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4年巴黎期间手稿、摘要与笔记的文献学

一、巴黎：新世界之都
在巴尔扎克笔下，巴黎被描写成一个令人捉摸不定的大都市，是“巨大 的奇迹，是各种运动、制造业以及观念的奇妙聚合，充溢着各种浪漫风情的都 市，也是世界思想的汇聚中心”[2]。而在1848年革命前的那些年头里，巴黎则 住着由持续高涨的政治情绪鼓动着的手工业者与工人，连同各种流亡者、革命 者、作者以及艺术家的汇聚，更使得这个城市形成了几个时代以来少有的紧张 与躁动。人与人之间最常见的礼物，是公开出版的书籍、杂志和报纸，是抒写 诗歌，是聚会与演说，是咖啡馆、街道以及公园长凳上没完没了的讨论。大家 的这种亲和关系意味着一种彼此不断的影响 [3]。巴黎这种活跃的氛围影响着思 想家们。当时，巴枯宁本已决定穿过莱茵河，突然发现自己“遭遇到那些出生 在德国并没有碰到的新元素”，而一时之下“政治观念在所有社会结构中传播 开来”[4]。冯•施泰因写道：“平民生活本身即开始开创新的联系并构想新的革 命”[5]。在卢格看来“巴黎将由我们的胜利者与战败者居住”[6]。巴黎注定在历 史上引人注目。

对巴尔扎克来说，”巴黎街头映衬着人性的现状，众生百态演出人间悲喜 剧”[7]。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巴黎，这里的形势也深深地影响了他，青年 马克思关于知性改良的观点，就是在巴黎期间形成起来的。莱茵报期间的编辑 经历之后，马克思放弃了黑格尔式的理性国家观念，随后形成的激进民主主义 思想，则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对法国首都的理论上的“把握”（disponibilité）。 但这一认识又被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视域所动摇。由当时那种基于新的社会一 经济现实问题所形成的不确定性，一旦与巴黎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作状况相联 系，便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也从经验中消失了。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发现，共产主义的再度兴盛、复杂性及其乌托邦化 倾向，对黑格尔观念哲学的批判及黑格尔左派的崛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轮 廓的出现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等等，都是马克思在此时发展其思想理 论的基本主题。接下来的笔记，先行地留下了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批判性的解 释，在巴黎期间留下来的手稿被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实主要 反映在文献学方面。

二、政治经济学的背景
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已特别注意从法的或政治的视角去看待经济问题。 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期间，马克思发展了这一想法。基于这一想法，马克思 形成了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关市民社会乃政治国家的真正基础的思想, 并首次确切地阐述了社会关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也正是在巴黎期间,马 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的和批判性的研究”[8]。马克思深感法律与 政治学在这一问题上呈现出尖锐冲突，因为法律在其自身的论域内以及在社会 问题方面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当时，恩格斯刊发于唯一一期《德法年鉴》上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自此，马克思从原先 主要说来隶篇于哲学、政治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完全转向于一个他此后从未 放弃的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即政治经济学批判）[9]。

在赫斯的《货币的本质》影响下，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从观念层面转入 社会一经济层面，马克思首先集中于对作为阻碍着人类本质实现的货币的经济 中介功能展开批判。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 为，作为社会问题，犹太人问题表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的和社会一历史的 假说，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犹太人是其自身生产出来的关系的隐喻的和历 史性的先导，是一个同义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象征 [10]。

马克思随后阅读了大量新的研究资料。其批判性的评论，正如文本中一 些图标所显示出的那样，手稿及笔记是经过圈点的，而收集到的很多材料，均 来自于其阅读资料。但其思路是明确的，即努力祛除并抵制弥漫于政治经济学 各个层面的极端神秘化倾向。马克思为部分经济学家因缺乏历史常识而造成的 盲目十分震惊，这些经济学家竟像罗列自然事实那样去遮蔽且裁定当时经济条 件下的暴虐状况。在关于萨伊文本的评论中，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这样 一个事实，在那里，制度设计并不关注政治经济学，也不关心到底什么是政治 经济学的基础……整个说来，政治经济学是建基于一种缺乏必然性的事实之上 的。”[11] 类似的说法在《1844年手稿》中也有，在那里，马克思特别强调：“国 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 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 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 本质中产生出来的。”[12]

