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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形成与传播

一、《资本论》:一部未竟的杰作
1867年2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马克思终于能把期待已久的消息告诉他的朋友恩格斯:他杰作的第一卷完成了。马克思把手稿从伦敦带往汉堡,并与其编辑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达成协议,决定将《资本论》分成三卷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于1867年9月14日问世。在几个月之前,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朋友约翰·菲力普·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说这部书的出版“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

经过最后的修改,第一卷的目录如下:

“序言
第一章 商品与货币
第二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 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考察
第六章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一章第一节附录 价值形式。”

尽管在1867年之前,《资本论》的谋篇布局可谓煞费苦心,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资本论》的结构得到极大扩展,并且内容上也进行了各种修改。因此,第一卷在出版后仍然耗费了马克思的大量精力。1867年10月,马克思开始着手《资本论》第二卷。但这导致他旧疾复发:肝脏疼痛、失眠和痈。 来年的状况也不见好转,有时他甚至无法处理他的信件。等马克思一回到工作岗位上,他就对历史、农业和生态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不同作家的作品摘录下来。对他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政治理论家和法律史学家冯·毛雷尔(Georg Ludwig von Maurer)的《德国马克、农场、村庄、城镇和公共权力的构成史导论》(1854),以及卡尔·弗拉斯(Karl Fraas)的三本德文著作:《历代气候和蔬菜世界及其历史》(1847)、《农业史》(1852)和《农业的本质》(1857)。

马克思在为这些新的科学研究付出一些精力的同时,他的健康状况继续起起落落。不管怎样,他最终还是整理出了一组手稿,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以及资本的变形。这些工作占用着他的时间,一直持续到1868年底。然而第二年,痈的频繁发作使他精疲力竭,而且他的肝脏再度恶化。尽管他计划在1869年9月完成《资本论》第二卷,这一度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几年的持续不幸使马克思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二卷。当然,延迟也有理论上的原因。从1868年秋到1869年春,为了掌握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从《货币市场评论》、《经济学人》等诸如此类的出版物上摘录了大量关于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文章。

他对大西洋彼岸的发展越来越感兴趣,这促使他去寻找最新的信息。马克思写信给他的朋友齐格弗里特·迈耶尔(Sigfrid Meyer)说:“如果您能搜集到某些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那对我是特别有价值的。”他解释说:“由于我在第二卷里要研究地租,所以我非常欢迎专门批判凯里先生的《谐和》的材料。” 此外,1869年秋,在了解了有关俄国社会经济变化的最新文献后,马克思决定学习俄语,以便自己研究。马克思以一贯的严谨去探究这一新的兴趣。

二、探寻《资本论》第一卷及其法文版的最终版本
在经历了几次中断、以及因巴黎公社而起的第一国际的一段激烈政治活动之后,马克思开始编写《资本论》第一卷的新版本。他不满意自己阐述价值理论的方式,在1871年12月到1872年1月之间重写了1867年版的附录。 这促使他再次处理第一章,形成了手稿“《资本论》第一卷的补充和修改” 。在德文第一版的修订过程中,马克思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澄清,并完善了整本书的结构。 其中一些变化涉及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异以及机器和技术的使用。他还将新版本从原先的六章扩展为七篇二十五章,这些章又细分为更详细的节。德文第二版问世于1872年,印了三千册。1872年对《资本论》的传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4月份出现了俄译本——这是一系列译本中的第一本。 它从俄国革命者洛帕廷开始、由经济学家尼古拉·丹尼尔逊完成,马克思认为它“翻译得很出色” 。

这一年,《资本论》第一卷的法语译本也开始出版。法译本委托约瑟夫·鲁瓦(Joseph Roy)翻译(他之前翻译过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些作品),计划在1872年至1875年间由法国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分册出版。马克思认为推出一个“价格便宜的普及版” 会很好。他向出版商写道:“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然而,马克思意识到这一想法也有“坏的一面”,他预计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会“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而且当读者“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时,他们可能会“气馁”。对于这个“不利”,马克思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最终,马克思花费在修正译文上的时间远超他的预料。在给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鲁瓦“往往译得过死”,迫使他“不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 1872年5月,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写信告诉路德维希·库格曼,她的父亲“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修改”,“不仅个别的句子,而且整页整页的译文都得重新改写”。 一个月后,她又补充说,翻译“很不完善”,他“不得不重新改写第一章的大部分”。 随后,恩格斯也以类似的语气给库格曼写道,法译本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件“繁重工作”,“可以说,他必须重新翻译”。

在修正译文的同时,马克思还决定对内容作一些补充和修改。这些主要涉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部分,但也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如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区别。在法文版最后的“致读者”里,他认为这一版“在原文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并表示,“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无独有偶,在1877年,当可能出版《资本论》的英译本时,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译者“在翻译时除了德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因为我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 。在1878年11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权衡了法文版的优劣,他对丹尼尔逊说道,法文版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但他“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特别是在第一章中”。 出于这个原因,当月底他又告诉丹尼尔逊:“头两篇(《商品和货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应该完全根据德文本翻译。”

《资本论》第二卷的草稿虽然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但终究不是一种确定的状态。《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特点是高度碎片化,马克思从没想过要更新它们来反映他的研究进展。 而且别忘了,他没能完成设想中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版,即包含他对该卷的所有修改和补充。 事实上,无论是1872-75年的法文版,还是1881年的德文第三版,都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所希望的最终版本。

三、通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认识马克思
《资本论》最初于1867年以德文出版,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里只完整出版了三个版本(即德文版、俄文版和法文版——译注)。 在所有这些译本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在1872年出版的:俄译本在1872年3月出版,修订后的德文第二版在1872年春到1873年1月之间分9册出版,还有法译本从1872年9月到1875年5月分44册出版。

由约瑟夫·鲁瓦翻译、马克思自己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对马克思的著作在全世界的传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是众多译本的参考,比如英译本、西班牙语译本,还有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洛·卡菲罗(Carlo Cafiero)在1879年编译的概要,后者受到马克思的认可并获得广泛传播。更普遍地说,法文版为各国读者打开了通往马克思著作的第一道大门。第一部意大利语译本直接参照法文版翻译,于1882年至1884年分册出版,1886年正式成书。另一个地中海国家——希腊——也于1927年参照法文版翻译出版了希腊语译本。以西班牙语译本为例,法文版促成了一些部分版本和两个完整译本的出版:一个是1967年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出版,另一个是1973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由于法语比德语更广为人知,因此正是通过这个版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得以更快地传播到许多拉美国家。葡萄牙语国家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葡萄牙国内,只有少量法译本发行,直到萨拉查独裁政权倒台前不久,葡萄牙语的删节版才出现。总之,葡萄牙和巴西的政治活动家和研究者们都发现,通过法文版比通过德文原版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著作。进入非洲国家的少量印本也是葡萄牙语译本。

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论》在阿拉伯世界的接收。虽然在埃及和伊拉克,英语在欧洲文化的传播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法语在其他地方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和黎凡特(Levant)地区传播的重要中心。1956年和1970年,分别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出现了《资本论》的两个完整的阿拉伯语译本。此外,1966年至1970年的民主德国,在流亡者群体里出现了连载的波斯语译本。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重要意义延伸到了亚洲其他地区。第一卷的第一个越南语译本以法文版为基础,出版于1959年至1960年之间。20世纪下半叶,日本对马克思进行了非常严谨的研究,《资本论》日文版诞生于1979年,而在此之前的1967年和1976年,凸版印刷了两次法文版。至于中国,1983年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译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就有《资本论》。

因此,除了经常被世界各地的译者查阅,并与恩格斯1890年出版的德文第四版进行核对之外,《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到目前已经被完整地翻译成八种语言,而且还应该算上在不同国家发行的许多节选版本。 自其首次出版以来的150年里,它一直是那些对马克思作品感兴趣的人们激烈辩论的源泉。1877年9月,马克思在给第一国际最后一任秘书长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的信中写道:“法文版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我自己将永远不再参加任何翻译。” 马克思为创作最好的法译本所付出的辛劳、所消耗的精力是了不起的。但我们可以肯定,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张炯 译

注释
1. 本文译自马塞洛·穆斯托(Marcello Musto)教授尚未发表的文稿The Maki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Le Capital,摘要为译者所加。马塞洛·穆斯托,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理论教授、替代性理论实验室主任,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思想、劳工运动史、替代性社会经济制度等。目前已出版专著4本、编著11本,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详情可参见:www.marcellomusto.org.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2-543页。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4. 参见:Marcello Musto,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8. 中译 本参见:马塞罗·默斯托:《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孙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5. 参见:Marcello Musto, “Introduction: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Capital”, in Marcello Musto (E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26-27.
6. 这些笔记仍未出版,收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收藏的笔记中,Marx-Engels Papers, B 108, B 109, B 113 and B 11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39页。
8. 1870年初,马克思的妻子告诉恩格斯,“他不去关心自己的健康,却非常热心地研究起俄语来,很少外出,饮食不定时,在腋下的痈已经肿得很大并且变硬以后才给人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94页。)恩格斯急忙写信给他的朋友,试图说服他“为了你的第二卷,你也有必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否则,如果“总是这样时断时续,反反复复”,他就永远写不完这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0页。)这个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9. 参见:马塞罗·默斯托:《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孙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2-155页。
10.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vol. II/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pp. 1-55.
11. 1867年,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分成了几章。1872年,这些章变成了篇,每一篇都有更详细的章节。
12. 参见将于2023年出版的新书:Marcello Musto and Babak Amini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s ‘Capital’: A Glob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23.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7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6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7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8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8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9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4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6页。
24. 法文版中的一些补充和修改并未收录在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中,详见列表: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vol. II/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pp. 732-783.
25. 恩格斯在他的朋友去世之后着手准备《资本论》未完成部分的出版,这项编辑工作极其复杂。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各种手稿、草稿和碎片写于1864年至1881年之间,在MEGA2里大约有2350页。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分别成功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但是,这两卷是对不完整的文本的重建,这些文本通常由不同的材料组成。它们写于不止一个时期,因此包含了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马克思思想版本。
26. 例如,1881年12月13日,马克思致信丹尼尔逊:“我的德国出版者通知我,要出《资本论》第三版。这个通知来得很不适时。第一,我首先应该恢复自己的健康,第二,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对第三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将来作为第三版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38页。)
27. 参见:马塞罗·穆斯托:《马克思的晚年岁月》,刘同舫、谢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0-121页,“《资本论》在欧洲的早期传播”部分。
28. 参见即将于2023年出版的新书:Marcello Musto and Babak Amini(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s ‘Capital’: A Glob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23.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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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and the Left

The economic causes of war
Whil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has probed the ide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ven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behind the drive to war, socialist theory has made one of its most compelling contributions by highlighting the nexu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the spread of wars.

In the deb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1864-1872), César de Paepe, one of its principal leaders, formulated what would become the classical position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on the question: namely, that wars are inevitable under the regim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y are brought about not by the ambitions of monarchs or other individuals but by the dominant social-economic model (De Paepe, 2014a; 2014b; Musto, 2014).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lso showed which sections of the population were struck hardest by the dire consequences of war. At the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held in 1868, the delegates adopted a motion that called upon workers to pursue “the final abolition of all war”, since they were the ones who would pay – economically or with their own blood, whether they were among the victors or the defeated – for the decisions of their ruling classes and the governments representing them. The lesson for the workers’ movement came from the belief that any war should be considered “a civil war” (Freymond, 1962: 403; Musto 2014: 49), a ferocious clash between workers that deprived them of the means necessary for their survival. They needed to act resolutely against any war, by resisting conscription and taking strike action. Internationalism thus became a cardinal point of the future society, which, with the end of capitalism and the rivalry among bourgeois states on the world market, would have eliminated the main underlying causes of war.

Among the precursors of socialism, 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had taken a decisive stand against both war and social conflict, regarding both as obstacles to the fundamental progres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Karl Marx did not develop in any of his writings his views – fragmentary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 on war, nor did he put forward guidelines for the correct attitude to be taken towards it. When he chose between opposing camps, his only constant was his opposition to Tsarist Russia, which he saw as the outpost of counter-revolution and one of the main barriers to working-class emancipation. In Capital (1867) he argued that violence was an economic force, “the midwife of every old society pregnant with a new one” (Marx, 1996: 739). But he did not think of war as a crucial shortcut for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a major aim of his political activity was to commit workers to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s Friedrich Engels also argued, they should act resolutely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against the dampening of class struggle that the propagandistic invention of an external enemy threatened to bring about at any outbreak of war. In various letters to leaders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Engels stressed the ideological power of the snare of patriotism and the delay to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resulting from waves of chauvinism. Moreover, in Anti-Dühring (1878), following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ever more deadly weaponry, he declared that the task of socialism was “to blow up militarism and all standing armies” (Engels, 1987: 158).

War was such an important question for Engels that he devoted one of his last writings to it. In “Can Europe Disarm?” (1893), he noted that in the previous twenty-five years every major power had tried to outdo its rivals militarily and in terms of war preparations. This had involved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arms production and brought the Old Continent closer to “a war of destruction such as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Engels, 1990: 372). According to the co-author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848), “The system of standing armies has been carried to such extremes throughout Europe that it must either bring economic ruin to the peoples on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burden, or else degenerate into a general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his analysis, Engels did not forget to highlight that standing armies were maintained chiefly for internal political as much as external military purposes. They were intended “to provide protection not so much against the external enemy as the internal one”, by strengthening the forces to repress the proletariat and workers’ struggles. As popular layers paid more than anyone else the costs of war,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troops to the state and taxes, the workers’ movement should fight for “the gradual reduction of the term of [military] service by international treaty” and for disarmament as the only effective “guarantee of peace” (Engels, 1990: 371).

Tests and collapse
It was not long before a peacetime theoretical debate turned into the foremost political issue of the age, when the workers’ movement had to face real situations in which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itially opposed any support for war. In the Franco-Prussian conflict of 1870 (which preceded the Paris Commune), the Social Democrat deputies Wilhelm Liebknecht and August Bebel condemned the annexationist objectives of Bismarck’s Germany and voted against war credits. Their decision to “reject the bill for additional funding to continue the war” (Pelz, 2016: 50) earned them a two-year prison sentence for high treason, but it helped to show the working class an alternative way to build on the crisis.

As the major European powers kept up their imperialist expansion, the controversy on war acquired ever greater weight in the debate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6). A resolution adopted at its founding congress had enshrined peace as “the indispensable precondition of any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ers” (Dominick 1982: 343). The supposed peace policy of the bourgeoisie was mocked and characterized as one of “armed peace” and, in 1895, Jean Jaurès, the leader of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SFIO), gave a speech in parliament in which he famously summed up the apprehensions of the Left: “Your violent and chaotic society still, even when it wants peace, even when it is in a state of apparent repose, bears war within itself, just as a sleeping cloud bears a storm” (Jaurès, 1982: 32).

As the Weltpolitik – the aggressive policy of Imperial Germany to extend its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 changed the geopolitical setting, anti-militarist principles sank deeper roots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influenced the discussions on armed conflicts. War was no longer seen only as opening up revolutionary opportunities and hastening the breakdown of the system (an idea on the Left since the Revolutionary War of 1792). It was now viewed as a danger because of its griev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proletariat in the shape of hunger, destitution and unemployment. It thus posed a serious threat for progressive forces, and, as Karl Kautsky wrote in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02), they would in case of war be “heavily loaded with tasks that are not essential” (Kautsky, 1904: 77) to them, and which would make the final victory more distant rather than bring it closer.

The resolution “On Militar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dopted b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t its Stuttgart Congress in 1907, recapitulated all the key points that had become the common heritage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Among these were: a vote against budgets that increased military spending, antipathy to standing armies and a preference for a system of people’s militias, and support for the plan to create courts of arbitration to settl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eacefully. This excluded a resort to general strikes against any kind of wars, as proposed by Gustave Hervé, since a majority of those present deemed this too radical and too Manichaean. The resolution ended with an amendment drafted by Rosa Luxemburg, Vladimir Lenin and Yulii Martov, which stated that

“in case war should break out […], it is the duty [of socialists] to intervene in favour of its speedy termination, and with all their powers to utilize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created by the war, to rouse the masses and thereby to hasten the downfall of capitalist class rule” (Vv. Aa., 1972: 80).

Since this did not, however, compel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SPD) to make any change of political line, its representatives also voted in favour of it. The text, as amended, was the last document on war that secured unanimous support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among capitalist states on the world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 outbreak of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made the general picture even more alarming. The publication of Jaurès’s The New Army (1911) encouraged discussion of another central theme of the perio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wars and the attitude to be taken to the latter, including in cases where a country’s independence was threatened (see Marcobelli, 2021: 155-227). For Jaurès, the only task of the army should be to defend the nation against any offensive aggression, or any aggressor that did not accept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through mediation. All military action that came under this category should be considered legitimate. Luxemburg’s clear-sighted critique of this position pointed out that “historical phenomena such as modern wars cannot be measured with the yardstick of ‘justice’, or through a paper schema of defence and aggression” (Luxemburg, 1911). In her view, it was necessary to bear in mind the difficulty of establishing whether a war was really offensive or defensive, or whether the state that started it had deliberately decided to attack or had been forced to do so because of the stratagems adopted by the country that opposed it. She therefore thought that the distinction should be discarded, and further criticized Jaurès’s idea of the “armed nation”, on the grounds that it ultimately tended to fuel the growing militarization in society.

As the years passe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mmitted itself less and less to a policy of action in favour of peace. Its opposition to rearmament and war preparations was very lacklustre, and an increasingly moderate and legalistic wing of the SPD traded its support for military credits – and then even for colonial expansion – in return for the granting of greater political freedoms in Germany. Important leaders and eminent theorists, such as Gustav Noske, Henry Hyndman and Arturo Labriola,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se positions. Subsequently, a majorit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French Socialists, British Labour Party leaders and other European reformists ended up supporting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This course had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With the idea that the “benefits of progress” should not be monopolized by the capitalists, the workers’ movement came to share the expansionist aims of the ruling classes and was swamped by nationalist ideolog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roved completely impotent in the face of the war, failing in one of its main objectives: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Lenin and other delegates at the Zimmerwald conference (1915) – including Leon Trotsky, who drafted the final manifesto – foresaw that “for decades war spending will absorb the best energies of peoples, undermining social improvements and impeding any progress”. In their eyes the war revealed the “naked form of modern capitalism, which has become irreconcilable, not only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masses […] but even with the first conditions of human communal existence” (Vv. Aa., 1915). The warning was heeded by only a minority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as was the call to all European workers at the Kienthal Conference (1916):

“Your governments and their newspapers tell you that the war must be continued to kill militarism. They are deceiving you! War has never killed war. Indeed, it sparks feelings and wishes for revenge. In this way in marking you for sacrifice, they enclose you in an infernal circle”.

Finally breaking with the approach of the Stuttgart Congress, which had called for international courts of arbitration, the final document at Kienthal declared that “the illusions of bourgeois pacifism” (Vv. Aa., 1977: 371) would not interrupt the spiral of war but would help to preserve the existing social-economic system.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future military conflicts was for the popular masses to conquer political power and overthrow capitalist property.

Rosa Luxemburg and Vladimir Lenin were the two most vigorous opponents of the war. Luxemburg extended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eft and showed how militarism was a key vertebra of the state. Displaying a conviction and effectiveness with few equals among other communist leaders, she argued that the “War on war!” slogan should become “the cornerston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As she wrote in the Theses on the Task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Democracy (1915),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had imploded because it failed “to achieve a common tactic and action by the proletariat in all countries”. From then on, the “main goal” of the proletariat should therefore be “fighting imperialism and preventing wars, in peace as in war” (Luxemburg, 1915).

In Socialism and War (1915) and many other writing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Lenin’s great merit was to identify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The first concerned the “historical falsification” whenever the bourgeoisie tried to attribute a “progressive sens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to what were in reality wars of “plunder” (Lenin, 1971: 299-300), waged with the sole aim of deciding which belligerents were this time to oppress the most foreign peoples and to increase the inequalities of capitalism. The second was the masking of contradictions by the social reformists – or “social-chauvinists”, as he (1971: 306) called them – who ultimately endorsed the justifications for war despite their having defined it as a “criminal” activity in the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Behind their claim to be “defending the fatherland” lay the right that certain great powers had given themselves to “pillage the colonies and to oppress foreign peoples”. Wars were not fought to safeguard “the existence of nations” but “to defend the privileges, domination, plunder and violence” of the various “imperialist bourgeoisies” (Lenin, 1971: 307). The socialists who had capitulated to patriotism had replaced the class struggle with a claim on “morsels of the profits obtained by their national bourgeoisie through the looting of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ly, Lenin (1971: 314) was in favor of “defensive wars” – not, that is, the national defense of European countries à la Jaurès, but the “just wars” of “oppressed and subjugated peoples” who had been “plundered and deprived of their rights” by the “great slave owning powers”. The most celebrated thesis of this pamphlet – that revolutionaries should seek to “turn imperialist war into civil war” (1971: 315) – implied that those who really wanted a “lasting democratic peace” had to wage “civil war against their governments and the bourgeoisie” (1971: 315). Lenin was convinced of what history would later show to be imprecise: that any class struggle consistently waged in time of war would “inevitably” create a revolutionary spirit among the masses.

Lines of demarcation
The First World War produced divisions not only 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but also in the anarchist movement.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short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nflict, Kropotkin (1914: 76-77) wrote that “the task of any person holding dear the idea of human progress is to squash the German invasion in Western Europe”. This statement, seen by many as ditching the principles for which he had fought all his life, was an attempt to move beyond the slogan of “a general strike against the war” – which had gone unheeded by the working masses – and to avoid the general regress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that would result from a German victory. In Kropotkin’s view, if anti-militarists remained inert, they would indirectly assist the invaders’ plans of conquest, and the resulting obstacle would be even more difficult to overcome for those fighting for a social revolution.

In a reply to Kropotkin, the Italian anarchist Errico Malatesta argued that, although he was not a pacifist and thought it legitimate to take up arms in a war of liberation, the world war was not – as bourgeois propaganda asserted – a struggle “for the general good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of democracy, bu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ruling-class subjugation of the working masses. He was aware that “a German victory would certainly spell the triumph of militarism, but also that a triumph for the Allies would mean Russian-British domination in Europe and Asia” (Malatesta, 1993: 230).

In the Manifesto of the Sixteen, Kropotkin (et al., 1916) upheld the need “to resist an aggressor who represents the destruction of all our hopes of liberation”. Victory for the Triple Entente against Germany would be the lesser evil and do less to undermine the existing liberties. On the other side, Malatesta and his fellow-signatories (1998: 388) of the anti-war manifesto of the Anarchist International (1915) declared: “No distinction is possible betwee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wars”. Moreover, they added that “None of the belligerents has any right to lay claim to civilization, just as none of them is entitled to claim legitimate self-defence”. The First World War, they insisted, was a further episode in the conflict among capitalists of various imperialist powers, which was being wag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working class. Malatesta, Emma Goldman, Ferdinand Nieuwenhuis and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anarchist movement were convinced that it would an unforgivable error to support the bourgeois governments. Instead, with no ifs or buts, they stuck with the slogan “no man and no penny for the army”, firmly rejecting even any indirect support for the pursuit of war.

Attitudes to the war also aroused debate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The need for women to replace conscripted men in jobs that had long been a male monopoly – for a much lower wage, in conditions of overexploitation – encouraged the spread of chauvinist ideology in a sizeable part of the new-born suffragette movement. Some of its leaders went so far as to petition for laws allowing the enlistment of women in the armed forces. Exposure of duplicitous governments – which, in evoking the enemy at the gates, used the war to roll back fundamental social reforms –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the main women communist leaders of the time. Clara Zetkin, Alexandra Kollontai, Sylvia Pankhurst and, of course, Rosa Luxemburg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embark lucidly and courageously on the path that would show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ow the struggle against militarism was essential to the struggle against patriarchy. Later, the rejection of war became a distinctive part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and opposition to war budgets on the outbreak of any new conflict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many plat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movement.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and wrong means damage the end
The deep split between revolutionaries and reformists, widening into a strategic gulf after the birth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rowth of ideological dogmatism in the 1920s and 1930s, ruled out any alliance against militarism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and the European Socialist and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Having supported the war, the parties making up the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923-1940) had lost all credit in the eyes of the communists. The Leninist idea of “turning imperialist war into civil war” still had currency in Moscow, where leading politicians and theorists thought a “new 1914” was inevitable. On both sides, then, the talk was more of what to do if a new war broke out than of how to prevent one from beginning. The slogans and declarations of principle differed substantially from what was expected to happen and from what then turned into political action. Among the critical voices in the Communist camp were those of Nikolai Bukharin, a proponent of the slogan “struggle for peace”, and among the Russian leaders more convinced that it was “one of the key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Georgi Dimitrov, who argued that not all the great powers were equ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threat of war, and who favoured a rapprochement with the reformist parties to build a broad popular front against it. Both these views contrasted with the litany of Soviet orthodoxy, which, far from updat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repeated that the danger of war was built equally, and without distinction, into all the imperialist powers .

Mao Zedong’s (1966: 15) views on the matter were quite different. At the head of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he wrote in On Protracted War (1938) that “just wars” – in which communist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 are “endowed with tremendous power, which can transform many things or clear the way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1966: 26-27). Mao’s (1966: 53) proposed strategy, therefore, was “to oppose unjust war with just war”, and furthermore to “continue the war until its political objective [is] achieved”. Arguments for the “omnipotence of revolutionary war” recur in Problems of War and Strategy (1938), where he argues that “only with guns can the whole world be transformed” (1965: 219), and that “the seizure of power by armed force, the settlement of the issue by war, is the central task and the highest form of revolution” (1965: 225).

In Europe,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of the Nazi-Fascist front, at home as well as abroad,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5) created an even more nefarious scenario than the 1914-18 war. After Hitler’s troops attacked the Soviet Union in 1941,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that ended with the defeat of Nazism became such a central element in Russian national unity that it survived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nd has lasted until our own days.

With the post-war division of the world into two blocs, Joseph Stalin taught that the main task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as to safeguard the Soviet Union. The creation of a buffer zone of eight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seven after the exit of Yugoslavia) was a central pillar of this policy. In the same period, the Truman Doctrine marked the advent of a new type of war: the Cold War. In its support of anti-communist forces in Greece, in the Marshall Plan (1948) and the creation of NATO (1949),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tributed to avoid the advance of progressive forces in We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responded with the Warsaw Pact (1955). This configuration led to a huge arms race, which, despite the fresh memory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also involved a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bomb tests.

From 1961,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Nikita Khrushchev, the Soviet Union began a new political course that came to be known as “peaceful coexistence”. This turn, with its emphasis on non-interference and respect for national sovereignty, as well a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was supposed to avert the danger of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the Cuban missiles crisis showed to be a possibility in 1962) and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war was not inevitable. However, this attempt at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 was geared only to the USA, not the countries of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In 1956, the Soviet Union had already crushed a revolt in Hungary, and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Western Europe had not condemned but justified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the socialist bloc. Palmiro Togliatti, for example, the secretary of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declared: “We stand with our own side even when it makes a mistake” (cit. in Vittoria, 2015: 219). Most of those who shared this position regretted it bitterly in later years, when they understood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the Soviet operation.

Similar events took place at the height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in 1968 in Czechoslovakia. Faced with demands for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during the Prague Spring, the 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decided unanimously to send in half a million soldiers and thousands of tanks. At the congress of the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in 1968, Leonid Brezhnev explained the action by referring to what he called the “limited sovereignty” of Warsaw Pact countries: “When forces that are hostile to socialism try to turn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socialist country towards capitalism, it becomes not only a problem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but a common problem and concern of all socialis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is anti-democratic logic, the definition of what was and was not “socialism” naturally fell to the arbitrary decision of the Soviet leaders. But this time critics on the Left were more forthcoming and even represented the majority. Although disapproval of the Soviet action was expressed not only by New Left movements but by a majority of Communist parti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the Russians did not pull back but carried through a process that they called “normalization”. The Soviet Union continued to earmark a sizeable part of its economic resources for military spending, and this helped to reinforce an authoritarian culture in society. In this way, it lost forever the goodwill of the peace movement, which had become even larger through the extraordinary mobilizations against the war in Vietna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rs in the next decade began with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In 1979, the Red Army again became a major instrument of Moscow’s foreign policy, which continued to claim the right to intervene in what it described as its own “security zone”. The ill-starred decision turned into an exhausting adventure that stretched over more than ten years, causing a huge number of deaths and creating millions of refugees. On this occas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as much less reticent than it had been in relation to the Soviet invasions of Hungary and Czechoslovakia. Yet this new war revealed even more clearly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the split between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and a political alternative based on peace and opposition to militarism.

