能开始要送去付印的手稿“誊写本”（fair copy）。这次错过截止日期的主要原因是他所处的可怕的经济困境。由于缺乏稳定收入以及被糟糕的身体状况所累垮，1851年7月底他给恩格斯写信说：
“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 [57]
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马克思决定恢复政论活动，并四处寻找一家报纸。1851年8月，他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的通讯员，在截止1862年2月这一时期内，他共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好几百页的文章。 [58] 他论述了当时主要的政治和外交事件，以及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以致几年时间内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论家。
尽管如此，整个1851年夏，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仍在继续。8月份，马克思阅读了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并制定计划（他后来将之搁置一旁）同恩格斯一道撰写一部批判它的著作。 [59] 此外，他继续一边阅读一边作摘录笔记：第XI笔记本是关于论述工人阶级状况的著述的；第XII和XIII笔记本是他关于农业化学的研究。由于认识到农业化学这一学科对于研究地租的重要性，他从尤斯图斯·李比希（Justus Liebig）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Die organisch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和詹姆斯·F. W. 约翰斯顿（James F.W. Johnston）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原理》（ 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中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在第XIV笔记本中，马克思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关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理论特别是他的对手阿奇博尔德·艾利生（Archibald Alison）的《人口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上；转向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如从阿道夫·杜罗·德拉马尔（Adolphe Dureau de la Malle）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和威廉·H. 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和《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 demonstrate）中作的摘录所证明的；以及尤其是通过摘录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的《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转向殖民主义上。 [60] 最后，在1851年9—11月间，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工艺学上，在第XV笔记本中将相当大的篇幅留给约翰·亨·莫·波珀（Johann H. M. Poppe）的工艺学历史，以及在第XVI笔记本中将相当大的篇幅留给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 [61] 正如马克思在1851年10月中旬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他当时“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玩意儿有个概念”。 [62]
1851年底，法兰克福的勒文塔尔出版社（the Löwenthal publishing house）对马克思的前所未有的篇幅浩大的著作感兴趣。从与恩格斯和拉萨尔（Lassalle）的通信 [63] 中，可以推断出马克思当时正在着手一项三卷本著作的计划：第一卷将阐明他自己的思想，第二卷将批判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然而，出版商最初只对第三卷感兴趣，但又表明如果该项目成功的话再出版其他两卷。恩格斯力图劝马克思接受计划的改变并签订合同：有必要“趁热打铁”，并且“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没有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书商们后来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 [64] 但是出版商的兴趣消失了，因此事情也就化为泡影。两个月之后，马克思再次求助于在美国的忠诚的魏德迈并问他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经济学》物色一个出版商”。 [65]
虽然在出版方面遇到了重重障碍，但马克思并没有失去他关于一场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乐观预测。1851年底，他写信给他的一位老朋友、著名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说：“由于各种各样的事件……等等而被抑制住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会爆发。根据最近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 [66]
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做其他工作。从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他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但是由于他的著述受到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所以他不得不将这一著作发表于在纽约出版的魏德迈的发行量很小的杂志《革命》（Die Revolution）上。关于这一点，他在1852年底写给他的一个熟人古斯塔夫·泽尔菲（Gustav Zerffi）的信中评论说：“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冒险印我的任何一本东西了。” [67] 1852年5—6月，他和恩格斯一道撰写论战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Great Men of the Exile），这是对在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领导人物（约翰·哥特弗里德·金克尔[Johann Gottfried Kinkel]、卢格、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和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Gustav von Struve]）的配有讽刺性漫画的生动描写的汇集。然而，徒劳地寻找出版商使得他的努力毫无结果：这个手稿实际上交给了匈牙利人亚诺什·班迪亚（János Bangya），让他带到德国，但是这个人原来是一个警探，他没有将手稿交给那家出版社，反而将它交给了当局。因此，该手稿在两个作者生前一直没有出版。