因而，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度、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经济范畴看成是亘 古不变的东西。市民社会的人看起来天然就是如此。总之，“人们谈到私有财 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13] 看来马克思还不是那么明确地拒斥关于私有财产的本体论式的说法。对历史的深入研究给了马克思第一把钥匙，使他能够打开社会结构的世 俗演化过程。这时他已经接受了蒲鲁东的那一在他看来的深刻洞见，也接受了 蒲鲁东对有关私有财产观念作为自然权利的批判 [14]。在这些因素的支持下，马 克思得以认知和把握历史的当下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法律看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律，与之相反，马克思对他所处时代的特殊资 本主义关系形成了卓绝的研究，把握到了所谓“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15];他 强调偶然性乃历史生产的舞台，由此着手研究资本主义过程所形成的矛盾及其 导致的资本主义自身的消亡问题。

理解社会关系的不同方式，自有重要的效果，最重要的无疑是关于异化 劳动的概念。同经济学家不同，或者同黑格尔把它看成是社会的自然与恒常条 件有别，马克思着手考虑一条能够拒斥异化研究的人类学取向的道路；在这一 取向上，异化的观念历史般地根植于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确定性结构中，而人们 之间的疏离则被看成是工业活动状况的产物。在这些笔记以及有关詹姆斯•穆勒的摘录中，马克思强调：“国民经济学 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 下来了。”[16] 对马克思而言，异化劳动不仅没有成为工人生产的客体的和恒常 的状况，反而是劳动受限于当下分工的特征与表现，正是分工使人适应于机器 工业，“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到变成精神上和肉体 上畸形的人。”[17]

在马克思看来，在个体的劳动中，活力由其特异性所确证，这是一种唯 独属于他自己的需要的活力。但是，“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 化。”[18] 劳动本该有益于人类自我确证，呈现创造性活动，但是，“在私有制条 件下，我的个体性却异化到这样一种程度，活动事实上反对我，而受限反倒成 为活动的表现。这样一来，便只剩下受限的活动 [erzwungene Thätigkeit], —个人也只能通过外在的偶然的需要才对我发生影响。”[19]

通过汲取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批判性地剖析其结构，并颠覆其结果，马 克思获得了自己的结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可谓殚精竭虑。在田黎期间，马 克思博览群书、夜以继日地从事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既富于热情也十分勤勉， 他制订的工作计划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他从来没有做完，马克思还会认真研究 任何一种与其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他全身心地沉浸于知识视野的飞速拓展及 更新之中，而不断变化的兴趣总会把他带入新的地平，并形成新的洞见 [20]。

在塞纳河左岸，马克思拟定了一个有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纲要，并着 手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以便写一部议会史，由此展开了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及共 产主义教条的批判。随后他便疯狂地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一工作看 起来立即优越于旨在最终为德国哲学清扫地平的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不过，马 克思依然中断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转而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其首部著作 《神圣家族》(其主题便是清算鲍威尔兄弟的宗教批判思想)。然后便是着手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研究。不过，这位最为多产的年轻人，在其思想属于黑格 尔左派时期，其作品还是要少于其他黑格尔左派。其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在 巴黎的那些年里已经显示出来，但都是未完成的研究资料及笔记。关于他的谨 慎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因为马克思绝不轻易发表任何未经反复论证的文字. [21]

马克思总认为他的资料还不够充分也不够成熟，这自然妨碍他在熟悉的领域发 表大量作品；因此，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依然是纲要或片断。这样一来，他记载 这些东西的笔记自然也就极其宝贵了。这也要求我们对这些文字进行评估，关 注他对自己所做的反思，并考量其全部作品的整体性。这也是对马克思巴黎时 期真实状况的反映，最重要的是，他的手稿与读书笔记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他自己的写作与其对阅读他人作品所做的笔记与摘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2].

