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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 Octo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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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之后的欧洲激进左翼

一、苏东社会主义的终结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给欧洲的政治图景带 来了深刻变化。
苏联体制的崩溃将共产主义从苏 联模式中解脱出来，并再次揭开了工人阶级寻求 自身解放的序幕。然而，结构性的政治剧变和经 济转型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力量的再次崛 起。
欧洲反资本主义力量面临着巨大压力: 组织 和领导社会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整个左翼在意 识形态上丧失了 1968 年之后在关键领域所拥有 的支配性地位。

这种压力在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那些信仰欧洲共产主义的政 党1 和那些仍与莫斯科紧密联系的政党2 在选举 中的得票率急剧下滑，成为苏联解体后欧洲共产 主义的真正溃败。此外，各种新左翼集团和托洛 茨基派3 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随后，欧洲共产主义开始复兴，新出现的共产 主义政治组织通常与尚存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进行 重组，传统左翼政党也向生态主义运动、女权主义 运动、和平运动等敞开了大门。1986 年成立的西
张福公 刘林娟 编译
班牙联合左翼( Izquierda Unida，IU) 是最早的案 例。之后，形式多样的新组织相继出现，具有代表
性的有: 1987 年成立的葡萄牙团结民主联盟 ( Unitary Democratic Coalition，CDU) 、1989 年成立 的丹麦红绿联盟( Unity List/Red – Greens) 、1990 年成立的芬兰左翼联盟( Left Alliance) 、1991 年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7 年第 5 期
立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PRC) 和希腊左翼与进步联盟 ( Synaspismos) 。此外，一些传统左翼政党也试图 进行自我重建，如 1989 年成立的捷克波西米亚和 摩拉维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KSM) 、1989 年成立的德国民主社会主 义党(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PDS) 等。

二、执政的失败
这些新成立的政党与其他没有改名的政党一 样，都成功融入了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随着 1993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为新加入 的成员国设定了严格的货币指标，这些政党进而 与各种社会运动和进步工会力量联合，共同致力 于反抗新自由主义政策。

1994 年，欧洲联合左翼党团形成。次年，随 着北欧国家的加入，该党团更名为欧洲联合左 翼—北欧绿色左翼( European United Left/Nordic Green Left，GUE – NGL)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受各种罢工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鼓舞，一些激进 左翼力量在选举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例如: 西班 牙联合左翼在 1994 年的欧洲大选中获得 13. 4% 的选票;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 1996 年的全国大选 中获得 8. 5% 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在 1997 年的议 会大选中获得近 10% 的选票。同时，这些政党也 在基层不断发展新党员。21 世纪以来，各种反抗 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各种组 织集团、大众联合运动、反资本主义政党和非政府 组织在“G8 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 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举办期间发起了大量抗议， 世界社会论坛、欧洲社会论坛的相继诞生也引发 了人们对代替主导政策的广泛讨论。

随着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当选为英国 工党领袖和首相，社会党国际意识形态和政策方 向也发生深刻转变。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事实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接受———得到了德国前 总理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der) 、葡萄牙 前总理若泽·索克拉特斯( José Sócrates) 、意大利 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 Romano Prodi) 等人的支 持和效仿。受 2000 年欧盟“里斯本计划”的鼓 舞，这些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大幅 缩 减 财 政 支 出 、制 定 “ 适 度 ”工 资 政 策 、放 宽 对 市
场和服务的限制等。德国的“2010 议程”尤其是 施罗德的“哈茨四号方案”( Hartz IV) 便是这一新 政策导向的最佳证明。而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 等南欧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衰退、新一轮私有 化、教育商业化、研发基金削减以及有效产业政策 缺失等现象。因此，东欧也作出了类似的选择，波 兰和匈牙利便是新自由主义和削减公共支出政策 的积极追随者。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脱离了工 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群众，社会党国际势力在这两 个国家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派政 府和保守派政府几乎没有差别。工会越来越倾向 于接受它们的政策，越来越无法代表最弱势群体 的利益，社会民主派或中左派政府很多情况下甚 至成为自由主义政策的有效实施者，因为工会更 容易接受他们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些国 家也发生了重要转变。1999 年，意大利左翼民主 人士党( Democratici di Sinistra，DS) 政府批准了 意大利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科索沃的军事 行动; 2003 年，英国工党领袖积极支持布什发动 伊拉克战争1; 此外，欧洲当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 力量公开反对美国对阿富汗武力干涉的“持久自 由行动”(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 。而在生 态问题方面，大多数绿党的立场都相对温和，它们 放弃了反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生 态问题只是作出原则性声明，却几乎从未采取有 效行动真正解决问题。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原则的接受表明，东欧剧变不仅动摇了共产主义 阵营，而且动摇了一切社会主义力量，欧洲的社会 主义力量放弃了改革的雄心，不再支持国家干预 经济。尽管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欧洲许多激进 左翼政党仍积极寻求与社会民主力量结盟，并在 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一定发展。意大利重建共产 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挪威社会主义 左翼党都支持各国的中左翼政府或在其中担任部 长，芬兰左翼联盟( 2011—2014 年) 和丹麦社会主
义人民党( 2011—2015 年) 都曾参与执政。此外， 在地方层面，激进左翼同样积极寻求与其他力量 的合作，且并不太介意合作伙伴的政治立场。德 国左翼党( Left Party，DL) 曾与勃兰登堡州和柏 林的社会民主党进行联合执政，荷兰社会党 ( Socialist Party of the Netherlands，SP) 曾在全国半 数省份中执政，中左翼政党曾与其进行过联合执 政，但是，作为社会党国际分支机构的工党却一直 与之保持对立。

对于激进左翼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盛 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显然是不利的，而且他们 在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方针方面并未取得任 何效果。在议员和重要人物的鼓动下，左翼政党 逐渐被他们所支持的内阁吞噬了，从而使他们失 去了选民们的信任与支持。因此，选举结果是灾 难性的。法国共产党在 2007 年总统选举中的选 票不足 2% ; 西班牙联合左翼在 2008 的选举中只 获得 3. 8% 的选票; 意大利共产党只获得了“彩虹 左翼”( Rainbow Left) 的支持，并首次被议会拒之 门外; 在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转向支持政府的温 和立场之后，支持率便下跌到 4. 2% 。

三、“三驾马车”的独裁
2007 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 机。这场危机迅速波及欧洲并使其陷入严重的经 济衰退，许多国家不得不求助于由欧盟委员会、欧 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 从 2008 年开始，欧盟总共采取了 13 次紧急救市 措施。一些存在违约风险的国家获批贷款，但它 们必须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

