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vin Anderson 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研究MEGA2手稿，尤其是《资本论》法文版。他关于手稿的研究成果，在2016年汇编成一本《马克思的边缘文本：关于民族、族群和非西方社会》（Marx at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ies）。给Musto文集提供的这篇文章基本延续了他在自己这本著作中的关注重点。
安德森文章的入手点是一个经常被争论的话题：很多学者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后期著作不再关注革命问题，该文的努力是借助《资本论》及边缘的手稿，发现马克思后期思想中的革命要素。
首先，安德森回应了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一个批评（p19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提出了一种对未来革命的预判（《资本论》单行本第874页），而现实的历史似乎证明这种“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的预判是错误的。但安德森认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该章前后段落的行文相比，例如第25章充满了对英国发达工业社会在地性经验的具体描写，而24章对革命的预判则显得极为抽象：马克思并没有暗示革命会发生在某个特殊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抽象的描述似乎侧面证明马克思并不认为革命会发生在不远的将来。
在第三节中，安德森考察了族群、殖民和阶级概念集一身的一个样本：爱尔兰。从族群的意义上讲，爱尔兰民族是受到外国势力（英国）压迫的受害者；从殖民的角度讲，爱尔兰经济体系的自足性被殖民者彻底破坏，种植农业被迫转为养羊的牧场，从此彻底成为英国的农业依附国。而从阶级的角度讲，爱尔兰作为一个整体被卷入资本积累，成为被剥削的阶级。
马克思在1870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写作的“机密通知（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中，称爱尔兰工人作为移民，在英国受到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而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歧视是一种“错误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这种无产阶级内部的分歧会导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结果。但是安德森发现，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原则，指出这种“错误的意识”具有对革命的积极作用：爱尔兰工人受到的双重压迫很可能成为革命的突破口，以此从民族革命发展为更大范围的阶级革命（P200）。
安德森在第四节中考察了马克思十分推崇的美国革命。他把马克思对美国革命的理解总结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可能性。因为美国内战的爆发，一方面是联邦政府希望废除奴隶制，另一方面原因是国会想要推动全国性的土地改革（P201）。安德森把美国内战的影响总结为两个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提及美国在废奴运动后的革命潜力——黑人奴隶可以被视为最受压迫的无产阶级（P202）；在国际方面，马克思在1867年版本的《资本论》序言中（《资本论》单行本第9页），把美国内战对欧洲工人积极产生的作用与美国独立战争对欧洲中产阶级的震动相类比，后来发生的巴黎公社运动也可视为美国内战的余波。
第五节的考察重点是俄国公社。安德森这里使用了两个文本作对比（P203）：在1867年版本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帮助资本完成原始积累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对农业工人的压迫，和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对非洲黑人的压迫。这两个方面随后发展成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此时认为英国和欧洲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早期积累的条件（《资本论》单行本第823页）。但是在1872年左右的法文本中，马克思扩充了对原始积累的描述，把西欧国家的发展历程称为“起主导作用的激进模式”（原文来自MEGA2手稿），至于俄国和世界上其他远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心的地区，则存在着可能性更多的“其他模式”。而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导言中，马克思直接指出，俄国与爱尔兰等国家一样，蕴含了发动工人阶级革命的可能，而这些国家反抗压迫的革命可以与西欧的工人运动产生积极的相互影响，进而引发全球性的革命。
最后一节中，安德森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替代品，即自由人的联合体（P204）。在“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一节，马克思把一个透明的自由人联合体，设想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模式（《资本论》单行本第96页）。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图景呢？马克思在多处文本中提及了通过革命通达共产主义之路，但是安德森认为，只有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真实发生以后，马克思才把“废除国家”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先决条件（《文集》第3卷第155-6页）。安德森指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说法在德文第一版《资本论》中被淹没在商品和货币的描述中，而在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中，马克思才强化了这一概念。
总之，安德森的观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从“资本和劳动”的角度来思考革命的，他并没有以一种还原论的方式无视了种族、民族、殖民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关系。
总的来说，作者作为MEGA编委之一，文章使用了比较经典的文本分析方法，借助文本来回应争论的方式显得论据充足，但另一方面也有比较机械的弱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1848革命和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运动接连失败后，马克思晚年思考的重点无疑转向了以《资本论》为载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考察资本规律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革命叙事：安德森的文章提请读者注意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和西欧外围国家（与中心的英法德等相对）的重视，革命火种可能需要在地理的意义上暂时转移阵地。但另一方面，就《资本论》本身而言，资本的规律必然指向自我否定，在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蕴含了革命的必然性：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综上，马克思晚期的革命叙事可以总结为两条线索，一是在《资本论》中通过研究经济规律来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自掘坟墓，二是在东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外围国家中考察“多线性”革命的可能性。
Marcello
Mu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