从1852年4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恢复编写摘录笔记并写了[《伦敦笔记》]的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笔记（XVII-XXIV）。 [68] 这些笔记主要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其中马克思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关于中世纪、文学史、文化和习俗方面。他对印度尤其感兴趣，这个时期，他同时还为《纽约论坛报》撰写关于印度的文章。 正如这一浩繁的研究所证明的，马克思根本没有“休息”。阻止他的计划实现的障碍再次同他那些年里不得不与之搏斗的贫困有关。他虽然有恩格斯自1851起每月给他寄5英镑的经常性支持，以及来自《纽约论坛报》的每篇文章付两英镑的收入，但他仍然生活在非常绝望的状况中。他不仅不得不面对他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在1852年4月的夭折，而且他的日常生活也正变成一场长期的战斗。1852年9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22英镑的款子。 ……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69]
所有这一切都给马克思的工作和时间造成重大损失：“为了一先令，我却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70] 有时候情况变得相当难以容忍，正如他在1852年10月写信给恩格斯说的：“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 [71]
尽官如此，金融市场的风暴仍然使马克思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并且他在给所有亲密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它们。1852年2月，他带着巨大的自我嘲讽给拉萨尔写信说：“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像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能性都没有。” [72] 4月份他告诉魏德迈说，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即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新的金矿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印度，“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 [73] 8月份，在美国的投机行业崩溃后，马克思立即得意洋洋地写信给恩格斯说：“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 [74]
马克思不仅在自己的通信中坚持这样的看法，在《纽约论坛报》上也这么认为。在1852年11月的一篇论“贫困和自由贸易”的文章中，他预言说：“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因为1847年的危机主要是商业和金融危机，而不是工业危机。 ……过剩资本越是向工业生产集中， ……则危机对于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越加广泛、持久和直接。” [75] 总之，也许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但是他确信革命时机迟早会到来。
六、共产党人案件和个人的艰难生活
1852年10月，普鲁士政府开始审理一年前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指控的罪名是他们参加了由马克思领导的反对普鲁士君主制的密谋者的国际组织。从10月到12月，为了证明这一指控的毫无根据，马克思开始“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 [76] 并撰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Reve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Trial in Cologne ）。于1853年在瑞士匿名出版的这一篇幅不长的著作，并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原因是该著的大多册都被普鲁士警察当局所没收，它只在美国的小部分领导人之间得到传阅，在那里，它先是分集发表在波士顿（Boston）的《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 ）上，后来又作为独立的小册子发表。在有过如此众多的出版失败经历后，这次失败使马克思感到沮丧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兴致来写作。总是pour le roi de Prusse [④] ！” [77]
与普鲁士政府大臣所精心策划的主张相反，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实际上发生于1851年，1852年底得到官方认可——极大地减少了他的政治交往次数。各种警察势力和政治对手所说的“马克思派” [78] 鲜有忠诚的支持者。在英国，除了恩格斯外，还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派的” [79] 也就只有皮佩尔、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彼得·伊曼特（Peter Imandt）、斐迪南·沃尔弗（Ferdinand Wolf）和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而在其他国家，即大多数政治流亡者避难的地方，马克思仅同在美国的魏德迈和克路斯（Cluss）、在巴黎的理查·莱茵哈特（Richard Reinhardt）和在普鲁士的拉萨尔有着密切联系。他清楚地知道，尽管这些交往使得在极为困难时期保持一个联系网成为可能，但是这“并不是党”。 [80] 此外这个范围狭小的圈子在理解马克思的一些政治和理论立场上存在着困难，并且他的支持者给他带来的不利确实要大于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恩格斯以外，他没有别人可以宣泄他的情绪：“多年来的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再加上诸如此类的讨厌事情，那就太过分了。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 [81] 不像其他政治流亡领袖，马克思总是拒绝加入现有的国际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时间花费在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上；马克思唯一与之保持联系的其他组织的成员是厄内斯特·查理·琼斯（Ernest Charles Jones），即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左翼的主要代表。
吸收新的积极的支持者，特别是让工人明白他的思想，因此成为一件重要和复杂的事情，马克思当时正撰写的著作也打算为这一目的服务。吸收新成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必要的。1853年3月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
“你应当结束你的《经济学》了，往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民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就可以作解释，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全部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 [82]
马克思之前曾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希望“在4月间”到恩格斯那里呆几天，并“安安静静地和你谈谈当前的局势。在我看来，这种局势必将很快地引起地震”。 [83] 但是由于折磨马克思的贫困的烦扰，他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写作上。1853年，索霍成为另一场霍乱流行病的中心，马克思一家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绝望。他在8月份给恩格斯写信说，“各种债主……包围了我的家。 ……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 [84] 为了生存，他和妻子燕妮不得不拿家里剩下的少有的几件衣物作抵押来换取当铺的帮助，因为家里“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 [85] 来自报刊文章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尽管它们占去宝贵的时间。那年底，他写信向他的朋友克路斯抱怨说：