三、手稿与笔记摘录：1844
尽管《1844年手稿》没有完成且残缺不全，但差不多所有读者都认识到， 这部文稿提出了重要的哲学问题。这部手稿首次全文出版于1932年——而且 是以两个分开的版本面世的。一个版本由民主德国的两位学者、即朗兹胡特与 迈尔编辑出版，命名为“历史唯物主义”，它们看上去属于这样的标题：“国民 经济学与哲学”。另一个版本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中，称为《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两个版本不仅名称而且内容都不同，主要的区别是在 章节的顺序上。朗兹胡特一迈尔版，满布谬误，因为对原始手稿的解密技术甚 差，也无法包含进前一组文稿即第一手稿，而被错误地归为第四手稿的内容， 事实上只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简介。尽管如此，很少有人考虑到 《手稿》其实并不是完成了的著作这一事实。国际版也是如此，国际版选定手 稿的名称，在文稿前面安放前言——事实上这只是第三部分手稿的一部分，以 及组织整部文稿的顺序，等等，都使人形成这样一道错误印象：马克思像是要 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且每方面的文字都可以本源性地分割到具体章节中。

人们会进一步错误地假定，马克思只是在阅读政治经济学的著述并从中 摘录相关部分之后才开始撰写《手稿》[23]。然而事实上，不同手稿的写作过程 是交替进行的，而相关摘录则是在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神圣家族》的整个巴黎时期进行的，实际上也是分开进行的。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形式问题，尽管有不同版本的混乱，最重要的是，次 要性的手稿(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分散的)恰恰从这样的编写方式中被遗漏 了,但目前并没有一种经过严格译校的新版本能够承担起正本清源的工作；问 题同时也在于，对于承负着繁重解释任务的马克思的文本而言，尤其需要这样 的版本。

《1844年手稿》写于1844年5—8月，并不是一部系统性拓展并预先筹划 好的著作。所有那些指向于一个确定方向的动因——既包括那些关涉着马克思 思想完整性的因素，也包括那些同其成熟的科学概念相对立的因素——都被一 个小心翼翼的哲学检查给驳倒了 [24]。在这些方面没有同质性甚至也没有密切的 互动关系，《手稿》由此呈现出马克思思想运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有的位置。已 经呈现给我们的9本笔记，以及超过200页的摘要及评论，呈现出了马克思吸 收和利用阅读资料的原貌。

巴黎期间的文本记录了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遭遇以及其早年有关经济 学的精心筹划。这些文字同他在这一时期的写作，无论发表与否，都展示了其 阅读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份仅仅来自于政治经济学家的阅读书目 即可以显示这一点，这份书目上显示出如下古典经济学家的名字：萨伊、李斯 特、奥桑德 (Osiander)、斯密、斯卡尔博克(Skarbek)、李嘉图、詹姆士 •穆 勒、麦克库洛赫(MacCulloch)、普雷沃斯特(Prevost)、特拉西 (Destutt de Tracy)、比雷 (Buret)、布阿吉尔贝特 (de Boisguillebert)、J.罗(Law)、劳 蒂埃尔(Lauderdale)o这一时期马克思还通过法语翻译阅读了英国经济学家 的作品。在《1844年手稿》中，以及在马克思当时的文章及通信中，人们还 发现他参考了浦鲁东、舒尔茨、贝魁尔 (Pecquer)、劳顿、西斯蒙蒂、加尼耳 (Ganihl)、舍瓦利埃(Chevalier)、马尔萨斯、德•蓬佩里 (de Pompery)和边 沁的著作及思想。

