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论异化的文字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出版以来，在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领域完全成了一块试金石，不乏追随者也不乏争辩者。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里，马克思第一次形成了他的异化劳动概念，超越了当时哲学、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异化概念，将其置于物质生产的经济领域。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而且异化是马克思从未放下的概念，他将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理论。
尽管讨论异化主题的思想家们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使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但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提供了对异化更全面更完善的论述以及提供了克服异化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其他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异化概念，这种概念的历史基础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虽然说马克思理论的这一个重要方面直到现在可能还在被低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成熟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而且异化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我们需要它来转变当下的超剥削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首次系统描述了异化，其中“外化（Entausserung）”，“异化（Entfremdung）”和“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等术语描述了绝对精神在客观性领域超越自身的过程。
异化概念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中继续占据着突出地位，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发展了宗教异化理论，他描述了人类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到想象中的神灵上。但是，异化概念随后从哲学反思中消失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主要思想家都没有给予它过多的关注。甚至马克思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使用这个词，而且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也明显没有关于异化的讨论。
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思想家发展了后来与异化有关的概念。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中引入了“失范（anomie）”一词，来表示那些确保社会凝聚的规范在劳动分工发生重要延伸之后陷入危机的一系列现象。与生产过程的重大变化相关的社会动荡也是德国社会学家思考的基础。西美尔在《货币哲学》里非常关注社会制度对个人的支配，以及人际关系日益增长的非人格性。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详细阐述了人际关系中的“官僚化”和“理性计算”现象，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这些作者认为他们在描述人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他们的反思往往是希望改善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当然不是用不同的秩序来加以取代。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引入了“物化”一词来描述劳动活动将人视为某种客观和独立的东西，并通过外在的自治规律来支配他们的现象。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终于1932年以德文出版时，这一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在全世界激起了波澜。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把劳动的产品同劳动的对立描述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他列举了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四种异化形式：（1）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后者是异己的、统治着工人的对象；（2）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异化，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是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3）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4）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异化。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异化本身并不等同于对象化，而是与特定经济形式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相联系：即雇佣劳动和将劳动产品转化为与生产者相对立的对象。黑格尔把异化说成是劳动的本体论表现，马克思则把它看作是一个特殊生产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
与马克思不同，二十世纪初的大多数研究异化的作者都认为异化是生活的一个普遍方面。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以纯粹的哲学术语探讨了异化。他在异化现象学中使用的范畴是“沉沦（Verfallen）”，即此在在周围世界的不真实中迷失自己的一种趋势。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这种沉沦是一种不好的、糟糕的、在人类文化的更高阶段也许能够摆脱的特性，而认为沉沦是一种在世之中的生存模式，一种构成历史基本维度的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异化成为哲学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它被认定为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不满，认定为人类个体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分裂，认定为一种不可逾越的人性前提。大多数存在主义哲学家并没有考虑异化的社会根源，而是认为它不可避免地与所有“事实性（facticity）”（显然苏联的失败经验支持了这种观点）和人类的他者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类征服。相比之下，存在主义者试图吸收马克思著作中那些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的方法有用的部分，但仅仅是在没有任何具体历史叙述的哲学讨论中使用。
和那些存在主义者类似，马尔库塞将异化与对象化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的特定前提联系在一起。不同于马克思，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里认为只有废除劳动（而不是解放劳动）并在社会关系中肯定力比多和享乐，才能实现人的解放。总的来说，马尔库塞反对一般意义的技术统治，丢失了将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特殊性，而且他对社会变革的反思是如此的悲观，以至于常常把工人阶级纳入捍卫体系的主体里。
在马尔库塞之后的十年，异化进入了北美社会学的词汇库。主流社会学将其视为人类个体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关系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关键是个体适应现有秩序的能力，而不是改变社会的集体实践。这一进路的重大转变最终降格了对历史社会因素的分析。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异化概念促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最尖锐的批评，但它在社会学领域却被制度化和体系化，简化为个体对社会规范不适应的现象。这些解释导致了异化话语在理论上的贫困，对一些社会学家来说，异化远非一种与人类的工作活动有关的复杂现象，而是成为一种积极的现象，一种表达创造性的方式。在这种形式下，异化范畴被淡化到几乎毫无意义的地步。
同一时期，异化范畴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弗洛姆试图用它来建立一座通往马克思主义的桥梁。然而，弗洛姆的重点是主体性，他在《健全的社会》里将异化概括为一种个体将自己视为外人的体验模式，这仍然过于狭隘地关注个体。弗洛姆对马克思概念的讨论完全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排除了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作用。这一缺陷使得弗洛姆无法恰当地看待客观的异化（即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异化以及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
20世纪60年代，异化理论开始流行，这个概念似乎完美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在德波的《景观社会》里，异化理论与对非物质生产的批判联系在一起，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异化消费像异化生产一样已成为大众的义务和本分。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中心地位不同，鲍德里亚将消费指认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因素。广告和民意调查的增长在“消费时代”和“彻底异化”中创造了虚假需求和大众共识。
然而，这个词的普及外加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概念模糊。短短几年时间，异化就已经转变为可以指代几乎任何的人类不幸；它已变得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成了一种不刊之论。
随着世界各地关于这个话题的数百本书籍和文章的出版，当今已经成为异化的时代。来自不同政治和学科背景的作者将异化的原因总结为商品化、过度专业化、失范、官僚化、因循守旧、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失去自我意识、个人孤立、情感冷漠、社会或种族边缘化以及环境污染，等等。在北美的学术背景里，争论变得更加矛盾，异化概念俨然被扭曲了，并最终被社会阶级的捍卫者们所使用，而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针对社会阶级的。
马克思对异化主题的最佳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它写于 1857-58年，直到 1939年它的德文版才现世。当该文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被翻译成欧亚语言，学者们更多关注马克思在他的成熟著作中将异化概念化的方式上。《大纲》的解释回顾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并且通过对经济范畴的更深入理解和更严格的社会分析而得以丰富。在《大纲》里，马克思不止一次地使用“异化”一词，并认为在资本主义中，
“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被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文集8，第51页。）
《大纲》并不是马克思成熟时期唯一一部以异化为主题的不完整著作。五年之后，未出版的《资本论》手稿把对异化的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写道：“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而只是作为‘资本’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文集8，39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的物质属性”，存在着名副其实的“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文集8，393），造成了“物的劳动条件……不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文集8，393）的表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著名章节中给出了类似的描述，即“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比他早期哲学著作中的描述要详细得多。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文集5，第90页）。这种现象就是他所说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文集5,第90页）商品拜物教并没有取代他早期著作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之间的性质和关系变成了物之间的性质和关系。这种卢卡奇称之为物化的理论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说明了这种现象，而拜物教概念则将其视为人与商品的关系。
成熟马克思的论异化作品的传播，最终为主流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这一现象的概念化铺平了道路。马克思讨论异化时针对的是如何在实践中克服异化，即指向社会运动、政党和工会为了改变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采取的政治行动。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之后的马克思论异化著作可以被视为“二代目”，它们的出版不仅为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而且最重要的是，为那些年世界上卓越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平台。异化走出了哲学书斋和大学讲堂。它走上街头，走进工人斗争，批判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世界的失败是划时代的，全球经济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剥削性，左翼仍然深陷危机之中。当然，马克思无法回答许多当代问题，但他确实指出了基本问题。在一个由自由市场和个体竞争所主导的社会里，马克思对异化的论述继续为理解和批判当今资本主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Marcello
Mu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