“结构性改革”最初是指社会条件获得缓慢 但稳定的改善，而在今天的欧洲则表现为对福利 国家的严重侵蚀。这种虚假的改革重新确立起资 本主义的法律—经济条件。目前，欧洲仍在与通 货紧缩进行斗争，工资锐减引起需求暴跌，进而导 致 GDP 下降，失业率也达到二战后的最高水平。 2007—2014 年，希腊的失业率从 8. 4% 飙升至 26. 5%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也是如此， 超过 100 万人———通常是拥有熟练工作技能且受 过良好教育的人———被迫从以上国家移居国 外。1 因此，欧洲左翼运动正面临着新的阶级斗 争形式: 统治阶级对待下层阶级坚定而决断，但后
者的抵抗却越来越脆弱、无组织性和碎片化。2这 一状况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世界经济边缘地带 都广泛存在，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 急剧增长，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经济危机也迅速蔓延到政治领域。在 过去的 20 年里，国家政策的决策权已从政治领域 转向经济领域。经济越来越可以决定政治，并成 为能够设定议程和左右关键决策走向的独立领 域。曾经的政治行为现在正被虚假的经济规则所 统治，非政治意识形态面具背后实际上是危险的 专制形式和彻底的反动内容。其中，最典型的便 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 ( TSCG) ，又称“财政契约”( Fiscal Compact) 。它 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保证在 20 年内遵守《马斯 特里赫特条约》，公债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但事实上，根据 2014 年的统计，德国、英 国、比利时、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等国都已超出这 一规定。“财政契约”削弱了负债严重的成员国 的社会地位，并致力于阻止各国议会在政治经济 方面进行独立决策。对此，法国和意大利引入了 新的“开支审查委员会”来促进公共开支的“合理 化”。虽然这些措施减少了浪费，但也导致了服 务数量和质量的下降。随后，欧盟和美国签订了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目的就 是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使企业利益优先于一般 利益。这必然会加剧恶性竞争，从而导致工资的 进一步下降。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项协定被 单方面突然中止了。

此外，从比例选举制向其他选举制的转变、行 政权与立法权的对立强化等反民主措施进一步削 弱了各个国家议会的代表性，权力从议会向市场 的转移及寡头制度严重妨害了现代民主。这表 明，今天的资本主义正经受着共识性危机的阵痛， 且与民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履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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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一些国家的公投中，欧洲技 术官僚多次受挫。例如，《欧盟宪法条约》仅在西 班牙和卢森堡获得批准，在 2005 年先后遭到法国 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决而陷入僵局; 2008 年，爱尔 兰全民公投否决了《里斯本条约》，使欧盟制宪进 程再次受到重挫。

股票交易指数、评级机构评估和公债收益率 是当今社会的拜物教，它们比人民的意愿更重要， 那些会对大众造成伤害却有助于“恢复市场信 心”的决策因此不可或缺，政治充其量只是经济 援助的工具。2008 年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之所以 选择救市，是因为金融界高层需要通过公共干预 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但是，他 们坚决反对重新讨论基本规则和经济方案，甚至 连中右翼与中左翼政府的轮换都没有改变社会经 济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经济决定了行政机构 的形成结构与施政目的。过去，这一目的的实现 主要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政府、政党或媒体的资 助，而现在则是通过国际机构颁布的法令。“技 术官僚政府”的兴起就是最好的明证。2011 年， 卢卡斯·帕帕季莫斯( Lucas Papademos，前欧洲 央行副主席) 和马里奥·蒙蒂( Mario Monti) 不经 选举就分别被任命为希腊和意大利的总理。作为 紧缩政策的拥护者，他们推出了大幅缩减开支和 社会福利的措施。虽然帕帕季莫斯仅任职七个 月、蒙蒂仅任职一年半，但是这些政策仍然产生了 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他 们的任命形式也损害了 民主。

近年来，一些社会党国际成员也选择了相似 的道路。尽管这些成员看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 潜在的破坏性，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新自由主义是 无可替代的，从而与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 (EuropeanPeople’sParty，EPP)结盟，并且不加 批判地接受其经济社会政策。这一趋势的雏形便 是德国的“大联合政府”。在南欧也有类似的事 例发生。2012—2015 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 ( Pan – 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PASOK) 与希 腊民主左翼党( Democratic Left，DIMAR) 都支持 希腊新民主党( New Democracy，ND) 领袖安东尼 斯·萨马拉斯( Antonis Samaras) 担任总理。意大 利民主党 ( Partito Democratico，PD) 在 2013 年大 选后加入由西尔维奥 · 贝卢斯科尼 ( Silvio
Berlusconi) 领导的中右翼意大利自由人民党 ( Popolo della Libertà，PDL) 政府。2014 年 2 月， 年轻的“反传统主义者”马泰奥·伦齐( Matteo Renzi) 上台，意大利民主党与意大利中右翼政党 新右派( the New Centre – Right，NCD) 在劳动力 市场和修宪等重大“改革”方面达成共识。虽然 伦齐因改革方案受阻而被迫辞职，但意大利民主 党和新右派的合作仍对温和派保罗·真蒂洛尼 ( Paolo Gentiloni) 政府有所帮助。同时，自让 – 克 洛德·容克( Jean – Claude Juncker) 于 2014 年当 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以来，欧洲人民党和社会民 主进步联盟( the 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 and Democrats，S&D) 就持续控制着欧盟的主要 机构。

四、反政治、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
近年来，欧洲大陆到处弥漫着对“政治”的厌 恶感。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对社会变革的 集体关注和投入不同，这种厌恶是对权力本身的 憎恶，在年轻一代身上尤为明显。这也导致了社 会群体的普遍冷漠和社会斗争的不断衰退，尤其 在工会运动组织日益被权力所规制的情况下。在 很多国家，反政治浪潮已经对激进左翼力量形成 了冲击，人们批评他们执政表现欠佳、向现实妥 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因而，欧洲的政治平衡局 面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些国家的两党制已经开始 崩溃。在西班牙和希腊，过去两国的社会主义力 量和中右翼势力共计可以获得 3 /4 的选民支持; 在法国和意大利，几十年来选票也都集中在中右 翼和中左翼政党上，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 这些政党的选票逐渐流失了。