“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象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86]
当马克思别无选择地不得不为生活必需品所担心时，他仍然坚定地想着他的《经济学》。
七、为《纽约论坛报》写的关于危机的文章
在这个时期，经济危机也是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写的文章的一个常题。在发表于1853年6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中，马克思在将开始于1851年的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同总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时，再次表达了他的信念，即“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 [87] 根据他的观点，革命的后果是，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的意料之外的矛盾“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88]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以一种决定论的形式来看待革命，但是他确信危机是革命实现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 ……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89]
这一观点在1853年9月底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Political Movements.-Scarcity of Bread in Europe）这篇文章中又加以强调：
“无论是煽动家的激昂慷慨的演说，还是外交家的愚蠢的废话，都不会造成危机，只有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从1849年以来，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为反革命铺了一张舒适的卧榻，它躺在上面一直高枕无忧。” [90]
马克思翘首以待事件发生的这种乐观主义迹象在他给恩格斯的通信中也有所发现。例如，在1853年9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情况非常妙。当所有这一切金融上的骗局破灭时，法国将出现惊人的破产景象。” [91] 但是危机还是没有来临，因此他将精力集中在其他政论活动上，以便不致放弃唯一的收入来源。
1853年10—12月，马克思写了一组题为《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他在文中批判了长期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后来又担任首相的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即帕麦斯顿子爵三世（3rd Viscount Palmerston）。这组文章发表在《纽约论坛报》和英国宪章派（the English Chartists）出版的《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上。1854年8—11月，在西班牙军事暴动于6月发生后，马克思写了另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The Revolution in Spain），他在文中总结和分析了西班牙前十年的主要事件。他对待这些工作非常严肃认真，这一点我们从他在1853年9月—1855年1月编写的9大本摘录笔记中就可以看出来，前4本主要是关于外交史的，它们为《帕麦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提供了基础，而其他5本主要是关于西班牙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的，它们包括了为《革命的西班牙》所作的研究。 [92]
最后，大约在1854年底至1855年初，马克思恢复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然而在经过三年的中断之后，他决定在继续前进之前重新读一读他以前的手稿。1855年2月中旬，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有四、五天不能给任何人写信， ……因为眼睛发炎很厉害…… 我的眼病是由于审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引起的，——我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做好准备。” [93]
这一回顾的结果是20页的新笔记，马克思将其命名为[《引文。货币的本质，信用的本质，危机》（Quotations. Essence of money, essence of credit, crises ]；它们是从他近几年所作的摘录中进一步作的摘录。在重新阅读诸如图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斯图亚特（Steuart）的书以及《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上的文章时，他进一步总结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货币、信用和危机这些他从1850年起就开始研究的理论。 [94]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比较多的关于经济衰退的文章。1855年1月，他在《英国工商业的危机》（The Commercial Crisis in Britain ）中满意地写道：“在我们的报上早已指出过英国工商业的危机的最初的一些预兆，现在危机已经成了事实，这方面的最可靠的材料……公开地说明了这一点。” [95] 两个月后，他在《英国的危机》（The Crisis in England）中写道：
“再过几个月，危机将达到英国自1846年以来或许甚至从1842年以来所没有过的规模。但是一旦工人阶级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6年来处于沉寂状态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 ……英国的两种真正斗争着的力量——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96]
正当马克思似乎即将重新开始着手他的《经济学》研究时，个人的困难再次导致计划的改变。1855年4月，他被他8岁的儿子埃德加的早逝深深地击跨了，他向恩格斯吐露说：
“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97]
整个1855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都是灾难性的，并且随着爱琳娜（Eleanor）于1月的出生，他的家庭成员又增加了。他经常向恩格斯抱怨他的眼睛、牙齿和严重的咳嗽等问题，并且认为“身体不适使我的脑子也发木了”。 [98] 情况因家庭医生弗罗恩德（Freund）起诉他未付帐单而变得更加复杂。为了逃避这一切，马克思不得不于9月中旬至12月初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那里住了一些时间，并且返回后仍然在家里躲避了两个星期。由于“一件大好事”，才有了解决办法：燕妮90岁的叔父去世后给她留下了100英镑的遗产。 [99]
