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资本论》是马克思二十多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1857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他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写下了囊括八个笔记本的《大纲》。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是其工作计划的第一部分。该书包括第一章“商品”（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和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探讨各种货币理论）。在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1861年8月，马克思再次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他仍想写六本著作，每一本都专注于他在1859年列出的一个主题。截止到1863年6月，他写了23本笔记，内容涉及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商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经济学家们的各种剩余价值学说。 从1861年夏到1862年3月，他都在写新的一章“资本一般”，并试图将它作为出版计划的第三章。到1863年末，马克思在其准备手稿（23本笔记中的前5本笔记）中关注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特别是：（1）货币向资本的转化；（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 其中，某些在《大纲》中论述过的主题得到更丰富而准确的分析。
沉重经济负担的片刻缓解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以便做出重要的理论推进。1861年10月底，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境况终于有所好转，我至少又重新感到自己脚踏实地。” 这时，他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撰稿，并能获得每周两磅的报酬，同时也跟另一家报社签订了合同。但在12月，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已负债累累。由于这些烦恼，他的研究推进得很缓慢：“在当前情况下，要迅速完成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而当《纽约每日论坛》因内战导致的财务紧张而削减外国通信员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马克思为该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准备于1862年3月10日。自此以后，他就失去了从1851年夏以来的主要收入来源。
1862年春，马克思开始了新的研究领域：剩余价值理论， 并计划将其作为第三章“资本一般”的第五部分 和最后一部分。在整整十个笔记本中，马克思细致分析了主要经济学家是如何解决剩余价值问题的。他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
在第六笔记本中，马克思从批判重农主义者开始。首先，他将他们看作“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因为他们“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指出剩余价值并非来源于“流通领域”，而是来源于“生产领域”。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 。但他们错误地将农业劳动看作是“惟一的生产劳动” ，将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惟一形式” 。他们的分析局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土地的生产率“只够维持他本人的生活” 。因此，剩余价值看起来就像“自然的赐予” 。
在第六笔记本的后半部分和第七、八、九笔记本的大部分中，马克思集中关注了亚当·斯密。他没有犯重农主义者的错误，即“创造剩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农业劳动” 。马克思认为，斯密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已经认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劳动过程中，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活劳动的一部分，或者从工人的立场来看，以较多的劳动同较少的劳动相交换，从资本家的立场来看，以较少的劳动同较多的劳动相交换。然而，斯密的局限在于他没有将“剩余价值本身”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上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 他不是将剩余价值同它所由产生的那部分资本联系起来看，而是看作“超出预付资本总价值的余额” ，包括资本家用来购买原料的部分。
在六月初，马克思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经济学家，比如，热尔曼·加尔涅 （Germain Garnier，1754 – 1821）和沙尔·加尼耳（Charles Ganilh，1758 – 1836）。然后，他进一步探究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再次关注了斯密。虽然斯密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清晰，但已指出两者的区别。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而非生产劳动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 在斯密看来，统治者的活动——以及统治者周围的法官、军官——不生产价值，而这是与对国家公务员的指责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由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 。
在第十笔记本中，马克思转向对弗朗西斯·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 – 1774）的《经济表》的分析，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看作“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