Taken as a whole, these military interventions not only worked against a general arms reduction but served to discredit and globally weaken socialism. The Soviet Union was increasingly seen as an imperial power acting in ways not unlike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ince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had more or less secretly backed coups d’état and helped to overthrow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s in more than twent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astly, the “socialist wars” in 1977-1979 between Cambodia and Vietnam and China and Vietna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dissipated whatever leverage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already remote from the original foundations laid by Marx and Engels) had in attributing war exclusively to the economic imbalances of capitalism.

To be on the left is to be against wa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id not lessen the amount of inter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ffairs, nor did it increase the freedom of every people to choose the political regime under which it lives. The numerous wars– even without a UN mandate and defined, absurdly, as “humanitarian” – carried out by the USA in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to which should be added new forms of conflict, illegal sanc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edia conditioning, demonstrate that the bipolar division of the world between two superpowers did not give way to the era of liberty and progress promised by the neoliberal mantra of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his context, many political forces that once lay claim to the values of the Left have joined in a number of wars. From Kosovo to Iraq and Afghanistan – to mention only the main wars waged by NATO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 these forces have each time given their support to armed intervention and made themselves less and less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Right.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has again faced the Left with the dilemma of how to react when a country’s sovereignty is under attack. The failure to condemn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s a political mistake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and it makes denunciations of possible future acts of aggression com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ppear less credible. It is true that, as Marx wrote to Ferdinand Lassalle in 1860 (Marx, 1985: 154; Musto, 2018: 132), “in foreign policy, there’s little to be gained by using such catchwords as ‘reac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 that what is “subjectively reactionary [may prove to be] objectively revolutionary in foreign policy”. But left-wing forces should have learned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alliances “with my enemy’s enemy” often lead to counterproductive agreements, especially when, as in our times, the progressive front is politically weak and theoretically confused and lacks the support of mass mobilizations.

Recalling Lenin’s (1964b: 148) words i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The fact that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against one imperialist power ma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be utilized by another ‘Great’ Power in its equally imperialist interests should have no more weight in inducing Social Democracy to renounce its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Beyond the geopolitical interests and intrigues that are usually also in play, the forces of the Left have historically supported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defende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states to establish their frontiers on the basis of the express will of the population. The Left has fought against wars and “annexations” because it is aware that these lead to dramatic conflicts between the workers of the dominant nation and the oppressed natio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latter to unite with their own bourgeoisie in considering the former as their enemy. In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 on Self-Determination (1916), Lenin (1964a: 329-330) wrote: “I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were to be victorious in Petrograd, Berlin and Warsaw, the Polish socialist government, like the Russian and German socialist governments, would renounce the ‘forcible retention’ of, say, the Ukrainians within the frontiers of the Polish state”. Why suggest, then, that anything different should be conceded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ed by Vladimir Putin?

On the other hand, all too many on the Left have yielded to the temptation to become – directly or indirectly – co-belligerents, fuelling a new union sacrée (expression coined in 1914, just to greet the abjuration of the forces of the French left that, at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decided to endorse the war choices of the government). Such a position today serves increasingly to blu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tlanticism and pacifism. History shows that, when they do not oppose war, progressive forces los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ir reason for existence and end up swallowing the ideology of the opposite camp. This happens whenever parties of the Left make their presence in government the fundamental way of measuring their political action – as the Italian Communists did in supporting the NATO interventions in Kosovo and Afghanistan, or as does much of today’s Unidas Podemos, which joins its voice to the unanimous chorus of the entire Spanish parliamentary spectrum, in favour of sending weapons to the Ukrainian army. Such subaltern conduct has been punished many times in the past, including at the polls as soon as the occasion has arisen.

Bonaparte is not democracy
In the 1850s, Marx composed a brilliant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Crimean War that contain man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parallels with the present day. In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1857), speaking of the great Muscovite monarch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 the one considered to have unified Russia and laid the ground for its autocracy – Marx (1986: 86) stated: “One merely needs to replace one series of names and dates with others and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policies of Ivan III […], and those of Russia today, are not merely similar but identical”. In a piece for the New-York Daily Tribune, however, in opposition to liberal democrats who exalted the anti-Russian coalition, he wrote:

“It is a mistake to describe the war against Russia as a war between liberty and despotism.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if such be the case, liberty would be for the nonce represented by a Bonaparte, the whole avowed object of the war is the maintenance […] of the Vienna treaties — those very treaties which annul the liberty and independence of nations” (1980: 228).

If we replace Bonapar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Vienna treaties with NATO, these observations seem as if written for today.

The thinking of those who oppose both Russian and Ukrainian nationalism, as well as the expansion of NATO, does not show proof of political indecision or theoretical ambiguity. In recent weeks, a number of experts have provided explanations of the roots of the conflict (which in no way reduce the barbarity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and the position of those who propose a policy of non-alignment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ending the wa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ensuring the smallest number of victims.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behaving like the “beautiful souls” drenched in abstract idealism, whom Hegel thought incapable of addressing the actual reality of earthly contradictions. On the contrary: the point is to give reality to the only true antidote to an unlimited expansion of the war. There is no end to the voices calling for higher military spending and further conscription, or to those who,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think it is Europe’s task to supply the Ukrainians with “the necessary weapons for war” (Borrell, 2022). But in contrast to these pos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ursue ceaseless diplomatic activity based on two firm points: de-escalation and the neutrality of independent Ukraine.

Despite the increased support for NATO following the Russian moves,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harder to ensure that public opinion does not see the largest and most aggressive war machine in the world – NATO – as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global security. It must be shown that it is a dangerous and ineffectual organization, which, in its drive for expansion and unipolar domination, serves to fuel tensions leading to war in the world.

In Socialism and War, Lenin argued that Marxists differ from pacifists and anarchists in that they “deem it necessary historical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rx’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sic!]) to study each war separately”. Continuing, he asserted that: “In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wars which, in spite of all the horrors, atrocities, distress and suffering that inevitably accompany all wars, were progressive, i.e., benefi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1971: 299). If that was true in the past, it would be short-sighted to simply repeat it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wher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re continually spreading. Rarely have wars –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revolutions – had the democratizing effect that the theorists of socialism hoped for. Indeed, they have often proved to be the worst way of carrying out a revolution, both because of the cost in human lives and becaus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at they entail. Indeed, wars disseminate an ideology of violence, often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that have torn the workers’ movement apart. Rarely favouring practices of self-management and direct democracy, they increase instead the power of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This is a lesson that the moderate Left, too, should never forget.

In one of the most fertile passages of Reflections on War (1933), Simone Weil (2021: 101) wonders if it is possible that “a revolution can avoid war”. In her view, this is the only “feeble possibility” that we have if we do not want to “abandon all hope”. Revolutionary war often turns into the “tomb of the revolution”, since “the armed citizenry are not given the means of waging war without a controlling apparatus, without police pressure, without a special court, without punishment for desertion”. More than any other social phenomenon, war swells the military, bureaucratic and police apparatus. “It leads to the total effacement of the individual before state bureaucracy”. Hence, “if the war does not end immediately and permanently […] the result will be merely one of those revolutions that, in Marx’s words, perfect the state apparatus instead of shattering it” or, more clearly still, “it would even mean extending under another form the regime we want to suppress”. In the event of war, then, “we must choose between obstruct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military machine in which we ourselves constitute the cogs, or helping that machine to blindly crush human lives” (2021: 101-102).

For the Left, war cannot be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to quote Clausewitz’s famous dictum. In reality, it merely certifies the failure of politics. If the Left wishes to become hegemonic and to show itself capable of using its history for the tasks of today, it needs to write indelibly on its banners the words “anti-militarism” and “No to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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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idad de la producción y alienación en Marx

1. La concepción de la producción en la “Introducción” de 1857
A pesar de su carácter provisional y el corto período de composición (apenas una semana), la llamada “Introducción” de 1857 contiene el pronunciamiento más extenso y detallado que Marx haya realizado sobre cuestiones epistemológicas relacionadas con la producción. Con observaciones sobre el empleo y la articulación de categorías teóricas, esas páginas contienen una serie de formulaciones esenciales. De acuerdo con su estilo, Marx alternó en la “Introducción” entre la exposición de sus propias ideas y la crítica a sus oponentes teóricos. El texto está dividido en cuatro secciones:

  1. Producción en general.
  2. Relación general entre producción, distribución, intercambio y consumo.
  3. El método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4. Medios (fuerzas) de producción y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y relaciones de circulación, etcétera.

La primera parte de este artículo tratará la concepción de producción de Marx expuesta en las dos primeras secciones de este texto, mientras que la segunda parte presentará la concepción de alienación de Marx. La primera sección comienza con una declaración de intenciones, especificando inmediatamente el campo de estudio y señalando el criterio histórico: “El objeto ante nosotros a considerar, en primer término, la producción material. Individuos productores en sociedad –o sea la producción de los individuos socialmente determinada– es naturalmente el punto de partida”. El objetivo polémico de Marx eran “las robinsonadas del siglo XVIII”, el mito de Robinson Crusoe como el paradigma del homo oeconomicus, o la proyección de fenómenos típicos de la era burguesa a todas las demás sociedades que han existido desde los primeros tiempos. Tales concepciones representaban el carácter social de la producción como una constante en cualquier proceso laboral, no como una peculiaridad de las relaciones capitalistas. Del mismo modo, la sociedad civil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cuya emergencia en el siglo XVIII había creado las condiciones a través de las cuales el “individuo aparece como desprendido de los lazos naturales, etc., que en las épocas históricas precedentes hacen de él una parte integrante de un conglomerado humano determinado y circunscripto”, fue retratado como siempre existiendo.

En realidad, el individuo aislado simplemente no existía antes de la época capitalista. Como lo expresó Marx en otro pasaje de Grundrisse: “Originalmente aparece como un ser genénico, ser tribal, animal gregario”. Esta dimensión colectiva es la condición para la apropiación de la tierra, “el gran taller, el arsenal que proporciona tanto los medios y como el material de trabajo, como también la sede, la base de la comunidad [Basis des Gemeinwesens]”. En presencia de estas relaciones primarias, la actividad de los seres humanos está directamente vinculada a la tierra; existe una “unidad natural del trabajo con sus presupuestos materiales”, y el individuo vive en simbiosis con otros como él. Del mismo modo, en todas las formas económicas posteriores basadas en la agricultura, donde el objetivo es crear valores de uso y aún no valores de cambio, la relación del individuo con “las condiciones objetivas de su trabajo está mediada por su presencia como miembro de la comuna”; él siempre es solo un eslabón en la cadena. En este sentido, Marx escribe en la “Introducción”:

Cuanto más lejos nos remontamos en la historia, tanto más aparece el individuo –y por consiguiente también el individuo productor– como dependiente [unselbstständig] y formando parte de un todo mayor: en una manera aún más natural, de la familia y de esa familia ampliada que es la tribu [Stamm]; más tarde, de las comunidades en sus distintas formas, resultado del antagonismo y de la fusión de las tribus.

Consideraciones similares aparecen en El capital, vol. I. Aquí, al hablar de “la Edad Media europea, envuelta en la oscuridad”, Marx argumenta que “en lugar del hombre independiente, encontramos a todos dependientes, siervos y señores, vasallos y soberanos, laicos y clérigos. La dependencia personal aquí caracteriza las relaciones sociales de producción tanto como las otras esferas de la vida organizadas sobre la base de esa producción” (MECW 35: 88). Y, cuando examinó la génesis del intercambio de productos, recordó que comenzó con contactos entre diferentes familias, tribus o comunidades, “porque, al comienzo de la civilización, no son individuos privados sino familias, tribus, etc., quienes se encuentran sobre una base independiente” (MECW 35: 357). Por lo tanto, si el horizonte era el vínculo primordial de la consanguinidad o el nexo medieval del señorío y el vasallaje, los individuos vivían en medio de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limitadas [bornirter Productionsverhältnisse]”, unidas entre sí por lazos recíprocos.

Los economistas clásicos invirtieron esta realidad, sobre la base de lo que Marx consideraba fantasías con inspiración en la ley natural. En particular, Adam Smith había descripto una condición primaria en la que los individuos no solo existían, sino que eran capaces de producir fuera de la sociedad. Una división del trabajo dentro de las tribus de cazadores y pastores supuestamente había logrado la especialización de los oficios: la mayor destreza de una persona en el diseño de arcos y flechas, por ejemplo, o en la construcción de cabañas de madera, la había convertido en una especie de armero o carpintero, y la seguridad de poder intercambiar la parte no consumida del producto del trabajo de uno por el excedente de los demás “alienta a cada hombre a que se aplique a una ocupación particular”. David Ricardo fue culpable de un anacronismo similar cuando concibió la relación entre los cazadores y los pescadores en las primeras etapas de la sociedad como un intercambio entre los propietarios de los productos básicos en función del tiempo de trabajo objetivado en ellos.

De esta manera, Smith y Ricardo representaban un producto altamente desarrollado de la sociedad en la que vivían –el individuo burgués aislado– como si fuera una manifestación espontánea de la naturaleza. Lo que surgió de las páginas de sus obras fue un individuo mitológico e intemporal, un “postulado de la naturaleza”, cuyas relaciones sociales eran siempre las mismas y cuyo comportamiento económico tenía un carácter antropológico sin historia. Según Marx, los intérpretes de cada nueva época histórica se han engañado regularmente a sí mismos acerca de que las características más distintivas de su propia época han estado presentes desde tiempos inmemoriales.

Marx argumentó en cambio que “la producción de un individuo aislado fuera de la sociedad […] es tan absurdo como lo es el desarrollo del lenguaje sin individuos que viven juntos y hablan entre sí”. Y, contra quienes describieron al individuo aislado del siglo XVIII como el arquetipo de la naturaleza humana, “no como un resultado histórico sino como el punto de partida de la historia”, sostuvo que tal individuo surgió solo con las relaciones sociales más altamente desarrolladas. Marx no estaba totalmente en desacuerdo con que el hombre era un ζώον πολιτικόν (zoon politikon), un animal social, pero insistió en que era “un animal que solo puede individualizarse en medio de la sociedad”. Así, dado que la sociedad civil había surgido solo con el mundo moderno, el trabajador asalariado libre de la época capitalista había aparecido solo después de un largo proceso histórico. Él era, de hecho, “el producto en un lado de la disolución de las formas feudales de la sociedad, en el otro lado de las nuevas fuerzas de producción desarrolladas desde el siglo XVI”. Si Marx sintió la necesidad de repetir un punto que consideraba demasiado evidente, era solo porque las obras de Henry Charles Carey, Frédéric Bastiat y Pierre-Joseph Proudhon lo habían planteado para su discusión en los veinte años anteriores. Después de esbozar la génesis del individuo capitalista y demostrar que la producción moderna se ajusta solo a “una etapa definitiva de desarrollo social-producción por individuos sociales”, Marx señala un segundo requisito teórico: exponer la mistificación practicada por los economistas con respecto al concepto “producción en general” (Produktion im Allgemeinem). Esta es una abstracción, una categoría que no existe en ninguna etapa concreta de la realidad. Sin embargo, dado que “todas las épocas de producción tienen ciertos rasgos comunes, características comunes” (gemeinsame Bestimmungen), Marx reconoce que “la producción en general es una abstracción racional en la medida en que realmente resalta y fija el elemento común”, lo que ahorra repeticiones sin sentido para el estudioso que se compromete a reproducir la realidad a través del pensamiento.

Aunque la definición de los elementos generales de la producción se “segmenta muchas veces y se divide en diferentes determinaciones”, algunas de las cuales “pertenecen a todas las épocas, otras a solo unas pocas”, sin duda hay, entre sus componentes universales, trabajo humano y material proporcionado por la naturaleza. Porque, sin un sujeto productor y un objeto trabajado, no podría haber producción en absoluto. Pero los economistas introdujeron un tercer requisito general previo de la producción: “[U]n stock, previamente acumulado, de los productos de la mano de obra anterior”, es decir, capital. La crítica de este último elemento fue esencial para Marx, para revelar lo que él consideraba una limitación fundamental de los economistas. También le parecía evidente que no era posible la producción sin un instrumento de trabajo, aunque solo fuera la mano humana, o sin trabajo pasado acumulado, aunque solo fuera en forma de ejercicios repetitivos del hombre primitivo. Sin embargo, aunque estuvo de acuerdo en que el capital era mano de obra pasada y un instrumento de producción, no llegó a la conclusión, como Smith, Ricardo y Mill, de que siempre existió.

El punto se expone con mayor detalle en otra sección de los Grundrisse, donde la concepción del capital como “eterna” se ve como una forma de tratarlo solo como materia, sin tener en cuenta su esencial “determinación formal” (Formbestimmung). De acuerdo con esto, “el capital habría existido en todas las formas de la sociedad, lo que es cabalmente ahistórico […] El brazo, y sobre todo la mano, serían pues capital. El capital sería un nuevo nombre para una cosa tan vieja como el género humano, ya que todo tipo de trabajo, incluso el menos desarrollado, la caza, la pesca, etc., presupone que se utilice el producto del trabajo precedente como medio para el trabajo vivo e inmediato […] Si de este modo se hace abstracción de la forma determinada del capital y solo se pone el énfasis en el contenido […] nada más fácil, naturalmente, que demostrar que el capital es una condición necesaria de toda producción humana. Se aporta la prueba correspondiente mediante la abstracción [Abstraktion] de los aspectos específicos que hacen del capital momento de una etapa histórica, particularmente desarrollada, de la producción humana. [Moment einer besonders entwickelten historischen Stufe der menschlichen Production]”.

De hecho, Marx ya había criticado la falta de sentido histórico de los economistas en Miseria de la filosofía:

Los economistas tienen un método singular de procedimiento. Solo hay dos tipos de instituciones para ellos, unas artificiales y otras naturales. Las instituciones del feudalismo son artificiales, las de la burguesía son naturales. En esto se parecen a los teólogos, quienes también establecen dos tipos de religión. Toda religión que no es de ellos es una invención de los hombres, mientras que la suya es una emanación de Dios. Cuando los economistas dicen que las relaciones actuales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burguesa– son naturales, dan a entender que se trata de relaciones en las que se crea riqueza y se desarrollan fuerzas productivas de conformidad con las leyes de la naturaleza. Por consiguiente, estas relaciones son leyes naturales independientes de la influencia del tiempo. Son leyes eternas que siempre deben gobernar la sociedad. Por lo tanto, ha habido historia, pero ya no la hay. (MECW 6: 174)

Para que esto sea plausible, los economistas describieron las circunstancias históricas antes del nacimiento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como “resultados de su presencia” con sus propias características. Como Marx lo pone en el Grundrisse:

Los economistas burgueses, que consideran al capital como una forma productiva eterna y conforme a la naturaleza (no a la historia), tratan siempre de justificarlo tomando las condiciones de su devenir por las condiciones de su realización actual. Es decir, tratan de hacer pasar los momentos en los que el capitalista practica la apropiación como no-capitalista, porque tan solo deviene tal, por las mismas condiciones en las que se apropia como capitalista.

Desde un punto de vista histórico, la profunda diferencia entre Marx y los economistas clásicos es que, en su opinión, “el capital no comenzó el mundo desde el principio, sino que encontró la producción y los productos ya presentes, antes de subyugarlos bajo su proceso”. Porque “las nuevas fuerzas productivas y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no se desarrollan de la nada, ni caen del cielo, ni del seno de la Idea puesta a-sí-misma; sino interiormente y en contra del desarrollo existente de la producción y las relaciones de propiedad tradicionales heredadas”. Del mismo modo, la circunstancia por la cual los sujetos productores se separan de los medios de producción, que permite al capitalista encontrar trabajadores sin propiedades capaces de realizar trabajo abstracto (el requisito necesario para el intercambio entre capital y trabajo vivo), es el resultado de un proceso que los economistas cubren con silencio, la que “forma la historia de los orígenes del capital y el trabajo asalariado”.

Numerosos pasajes en los Grundrisse critican la forma en que los economistas retratan las realidades históricas como naturales. Es evidente para Marx, por ejemplo, que el dinero es un producto de la historia: “[S]er dinero no es un atributo natural del oro y la plata”, sino solo una determinación que adquieren primero en un momento preciso de desarrollo social. Lo mismo se aplica al crédito. Según Marx, pedir y tomar préstamos fue un fenómeno común a muchas civilizaciones, como lo fue la usura, pero “no constituyen más crédito que el trabajo que constituye el trabajo industrial o el trabajo asalariado libre. Y el crédito como una relación esencial y desarrollada de producción aparece históricamente solo en circulación basada en capital”. Los precios y el intercambio también existían en la sociedad antigua, “pero la creciente determinación de la primera por los costos de producción, así como el creciente dominio de la segunda sobre todas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solo se desarrollan plenamente […] en la sociedad burguesa, la sociedad de libre competencia”, o “lo que Adam Smith, en la verdadera manera del siglo XVIII, pone en el período prehistórico, el período que precede a la historia, es más bien un producto de la historia”. Además, al igual que criticó a los economistas por su falta de sentido histórico, Marx se burló de Proudhon y de todos los socialistas que pensaban que el trabajo productivo de valor de cambio podría existir sin convertirse en trabajo asalariado, que el valor de cambio podría existir sin convertirse en capital, o que podría haber capital sin capitalistas.

El principal objetivo de Marx en las páginas iniciales de la “Introducción” es, por lo tanto, afirmar la especificidad histórica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demostrar, como volvería a afirmar en El capital, vol. III, que “no es un modo absoluto de producción” sino “simplemente histórico, transitorio” (MECW 37: 240).

Este punto de vista implica una forma diferente de ver muchas preguntas, incluido el proceso laboral y sus diversas características. En los Grundrisse, Marx escribió que “los economistas burgueses están tan encerrados dentro de las nociones que pertenecen a una etapa histórica específica del desarrollo social que la necesidad de la objetivación de los poderes del trabajo social les parece inseparable de la necesidad de su alienación”. Marx repetidamente cuestionó esta presentación de las formas específicas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como si fueran constantes del proceso de producción como tal. Retratar el trabajo asalariado no como una relación distintiva de una forma histórica de producción particular, sino como una realidad universal de la existencia económica del hombre, implicaba que la explotación y la alienación siempre habían existido y siempre seguirían existiendo.

La evasión de la especificidad de la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por lo tanto, tuvo consecuencias tanto epistemológicas como políticas. Por un lado, impidió la comprensión de los niveles históricos concretos de producción; por otro lado, al definir las condiciones actuales como inalteradas e inmutables, presentó la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como la producción en general y las relaciones sociales burguesas como relaciones humanas naturales. En consecuencia, la crítica de Marx a las teorías de los economistas tenía un doble valor. Además de subrayar que una caracterización histórica era indispensable para comprender la realidad, tenía el objetivo político preciso de contrarrestar el dogma de la inmutabilidad d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Una demostración de la historicidad del orden capitalista también sería prueba de su carácter transitorio y de la posibilidad de su eliminación.

Un eco de las ideas contenidas en esta primera parte de la “Introducción” se puede encontrar en las páginas finales del tercer libro de El capital, donde Marx escribe que “la identificación del proceso de producción social con el simple proceso laboral” es una “confusión” (MECW 37: 870). Pues, “en la medida en que el proceso laboral es únicamente un proceso entre hombre y naturaleza, sus elementos simples siguen siendo comunes a todas las formas sociales de desarrollo. Pero cada forma histórica específica de este proceso desarrolla aún más sus fundamentos materiales y formas sociales. Cada vez que se alcanza una cierta etapa de madurez, la forma histórica específica se descarta y deja paso a una superior” (ídem).

El capitalismo no es la única etapa en la historia humana, ni es la última. Marx prevé que será sucedido por una organización de la sociedad basada en la “producción comunitaria” (gemeinschaftliche Produktion), en la que el producto laboral es “desde el principio directamente general”.

2. La producción como totalidad
En las páginas siguientes de la “Introducción”, Marx pasa a una consideración más profunda de la producción y comienza con la siguiente definición: “Toda producción es apropiación [Aneignung] de la naturaleza por parte de un individuo dentro y a través de una forma específica de sociedad [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 No hubo “producción en general”, ya que se dividió en agricultura, ganadería, manufactura y otras ramas, pero tampoco podría considerarse como “solo una producción particular”. Más bien, fue “siempre un cierto cuerpo social [Gesellschaftskörper], un sujeto social [gesellschaftliches], activo en una totalidad mayor o más escasa de ramas de producción”.

Aquí nuevamente Marx desarrolló sus argumentos a través de un encuentro crítico con los principales exponentes de la teoría económica. Los que eran sus contemporáneos habían adquirido la costumbre de presentar su trabajo con una sección sobre las condiciones generales de producción y las circunstancias que, en mayor o menor grado, aumentaron la productividad en diversas sociedades. Para Marx, sin embargo, tales teorías preliminares establecieron “tautologías superficiales” y, en el caso de John Stuart Mill, fueron diseñados para presentar la producción “como encerrada en leyes naturales eternas e independientes de la historia” y las relaciones burguesas como “leyes naturales inviolables sobre las cuales se funda la sociedad en abstracto”. Según Mill, “las leyes y condiciones de la producción de la riqueza comparten el carácter de las verdades físicas […] No es así con la distribución de la riqueza. Esa es una cuestión de instituciones humanas únicamente”. Marx consideró esto una “desgarramiento burdo de la producción y distribución y de su relación real”, ya que, como lo expresó en otras partes de los Grundrisse, “las leyes y condiciones” de la producción de la riqueza y las leyes de la “distribución de la riqueza” son las mismas leyes bajo diferentes formas, y ambas cambian, pasan por el mismo proceso histórico; son como tales solo “momentos de un proceso histórico”.

Después de señalar estos puntos, Marx continúa en la segunda sección de la “Introducción” y examina la relación general de la producción con la distribución, el intercambio y el consumo. Esta división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había sido hecha por James Mill, quien había usado estas cuatro categorías como encabezados de los cuatro capítulos que componen su libro de 1821 Elementos de economía política y, antes de él, en 1803, por Jean-Baptiste Say, quien había dividido su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en tres libros sobre la producción, distribución y consumo de riqueza.

Marx reconstruyó la interconexión entre las cuatro rúbricas en términos lógicos, de acuerdo con el esquema de universalidad-particularidad-individualidad de Hegel: “Producción, distribución, intercambio y distribución forman un silogismo regular; la producción es la universalidad, distribución e intercambio, la particularidad, y el consumo la individualidad en la que todo se une”. En otras palabras, la producción era el punto de partida de la actividad humana, la distribución y el intercambio eran el doble punto intermedio –la primera era la mediación operada por la sociedad, el segundo por el individuo– y el consumo se convertía en el punto final. Sin embargo, como esto era solo una “coherencia superficial”, Marx deseaba analizar más profundamente cómo se correlacionaban las cuatro esferas entre sí.

Su primer objeto de investigación fue la relación entre producción y consumo, que explicó como una de identidad inmediata: “la producción es consumo” y “el consumo es producción”. Con la ayuda del principio toda determinación es una negación de Baruch Spinoza, demostró que la producción también era consumo, en la medida en que el acto productivo agotaba los poderes del individuo y las materias primas. De hecho, los economistas ya habían resaltado este aspecto con sus términos “consumo productivo” y diferenciado esto de “producción consuntiva”. Esto último ocurrió solo después de que el producto fue distribuido, reingresando a la esfera de la reproducción y constituyendo el “consumo adecuado”. En el consumo productivo “el productor se objetiva”, mientras que en la producción de consumo “el objeto que ha creado se personifica”.

Otra característica de la identidad de producción y consumo era discernible en el “movimiento mediador” recíproco que se desarrolló entre ellos. El consumo le da al producto su “último acabado” y, al estimular la propensión a producir, “crea la necesidad de una nueva producción”. Del mismo modo, la producción proporciona no solo el objeto de consumo, sino también “una necesidad del material”. Una vez que se deja atrás la etapa de inmediatez natural, el objeto mismo genera la necesidad: “La producción no solo crea un objeto para el sujeto, sino también un sujeto para el objeto”, es decir, un consumidor. Entonces, “la producción produce consumo (1) creando el material para ello; (2) determinando la forma de consumo, y (3) creando los productos, inicialmente planteados por él como objetos, en la forma de una necesidad sentida por el consumidor. Produce así el objeto de consumo, la forma de consumo y el motivo del consumo”.

Para recapitular: hay un proceso de identidad inmediata entre producción y consumo; estos también se median entre sí y se crean entre sí a medida que se realizan. Sin embargo, Marx pensó que era un error considerar a los dos como idénticos, como lo hicieron Say y Proudhon, por ejemplo. Porque, en último análisis, “el consumo como necesidad es el mismo momento interno de la actividad productiva”” .