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极右翼势力发展以及 左翼向新自由主义妥协的影响，欧洲的政治选举 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通常来说，较高的弃权率 是政党分裂的主要原因。法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 从1997 年的67. 9%下降到2013 年的57. 2%，德 国从1987 年的84.3%下降到2013 年的71.5%， 英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和波兰同样也出现下 降。欧洲议会选举的参与率从 1979 年的 62% 下 降到最近的 42. 6% ，其中，中东欧国家的投票率 更低: 斯洛伐克为 13% 、捷克为 18. 2% 、斯洛文尼 亚为 24.5%、克罗地亚为 25.2%、匈牙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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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欧洲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加之人们对 现存制度的不满和网络民主的发展，新的“后意 识形态”运动逐渐发展了起来，一批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开始兴起并取得了巨大成绩。2006 年，海 盗党( Pirate Party，PP) 几乎同时在瑞典和德国成 立。三年后，它在瑞典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联 邦议院选举中分别赢得了 7. 1% 和 2% 的选票。 2012 年，海盗党也在冰岛成立，并在次年的选举 中赢得 5% 的选票。考虑到海盗党的有限政治方 案，这些成绩已经相当显著。但相较于 2009 年喜 剧演员贝佩·格里洛( Beppe Grillo) 成立的意大 利“五星运动”( the Five Star Movement，M5S) ，海 盗党的成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疑欧主义 的兴起，2013 年成立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 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 在当年的联邦议会 选举和次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分别赢得 4. 7% 、 7% 的选票，并在 2016 年的地方选举中收获颇丰。 西班牙公民党( Ciudadanos，Cs) 在 2015 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分别取得了 3. 2% 、6. 6% 的支持率，并在 2016 年的普选中获得 13. 1% 的 选票。而在最近的波兰总统选举中，右翼民粹派 歌手帕维尔·库吉兹( Pawel Kukiz) 获得 21. 3% 的选票，他领导的库吉兹运动( Kukiz’15) 已成为 波兰第三大政治力量，并在 2015 年 10 月的立法 选举中获得了 8. 8% 的支持率。由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于 2016 年 4 月创立的 法国“前进运动”( On the Move! ) 是最成功的新政 治运动范例。它因坚决实行新自由主义计划而得 到强大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克服了左翼和右翼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而最终在 2017 年的总统 大选中获胜。

总之，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的排 外主义、民粹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都取得了 较大发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修改自己的政治 口号，将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分歧模糊化，以适 应新形势下的新斗争。这就形成了玛丽娜·勒庞 ( Marine Le Pen) 所说的“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 冲突”。在这种新的两极分化中，极右翼候选人被 看做是“代表人民”来反对政府机构和精英人群。
同时，这些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
化。种族主义转向幕后，经济问题则被移至台前。 由于穷人间的战争，对于欧盟移民政策的盲目反 对愈演愈烈，甚至超过了因肤色或宗教而产生的 歧视。在高失业率和严重社会冲突的背景下，那 种认为移民会抢走当地工人的工作机会、稀释当 地工人应享有社会服务与福利优先权的观点使排 外心理日益增长。这种变化的确对玛丽娜·勒庞 所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 Front National，FN) 的迅 速得势起到了很大作用。该党在 2012 年的总统 选举中获得了 17. 9% 的选票; 在 2014 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24. 8% 的支持率，成为法国第 一大党; 在 2015 年 3 月和 12 月的法国地方选举 分别获得25.2%和27.7%的选票;在2017年的 总统选举中依然表现强劲。同时，意大利北方联 盟( Northern League，LN) 也经历了一场蜕变。该 党主张的非欧元、反移民政策成为与那些具有法 西斯主义传统的政党结盟的关键。目前，该党已 经成为意大利最大的中右翼政党。在法国和意大 利，那些曾经的共产党选区已成为上述两党的稳 定选举基础。在 2015 年 6 月的欧洲议会中，国民 阵线和北方联盟联合组成“欧洲国家自由党团” ( 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ENL) ，其中便包 括一些要求脱欧、修正移民条款及恢复国家主权 的小型政党，最典型的就是奥地利自由党。

此外，极右翼势力已渗入欧洲议会多个党团， 并在欧陆各国选举中取得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进 展。由新纳粹集团在 1988 年创立的瑞典民主党 ( the Swedish Democrats，SD) 已成为瑞典的第三 大政治势力，并与英国独立党(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 进行了结盟。成立于 1995 年并隶属于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的丹 麦人民党(theDanishPeople’sParty，DPP)和正 统芬兰人党( Perussuomalaiset，PS) 都已成为各自 国家的第二大党: 前者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 以 26. 6% 的得票率成为该国第一大党，并在 2015 年的丹麦议会选举中以 21. 1% 的选票参政; 后者也 在 2015 年的芬兰选举中以 17. 6% 的支持率参政。 挪威进步党( FfP) 也以 16. 3% 的选票首次联合执 政。德 国 国 家 民 主 党 ( 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NPD) 和 希 腊 金 色 黎 明 党 ( Golden Dawn，GD) 也在近年的选举中站稳了脚 跟。这些政党能够在工人运动组织长期占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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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获得同步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重拾曾被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重视的斗争与问 题，另一方面在于他们的政治符号设计巧妙且擅 于通过现代媒体手段与年轻人交流。当激进左翼 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削减公共开支选择默认甚至表 示支持的时候，右翼则宣传起了左翼传统的社会 政策。但不同的是，右翼宣传的“福利”不再是普 遍性的，而是遵循“福利民族主义”( welfare nationalism) 原则的福利。因此，北欧极右翼势力 在人口锐减和失业率高的省市和农村地区赢得了 普遍支持，同时吸引了大量屈从于“移民或福利 国 家 ”胁 迫 的 工 人 。 此 外 ，自 苏 联 解 体 以 来 ，激 进 右翼也在许多东欧国家成功重组，如保加利亚
“阿塔卡”联盟(ATAKA)、斯洛伐克国民党 ( Slovak National Party，SNS) 和大罗马尼亚党 ( Partidul Romnia Mare，RM)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 ( PrawoiSprawiedliwosc，PiS) 等。然而，最让人惊 讶的国家是匈牙利。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 盟—匈牙利公民联盟执掌国家政权后，除了清除 司法机构、控制大众媒体外，还颁布了具有独裁性 质的新宪法。“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 the Movement for a Better Hungary ) 即 尤 比 克 党 ( Jobbik) ，自 2010 年以来成为匈牙利第三大党， 是利用少数民族( 特别是罗姆人) 的仇恨、反犹主 义、反共产主义作为主要宣传口号和行动指导的 极右翼政党，而且在东欧占有主导地位。

近年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及新法西斯主义 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地获得了很大发展。他们有时 会同右翼温和派联合执政，新自由主义的诅咒还 在布鲁塞尔盛行，这种情况令人不安。但是，极右 翼政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的条件尚未成熟。