马克思从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作了其第一个摘要，整个地抄录 了那些他从中获得经济学原理知识的部分。唯一的笔记是后来加上去的，写在 摘录右侧预备用作笔记的大纸上。随后有关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编选，也 是一个类似的用以丰富其基本经济学知识的摘录。事实上，尽管这些都是大规 模的摘录，但并不包含评论，但马克思仍然能独到地出离于这些资料，如同时 常发生在其他地方那样，让他的思想从其弃之一旁且彼此分离的若干经济学家 那里提升出来。这样一来，情形也就改变了。就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税费 原理》而言，他自己的首要的观察形成了其外观，在价值与价格相关的概念仍 然包含着完全相同的意义的时候，尤其如此。商品价值与价格的等同，在马克 思最初的概念中确定下来，并仅仅赋予了交换价值以实在性，而交换价值乃是 由竞争以及在把自然价格委托给纯粹幻想的抽象世界里生产出来的。随着这些 研究的推进，马克思的批判性的笔记不再是断断续续的，而是点缀了其概要， 他的知识结构也由此拓展开来，纵横握阖于一个又一个领域。在马克思的笔记 中，经常会从别人那里引一些单个的句子，然后是更长的评论，最后——比如 提出一项关于詹姆斯•密尔政治经济原理的建议——是对作为全面宰制人的货 币中介的不懈批判。这里，摘要与马克思自己的文本的关系完全错位，以致于 前者就是夹杂于后者之中的。

要重申摘录的重要性，就必须指出这些笔记对作者而言的用处，既包括 文字形成时的用处，也包括后来派上的用处。在1844年，笔记中的一些文字 已经刊发于《前进报》上，这是一份双周报纸，由巴黎的德国移民所办，读者 对象是有一定教养的知识分子群体。马克思总是保持隔一段时间重读其笔记的 习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 他大量用到了这些材料，至于在《资本论》第1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所用 到的材料，人们更是耳熟能详。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以及相关的笔记及摘录中 发展了他的思想。手稿充满了引证，收集这些引证几乎算不上复杂，其中由对 相关文本的集中解读而形成的笔记，包含了其大量的评论。既有摘录又有评 论，把一些散在于纸张上的文字形成正式的章节及卷次，页码标注以及相应的 组合方式，都表明《1844年手稿》并不是自成一体的著作，而应该看成是马 克思批判性产品的部分，这样的产品由他所阅读的文本、批判性的反思以及他 留下的草稿等组成，既包括一带而过的意见，也包括深思熟虑的思想。把这些 手稿从其余部分分离出去，或从上下文进行推论，都可能会导向错误的解释。 因此，只有把这些笔记看成是一个整体，连同对其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 意义进行一种历史性的重构，才能把握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所做工作的思想历程 及其丰富性。

四、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背景，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效应，无疑当得到直 截了当的肯定。马克思的思想属于一个经济与社会深刻转型、特别是无产阶级 的数量巨大增长的时代。随着无产阶级的发现，马克思可以突破黑格尔式的市 民社会概念，并获得一种新的见地：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阶级，而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穷人”，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源于其工作条件。因此，马克思的任务 即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 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25]

1844年6月，西里西亚爆发纺织工人起义，给马克思提供了最后一个发 展其思想的机会。在《前进报》上，他刊发了《对一位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 及其社会变革”的批判性小札》，该文运用对卢格的批判以及先前的一篇认为 起义缺乏政治精神的文章，批判了黑格尔式的国家以及市民社会概念。在黑格 尔那里，国家代表着一种总的关切，并把任何市民社会运动降级到一种局部性 的自私自利层次 [26]。但是，对马克思而言，“社会革命之兴起，一定是形成了 总体性的支撑点。”[27] 在西里西亚纺织起义的激励下，伴随着起义者极其明确 的革命特征，马克思强调，那些把社会病患的根源“不是归结于国家的自然本 质而是归结为明确的国家形式”[28] 的观点，其实是极其错误的。