Luego, Marx analiza la relación entre producción y distribución. La distribución, escribe, es el vínculo entre producción y consumo, y “de acuerdo con las leyes sociales” determina qué parte de los productos se debe a los productores. Los economistas lo presentan como una esfera autónoma de la producción, de modo que en sus tratados las categorías económicas siempre se plantean de manera dual. La tierra, el trabajo y el capital figuran en la producción como agentes de distribución, mientras que en la distribución, en forma de renta del suelo, salarios y ganancias, aparecen como fuentes de ingresos. Marx se opone a esta división, que considera ilusoria y errónea, ya que la forma de distribución “no es un arreglo arbitrario, que podría ser diferente; es, más bien, postulado por la forma de producción misma”. En la “Introducción” expresa su pensamiento de la siguiente manera:

Un individuo que participa en la producción bajo la forma de trabajo asalariado, participa en los productos bajo la forma de salarios, en los resultados de la producción. La estructura de la distribución está completamente determinada por la organización de la producción. La distribución es ella misma un producto de la producción, no solo en lo que se refiere al objeto, solamente pueden distribuirse los resultados de la producción, sino también en lo que se refiere a la forma, ya que el modo determinado de participación en la producción determina las formas particulares de la distribución, el modo bajo el cual se participa en la distribución. Es del todo una ilusión ubicar la tierra en la producción, la renta del suelo en la distribución, etcétera.

Quienes vieron la distribución como autónoma de la producción la concibieron como una mera distribución de productos. En realidad, incluía dos fenómenos importantes que eran anteriores a la producción: distribución de los instrumentos de producción y distribución de los miembros de la sociedad entre varios tipos de producción, o lo que Marx definió como “subsunción de los individuos bajo relaciones específicas de producción”.

Estos dos fenómenos significaron que, en algunos casos históricos, por ejemplo, cuando un pueblo conquistador somete a los vencidos al trabajo esclavo, o cuando una redivisión de propiedades terratenientes da lugar a un nuevo tipo de producción –“la distribución es no estructurada y determinada por la producción, sino más bien lo contrario, producción por distribución”–. Los dos estaban estrechamente vinculados entre sí, ya que, como lo expresa Marx en otra parte de Grundrisse, “estos modos de distribución son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en sí, pero sub especie distributionis”. Por lo tanto, en palabras de la “Introducción”, “examinar la producción sin tener en cuenta esta distribución interna dentro de ella es obviamente una abstracción vacía”.

El vínculo entre producción y distribución, tal como lo concibió Marx, arroja luz no solo su aversión a la forma en que John Stuart Mill separó rígidamente los dos, sino también su aprecio por Ricardo por haber planteado la necesidad de “comprender la estructura social específica de producción moderna”. El economista inglés sostuvo que “determinar las leyes que regulan esta distribución es el principal problema en la economía política”, y por lo tanto hizo de la distribución uno de sus principales objetos de estudio, ya que “concibió las formas de distribución como la expresión más específica dentro de la cual se lanzan los agentes de producción de una sociedad dada”. Para Marx, también, la distribución no era reducible al acto a través del cual las partes del excedente se distribuían entre los miembros de la sociedad; fue un elemento decisivo del ciclo productivo completo. Sin embargo, esta convicción no anuló su tesis de que la producción siempre fue el factor principal dentro del proceso de producción en su conjunto:

La pregunta de la relación entre esta distribución y la producción que determina pertenece evidentemente a la producción misma […] Producción sí tiene sus determinantes y precondiciones, que forman sus momentos. Al principio pueden aparecer como espontáneos, naturales. Pero por el proceso de producción en sí mismo, se transforman de naturales en históricamente determinantes, y si aparecen en una época como presuposiciones naturales de producción, son su producto histórico para otra.

Para Marx, entonces, aunque la distribución de los instrumentos de producción y los miembros de la sociedad entre las diversas ramas productivas “aparece como una presuposición del nuevo período de producción, esto es […] a su vez un producto de producción, no solo de producción histórica en general, sino del modo histórico específico de producción”.

Cuando Marx examinó por última vez la relación entre producción e intercambio, también consideró que este último era parte del primero. No solo el “intercambio de actividades y habilidades” entre la fuerza laboral y las materias primas necesarias para preparar el producto terminado era una parte integral de la producción; el intercambio entre distribuidores también estaba totalmente determinado por la producción y constituía una “actividad productora”. El intercambio se vuelve autónomo de la producción solo en la fase en que “el producto se intercambia directamente por consumo”. Aun así, sin embargo, su intensidad, escala y características están determinadas por el desarrollo y la estructura de la producción, de modo que “en todos sus momentos […] el intercambio aparece como directamente comprendido en la producción o determinado por él” .

Al final de su análisis de la relación de la producción con la distribución, el intercambio y el consumo, Marx saca dos conclusiones: 1) la producción debe considerarse como una totalidad, y 2) la producción como una rama particular dentro de la totalidad predomina sobre los otros elementos. Sobre el primer punto, escribe: “La conclusión a la que llegamos no es que producción, distribución, intercambio y consumo sean idénticos, sino que todos forman los miembros de una totalidad, distinciones dentro de una unidad”. Empleando el concepto hegeliano de totalidad, Marx agudizó un instrumento teórico, más efectivo que los procesos limitados de abstracción utilizados por los economistas; uno capaz de mostrar, a través de la acción recíproca entre partes de la totalidad, que el concreto era una unidad diferenciada de determinaciones y relaciones plurales, y que las cuatro rúbricas separadas de los economistas eran arbitrarias e inútiles para comprender las relaciones económicas reales. En la concepción de Marx, sin embargo, la definición de producción como una totalidad orgánica no apuntaba a un todo estructurado y autorregulado dentro del cual la uniformidad siempre estaba garantizada entre sus diversas ramas. Por el contrario, como escribió en una sección de Grundrisse que trata el mismo argumento: los momentos individuales de producción “pueden encontrarse o no, equilibrarse, corresponder entre sí. La necesidad interna de los momentos que van de la mano, y su existencia indiferente e independiente entre sí, ya son una base de contradicciones”. Marx argumentó que siempre era necesario analizar estas contradicciones en relación con la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no la producción en general), que no era en absoluto “la forma absoluta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s fuerzas de producción”, como proclamaron los economistas, pero tenía su “contradicción fundamental” en la sobreproducción.

La segunda conclusión de Marx hizo de la producción el “momento predominante” (übergreifendes Moment) sobre las otras partes de la “totalidad de la producción” (Totalität der Produktion). Era el “punto de partida real” (Ausgangspunkt), desde el cual “el proceso siempre vuelve a comenzar de nuevo”, por lo que “una producción definida determina un consumo, distribución e intercambio definidos, así como relaciones definidas entre estos diferentes momentos”. Pero tal predominio no canceló la importancia de los otros momentos, ni su influencia en la producción. La dimensión del consumo, las transformaciones de la distribución y el tamaño de la esfera de intercambio, o del mercado, fueron factores que definieron e impactaron conjuntamente en la producción.

Aquí, nuevamente, las ideas de Marx tenían un valor tanto teórico como político. En oposición a otros socialistas de su tiempo, que sostenían que era posible revolucionar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prevalecientes transformando el instrumento de circulación, argumentó Marx que esto demostraba claramente el “malentendido” de estos acerca de “las conexiones internas entre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de distribución y de circulación”. Porque no solo un cambio en la forma del dinero dejaría inalteradas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y las demás relaciones sociales determinadas por ellos; también resultaría una tontería, ya que la circulación podría cambiar solo junto con un cambio en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Marx estaba convencido de que “el mal de la sociedad burguesa no debe remediarse «transformando» a los bancos o fundando un «sistema monetario»” racional, ni a través de paliativos insípidos como la concesión de crédito gratuito, ni a través de la quimera del giro trabajadores en capitalistas. La cuestión central seguía siendo la superación del trabajo asalariado y, en primer lugar, la producción.

3. Alienación: de 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a El capital
La superación del trabajo asalariado estaba estrictamente relacionada con otro concepto clave para Marx: la alienación. El evento decisivo que finalmente revolucionó la difusión del concepto de alienación fue la aparición, en 1932, de 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un texto inédito de la juventud de Marx. Rápidamente se convirtió en uno de los escritos filosóficos más ampliamente traducidos, circulados y discutidos del siglo XX, revelando el papel central que Marx le había dado a la teoría de la alienación durante un período importante para la formación de su pensamiento económico: el descubrimiento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Porque, con su categoría de trabajo enajenado (entfremdete Arbeit), Marx no solo amplió el problema de la alienación de la esfera filosófica, religiosa y política a la esfera económica de la producción material; también demostró que la esfera económica era esencial para comprender y superar la alienación en las otras esferas. En 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la alienación se presenta como el fenómeno a través del cual el producto laboral confronta al trabajo “como algo extraño, como un poder independiente del productor”. Para Marx, “la alienación [Entäusserung] del trabajador en su producto significa no solo que su trabajo se convierte en un objeto, una existencia externa, sino que existe fuera de él, independientemente de él y ajeno a él, y comienza a confrontarlo como un poder autónomo; que la vida que ha otorgado al objeto lo confronta como hostil y ajeno”.

Junto con esta definición general, Marx enumeró cuatro formas en que el trabajador se aliena en la sociedad burguesa: 1) del producto de su trabajo, que se convierte en “un objeto extraño que tiene poder sobre él”; 2) de su actividad laboral, que percibe como “dirigida contra sí mismo”, como si “no le perteneciera”; 3) del “ser de la especie del hombre”, que se transforma en “un ser ajeno a él”, y 4) de otros seres humanos, y en relación con su trabajo y el objeto de su trabajo.

Para Marx, en contraste con Hegel, la alienación no coincidía con la objetivación como tal, sino con un fenómeno particular dentro de una forma precisa de economía: es decir, el trabajo asalariado y la transformación de productos laborales en objetos que se oponen a los productores. La diferencia política entre estas dos posiciones es enorme. Mientras que Hegel presentaba la alienación como una manifestación ontológica del trabajo, Marx la concibió como característica de una época de producción particular, la capitalista, y pensó que sería posible superarla mediante “la emancipación de la sociedad de la propiedad privada”. En los cuadernos que contienen extractos de los Elementos de economía política de James Mill estableció puntos similares:

El trabajo sería la libre expresión y, por lo tanto, el disfrute de la vida. En el marco de la propiedad privada, es la alienación de la vida, ya que trabajo para vivir, para procurarme los medios de vida. Mi trabajo no es la vida. Además, en mi trabajo se afirmaría el carácter específico de mi individualidad porque sería mi vida individual. El trabajo sería auténtico, activo, propiedad. En el marco de la propiedad privada, mi individualidad se ha alejado hasta el punto en que detesto esta actividad, es una tortura para mí. De hecho, no es más que la apariencia de actividad y por eso es solo un trabajo forzado que se me impone, no a través de una necesidad interna sino a través de una necesidad arbitraria externa.

Entonces, incluso en estos primeros escritos fragmentarios y a veces vacilantes, Marx siempre discutió la alienación desde un punto de vista histórico, no natural. En la segunda mitad de la década de 1840, Marx ya no hacía uso frecuente del término “alienación”; las principales excepciones fueron su primer libro, La Sagrada Familia (1845), escrito junto con Engels, donde aparece en algunas polémicas contra Bruno y Edgar Bauer, y un pasaje en La ideología alemana (1845-1846), también escrito con Engels. Una vez que abandonó la idea de publicar La ideología alemana, volvió a la teoría de la alienación en Trabajo asalariado y capital, una colección de artículos basados en conferencias que dio en la Liga Alemana de los Trabajadores en Bruselas en 1847, pero el término en sí no aparecería en ellos, porque habría tenido un marco demasiado abstracto para su público objetivo. En estos textos escribió que el trabajo asalariado no entra en la “actividad de vida propia” del trabajador, sino que representa un “sacrificio de su vida”. La fuerza de trabajo es una mercancía que el trabajador se ve obligado a vender “para vivir”, y “el producto de su actividad [no] es el objeto de su actividad” (MECW 9: 202):

[E]l trabajador, que durante doce horas teje, hace girar, perfora, da vueltas, construye, palas, rompe piedras, porta carga, etc., ¿considera estas doce horas de tejido, hilado, perforación, torneado, construcción, palear, romper piedras como una manifestación de su vida, como vida? Por el contrario, la vida comienza para él donde estas actividades cesan, en la mesa, en la casa pública, en la cama. Las doce horas de trabajo, por otro lado, no tienen significado para él como tejer, hilar, perforar, etc., sino como ganancias, que lo llevan a la mesa, a la casa pública, a la cama. Si el gusano de seda girara para continuar su existencia como oruga, sería un trabajador asalariado completo. (MECW 9: 203)

Hasta finales de la década de 1850 no había más referencias a la teoría de la alienación en el trabajo de Marx. Tras la derrota de las revoluciones de 1848, se vio obligado a exiliarse en Londres; una vez allí, concentró todas sus energías en el estudio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y, aparte de algunas obras cortas con un tema histórico, no publicó otro libro. Sin embargo, cuando comenzó a escribir sobre economía nuevamente, en los Fundamentos de la crítica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más conocido como Grundrisse), más de una vez usó el término “alienación”. Este texto recordaba en muchos aspectos los análisis de 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aunque casi una década de estudios en la Biblioteca Británica le habían permitido profundizarlos considerablemente:

El carácter social de la actividad, así como la forma social del producto, y la participación de los individuos en la producción aquí aparecen como algo extraño y objetivo, confrontando a los individuos, no como su relación entre sí, sino como su subordinación a la relación, funciones que subsisten independientemente de ellas y que surgen de colisiones entre individuos mutuamente indiferentes. El intercambio general de actividades y productos, que se ha convertido en una condición vital para cada individuo, su interconexión mutua, aquí aparece como algo ajeno para ellos, autónomo, como una cosa. En el valor de cambio, la conexión social entre personas se transforma en una relación social entre las cosas; capacidad personal en riqueza objetiva.

La explicación de la alienación en los Grundrisse, entonces, se enriquece con una mayor comprensión de las categorías económicas y con un análisis social más riguroso. El vínculo que establece entre la alienación y el valor de cambio es un aspecto importante de esto. Y, en uno de los pasajes más deslumbrantes sobre este fenómeno de la sociedad moderna, Marx vincula la alienación con la oposición entre el capital y la “fuerza de trabajo viva”:

Las condiciones objetivas del trabajo vivo aparecen como valores separados e independientes [verselbständigte] frente a la capacidad del trabajo vivo como ser subjetivo […] Las condiciones objetivas de la capacidad laboral viva se presuponen como teniendo una existencia independiente de ella, como la objetividad de un sujeto distinto de vivir la capacidad laboral y oponerse independientemente a ella; la reproducción y realización, es decir, la expansión de estas condiciones objetivas, es, por ende, al mismo tiempo, su propia reproducción y nueva producción, como la riqueza de un sujeto ajeno que se opone indiferente e independientemente a la capacidad laboral. Lo que se reproduce y produce de nuevo no es solo la presencia de estas condiciones objetivas de trabajo vivo, sino también su presencia como valores independientes, es decir, valores pertenecientes a un sujeto ajeno, que confrontan esta capacidad de trabajo vivo. Las condiciones objetivas del trabajo alcanzan una existencia subjetiva frente a la capacidad de trabajo vivo: el capital se convierte en capitalista.

Los Grundrisse no fue el único texto de la madurez de Marx en presentar un relato sobre la alienación. Cinco años después de su composición, los “Resultados del proceso inmediato de producción”,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apital, volumen 1, libro 1, capítulo VI inédito (1863-1864), trajeron los análisis económicos y políticos de la alienación más estrechamente juntos. “El dominio del capitalista sobre el trabajador”, escribió Marx, “es el dominio de las cosas sobre el hombre, del trabajo muerto sobre los vivos, del producto sobre el productor” (MECW 35: 990). En la sociedad capitalista, en virtud de “la transposición de la productividad social del trabajo en los atributos materiales del capital” (ibíd.: 1058), existe una verdadera “personificación de las cosas y reificación de las personas”, creando la apariencia de que “las condiciones materiales del trabajo no están sujetas al trabajador, sino a él” (ibíd.: 1054). En realidad, argumentó:

El capital no es una cosa, como tampoco lo es el dinero. En el capital, como en el dinero, ciertas relaciones sociales específicas de producción entre las personas aparecen como relaciones de las cosas con las personas, o bien ciertas relaciones sociales aparecen como las propiedades naturales de las cosas en la sociedad. Sin una clase que dependa de los salarios, en el momento en que los individuos se confrontan entre sí como personas libres, no puede haber producción de plusvalía; sin la producción de plusvalía no puede haber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y, por lo tanto, ¡no hay capital ni capitalista! El capital y el trabajo asalariado (es así que designamos el trabajo del trabajador que vende su propia fuerza de trabajo) solo expresan dos aspectos de la misma relación. El dinero no puede convertirse en capital a menos que se cambie por mano de obra, una mercancía vendida por el propio trabajador. Por el contrario, el trabajo solo puede ser trabajo asalariado cuando sus propias condiciones materiales lo confrontan como poderes autónomos, propiedad ajena, valor existente para sí mismo y para mantenerse, en resumen, como capital. Si el capital en sus aspectos materiales, es decir, en los valores de uso en los que tiene su ser, debe depender para su existencia de las condiciones materiales del trabajo, estas condiciones materiales también deben, por el lado formal, confrontar el trabajo como poderes autónomos ajenos, como valor –trabajo objetivado– que trata el trabajo vivo como un mero medio para mantenerse y aumentar. (MECW 35: 1005)

En 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el trabajo humano se convierte en un instrumento del proceso de valorización del capital que, “al incorporar la fuerza de trabajo vivo en los constituyentes materiales del capital […] se convierte en un monstruo animado y […] comienza a actuar «como si fuera consumido por amor»” (MECW 35: 1007). Este mecanismo sigue expandiéndose en escala, hasta que la cooperación en el proceso de producción, los descubrimientos científicos y el despliegue de maquinaria, todos ellos procesos sociales que pertenecen al colectivo, se convierten en fuerzas del capital que aparecen como sus propiedades naturales, confrontando a los trabajadores en el proceso de producción en la forma del orden capitalista:

Las fuerzas productivas […] desarrolladas [por] el trabajo social […] aparecen como las fuerzas productivas del capitalismo […] Unidad colectiva en la co-operación, combinación en la división del trabajo, el uso de las fuerzas de la naturaleza y las ciencias, de los productos del trabajo, como maquinaria: todo esto confronta a los trabajadores individuales como algo ajeno, objetivo, confeccionado, existente sin su intervención, y con frecuencia incluso hostil a ellos. Todos aparecen simplemente como las formas prevalecientes de los instrumentos del trabajo. Como objetos son independientes de los trabajadores a los que dominan. Aunque el taller es, en cierta medida, el producto de la combinación de los trabajadores, de toda su inteligencia y parecerá estar incorporada en el capitalista o sus secuestradores, y los trabajadores se enfrentan a las funciones del capital que vive en el capitalista. (MECW 35: 1054)

A través de este proceso, el capital se convierte en algo “altamente misterioso”. “Las condiciones de trabajo se acumulan frente al trabajador como fuerzas sociales, y asumen una forma capitalizada” (MECW, 35: 1056). A partir de la década de 1960, la difusión de El capital, volumen I, libro 1, capítulo VI, inédito, y, sobre todo, de los Grundrisse allanó el camino para una concepción de la alienación diferente de la que entonces era hegemónica en sociología y psicología. Era una concepción orientada a la superación de la alienación en la práctica, a la acción política de los movimientos sociales, los partidos y los sindicatos para cambiar las condiciones de trabajo y de vida de la clase trabajadora. La publicación de lo que (después de 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en la década de 1930) puede considerarse como la “segunda generación” de los escritos de Marx sobre la alienación, por lo tanto, proporcionó no solo una base teórica coherente para nuevos estudios de la alienación, sino sobre todo una plataforma ideológica anticapitalista para el extraordinario movimiento político y social que explotó en el mundo durante esos años. La alienación abandonó los libros de filósofos y las salas de conferencias de las universidades, salió a la calle y al espacio de las luchas de los trabajadores, y se convirtió en una crítica de la sociedad burguesa en general.

4. Fetichismo de la mercancía y desalienación
Uno de los mejores relatos de alienación de Marx está contenido en la famosa sección de El capital sobre “El fetichismo de la mercancía y su secreto” donde muestra que en la sociedad capitalista las personas están dominadas por los productos que han creado. Aquí, las relaciones entre ellos aparecen no “como relaciones sociales directas entre personas […] sino como relaciones materiales entre personas y relaciones sociales entre cosas” (MECW 35: 166).

El carácter misterioso de la forma mercantil consiste […] en el hecho de que la mercancía refleja el carácter social del trabajo propio de los hombres como caracteres objetivos inherentes a los productos del trabajo, como propiedades socionaturales de estas cosas. Por lo tanto, también refleja la relación social de los productores con la suma total de trabajo como una relación social entre los objetos, una relación que existe aparte y fuera de los productores. Por medio de este quid pro quo [sustitución] los productos del trabajo se convierten en mercancías, cosas sensibles que son al mismo tiempo suprasensibles o sociales […] Lo que aquí adopta, para los hombres, la forma fantasmagórica de una relación entre cosas, es solo la relación social determinada existente entre aquellos. Para, por lo tanto, encontrar una analogía, debemos volar al reino nebuloso de la religión. Allí, los productos del cerebro humano aparecen como figuras autónomas dotadas de una vida propia, que entablan relaciones tanto entre sí como con el género humano. Así es en el mundo de los productos básicos con los productos de las manos de los hombres. A esto lo llamo el fetichismo que se adhiere a los productos del trabajo tan pronto como se producen como mercancías y, por lo tanto, es inseparable de la producción de mercancías. (MECW, 35: 164 s.)

Dos elementos en esta definición marcan una línea divisoria clara entre la concepción de alienación de Marx y la que sostienen la mayoría de los otros autores que hemos estado discutiendo. Primero, Marx concibe el fetichismo no como un problema individual sino como un fenómeno social, no como un asunto de la mente sino como un poder real, una forma particular de dominación, que se establece en la economía de mercado como resultado de la transformación de los objetos en sujetos. Por esta razón, su análisis de la alienación no se limita a la inquietud de mujeres y hombres individuales, sino que se extiende a los procesos sociales y las actividades productivas subyacentes. Segundo, para Marx el fetichismo se manifiesta en una realidad histórica precisa de la producción, la realidad del trabajo asalariado; no es parte de la relación entre las personas y las cosas como tales, sino más bien de la relación entre el hombre y un tipo particular de objetividad: la forma de la mercancía.

En la sociedad burguesa, las cualidades y relaciones humanas se convierten en cualidades y relaciones entre las cosas. Esta teoría de lo que Lukács llamaría reificación ilustra la alienación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de las relaciones humanas, mientras que el concepto de fetichismo lo trata en relación con las mercancías. Para quienes niegan que una teoría de la alienación esté presente en el trabajo maduro de Marx, debemos enfatizar que el fetichismo de las mercancías no reemplazó la alienación sino que fue solo un aspecto.

Sin embargo, el avance teórico de 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a El capital y sus materiales relacionados no consiste solo en la mayor precisión de su explicación de la alienación. También hay una reformulación de las medidas que Marx considera necesarias para superarla. Mientras que en 1844 había argumentado que los seres humanos eliminarían la alienación aboliendo la producción privada y la división del trabajo, el camino hacia una sociedad libre de alienación era mucho más complicado en El capital y sus manuscritos preparatorios. Marx sostuvo que el capitalismo era un sistema en el cual los trabajadores estaban sujetos al capital y las condiciones que imponía. Sin embargo, había creado las bases para una sociedad más avanzada y, al generalizar sus beneficios, la humanidad podría progresar más rápido a lo largo del camino de desarrollo social que había abierto. Según Marx, un sistema que produjo una enorme acumulación de riqueza para unos pocos y privación y explotación para la masa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be ser reemplazado por “una asociación de hombres libres, trabajando con los medios de producción en común y gastando sus muchas formas diferentes de fuerza de trabajo en plena autoconciencia como una sola fuerza de trabajo social” (MECW 35: 171). Este tipo de producción diferiría del trabajo asalariado porque colocaría sus factores determinantes bajo la gobernanza colectiva, asumiría un carácter general inmediato y convertiría el trabajo en una verdadera actividad social. Esta fue una concepción de la sociedad en el polo opuesto de la “guerra de todos contra todos” de Thomas Hobbes, y su creación no requirió un proceso meramente político, sino que necesariamente implicaría la transformación de la esfera de la producción. Pero tal cambio en el proceso laboral tenía sus límites:

La libertad, en esta esfera, puede consistir solo en esto, que el hombre socializado, los productores asociados, gobiernen el metabolismo humano con la naturaleza de una manera racional, llevándolo bajo su control colectivo en lugar de ser dominado por él como un poder ciego; para lograrlo con el menor gasto de energía y en las condiciones más dignas y apropiadas para su naturaleza humana. (MECW 35: 959)

Este sistema de producción poscapitalista, junto con el progreso científico-tecnológico y la consiguiente reducción de la jornada laboral, crea la posibilidad de una nueva formación social en la que el trabajo coercitivo, enajenado impuesto por el capital y sujeto a sus leyes se reemplaza gradualmente con actividad consciente y creativa más allá del yugo de la necesidad, y en la cual las relaciones sociales completas toman el lugar del intercambio aleatorio e indiferenciado dictado por las leyes de las mercancías y el dinero. Ya no es el reino de la libertad para el capital sino el reino de la verdadera libertad humana.