五、欧洲激进左翼的新政治地理学
欧洲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了民粹主义、 排外主义和极右翼势力的扩张，而且引发了反对 紧缩政策的抗议运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都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群众游行，这些 社会斗争为左翼政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上，反资本主义左翼坚持自身力量的 重组或重建，并在多元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多种 形 式 ，建 立 起 了 宽 广 的 政 治 主 体 ，同 时 通 过 “ 一 人 一票”的原则争取了更大的民主。2004 年 5 月，
包含 15 个共产党、社会党和绿党的欧洲左翼党 (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成立，旨在建立一 个围绕共同纲领来团结欧洲主要激进左翼力量的 政治主体。目前，它联合了来自 20 个国家的政治 组织。此外，还有成立于 2000 年的由 30 多个托 派组织组成的“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 the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EACL) ，其主要发起 者有葡萄牙左翼集团、丹麦红绿联盟和法国新反 资 本 主 义 党 ( 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in France，NPA) 。在欧洲议会中，这些党派已加入 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党团。之后，德 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中的最激进成员出 走，这促成了 2007 年德国左翼党和 2008 年法国 左翼阵线( Front de Gauche，FdG) 的成立。在意 大利，2009 年成立的左翼生态自由党( Sinistra Ecologia Libertà，SEL) 包括三股力量: 重建共产党 的温和派、左翼民主党( 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 Italiana，DS) 的异议者和左翼联盟( the Federation of the Left，FdS) 。但是，这些尝试都失 败了。在英国，“尊重党”( Respect Party) 和“左翼 团结”( Left Unity) 分别在 2004 年、2013 年成立。 这一趋势甚至波及土耳其，库尔德分子联合几个 土耳其左翼组织，成立了土耳其人民民主党 ( Halklarn Demokratik Partisi，HDP) ，并迅速成为 土耳其的第四大政治势力。此外，还有 2014 年成 立的斯洛文尼亚联合左翼党、西班牙“我们能”党 ( Podemos) 等。

这种多元模式最成功之处不是简单地对现有 组织和团体进行重组以将分散的社会主体和斗争 形式联合起来，而是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激进分 子和新兴政党的加入，从而增加了新的有生力量。 因此，这种模式很快在大多数欧洲激进左翼党派 中蔓延开来。

然而，这一新的政治图景中也存在一些消极 因素。其中，一些东欧国家的激进左翼在国内仍 处于边缘地位，它无法组织社会斗争，在当地缺乏 根基。同时，工会不仅在年轻人中鲜为人知，而且 反复被宗派主义和内部分裂所削弱。总之，这种 新的多元模式发展前景并不光明。这种状况在选 举 中 反 映 出 来 。 在 波 兰 、罗 马 尼 亚 、匈 牙 利 、保 加 利亚、波黑和爱沙尼亚，激进左翼的总选票不足 1% ，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
亚，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奥地利、比利时、瑞士， 激进左翼依然非常弱小。

因此，欧洲的现实状况是极其复杂的。在伊 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流域国家中，除了意大利之 外，激进左翼近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希腊、西 班牙、法国、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左翼势力已经联 合起来，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中欧，激进左翼在德国和荷兰已拥有相当强大 的选举实力; 而在北欧，左翼政党虽然保住了 1989 年之后的地位，但却无力发动群众; 但在东 欧，除了捷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及 斯洛文尼亚联合左翼党之外，左翼政党几乎不存 在，而且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因此，欧 盟东扩定会将政治重心置于右翼政党身上。

六、走出欧元区的围场?
激进左翼的多元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许多政治问题。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阿莱克斯·齐普拉 斯( Alexis Tsipras) 在执政期间试图发动一切政治 力量———中左翼、“技术官僚”或“中右翼”———来 应对经济紧缩，但由于公债巨大，政府很快就屈从 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谈判。尽管希腊政府反对欧 元区领导人提出的新救市计划，但必须承认的是， 自2010年以来，已签署“布鲁塞尔备忘录”的各 个政党都谨遵紧缩逻辑。在 2015 年 7 月 5 日的 希腊全民公投中，61. 3% 的希腊人反对“三驾马 车”的建议。为了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齐普拉 斯政府同意进一步作出牺牲，大规模低价出售公 共资产，广泛推行全面紧缩政策，这些关涉的是国 际债权人的利益，并非希腊的经济发展。信奉新 自由主义是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势力与 中右翼政党实现联合的前提，所以一旦激进左翼 政党掌权，欧盟将会尽力阻止新政府修改其经济 方针。齐普拉斯与欧元集团的谈判结果也表明， 如果左翼政党赢得选举并实施替代性经济政策， 欧盟就会设法干涉并阻止他们。因此，鉴于欧盟 已成为推行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左翼政 党仅仅赢得选举是远远不够的。

德国左翼党、法国共产党等大多数欧洲左翼 政党都认为，有可能在现行体制下对欧盟进行改 革，激进左翼联盟是坚持这一立场的最主要力量。

由葡萄牙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科斯塔( Antonio Costa) 领导的少数派政府获得左翼集团和团结民 主联盟的支持似乎也强化了这种希望。希腊政府 一方面通过大幅削减公债来避免新一轮的通货紧 缩，另一方面则通过采取与欧盟方案并行的再分 配措施来缓解“布鲁塞尔备忘录”带来的压力。 然而，这两种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由此可见，既 然欧盟拒绝重组债务，那么左翼政党也应做好退 出欧元区的准备。不过，这一策略并非解决问题 的“良方”。

而在其他人看来，“希腊危机”实质上是新自 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危机，这似乎可以说明，现 存的欧盟模式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反资本主义左 翼政党的东扩策略、政党内部结构以及各个党派 之间的关系并非对左翼政党将来的发展有利。自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来，不断僵化的经济 指数已不可避免地减少或抵消了复杂多元的政治 诉求。在过去的 25 年里，披着技术官僚和非意识 形态虚伪外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在整个欧洲获 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福利国家模式，个别国家发 现自己已经逐渐丧失了那些可以改变危机过程的 重要政治经济手段。此外，无须寻求公众意见就 作出重要决策这一反民主实践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了，这无疑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除了上述两种鲜明立场之外，还有一种比较 模糊的立场。它源于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希腊危 机在其他国家重现，应该怎么办?许多人担心其 他政党或联合政府可能会像激进左翼联盟那样， 统一屈从于欧盟的胁迫; 但是，如果退出欧元区， 反资本主义左翼会有脱离群众的风险。
与此同时，激进左翼联盟的内部冲突可能会 在其他地方上演，如法国共产党与“不屈的法国” 之间的冲突。因此，对于欧洲激进左翼来说，新时 期的分裂风险可能更为具体。这表明，近年来，各 激进左翼政党所采用的多元模式由于缺乏统一的 纲领而存在诸多局限。由于不同组织间的政治立 场与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新组合在策略上可 能 需 要 更 好 地 协 商 ——— 这 虽 然 很 难 实 现 ，但 也 并 非不可能。此外，在欧洲激进左翼内部也存在其 他张力。在市政府和地区层面，长期存在的关键 问题在于参与联合执政的利弊，一个明显的弊端 是参政的左翼政党最终容易成为一个恭顺的角
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
色，像过去一样接受妥协，从而使其原有的公众 失望。