更为总体的是，马克思认为，那些主张社会变革（乃当时社会主义者的 理论目标）的人，即要求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得到平等以及工作机会的人，仍然 是他们所要批判的制度的奴隶。他们并不真正懂得私有制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关 系。因为，“尽管私有财产看起来是真正的原因，但异化劳动的原因依然是私 有财产的结果”，“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必然的结果。”[29] 为反对“真 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要对经济体系实现激进变革——其实质即尽可能 废除资本。

马克思越是感到社会主义教义接近于他自己的思想，他越是强烈地感到， 应当促使社会主义更为清晰并展开更尖锐的自我批判。马克思自己的研究促使 他从一些相关的观念中区分出社会主义，而他自己思想的迅速成熟也使得这一 点成为必要。在马克思接受黑格尔左派的过程中，即已经开展了对后者的批 判。显然，他对黑格尔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评价是最严厉的，因为他们同时 就意味着马克思在展开对他自己过去思想的自我清算。由布鲁诺•鲍威尔编 辑的月刊《文学总汇报》，字里行间语气专横：“批判拒绝把自己卷入社会的苦 与乐……剖析要冷眼旁观”[30]。恰恰相反，对马克思而言，“批判不是理智的激 情……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其对象是其敌人,.不是驳倒而是要消灭的敌 人……批判看来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31] 为反对鲍威尔兄弟所谓“批判 的批判”的唯我论——这种唯我论起始于一种自以为意识到外化便已克服了外 化的抽象信念，马克思则明确宣称：“物质力量必须由物质力量来推翻”[32]，社 会存在只能通过人的实践加以改变。发现并逐渐意识到异化状态，意味着同时 要为消除异化而行动。在终结于观念的自我封闭因而只是形成了概念的不毛之 地的抽象哲学与短兵相接式的哲学批判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对自 由劳动的追求中将自我意识的追求区分开来，遂形成了巨大的沟裂。

五、结论
巴黎期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随后他即确信，世界 的转换本身是实践问题。”哲学不能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在 哲学家那里仅仅被看成了理论问题。”[33] 他断定哲学从来就没有达到这种认识 并因而实现从理论向实践的转换。从这时起，他自己的分析不再是从关于异化 的概念入手，而是从工人悲惨的生存处境入手。其结论不再是观念性的而是直 抵革命现实，他自己的政治学概念由此也深刻地改变了。

不需要通过、并且事实上有意远离当时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那些 狭隘教义，他获得了经济关系与社会的完整认识，因而“宗教、家庭、国家、 道德、科学、艺术等的关系，只是生产力的特殊样式并受生产力的总体规律的 支配”[34]。国家从而也失去了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首要位置，转而为社会所 同化，它被包孕于、而不是受制于人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政治 迷信才能想象，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凝聚起来的，相反，国家事实上由市民生活 所决定。”[35]

马克思的概念框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主题。马克思从其最初遭遇的 “人性问题”转向特别认同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首先是建基于辩证的对立 面——即理论的“消极元素”之上，其次，在其社会经济学的批判之后又被看 成是自我解放意义上的积极元素。无产阶级被看成是可能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程 序的唯一的阶级。因此，某种对国家的政治及其货币经济政策——被看成是实现费尔巴哈 式共同的人类本质的障碍——的含混批判，让位于历史关系的批判，在那里物 质生产活动被看成是任何探讨的基础。“人类奴役整体地关涉着工人在生产中 的关系，所有的奴役状态［menschliche Knechtschaft］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改 头换面或推论。”[36] 马克思主张的不再是解放的普通要求，而是完成生产过程 的激进转变。

随着这些结论的形成，马克思计划从其他有关方面展开研究。在《神圣 家族》之后，他继续研究和摘录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批判施蒂纳思想的概要，草拟了一份国家研究的提纲，留下了一些有关黑格尔的笔记，并着手拟就 一份纲要，准备随后展开对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批判。他显然 完全沉浸于这些研究工作中。而恩格斯则请求他公布这些资料，“上天知道， 现在正是时候”[37]。迫于普鲁士政府的压力，法国当局发出了驱逐令，马克思 被迫于1845年1月离开巴黎。随后，马克思同莱斯克出版社签订了一份2卷 本《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不过，直到15年之后的1859年， 其著作的第一部分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才告问世。