因此，直到1856年6月，马克思才得以再次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为《人民报》写了关于法国主要商业银行即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的一些文章，他认为动产信用公司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一”。 [100] 1856年秋天，马克思一家的情况暂时得到改善，这使得他们得以离开他们在索霍租住的房子，而在伦敦北部（North London）找了一间更好的寓所，这时，马克思又开始为《纽约论坛报》撰写关于危机的文章。他在发表于1856年10月3日的《欧洲的金融危机》（ The Money Crisis in Europe）一文中认为，“欧洲金融市场上正发生着与1847年的恐慌相似的风潮”。 [101] 在发表于11月份的《欧洲的危机》（The European Crisis）一文中，在当时所有专栏作家信心十足地预言最糟糕的情况已经结束时，他仍然坚持认为：
“根据……从欧洲带来的消息来看，为大洋两岸人们本能地预感到的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打击——投机活动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彻底垮台，大概要推迟到将来了。但是，这种延期决不意味着垮台可以避免。相反，目前金融危机具有的慢性病似的性质，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 [102]
这些事件也给了马克思抨击他的政敌的机会。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中写道：
“如果把这次短暂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马志尼宣言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对照一下，那么，从1849年开始的高明的革命家们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会失去其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当爆发新的革命时，他们比彼拉多（Pilate）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说他们与流血事件无关。” [103]
然而，1857年上半年，绝对的平静在国际市场上占了上风。到3月份为止，马克思一直在写《十八世纪法国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这是一组发表在由反对帕麦斯顿的保守派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hart）创办的报纸《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上的文章。这些文章照理说应该是马克思在1856年初即克里木战争（the Crimean War）期间计划写的一部他后来未曾完成的关于外交史的著作的仅有的第一部分。他为此对材料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在1856年1月—1857年3月编写了7本关于18世纪国际政治的摘录笔记。 [104]
最后，在7月份，马克思对他在1851年就已经进行过研究和摘录的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的《经济的和谐》（Harmonies Économiques）和凯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作了一些简短而又令人感兴趣的批判性评论。在这些于马克思身后以[《巴师夏和凯里》（Bastiat and Carey）]为题发表的笔记中，他指出了这两个经济学家的天真（第一个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第二个是保护主义的捍卫者），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竭尽全力地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 [105] 因此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和谐的。
八、1857年的金融危机与《大纲》
同过去的几次危机不一样，这次，经济风暴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开始于美国。在1857年的头几个月里，纽约的银行尽管储蓄下降但还是增加了放贷量。由此而导致的投机活动的增加使总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并且在纽约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the New York branch of the Ohio Life Insurance and Trust Company）破产后，流行的恐慌导致许多破产。对银行系统失去信心进而导致信贷紧缩，储蓄挤兑以及货币结算业务被搁置。
在意识到这些事件的非同寻常的特点后，马克思立即回到工作上来。1857年8月23日，即在引起公众恐慌的俄亥俄人寿保险公司破产前一天，他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的[《导言》（Introduction ）]；危机的爆炸性袭击赋予他在前些年里所没有的额外动力。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面临了整整10年的政治挫折和个人孤寂状态。但是随着危机的爆发，他又瞥见了参加新一轮社会起义的可能性，并且认为他最迫切的任务是分析对一场革命的开端会很重要的经济现象。这就意味着尽可能快地写作和出版他计划了很长时间的著作。
危机从纽约迅速蔓延到美国的其他地方，并在几星期之内，蔓延到欧洲、南美洲和东方的世界市场的所有中心，成为历史上首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关于危机进程的这些消息使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热情并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造性。1857年夏天到1858年春天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力图在几个月内写作比以前更多的东西。1857年12月，他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他还利用这次机会指出，他关于一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预言并不是特别缺乏根据的，因为“根据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的声明——1853年的最后几个月、1854年全年、1855年秋季和‘1856年的突然转变’期间，欧洲只是勉强幸免于逼在眼前的危机”。 [106]
马克思这时候的工作非同寻常，范围十分广泛。从1857年8月到1858年5月，他写满了以[《大纲》（Grundrisse）]闻名的8个笔记本， [107] 而与此同时，作为《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他还写了几十篇其中包括欧洲危机进程的文章。迫于改善他的经济状况的需要，他还同意为《美国新百科全书》（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撰写许多词条。最后，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2月，他还编写了3本题为[《关于危机的笔记》（ Crisis Notebooks）]的摘录笔记。 [108] 这些笔记与他以前所作的笔记不同，它们不是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的摘要，而是由大量从各种日报上收集的关于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危机的进展、股票市场趋向、贸易汇价波动以及重要的破产等的笔记组成的。他在12月份给恩格斯的一封信证明了他的活动有多紧张：
“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4点钟。工作是双重的：（１）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２）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⑤] ，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 [109]