Traducción del inglés: Roberto Vargas Muñoz

Referencias
1.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13.
2. Ibíd., p. 83.
3. Véase Ian Watt, “Robinson Crusoe as a myth”, Essays in Criticism, 1 (2), 1951: 95-119.
4. Karl Marx, Grundrisse, p. 83.
5. Ibíd., p. 496.
6. Ibíd., p. 472.
7. Véase ibíd., p. 471.
8. Véase ibíd., pp. 471-513. Marx trató estos temas en detalle en la sección de los Grundrisse dedicada a “Formas que preceden a la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9. Ibíd., p. 486.
10. Ibíd., p. 84. Esta concepción de una matriz aristotélica, la familia que precede al nacimiento de la aldea, se repite en El capital, vol. I, pero luego se dijo que Marx se había alejado de él. Friedrich Engels señaló en una nota a la tercera edición alemana de 1883: “[E]l estudio posterior muy minucioso de las condiciones primitivas del hombre condujo al autor [por ejemplo Marx] a la conclusión de que no fue la familia la que originalmente se convirtió en la tribu, sino que, por el contrario, la tribu era la forma primitiva y espontáneamente desarrollada de asociación humana, sobre la base de la relación de sangre, que a partir del primer desprendimiento incipiente de los lazos tribales, se desarrollaron las muchas y diversas formas de la familia” (MECW 35: 356). Engels se refería a los estudios de historia antigua realizados por él mismo en ese momento y por Marx durante los últimos años de su vida. Los principales textos que leyó o resumió en su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que aún no se han publicado, fueron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de Edward Burnett Tylor, Ancient Society de Lewis Henry Morgan, The Aryan Village in India and Ceylon de John Budd Phear, Además, conferencias sobre la historia temprana de las instituciones por Henry Summer Maine y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de John Lubbock.
11. Karl Marx, Grundrisse, p. 162. Esta dependencia mutua no debe confundirse con la que se establece entre los individuos en 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el primero es el producto de la naturaleza, el último de la historia. En el capitalismo, la independencia individual se combina con una dependencia social expresada en la división del trabajo (véase Karl Marx, “Original text of the secon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chapter of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n MECW 29: 465). En esta etapa de producción, el carácter social de la actividad se presenta no como una simple relación de individuos entre sí “sino como su subordinación a relaciones que subsisten independientemente de ellos y que surgen de colisiones entre individuos mutuamente indiferentes. El intercambio general de actividades y productos, que se ha convertido en una condición vital para cada individuo, su interconexión mutua, aquí aparece como algo extraño para ellos, autónomo, como una cosa” (Karl Marx, Grundrisse, p. 157).
12.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res, Methuen, 1961, vol. 1, p. 19.
13. 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res, J. M. Dent & Sons, 1973, p. 15; MECW 29: 300.
14. Véase Karl Marx, Grundrisse, p. 83.
15. El economista que, en opinión de Marx, había evitado esta ingenua suposición fue James Steuart. Marx comentó sobre numerosos pasajes del trabajo principal de Steuart –Un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principios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en un cuaderno que llenó con extractos de él en la primavera de 1851 (Karl Marx, “Exzerpte aus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n MEGA IV/8: 304, 312-325, 332-349, 373-380, 400-401, 405-408, 429-445).
16. Karl Marx, Grundrisse, p. 84. En otra parte de los Grundrisse, Marx declaró que “un individuo aislado no podía tener más propiedades en la tierra y en el suelo de las que podía hablar” (p. 485); y que el lenguaje “como producto de un individuo es imposible. Lo mismo vale para la propiedad” (p. 490).
17. Ibíd., p. 83.
18. Ídem.
19. Ibíd., p. 83.
20. Ibíd., p. 85.
21. Véase ídem.
22.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r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vol. I, p. 55.
23. Karl Marx, Grundrisse, p. 257 s.
24. Karl Marx, Grundrisse, p. 460.
25. Ídem.
26. Ibíd., p. 675.
27. Ibíd., p. 278.
28. Ibíd., p. 489
29. Ibíd., p. 239.
30. Ibíd., p. 535.
31. Ibíd., p. 156.
32. Ibíd., p. 248.
33. Karl Marx, Grundrisse, p. 832.
34. Karl Marx, Grundrisse, p. 172.
35. Ibíd., p. 87.
36. Ibíd., p. 86.
37. Ídem.
38. Ibíd., p. 87.
39.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99. Estas declaraciones despertaron el interés de Marx, y en septiembre de 1850 escribió notas sobre ellas en uno de sus cuadernos de extractos. Sin embargo, algunas líneas más adelante, Mill rechazó en parte su afirmación categórica, aunque no en el sentido de una historización de la producción. “La distribución”, escribió, “depende de las leyes y costumbres de la sociedad”, y dado que estas son el producto de “las opiniones y los sentimientos de la humanidad”, en sí mismas, no son más que “consecuencias de las leyes fundamentales de la naturaleza humana”, las leyes de distribución “son tan poco arbitrarias y tienen tanto el carácter de las leyes físicas como las leyes de la producción” (ibíd., p. 200). Sus “Observaciones preliminares” al principio del libro pueden ofrecer una posible síntesis: “[A] diferencia de las leyes de producción, las de distribución son en parte de la institución humana: ya que la forma en que se distribuye la riqueza en una sociedad determinada depende de los estatutos o usos prevalecientes en ellos.” (ibíd., p. 21).
40. Karl Marx, Grundrisse, p. 87.
41. Ibíd., p. 832. Por lo tanto, aquellos como Mill que consideran las relaciones de producción como eternas y solo sus formas de distribución como históricas “muestra que no entienden ni lo uno ni lo otro” (ibíd., p. 758).
42. Marx conocía muy bien ambos textos: estaban entre las primeras obras de economía política que estudió, y copió muchos extractos de ellos en sus cuadernos.
43. Georg W. F. Hegel, Science of Logic, Londres,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p. 666 s.
44. Karl Marx, Grundrisse, p. 89.
45. Baruch Spinoza, “Letter to Jarig Jellis, 2 June 1674”, en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Other Works, Nueva York, Dover, 1955, p. 370.
46. Karl Marx, Grundrisse, p. 90 s.
47. Ibíd., p. 91.
48. Ibíd., p. 92.
49. Ídem.
50. Ibíd., p. 94
51. Ídem.
52. Ibíd., p. 594.
53. Ibíd., p. 95.
54. Ibíd., p. 96.
55. Ídem.
56. Ídem.
57. Ibíd., p. 832.
58. Ibíd., p. 96.
59. 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3.
60. Karl Marx, Grundrisse, p. 96.
61. Ibíd., p. 97. [Traducción basada en las modificaciones del autor. N. del T.]
62. Ibíd., p. 98.
63. Ídem.
64. Ibíd., p. 99.
65. “[P]orque lo verdadero solo es desarrollándose dentro de sí como concreto y tomándose y reteniéndose todo junto en unidad, es decir, solo es como totalidad, y solamente mediante la distinción y determinación de sus distinciones puede ser la necesidad de ellas y la libertad del todo” (Georg W. F.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en Gesammelte Werke, 5, Hamburgo, Meiner, 2001, § 14).
66. 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 (2), 2003: 127.
67. Karl Marx, Grundrisse, p. 415.
68. Ibíd., p. 86.
69. Ibíd., p. 94.
70. Ibíd., p. 99.
71. Ibíd., p. 122.
72. Ibíd., p. 134.
73.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844), en Early Writings, Londres, Penguin, 1992, p. 324.
74. Ibíd., p. 327. Para una descripción de la tipología de alienación de cuatro partes de Marx, véase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Nueva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6-152.
75. Ibíd., p. 330.
76.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844), p. 333.
77. Karl Marx, “Excerpts from James Mill’s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en Early Writings, p. 278.
78. Ver El 18 Brumario de Luis Bonaparte, Revelaciones sobre el proceso de los comunistas en Colonia y Revelaciones sobre la historia diplomática del siglo XVIII.
79. Karl Marx, Grundrisse, p. 157.
80. Ibíd., p. 461 s.
81. Véase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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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héorie marxienne de la fonction dialectique du capital

I. L’importance du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dans les premières œuvres politiques de Marx
La conviction que l’expansion 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st une condition préalable à la naissance de la société communiste traverse l’ensemble de l’œuvre de Marx. Dans l’une de ses premières conférences publiques, qu’il donna à l’Association des travailleurs allemands à Bruxelles et qu’il intégrera dans un manuscrit préparatoire intitulé « Travail salarié », Marx parla d’un « aspect positif du capital, de la grande industrie, de la libre concurrence, du marché mondial». Aux ouvriers qui étaient venus l’écouter, il dit :

Je n’ai pas besoin de vous expliquer en détail comment, sans c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ni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 les moyens matériels pour l’émancipation du prolétariat et la fondation d’une nouvelle société – n’auraient été créés, ni le prolétariat lui-même n’aurait pris l’unific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par lesquels il est réellement capable de révolutionner l’ancienne société et lui-même.

Dan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il soutient avec Engels que si les tentatives révolutionnaire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lors de la crise finale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ont été vouées à l’échec, « c’est que le prolétariat lui-même se trouvait encore dans un état embryonnaire, c’est que faisaient défaut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son émancipation. Or, ces conditions sont le produit de l’ère bourgeoise». Néanmoins, il reconnaît plus d’un mérite à cette époque : non seulement elle a « détruit toutes les conditions féodales, patriarcales, idylliques » ; mais elle a aussi substitué « à l’exploitation, voilée par des illusions religieuses et politiques, […] l’exploitation ouverte, éhontée, directe, dans toute sa sécheresse ». Marx et Engels n’hésitent pas à déclarer que « la bourgeoisie a joué dans l’histoire un rôle éminemment révolutionnaire ». En utilisant les découvertes géographiques et le marché mondial naissant, elle a « donné un caractère cosmopolite à la production et à la consommation dans tous les pays ». De plus, en un siècle à peine, « la bourgeoisie a créé des forces productives plus massives et plus colossales que ne l’avaient fait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passées dans leur ensemble ». Cela a été possible après avoir « subordonné la campagne à la ville » et sauvé « une importante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de l’abrutissement de l’existence campagnarde » si répandu dans la société féodale européenne. Plus important encore, la bourgeoisie a « forgé les armes qui lui donneront la mort » et les êtres humains pour les utiliser : « les travailleurs modernes, les prolétaires » ; ceux-ci se développaient au même rythme que la bourgeoisie. Pour Marx et Engels, « le progrès de l’industrie, dont la bourgeoisie est le véhicule passif et inconscient, remplace peu à peu l’isolement des travailleurs, né de la concurrence, par leur union révolutionnaire au moyen de l’association ».

Marx a développé des idées similaires dans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en soutenant que seule la domination de la bourgeoisie « extirpe les racines matérielles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et prépare le terrain sur lequel une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est possible ». Toujours au début des années 1850, lorsqu’il commente les principaux événements politiques de l’époque, il théorise davantage l’idée du capitalisme comme condition préalable nécessaire à la naissance d’un nouveau type de société. Dans l’un des articles qu’il a écrits avec Engels pour la Revue de l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il soutient qu’en Chine, « en huit années, par les balles de coton de la bourgeoisie anglaise » avaient amené « le plus vieux et le plus inébranlable empire de la terre au seuil d’un bouleversement social dont les résultats ne manqueront pas d’être les plus significatifs pour la civilisation ». Trois ans plus tard, dans « Les conséquences futures de la domination britannique en Inde », il affirme :

L’Angleterre doit accomplir une double mission en Inde : l’une de destruction, l’autre de régénération – faire disparaître la vieille société asiatique et jeter les fondements matériels de la société occidentale en Asie.

Il ne se faisait pas d’illusions sur les caractéristiques fondamentales du capitalisme, étant bien conscient que la bourgeoisie n’avait jamais « effectué un progrès sans traîner individus et peuples dans le sang et la boue, dans la misère et la dégradation ». Mais il était également convaincu que le commerce mondial et le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des êtres humains, et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production matérielle en « domination scientifique des forces naturelles », créaient les bases d’une société différente : «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bourgeois créent c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un monde nouveau ».

L’opinion de Marx sur la présence britannique en Inde change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dans un article du New York Daily Tribune sur la rébellion des Sepoy, où il se range alors résolument du côté de ceux qui « tentent d’expulser les conquérants étrangers ». Son jugement sur le capitalisme, en revanche, se trouve réaffirmé, avec une pointe plus politique, dans le brillant « Discours à l’occasion de l’anniversaire du People’s Paper » . En y rappelant qu’avec le capitalisme sont nées des forces industrielles et scientifiques sans précédent dans l’histoire, il dit aux militants présents à l’événement que « la vapeur, l’électricité et le métier à filer étaient des révolutionnaires infiniment plus dangereux que des citoyens de la stature d’un Barbès, d’un Raspail et d’un Blanqui ».

II. La conception du capitalisme dans les écrits économiques de Marx
Dans les Grundrisse, Marx répète plusieurs fois l’idée que certaines « tendances civilisatrices » de la société se manifestent avec le capitalisme. Il mentionne l’effet civilisateur du commerce extérieur », ainsi que la « tendance propagandiste (civilisatrice) » de la « production de capital », propriété « exclusive » qui ne s’était jamais manifestée dans « les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antérieures ». Il va même jusqu’à citer de manière appréciative l’historien John Wade (1788-1875) qui, réfléchissant à la création de temps libre générée par la division du travail, avait suggéré que « le capital n’est qu’un autre nom pour la civilisation ».

Pourtant, en même temps, Marx attaquait le capitaliste comme celui qui « usurpe » le « temps libre créé par les travailleurs pour la société ». Dans un passage très proche des positions exprimées dan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ou, en 1853, dans les colonnes du New York Daily Tribune, Marx écrit :

la production fondée sur le capital crée l’industrie universelle […] et d’autre part un système d’exploitation universelle des propriétés naturelles et humaines, un système qui repose sur l’utilité […]. Si c’est que c’est seulement le capital qui crée la société civile bourgeoise et développe et l’appropriation universelle de la nature et de la connexion sociale elle-même par l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où la grande influence civilisatrice du capital. Le fait qu’il produise un niveau de société par rapport auquel tous les autres niveaux antérieurs n’apparaissent que comme des développements locaux de l’humanité et comme une idolâtrie naturelle. C’est seulement avec lui que la nature devient un pur objet pour l’homme, une pure affaire d’utilité ; qu’elle cesse d’être reconnue comme une puissance pour soi […]. Le capital, selon cette tendance, entraîne aussi bien au-delà des barrières et des préjugés nationaux que de la divinisation de la nature, et de la satisfaction traditionnelle des besoins modestement circonscrite à l’intérieur de limites déterminées et de la reproduction de l’ancien mode de vie. Il détruit et révolutionne constamment tout cela, renversant les obstacles qui freinent le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l’expansion des besoins, la diversité de la production et l’exploitation et l’échange des forces naturelles et intellectuelles.

Au moment auquel Marx rédigeait les Grundrisse, la question écologique se trouvait ainsi encore à l’arrière-plan de ses préoccupations, subordonnée à la question du développement potentiel des individus.

Le fondateur de la revue Subaltern Studies s’est attaqué ici à une position erronée et superficielle qui, paradoxalement, a été adoptée par de nombreux épigones de Marx : « Certains des écrits de Marx – par exemple certains passages de ses articles bien connus sur l’Inde, par exemple – ont en effet été lus isolément et déformés au point de réduire son jugement sur les possibilités historiques du capital aux louanges d’un adorateur de la technologie ». D’après Guha, la critique de Marx « se distingue sans équivoque du libéralisme », et apparaît d’autant plus forte si l’on considère qu’elle a été développée dans un « contexte de mondialisation », lors d’une « phase ascendante et optimiste », lorsque le capital « croissait de plus en plus et qu’il semblait n’y avoir aucune limite à son expansion et à sa capacité à transformer la société » .

L’un des écrits les plus analytiques de Marx sur les effets positifs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se trouve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Bien qu’il soit beaucoup plus conscient qu’auparavant du caractère destructeur du capitalisme, il réitère dans son opus magnum quelles sont les six conditions générées par le capital – en particulier sa « centralisation » – qui sont le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fondamentales à la naissance d’une société communiste. Ces conditions sont : 1) le travail coopératif ; 2) l’application de la science et de la technologie à la production ; 3) l’appropriation des forces de la nature par la production ; 4) la création de grandes machines que les travailleurs ne peuvent faire fonctionner qu’en commun ; 5) l’économie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 et 6) la tendance à créer un marché mondial. Pour Marx,

Parallèlement à cette centralisation ou à cette expropriation d’un grand nombre de capitalistes par quelques-uns, se développent, à une échelle toujours croissante, la forme coopérative du procès de travail, l’application consciente de la science à la technique, l’exploitation méthodique de la terre, la transformation des moyens de travail en moyens de travail qui ne peuvent être employés qu’en commun, l’économie de tous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utilisés comme moyens de production d’un travail social combiné, l’intrication de tous les peuples dans le réseau du marché mondial et, partant, le caractère international du régime capitaliste.

Marx savait bien que, avec la concentration de la production entre les mains de patrons de moins en moins nombreux, « s’accroît le poids de la misère, de l’oppression, de la servitude, de la dégénérescence, de l’exploitation » pour les classes ouvrières, mais il était également conscient que « la coop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alariés n’est elle-même que l’effet du capital qui les emploie en même temps ». Il était arrivé à la conclusion que l’extraordinaire croissanc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sous le capitalisme – un phénomène plus important que dans tous les modes de production précédents – avait créé les conditions pour surmonter les rapports socio-économiques qu’il avait lui-même générés, et donc pour progresser vers une société socialiste.

Comme dans s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formes économiques des sociétés non-européennes, le point central de la pensée de Marx était ici la progression du capitalisme vers son propre renversement. Dans le Livre III du Capital, il écrit que l’« usure » a un « effet révolutionnaire » dans la mesure où elle contribue à la destruction et à la dissolution des « les formes de propriété, qui se reproduisaient sans cesse sous la même forme et sur la base desquelles reposait solidement la structure politique ». La ruine des seigneurs féodaux et de la petite production signifiait « la centralisation d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Marx écrit que «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se présente […] comme nécessité historique de la transformation du procès de travail en un procès social ». Ainsi, « la force productive sociale du travail se développe gratuitement, une fois que les travailleurs ont été placés dans des conditions déterminées, et c’est le capital qui les place dans ces conditions ». Marx soutenait que les circonstances les plus favorables au communisme ne pouvaient se développer qu’avec l’expansion du capital :

C’est en fanatique de la valorisation de la valeur qu’il [le capitaliste] contraint sans ménagement l’humanité à la production pour la production, et donc à un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sociales et à la création de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production qui seules peuvent constituer la base réelle d’une forme de société supérieure dont le principe fondamental est le plein et libre dévelop-pement de chaque individu.

Les réflexions ultérieures sur le rôle décisif 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pour faire du communisme une possibilité historique réelle apparaissent tout au long de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 Marx. Certes, il avait bien compris – comme il l’écrit dans les Grundrisse – que si l’une des tendances du capital est de « créer du temps disponible », il le « convertit ensuite en plus-value ». Pourtant, avec ce mode de production, le travail est valorisé au maximum, tandis que « la quantité de travail nécessaire à la production d’un objet donné est […] réduite au minimum ». Pour Marx, il s’agit là d’un point fondamental. Le changement qu’il impliquait devait « profiter au travail émancipé » et était « la condition de son émancipation » . Le capital a donc, « malgré lui, contribué à créer les moyens du temps social disponible, afin de remplacer le temps de travail de toute la société par un minimum décroissant, et de libérer ainsi le temps de chacun pour son propre développement ». Marx note également que, pour parvenir à une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le développement universel des individus est réalisable, il est « nécessaire avant tout que le plein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 soit devenu « la condition de la production ». Il affirme donc que la « grande qualité historique » du capital est :

de créer ce surtravail, travail superflu du point de vue de la simple valeur d’usage, de la simple subsistance, et sa détermination et destination historique est accomplit dès lors que, d’un côté, les besoins sont développés au point que le surtravail au-delà de ce qui est nécessaire est lui-même besoin universel, résulte des besoins individuels eux-mêmes – que, d’un autre côté, l’ardeur universelle au travail du fait de la sévère discipline du capital par laquelle sont passées les générations successives, s’est développée comme acquis universel de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 dès lors, enfin, que ce surtravail, grâce au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du travail que le capital pousse sans cesse en avant dans son avidité sans bornes à s’enrichir, dans les conditions où il peut seulement la satisfaire, s’est accru jusqu’au point où la possession et la conservation de la richesse universelle, d’une part, n’exige qu’un temps de travail minime pour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et où, d’autre part, la société qui travaille adopte une attitude scientifique vis-à-vis du procès de sa reproduction sans cesse en progrès, de sa reproduction en une abondance toujours plus grande ; qu’a cessé donc le travail où l’homme fait ce qu’il peut laisser faire à sa place par des choses. […]

C’est pourquoi le capital est productif ; c’est-à-dire un rapport essentiel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sociales productives. Il ne cesse de l’être que lorsque le développement de ces forces productives elles-mêmes rencontre un obstacle dans le capital lui-même.

Marx réaffirme ces convictions dans le texte « Résultats du procès de production immédiat » . Après avoir rappelé les limites structurelles du capitalisme – avant tout, le fait qu’il s’agit d’un mode de « production en opposition aux producteurs, et sans égard pour eux » il se concentre sur son « côté positif » . Par rapport aux autres modes de production précédents, le capitalisme se présente comme une forme de production « qui ne se lie pas à une limite prédéterminante et prédéterminée des besoins ». C’est précisément la croissance des « forces sociales productives du travail » qui explique « la signification historique spécifique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 . Dans les conditions socio-économiques de son époque, Marx considérait donc comme fondamental le processus de création de « la richesse comme telle, c’est-à-dire le développement impitoyabl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du travail social, qui seules peuvent former la base matérielle d’une libre société humaine ». Ce qui était « nécessaire » était d’« abolir la forme antagonique du capitalisme » .

Le même thème revient dans le Livre III du Capital, lorsque Marx souligne que la transformation des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en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sociales, collectives, générales […] est impliquée par le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en systèm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par la manière dont s’accomplit ce développement.

Tout en affirmant que le capitalisme était le meilleur système qui ait jamais existé, dans sa capacité à développer les forces productives au maximum, Marx reconnaissait également que, malgré l’exploitation impitoyable des êtres humains, il comportait un certain nombre d’éléments potentiellement progressistes qui permettaient aux capacités individuelles de s’épanouir beaucoup plus que dans les sociétés passées.

Profondément opposé à la maxime productiviste du capitalisme, à la primauté de la valeur d’échange et à l’impératif de la production de la plus-value, Marx a considéré la question de l’augmentation de la productivité en relation avec la croissance des capacités individuelles. Ainsi, il souligne dans les Grundrisse :

Dans l’acte de reproduction lui-même, il n’y a pas que les conditions objectives qui changent ; par exemple, le village devient une ville, la nature sauvage, terre défrichée, etc., mais les producteurs aussi changent, en tirant d’eux-mêmes des qualités nouvelles, en se développant, en se transformant eux-mêmes par le moyen de la production, en façonnant des forces nouvelles et des idées nouvelles, de nouveaux moyens de communications, de nouveaux besoins et un nouveau langage.

Ce développement beaucoup plus intense et complex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engendre « le développement le plus riche des individus » et « l’universalité des relations ». Pour Marx,

en aspirant sans trêve à la forme universelle de la richesse, le capital pousse le travail au-delà des frontières de ses besoins naturels et crée ainsi les éléments matériels du développement de cette riche individualité qui est aussi polyvalente dans sa production que dans sa consommation et dont le travail, par conséquent, n’apparaît plus non plus comme travail, mais comme plein dévelop-pement de l’activité elle-même, où la nécessité naturelle a disparu sous sa forme immédiate ; parce qu’un besoin par l’histoire est venu remplacer un besoin naturel.

En bref, pour Marx,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a certainement produit « l’aliénation de l’individu par rapport à lui-même et aux autres, mais produit aussi l’universalité et le caractère multilatéral de ses relations et aptitudes ». Marx a souligné ce poi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Dans les Manuscrits économiques de 1861-1863, il note qu’

une plus grande diversité de la production [et] une extension de la sphère des besoins sociaux et des moyens de les satisfaire […] favorise égalemen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apacité productive humaine et, par conséquent, l’activation des dispositions humaines dans de nouvelles directions.

Dans les 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 (1861-1863), il précise que la croissance sans précéd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générées par le capitalisme n’a pas seulement des effets économiques, mais « révolutionne tous les rapports politiques et sociaux ». Et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il écrit que l’on voit « l’échange des marchandises briser les limites individuelles et locales de l’échange immédiat des produits et développer le métabolisme du travail humain. [Mais] il se développe tout un cercle de connexions sociales naturelles que les personnes qui négocient ne peuvent contrôler Le Capital, Livre I, p. 207 ; p. 127.} ». Il s’agit d’une production qui se déroule « sous une forme adéquate au plein développement de l’homme ».

Enfin, Marx voit d’un bon œil certaines tendances du capitalisme pour l’émancipation des femmes et la modernisation des relations au sein de la sphère domestique. Dans l’important document politique « Instructions pour les délégués du Conseil central provisoire de l’A.I.T. », qu’il a rédigé pour le premier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n 1866, il écrit que « faire coopérer les enfants et les adolescents des deux sexes dans la grande œuvre de la production sociale [est] un progrès légitime et salutaire, quoique la façon dont cette tendance se réalise sous le capital soit tout simplement abominable ».

On peut trouver des jugements similaires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où il écrit :

Or quelque effrayante et choquante qu’apparaisse la décomposition de l’ancienne institution familiale à l’inté-rieur du système capitaliste, la grande industrie n’en crée pas moins, en attribuant aux femmes, aux adolescents et aux enfants des deux sexes un rôle décisif dans des procès de production organisés socialement hors de la sphère domestique, la nouvelle base économique d’une forme supérieure de la famille et du rapport entre les sexes.

Marx note également que «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consomme la rupture du lien de parenté qui unissait initialement l’agriculture et la manufacture au stade infantile et non développé de l’une et de l’autre ». Il en résulte notamment une « prépondérance toujours croissante [de] la population urbaine », « la force motrice historique de la société » que «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ntasse dans de grands centres » . À l’aide de la méthode dialectique, à laquelle il recourt fréquemment dans le Capital et dans ses manuscrits préparatoires, Marx soutient que « l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d’une nouvelle société » prennent forme à travers la maturation des «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et la combinaison sociale du procès de production » sous le capitalisme. Les prémisses matérielles étaient donc créées pour « une nouvelle synthèse à un niveau supérieur ». Bien que la révolution ne soit jamais le fruit d’une dynamique purement économique, mais qu’elle nécessite toujours aussi le facteur politique, l’avènement du communisme « requiert pour la société une autre base matérielle, c’est-à-dire toute une série de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xistence qui sont elles-mêmes à leur tour le produit naturel [naturwüchsiges Produkt] d’un long et douloureux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

III. Le capitalisme dans les interventions politiques de Marx
On trouve des thèses similaires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e textes politiques courts mais significatifs, qui sont contemporains ou postérieurs à la rédaction du Capital et qui confirment qu’il y a continuité de la pensée de Marx. Dans Salaire, prix et profit, il exhorte les travailleurs à comprendre que, « le régime actuel, avec toutes les misères dont il les accable, engendre en même temps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et les formes sociales nécessaires pour la transformation économique de la société ». Dans la « Communication confidentielle sur Bakounine » envoyée au nom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au comité de Brunswick du Parti ouvrier social-démocrate d’Allemagne (SDAP), Marx soutient que « même si l’initiative révolutionnaire viendra probablement de France, l’Angleterre seule peut servir de levier à une révolution économique sérieuse ». Il expliquait cela comme suit :

C’est le seul pays où il n’y a plus de paysans et où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est concentrée entre quelques mains. C’est le seul pays où la forme capitaliste – c’est-à-dire le travail coordonné à une grande échelle sous des directions capitalistes – englobe pratiquement toute la production. C’est le seul pays où la grande majorité de la population est constituée de travailleurs salariés. C’est le seul pays où la lutte des classes et l’organisation de la classe ouvrière par les syndicats ont atteint un certain degré de maturité et d’universalité. C’est le seul pays où, en raison de sa domination sur le marché mondial, toute révolution en matière économique doit immédiatement affecter le monde entier. Si le landlordisme et le capitalisme sont des traits classiques en Angleterre, par contre,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leur destruction sont ici les plus mûres.

Dans ses « Notes sur Bakounine : Étatisme et anarchie », qui contiennent des indications importantes sur ses différences radicales avec le révolutionnaire russe concernant le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à une société alternative au capitalisme, Marx réaffirme, également en ce qui concerne le sujet social qui mènerait la lutte pour le socialisme, qu’« une révolution sociale est liée à des conditions historiques définies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 ce sont ses prémisses. Elle n’est donc possible que là où, à côté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le prolétariat industriel représente au moins une masse importante du peuple ». Dans la Critique du programme de Gotha, dans laquelle Marx s’oppose à certains aspects du programme d’unification de l’Associat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allemands (ADAV) et du Parti ouvrier social-démocrate d’Allemagne, Marx propose :

À mesure que le travail se développe dans la société et devient, par suite, source de richesse et de culture, se développent, chez le travailleur, pauvreté et inculture, et chez le non-travailleur, richesse et culture.

Et il ajoutait :

il eût mieux valu démontrer avec précision comment, dans la société capitaliste d’aujourd’hui, ont fini par se créer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etc., qui mettent le travailleur en état de briser cette malédiction sociale, qui l’obligent à la briser.

Enfin, dans les « Considérants du programme du Parti ouvrier français », un court texte qu’il rédige trois ans avant sa mort, Marx souligne qu’une condition essentielle pour que les ouvriers puissent s’approprier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est

la forme collective, dont les éléments matériels et intellectuels sont constitués par le développement même de la classe capitaliste.

Ainsi, en continuité qui va de ses premières formulations de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dans les années 1840, à ses dernières interventions politiques des années 1880, Marx met en évidence la relation fondamentale qui existe entre la croissance productive générée par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le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à la société communiste pour laquelle le mouvement ouvrier doit lutter. Les recherches qu’il a menées dans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sa vie l’ont cependant aidé à revoir cette conviction et à ne pas tomber dans l’économisme qui a marqué les analyses de tant de ses disciples.

IV. Une transition pas toujours nécessaire
Marx considérait le capitalisme comme un « point de passage nécessaire » pour que se mettent en place les conditions qui permettraient au prolétariat de lutter avec quelque chance de succès pour établir un mode de production socialiste. Dans un autre passage des Grundrisse, il répète que le capitalisme est un « point de transition » vers le progrès ultérieur de la société, qui permettrait « le développement maximum des forces productives » et « le plus riche développement des individus » . Marx décrit les « conditions actuelles de la production » comme « en train de s’abolir elles-mêmes et qui se posent, par conséquent, comme les présupposés historiques d’un nouvel état de la société » .

Marx expose parfois avec emphase l’idée d’une prédisposition capitaliste à l’autodestruction, comme lorsqu’il affirme « que nous n’avons vu le système de l’économie bourgeoise se dévelop-per que peu à peu ; il en va de même pour la négation de ce système lui-même, négation qui en est le résultat ultime ». Il se disait convaincu que « l’ultime figure servile » (avec « ultime » Marx allait certainement trop loin),

que prend l’activité humaine, celle du travail salarié d’un côté, du capital de l’autre, se trouve ainsi dépouillée [c’est-à-dire, éliminée, J.-P. L.], et ce dépouillement lui-même est le résultat du mode de production correspondant au capital ;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et intellectuelles de la négation du travail salarié et du capital, qui sont déjà elles-mêmes la négation de formes antérieures de la production sociale non libre, sont elles-mêmes résultats de son procès de production. L’inadéquation croissante du développement productif de la société aux rapports de production qui étaient les siens jusqu’alors s’exprime dans des contradictions aiguës, des crises, des convulsions. La destruction violente du capital, non pas par des circonstances qui lui sont extérieures mais comme condition de sa propre conservation, est la forme la plus frappante du conseil qui lui est donné de se retirer pour faire place à un niveau supérieur de production sociale.