同时，马克思的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以致他的妻子不得不考虑卖掉他的一些书籍。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加紧工作”，并告诉恩格斯说：“奇怪的是，在种种困苦的包围之下，我的脑袋倒比前几年更好用了。” 当年夏天，他写了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笔记本。在这些笔记本中，马克思主要关注了地租理论，并决定将其作为正计划出版的一本书的增补。 马克思批判地考察了约翰·洛贝尔图斯（Johann Rodbertus，1805–1875）的思想，随后对大卫·李嘉图的学说做了大量分析。 李嘉图否定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只承认同土地肥力和位置相关的级差地租。在这一理论中，地租是一种超额利润：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因为那将与他的“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的价值概念”相矛盾。 他将不得不承认农产品经常是以高于其费用价格出售的，而他将费用价格算作预付资本和平均利润的总和。 与之相反，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认为，“土地私有制的确（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提高了原料的价格” 。
从1862年6月到12月，马克思写了第十四、十五笔记本。他对各个经济学家做了大量批判性的分析。他注意到托马斯·R·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他的剩余价值源于卖家以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这代表了经济理论向过去的倒退，因为他是从商品交换中得出利润。 马克思指责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 -1836）误解了剩余价值和利润；强调赛米尔·贝利（Samuel Bailey，1791-1870）因未能区分内在价值尺度和商品价值而造成混淆；批评约翰·S·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没有意识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区别 ，后者不仅由工资水平决定，而且由其他不直接作用于它的因素决定。
马克思同样特别关注了反对李嘉图理论的经济学家，例如社会主义者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1787-1869）。最后，他对匿名文本《各种收入及其源泉》做了分析。他认为，这是一本“庸俗经济学”的完美例子，“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 。通过对这本书的研究，马克思总结分析了过去主要经济学家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开始考察商业资本，或者不创造却瓜分剩余价值的资本。 马克思认为，改良派对生息资本的反驳并没有“触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只是攻击这种生产的一个结果” 。
随着对商业资本的研究，马克思进入到所谓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三阶段。这开始于1862年的12月，在第十六笔记本的“资本和利润”一节中，马克思标上了“第三章” 。这里马克思写了一个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提纲。在第十七笔记本中，他回到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问题。在1862年底，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或“第一册的续篇”（“大约有三十印张”）“现在已经脱稿”。现在，马克思对之前的研究计划做了修改，决定使用《资本论》这个新标题，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是副标题” ，而且“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
马克思打算在1863年写一个手稿的“誊清本” ，并亲自带到德国去。然后再“结束资本、竞争和信用的阐述”。同时，他也对1859年的版本和正在准备的工作之间的写作风格做了比较：“第一分册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他进一步补充道：“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
在新年伊始，马克思更详细地罗列了他的工作所包含的各个部分。他在第十八笔记本的一个目录中指出，“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可分为如下部分：
（1）导言。商品。货币。（2） 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 （4） 相对剩余价值。[…]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7）生产过程的结果。[…] （8）剩余价值理论。（9）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第一篇，而是起草了一份关于“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目录。这一部分构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主题，具体如下：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区别。（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3）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4）地租。[…] （5）所谓的李嘉图地租规律史。（6）利润率下降的规律。（7）利润理论。[…] （8）利润分成产业利润和利息。[…]（9）收入及其各种来源。[…] （10）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货币回流运动。（11）庸俗经济学。（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在1863年1月写的第十八笔记本中，马克思继续对商业资本展开分析。他在对经济学家们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中插入了一些增补，考察了乔治·拉姆赛（George Ramsay，1855-1935），安东·埃利泽·舍尔比利埃（Antoine-Elisée Cherbuliez，1797 -1869）和查理·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的思想。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窘况依然存在，甚至在1863年初变得更糟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自己处在深渊的边缘。同时，马克思又得了肝病，这注定会折磨他很长时间。