综上所述，欧洲激进左翼在吸收既有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必须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重建未来 前景: 第一，面对高失业率，必须优先制定一项有 利于劳动者的政策计划，要把支持公共投资、稳定 社会发展作为指导原则; 同时还要缩减工作时间， 降低退休年龄，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公正。 第二，建立一套惠及普通公民和低收入者的基本 保障体系，力求减轻贫困及社会排斥。第三，颠覆 私有化进程，重新获得那些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 公共财产。科尔宾关于英国铁路国有化的提议和 欧洲各地要求投资教育的呼声都表明了这一点。 第四，通过全民公投来废除欧元协议，并通过向资 本家、大企业和金融寡头征税来筹集改革基金。

第五，要想实现对欧元或欧盟的真正替代，激进左 翼必须发起一系列政治运动和跨国运动，争取广 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支持。第六，建立一种替代 性的政治模式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左翼政党必须 广泛扎根于工厂，重新建立过去工人运动的社会 抵抗与工人团结形式，特别要通过维护真正的性 别平等和开展针对年轻人的全面政治训练，来鼓 励大众的普遍参与，推进社会斗争的发展。总之， 激进左翼真正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建构 一种新的社会集团，来引导民众对《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所产生的各种政策进行普遍抵抗，从而 在根本上改变今天欧洲的发展路径。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17 年第三次 在京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央编译局召开
2017 年 9 月 23 日，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2017 年第三次在京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央编译局 召开。学会在京部分顾问和常务理事近 20 人参加会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学会常务副会长季正聚同 志出席并主持会议。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文红同志通报了学会 2017 年上半年有关工作情况和学会 2017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筹备情况。会议研究并确定了 2017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具体时间、中青年论文评选在京常 务理事评委人选，以及各单位大会发言人，并研究了学会其他有关事项。

季正聚副局长感谢与会专家长期以来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要求学会秘书处抓紧落实各项工作， 办好年会，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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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Higuera: 50 anos depois, repensando o Che

Para visitar Vallagrande, o lugar onde Ernesto Che Guevara passou as últimas semanas da sua vida, é preciso fazer uma viagem muito longa. Primeiro temos que chegar em Santa Cruz, a cidade mais povoada da Bolívia e ali tomar um dos velhos e maltratados ônibus que percorrem uma sinuosa estrada montanhosa que se encontra em péssimo estado.

Entretanto, nestes dias, Vallagrande está cheio de militantes (especialmente jovens) que vêm de muitas cidades do país, assim como dos mais diversos países, pelo motivo do quinquagésimo aniversário da morte do revolucionário latino-americano.

Muitos se aproximam do hospital Nuestro Señor de Malta , em cuja lavanderia foi fotografado e exibido ao público pela última vez o corpo do Che, já sem vida, mas com os olhos ainda abertos. Aqui, como em outras províncias da Bolívia, trabalham grupos de médicos cubanos que atendem na Bolívia graças a um projeto solidário concebido por Fidel Castro depois da eleição de Evo Morales que tem como objetivo a criação de centros de saúde para melhorar os índices de assistência e atenção na região.

A poucos quilômetros do centro da cidade se encontra a fossa comum – recentemente convertida em um museu – onde, na noite entre o dia 10 e 11 de outubro de 1967, depois de terem amputado as suas mãos, foi enterrado em segredo junto com seis guerrilheiros de sua coluna. O lugar é distante cerca de 150 metros da pequena pista de avião e do quartel militar onde os rangers bolivianos , orientados por agentes da CIA, levaram a cabo as operações de rastreamento para capturar Guevara. Seus restos somente aparecem depois de 30 anos, graças a investigações de uma equipe cubano-argentina. Hoje se conservam em um mausoléu em Santa Clara, a cidade onde, em dezembro de 1958, o Che dirigiu a batalha decisiva que marcou o final do regime de Fulgencio Batista e o triunfo da revolução em Cuba.

Além de visitar esses dois lugares, quem estes dias chegam às ruas de Vallgrande tem participado de apresentações de livros, debates, exposições fotográficas e uma manifestação final, com a presença de uma ampla delegação cubana – incluindo a família de Che Guevara (o programa do evento pode ser consultado no site).

Demora três horas de viagem de Vallgrande até La Higuera. Somente se pode chegar de Jeep porque o caminho que se conduz a esse pequeno povoado de apenas cinquenta casas, situado a mais de 2000 metros acima do nível do mar, não está afastado e é cheio de curvas. É um lugar isolado, ainda longe do mundo de hoje.

No caminho se cruza com alguns camponeses. Eles cruzam a estrada acidentada , caminhando lentamente, tristes, com suas ferramentas de trabalho atrás deles. Não parece que tem mudado muito desde que o Che atravessou estes vales, com a intenção de derrotar a ditadura militar do general René Barrientos.

Guevara elegeu a Bolívia não porque foi guiado, como às vezes é atribuído a ele injustamente, a idéia de reproduzir mecanicamente as estratégias políticos e militares aplicadas em Cuba. Estava convencido, entretanto, da necessidade de desenvolver um processo revolucionário que afetasse todo o cone sul. Um projeto supranacional que desde a Bolívia fosse capaz de estender-se ao Perú e a Argentina, para evitar que os Estados Unidos interviessem e pudessem aniquilar um foco único, e portanto mais débil, de resistência local. No centro do continente e rodeado por cinco países, Bolívia parecia o local mais adequado onde começar a formação de um grupo de quadros a quem confiar, depois de treinados, a tarefa de organizar as diferentes frentes de luta em toda a América latina.

O Che fundou o Exército de Libertação da Bolívia com somente 45 guerrilheiros. Na introdução ao diário da Bolívia, Fidel Castro escreveu: “Impressiona profundamente a proeza realizada por este punhado de revolucionários. A solitária luta contra a natureza hostil em que desenvolviam sua ação constitui uma insuperável página de heroísmo. Nunca na história um número tão reduzido de homens empreendeu uma tarefa tão gigantesca.”