On peut trouver encore un autre passage dans les 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 qui confirme que Marx considérait le capitalisme comme une étape fondamentale à la naissance d’une économie socialiste. Il y exprime son accord avec l’économiste Richard Jones (1790-1855), pour qui « le capital et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 devaient être « acceptés » simplement comme « une phase transitoir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sociale ». Grâce au capitalisme, écrit Marx, « s’ouvre la perspective d’une nouvelle société, [d’une nouvelle] formation économique de la société, à laquelle le mode de production bourgeois n’est qu’une transition ».

Marx a développé une idée similaire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et dans ses manuscrits préparatoires. Dans le célèbre « Appendice » non publié, « Résultats du procès de production immédiat », il écrit que le capitalisme est né à la suite d’une « révolution économique complète » qui :

d’une part, crée, parachève, donne forme adéquate aux conditions réelles de la domination du capital sur le travail, d’autre part, dans les forces productives du travail qu’elle développe en contradiction au travailleur,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et rapports de circulation, crée, les conditions réelles d’un mode de production nouveau, qui dépasse la forme antagonique,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ainsi la base matérielle d’un procès de vie sociale structuré à neuf, et par là d’une formation sociale nouvelle.

Dans l’un des derniers chapitres du Livre I du Capital – « La tendance historique de l’accumulation capitaliste » – il affirme :

La centralisation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et la socialisation du travail atteignent un point où elles deviennent incompatibles avec leur enveloppe capitaliste. On la fait sauter. L’heur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capitaliste a sonné. On exproprie les expropriateurs.

Bien que Marx ait soutenu que le capitalisme était une transition essentielle, lors de laquelle les conditions historiques étaient créées pour que le mouvement ouvrier lutte pour une transformation communiste de la société, il ne pensait pas que cette idée pouvait être appliquée de manière rigide et dogmatique. Au contraire, il a nié plus d’une fois – dans des textes publiés et non publiés – avoir développé une interprétation unidirectionnelle de l’histoire, dans laquelle les êtres humains seraient partout destinés à prendre le même chemin et à passer par les mêmes étapes.

V. La voie possible de la Russie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sa vie, Marx rejette la thèse qui lui est attribuée à tort, selon laquelle le mode de production bourgeois est historiquement inévitable. Il prend ses distances avec cette position lorsqu’il se trouve pris dans le débat sur le développement possible du capitalisme en Russie. Dans un article intitulé « Marx devant le tribunal de M. Joukovsky », l’écrivain et sociologue russe Nikolai Mikhaïlovski (1842-1904) l’accuse de considérer le capitalisme comme une étape inévitable pour l’émancipation de la Russie. Marx répond, dans une lettre qu’il rédige pour la revue politico-littéraire Otetchestvennie Zapiski (Les Annales de la Patrie), que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il n’a prétendu « que tracer la voie par laquelle, dans l’Europe occidentale, l’ordre économique capitaliste est sorti des entrailles de l’ordre économique féodal ». Marx se réfère à un passag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du Livre I du Capital (1872-1875), où il affirme que la base de la séparation des masses rurales de leurs moyens de production est « l’expropriation des cultivateurs », ajoutant qu’elle « ne s’est accomplie d’une manière radicale qu’en Angleterre » et que « tous les autres pay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parcourent le même mouvement » . Par conséquent, l’objet de son étude n’était que « le vieux continent », et non le monde entier.

C’est l’horizon spatial dans lequel nous devons comprendre la célèbre phrase de la Préface du Livre I du Capital : « Le pays plus développé industriellement ne fait que montrer ici aux pays moins développés l’image de leur propre avenir ». Écrivant pour un lectorat allemand, Marx observait que, « nous souffrons durement, semblables en cela à tous les pays occidentaux d’Europe continentale, non seulement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mais aussi de l’insuffisance de ce même développement ». Selon lui, à côté des « misères modernes », les Allemands étaient « affligés de toute une série de misères congénitales, qui sont le résultat de modes de production antiques et surannés, qui continuent de végéter, avec leur cortège de rapports politiques et sociaux complètement anachroniques » . C’est pour l’Allemand qui pourrait « trouver la tranquillité dans l’illusion optimiste que les choses sont loin d’aller aussi mal en Allemagne » que Marx a affirmé « De te fabula narratur ! » .

Marx fait également preuve de souplesse à l’égard des autres pays européens, car il ne considère pas l’Europe comme un tout homogène. Dans un discours prononcé en 1867 devant la Société d’éducation des travailleurs allemands à Londres, publié plus tard dans Der Vorbote à Genève, il soutient que les prolétaires allemands pourraient mener à bien une révolution parce que, « contrairement aux travailleurs d’autres pays, ils n’ont pas besoin de passer par la longue période de développement bourgeois ».

Marx exprime les mêmes convictions en 1881, lorsque la révolutionnaire Vera Zassoulitch (1849-1919) sollicite son avis sur l’avenir de la commune rurale russe (obchtchina). Elle voulait savoir si elle pouvait se développer sous une forme socialiste, ou si elle était condamnée à périr parce que le capitalisme s’imposerait nécessairement aussi en Russie. Dans sa réponse, Marx souligne que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il a « expressément restreint […] la fatalité historique » du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 qui a opéré « une séparation radicale du producteur et d’avec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 aux pay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 . Dans les premiers brouillons de la lettre, Marx s’attarde sur les particularités découlant de la coexistence de la commune rurale avec des formes économiques plus avancées. Il observe que

la contemporéanité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lui [à la Russie] prête toutes faites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u travail coopératif, organisé à une vaste échelle. Elle peut donc s’incorporer tous les acquêts positifs élaborés par le système capitaliste sans passer par ses fourches caudines. Elle peut graduellement […] devenir le point de départ direct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auquel tend la société moderne et faire peau neuve sans commencer par son suicide.

À ceux qui soutenaient que le capitalisme était une étape inévitable pour la Russie aussi, au motif qu’il était impossible que l’histoire avance en faisant des bonds, Marx demandait ironiquement si cela signifiait que la Russie, « comme l’Occident », avait dû « passer par une longue période d’incubation de l’industrie mécanique pour arriver aux machines, aux bâtiments à vapeur, aux chemins de fer, etc. » . De même, n’avait-il pas été possible d’« introduire chez eux en un clin d’œil tout le mécanisme des échanges (banques, sociétés par action, etc.), dont l’élaboration a coûté des siècles à l’Occident ». Il était évident que l’histoire de la Russie, ou de tout autre pays, ne devait pas inévitablement retracer toutes les étapes que l’histoire de l’Angleterre ou d’autres nations européennes avait connues. Ainsi, la transformation socialiste de l’obchtchina pouvait également avoir lieu sans passer nécessairement par le capitalisme.

À la même époque, les recherches théoriques de Marx sur les relations communautaires précapitalistes, compilées dans ses Carnets ethnographiques, le conduisent dans la même direction que celle qui ressort de sa réponse à Vera Zassoulitch. Stimulé par la lecture des travaux de l’anthropologue américain Lewis Morgan (1818-1881), il écrit sur un ton propagandiste que « l’Europe et les États-Unis », les nations où le capitalisme est le plus développé, se trouvent dans une crise qui « finira par son élimination, par un retour des sociétés modernes à une forme supérieure d’un type archaïque de la propriété et de la production collectives » .

Le modèle de Marx n’était pas du tout un « type primitif de la production coopérative ou collective » résultant de « l’individu isolé », mais un modèle dérivant de la « socialisation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 . Il n’a pas changé son point de vue (très critique) sur les communes rurales de Russie, et dans son analyse, le développement de l’individu et la production sociale restent toujours aussi centraux.

Il n’y a donc pas dans les réflexions de Marx sur la Russie de rupture spectaculaire avec ses idées antérieures. Les éléments nouveaux proviennent d’une maturation de sa position théorique et politique, qui l’amène à envisager qu’il existe d’autres voies possibles vers le communisme qu’il avait auparavant considérées comme irréalisables.

VI. Conclusions
L’idée que le développement du socialisme pourrait être plausible en Russie n’avait pas pour seul fondement l’étude par Marx d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ce pays. Le contact avec les populistes russes, comme celui qu’il avait eu avec les communards parisiens dix ans plus tôt, a contribué à le rendre toujours plus ouvert à la possibilité que l’histoire soit le lieu non seulement d’une succession de modes de production, mais aussi de l’irruption d’événements révolutionnaires et des subjectivités qui les produisent. Il s’est trouvé contraint de tenir encore plus compte des spécificités historiqu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égal des condition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dans différents pays et contextes sociaux.

Par-delà sa réticence à admettre qu’un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prédéfini puisse se manifester de la même manière dans des contextes économiques et politiques différents, les avancées théoriques de Marx sont dues à l’évolution de sa réflexion sur les effets du capitalisme dans les pays économiquement arriérés. Il ne soutient plus, comme il l’avait fait en 1853 dans un article sur l’Inde pour l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que «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bourgeois créent [l]es conditions d’un monde nouveau ». Des années d’études détaillées et d’observation attentive des changements dans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l’avaient aidé à développer une vision du colonialisme britannique assez différente de celle qu’il avait exprimée en tant que journaliste lorsqu’il avait une trentaine d’années. Les effets du capitalisme dans les pays colonisés lui paraissent désormais très différents. Se référant aux « Indes orientales », dans l’un des brouillons de sa lettre à Vera Zassoulitch, il écrit que « tout le monde […] n’est pas sans savoir que là-bas la suppression de la propriété commune du sol n’était qu’un acte de vandalisme anglais, poussant le peuple indigène non en avant, mais en arrière ». Selon lui, « les Anglais eux-mêmes […] ont seulement réussi à gâter l’agriculture indigène et à redoubler le nombre et l’intensité des famines ». Le capitalisme n’a pas apporté, comme ses apologistes s’en sont vantés, le progrès et l’émancipation, mais le pillag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la dévasta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nouvelles formes de servitude et de dépendance humaine.

Marx revient en 1882 sur la possibilité d’une concomitance entre le capitalisme et les formes de communauté antérieures. En janvier, dans la Préface de l’édition russe du Manifeste communiste, qu’il a cosignée avec Engels, on lit que le sort de la commune rurale russe est lié à celui des luttes prolétariennes en Europe occidentale :

En Russie, cependant, à côté du bluff capitaliste en plein épanouissement, et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bourgeoise, en voie de développement, nous voyons que plus de la moitié du sol est la propriété commune des paysans. Dès lors, la question se pose : l’obchtchina russe, forme de l’archaïque propriété commune du sol, pourra-t-elle, alors qu’elle est déjà fortement ébranlée, passer directement à la forme supérieure, à la forme communiste de 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 ou bien devra-t-elle, au contraire, parcourir auparavant le même processus de dissolution qui caractérise le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de l’Occident ?

Voici la seule réponse que l’on puisse faire présen-tement à cette question : si la révolution russe donne le signal d’une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en Occident, et que toutes deux se complètent, l’actuelle propriété collective de Russie pourra servir de point de départ pour une évolution communiste.

En 1853, Marx avait déjà analysé les effets de la présence économique des Anglais en Chine dans l’article « Révolution en Chine et en Europe » écrit pour l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Marx pensait qu’il était possible que la révolution dans ce pays puisse conduire à faire éclater « la crise générale depuis longtemps en gestation, laquelle sera suivie de près par des révolutions politiques sur le continent ». Il ajoutait que ce serait un « curieux spectacle, que de voir la Chine répandre le désordre en Occident tandis que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par des navires de guerre anglais, français et américains, ramèneront l’ordre à Shanghai, Nankin et les embouchures du Grand Canal ».

D’ailleurs, ce ne sont pas uniquement les réflexions de Marx sur la Russie qui l’ont amené à penser que les destins de différents mouvements révolutionnaires, émergeant dans des pays aux contextes socio-économiques différents, pourraient s’entremêler. Entre 1869 et 1870, dans différentes lettres et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e document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 peut-être de la manière la plus claire et la plus concise dans une lettre à ses camarades Sigfrid Meyer (1840-1872) et August Vogt (1817-1895) – il scelle l’avenir de l’Angleterre (« la métropole du capital ») à celui de l’Irlande, plus arriérée. La première était sans aucun doute « la puissance dominante sur le marché mondial », et donc « pour l’instant le pays le plus important pour la révolution ouvrière, et, de surcroît, l’unique pays où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cette révolution sont relativement mûres » .

Cependant, après s’être « occupé des années durant de la question irlandaise », Marx avait acquis la conviction que « le coup décisif contre les classes dirigeantes en Angleterre » « doit être porté non pas en Angleterre, mais uniquement en Irlande » – et, se faisant des illusions, il estimait que ce coup serait « décisif pour le mouvement ouvrier dans le monde entier » . L’objectif le plus important reste de « précipiter la révolution sociale en Angleterre », mais le « seul moyen d’y parvenir » est de « rendre l’Irlande indépendante » . En tout état de cause, Marx considérait que l’Angleterre industrielle et capitaliste était stratégiquement centrale pour la lutte du mouvement ouvrier ; et la révolution en Irlande, uniquement possible si l’on mettait fin à « l’union forcée entre les deux pays », serait une « révolution sociale » qui se manifesterait « sous des formes dépassées » . La subversion du pouvoir bourgeois dans les nations où les formes modernes de production ne sont encore qu’en développement ne suffirait pas à entraîner la disparition du capitalisme.

La position dialectique à laquelle Marx est parvenu dans ses dernières années lui a permis d’écarter l’idée que le mode de production socialiste ne pouvait être construit qu’à travers certaines étapes incontournables.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qu’il a développée est loin de la séquence mécanique à laquelle sa pensée a souvent été réduite. Elle ne peut être identifiée à l’idée que l’histoire humaine est une succession de modes de production, progressant comme de simples phases préparatoires avant la conclusion inévitable : la naissance d’une société communiste.

De plus, il a explicitement nié qu’il y avait une nécessité historique à ce que le capitalisme s’établisse dans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ans le célèbre « Avant-propos » de la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il décrit succinctement l’évolution des « modes de production asiatiques, anciens, féodaux et bourgeois modernes » comme la fin de la « pré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humaine » et on trouve des formulations similaires dans d’autres écrits. Cependant, cette idée ne représente qu’une petite partie de l’œuvre plus vaste de Marx sur la genès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s différentes formes de production. Sa méthode ne peut être réduite au déterminisme économique.

Les conceptions de Marx concernant la forme de la société communiste à venir n’ont fondamentalement pas changé de ce qu’il a esquissé depuis les Grundrisse. Ainsi guidé par une hostilité aux schématismes qui l’ont précédé et aux nouveaux dogmatismes émergeant en son nom, il estimait possible que la révolution éclate sous des formes et dans des conditions qui n’avaient jamais été envisagées auparavant.

 

Précisions sur le manuscrit « Travail salarié » cité par Marcello Musto
Le manuscrit « Travail salarié » de Karl Marx est directement en lien avec avec son texte inachevé « Travail salarié et capital » et constitue un complément important de ce dernier. Il n’est pas disponible en français, mais se trouve dans les éditions allemandes et anglaises à la suite de ce texte. Le manuscrit, qui est conservé dans les archives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allemande, a été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allemand dans la revue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1ère année, cahier 1, mars 1925. L’inscription sur la couverture du manuscrit (« Bruxelles, décembre 1847 »), le résumé introductif de ce qui a déjà été exposé, ainsi que la forme du texte laissent supposer que cette transcription était un travail préparatoire à la dernière ou à quelques-unes des dernières conférences que Marx a données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e décembre 1847 à l’Association des travailleurs allemands de Bruxelles de la conférence. Cette hypothèse est encore corroborée par le fait que, pendant qu’il écrivait, Marx s’était déjà préparé à l’avance à la rédaction de ce travail, puisqu’il préparait déjà son célèbre «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échange » qu’il a prononcé le 9 janvier 1848 lors d’une réunion publique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à Bruxelles. Une indication dans le texte du manuscrit en témoigne. Dans le manuscrit « Travail salarié » comme dans « Travail salarié et capital », Marx évoque que l’ouvrier vend son travail au capitaliste. Dans ses écrits économiques ultérieurs, Marx explique que l’ouvrier ne vend pas son travail au capitaliste. Le capitaliste n’achète pas son travail, mais sa force de tra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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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nouveaux visages de Marx après La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LA RENAISSANCE DE MARX
Depuis plus d’une décennie, Karl Marx est à nouveau décrit comme un théoricien clairvoyant dont l’actualité se trouve constamment confirmée, et ce dans des journaux respectables et des revues à grand tirage. Pour de nombreux auteurs progressistes, ses idées restent indispensables à quiconque croit en la nécessité de construire une alternative au capitalisme. On lui consacre désormais des séminaires universitaires et d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dans de nombreux pays. Ses textes, simplement réimprimés ou retraduits dans de nouvelles éditions, sont réapparus sur les étagères des librairies, et l’étude de son œuvre, après vingt ans ou plus d’abandon, a pris un élan croissant. Les années 2017 et 2018 ont donné un nouveau souffle à cette « renaissance de Marx », car de nombreuses initiatives ont été organisées un peu partout pour commémorer le 150e anniversaire de la publication du Capital et le bicentenaire de la naissance de Marx.

Les idées de Marx ont changé le monde. Pourtant, malgré leur importance historique, notamment du fait de leur transformation en idéologies dominantes et en doctrines d’État pour une partie considérable de l’humanité au XXe siècle, il n’existe toujours pas d’édi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et manuscrits de Marx. La raison principale en est le caractère inachevé de l’œuvre : les ouvrages effectivement publiés par Marx représentent un volume infime en comparaison avec les projets laissés inachevés, sans parler de l’énorme Nachlass de notes de lecture qui ont accompagné des recherches incessantes. Marx nous a donc laissé beaucoup de manuscrits, et l’inachèvement est un élément constitutif de sa vie : la pauvreté parfois accablante dans laquelle il vivait, ainsi que ses problèmes de santé chroniques lui rendaient le travail difficile et ces difficultés se voyaient redoublées par la rigueur de sa méthode, ainsi qu’une tendance impitoyable à l’autocritique. En outre, sa passion pour la connaissance ne s’est pas démentie au fil du temps et l’a sans cesse poussé vers de nouvelles études. Cela étant, ses efforts acharnés devaient porter leurs fruits et déboucher sur des conséquences théoriques d’une importance extraordinaire.

Un élément s’est avéré particulièrement utile pour la réévaluation de l’œuvre de Marx : la reprise de la publication en 1998 de la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l’édition historico-critique des œuvres complètes de Marx et de Friedrich Engels. Entre 1975 et 1989, quarante volumes en avaient déjà paru , mais vingt-huit autres volumes sont venus les compléter et d’autres sont actuellement en cours de préparation. La MEGA² est organisée en quatre sections : 1) les œuvres, articles et brouillons rédigés par Marx et Engels (à l’exception du Capital) ; 2) le Capital et tous ses matériaux préparatoires ; 3) la correspondance – composée de 4.000 lettres de Marx et Engels et de 10.000 lettres qui leur ont été adressées par leurs correspondants, dont un grand nombre est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 et 4) les extraits, annotations et notes marginales laissées dans des cahiers. Cette quatrième section témoigne du travail encyclopédique mené par Marx : depuis ses études universitaires, il avait l’habitude de compiler des extraits des livres qu’il lisait , en les entrecoupant souvent des réflexions qu’ils suscitaient chez lui. Le legs littéraire de Marx contient environ deux cents cahiers. Ils sont essentiels pour comprendre la genèse de sa théorie et les éléments qu’il n’a pas pu développer comme il l’aurait souhaité. Les extraits qui nous sont parvenus, et qui courent sur une longue période (1838 à 1882), sont rédigés en huit langues (allemand, grec ancien, latin, français, anglais, italien, espagnol et russe) et s’inscrivent dans les disciplines les plus diverses : philosophie, histoire de l’art, religion, politique, droit, littérature, histoire, économie politiqu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echnologie, mathématiques, physiologie, géologie, minéralogie, agronomie, anthropologie, chimie et physique. Il s’agit non seulement de livres et d’articles de journaux et de revues, mais également de comptes rendus parlementaires ainsi que de statistiques et de rapports gouvernementaux. Ces connaissances accumulées constituent le chantier de la théorie critique de Marx, et la MEGA² nous permet d’y accéde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Ces matériaux inestimables – dont beaucoup ne sont disponibles qu’en allemand et donc réservés à un petit cercle de chercheurs – nous présentent un auteur très différent de celui que de nombreux critiques, ou disciples autoproclamés, ont présenté pendant si longtemps. En effet, les acquis philologiques de la MEGA² permettent d’affirmer que, parmi les classiques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économique et philosophique, Marx est l’auteur dont le visage a le plus changé dans les premières décennies du XXIe siècle. Le changement du contexte politique, après l’implosion de l’Union soviétique, y a évidemment contribué. Car la fin du marxisme-léninisme a enfin libéré l’œuvre de Marx des chaînes d’une idéologie située à des années-lumières de sa conception de la société.

Des recherches récentes ont réfuté les différentes approches qui réduisaient la conception marxienne de la société communiste à un pur et simple développement accru des forces productives. Elles ont montré, par exemple, l’importance qu’il accordait à la question écologique : à plusieurs reprises, il a dénoncé le fait que l’expansion 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intensifiait non seulement le vol du travail des ouvriers mais aussi le pillag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Marx a abordé de nombreuses autres questions qui, bien que souvent sous-estimées, voire ignorées, par les spécialistes de son œuvre, acquièrent une importance cruciale pour l’agenda politique de notre époque. Parmi elles, la liberté individuelle dans la sphèr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l’émancipation des sexes, la critique du nationalisme, le potentiel émancipateur de la technologie et les formes de propriété collective non contrôlées par l’État. Ainsi, trente ans après la chute du mur de Berlin, il est devenu possible de lire un Marx très différent du théoricien dogmatique, économiciste et eurocentriste que l’on dépeint pendant si longtemps.

DE NOUVELLES DÉCOUVERTES SUR LA GENÈSE DE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En février 1845, après quinze mois intensifs à Paris, qui ont été déterminants pour sa formation politique, Marx est contraint de s’installer à Bruxelles, où il est autorisé à résider à condition de « ne rien publier sur la politique actuelle ». Pendant les trois années passées dans la capitale belge, il poursuit ses étude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l’idée lui vient d’écrire, avec Engels, Joseph Weydemeyer et Moses Hess, une «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moderne telle qu’elle est exposée par ses représentants Ludwig Feuerbach, Bruno Bauer et Max Stirner, et du socialisme allemand tel qu’il est exposé par ses différents prophètes ». Le texte qui en résulte, publié à titre posthume sous le titre L’Idéologie allemande, a un double objectif : combattre les dernières formes de néo-hégélianisme en Allemagne, et, comme Marx l’écrit à l’éditeur Carl Wilhelm Julius Leske, « préparer le public à comprendre le point de vue de mon économie politique, qui s’oppose diamétralement à la science allemande en honneur jusqu’à aujourd’hui. » Ce manuscrit, sur lequel il travaille jusqu’en juin 1846, ne fut jamais achevé, mais il l’aida à élaborer plus clairement qu’auparavant, bien que sous une forme encore non définitive, ce qu’Engels définira pour le grand public quarante ans plus tard comme «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L’Idéologie allemande, publiée en 1932, ainsi que toutes les versions ultérieures qui n’ont apporté que de légères modifications, ont été envoyées aux imprimeurs sous la forme d’un livre. Les éditeurs de ce manuscrit en réalité inachevé ont créé la fausse impression que L’Idéologie allemande comprenait un premier chapitre essentiel consacré à Feuerbach et dans lequel Marx et Engels exposaient de manière exhaustive les lois du «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 (un terme que Marx n’employa jamais). Selon Althusser, c’est là qu’ils ont conceptualisé une « “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 sans équivoque » avec leurs écrits précédents. L’Idéologie allemande est rapidement devenu l’un des textes philosophiques les plus importants du vingtième siècle. Selon Henri Lefebvre, elle énonce les « thèses fondamentales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 Pour Maximilien Rubel, ce « manuscrit contient l’énoncé le plus élaboré de la conception critique et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 David McLellan a été tout aussi direct en affirmant qu’il « contient l’exposé le plus détaillé de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de Marx ».

Le volume I/5 de la MEGA²,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ripte und Drücke (1845-1847) , a rendu caduques nombre de ces affirmations, en restaurant L’Idéologie allemande dans son incomplétude originelle. Cette édition – qui comprend 17 manuscrits totalisant 700 pages, auquel s’ajoute un appareil critique de 1200 pages fournissant les variantes et les corrections en indiquant également la paternité de chaque section – établit une fois pour toutes le caractère fragmentaire du texte . Le sophisme du « communisme scientifique » inventé au XXe siècle, et toutes les instrumentalisations de L’Idéologie allemande rappellent en réalité une phrase que l’on trouve dans le texte lui-même. En effet, dans cette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contemporaine de Marx, on trouve un avertissement acerbe contre les tendances exégétiques futures : « Non seulement dans ses réponses, mais même dans ses questions, il y avait une mystification. »

À la même époque, le jeune révolutionnaire approfondit les études qu’il avait commencées à Paris. En 1845, il passe les mois de juillet et d’août à Manchester pour se plonger dans la très vaste littérature économique anglophone et compiler neuf livres d’extraits (les « Manchester Notebooks »), principalement tirés de manuel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vr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Le volume IV/4 de la MEGA², publié en 1988, contient les cinq premiers de ces carnets, ainsi que trois livres de notes d’Engels datant de la même période à Manchester . Le volume IV/5,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1845 bis Dezember 1850 , complète cette série de textes et met à la disposition des chercheurs de nombreux inédits. Il comprend les cahiers 6, 7, 8 et 9, contenant les extraits de seize ouvrages d’économie politique. Les plus importants proviennent de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1839) de John Francis Bray et de quatre textes de Robert Owen, en particulier son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1840-1844), qui témoignent du grand intérêt de Marx pour le socialisme anglais de l’époque et de son profond respect pour Owen, un auteur que trop de marxistes ont exagérément taxé d’« utopisme ». Le volume se termine par une vingtaine de pages que Marx a écrites entre 1846 et 1850, ainsi que par des notes de travail d’Engels datant de la même période.

Ces études sur la théorie socialist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ne sont pas un obstacle à l’engagement politique, permanent, de Marx et d’Engels. Les 800 pages du volume I/7 récemment publié,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Februar bis Oktober 1848 , nous permettent d’en apprécier l’ampleur en 1848, l’une des années d’activité politique et journalistique les plus riches dans la vie des auteurs du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Après qu’un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d’une ampleur et d’une intensité sans précédent a plongé l’ordre politique et social de l’Europe continentale dans la crise, les gouvernements en place prennent toutes les contre-mesures possibles pour mettre fin aux insurrections. Marx lui-même en subit les conséquences et est expulsé de Belgique en mars. Cependant, la république vient d’être proclamée en France et Ferdinand Flocon, ministre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invite Marx à revenir à Paris : « Brave et loyal Marx ! […] la tyrannie vous a banni, la France libre vous rouvre ses portes. » Marx met alors évidemment de côté ses étude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se lance dans une activité journalistique pour défendre la révolution et réfléchir au cours qu’elle devrait suivre. Après un bref séjour à Paris, il s’installe en avril en Rhénanie et deux mois plus tard, il dirige l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fondée entre-temps à Cologne. Il mène dans ses colonnes une campagne résolue en faveur de la cause des insurgés et exhorte le prolétariat à promouvoir « la révolution républicaine et sociale ».

Presque tous les articles de l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nt été publiés anonymement. L’un des mérites de ce volume est d’avoir définitivement attribué la paternité de trente-six textes à Marx et/ou à Engels, alors que les recueils précédents nous avaient laissé dans le doute. Sur un total de 275 articles, 125 sont imprimés ic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une édition des œuvres de Marx et Engels. Un appendice présente également 16 documents intéressants contenant les comptes rendus de certaines de leurs interventions lors des réunions de la Ligue des communistes ou des assemblées générales de la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de Cologne. Ceux qui s’intéressent à l’activité politique et journalistique de Marx pendant « l’année révolutionnaire », 1848, trouveront ici un matériel précieux pour approfondir leurs connaissances.