在此期间，除了对机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不得不暂停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但在三月份，他还是写了第二十和二十一两个笔记本，涉及到积累、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和形式从属，以及资本与劳动的生产率问题。这些研究同马克思当时所研究的重要主题（剩余价值）紧密相关。
五月底，他告诉恩格斯，前几周他一直在英国博物馆研究波兰问题 ：“我所做的是：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此外，阅读与我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文献，并且作了摘要。” 这些写于五、六月间的笔记收录在另外八个笔记本（A-H）中，囊括了几百页的关于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学研究的总结性内容。
六月中旬，马克思的身体刚有所好转，便重回英国博物馆继续工作。七月中旬，他告诉恩格斯他每天花十小时来研究经济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准备在第二十二笔记本中重写魁奈的《经济表》 。然后，他完成了第二十三笔记本，即自1861年开始写的一系列笔记本的最后一本笔记。该笔记主要由注释和补充性评论组成。
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和对主要经济学家的深层批判性考察，马克思比过去更加坚定地继续从事他的重要工作。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清晰解决许多概念性和阐释性问题，但现在他在思想史部分的工作的完成促使他重新回到理论问题上来。
二、《资本论》三卷的写作
马克思咬紧牙关开启他工作的新阶段。自1863年夏，马克思就开始了对这部鸿篇巨著的真正创作。 直到1865年12月，他都在全身心地投入于各个部分的诸版本的写作，包括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的草稿，第三卷的主体部分（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惟一阐述） 和第二卷的最初版本（首次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一般概述）。对于《第一分册》序言中所提到的六册计划，马克思插入了一些原本打算在第二、三卷中加以阐述的关于地租和工资的主题。
1865年秋，马克思快速而全身心地写作第一卷。但结果是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11月开始，马克思接连患上皮肤病和溃疡，使他饱受病痛的折磨直至第二年早春。1866年4月中旬，马克思才得以重新开始工作，并继续专注于第一卷的写作。似乎就在那时，马克思写了所谓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草稿，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初版本的惟一部分。
夏天的到来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危险状况。只是在拉姆斯盖特做了一次家庭度假之后，在七月的最后一周和八月上旬，马克思才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开始写作《资本论》第三卷：先写了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然后是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这很可能是在1864年10月末和11月初之间完成的）。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会议，并在10月为大会写了就职演说和章程。 在因政治活动而短暂中断之后，马克思重新回到工作，写下了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期间，他的病情再次复发。
从1865年1月到5月，马克思投入到第二卷的写作中。这些手稿包括三章内容：（1）资本形态变化；（2）资本周转；（3）流通和再生产。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发展了新的观点，并将第一卷和第三卷中的一些理论联系起来。后来，这些材料都成为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部分内容。
然而，疾病仍没有停止折磨马克思，政治活动也占用了大量时间。尽管如此，马克思仍没有停止写作，即使这意味着他有时“直到四点钟才上床睡觉”。
促使马克思尽快完成《资本论》的最后一个动因就是出版商的合同。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前成员威廉·施特罗恩（Wilhelm Strohn）的中介，奥托·迈斯纳（Otto Meisner，1819-1902）于3月21日从汉堡给马克思寄来一封信，信里包括一份出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其中提到《资本论》“大约有50个印张 ，分两卷出版” 。
在1865年春末，马克思还写了第三卷的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业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1865年7月底，他告诉恩格斯：“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当诸多不可避免的减缓和一系列负面事件迫使马克思重新考虑自己的工作方法时，他给恩格斯写信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应把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商，还是先把整个著作完成？他更喜欢后一种解决方案，但他向恩格斯保证他在其他卷上的工作不会浪费时间：“工作进行得还是非常快，其他人就是丢开一切艺术上的考虑也未必能够如此。再加上规定我要以六十个印张为最大限度 ，因此我绝对有必要把整个东西放在面前，以便知道，要压缩和删节多少才能在给我指定的数量范围内均衡地和匀称地阐述各个部分。”
虽然马克思决定首先完成第一卷，但他不想搁置手头的第三卷的工作。在1865年7月到12月间，马克思片段式地写了第三卷的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和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因此，马克思从1864年夏到1865年底写的第三卷的结构同1863年1月在涉及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第十八笔记本中所列的12条提纲是非常相近的。
经济困难的消失使马克思可以继续推进他的工作，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年后，经济窘况重新出现，而且当年夏天，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更重要的是，因筹备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大会，他在9月份的工作尤为繁重。
