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另一种可能的选择

摘要:2021年是巴黎公社运动150周年,本文回顾了这一段激情澎湃的工人运动历史,从政治权力的转型、社会改革法令的发布、不分民族不分男女的集体斗争、以及因中央与地方的分歧而造成的集权与分权之争等方面,生动呈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试验的关键细节。

150年后的今天,公社的主角早已逝去,但公社的幽灵依然在游荡,提醒我们总有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在等待着创造。

关键词:巴黎公社;政治权力;社会改革;革命

法国的资产阶级总是把一切都带走。自1789年革命以来,他们是唯一在繁荣时期致富的人,而工人阶级经常承受危机的冲击。但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将打开新的视野,并提供一个改变路线的机会。1870年9月4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役中战败,被普鲁士人俘虏。次年1月,在巴黎被包围四个月后,法国投降,普鲁士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停战协议中施加了苛刻的条件。在大量正统派和多数奥尔良派的支持下,法国举行了全国选举,梯也尔(Adolphe Thiers)被选为总统。然而,首都民众的不满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强烈,激进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力量大获全胜。右翼政府的未来前景将对社会不正义不管不顾,把战争的负担施加在最不富裕的人身上,并寻求解除城市武装,这在3月18日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梯也尔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只能逃到凡尔赛。

斗争与政府

为了确保民主的合法性,起义者决定立即举行自由选举。3月26日,绝大多数巴黎人(19万票对4万票)赞同起义的动机,85名当选代表中有70人宣布支持革命。15名“市长党(parti des maires)”(这是由某些区的前领导人组成的群体)温和派代表立即辞职,没有参加公社委员会;不久之后,4名激进派加入了他们。剩下的66名成员代表了许多不同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双重政治面貌,所以往往很难区分)。其中有二十几位新雅各宾派共和党人(包括著名的德勒克吕兹和菲利克斯·皮亚特),十几位布朗基的追随者,以及第一国际的17名成员(其中既有支持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者,也有与马克思关联的集体主义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和几个独立人士。公社的大多数领导者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14人来自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事实上,正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权力交给了公社——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两个机构之间一系列分歧和冲突的前奏。

3月28日,大批市民聚集在市政厅(Hôtel de Ville)附近庆祝新的集会,该集会现在正式命名为巴黎公社。尽管它只存在了不到72天,但它是19世纪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重新点燃了因数月艰难困苦而疲惫不堪的民众的希望。在民众驻地出现了许多委员会和团体,它们向公社提供支持,而且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举办了各种倡议,以表声援,并且谋划建设一个新世界。蒙马特尔区(Montmartre)被洗礼为“自由堡垒”。最普遍的一种情绪就是渴望与他人分享。像路易丝·米雪尔(Louis Michel)这样的激进分子展示了自制精神,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这样描述她:“你做了狂热的伟大的灵魂所做的事;……你赞美那些被压迫被践踏的人们。”(引自雨果的诗作《比男人还伟大》)但是,赋予公社生命的不是一位领袖或少数富有魅力的人物;它的标志显然是它的集体维度。男人女人自愿走到一起,追求一项共同的解放事业。自治并不被视为乌托邦。自我解放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任务。

政治权力的转型

为了遏止贫困泛滥,公社颁布了第一批紧急法令,其中有两条分别是免收三个季度房租(其根据是“财产应该做出公平的牺牲”)和无偿发还典当金额不足20法郎的低档典押物品。九个合议制委员会将取代战争部、财政部、总体安全部、教育部、生存部、劳工贸易部、外交关系部和公共服务部。不久后,每个部门都任命了一个代表来领导。

4月16日又进行了一次选举,填补了31个几乎立即空缺的席位。三天后的4月19日,公社通过了《告法国人民书》,其中包括“绝对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以及“公民可以随时干预公社的事务”。它断言,巴黎和凡尔赛之间的冲突“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以虚假的和解告终”;人民“必须战斗,必须胜利”!为了避免各种政治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文字或多或少作了模棱两可的综合。比字面更有意义的是,公社成员通过具体的行动为政治权力的全面转型而斗争。一系列改革不仅涉及政治行政的形式,而且涉及政治行政的本质。公社规定罢免当选代表,并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指令来控制他们的行动(尽管这并不足以解决复杂的政治代表问题)。治安官和其他公共职务也受到永久的控制和可能的罢免,它们不像过去那样是任意分配的,而是在公开竞争或选举后决定。这样做的目的明显是为了防止公共领域成为职业政客的领域。政策决定不是由一小撮公职人员和技术人员作出的,而是由人民作出的。军队和治安部队将不再是与社会主体分开的机构。同时政教分离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政治变革的愿景并不局限于这些措施:它深入到根源。为了大幅度减少官僚主义,需要把权力移交到人民手中。社会领域应优先于政治领域(正如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主张的那样),这样一来,政治就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职能,而是逐渐融入市民社会的活动中。因此,社会机构将收回已经移交给国家的职能。仅仅推翻现有的阶级统治体系是不够的;阶级统治必然终结。所有这一切本可以实现公社的共和国理想,即共和国联合了那些自由的、真正民主的协会,它促进其所有组成部分的解放。这就意味着生产者的自治。