LE CAPITAL. UNE CRITIQUE INACHEVÉE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qui a secoué l’Europe en 1848 a été défait en peu de temps et en 1849, après deux ordres d’expulsion (de la Prusse et de la France), Marx n’a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traverser la Manche. Il restera en Angleterre, exilé et apatride, pour le reste de sa vie, mais la réaction européenne n’aurait pas pu le confiner dans un meilleur endroit pour écrire s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À cette époque, Londres est le premier cent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du monde, le « démiurge du cosmos bourgeois », et donc l’endroit le plus favorable pour observer les derniers développements économiques de la société capitaliste. C’est là qu’il devient également correspondant du New-York Tribune, le journal ayant le plus grand tirage aux États-Unis.

Pendant de nombreuses années, Marx attend l’éclatement d’une nouvelle crise et lorsqu’elle survient, en 1857, il consacre une grande partie de son temps à en analys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essentielles. Le volume I/16,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Artikel, Oktober 1857 bis Dezember 1858 , contient 84 articles publiés entre l’automne 1857 et la fin de l’année 1858 dans le New-York Tribune, y compris ceux qui expriment ses premières réactions face à la crise. Le quotidien américain imprimait souvent des éditoriaux non signés, mais les recherches effectuées pour ce nouveau volume de la MEGA² ont permis d’attribuer deux articles supplémentaires à Marx, ainsi que d’en annexer quatre, qui furent substantiellement modifiés par la rédaction, et encore trois autres dont l’origine reste incertaine.

Pressé par un besoin désespéré d’améliorer sa situation économique, Marx rejoint également le comité de rédaction de 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 et accepte de composer un certain nombre d’entrées pour ce projet (le volume I/16 en contient 39). Même si la paie est ridicule, 2 dollars la page, cela améliore un peu ses finances désastreuses. En outre, il confie la majeure partie du travail à Engels afin de pouvoir consacrer plus de temps à ses écrits économiques.

Le travail accompli par Marx à cette époque est ambitieux et remarquable. Parallèlement à son engagement journalistique, il remplit, entre août 1857 et mai 1858, les huit cahiers connus sous le nom de Grundrisse. Mais il s’attelle également à une tâche ardue, l’étude analytique de la première crise économique mondiale. Le volume IV/14, Karl Marx, Exzerpte, Zeitungsausschnitte und Notizen zur Weltwirtschaftskrise (Krisenhefte). November 1857 bis Februar 1858 , apporte une contribution décisive à notre connaissance de l’une des périodes les plus fertiles de la production théorique de Marx. Dans une lettre à Engels de décembre 1857, Marx décrit ainsi son activité :

J’abats un travail gigantesque – le plus souvent jusqu’à 4 heures du matin. Ce travail est de deux sortes : 1. Élaboration des Trait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Grundrisse] (il est absolument nécessaire d’aller au fond de la chose pour le public, et pour moi individually, to get rid of this nightmare [personnellement, de me débarrasser de ce cauchemar]) ; 2. La crise actuelle. À ce sujet, en dehors des articles pour le Tribune, je note simplement tout au jour le jour mais cela prend un temps considérable. Je pense que, about [vers] le printemps, nous pourrions écrire ensemble un pamphlet sur cette histoire – pour nous signaler de nouveau au public allemand – pour montrer que nous sommes de nouveau et toujours là, always the same [toujours les mêmes].

Le plan de Marx est donc de travailler en même temps sur deux projets : un ouvrage théorique sur la critique 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un livre plus directement lié à l’actualité et consacré aux vicissitudes de la crise en cours. C’est pourquoi, dans les « Cahiers de la crise », à la différence des volumes précédents, Marx ne compile pas des extraits des travaux d’autres économistes, mais rassemble une grande quantité de reportages sur les grandes faillites bancaires, sur les variations des cours de la bourse, sur les changements dans la structure du commerce, sur les taux de chômage et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L’attention particulière qu’il accorde à ces derniers distingue son analyse de celle de tant d’autres qui attribuent les crises exclusivement à une insuffisance d’offre de crédits et à la multiplication des phénomènes spéculatifs. Marx répartit ses notes dans trois cahiers distincts. Dans le premier, le plus court, intitulé « 1857 France », il recueille des données sur l’état du commerce français et les principales mesures prises par la Banque de France. Le second, le « Cahier sur la crise de 1857 », est presque deux fois plus long et traite principalement de la Grande-Bretagne et du marché monétaire. Des thèmes similaires sont traités dans le troisième cahier, légèrement plus long, le « Cahier sur la crise commerciale », dans lequel Marx prend en notes des données et des nouvelle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industrielles, la production de matières premières et le marché du travail.

Le travail de Marx est toujours aussi rigoureux : il copie dans plus d’une douzaine de revues et de journaux, par ordre chronologique, les parties les plus intéressantes de nombreux articles et toute autre information qu’il peut utiliser pour saisir ce qui se passait. Sa principale source est The Economist – un hebdomadaire dans lequel il a puisé environ la moitié de ses notes – mais il consulte aussi fréquemment le Morning Star,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et The Times. Tous ces extraits sont compilés en langue anglaise. Dans ces carnets, Marx ne se contente pas de transcrire les principales nouvelles concernant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et la Grande-Bretagne. Il suit également les événements les plus significatifs dans d’autres pays européens – notamment la France, l’Allemagne, l’Autriche, l’Italie et l’Espagne – et s’intéresse à d’autres parties du monde, notamment l’Inde et la Chine, l’Extrême-Orient, l’Égypte et même le Brésil et l’Australie.

Au fil des semaines, Marx abandonne l’idée de publier un livre sur la crise et concentre toute son énergie sur son travail théorique,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qui, selon lui, ne peut plus attendre. Pourtant, les « Cahiers de la crise » restent particulièrement utiles et permettent de réfuter une idée fausse de ce qu’étaient les principaux intérêts de Marx pendant cette période. Dans une lettre du début de l’année 1858 à Engels, il écrit que « dans la méthode » à utiliser pour son travail, « la Logique de Hegel » lui a « rendu grand service » et il ajoute qu’il voulait mettre en évidence son « fond rationnel » . Sur cette base, certains interprètes ont conclu que lors de la rédaction des Grundrisse, Marx avait passé un temps considérable à étudier la philosophie hégélienne. Mais la publication du volume IV/14 montre clairement que sa principale préoccupation à l’époque était l’analyse empirique des événements liés à la grande crise économique qu’il prédisait depuis si longtemps.

Les efforts infatigables déployés par Marx pour achever sa «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 peuvent être appréhendés également à travers le volume III/12,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Januar 1862 bis September 1864 , qui contient sa correspondance entre janvier 1862 et le moment de la fondatio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ur les 425 lettres conservées, 112 sont des échanges entre Engels et Marx, tandis que 35 ont été écrites à des tiers et 278 reçues de tiers (227 de ces lettres sont publiées ic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inclusion de ces dernières – la différence la plus notable par rapport aux éditions précédentes – constitue un véritable trésor, fournissant une foule d’informations nouvelles sur les événements et les théories que Marx et Engels ont découverts grâce aux femmes et des hommes avec lesquels ils partageaient leur engagement politique.

Comme tous les autres volumes de correspondance de la MEGA², celui-ci se termine également par un registre des lettres écrites par, ou adressées à, Marx et Engels et dont n’a gardé que des traces. Elles sont au nombre de 125, soit près d’un quart du nombre de lettres conservées, dont 57 écrites par Marx. Là, même le chercheur le plus rigoureux en est réduit à spéculer et à parier sur des hypothèses diverses.

Les principales questions abordées dans cette correspondance sont, entre autres, la guerre civile américaine, la révolte polonaise contre l’occupation russe et la naissance du Parti social-démocrate allemand inspiré par les principes de Ferdinand Lassalle. Mais un autre thème revient constamment, la lutte permanente que mène Marx pour progresser dans la rédaction du Capital.

Durant cette période, Marx se lance dans un nouveau domaine de recherche : les 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 Dans dix cahiers, il dissèque minutieusement l’approche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 qui l’ont précédé, son idée de base étant que « tous les économistes sans exception commettent la même faute : ils ne considèrent pas la plus-value en tant que telle, mais sous les formes particulières du profit et de la rente ».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Marx, elle, est toujours aussi désespérée. En juin 1862, il écrit à Engels : « Ma femme me répète chaque jour qu’elle voudrait être sous terre avec les enfants et je ne peux vraiment pas lui en vouloir, car les humiliations, les tourments et les angoisses que cette situation oblige à endurer sont effectivement inimaginables . » La situation est si extrême que Jenny décide de vendre certain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personnelle de son mari, mais elle ne trouve personne pour les acheter. Néanmoins, Marx parvient à « donner un grand coup de collier » et exprime une note de satisfaction à Engels : « curieusement, cela fait des années que mon cerveau n’a travaillé aussi bien, malgré toute cette misère ambiante . » En septembre, Marx écrit à Engels qu’il pourrait trouver un emploi « dans une agence des chemins de fer » au cours de la nouvelle année . En décembre, il répète à son ami Ludwig Kugelmann que la situation était devenue si désespérée qu’il avait décidé de devenir un « praticien », tout en ajoutant avec son don pour le sarcasme : « Fût-ce chance ou malchance ! Ma mauvaise écriture fut cause que je n’obtins pas cette place. »

En plus de ses angoisses financières, Marx souffre de problèmes de santé. Néanmoins, de l’été 1863 à décembre 1865, il se lance dans une nouvelle rédaction des différentes parties en lesquelles il avait décidé de subdiviser le Capital. Mais en fin de compte, il ne réussit à rédiger que la première ébauche du Livre I, un manuscrit, unique, du Livre III (dans lequel il offre son seul exposé du processus comple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une première version du Livre II, contenant la première présentation générale du processus de circulation du capital.

Le volume II/11 de la MEGA², 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 contient tous les manuscrits définitifs relatifs au Livre II du Capital que Marx a rédigés entre 1868 et 1881. Neuf de ces dix manuscrits n’avaient pas été publiés auparavant. En octobre 1867, Marx reprend le Livre II du Capital, mais divers problèmes de santé l’obligent à une nouvelle interruption soudaine.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lorsqu’il est en mesure de reprendre le travail, près de trois ans se sont écoulés depuis la dernière version qu’il a écrite. Marx achève les deux premiers chapitres au cours du printemps 1868, en plus d’un groupe de manuscrits préparatoires – consacrés à la relation entre la plus-value et le taux de profit, à la loi du taux de profit et aux métamorphoses du capital – qui l’occupent jusqu’à la fin de l’année. La nouvelle version du troisième chapitre est achevée au cours des deux années suivantes. Le volume II/11 se termine par un certain nombre de textes courts que Marx, vieillissant, a écrits entre février 1877 et le printemps 1881.

Les brouillons du Livre II du Capital, laissés dans un état rien moins que définitif, présentent un certain nombre de problèmes théoriques. Cependant, une version définitive du volume II a été publiée par Engels en 1885 et figure aujourd’hui dans le volume II/13 de MEGA² intitulé :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eiter Band.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Engels. Hambourg 1885.

Enfin, le volume II/4.3, Karl Marx,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8. Teil 3 , complète la deuxième section de la MEGA². Ce volume, qui fait suite aux II/4.1 et II/4.2 de la série précédente , contient 15 manuscrits jusqu’ici inédits, datant de l’automne 1867 à la fin de l’année 1868. Sept d’entre eux sont des ébauches de fragments Livre III du Capital ; ils ont un caractère très fragmentaire et Marx n’a jamais réussi à les mettre à jour d’une manière qui reflète l’avancement de ses recherches. Trois autres se rapportent au deuxième volume, tandis que les cinq derniers abordent des questions concernant les liens entre les volumes 2 et 3 et comprennent des extraits commentés des œuvres d’Adam Smith et de Thomas Malthus. Ces dernier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stimulants pour les économistes qui s’intéressent à la théorie marxienne du taux de profit et à ses idées sur la théorie des prix. Les études philologiques liées à la préparation de ce volume ont également montré que le manuscrit original du Livre I du Capital (dont le fameux « chapitre inédit » était considéré comme la seule partie subsistante) date en fait de la période 1863-1864, et que Marx l’a découpé et repris dans la copie préparée pour la publication.

Avec la publication de ce volume II/4.3, tous les textes annexes du Capital sont désormais disponibles, depuis la fameuse « Introduction », écrite en juillet 1857 lors de l’un des plus grands krachs de l’histoire du capitalisme, jusqu’aux derniers fragments composés au printemps 1881. Il s’agit de 15 volumes, chacun redoublé par un appareil critique volumineux. Ils comprennent tous les manuscrits de la fin des années 1850 et du début des années 1860, la première version du Capital publiée en 1867 (dont certaines parties seront modifiées dans les éditions ultérieures), la traduction française revue par Marx parue entre 1872 et 1875, et toutes les modifications qu’Engels a apportées aux manuscrits des volumes 2 et 3. À côté de cela, le coffret habituel des trois Livres du Capital apparaît bien léger. On peut dire sans exagération que ce n’est que maintenant que nous pouvons comprendre pleinement les mérites, les limites et l’incomplétude du magnum opus de Marx.

Le travail éditorial entrepris par Engels après la mort de son ami pour préparer les Livres inachevés du Capital en vue de leur publication a été extrêmement compliqué. Les différents manuscrits, brouillons et fragments des Livres II et III, écrits entre 1864 et 1881, correspondent à plus de 2 300 pages de la MEGA². Engels a réussi à publier le volume II en 1885 et le volume III en 1894. Il faut cependant garder à l’esprit que ces deux volumes sont issus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textes incomplets, souvent composés de matériaux hétérogènes. Ils ont été écrits à des époques diverses et incluent donc des versions différentes, parfois contradictoires, des idées de Marx.

L’INTERNATIONALE, LES RECHERCHES DE MARX APRÈS LE CAPITAL, ET LES DERNIERS TRAVAUX D’ENGELS
Immédiatement après la publication du Capital, Marx reprend son activité militante et s’engage avec constance dans le travail lié à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ette phase de sa biographie politique est documentée dans le tome I/21,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September 1867 bis März 1871 , qui contient plus de 150 textes et documents pour la période 1867-1871, ainsi que les procès-verbaux de 169 réunions londoniennes du Conseil général (absents de toutes les éditions précédentes des œuvres de Marx et Engels ) dans lesquelles Marx est intervenu. Ce volume fournit donc un matériau de recherche important pour des années cruciales de la vie de l’Internationale.

Dans les premiers temps de l’organisation, en 1864, les idées de Proudhon sont hégémoniques en France, en Suisse romande et en Belgique et les mutualistes – nom sous lequel ses disciples sont connus – constituent l’aile la plus modérée de l’Internationale. Résolument hostiles à l’intervention de l’État dans quelque domaine que ce soit, ils s’opposaient à la socialisation de la terre et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ainsi qu’à tout recours à la grève. Les textes publiés dans ce volume montrent que Marx a joué un rôle clé dans la lutte de longue haleine pour réduire l’influence de Proudhon dans l’Internationale. Ils comprennent l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préparation des congrès de Bruxelles (1868) et de Bâle (1869), où l’Internationale s’est prononc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clairement sur la socialisation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par les autorités étatiques et en faveur du droit d’abolir la propriété individuelle de la terre. Cela marque une victoire importante pour Marx et la première apparition des principes socialistes dans le programme politique d’une grande organisation ouvrière.

Au-delà de la seule question du programme politique de l’AIT, la fin des années 1860 et le début des années 1870 sont riches en conflits sociaux. De nombreux ouvriers mobilisés décident de prendre contact avec l’Internationale, dont la réputation s’étend de plus en plus, et de lui demander de soutenir leurs luttes. Cette période voit également la naissance de certaines sections d’ouvriers irlandais en Angleterre. Marx s’inquiète de la division que le nationalisme violent avait engendrée dans les rangs du prolétariat et, dans un document connu sous le nom de « Communication confidentielle », il souligne que « la bourgeoisie anglaise n’a pas seulement exploité la misère irlandaise pour maintenir la classe ouvrière en Angleterre par l’immigration forcée d’Irlandais pauvres » ; elle a également réussi à diviser les travailleurs « en deux camps ennemis ». Selon lui, « un peuple qui en asservit un autre forge ses propres chaînes » et la lutte des classes ne peut éluder une question aussi décisive. Un autre thème majeur du volume, traité avec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dans les textes d’Engels rédigés pour The Pall Mall Gazette, est l’opposition à la guerre franco-prussienne de 1870-1871.

Le travail de Marx au sei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étend de 1864 à 1872, et le tout nouveau volume IV/18,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Februar 1864 bis Oktober 1868, November 1869, März, April, Juni 1870, Dezember 1872 nous permet de découvrir une part jusqu’ici inconnue des études réalisées pendant ces années. Marx fait des recherches avant et après la publication du Livre I du Capital, mais également après 1867, lorsqu’il prépare les Livres II et III pour la publication. Ce volume de la MEGA² se compose de cinq livres d’extraits et de quatre cahiers contenant les résumés de plus d’une centaine d’ouvrages publiés, de comptes rendus de débats parlementaires et d’articles journalistiques. La partie la plus importante et la plus théorique de ces matériaux concerne les recherches de Marx sur l’agriculture, ses principaux centres d’intérêt étant la rente foncière, les sciences naturelles, les réalités agraires dans divers pays européens et aux États-Unis, en Russie, au Japon et en Inde, et les systèmes fonciers dans les sociétés précapitalistes.

Marx lit attentivement un ouvrage du scientifique allemand Justus von Liebig,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1843), qu’il considère comme essentiel car il lui permet de modifier sa croyance antérieure selon laquelle les découvertes scientifiques de l’agriculture moderne résolvent le problème de la reconstitution des sols. Dès lors, il s’intéresse de plus en plus à ce que nous appellerions aujourd’hui « l’écologie », en particulier à l’érosion des sols et à la déforestation. Parmi les autres ouvrages qui ont fortement impressionné Marx à cette époque, il faut également d’accorder une place particulière à l’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ß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1854) du théoricien politique et historien du droit Georg Ludwig von Maurer. Dans une lettre adressée à Engels, il déclare avoir trouvé les livres de Maurer « extrêmement importants », car ils abordent d’une manière entièrement différente « non seulement la préhistoire, mais aussi toute l’évolution ultérieure des villes libres d’Empire,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jouissant de l’immunité, de la puissance publique [et] de la lutte entre la paysannerie libre et le servage ». Marx approuve en outre la démonstration de Maurer selon laquell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e la terre appartient à une période historique précise et n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un trait naturel de la civilisation humaine. Enfin, Marx étudie en profondeur trois ouvrages allemands de Karl Fraas : Klima und Pflanzenwelt in der Zei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beider (1847), Geschichte der Landwirthschaft (1852) et Die Natur der Landwirthschaft (1857). Il trouve le premier ouvrage « très intéressant », appréciant particulièrement la partie dans laquelle Fraas démontre que « à l’époque historique, le climat et la flore changent ». Il décrit l’auteur comme un « darwinien avant Darwin », qui « fait apparaître les espèces elles-mêmes pendant l’époque historique ». Marx est également frappé par les considérations écologiques de Fraas et par son inquiétude quant au fait que « la culture – si elle progresse naturellement sans être contrôlée consciemment (le bourgeois qu’il est ne va naturellement pas jusque là) – laisse derrière elle des déserts ». Marx pouvait déceler dans tout cela « une tendance socialiste [inconsciente] ».

Après la publication des « Cahiers sur l’agriculture », on peut affirmer avec plus d’évidence qu’auparavant que l’écologie aurait pu jouer un rôle beaucoup plus important dans la pensée de Marx s’il avait eu l’énergie de terminer les deux derniers volumes du Capital . Bien sûr, la critique écologique de Marx est anticapitaliste dans son élan et, malgré les espoirs qu’il place dans le progrès scientifique, elle implique une remise en question du mode de production dans son ensemble.

L’ampleur des études de Marx en matière de sciences naturelles apparaît pleinement depuis la publication du volume IV/26, 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zur Geologie, Mineralogie und Agrikulturchemie. März bis September 1878 . Au printemps et à l’été 1878, la géologie, la minéralogie et la chimie agraire occupent une place plus centrale dans les études de Marx que l’économie politique. Il compile des extraits de plusieurs ouvrages, don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aw Materials of Commerce (1872) de John Yeats, Das Buch der Nature (1848) du chimiste Friedrich Schoedler et 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 (1856) du chimiste et minéralogiste James Johnston. Entre juin et début septembre, il travaille sur le Student’s Manual of Geology (1857) de Joseph Jukes, dont il recopie beaucoup d’extraits. Ceux-ci portent principalement sur des questions de méthodologie scientifique, sur les étapes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géologie en tant que discipline, et sur son utilité pour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et agricole.

Ces aperçus scientifiques éveillent chez Marx le besoin de développer ses idées sur le profit, sur lequel ses dernières recherches remontent au milieu des années 1860, lors de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de section, « La transformation du surprofit en rente foncière », pour le Livre III du Capital. Certains de ses résumés de textes scientifiques ont pour but de lui faire mieux comprendre l’objet qu’il étudie. Mais d’autres extraits, plus axés sur les aspects théoriques, étaient destinés à être utilisés pour l’achèvement du Livre III. Engels rappellera plus tard que Marx « a étudié à fond (…) la préhistoire, l’agronomi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russe et américaine, la géologie, etc., notamment pour élaborer, avec une exhaustivité inédite, la section sur la rente foncière du Livre III du Capital ». Ces volumes de MEGA² sont d’autant plus importants qu’ils permettent de réfuter le mythe, répété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e biographies et d’études, selon lequel le Capital aurait satisfait sa curiosité intellectuelle et lui aurait fait complètement abandonner les nouvelles études et recherches .

Enfin, trois livres de la MEGA² publiés au cours de la dernière décennie concernent le dernier Engels. Le volume I/30, Friedrich Engels,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Mai 1883 bis Septembre 1886 , contient 43 textes rédigés dans les trois années qui ont suivi la mort de Marx. Parmi les 29 plus importants, 17 sont des articles journalistiques parus dans certains des principaux journaux de la presse ouvrière européenne. En effet, bien que durant cette période il soit principalement absorbé par l’édition des manuscrits incomplets du Capital de Marx, Engels n’oublie pas d’intervenir sur une série de questions politiques et théoriques brûlantes. Il publie ainsi notamment un ouvrage polémique qui s’en prend à la résurgence de l’idéalisme dans les milieux universitaires allemands, Ludwig Feuerbach et la fin de la philosophie classique allemande (1886). Quatorze autres textes, publiés en annexe de ce volume, sont des traductions d’Engels et une série d’articles signés par d’autres auteurs qui ont bénéficié de sa collaboration.

La MEGA² a également publié un volume de correspondance d’Engels, le volume III/30, 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Oktober 1889 bis November 1890 , qui contient 406 lettres conservées sur les plus de 500 qu’il a écrites entre octobre 1889 et novembre 1890. En outre, l’inclusion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lettres d’autres correspondants permet d’apprécier plus profondément la contribution d’Engels à la croissance des partis ouvriers en Allemagne, en France et en Grande-Bretagne, sur toute une série de questions théoriques et organisationnelles. Certains des articles en question concernent la naissance et les nombreux débats de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dont le congrès fondateur a lieu le 14 juillet 1889.

Enfin, le volume I/32, Friedrich Engels,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März 1891 bis August 1895 , rassemble les écrits des quatre dernières années de la vie d’Engels. On y trouve un certain nombre d’articles écrits pour les principaux journaux socialistes de l’époque, dont Die Neue Zeit, Le Socialiste et Critica Sociale, mais aussi des préfaces et des postfaces à diverses réimpressions d’œuvres de Marx et d’Engels, des transcriptions de discours, d’entretiens et de vœux aux congrès du parti, des comptes rendus de conversations, des documents qu’Engels a rédigés en collaboration avec d’autres, ainsi qu’un certain nombre de traductions.

Ces trois volumes s’avéreront donc fort utiles pour approfondir l’étude des contributions théoriques et politiques du dernier Engels. Les nombreuses publications et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organisées à l’occasion du bicentenaire de sa naissance (1820-2020) ont apporté de nouveaux éclairages sur ces douze années qui ont suivi la mort de Marx et pendant lesquelles Engels s’est consacré à la diffusion du marxisme.

UN AUTRE MARX ?
Quelle image de Marx ressort de la nouvelle édition historico-critique de ses œuvres ? À certains égards, ce nouveau Marx diffère du penseur que de nombreux adeptes et opposants ont présenté au fil des ans – pour ne rien dire des statues de pierre que l’on trouvait sur les places publiques des régimes autoritaires d’Europe de l’Est, qui le montraient pointant l’index vers l’avenir avec une certitude impérieuse. Mais il serait mensonger d’affirmer – comme le font ceux qui saluent avec excès d’enthousiasme un « Marx inconnu » dès que paraît un nouveau texte – que les recherches récentes ont bouleversé tout ce que l’on savait déjà sur lui. Ce que la MEGA² fournit, au contraire, c’est la base philologique permettant de repenser un Marx différent. Non pas parce que la lutte des classes disparaîtrait de sa pensée (comme certains universitaires le souhaiteraient, reprenant le vieux refrain du « Marx économiste » contre le « Marx militant », mais parce qu’il apparaît radicalement différent de l’auteur converti dogmatiquement en source et origine d’un « socialisme réellement existant » centré sur ce seul conflit de classes.

Les nouvelles avancées réalisées dans les études marxiennes laissent penser que l’exégèse de l’œuvre de Marx est à nouveau susceptible de gagner en subtilité. Pendant longtemps, de nombreux marxistes ont mis en avant les écrits du jeune Marx – principalement les Manuscrit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1844 et L’Idéologie allemande – alors même que le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restait son texte le plus lu et le plus cité. Dans ces premiers écrits, cependant, on trouve de nombreuses idées qui ont été abandonnées dans ses travaux ultérieurs. Pendant longtemps, la difficulté d’examiner les recherches de Marx dans les deux dernières décennies de sa vie a entravé notre connaissance des acquis importants qu’il a réalisés à cette époque. Mais c’est surtout dans le Capital et ses brouillons, ainsi que dans les recherches de ses dernières années, que nous trouvons les réflexions les plus précieuses sur la critique d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Elles représentent les dernières conclusions, certainement pas définitives, auxquelles Marx est parvenu. Examinées de façon critique à la lumière des changements survenus dans le monde depuis sa mort, elles peuvent encore s’avérer utiles pour une tâche qui demeure importante : théoriser, après les échecs du XXe siècle, un modèle socio-économique alternatif au capitalisme.