就[《大纲》（Grundrisse）]而言，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马克思起草了一个标号为“M”的笔记本，打算作为该著的[《导言》（Introduction ）部分；然后在10月中旬，他加紧时间写作了另外7本笔记（I-VII）。在其中的第一本和第二本的一部分中，他写了所谓的[《货币章》（Chapter on Money）]，论述货币和价值，而在其他的笔记本中，他写了所谓的[《资本章》（Chapter on Capital ）]。在这里，他用几百页的篇幅来论述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并论述了整个手稿中最重要的一些主题，比如剩余价值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经济形态等。然而，他付出的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使他完成这一著作。1858年2月底，他写信给拉萨尔说：
“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 ……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 ……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15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 [110]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迹象表明盼望已久的革命运动会随着危机一同出现，而这一次，马克思没能完成手稿的原因再次是他意识到他离完全掌握材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纲》]因此还仍然只是个草稿。在他于1858年8月至10月期间认真细致地将《货币章》逐步扩展成为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 Original Text of the Secon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Chapter of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后，他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没有引起公众反响的小册子《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到出版《资本论》（Capital ）第1卷还要经过8年的疯狂研究和大量的脑力劳动。
[《大纲》]尽管没有完成，但它仍然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作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深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它包含着在《资本论》的所有准备材料中可以发现的主要理论思想。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是马克思的巨著的第一稿。《大纲》中包括大量（尽管是不完整的）对诸如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机械自动化等重要主题的评论，而这些主题马克思在他终其一生都未完成的著名著作中的其他地方再没有展开论述过。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许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解释中呈现的那个作者的作者。
迄今为止，[《大纲》]的写作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今天，它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解释当代世界的持久能力。它将对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概述——即资本主义比它之前的任何社会都创造了更加先进和更加国际化的社会——与对阻碍了社会和个人更加全面发展的它的内在矛盾的批判结合了起来。与那些认为1989年后马克思已经被人遗忘的预言相反，最近几年来，马克思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话题，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重新发现他的时代紧迫性。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以[《大纲》]著称的这一珍贵手稿将证明对于进一步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益的。同时它也将会重新点燃人们对马克思在创作这一著作时就明白自己要献身的人类解放事业的信念和希望。
（闫月梅 译）
注释
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
③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
④ “为普鲁士国王干的”，转义是：白干的。
⑤ 马克思的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1. 卡尔·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0~290、357~390页。
2.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页。
3. 本文中凡编者给马克思的未完成的手稿加的标题都放在方括号中。
4.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9页。
5. 书报检查制度以及马克思同另外一个负责人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之间的分歧给这个出版物以沉重打击，它只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
6. 马克思的遗著（Nachlass）包括大约200本摘录笔记，这些笔记对于理解他的理论的产生以及他根本不曾有机会如他所愿地加以发展的部分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保存下来的摘录，在时间上从1838年一直持续到1882年，用8种语言（德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编写，内容涉及各个学科。它们是从关于哲学、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工艺学、数学、生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农艺学、民族学、化学和物理学的教科书和报刊文章、议会辩论、官方的政府统计资料、报告和出版物中摘录出来的。
7. 由于马克思在1844年还不懂英语，所以他那时读的英文著作都是法文译本。
8. 这些摘录包含在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1843 bis Januar 1845, MEGA² IV/2, Berlin: Dietz, 1981和Karl Marx,Exzer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MEGA² IV/3, Berlin: Akademie, 1998. 唯一被翻译为英文的部分笔记为’Comments on James Mill, ” Élémens d’économie politique”（《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MECW 3, pp. 211-2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42页。
9.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67页。
10. ‘Heinrich Bürgers, Autumn 1844 – Winter 1845’, in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p. 46.