A morte atingiu muitos deles inesperadamente, 11 meses depois do início da guerrilha. No 8 de outubro de 1967, de fato, o Che, surpreendido em Yuro junto com outros 16 companheiros, foi ferido na perna esquerda e capturado depois de três horas de combate. Transportado a vizinha La Higuera, foi assassinado no dia seguinte, por ordem de Barrientos.

Depois da execução, o exército boliviano se apoderou da mochila de Che e de todos os documentos que havia dentro. Os dois cadernos com os diários da Bolívia puderam chegar rapidamente a Cuba. Pelo contrário, outro grupo de textos curtos apareceu muito mais tarde e se publicou em 1998 com o título Antes de Morrer: apontamentos e notas de leitura. Nestas páginas, Guevara copiou as passagens mais importantes de suas leituras e resumiu alguns dos estudos que estava fazendo, apesar das difíceis condições em que se encontrava. Essas notas foram escritas nos raros momentos de descanso e constituem uma prova a mais de sua extraordinária determinação. Assim, critica a falta de profundidade de análise do sociólogo Charles Wrigth Mills cujo Os Marxistas Che leu e resumiu: o definiu como “um claro exemplo da intelectualidade liberal de esquerda norte-americana”. Gyorgy Lukács, ao contrário, foi muito útil, já que o ajudou a entender a “complexidade da filosofia hegeliana”. Como guia para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Che utilizou o manual editado pelo cientista soviético Miguel Dynnik e o antiduring de Engels, do qual apreciou mais do que qualquer coisa “seus pensamentos inconclusos sobre a dialética”. Dedicava várias partes a História da Revolução Russa de Leon Trotsky, as vezes criticava, mas que, em sua opinião, era uma “fonte de importância essencial” sobre o nascimento do poder soviético. Por último, Guevara também se dedicou ao estudos dos autores locais e, ao comentar um livro intitulado Sobre o problema Nacional e Colonial da Bolívia assinala que defendia “uma tese interessante”, já que considerava esse país “como um estado multinacional”.

Completam esta página de notas um roteiro de um projeto de estudos dos diferentes modos de produção , desde os pré-capitalistas até o socialismo. Nele se afirma que ” Marx tinha razão” em relação a pauperização do proletariado, mas também que “não previu o fenômeno imperialista. Atualmente os trabalhadores dos países imperialistas são sócios minoritários do sistema.”

Além do estudo teórico, em suas últimas notas o Che copiou três poemas do escritor nicaraguense Rúben Dario. Nos versos finais dos últimos deles, Litania do Nosso Senhor Don Quixote, se descreve um personagem que, em muitos aspectos, é como ele: ” Cavaleiro errante entre os cavaleiros, (…) nobre peregrino entre os peregrinos, que santificaste todos os caminhos, com o passo de admiração pelo seu heroísmo, contra as certezas, contra as consciências, e contra as leis e contra as ciências, contra a mentira , contra a verdade. (…) Que força que você inspira e faz sonhar, coroada com um áureo capacete de ilusão, que ninguém ainda conseguiu vencer, ao longe, toda a fantasia e a lança em riste, coração inteiro.”

Isso é o que pensam dele todos os jovens que chegaram essa semana a La Higuera, para recordar ao Che e para deixar novas pegadas na longa e difícil rota que ele empreen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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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Higuera: 50 años después, repensando el Che

Para visitar Vallagrande, el lugar donde Ernesto Che Guevara pasó las últimas semanas de su vida, hay que hacer un viaje muy largo. Primero hay que llegar a Santa Cruz, la ciudad más poblada de Bolivia y allí tomar uno de los viejos y maltratados autobuses que recorre una sinuosa carretera de montaña que se encuentra en muy mal estado.

Sin embargo, en estos días, Vallagrande está lleno de militantes (especialmente jóvenes) que vienen de muchas ciudades del país, así como de las más diversas naciones, con motivo del cincuenta aniversario de la desaparición del revolucionario latinoamericano.

Muchos se acercan al hospital Nuestro Señor de Malta, en cuya lavandería fue fotografiado y exhibido al público por última vez el cuerpo del Che, ya sin vida, pero con los ojos aún abiertos. Aquí, como en otras provincias de Bolivia, trabajan grupos de médicos cubanos que ejercen en Bolivia gracias a un proyecto solidario concebido por Fidel Castro después de la elección de Evo Morales que tiene como objetivo la creación de centros de salud para mejorar los estándares de atención y asistencia de la región.

A pocos kilómetros del centro de la ciudad se encuentra la fosa común – recientemente convertida en un museo – donde, en la noche entre el 10 y el 11 de octubre de 1967, el Che, al que se le habían amputado las manos, fue enterrado en secreto junto con otros seis guerrilleros de su columna. El lugar dista unos cientos de metros de la pequeña pista de la aviación y del cuartel militar desde el que los rangers bolivianos, asistidos por agentes de la CIA, llevaron a cabo las operaciones de rastreo para capturar a Guevara. Sus restos reaparecieron sólo después de treinta años, gracias a las investigaciones de un equipo cubano-argentino. Hoy se conservan en un mausoleo en Santa Clara, la ciudad donde, en diciembre de 1958, el Che dirigió la batalla decisiva que marcó el final del régimen de Fulgencio Batista y el triunfo de la revolución en Cuba.

Además de visitar estos dos lugares, quienes estos días llenan las calles de Vallagrande han participado en presentaciones de libros, debates, exposiciones fotográficas y una manifestación final, con la presencia de una amplia delegación cubana – incluyendo la familia Guevara (el programa de los eventos puede consultarse en: https://50aniversariochebo.bo).

Se tarda tres horas en viajar de Vallagrande a La Higuera. Sólo se puede llegar en jeep porque el camino que conduce a este pequeño pueblo de apenas cincuenta casas, situado a más de 2.000 metros sobre el nivel del mar, no está asfaltado y está lleno de curvas. Es un lugar desolado, todavía hoy lejos del mundo.

En el camino se tropieza con algunos campesinos. Cruzan la carretera llena de baches, caminando lentamente, tristes, con sus herramientas de trabajo a la espalda. No parece que haya cambiado mucho desde que el Che atravesó estos valles, en un intento de derrocar la dictadura militar del general René Barrientos.

Guevara eligió Bolivia no porque le guiara, como a veces se le atribuye injustamente, la idea de reproducir mecánicamente las estrategias políticas y militares aplicadas en Cuba. Estaba convencido, sin embargo, de la necesidad de alumbrar un proceso revolucionario que afectase a todo el Cono Sur. Un proyecto supranacional que desde Bolivia fuese capaz de extenderse a Perú y Argentina, para evitar que los Estados Unidos interviniesen y pudieran aniquilar un foco único, y por lo tanto más débil, de resistencia local. En el centro del continente y rodeada por cinco países, Bolivia parecía el lugar más adecuado donde iniciar la formación de un grupo de cuadros a los que confiar, una vez entrenados, la tarea de organizar los diferentes frentes de lucha en toda América Latina.