Grâce à la MEGA², il n’est plus possible de prétendre que Marx serait un penseur sur lequel tout a déjà été écrit et dit. Il y a encore tant à apprendre de Marx. Il est aujourd’hui possible de le faire en étudiant non seulement ce qu’il a écrit dans ses œuvres publiées, mais aussi les questions et les doutes que contiennent ses manuscrits inachevés.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Guillaume Fondu

Références
1. Il existe plusieurs ouvrages qui témoignent de cet intérêt renouvelé. Voir Musto Marcello (ed.), The Marx Revival: Essential Concept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 Les volumes II/4.1 et II/4.2 furent publiés avant l’interruption de la MEGA², tandis que le II/4.3 n’a finalement paru qu’en 2012. Ce triple volume porte le nombre total de volumes de la MEGA² publié depuis 1975 à 67. A l’avenir, certains volumes ne seront publiés que sous forme numérique.
3. La MEGA² a publié un volume particulièrement intéressant de ce point de vue, le vol. IV/32 :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édité par Hans-Peter Harstick, Richard Sperl and Hanno Strauß,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Il consiste en un index de 1450 ouvrages (2100 tomes), soit les deux tiers des livres que possédaient Marx et Engels. Le volume indique en outre, pour chaque volume, les pages sur lesquelles Marx et Engels ont laissé des notes.
4. Pour une recension des 13 volumes de la MEGA² publiés entre 1998, année de la reprise du travail de la MEGA², et 2007, voir Marcello Musto, « The Rediscovery of Karl Marx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52 (2007), n°3, pp. 477-498. La présente recension porte sur les 15 volumes publiés entre 2008 et 2019, soit un total de 20 508 pages.
5. Marx Karl, « Marx’s Undertaking Not to Publish Anything in Belgium on Current Politics »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llected Works, vol. 4, Lawrence & Wishart (Electric Book), 2010, p. 677. [Citation traduite depuis la version anglaise, NDT]
6. Marx Karl, »Erklärung gegen Karl Grün »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Werke, vol.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p. 38. [Citation traduite depuis l’original allemand, NDT]
7. Lettre de Karl Marx à Carl Wilhelm Julius Leske, 1er août 1846,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Tome I, Paris, Les éditions sociales, 2019, p. 396.
8.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et la fin de la philosophie classique allemande (1888),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6. En réalité, Engels avait déjà employé cette expression en 1859, dans sa recension de la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Marx, mais ce texte ne rencontra guère d’écho et le terme ne commença à circuler qu’après la publication du Ludwig Feuerbach.
9. Althusser Louis, Pour Marx (1965),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p. 25.
10. Lefebvre Henri, 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40), Paris, Puf, 1990, p. 65.
11. Cette phrase ne se trouve pas telle quelle dans l’édition française ayant servi de base au volume anglais. Nous retraduisons donc à partir de ce dernier : Rubel Maximilien, Marx Life and Works, Londres, Macmillan, 1980. p. 13.
12. McLellan David, Karl Marx, Londres, Fontana, 1975, p. 37.
13. MEGA², vol. I/5, édité par Ulrich Pagel, Gerald Hubmann et Christine Weckwerth, Berlin, De Gruyter, 2017.
14. Quelques années avant la publication de ce volume I/5, en 2003, le Marx-Engels-Jahrbuch avait publié une édition allemande des deux premiers chapitres :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Weydemeyer Joseph, Die Deutsche Ideologie. Artikel, Druckvorlagen, Entwürfe, Reinschriftenfragmente und Notizen zu « I. Feuerbach » und « II Sankt Bruno ». Sur cette base, deux chercheurs ont proposé une nouvelle édition anglaise du « Chapitre sur Feuerbach » : Carver Terrell et Blank David, Marx and Engels’s « German Ideology » Manuscripts: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 Feuerbach Chapter », New York, Palgrave, 2014. Les deux auteurs prétendent à une fidélité maximale au texte original et critiquent l’édition du Marx-Engels Jahrbuch (désormais incluse dans le volume I/5) car, dans la continuité des éditeurs du XXe siècle, elle arrange les manuscrits de manière à donner l’impression d’une œuvre cohérente quoique inachevée.
15.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et Weydemeyer Joseph, L’Idéologie allemande. Premier et deuxième chapitres, Paris, Les éditions sociales, 2014, p. 261.
16.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August 1845, MEGA², vol. IV/4, édité par l’Institut du marxisme-léninisme, Berlin, Dietz, 1988.
17. MEGA², vol. IV/5, édité par Gueorgui Bagaturia, Timm Graßmann, Aleksander Syrov and Liudmila Vasina, Berlin, De Gruyter, 2015.
18. MEGA², vol. I/7, édité par Jürgen Herren et François Melis, Berlin, De Gruyter, 2016.
19. Marx Karl, « La bourgeoisie et la contre-révolution » (1848)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La Nouvelle Gazette rhénane, trad. L. Netter, tome 2,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9, p. 250.
20. Marx Karl,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1850), in Marx Karl, Oeuvres IV. Politique I, op. cit., p. 332.
21. MEGA2, I/16, édité par Claudia Rechel et Hanno Strauß, Berlin, De Gruyter, 2018. Marx Karl,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1850), in Marx Karl, Oeuvres IV. Politique I, op. cit., p. 332.
22. MEGA², vol. IV/14, édité par Kenji Mori, Rolf Hecker, Izumi Omura et Atsushi Tamaoka, Berlin, De Gruyter, 2017.
23.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18 Décembre 1857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Tome 5,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5, p. 89.
24.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16 Janvier 1858, in ibidem, pp. 116-117.
25. MEGA², vol. III/12, édité par Galina Golovina, Tatiana Gioeva et Rolf Dlubek,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3.
26. Marx Karl, 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 Tome 1,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4, p. 26.
27.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18 Juin 1862,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Tome 7,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9, pp. 50-51.
28. Idem.
29.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4 Octobre 1862, in ibidem, p. 89.
30. Lettre de Karl Marx à Ludwig Kugelmann, 29 Décembre 1862, in ibidem, p. 109.
31. MEGA2, vol. II/11, édité par Teinosuke Otani, Liudmila Vasina and Carl-Erich Vollgraf,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8.
32. MEGA2, vol. II/1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8.
33. MEGA2, vol. II/4.3, édité par Carl-Erich Vollgraf,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2. Une partie de ce volume a été récemment traduite en anglais : Karl Marx, «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7-68 (Excerpt)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7 (2019), n° 4, pp. 162-192.
34. Le volume II/4.2 a été récemment traduit en anglais : Moseley Fred (ed.),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 Leyde, Brill, 2015.
35. Voir Vollgraf Carl-Erich, « Einführung », in MEGA², vol. II/4.3, op. cit., pp. 421-74.
36. MEGA², vol. I/21, édité par Jürgen Herre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9.
37. On a utilisé certains d’entre eux, par exemple l’adresse et les résolutions présentées lors des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pour préparer un volume d’anthologie paru à l’occasion des 150 ans de l’organisation : Marcello Musto, Pour lir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2014), Paris, Les éditions sociales, 2022.
38. Marx Karl, « Konfidentielle Mitteilung » (1870),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Werke, vol. 16,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p. 416. [Citation traduite à partir de l’original allemand, NDT]
39. Ibidem, p. 417.
40. MEGA², vol. IV/18, édité par Teinosuke Otani, Kohei Saito and Timm Graßmann, Berlin, De Gruyter, 2019.
41.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25 Mars 1868,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Tome 9,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82, pp. 192-193.
42. Ibidem, p. 194-195.
43. Sur ces questions, on se reportera à l’ouvrage de l’un des éditeurs du volume IV/18 : Saito Kohei,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44. MEGA², vol. IV/26, édité par Anneliese Griese, Peter Krüger and Richard Sperl,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45. Engels Friedrich, « Marx, Heinrich Karl »,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Werke, vol. 22, Berlin, Dietz Verlag, 1963, p. 342. [Citation traduite depuis l’original allemand, NDT] Le grand intérêt porté par Marx aux sciences naturelles, demeuré longuement ignoré, est désormais manifeste grâce au vol. IV/31 :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xzerpte und Notizen. Mitte 1877 bis Anfang 1883, édité par Annalise Griese, Friederun Fessen, Peter Jäckel and Gerd Pawelzig, Berlin, Akademie, 1999. Ce volume contient les notes prises par Marx après 1877 sur des ouvrages de chimie organique et inorganique.
46. Voir Musto Marcello, 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traduction française à paraître en 2023 aux PUF. Voir également Smith David (ed), Marx’s World: Global Socie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Marx’s Late Manuscripts, Londr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47. MEGA2, vol. I/30, édité par Renate Merkel-Meli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48. MEGA2, vol. III/30, édité par Gerd Callesen et Svetlana Gavril’čenko,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3.
49. MEGA2, vol. I/32, édité par Peer Kösli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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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Maki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Le Capital

Capital: An Unfinished Masterpiece
In February 1867, after several years of hard work, Marx was finally able to give Engels the long-awaited news that Volume I of his masterpiece was finished. Marx went to Hamburg to deliver the manuscript and, in agreement with his editor Otto Meissner, it was decided that Capital would appear in 3 volumes. The first of them –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Capital’ – was put on sale on 14 September. A few months before that date, Marx had written to his friend Johann Philipp Becker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his book was, ‘without question, the most terrible missile that has yet been hurled at the heads of the bourgeoisie (landowners included)’ (Marx to Becker, 17 April 1867, Marx and Engels 1987: 358).

Following the final modifications, the table of contents was as follows:

Preface
1. Commodity and money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y into capital
3. The production of absolute surplus value
4. The production of relative surplus value
5.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surplus value
6. 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ppendix to Part 1, 1: The form of value.
(Marx 1983: 9-10)

Despite the long labour of composition before 1867, the structure of Capital would be considerably expanded over the coming years, and various further modifications would be made to the text. Volume I therefore continued to absorb significant energies on Marx’s part even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October 1867, Marx returned to Capital, Volume II. But this brought a recurrence of his health issues: liver pains, insomnia and carbuncles (see Musto 2018). The new year began much as the old one had ended and at times he was even unable to attend to his correspondence. As soon as he could return to work, he took a great interest in questions of history, agriculture and ecology, compiling notebooks of extracts from works by various author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him were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itutive History of the German Mark, Farm, Village, Town and Public Authority (1854), by the political theorist and legal historian Georg Ludwig von Maurer, and three German works by Karl Fraas: Climate and the Vegetable World throughout the Ages, a History of Both (1847),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1852) and The Nature of Agriculture (1857).

While affording Marx a little energy for these new scientific studies, the state of his health continued its ups and downs. Anyway, he was able to put together a group of preparatory manuscrip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plus value and rate of profit,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decline, and the metamorphoses of capital – which occupied him until the end of 1868 (See Musto 2019: 26-7). The next year, however, the carbuncles flared up with exhausting regularity and his liver took another turn for the worse. Despite his plan to finish Volume II by September 1869, which had once seemed realistic, his continuing misfortunes over the following years prevented him from ever completing the second part of his magnum opus.

There were, of course, also theoretical reasons for the delay. From Autumn 1868 to Spring 1869, determined to get on top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capitalism, Marx compiled copious excerpts from texts on the finance and money markets that appeared in The Money Market Review, The Economist and similar publications. His ever-growing interest in developmen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drove him to seek out the most up-to-date information. He wrote to his friend Sigfrid Meyer that ‘it would be of great value […] if [he] could dig up some anti-bourgeois material about landownership and agrarian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explained that, ‘since [he would] be dealing with rent in [his] 2nd volume, material against H. Carey’s “harmonies” would be especially welcome’ (Marx to Meyer, 4 July 1868, Marx and Engels 1988: 61). Moreover, in Autumn 1869, having become aware of recent literature on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Russia, he decided to learn Russian so that he could study it for himself. He pursued this new interest with his usual rigour.

The Search for the Definitive Version of Volume I and Le Capital
After many more interruptions and a period of intense political activ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llowing the birth of the Paris Commune, Marx turned to work on a new edition of Capital, Volume I. Dissatisfied with the way in which he had expounded the theory of value, he spent December 1871 and January 1872 rewriting the 1867 appendix (See Musto 2018: 167-8). This led him to address again the first chapter itself, resulting in the manuscript known as ‘Additions and Changes to Capital, Volume I’ (Marx 1983: 1-55). During the revision of the 1867 edition, Marx inserted a number of addi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and also refine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book. Some of these changes concerned surplus valu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stant capital and variable capital, and the use of machinery and technology. He also expanded the new edition from six chapters to seven books containing 25 chapters, themselves subdivided into more detailed sections. The new edition came out in 1872, with a print run of three thousand copies.

The year 1872 was a year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apital, since April saw the appearance of the Russian translation – the first in a long series (Musto and Amini, forthcoming 2023). Begun by German Lopatin and completed by the economist Nikolai Danielson, it was regarded by Marx as ‘masterly’ (Marx to Davidson, 28 May 1872, Marx and Engels 1989: 385).

In this year, to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rench edition of Capital got under way. Entrusted to Joseph Roy, who had previously translated some of Ludwig Feuerbach’s texts, it was scheduled to appear in batches with the French publisher Maurice Lachâtre, between 1872 and 1875. Marx agreed that it would be good to bring out a ‘cheap popular edition’ (Marx to Lafargue, 18 December 1871, Marx and Engels 1989: 283). ‘I applaud your idea of publishing the translation […] in periodic instalments’, he wrote. ‘In this form the work will be more accessible to the working class and for me that consideration outweighs any other.’ Aware, however, that there was a ‘reverse side’ of the coin, he anticipated that the ‘method of analysis’ he had used would ‘make for somewhat arduous reading in the early chapters’, and that readers might ‘be put off’ when they were ‘unable to press straight on in the first place’. He did not feel he could do anything about this ‘disadvantage’, ‘other than alert and forewarn readers concerned with the truth. 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learning and the only ones with any chance of reaching its sunlit peaks are those who do not fear exhaustion as they climb the steep upward paths” (Letter 4 in Part IV of this volume; also Marx to Lachâtre, 18 March 1872, Marx and Engels 1989: 344).

In the end, Marx had to spend much more time on the translation than he had planned for the proof correction. As he wrote to Danielson, Roy had ‘often translated too literally’ and forced him to ‘rewrite whole passages in French, to make them more palatable to the French public’ (Marx to Danielson, 28 May 1872, Marx and Engels 1989: 385). Earlier that month, his daughter Jenny had told Kugelmann that her father was ‘obliged to make numberless corrections’, rewriting ‘not only whole sentences but entire pages’ (Jenny Marx to Kugelmann, 3 May 1872, Marx and Engels 1989: 578) – and a month later she added that the translation was so ‘imperfect’ that he had been ‘obliged to rewrit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first chapter’ (Jenny Marx to Kugelmann, 27 June 1872, Marx and Engels 1989: 582). Subsequently, Engels wrote in similar vein to Kugelmann that the French translation had proved a ‘real slog’ for Marx and that he had ‘more or less had to rewri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beginning’ (Engels to Kugelmann, 1 July 1873, Marx and Engels 1989: 515).

In revising the translation, moreover, Marx decided to introduce some additions and modifications. These mostly concerned the section on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but also some specific points such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 In the postscript to Le Capital, he did not hesitate to attach to it ‘a scientific value independent of the original’ (Marx 1996: 24). It was no accident that in 1877, when an English edition already seemed a possibility, Marx wrote to Sorge that a translator ‘must without fail […] compare the 2nd German edition with the French edition, in which [he had] included a good deal of new matter and greatly improved [his] presentation of much else’ (Marx to Sorge, 27 September 1877, Marx and Engels 1991: 276). In a letter of November 1878, in which he weighe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of the French edition, he wrote to Danielson that it contained ‘many important changes and additions’, but that he had ‘also sometimes been obliged – principally in the first chapter – to simplify [aplatir] the matter’ (Marx to Danielson, 15 November 1878, Marx and Engels 1991: 343). For this reason, he felt it necessary to clarify later in the month that the chapters ‘Commodities and Mone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y into Capital’ should be ‘translated exclusively from the German text’ (Marx to Danielson, 28 November 1878, Marx and Engels 1991: 346).

The drafts of Capital, Volume II, which were left in anything but a definitive state, present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problems. The manuscripts of Capital, Volume III have a highly fragmentary character, and Marx never managed to update them in a way that reflected the progress of his research. It should also be borne in mind that he was unable to complete a revision of Capital, Volume I that included the changes and additions he intended to improve his book. In fact, neither 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 nor the German edition of 1881 can be considered the definitive version that Marx would have liked it to be.

Marx through Le Capital
Following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in German in 1867, Capital was published in its entirety in only three more editions during Marx’s lifetime. All of them came out, at least in part, in 1872: the Russian translation in the month of March, the revised second German edition – in nine parts – between Spring of that year and January 1873, and the series of 44 instalments of the French translation, from September 1872 to May 1875.

The appearance of Le Capital, translated by Joseph Roy and revised by Marx himself, had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for the diffusion of his work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used for the translation of many extracts into various languages – the first in English and Spanish, for example – as well as for compendia such as the one put together in 1879 by the Italian anarchist Carlo Cafiero, which received Marx’s approval and achieved a wide circulation. More generally, Le Capital represented the first gateway to Marx’s work for read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first Italian translation – published in instalments between 1882 and 1884 and then as a book in 1886 – was made directly from the French edition, as was the translation that appeared in another Mediterranean country (Greece) in 1927. In the case of Spanish, Le Capital made it possible to bring out some partial editions and two complete translations: one in Madrid, in 1967, and one in Buenos Aires, in 1973. Since French was more widely known than German, it was thanks to this version that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as able to reach many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more rapidly. Much the same was true for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In Portugal itself, Capital circulated only through the small number of copies available in French, until an abridged version appeared in Portuguese shortly before the fall of the Salazar dictatorship. In general,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researchers in both Portugal and Brazil found it easier to approach Marx’s work via the French translation than in the original. The few copies that found their way into Portuguese-speaking African countries were also in that language.

Colonialism also partly shaped the mechanisms whereby Capital became available in the Arab world. While in Egypt and Iraq it was English that featured most in the spread of European culture, the French edition played a more prominent role elsewhere, especially in Algeria, which in the 1960s was a significant center for the circulation of Marxist ideas in the Maghreb, as well as in the Levant, where two full Arabic translations of Capital appeared in Syria and Lebanon, in 1956 and 1970 respectively. Moreover, between 1966 and 1970, a serialized Farsi edition was produced in exile,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Le Capital stretched to other parts of Asia. The first Vietnamese translation of Volume I, published between 1959 and 1960, was based on the Roy edition. The highly rigorous studies of Marx in Jap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nabled a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Capital to appear there in 1979, preceded by two anastatic reprints of the French edition in 1967 and 1976. As to China, a Mandarin translation first came out in 1983 – in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to commemorate th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Marx’s death.

Thus, as well as being often consulted by translators around the world and checked against the fourth German edition – published by Engels in 1890 –, Le Capital has until now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complete translations into eight languages, to which we should add numerous partial editions in various countries (Marcello Musto and Babak Amini forthcoming 2023).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t continues to be a source of stimulating debate among people interested in Marx’s work.

In a letter to Friedrich Adolph Sorge, the last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Marx himself remarked that with Le Capital he had ‘consumed so much of [his] time that [he would] not again collaborate in any way on a translation’ (Marx to Sorge, 27 September 1877, Marx and Engels 1991: 276). The toil and trouble that he put into producing the best possible French version were remarkable indeed. But we can certainly say they were well rewarded.

References
1. Still unpublished, these notes are included in the IISH notebooks, Marx-Engels Papers, B 108, B 109, B 113 and B 114.
2. In early 1870 Marx’s wife told Engels that, ‘instead of looking after himself, [he had begun] to study Russian hammer and tongs, went out seldom, ate infrequently, and only showed a carbuncle under his arm when it was already very swollen and had hardened’ (Jenny Marx to Engels, 17 January 1870, Marx and Engels 1988: 551). Engels hastened to write to his friend, trying to persuade him tha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olume II’ he needed ‘a change of life-style’; otherwise, if there was ‘constant repetition of such suspensions’, he would never finish the book (Engels to Marx, 19 January 1870, Marx and Engels 1988: 408). The prediction was spot on.
3. In 1867 Marx had divided Capital, Volume I, into chapters. In 1872 these became sections, each with much more detailed subdivisions.
4. For a list of the additions and modifications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 that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German editions, see Marx 1983: 732-83.
5. The editorial work that Engels undertook after his friend’s death to prepare the unfinished parts of Capital for publication was extremely complex. The various manuscripts, drafts and fragments of volumes II and III, written between 1864 and 1881, correspond to approximately 2,350 pages of the MEGA2. Engels successfully published Volume II, in 1885, and Volume III, in 1894. However,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se two volumes emerged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complete texts, often consisting of heterogeneous material. They were written in more than one period in time and thus include different,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versions of Marx’s ideas.
6. See, for example, Marx to Danielson, 13 December 1881: ‘In the first instance I must first be restored to health, and in the second I want to finish off the 2nd vol. […] as soon as possible. […] I will arrange with my editor that I shall make for the 3d edition only the fewest possible alterations and additions. […] When these 1,000 copies forming the 3d edition are sold, then I may change the book in the way I should have done at present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Marx and Engels 1993: 161).
7. See the sectio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Capital in Europe’ in Musto 2020: 77-85.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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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Karl (1983 [1867])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vol. II/5, Berlin: Dietz Verlag.
Marx, Karl (1996 [1875]) ‘Afterword to the French Edition’,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p. 24.
Marx, Karl, 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108, B 109, B 113 and B 114.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87)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2: Letters, 1864–6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88)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3: Letters 1868–7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89)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4: Letters 1870–7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91)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5: Letters 1874–79,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93)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6: Letters 1880–8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usto, Marcello (2018),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Musto, Marcello (2019) “Introduction: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Capital”, in Marcello Musto (E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p. 1-35.
Musto, Marcello (2020) 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usto, Marcello and Amini, Babak eds. (2023 forthcoming),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s ‘Capital’: A Glob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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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inistra è contro la guerra

Le cause economiche della guerra
Nei dibattiti della Prima Internazionale, César de Paepe formulò quella che sarebbe divenuta la posizione classica del movimento operaio su questo tema, ovvero l’inevitabilità delle guerre nel regime di produzione capitalistico. Nella società contemporanea, esse non sono provocate dalle ambizioni dei monarchi o di singoli individui, bensì sono determinate dal modello economico-sociale dominante. Il movimento socialista mostrò anche quale era la parte di popolazione sulla quale si abbattevano, ineluttabilmente, le conseguenze più nefaste delle guerre. Nel congresso del 1868, i delegati della Prima Internazionale votarono una mozione che impegnava i lavoratori a perseguire “l’abolizione definitiva di ogni guerra”, dal momento che sarebbero stati soprattutto loro a pagare economicamente, quando non con il loro sangue – e senza alcuna distinzione tra vincitori e sconfitti –, le decisioni delle classi dominanti e dei governi che li rappresentavano.

Tra i precursori del socialismo, Claude Henri de Saint Simon si era decisamente schierato non solo in opposizione alla guerra, ma anche al conflitto sociale, ritenuti entrambi colpevoli di ostacolare il fondamentale progresso della produzione industriale. Karl Marx non riassunse in alcuno scritto le sue concezioni – frammentarie e talvolta contraddittorie – sulla guerra, né formulò linee guida per indicare l’atteggiamento più corretto da adottare in proposito. Quando dovette scegliere tra campi opposti, la sua unica costante fu l’opposizione alla Russia zarista, ritenuta l’avamposto della controrivoluzione e uno dei principali ostacoli all’emancipazione della classe lavoratrice . Nel Capitale (1867) affermò che la violenza era una potenza economica, «la levatrice di ogni vecchia società che è gravida di una nuova». Tuttavia, non concepì la guerra come una necessaria scorciatoia per la trasformazione rivoluzionaria e impiegò una parte consistente della sua militanza politica per vincolare la classe operaia al principio della solidarietà internazionale. Come sostenne anche Friedrich Engels, questa agiva in modo determinante, nelle singole nazioni, contro il rischio di pacificazione del conflitto di classe che l’invenzione del nemico esterno, prodotto dalla propaganda bellica, generava ogni volta che scoppiava una guerra. In diverse lettere scambiate con dirigenti del movimento operaio, Engels pose l’accento sulla forza ideologica esercitata dall’inganno del patriottismo e sul ritardo che un’ondata sciovinistica avrebbe causato sull’inizio della rivoluzione proletaria. Inoltre, nell’Anti-Dühring (1878), dopo aver analizzato gli effetti della diffusione di armi sempre più letali, affermò che il socialismo aveva il compito di «fare saltare in aria il militarismo e, con esso, tutti gli eserciti permanenti».

Il tema della guerra fu così importante per Engels che egli decise di dedicarvi uno dei suoi ultimi scritti. In L’Europa può disarmare? (1893), segnalò che, nel vecchio continente, durante i precedenti venticinque anni, ogni Stato aveva cercato di superare l’altro in potenza militare e in preparazione bellica. Ciò aveva generato una produzione di armamenti senza precedenti che rendeva possibile l’approssimarsi di «una guerra di distruzione che il mondo non aveva mai conosciuto». Secondo il co-autore de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1848), «in tutta Europa, il sistema degli eserciti permanenti era stato spinto a un punto talmente estremo da essere condannato a rovinare economicamente i popoli, per via delle spese belliche, o a degenerare in una guerra di annientamento generale». Nella sua analisi, Engels non trascurò di sottolineare che gli eserciti venivano mantenuti non solo per motivi militari, ma anche per fini politici. Essi dovevano «proteggere non tanto dal nemico esterno, quanto da quello interno». Si trattava di accrescere le forze che dovevano reprimere il proletariato e le lotte operaie. Poiché erano i ceti popolari a pagare più di tutti i costi della guerra, attraverso la massa di soldati che fornivano allo Stato e le imposte, il movimento operaio doveva battersi per una «riduzione omogenea e progressiva del servizio militare» e per il disarmo, considerato l’unica, effettiva, «garanzia della pace».

Il fallimento alla prova dei fatti
Ben presto, da argomento teorico analizzato in tempi di pace, la lotta contro il militarismo divenne un problema politico preminente. Con l’espansione imperialista da parte delle principali potenze europee, la controversia sulla guerra assunse un peso sempre più rilevante nel dibattito de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Nel congresso della sua fondazione, venne approvata una mozione che sanciva la pace quale “condizione prima indispensabile di ogni emancipazione operaia”. La mozione votata al Congresso di Stoccarda, del 1907, riassunse tutti i punti divenuti, fino ad allora, patrimonio comune del movimento operaio. Tra essi figuravano: la scelta di voto contrario a leggi di bilancio che proponevano l’aumento delle spese militari e l’avversione agli eserciti permanenti.

L’intensificarsi della concorrenza tra gli Stati capitalisti sul mercato mondiale e lo scoppio di diversi conflitti locali resero lo scenario generale ancora più allarmante. La pubblicazione del libro di Jaurès La nuova armata (1911) favorì la discussione di un altro tema al centro del dibattito di quel periodo: la distinzione tra guerra offensiva e guerra difensiva, nonché sulla condotta da assumere rispetto a quest’ultima, anche nel caso in cui un paese vedesse minacciata la propria indipendenza. Per Jaurès il compito esclusivo dell’esercito era quello di difendere l’autonomia di una nazione da ogni aggressione offensiva – ovvero tutte quelle che non accettavano la risoluzione di un conflitto mediante arbitrato. Tutte le azioni militari che ricadevano in questo ambito erano da considerarsi legittime. La perspicace critica della Luxemburg verso questa posizione evidenziò come i «fenomeni storici quali le guerre moderne non (potevano) essere misurati con il metro della ‘giustizia’, o mediante uno schema cartaceo di difesa e aggressione». Occorreva considerare, inoltre, la difficoltà di poter stabilire se una guerra fosse davvero offensiva o difensiva, ovvero se lo Stato che l’aveva iniziata avesse deliberatamente deciso di attaccare o era stato costretto a farlo a seguito degli stratagemmi adottati dalla nazione che gli si opponeva. Dunque, per la Luxemburg, tale distinzione andava scartata, così come andava criticata l’idea di «nazione armata» di Jaures, poiché tendeva, infine, ad accrescere la militarizzazione già esistente nella società.

Con il passare degli anni, 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si impegnò sempre meno a promuovere una concreta politica d’azione in favore della pace. L’opposizione al riarmo e ai preparativi bellici in atto fu molto blanda e un’ala del Partito Socialdemocratico Tedesco, divenuto sempre più legalista e moderato, barattò il suo voto favorevole ai crediti militari – e poi finanche l’appoggio all’espansione coloniale –, in cambio della concessione di maggiori libertà politiche in patria. Le conseguenze di questa scelta furono disastrose. Il movimento operaio giunse a condividere gli obiettivi espansionistici delle classi dominanti e venne travolto dall’ideologia nazionalista. 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si rivelò del tutto impotente di fronte alla guerra, fallendo in uno dei suoi intenti principali: preservare la pace.

I due esponenti di punta del movimento operaio che si opposero con maggiore vigore alla guerra furono la Luxemburg e Lenin. La prima ammodernò il bagaglio teorico della sinistra sulla guerra e mostrò come il militarismo rappresentasse un nerbo vitale dello Stato. Per Lenin, invece, in Il socialismo e la guerra, Lenin ebbe il merito di mostrare la “falsificazione storica” operata dalla borghesia, ogni qual volta provava ad attribuire un significato “progressivo e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 a quelle che, in realtà, erano guerre “di rapina”, condotte con il solo obiettivo di decidere a quale delle parti belligeranti sarebbe toccato opprimere maggiormente popolazioni straniere. Per Lenin, i rivoluzionari dovevano “trasformare la guerra imperialista in guerra civile”, poiché quanti volevano una pace veramente “democratica e duratura” dovevano eliminare la borghesia e i governi colonialisti.

Il discrimine nell’opposizione alla guerra
La Prima Guerra Mondiale procurò divisioni non solo in seno a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ma anche nel movimento anarchico. Nel Manifesto dei Sedici, Kropotkin postulò la necessità di “resistere a un aggressore che rappresenta l’annientamento di tutte le nostre speranze di emancipazione”. La vittoria della Triplice Intesa contro la Germania costituiva il male minore per non compromettere il livello di libertà esistente. Al contrario, coloro che firmarono con Errico Malatesta il Manifesto internazionale anarchico sulla guerra espressero la convinzione che la responsabilità del conflitto non poteva ricadere su un singolo governo e che non andava “fatta nessuna distinzione tra guerra offensiva e difensiva”. Aggiunsero, inoltre, che “nessuno dei belligeranti aveva il diritto di parlare a nome della civilizzazione o di considerarsi in uno stato di legittima difesa”. La Prima Guerra Mondiale era un ulteriore episodio del conflitto tra capitalisti di diversi stati imperialisti compiuta a spese della classe operaia. Malatesta, Emma Goldman, Ferdinand Nieuwenhuis e la stragrande maggioranza del movimento anarchico erano tutti convinti che sarebbe stato un errore imperdonabile appoggiare i governi borghesi e optarono, senza se e senza ma, in continuità con lo slogan «nessun uomo e neanche un centesimo per l’esercito», per un deciso rifiuto di partecipare – anche indirettamente – a qualsiasi ipotesi bellica.