优先考虑社会改革

公社认为社会改革比政治变革更重要。社会改革是对公社是否忠于其原则的检验,也是它区别于1789年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关键因素。公社通过了不止一项带有明显阶级内涵的措施。偿还债务的最后期限推迟了三年,没有额外的利息费用。因不支付租金的驱逐被暂停了,有一项法令允许征用空房给那些家徒四壁的人。公社的一些计划包括:缩短工作日(从最初的10小时缩短到未来设想的8小时);制裁那种为了削减工资而对工人施加罚款的行为,这看似合理,但是不合法;把最低工资调整到一个体面的水平。公社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增加粮食供应并降低价格。面包店禁止夜间工作,一些市级肉类商店也开张了。各种社会援助扩大到人群中较弱的阶层(例如,设立为被遗弃的妇女和儿童提供粮食的赈济处),以及讨论了如何结束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歧视。

所有公社成员都真诚地相信,教育对于个人解放和任何真正的社会政治变革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因素。男孩女孩的上学都是免费的和义务的,受宗教启发的教导逐渐被理性科学的世俗教导所取代。特别指派的委员会和新闻界刊登了许多关于投资妇女教育的令人信服的论据。为了使教育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服务”,它必须“不分男女地为儿童”提供平等的机会。此外,应禁止“以种族、国籍、宗教或社会地位为理由的区别对待”。在不止一个区,早期的实践活动和这些理论上的进步一起让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儿童第一次进入了学校,并免费获得了教材。

公社还采取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有法令规定,逃离城市的雇主遗弃的车间应移交给工人合作协会,并保证在他们返回时能得到补偿。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剧院和博物馆都被集体化了,并置于巴黎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Parisian Artists)的管理之下,该联合会由精力充沛的激进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主持。大约有300名雕塑家、建筑师、石版工和画家(其中包括爱杜尔·马奈(Édouard Manet))参加了这个团体。“艺术家联盟”把来自歌剧世界的演员和人们聚集在一起。
所有这些行动和规定都在短短54天的时间里出台,当时的巴黎还受着普法战争的影响。公社只能在3月29日至5月21日期间工作,英勇地抵抗来自凡尔赛的攻击,这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由于公社没有可以支配的强制性手段,它的许多法令并没有在城市的广大地区统一执行。然而,他们表现出了重塑社会的非凡动力,并指明了可能发生变革的道路。

集体斗争与女权斗争

公社的意义远不止其立法大会所批准的行动。它甚至渴望重新规划城市空间,正如拆除旺多姆圆柱(Vendôme Column)的决定所表明的那样(这根柱子被认为是野蛮的纪念碑和应受谴责的战争象征),并通过将某些宗教场所移交给社区使用而使其世俗化。公社之所以能继续运转下去,要归功于的群众参与的卓越水平和坚实的互助精神。在这种对权威的蔑视中,几乎每个区都出现了革命俱乐部,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俱乐部至少有28人,是自发动员的最有力例证之一。它们每天晚上开放,使市民们有机会在下班后见面,自由讨论社会和政治情况,检查他们的代表取得了什么成就,并提出解决日常问题的不同办法。它们是水平的协会,有利于形成和表达人民主权,以及创造真正的兄弟姐妹情谊,在那里,每个人都陶醉于“我命由我”的空气中。

在这个解放的过程中不容许民族歧视。公社的公民权延伸到所有努力发展公社的人,外国人享有与法国人民一样的社会权利。在公社活动的3000名外国人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体现了平等原则。匈牙利人列奥·弗兰克尔(Leo Frankel)是第一国际成员,他不仅被入选了公社委员会,还担任了劳工“部长”这一关键职位。同样,波兰人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Jaroslaw Dombrowski)和符卢勃列夫斯基(Walery Wroblewski)都是国民自卫军的杰出将领。