三、《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
在1866年初，马克思开始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新草稿。一月中旬，他写信给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说：“病痛[…]各种偶然事情使我不愉快，由于国际协会而忙绿等等，这一切迫使我把每一分钟的空闲时间都用来誊清我的手稿。”然而，马克思认为自己已接近尾声，他将“能在3月份亲自把第一卷带给出版商排印”。他补充说，《资本论》的“两卷”会“同时出版” 。在另一封同一天给库格曼的信里，马克思说自己“每天用十二个小时去誊清” ，希望能在两个月内拿给汉堡的出版商。
但事与愿违，他一整年都在跟疾病作斗争。2月份，马克思遭受了最严重的发病，甚至危及到他的生命。这种形势给恩格斯敲响了警钟。由于担心最坏的情况，他坚决说服马克思不能再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了：“为了摆脱该死的痈，你的确应该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了，即使因此让书耽误三个月也无妨。事情确实会逐渐变得非常严重的，当你的脑子，如你自己所说的，不能胜任理论工作时，那你的确应该休息一下，别管这些高深的理论吧。放弃一段时间的夜间工作，过一过多少有点规律的生活。”
恩格斯立即咨询龚佩尔特（Gumpert）医生，医生建议了另一种治疗方案，同时他也就马克思的书提了一些建议。他想确保马克思已放弃在任何部分发表之前写完整部《资本论》的不现实的想法。他问道：“你能不能这样安排一下：至少将第一卷先送去付印，第二卷再晚几个月？”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每一点都作了答复。关于他的工作计划，他写道：
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 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时期，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关于日本的新资料（如果不是职业上的需要，通常我是绝不会看游记的）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就象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把“换班制度”用在同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的身上。
为了及时了解最新发现，马克思白天在图书馆学习，晚上写作手稿：这是一个紧张的日程安排，他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完成这本书上。就主要任务而言，他告诉恩格斯：“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最后，他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延长了出版计划：“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 事实上，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为了给马克思一些救济，恩格斯准备做出任何经济上的牺牲，并建议他完全休息一段时间。马克思接受恩格斯的劝说。3月15日他旅行去了马尔吉特，肯特郡的一个海滨疗养地。
四月初，马克思告诉他的朋友库格曼他“好多了”。但是他却抱怨，由于中断工作，“又两个多月”过去了，他的书“又要延期了” 。回到伦敦之后，由于风湿病和其它麻烦，他又继续中断了几个星期；他的身体仍然疲惫和脆弱。尽管他在6月初跟恩格斯说“幸好没有再出现痈的征兆” ，但他的工作“由于纯粹身体的情况一直进展得不好” 。
七月，马克思向库格曼陈述了自己当时设想的计划：
我的情况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象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
在回顾了自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来的工作后，马克思继续说：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加以概括而编成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显然，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是不够清楚的。
1866年秋，马克思陷入赤贫窘境。他被迫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同贫困作斗争。12月，他写道：“我只是苦于私人不能象商人那样名正言顺地向破产法庭提出破产声明。” 整个冬天这种情况都没有改变，在1867年2月末，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到星期六（后天）我要付给一个杂货铺老板起码五英镑，不然我的家产就要照他的要求被查封。[…]著作即将完成，如果不是近来受到各方面的打扰，本来今天就可以完工。”
1867年4月初，马克思终于能够给恩格斯一个期待已久的消息，即这本书完成了。现在他要带着它去德国，他又一次被迫向他的朋友求助，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衣服和表” 从当铺取出来，否则他就不能离开了。
到达汉堡后，马克思同恩格斯讨论了迈斯纳提出的新计划：
他现在想把书分成三卷出版。尤其是，他反对照我原来打算的那样缩减最后一本书（历史文献部分）的篇幅。他说，考虑到书的销路问题[…]他的最大希望正是寄托在这一部分上。我告诉他，在这方面听凭他决定。
几天后，马克思给贝克尔写一封相似的信：
全书将分为三卷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包括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马克思在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Sigfrid Meyer ，1840-1872）的信中写道：“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
六月中旬，恩格斯参与了出版文本的修订。他认为，与1859年的《第一分册》相比，“在辨证发展的明确性上，前进了一大步” 。对此，马克思深感鼓舞：“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现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 但是，恩格斯注意到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阐述过于抽象，对一般读者来说不够清楚；他同样感到遗憾的是，恰恰这一重要的部分“带有一些受痈困扰的痕迹” 。在回复中，马克思诅咒了使其身体深受折磨的原因—“我希望资产阶级毕生都会记得我的痈” ，并说服自己增加一个附录，以便更加通俗地阐述他的价值形式思想。新增的二十页完成于六月末。