El Che fundó el 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de Bolivia con sólo 45 guerrilleros. En la introducción al Diario de Bolivia, Fidel Castro escribió: “ Impresiona profundamente la proeza realizada por este puñado de revolucionarios. La sola lucha contra la naturaleza hostil en que desenvolvían su acción constituye una insuperable página de heroísmo. Nunca en la historia un número tan reducido de hombres emprendió una tarea tan gigantesca”.

La muerte alcanzó a muchos de ellos de improviso, 11 meses después del inicio de la guerrilla. El 8 octubre de 1967, de hecho, el Che, sorprendido en la quebrada de Yuro junto con otros 16 compañeros, fue herido en la pierna izquierda y capturado después de tres horas de combate. Transportado a la vecina La Higuera, fue asesinado al día siguiente, por orden de Barrientos.

Después de la ejecución, el ejército boliviano se apoderó de la mochila de Che y de todos los documentos que había dentro. Los dos cuadernos con el Diario de Bolivia pudieron llegar rápidamente a Cuba. Por el contrario, otro grupo de textos cortos apareció mucho más tarde y se publicó en 1998 con el título Antes de morir: apuntes y notas de lectura. En estas páginas, Guevara copió los pasajes más importantes de sus lecturas y resumió algunos de los estudios que estaba haciendo, a pesar de las difíciles condiciones en que se encontraba. Estas notas fueron escritas durante los raros momentos de descanso y constituyen una prueba más de su extraordinaria determinación. Así, critica la falta de profundidad de análisis del sociólogo Charles Wright Mills, cuyo Los marxistas el Che leyó y resumió; lo definió como “un claro ejemplo de la intelectualidad liberal de la izquierda norteamericana”. György Lukács, por el contrario, le fue muy útil, ya que le ayudó a entender la “complejidad de la filosofía hegeliana”. Como guía para sus estudios de filosofía el Che utilizó el manual editado por el científico soviético Miguel Dynnik y el Antidüring de Engels, del que apreció más que cualquier otra cosa “sus pensamientos inconclusos sobre la dialéctica”. Dedica varias partes a la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Rusa de Trotsky, a veces criticada, pero que, en su opinión, era una “fuente de importancia esencial” sobre el nacimiento del poder soviético. Por último, Guevara también se dedicó al estudio de los autores locales y, al comentar un libro titulado Sobre el problema nacional y colonial de Bolivia, señala que defendía “una tesis interesante”, ya que consideraba ese país “como (un) Estado multinacional.”

Completan estas páginas de notas un guión de un proyecto de estudio sobre los diferentes modos de producción, desde los pre-capitalistas hasta el socialismo. En el se afirma que “Marx tenía razón” en relación a la pauperización del proletariado, pero también que “no previó el fenómeno imperialista. Actualmente los trabajadores de los países imperialistas son socios minoritarios del sistema” .

Además del estudio teórico, en sus últimas notas el Che copió tres poemas del escritor nicaragüense Rubén Dario. En los versos finales del último de ellos, Letanía de Nuestro Señor Don Quijote, se describe un personaje que, en muchos aspectos, es como él: “Caballero errante de los caballeros, (…) noble peregrino de los peregrinos, que santificaste todos los caminos, con el paso augusto de tu heroicidad, contra las certezas, contra las conciencias, y contra las leyes y contra las ciencias, contra la mentira, contra la verdad. (…) Que de fuerza alientas y de ensueños vistes, coronado de áureo yelmo de ilusión, que nadie ha podido vencer todavía, por la adarga al brazo, toda fantasía, y la lanza en ristre, toda corazón!”

Eso es lo piensan de él todos los jóvenes que llegaron esta semana a La Higuera, para recordar al che y para dejar nuevas huellas en la ruta larga y difícil que él emprendi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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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Higuera, i giovani in cammino sulla rotta del Che

Per visitare Vallagrande, la località dove Ernesto Che Guevara trascorse le ultime settimane della sua esistenza, bisogna intraprendere un viaggio davvero lungo.

Innanzitutto, occorre arrivare a Santa Cruz, la città più popolosa della Bolivia e da lì prendere, poi, uno dei vecchi e malridotti autobus che percorrono una tratta di montagna tortuosa e in pessime condizioni.

Ciò nonostante, in questi giorni, Vallagrande è piena di militanti (soprattutto giovani), giunti da tante città boliviane, così come dalle più diverse nazioni, per commemorare il cinquantesimo anniversario della scomparsa del rivoluzionario latinoamericano. Quanti scendono dalla corriera sono circondati dagli sguardi incuriositi dei bambini. Essi sanno perché tutta quella gente si trova lì. Vogliono camminare anche loro su La ruta del Che.

Il teologo della liberazione

All’ingresso del paese c’è una grande statua di Gesù. Ai suoi piedi, salutando i compagni mentre aprono le bandiere rosse, c’è Anastasio Kohmann. Durante la dittatura di Alfredo Stroessner egli fu teologo della liberazione in Paraguay. Dopo esservi stato espulso, a causa del suo impegno sociale in favore delle comunità indigene guaranì, si trasferì in Bolivia e adesso è il coordinatore delle iniziative della Fondazione Che Guevara a Vallagrande. Chi conosce l’America latina sa bene che questa non è affatto una contraddizione.

In tanti si recano all’ospedale Nuestro Señor de Malta, nella cui lavanderia fu fotografato ed esposto al pubblico per l’ultima volta il corpo del Che, già privo di vita ma con gli occhi ancora aperti. Qui, come in altre province, operano oggi gruppi di medici cubani, che lavorano in Bolivia grazie a un progetto di solidarietà voluto da Fidel Castro dopo l’elezione di Evo Morales, volto a realizzare presidi sanitari per migliorare gli standard di cura e di assistenza della regione.

A qualche chilometro dal centro abitato si trova la fossa comune – recentemente trasformata in museo – dove, nella notte tra il 10 e l’11 di ottobre del 1967, il Che, al quale erano state amputate le mani, venne seppellito in segreto assieme ad altri sei guerriglieri della sua colonna. Questo luogo dista poche centinaia di metri dalla piccola pista di aviazione e dalla caserma militare presso le quali i rangers boliviani, coadiuvati da alcuni agenti della CIA, guidarono le operazioni di rastrellamento del territorio per catturare Guevara. I suoi resti riapparvero soltanto dopo trent’anni, grazie alle ricerche di un’équipe cubano-argentina. Oggi sono conservati in un mausoleo di Santa Clara, la città dove, nel dicembre del 1958, il Che guidò la battaglia decisiva che segnò la fine del regime di Fulgencio Batista e la vittoria della rivoluzione a Cuba.