妇女虽然仍没有投票权或成为公社委员会成员,但在批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她们违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主张一种新的身份,反对父权制家庭的价值观,超越了家庭隐私,参与到公共领域。“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的妇女联盟”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一国际成员伊丽莎白·德密特里耶芙(Elisabeth Dmitrieff)的不懈努力,该联盟在确定战略性的社会斗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妇女们关闭了合法的官方妓院,赢得了男女教师的平等待遇,喊出“同工同酬”的口号,要求在婚姻和自由工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在工会中推进唯一的女性商会。五月中旬,军事形势恶化,凡尔赛的军队就在巴黎的大门口,妇女们拿起武器,组成了自己的一个营。许多人拼死抵抗,在路障前咽下最后一口气。资产阶级的宣传对他们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称她们为“暴烈女(les pétroleuses)”,并指责她们在巷战中放火焚烧城市。

集权还是分权?

公社寻求建立的真正民主是一项雄心勃勃、困难重重的工程。人民主权要求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从3月下旬开始,在巴黎,中央委员会、地方小组委员会、革命俱乐部和士兵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夹在公社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复杂的两强垄断之间。后者保留了军事控制,经常充当名副其实的反委员会力量。虽然人民的直接参与是民主的一个重要保障,但多个权威同时工作反倒使决策过程特别困难,而且意味着法令的执行变得曲折。

中央当局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导致了相当多的混乱,有时会陷入瘫痪。面对战争的紧急情况,面对国民自卫军内部的无纪律和政府的日益无能,儒勒·缪特(Jules Miot)建议按照1793年罗伯斯庇尔的独裁模式,建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彻底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微妙平衡。该法案于5月1日以45票对23票获得通过。事实证明,这个错误富有戏剧性,它标志着一场新的政治实验的结束,公社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第一个集团由新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组成,倾向于权力的集中,最终政治维度凌驾于社会维度之上。第二个集团认为社会领域比政治领域更重要,其中包括第一国际的大多数成员。他们认为分权是必要的,并坚持共和国绝不能怀疑政治自由。在欧仁·瓦尔兰(Eugène Varlin)的不懈协调下,第二个集团强烈反对独裁主义倾向,也没有参加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选举。在它看来,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将完全违背公社的建立原则,因为它选出的代表不拥有主权(主权属于人民),而且代表也没有权利把主权割让给一个特定的机构。5月21日,当这个少数人组成的集团再次参加公社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又进行了一次团结队伍的新努力。但已经太迟了。

作为革命代名词的公社

巴黎公社遭到凡尔赛军队的残酷镇压。在5月21日至28日这个“血腥一周(semaine sanglante)”里,共有17000至25000名市民被屠杀。最后一次战斗是沿着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 Cemetery)的围墙进行的。年轻的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将法国首都描述为“一座悲伤的、几近死亡的城市”。这是法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只有6000人成功逃亡到英国、比利时和瑞士。有43522人成为俘虏。其中100人在经过军事法庭的简单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另外13500人被送进监狱或强迫劳动,或被驱逐到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等偏远地区。到那里去的一些人与莫克拉尼领导的阿尔及利亚反法殖民武装起义者团结在一起,并与他们共命运。莫克拉尼起义与巴黎公社同时爆发,最终也一样遭到法国军队的镇压,倒在血泊中。

巴黎公社的幽灵加剧了整个欧洲对社会主义镇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报刊忽略了梯也尔政府前所未有的暴力,指责公社成员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对“自然秩序”和资产阶级法制的恢复表示极大的宽慰,对“文明”战胜无政府状态表示满意。那些胆敢侵犯统治阶级权威和侵犯其特权的人都受到了惩戒。妇女再一次被视为低等生物,而那些脏手上布满老茧的工人曾无所顾忌地认为自己是统治者,最后还是回到更适合他们的位置。
然而,巴黎起义为工人斗争提供了力量,并将他们推向更激进的方向。在它失败的第二天,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写了一首注定会成为工人运动中最著名的颂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段巴黎的岁月告诉我们,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从今以后,即使再逢“樱桃时节(Le Temps des cerises)”(引自公社成员让-巴蒂斯塔·克莱芒(Jean-Baptiste Clément)的一篇著名诗歌的标题),公社的主角们不再回来,巴黎公社也体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思想及其实际的应用。它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成为工人阶级本体论经验的代名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道,这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功地“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巴黎公社改变了工人的意识和他们的集体观念。如今150年过去了,它的红旗仍在飘扬,提醒着我们总有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巴黎公社万岁!

Published in:

Philosophy of Modernity

Pub Info:

20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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