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留下的手稿、摘要及笔记，纪录了马克思伟大 事业之开端。其作品充满了来自于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理论元素。这一时期没 有提纲或著作可作为一个单个的学科存在并进行归类。没有文本仅仅只是哲学 的、经济学的或者是政治学的。文本呈现的并非一个新的、同质的体系，但却 是批判性的理论样式。1844年的马克思形成了这样的能力，把巴黎无产阶级的经验与法国革命 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亚当•斯密的阅读同对普鲁东的洞见结合起来，把西里 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同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的批判结合起来，把比雷(Buret)的 对贫困的分析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他知道怎样把这些不同的 领域与经验结合起来，并且，通过创造性的综合，形成其独特的革命理论。

马克思的观点尤其是经济学的观点在巴黎期间的生发，当然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有关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传记过去习惯于把一种 无关紧要的急迫性以及工具性的目的，附加在马克思身上，且提供一些歪曲且 相当贫乏的知识框架。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重构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源起、知识内 蕴以及理论探索，并深化对任何一种时下的批判理论仍然有效的关于劳动的复 杂性与丰富性的探索。

附：马克思巴黎期间摘要、笔记与手稿年表
这份年表包括马克思巴黎期间(1843—1845)的所有研究性笔记。准确 年份不那么确定，很多情形下标示出起始点或大致时间跨度。此外，马克思. 并没有一本接一本地编制其笔记。但在写作时会穿插着使用这些笔记（如B19 与B24）,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在这些不同笔记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类整理。 这类笔记包括所谓《1844年手稿》（A7, A8与A9）,直接标明作者是马克思， 在括号里的部分并不是由马克思所选定，而是由后来的编辑们补上去的。最 后，第四卷（笔记样态）有些并没有详细说明马克思所援引的著作的书名，它 们大体同那些已经在第2栏（笔记内容）里被马克思提到的书名相关。除标明 MH,即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标有“RGASPI fl, op. I,d.l24,”的字样）夕卜，这一时期所有的笔记都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 史研究所，属于表中第三栏即档案代码一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注释
1. 本文作者马塞洛 • 穆斯托 (Marcello Musto), 意大利那布勒斯东方大学研究员，原 文系意大利文，英译者帕特里克•卡米莱尔 (Patrick Camiller), 原题Marx in Paris: Manuscripts and Notebooks of 1844,刊《科学与社会》2009 年 第3期。穆斯托近期主编的《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150年的基础》 (Routledge,2008),受到广泛好评。本文有关法语与德语分别请教了复旦哲学学院吴 猛副教授及罗亚玲博士，一并致谢。
2. Balzac, Honoré de. The History of the Thirteen. Ferragus/Hai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72,33.
3. See: Berlin, Isaiah. Karl Marx. 3rd edn. 81f.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Bakunin, Michail. 1982. “Ein Briefwechsel von 1843”. MEGA2, I/2. Berlin: Dietz, 1982, 482.
5. von Stein, Lorenz, 1848.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Ein Beitrag zur Zeitgeschichte. Leipzig, Germany: Otto Wigand. 1982, 509.
6. Ruge, Arnold. Zwei Jahre in Paris: Etudien und erinnerungen. Leipzig, Germany: Zentralantiquariat der DDR.1975, 59.
7. Balzac, 1972, 31.
8.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31.
9. See: Rubel, Maximilien, 1968.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Œuvres. Economie II. Paris: Gallimard.
10. See Tuchscheerer, Walter. Bevor “‘Das Kapital” entstand, Berlin: Dietz. 1968, 56.
11. Karl Marx, “Exzerpte aus Jean Baptiste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MEGA2 IV/2. Berlin: Dietz, 1981, 316.
12.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70.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13. Ibid, 281. 中译本参见第63页。
14. Proudhon, Pierre-Joseph. What is Property? Humboldt Publishing Company. 1890, 44.