马克思于1867年8月1日凌晨2点完成论证校对。几分钟后，他给恩格斯写信说：“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刚刚校完。[…]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几天后，在给恩格斯的另一封信中，他总结了这本书的两个重点：“（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出版发行。 经最后修订的目录内容如下：
序言
1.商品和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4.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6.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一部分附录，1：价值形式
尽管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和最后的增补，《资本论》的结构在接下来几年里还是做了相当大的扩展，并对文本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因此，在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依然对它投入了大量精力。
四、追寻最后的版本
1867年10月，马克思回到第二卷的写作。当与此同时，马克思仍然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11月底，马克思写信说：“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恶化，根本谈不上工作了。”
1868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持续反复。3月末，他告诉恩格斯他应该“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他补充说这对他来说“办不到”，即使他“有钱去游荡”。 正当他重新开始写第二卷第二稿时，新的中断出现了。当年春，他完成前两章，并着手写一组准备手稿——涉及剩余价值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 利润率规律和资本的形态变化——这些直到1868年末才完成。
在1868年4月末，马克思给恩格斯发了一份新的提纲，特别提及“利润率的阐述方法” 。他指出，第二册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将根据第一册中所阐述的前提来论述”。他打算以更好的方式论述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资本周转的“形式规定”。因此，研究“各个资本、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收入（=m）相互之间的社会交错现象。”然后第三卷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离的组成部分” 。
然而，5月份健康问题又回来了。在8月的第二周，他告诉库格曼他希望在1869年“9月底”之前完成整个工作。 但秋天，痈又复发了。1869年春，当马克思仍在写作第二卷第三章时， 他的肝病又恶化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克思一直遭受着各种不幸和麻烦，这致使他无法完成第二卷的工作。
这种推延也有理论上的原因。从1868年秋到1869年春，马克思决心了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他从《货币市场评论》、《经济学家》及类似刊物上摘录了大量关于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文章。 此外，1869年秋，马克思发现了有关俄国变革的新文献，于是决定学习俄语以便进行研究。他以一贯的严谨追求着这种新兴趣，1870年初燕妮告诉恩格斯，“他不去关心自己的健康，却非常热心地研究起俄语来，很少外出，饮食不定时，在腋下的痈已经肿得很大并且变硬以后才给人看。” 恩格斯赶紧写信试图说服他“单是为了你的第二卷”，他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否则，如果“总是这样时断时续，反反复复”，他将永远无法完成这本书。
夏初，马克思告诉库格曼说，他的工作“整整中断了一个冬天”，而且他“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
经历了各种中断和伴随巴黎公社的建立而投入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活动之后，马克思重新回到第一卷的新版本。他不满意对价值理论的阐述方式，于是从1871年12月到1872年1月重写了1867年的附录，因而也重写了第一章。 这次，除了一小部分的增补，马克思也修改了这本书的整个结构。
这些修改和重写也影响到了法文译本。从1872年的3月开始，马克思不得不修改草稿，这些草稿在1872年到1875年间被送给出版商。在修订过程中，马克思决定对基础文本做进一步修改，主要是关于资本积累的部分。在法文版的跋中，马克思强调它“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虽然节奏没有以前快了—因为他的健康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及需要在某些领域拓展自己的知识—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继续写作《资本论》。1875年，他为第三卷写了另一份手稿，即“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学计算（Mehrwertrate und Profitrate mathematisch behandelt）” 。从1876年10月到1881年初，他准备了第二卷的新手稿 。马克思的一些书信表明，如果他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也会更新第一卷。
马克思的这部巨著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恰恰揭示了他离那些自以为是的作家们有多远，这些人既包括他的大多数对手，也包括许多自诩为马克思的门徒的人。虽然它仍未完成 ，但是今天那些想用本质性的理论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们仍然不能放弃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张福公 王鸽 译
参考书目
* 本文系作者直接供稿。译文有删节。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CW, vol. 29, p. 2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这些笔记共计1472四开页。参见Friedrich Engels, ‘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 in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I, in MECW, vol. 36, p. 6.