11. 恩格斯1844年10月初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2页。
12. 实际上，恩格斯只写了10页左右的正文。
13. 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36~33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6页，注172。
15. 《要求卡·马克思作出的不在比利时发表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的保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8页。
16. 卡尔·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9~271页。
17. 所有这些摘录可以在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op. cit.中找到。
18. 卡尔·马克思《〈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2也。
19. 这些摘录收入在了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August 1845, MEGA² IV/4, 这一卷还收录了第一本[《曼彻斯特笔记》 Manchester Notebooks]。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直接阅读英文著作的。
20. 这些尚未出版的摘录，是[《曼彻斯特笔记》]第VI-IX笔记本的一部分，将收录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August 1845 bis Dezember 1850, MEGA² IV/5。
21. 卡尔·马克思《驳卡尔·格律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3页，译文稍有不同。
22. 卡尔·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Carl Friedrich Julius Leske）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3页。
2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1页。实际上，恩格斯在1859年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时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术语，但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反响，这个术语只是在出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后才得以流传。
24. 卡尔·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4页。
25. Georg Weerth to Wilhelm Weerth, 18 November 1846, in Enzensberger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pp. 68-9.
26. 这些摘录构成下面一卷：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46 bis Dezember 1847, MEGA² IV/6, Berlin: Dietz, 1983。
27. 卡尔·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Pavel Vasilyevich Annenkov）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9页。
28.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和272页。
29.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2页。
30. 卡尔·马克思1849年8月23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3页。
31.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8页。
32.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页。
33. 卡尔·马克思1849年12月19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1和103页。
34.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9页。
35.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75页。
36.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3—4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7页。
37. 同上书，358~359页。
38.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83页。
39. 同上书，587和589页。
40.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3页。
41.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18页。
42. “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作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关照，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510页。
43. 马克思1851年2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0页。
44. 马克思1851年1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信末为威廉·皮佩尔的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9～170页。
45. 马克思1851年2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0页。
46. 恩格斯1851年2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5页。
47. 见Walter Tuchscheerer, Bevor ‘Das Kapital’ enstand, Berlin: Akademie, 1973, p. 318。
48. 关于亚当·斯密的著作的摘录收入 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März bis Juni 1851, MEGA² IV/8, Berlin: Dietz, 1986, 这里提到的所有其他摘录将收入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49 bis Februar 1851, Berlin: Dietz, 1983, MEGA² IV/7. 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逗留期间阅读的法文版的斯密的《国富论》(Notebook VII) 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Notebooks IV, VII和VIII)正根据英文原文进行研究。
49. 见马克思1851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6页。
50. ‘Bullion. 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 MEGA² IV/8, op. cit., pp. 3-85. 在这些未标数字的笔记本中，其中第2个笔记本还包括其他摘录，最著名的是从约翰·富拉顿（John Fullarton）的《论通货的调整》（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中所作的摘录。
51. 对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的另一处简要阐述包含在第VII 笔记本（Notebook VII）中的《反思》（“Reflections”）片断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36~647页。
52. 马克思1851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7~238页。
53. 恩格斯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44页。
54. 见Karl Marx, Exzerpte aus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MEGA² IV/8, pp. 326-31, 350-72, 381-95, 402-4, 409-26 。这些页的重要性还在于，这些摘录连同摘自同一作者的著作的其他摘录包含在第IV和VII笔记本中，它们作为[《大纲》（Grundrisse）]第1版的第2册于1941年出版。
55. 在掌握新理论的这一关键阶段，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些信就概括了他关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的重要观点（分别见马克思1851年1月7日和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5~161和174~180页）。
56. 马克思1851年6月27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00页。
57. 马克思1851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27~328页。