Accanto alla visita di questi due luoghi, coloro che in questi giorni riempiranno le strade di Vallagrande parteciperanno a presentazioni di libri, dibattiti, mostre fotografiche e a un corteo finale, con la presenza di una folta delegazione cubana – incluso i familiari di Guevara (il programma della manifestazione è consultabile online: https://50aniversarioche.bo).

Cono Sur, un progetto sovranazionale

Per spostarsi da Vallagrande a La Higuera si impiegano tre ore. Ci si può arrivare solo in jeep poiché la strada che conduce a questo minuscolo villaggio, di appena una cinquantina di abitazioni e situato a oltre 2.000 metri di altitudine, non è asfaltata ed è piena di tornanti. È un luogo desolato, ancora oggi lontano dal mondo.

Lungo il percorso si incontrano alcuni campesinos. Attraversano la strada sconnessa, camminando a passo lento. Mesti, con i loro arnesi da lavoro in spalla e avvolti dalle tipiche coperte colorate di questi luoghi. Non sembra sia cambiato molto da quando il Che si accampò in queste valli, nel tentativo di nascondersi tra la folta vegetazione e tornare, appena possibile, a battersi per rovesciare la dittatura militare del generale René Barrientos.

Guevara scelse la Bolivia non perché fosse guidato, come talvolta gli è stato ingiustamente attribuito, dall’idea di riproporre meccanicamente le strategie politiche e militari attuate a Cuba. Egli era convinto, invece, della necessità di dover dare vita a un processo rivoluzionario in grado di investire tutto il Cono Sur. Un progetto sovranazionale, che dalla Bolivia si sarebbe poi potuto estendere anche a Perù e Argentina, per impedire agli Stati Uniti di intervenire e annientare i singoli, e perciò più deboli, focolai di resistenza locali. Al centro del continente e confinante con ben cinque paesi, la Bolivia gli sembrò il luogo più adatto dove poter avviare la formazione di un gruppo di quadri ai quali affidare, una volta addestrati, il compito di organizzare vari fronti di lotta in tutta l’America latina.

Pochi per un “compito gigantesco”

Il Che fondò l’Eserci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 di Bolivia con appena 45 guerriglieri. Nell’introduzione al Diario in Bolivia Fidel Castro scrisse: “l’impresa di questo piccolo gruppo di rivoluzionari è impressionante. Già in lotta contro la natura ostile nella quale si svolgeva la loro azione, essa costituisce un’insuperabile pagina di eroismo. Mai nella storia si è visto un numero così ridotto di esseri umani intraprendere un compito tanto gigantesco”.

La morte colpì molti di loro all’improvviso, 11 mesi dopo l’inizio della guerriglia. L’otto di ottobre del 1967, infatti, il Che, sorpreso nella gola del Yuro assieme ad altri 16 compagni, fu ferito alla gamba sinistra e catturato dopo tre ore di combattimento. Trasportato nella vicina La Higuera, fu assassinato il giorno seguente, per ordine di Barrientos.

Nel suo zaino sequestrato

Dopo l’esecuzione, l’esercito boliviano sequestrò lo zaino del Che e tutti i documenti contenuti al suo interno. I due quaderni con il Diario in Bolivia riuscirono ad arrivare rapidamente a Cuba. Al contrario, un altro gruppo di testi più brevi riapparve molto tempo dopo e venne dato alle stampe, con il titolo Prima di morire: appunti e note di lettura, solo nel 1998. In queste pagine Guevara ricopiò i passi più significativi delle sue letture e riassunse alcuni degli studi che stava portando avanti, nonostante le proibitive condizioni nelle quali si trovava. Queste note furono scritte durante i rari momenti di pausa e costituiscono un’ulteriore prova della sua straordinaria determinazione.

Il Che lesse e compendiò I marxisti, del sociologo Charles Wright Mills. Ne criticò la scarsa profondità di analisi e lo definì un “chiaro esempio dell’intellettualità liberale della sinistra nordamericana”. György Lukács, al contrario, gli fu molto utile, poiché lo aiutò a comprendere la “complessa filosofia hegeliana”. Come guida ai suoi studi di filosofia il Che utilizzò il manuale curato dallo studioso sovietico Miguel Dynnik e l’ Antidüring di Engels, del quale apprezzò, più di ogni altra cosa, “i pensieri incompiuti riguardo la dialettica”. Diverse furono le parti dedicat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zione russa di Trotsky, spesso criticata, ma da considerare, a suo giudizio, come “una fonte di primaria importanza” sulla nascita del potere sovietico. Infine, Guevara si dedicò anche allo studio di autori locali e, commentando un volume intitolato Sul problema nazionale e coloniale della Bolivia , affermò che in esso esposta la “tesi interessante” di considerare questo paese “come (uno) stato multinazionale”

Completano queste sue pagine di appunti l’indice di un progetto di studio sui differenti modi di produzione, da quelli precapitalistici al socialismo. In esso si trova affermato che “Marx aveva ragione” sulla pauperizzazione del proletariato, ma anche che egli “non vide il fenomeno imperialista. Adesso gli operai dei paesi imperialisti sono soci minori dell’impresa”.

La litania di Rubén Darío

Accanto agli studi teorici, nei suoi ultimi taccuini il Che ricopiò anche tre poemi dello scrittore nicaraguense Rubén Darío. Nelle strofe finali dell’ultimo di essi, Litania per nostro signore Don Chisciotte, viene descritto un personaggio che, per molti versi, gli somiglia: “Cavaliere errante dei cavalieri, (…) nobile pellegrino dei pellegrini, che santificasti tutti i sentieri con l’angusto passo del tuo eroismo, contro le certezze, contro le coscienze, e contro le leggi, e contro le scienze, contro la menzogna, contro la verità. (…) Dalla forza trai coraggio e di sogni ti vesti, cinto dall’aureo elmo dell’illusione; che nessuno ha potuto sconfiggere ancor, per lo scudo al braccio, tutta fantasia, e la lancia in resta, tutto cuore!”

È proprio ciò che di lui pensano i tanti giovani giunti questa settimana a La Higuera, per ricordare il Che e per imprimere nuove orme sulla lunga e difficile rotta da lui intrapresa.

Marcello
Mu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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