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危机与价值的不合时宜性” The Current Crisis and the Anachronism of Value 的作者是已故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学家莫伊舍·普殊同，该文于2017年发表，后被辑录进莫斯托主编的《150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论文集。
文章围绕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全球的结构变革问题，依次评介了就历史变动问题做出理论回应的若干流派——传统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学派，清晰地呈现出作者普殊同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不定性”与“价值结构的稳定性”这一对立矛盾的看法，体现出普殊同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尤其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来回应、处理当代问题的深刻洞见。
全文结构严谨，由第一节“马克思和当前危机的理论化”、第二节“资本主义与历史的发展”提出自20世纪以来的西欧危机、世界危机，借助于对历史发展轨迹的描绘，皆数反驳、质疑了：（1）将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源完全植根于“不平等”、“阶级剥削”及其附带的“性别对立”、“种族对抗”、“身份认同压制”等概念的观念；（2）尝试用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来把握当代世界危机的做法（作者此处的反驳对象是哈贝马斯、福柯和德里达）；（3）传统马克思主义普泛化的解释框架，将社会控制首要地分析成阶级控制的立场；（4）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将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偶然性（contingency）、而忽略了展开着的、内在必然性的观念。接着进入到了第三节“历史化地特殊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动力”，从正面提出自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新理解，借由分析商品、劳动、价值等关键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准客观化”（quasi-objective）、“形式化”特征formal character，打破了“超历史预设”（transhistorical proposition）的假象。最后，沿着第三节提到的价值的二重性、及由内在二重性导致的价值概念的历史的不合时宜，第四节：“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总结式地给出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去向”的回答，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尽管越来越不合时宜（从对其的内部反思来看），然而，它依然保留着必然性。马克思的分析也是从作为结果的资本主义动力机制来反思其生活形式的产生，而非是直接预测可能有的替代方案，因此，更重要的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特殊性所在。
分析完文章的筋骨脉络，现在让我们换上长焦距镜头，来更近地看看普殊同的佐证论据。
在第二节中，普殊同的论争对象先是瞄准了强调“不平等问题”的皮凯蒂。普殊同对皮凯蒂的研究思路表达了不满，认为后者对近代历史的不平等性分析，虽然揭露出当代世界在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上的极度扭曲，然而却隐含着将现代历史发展线性化的危险。普殊同提出了与不平等性的变动同时发生着的其他要素——经济增长。
概括来说，普殊同认为皮凯蒂描述的不平等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峰值→回落→回弹的发展轨迹（正U型），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却并没有呈现出与此相反的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在不平等趋势最明显的时期，经济发展反而呈现出上扬势头。普殊同借此例证得出，“不平等”是和诸如“经济增长”等其他要素同时关联在一起的，它们都可以指向一类更大的历史模式——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20世纪初以国家为中心的、福特制的资本主义state-centric, Fordist capitalism→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
通过揭示这条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普殊同将问题引向了“历史动力的不定性”（the problematic of historical dynamics）与“全球结构变革”(the global structural change)这一对关系。中间的联结枢纽是本节的5-7段。大意为：不同国家已经越来越深得被纳入共同的发展模式中，尽管在具体的历史时刻里会显现出不均匀性（different inflections of common pattern），然而，却不能被完全解释为超出“一般性”以外的偶然发展。共同发展表明既有的普遍化的结构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决策的束缚，同时，尚未被政治所控的其余力量作为潜在要素隐藏于历史情势（historical situatedness）之中。
该文第二个重要的论证出现在第三节。在谈到资本主义复杂的动力时，普殊同刻画了隐隐显形的当代双重危机——自然环境的恶化&劳动社会的终止（demise of laboring society）。第一重有关自然环境的危机，是由于当前的价值模式（被理解为“temporal”的价值）将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不停增加的财富积累视为驱动力，这会导致对原料和能源的需求增大，加剧自然环境压力。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制约，而是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假设增长的最终目标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作为量的产品，那么，增长轨迹就会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重有关劳动形式的危机更加切中马克思价值理论。按照普殊同的分析，资本主义会不停地追求提升生产力，这会反向要求在生产中运用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要素。伴随社会一般智力的积累，以抽象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就会发生历史性动摇，依托于价值、无产阶级的劳动而呈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会越来越“不合时宜”（anachronistic），这是从“破坏式”的角度来说；另一方面，从“创新”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取代劳动时间对生产发挥主要贡献作用，意味着劳动的本质和社会组织方式会发生根本转变。废除资本主义也意味着废除劳动。
这两重危机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它们会带来的后果，而且还因为它们蕴含着与自身所在的历史阶段出现区别、突破的可能。资本主义一方面依赖着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又生产出这重形式的不合时宜性。这或许就是普殊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永无止境地一边推“新”，另一边维“旧”（The historical dynamic of capitalism ceaselessly generate what is“new”, while regenerating what is the “same”， cf， P102）
当然，普殊同的这篇文章还有更多精彩的论证片段，比如说对殖民化和反殖民化进程的关注、对后福特制生产特点的关注；比如说，详尽阐述偶发性历史中的必然性，并将其称作“不自由的形式”（a form of unfreedom）；再比如说，将价值尺度和具体财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比喻成永不停息的滚轮“treadmill”；还比如说，第三节结尾处形象地用“自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来象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价值的构建与摧毁过程.
总之，普殊同对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稳健分析体现出他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基本信念——与其说马克思是在思考资本主义之后的替代方案，毋宁说他在深思熟虑资本主义进行自我推动的动力来源。这种理解方式有别于将现代的厌恶情绪全部打包给“资本”的轻率做法，后者认为，只要破除了大写的资本，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换掉它所代表的社会生活形式，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本人反对的“非历史”、“非社会”的分析立场。
《资本论》第三卷曾这么描写过“历史地规定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无，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2018版，922页）可见，要破除的不是作为“物”的资本，而是要将反思性的批判代入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中。
毫无疑问，普殊同所呈现的“历史特殊性”思考，为当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且烦难的角度。当务之急的或许不是指责他对“价值形式”和“当代危机”的循环解释，而是试着理解他的思想遗产——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及其过渡意义，而非绝对性质。
Marcello
Mu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