这些笔记本被忽视了100多年，直到1973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补卷）最终出版。它的德文原版出版于1976年的MEGA2 vol.II/3.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0 October 1861, in MECW, vol. 41, p. 3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9 December 1861, in MECW, vol. 41, pp. 332-3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9页。
在1905到1910年间，考茨基以某种稍微偏离原始文本的形式出版过相关的手稿。
它的前四部分包括：（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4）关于如何将前三部分结合起来思考的小节——马克思实际没有写出来。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0, p. 3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在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这些手稿是以较少使用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一标题来命名的。）
Ibid., p. 3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Ibid., p. 3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Ibid., p. 3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Ibid., p. 3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Ibid., p. 3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Ibid., p. 3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Ibid., p. 3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Ibid., p. 3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Ibid., p. 3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Ibid., p. 3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1, p.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Ibid., p.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Ibid., p. 1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3-364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8 June 1862, in MECW, vol. 41, p. 3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页。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1, p. 2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8 June 1862, in MECW, vol. 41, p. 3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August 1862, in MECW, vol. 41, p. 3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5页。
这些笔记本构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卷。参见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 in MECW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Ibid., p. 3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August 1862, in MECW, vol. 41, p. 3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8页。
Ibid., p. 3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0页。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I, in MECW, vol. 32, p. 2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Ibid., p. 3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Ibid., p. 4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这些是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的最后笔记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6页。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1863), in MEGA2, vol. II/3.5, pp. 1598-675.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op. cit., p. 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页。
参见写于1858年6月的《大纲》索引，包括“M”笔记本（即“1857年导言”）以及1860年为第三章写的草稿索引，即马克思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参见MECW, vol. 29, pp. 511-17.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op. cit., p. 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7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in MECW, vol. 41, p. 4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7-638页。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I, in MECW, vol. 33, p. 347.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3, pp. 346-7.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十六笔记本中已经对第一章做了概述，在第十八笔记本中准备了一个第二章的提纲。参见ibid., p. 299.
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的Marx-Engels Papers, B 98中有60多页的内容。基于这一研究，马克思开始了他的众多未完成的项目之一。参见 Karl Marx, Manuskripte über die polnische Frage (1863 – 1864). S-Gravenhage: Mouton, 19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9 May 1863, in MECW, vol. 41, p. 4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6页。
参见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93, B 100, B 101, B 102, B 103, B 104（包含了535页笔记）以及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RGASPI）的三个笔记本（包括RGASPI f.1, d. 1397, d. 1691, d. 5583）。马克思在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笔记本中利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6 July 1863, in MECW, vol. 41, p. 4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8页。
参见Michael Heinrich, ‘Entstehungs- und Auflös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pp. 176-9, in Werner Bonefeld and Michael Heinrich (eds.), Kapital & Kritik. Nach der ‘neuen’ Marx-Lektüre. Hamburg: VSA, 2011, pp. 176-9.海因里希认为，这一时期的手稿不应被看作是以《大纲》为开端的著作的第三版，而应该被看作《资本论》的第一草稿。
Karl Marx,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 Fred Moseley (ed.). Leiden: Brill, 2015.
参见Marcello Musto, ‘Introduction’,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Editor),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p. 1-6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March 1865, in MECW, vol. 42, pp. 129-30.