15.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92. 中译本参见第 75 页 o
16.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20.中译本参见第 172 页。
17. Ibid, 220.中译本参见第175页。
18. Ibid, 272.中译本参见第52页.
19. Karl Marx, “Comments on James Mill, Élémens d’économic politique.”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28.
20. 参见卢格的第一手证言:“他阅读丰富，工作强度异乎寻常……人们确实没有看到任 何一件他做到底的事情，他总是’半途而废’，戛然而止，然后便一头扎入书山书 海，没完没了。”他的工作“除非是把自己弄病了，否则三天甚至四天，他都不会 上床睡觉。”(《卢格至费尔巴哈的信》，1844年4月15日，引自恩岑思伯格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23–24.)“假如马克思不是酗酒、目空一切以及拼命工作，假如共产主义者的激 情没有把他消耗在直率与高尚的工作方式中，那么他的无尽的阅读甚至于不属于德 性传统的辩证法便是可以期待的……他总是试图去写下他刚刚读罢某部著作的想法， 随后再阅读、摘录、写笔记。不过，我想迟早他会成功地完成一件长效而艰深的研 究，在那里他那些丰富的资料将源源不断地派上用场”(A. Ruge to M. Duncker, August 29, 1844, in ibid., 28).
21. 参见保罗•拉法格有关恩格斯在1844年秋季有关思想的评论：“恩格斯与马克思逐 渐形成了在一起工作的习惯。不过，面对马克思那种如果不能反复十次地证明一个 观点便一字不落的认真态度，就连极其严谨的恩格斯也失去了耐心 (See :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29).
22. 关于这个复杂的关系，梁赞诺夫在1929年即首次指出，要在著作的简单的摘录与 为其自己的著作所做的预备性的文字之间做出截然区分，是十分困难的(See : Ryazanov, David. ” Einleitung” to MEGA I/1.2. Berlin, Germany: Marx-Engels-Verlag. 1929, xix).
23. 比如，大卫 • 麦克莱伦就曾为持有这种错误认识而愧疚 (McLellan, David. Marx Before Marxism. Revised ed.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72, 210–211). 的整个巴黎时期进行的，实际上也是分开进行的。
24. 虽然读者们绝不会耗尽在马克思文本问题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中，但读者会涉及两部 极重要并可以强化各自立场的作品(即《1844年手稿》和《资本论》一译者注)。 朗兹胡特与迈尔首先把这一点解读为“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的中心工作……其整 个摘录活动中的节点……简言之，已在《资本论》之前就已经明确了”(Marx, Karl.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 ed.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 Leipzig, Germany: Alfred Kroner. 1932, xiii and v)o 这里，这种次要性的分析方 法也出现在阿尔都塞著名的“认识论断裂”理论中。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26. 见 Löwy, Michael.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the Young Marx. Boston, Massachusetts: Brill. 2003, 29—30。
27. Karl Marx, u Comments on James Mill, Élémens d’économic politique.” MECW 3, Moscow/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05.
28. Ibid, 197.
29. Karl Marx, ”Comments on James Mill, Élemens d’économic politique.” MECW 3, Moscow/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79.
30. Bauer, Bruno, ed. 1844.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Vol. 6. Charlottenburg, Germany: Verlag von Egbert Bauer, 32.
31.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MECW 3, 3–129.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77.
32. Ibid, 178.
33.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302.
34. 参见 Mandel, Ernest. 1971.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35.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Holy Family.” MECW 4, 3–235. Moscow/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121.
36. Ibid., 280.
37.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不要尝试完成您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即使存在很多你自己并不满意的内容，也无关紧要，思想已开启，我们必须趁热打 铁。”(Marx-Engels-Verlag. Letters. October 1844-December 1851. MECW 38. Moscow/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2,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