58. 当时，《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以三种不同的版本出版（《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DailySemi-Weekly Tribune ]和《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 ]），每个版本上都刊载了马克思的许多文章。准确地说，《纽约每日论坛报》共发表了马克思的487篇文章，其中一半多在《纽约半周论坛报》上予以转载，四分之一多的文章在《纽约每周论坛报》上予以转载（还要加上其他一些马克思寄给该报但是却遭到该报编辑查理·德纳[Charles Dana]拒绝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这些文章中，有200多篇以社论形式加以发表，未加署名。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为了使马克思有比较多的时间用来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文章中大约有一半实际上是由恩格斯撰写的。给《纽约论坛报》的稿件总是引起极大兴趣，例如，正如我们从该报1853年4月7日那一号的编者按中所看到的：“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引自马克思1853年4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39页。
59. 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4~196页。
60. 从这些著作中所作的摘录收入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September 1851, MEGA² vol. IV/9, Berlin: Dietz, 1991。
61. 这些笔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²）中还没有发表，但是第XV笔记本特别介绍了汉斯·彼得·弥勒（Hans Peter Müller）的收藏：Karl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n Exzerpte, Frankfurt/Main: Ullstein, 1982。
62. 马克思1851年10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12页。
63. 特别见斐迪南·拉萨尔1851年5月12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见MEGA² III/4, pp. 377-8；马克思1851年11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51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0~432和433~436页。
64. 恩格斯1851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4和435页。
65. 卡尔·马克思1852年1月30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86页。译文稍有改动。
66. 马克思1851年12月27日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68页。
67. 马克思1852年12月28日给古斯塔夫·泽尔菲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74页。
68. 这些笔记还没有出版。
69. 马克思1852年9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7~128页。
70. 马克思1852年10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62页。
71. 马克思1852年10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67页。
72. 马克思1852年2月23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96页。
73. 马克思1852年4月30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21页。
74. 马克思1852年8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13页。
75. 卡尔·马克思《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1页。
76. 马克思1852年12月7日给阿道夫·克路斯（Adolf Cluss）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63页。
77.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5页，译文稍有改动。
78. 这个表述首次被用于1846年，用来指马克思与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之间的区别。后来在科隆审判程序中也被使用。见Maximilien Rubel,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ayot, 1974, p. 26, n. 2。
79. 这个术语首次出现于1854年。见Georges Haupt, ‘From Marx to Marxism’, in idem,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
80.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7页。
81. 马克思1853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01页。
82. 恩格斯1853年3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30页。译文稍有改动。
83.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7页。
84. 马克思1853年8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80页。
85. 马克思1853年7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75页。
86. 马克思1853年9月15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99~600页。译文稍有改动。
87. 卡尔·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页。
88. 同上书，118页。
89. 同上书，120页。
90. 卡尔·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6页。
91. 马克思1853年9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94页。
92. 这些摘录笔记最近发表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53 bis Januar 1855, Berlin: Akademie, 2007。
93. 马克思1855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2页。
94. 见Fred E. Schrader,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Hildesheim: Gerstenberg, 1980, p. 99。
95. 卡尔·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52页。
96. 卡尔·马克思《英国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17页。
97. 马克思1855年4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42页。
98. 马克思1855年3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5页。
99. 马克思1855年3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6页。
100. 卡尔·马克思《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6页。
101.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9页。
102.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7页。
103.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1页。
104. 这些摘录笔记还没有发表。
105.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页。像摘自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一样，[《巴师夏和凯里》]片断也收入[《大纲》（Grundrisse）] 第1版第2册。
106. 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9页。
107. 除标号M的笔记本和第VII笔记本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n Amsterdam）外，这些笔记都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 for Socio-Political History in Moscow）。至于日期，应当强调的是，包含着马克思对阿尔弗勒德·达里蒙（Alfred Darimon）的《论银行改革》（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 ）的批判分析的第I笔记本的第1部分，写于1857年1月和2月，而不是写于（[《大纲》]编者所认为的）10月。See Inna Ossobowa,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r ökonomischen Srudien von Marx im Jahre 1857 vom Standpunkt des Historikers’,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29, 1990, pp. 147-61。
108. 这些笔记本还没有发表。
109. 马克思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6页。几天后，马克思写信告诉拉萨尔他的计划：“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马克思1857年12月21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7页。）
110. 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2页。
Marcello
Mu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