50印张相当于800页。
‘Agreement between Mr. Karl Marx and Mr. Otto Meissner, Publisher and Bookseller’, in MECW, vol. 20, p. 3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1 July 1865, in MECW, vol. 42, p. 1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5页。
这相当于960页。后来， 迈斯纳表示同意更改他同马克思的合约。参见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1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5 August 1865, in MECW, vol. 42, p. 1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8页。
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时遵循了这一区分。参见Carl-Erich Vollgraf, Jürgen Jungnickel and Stephen Naron, ‘Marx in Marx’s Words? On Engels’ Edition of the Main Manuscript of Volume III of Capital,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2 (Spring, 2002), no. 1, pp. 35-78.另参见最新研究：Carl-Erich Vollgraf, ‘Das Kapital – bis zuletzt ein “Werk im Werden”,’ in Marx-Engels Jahrbuch, vol. 2012/13, pp. 113-33
和Regina Roth, ‘Die Herausgabe von Band 2 und 3 des Kapital durch Engels’, in ibid., pp. 168-82. 对于恩格斯编辑的批判性评价，参见Michael Heinrich, ‘Engel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in Science & Society, vol. 60 (1996-1997), no. 4, pp. 452-66.一种不同的观点，参见Michael R. Krätk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VSA, Hamburg 2017, esp. the final chapter ‘Gibt es ein Marx-Engels-Problem?’
Karl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15 Jan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9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5 Jan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8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0 Febr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p. 22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9页。
Ibid., p. 226. 第179页。
马克思后来把关于地租的部分插入到第三卷第六篇“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中。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Febr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181页。
Ibid.,p. 2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1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6 April 1866, in MECW, vol. 42, p. 2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7 June 1866, in MECW, vol. 42, p. 2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4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9 June 1866, in MECW, vol. 42, p. 2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5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3 October 1866, in MECW, vol. 42., p. 3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5-536页。
Ibid., pp. 328-3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1 February 1867, in MECW, vol. 42, p. 3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9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3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1页。
Karl Mark to Johann Philip Becker, 17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2-543页。
Karl Marx to Sigfrid Meyer, 30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4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6 June 1867, in MECW, vol. 42, p. 3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June 1867, in MECW, vol. 42, p. 3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0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6 June 1867, in MECW, vol. 42, p. 3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June 1867, in MECW, vol. 42, p. 3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0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6 August 1867, in MECW, vol. 42, p. 4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8-329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4 August 1867, in MECW, vol. 42, p. 4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1页。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EGA2, vol. II/5, p. 674.
Ibid., pp. 9-1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7 November 1867, in MECW, vol. 42, p. 4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5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5 March 1868, in MECW, vol. 42, p. 5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in MEGA2, vol. II/11, pp. 1-3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57页。
这些文本已出版于Karl Marx,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8, in MEGA2, vol. II/4.3, pp. 78-234, and pp. 285-363. 最后一篇构成了第二卷的第四手稿，包含第一篇的新版本，“资本流通”和第二篇“资本形态变化”。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0 April 1868, in MECW, vol. 43, p.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页。
Ibid., p.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71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0 August 1868, in MECW, vol. 43, p.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5页。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in MEGA2, vol. II/11, pp. 340-5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387页。
这些笔记还没有出版，都收录在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108, B 109, B 113 and B 114.
Jenny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About 17 January 1870’, in MECW, vol. 43, p. 5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4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9 January 1870, in MECW, vol. 43, p. 4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7 June 1870, in MECW, vol. 43, p. 5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2-673页。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ts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EGA2 vol. II/5, pp. 1-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102页。
1867年，马克思把这本书划分成几章。1872年，他又将这些章都变为节，并对每节做了更详细的划分。
Karl Marx, ‘Afterword to the French Edition’ to Capital, Volume I, in MECW, vol. 35, p. 24.
Karl Marx, ‘Manuskripte und redaktionelle Texte zum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 1871 bis 1895’, in MEGA², vol. II/14, pp. pp. 19-150.
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des “Kapitals”. 1876 bis 1881’, in MEGA², vol. II/11, pp. 525-828.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 13 December 1881, in MECW, vol. 46, p. 1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38页。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各个未完成部分的编辑工作是极其复杂的。值得注意是，这些文本都是基于马克思在其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写下的各种不完整的材料而进行的，其中的一些观点与《资本论》有所不同。无论如何，恩格斯出版了第二卷（1885）和第三卷（1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