Come comportarsi dinanzi alla guerra accese anche il dibattito del movimento femminista. A partire dal primo conflitto mondiale, la sostituzione degli uomini inviati al fronte – con un salario di gran lunga inferiore e, pertanto, in condizioni di sovrasfruttamento –, in impieghi precedentemente da loro monopolizzati, favorì il diffondersi di un’ideologia sciovinista anche in una fetta consistente del neonato movimento suffragista. Alcune sue dirigenti giunsero a promuovere petizioni per permettere alle donne di arruolarsi nell’esercito. Smascherare l’inganno dei governi del tempo – che, agitando lo spauracchio dell’aggressore alle porte, si servirono della guerra per derubricare fondamentali riforme di carattere sociale – rappresentò una delle conquiste più significative delle femministe comuniste del tempo. Clara Zetkin, Aleksandra Kollontaj, Silvia Pankhurst e, naturalmente, la Luxemburg, furono tra le prime ad avviare, con lucidità e coraggio, il cammino che indicò, a molte generazioni successive, come la battaglia contro il militarismo fosse un elemento essenziale della lotta contro il patriarcato. Dopo di loro, l’ostracismo alla guerra divenne un elemento distintivo della Giornata internazionale delle donne e, all’insorgere di ogni nuovo conflitto bellico, l’opposizione all’aumento delle spese di guerra figurò tra i punti salienti di numerose piattaforme del movimento femminista globale mondiale.

Il fine non giustifica i mezzi e i mezzi sbagliati danneggiano il fine
Il crescendo di violenze perpetrate dal fronte nazi-fascista – nei confini nazionali così come in politica estera – e lo scoppio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generarono uno scenario ancora più nefasto di quello della guerra del 1914-1918. L’Unione Sovietica venne attaccata dalle truppe di Hitler nel 1941 e fu impegnata in quella Grande Guerra Patriottica che fu decisiva al fine della sconfitta del nazismo e divenne, poi, un elemento così centrale dell’unità nazionale russa da essere sopravvissuta alla caduta del Muro di Berlino e da perdurare fino ai nostri giorni.

A partire dal 1961, sotto la presidenza di Nikita Chruščëv, l’Unione Sovietica inaugurò un nuovo ciclo politico che prese il nome di Coesistenza pacifica. Questa svolta, contraddistinta dall’impegno di non ingerenza e di rispetto della sovranità dei singoli stati, nonché di cooperazione economica con alcuni paesi capitalisti, sarebbe dovuta servire a scongiurare il pericolo di un terzo conflitto mondiale (che anche la Crisi dei missili di Cuba, del 1962, aveva dimostrato possibile) e avrebbe dovuto suffragare la tesi della non inevitabilità della guerra. Tuttavia, questo tentativo di collaborazione costruttiva fu intrapreso esclusivamente nei rapporti con 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e non con i paesi del «socialismo reale». Nel 1956, infatti, l’Unione Sovietica aveva già represso nel sangue la rivolta ungherese. I partiti comunisti dell’Europa occidentale non condannarono, anzi giustificarono, l’intervento delle truppe sovietiche in nome della protezione del blocco socialista e Palmiro Togliatti, segretario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dichiarò: «si sta con la propria parte anche quando sbaglia». La maggioranza di quanti condivisero questa posizione se ne pentì amaramente quando, anni dopo, compresero gli effetti devastanti prodotti dall’intervento sovietico.

Eventi analoghi accaddero in piena epoca di Coesistenza Pacifica, in Cecoslovacchia, nel 1968. Alle richieste di democratizzazione e di decentramento economico, fiorite con la «Primavera di Praga», il politburo del Comitato Centrale del Partito Comunista dell’Unione Sovietica rispose, con deliberazione unanime, inviando mezzo milione di soldati e migliaia di carri armati. Al congresso del Partito Operaio Unificato Polacco, del 1968, Leonid Brežnev spiegò di voler dare concreta attuazione a un principio che definì di «sovranità limitata». Egli affermò che «quando le forze che sono ostili al socialismo cercano di portare lo sviluppo di alcuni paesi socialisti verso il capitalismo, questo non diventa solo un problema del paese coinvolto, ma un problema comune e una preoccupazione per tutti i paesi socialisti». Secondo questa logica antidemocratica, la scelta di stabilire cosa fosse o non fosse «socialismo» era, naturalmente, puro arbitrio dei dirigenti sovietici. Questa volta, le critiche a sinistra non mancarono e furono, anzi, prevalenti. La riprovazione nei confronti dell’Unione Sovietica non fu espressa soltanto dai neonati movimenti della nuova sinistra, ma dalla maggioranza dei partiti comunisti e anche dalla Cina. Ciò nonostante, i russi non fecero marcia indietro e portarono a compimento quello che definirono essere un processo di «normalizzazione». L’Unione Sovietica continuò a destinare una parte significativa delle sue risorse economiche alle spese militari e ciò contribuì all’affermazione di una cultura autoritaria e di guerra nella società. Così facendo, si alienò, definitivamente, le simpatie del movimento per la pace, divenuto ancora più vasto in occasione delle straordinarie mobilitazioni contro la guerra in Vietnam.

Uno dei principali avvenimenti bellici verificatisi nel decennio successivo fu l’invasione sovietica dell’Afghanistan. Nel 1979, l’Armata Rossa tornò ad essere lo strumento principale della politica estera di Mosca, che continuava ad arrogarsi il diritto di intervenire in quella che riteneva essere la propria «zona di sicurezza». L’infausta decisione di occupare l’Afghanistan si trasformò in un estenuante stillicidio che si protrasse per oltre dieci anni, causando un numero ingente di morti e profughi. In questa occasione, le reticenze del movimento comunista internazionale furono molto minori rispetto a quelle palesatesi dinanzi agli attacchi sovietici in Ungheria e in Cecoslovacchia. Tuttavia, questa nuova guerra rese ancora più evidente, all’opinione pubblica mondiale, la frattura esistente tra il «socialismo reale» e una politica alternativa, fondata sull’opposizione al militarismo e sulla pace.

L’insieme di questi interventi militari non solo sfavorì il processo di riduzione generale degli armamenti, ma concorse a screditare e a indebolire globalmente il socialismo. L’Unione Sovietica venne percepita, sempre più, come una potenza imperiale che agiva in forme non dissimili da quelle de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che, parallelamente, dall’inizio della guerra fredda, si erano distinti per aver promosso, più o meno segretamente, colpi di stato e la sostituzione di governi democraticamente eletti in oltre 20 paesi del mondo. Infine, le «guerre socialiste» tra Cambogia e Vietnam e tra Cina e Vietnam, scoppiate nel biennio 1977-1979 e aventi come sfondo la crisi sino-sovietica, contribuirono a fare cadere l’ultima arma ancora nelle mani dell’ideologia «marxista-leninista» (che, in realtà, dell’impianto iniziale di Marx ed Engels aveva conservato ben poco ), secondo la quale la guerra era determinata esclusivamente dagli squilibri economici generati dal capitalismo.

Se è sinistra, è contro la guerra
La fine della Guerra Fredda non ha diminuito le ingerenze nella sovranità territoriale dei singoli paesi, né ha accresciuto il livello di libertà, di ogni popolo, quanto a poter scegliere il regime politico dal quale intende essere governato. Le tante guerre intraprese – anche senza il mandato dell’ONU e definite, per assurdo, «umanitarie» – da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negli ultimi venticinque anni, alle quali si sono aggiunte nuove forme di conflitti, di sanzioni illegali, e di condizionamenti politici, economici e mediatici, testimoniano che al bipolarismo tra le due superpotenze mondiali, caratteristico del «secolo breve», non è seguita l’era di libertà e progresso tanto propagandata dal mantra neoliberale del «Nuovo Ordine Mondiale» post-1991. In questo contesto, numerose forze politiche che un tempo si richiamavano ai valori della sinistra sono state compartecipi di diversi conflitti bellici e, dal Kosovo, all’Afghanistan, all’Iraq – per citare soltanto le principali guerre dichiarate dalla NATO, dopo la caduta del Muro di Berlino –, hanno, di volta in volta, dato il loro sostegno all’intervento armato, rendendosi sempre meno distinguibili dalla destra.

La Guerra Russo-Ucraina ha posto la sinistra nuovamente di fronte al dilemma del come comportarsi quando un paese vede minacciata la propria legittima sovranità. Quanti a sinistra hanno ceduto alla tentazione di diventare – direttamente o indirettamente – co-belligeranti, dando vita a una nuova union sacrée, contribuiscono a rendere sempre meno riconoscibile la distinzione tra atlantismo e pacifismo. La storia dimostra che, quando non si oppongono alla guerra, le forze progressiste smarriscono una parte essenziale della loro ragion d’essere e finiscono con l’essere inghiottite dall’ideologia del campo a loro avverso.

La tesi di quanti si oppongono sia al nazionalismo russo e ucraino che all’espansione della NATO non contiene alcuna indecisione politica o ambiguità teorica. Al di là delle spiegazioni – fornite, in queste settimane, da numerosi esperti – sulle radici del conflitto, la posizione di quanti suggeriscono una politica di “non allineamento” è la più efficace per far cessare la guerra al più presto e assicurare che in questo conflitto vi sia il minor numero possibile di vittime. Significa dare forza all’unico vero antidoto all’espansione della guerra su scala generale. A differenza delle tante voci che invocano un nuovo arruolamento, va perseguita un’incessante iniziativa diplomatica.

Inoltre, nonostante essa appaia rafforzata a seguito delle mosse compiute dalla Russia, bisogna lavorare affinché l’opinione pubblica smetta di considerare la più grande e aggressiva macchina bellica del mondo – la NATO – come la soluzione ai problemi della sicurezza globale. Al contrario, va mostrato come questa sia un’organizzazione pericolosa e inefficace che, con la sua volontà di espansione e di dominio unipolare, contribuisce ad aumentare le tensioni belliche nel mondo.

In Il socialismo e la guerra, Lenin sostenne che i marxisti si distinguono dai pacifisti e dagli anarchici poiché riconoscono «la necessità dell’esame storico (dal punto di vista del materialismo dialettico di Marx sic!) di ogni singola guerra». Continuando, affermò che «nella storia sono più volte avvenute guerre che, nonostante tutti gli orrori, le brutalità, le miserie ed i tormenti inevitabilmente connessi con ogni guerra, sono state progressive e utili all’evoluzione dell’umanità». Se ciò è stato vero per il passato, sarebbe miope ipotizzare che possa ripetersi nel contesto di diffusione delle armi di distruzione di massa della nostra società contemporanea. Raramente le guerre – da non confondere con le rivoluzioni – hanno avuto l’effetto democratizzante auspicato dai teorici del socialismo. Al contrario, esse si sono spesso rivelate come il modo peggiore per realizzare la rivoluzione, sia per il costo di vite umane che per la distruzione delle forze produttive che esse comportano. Le guerre diffondono, infatti, un’ideologia di violenza che si unisce, spesso, a quei sentimenti nazionalistici che hanno più volte lacerato il movimento operaio. Di rado, esse rafforzano pratiche di autogestione e democrazia diretta, mentre accrescono il potere di istituzioni autoritarie. È una lezione che non andrebbe mai dimenticata anche dalle sinistre moderate.

Il monito più fecondo delle Riflessioni sulla guerra (1933) di Simone Weil discende dalla capacità di saper comprendere «come può una rivoluzione evitare la guerra». Secondo l’autrice francese, «è su questa labile possibilità che occorre puntare, o abbandonare ogni speranza». La guerra rivoluzionaria si trasforma spesso nella «tomba della rivoluzione», poiché essa non permette ai «cittadini armati, di fare la guerra senza apparato dirigente, senza pressione poliziesca, senza giurisdizione speciale, senza pene per i disertori». La guerra incrementa, come nessun altro fenomeno sociale, l’apparato militare, poliziesco e burocratico. Cancella «l’individuo di fronte alla burocrazia statale con il sostegno di un fanatismo esasperato», avvantaggiando la macchina statale e non i lavoratori. Pertanto, la Weil ne desunse che «se la guerra non termina al più presto e per sempre (…) si avranno solo quelle rivoluzioni che, anziché distruggere l’apparato statale lo perfezionano» o, detto ancor più chiaramente, «si finirebbe per estendere sotto altra forma il regime che ci vuole sopprimere». E per questo che, in caso di guerra, «bisogna scegliere tra l’intralciare il funzionamento della macchina bellica, della quale siamo un ingranaggio, e l’aiutare quella macchina a stritolare alla cieca le vite umane».

Diversamente dal celebre detto di Carl von Clausewitz, per la sinistra, la guerra non può essere “la continuazione della politica con altri mezzi”. In realtà, essa non fa che certificare il suo fallimento. Se la sinistra vuole tornare a essere egemone e dimostrarsi capace di declinare la sua storia per i compiti dell’oggi, deve scrivere sulle proprie bandiere, in maniera indelebile, le parole “antimilitarismo” e “no alla guerra”.

Riferimenti
1. Marx modificò la sua attitudine verso la Russia negli ultimi anni della sua vita. Cfr. Marcello Musto, L’ultimo Marx: 1881-1883. Saggio di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pp. 49-75.
2. Cfr. Marcello Musto, Karl Marx.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e politica 1857-1883, Einaudi, 2018, e Marcello Musto, Ripensare Marx e i marxismi. Studi e saggi, Carocc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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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s Pré-Capitalistas, Consequências do Colonialismo e Países Não Europeus

Introdução
Apesar dos graves problemas de saúde e dos múltiplos problemas familiares que teve de enfrentar durante a última fase de sua vida, Marx continuou a ocupar seus dias incansavelmente com pesquisas, trabalhando sempre que as circunstâncias lhe permitiam. Mesmo assim − ao contrário das afirmações da maioria de seus biógrafos de que sua curiosidade intelectual e perspicácia teórica enfraqueceram em seus anos finais −, ele não apenas prosseguiu seus estudos, mas sobretudo os estendeu para novas áreas.

O último período de trabalho de Marx foi certamente difícil, muitas vezes tortuoso, mas também foi muito importante teoricamente. Sua principal esperança era terminar O capital, cujo volume dois estava em preparação desde a publicação do volume um em 1867. No entanto, como sua energia intelectual era frequentemente reduzida e os problemas teóricos a resolver para a conclusão do livro ainda eram relevantes, de 1879 a 1882, ele preencheu dezenas de novos cadernos com notas e trechos de vários volumes que leu. A mente enciclopédica de Marx sempre foi guiada por uma curiosidade insaciável, e isso o levou a continuar atualizando seus conhecimentos e a ficar a par dos mais recentes desenvolvimentos científicos, em uma série de disciplinas e em muitas línguas. Além disso, além de livros e periódicos, ele vasculhou registros parlamentares, material estatístico, relatórios e publicações do governo.

As pesquisas que ele conduziu nesses anos sobre sociedades pré-capitalistas, as consequências do colonialismo e países não europeus estão entre as partes mais inexploradas de sua obra e têm uma relevância significativa para uma reavaliação abrangente de algumas de suas ideias-chave. As considerações críticas de Marx desenvolvidas nessa fase sobre a propriedade da terra, o colonialismo europeu, o desenvolvimento do capitalismo em escala global, a concepção materialista da história e as novas possibilidades para a revolução dissipam o mito de que ele deixou de escrever em seus últimos anos, além disso, desafiam a deturpação duradoura de ser um pensador eurocêntrico e economista que se fixava apenas no conflito de classes. Elas também mostram como Marx escapou da armadilha do determinismo econômico em que muitos de seus seguidores caíram.
Ainda que totalmente absorvido por intensos estudos teóricos, Marx nunca deixou de se interessar pelos acontecimentos econômicos e políticos internacionais de sua época, tentando prever os novos cenários que estes poderiam ter produzido para a emancipação da classe trabalhadora. Além de ler os principais jornais “burgueses”, ele recebia e consultava regularmente a imprensa operária alemã e francesa. Curioso como usual, Marx sempre começava o dia lendo as notícias para ficar por dentro do que estava acontecendo no mundo. A correspondência com importantes figuras políticas e intelectuais de vários países era frequentemente outra fonte valiosa de informação, dando-lhe novos estímulos e conhecimento mais profundo sobre uma ampla gama de assuntos.

O tempo que Marx dedicou a atualizar seus conhecimentos sobre assuntos que conhecia muito bem e, ao mesmo tempo, a abrir novos campos de pesquisa foi notável também nos últimos anos de sua vida. Não evitou a dúvida, mas a confrontou abertamente, preferiu prosseguir os estudos a se refugiar na autocerteza e desfrutar da adulação acrítica dos primeiros “marxistas” (ver MUSTO, 2018).

Propriedade da terra em países colonizados
Em setembro de 1879, Marx leu com grande interesse, em russo, Common landownership: the causes,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of its decline (1879), de Maksim Kovalevsky (1851-1916), e compilou trechos das partes que tratam da propriedade de terras em países sob regra estrangeira. Marx resumiu as várias formas através das quais os espanhóis na América Latina, os britânicos na Índia e os franceses na Argélia regulamentavam os direitos de posse (ver KRADER, 1975, p. 343). Ao considerar essas três áreas geográficas, suas primeiras reflexões relacionam-se com as civilizações pré-colombianas. Ele observou que com o início dos impérios Asteca e Inca, ‘a população rural continuou, como antes, a possuir terras em comum, mas ao mesmo tempo teve que subtrair parte de sua renda na forma de pagamentos em espécie aos seus governantes’. De acordo com Kovalevsky, esse processo lançou ‘as bases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s latifúndios, em detrimento dos interesses de propriedade dos proprietários das terras comuns. A dissolução da terra comum só foi acelerada com a chegada dos espanhóis’ (MARX, 1977, p. 28). As terríveis consequências de seu império colonial foram condenadas tanto por Kovalevsky − a ‘política original de extermínio contra os Redskins’ − como por Marx, que acrescentou, por sua própria mão, que ‘depois que os [espanhóis] saquearam o ouro que encontraram lá, os Índios [foram] condenados a trabalhar nas minas’ (MARX, 1977, p. 29).

No final dessa seção de trechos, Marx observou que ‘a sobrevivência (em grande medida) da comuna rural’ era em parte devido ao fato de que, ‘[…] ao contrário das Índias Orientais Britânicas, não havia legislação colonial estabelecendo regulamentos que daria aos membros do clã a possibilidade de vender suas propriedades’ (MARX, 1977, p. 38).
Mais da metade dos trechos de Marx retirados de Kovalevsky foram sobre a Índia sob o domínio britânico. Ele prestou atenção especial às partes do livro que reconstruíram as formas de propriedade comum da terra na Índia contemporânea, bem como nos rajás hindus. Usando o texto de Kovalevsky, ele observou que a dimensão coletiva permaneceu viva mesmo após o parcelamento introduzido pelos britânicos: ‘Entre esses átomos, certas conexões continuam a existir, reminiscentes dos antigos grupos de proprietários de terras comunais’ (MARX, 1977, p. 388).

Apesar de sua hostilidade compartilhada ao colonialismo britânico, Marx foi crítico de alguns aspectos do relato histórico de Kovalevsky que projetou erroneamente os parâmetros do contexto europeu para a Índia. Em uma série de comentários breves, mas detalhados, ele o censurou por homogeneizar dois fenômenos distintos, pois embora “a concessão (farm-out) de ofícios − de forma alguma simplesmente feudal, como Roma atesta − e commendatio [foram] encontrados na Índia”, isso não significa que o “feudalismo no sentido do termo na Europa Ocidental” se desenvolveu lá. Na opinião de Marx, Kovalevsky omitiu o fato importante de que a “servidão” essencial ao feudalismo não existia na Índia (cf. MARX, 1977, p. 383). Além disso, uma vez que “de acordo com a lei indiana, o poder governante não [estava] sujeito à divisão entre os filhos, portanto, uma grande fonte de feudalismo europeu [foi] obstruída” (MARX, 1977, p. 376). Em conclusão, Marx era altamente cético quanto à transferência de categorias interpretativas entre contextos históricos e geográficos completamente diferentes (cf. HARSTICK, 1977). As percepções mais profundas que ele obteve do texto de Kovalevsky foram posteriormente integradas por meio de seu estudo de outras obras sobre a história indiana.

Por fim, no que diz respeito à Argélia, Marx não deixou de destacar a importância da propriedade comum da terra antes da chegada dos colonos franceses, ou das mudanças por eles introduzidas. De Kovalevsky, ele copiou: “A formação da propriedade privada da terra (aos olhos da burguesia francesa) é uma condição necessária para todo o progresso na esfera política e social. A continuação da manutenção da propriedade comunal ‘como forma que apoia as tendências comunistas nas mentes é perigosa tanto para a colônia quanto para a pátria’” (MARX, 1977, p. 405). Ele também extraiu os seguintes pontos de Communal landownership: the causes,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of its decline:

[…] a distribuição das propriedades do clã é encorajada, até mesmo prescrita, primeiro, como meio de enfraquecer as tribos subjugadas que estão sempre sob o impulso de revolta; segundo, como a única forma de uma transferência posterior da propriedade da terra das mãos dos nativos para as dos colonos. A mesma política foi seguida pelos franceses sob todos os regimes. […] O objetivo é sempre o mesmo: a destruição da propriedade coletiva indígena e sua transformação em objeto de livre compra e venda, e assim a passagem final facilitada para as mãos dos colonos franceses (MARX, 1977, p. 405).

Quanto à legislação sobre a Argélia proposta pelo republicano de esquerda Jules Warnier (1826-1899) e aprovada em 1873, Marx endossou a afirmação de Kovalevsky de que seu único propósito era “[…] expropriar o solo da população nativa pelos colonos e especuladores europeus” (MARX, 1977, p. 411). A afronta dos franceses chegou ao ponto de “roubo direto” ou conversão em “propriedade do governo” (MARX, 1977, p. 412) de todas as terras não cultivadas em comum para uso nativo. Esse processo foi pensado para produzir outro resultado importante: a eliminação do perigo de resistência por parte da população local. Novamente por meio das palavras de Kovalevsky, Marx (1977, p. 408 e 412) observou: […] a fundação da propriedade privada e o assentamento de colonos europeus entre os clãs árabes seriam os meios mais poderosos para acelerar o processo de dissolução das uniões de clãs. […] A expropriação dos árabes pretendida pela lei tinha dois propósitos: 1) fornecer aos franceses o máximo de terra possível; e 2) arrancar os árabes de seus laços naturais com o solo para quebrar a última força das uniões de clãs que estão sendo dissolvidas e, portanto, qualquer perigo de rebelião.

Marx (1977, p. 412) comentou que esse tipo de ‘individualização da propriedade da terra’ não só garantiu enormes benefícios econômicos para os invasores, mas também alcançou um ‘objetivo político […]: destruir os alicerces dessa sociedade’.
A seleção de pontos de Marx, bem como as poucas, mas diretas palavras condenando as políticas coloniais europeias que ele acrescentou aos trechos do texto de Kovalevsky, demonstra sua recusa em acreditar que a sociedade indiana ou argelina estava destinada a seguir o mesmo curso de desenvolvimento da Europa (cf. KRADER, 1975, p. 343). Enquanto Kovalevsky pensava que a propriedade da terra seguiria o exemplo europeu como uma lei da natureza, passando do comum ao privado em todos os lugares, Marx sustentava que a propriedade coletiva poderia durar em alguns casos e que certamente não desapareceria como resultado de alguma inevitabilidade histórica (cf. WHITE, 2018, p. 37-40).

Tendo examinado as formas de propriedade da terra na Índia por meio de um estudo da obra de Kovalevsky, do outono de 1879 ao verão de 1880, Marx compilou uma série de Notebooks on Indian history (Cadernos de história da Índia) (664-1858). Esses compêndios, cobrindo mais de mil anos de história, foram tirados de uma série de livros, em particular de Analytic history of India (1870) (História Analítica da Índia), de Robert Sewell (1845-1925), e History of India (1841) (História da Índia), de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Marx dividiu suas anotações em quatro períodos. O primeiro conjunto apresenta uma cronologia bastante básica, desde uma conquista muçulmana, começando com a primeira penetração árabe em 664, até o início do século XVI. Um segundo conjunto cobriu o Império Moghul, fundado em 1526 por Zahīr ud-Dīn Muhammad que durou até 1761; também continha um breve levantamento das invasões estrangeiras da Índia e um esquema de quatro páginas da atividade mercantil europeia de 1497 a 1702. Do livro de Sewell, Marx copiou alguns pontos específicos sobre Murshid Quli Khan (1660-1727), o primeiro Nawab de Bengala e arquiteto de um novo sistema tributário. Marx o descreveu como “[…] um sistema de extorsão e opressão sem escrúpulos, que criou um grande excedente [dos] impostos de Bengala que foram devidamente enviados para Delhi” (MARX, 2001, p. 58). De acordo com Quli Khan, foi essa receita que manteve todo o Império Moghul à tona.

O terceiro e mais substancial conjunto de notas, cobrindo o período de 1725 a 1822, referia-se à presença da Companhia Britânica das Índias Orientais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Marx não se limitou aqui à transcrição dos principais eventos, datas e nomes, mas acompanhou com mais detalhes o curso dos eventos históricos, particularmente no que diz respeito ao domínio britânico na Índia. O quarto e último conjunto de notas foi dedicado à revolta dos Sepoys, de 1857, e ao colapso da Companhia Britânica das Índias Orientais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no ano seguinte.

Em Notes on Indian history (664-1858), Marx deu muito pouco espaço para suas reflexões pessoais, mas suas anotações marginais fornecem pistas importantes para seus pontos de vista. Os invasores foram frequentemente descritos com termos como “cães britânicos” (MARX, 2001, p. 165, 176 e 180), “usurpadores” (MARX, 2001, p. 155-156 e 163), “hipócritas ingleses” ou “intrusos ingleses” (MARX, 2001, p. 81). Em contraste, as lutas de resistência dos indianos sempre foram acompanhadas de expressões de solidariedade. Não foi por acaso que Marx sempre substituiu o termo “amotinados” de Sewell por “insurgentes” (MARX, 2001, p. 163-164 e 184). Sua condenação direta do colonialismo europeu era inconfundível.

Marx defendeu um ponto de vista semelhante também em sua correspondência. Em uma carta escrita a Nikolai Danielson, em fevereiro de 1881, ele discutiu os principais eventos que estavam acontecendo na Índia e chegou ao ponto de prever que ‘complicações sérias, se não um surto geral, [estavam] reservadas para o governo britânico’ (MARX, 1881, p. 63). O grau de exploração tornou-se cada vez mais intolerável:

O que os ingleses tiram deles anualmente na forma de aluguel, dividendos por ferrovias inúteis para os hindus, pensões para militares e funcionários públicos, para o Afeganistão e outras guerras, etc. etc. − o que eles tiram deles sem equivalente e totalmente à parte pelo que eles se apropriam anualmente na Índia, falando apenas do valor das mercadorias que os indianos têm que gratuita e anualmente enviar para a Inglaterra, isso equivale a mais do que a soma total da renda dos 60 milhões de trabalhadores agrícolas e industriais de Índia! Este é um processo de sangramento que requer vingança! Os anos de fome pressionam-se mutuamente e em dimensões até agora desconhecidas na Europa! Existe uma conspiração real em que hindus e muçulmanos cooperam; o governo britânico está ciente de que algo está “fermentando”, mas esse povo superficial (quero dizer, os homens do governo), entorpecido por suas próprias formas parlamentares de falar e pensar, nem mesmo deseja ver com clareza, compreender toda a extensão do perigo iminente! Iludir os outros e iludi-los para iludir a si mesmo − isto é: sabedoria parlamentar em poucas palavras! Tão bem! (MARX, 1881, p. 63-64).

Finalmente, nesse período, Marx voltou sua atenção para a Austrália, mostrando particular interesse na organização social de suas comunidades aborígenes. De Some account of central Australia (1880), do etnógrafo Richard Bennett, ele adquiriu o conhecimento crítico necessário para usar contra aqueles que argumentavam que não havia leis nem cultura na sociedade aborígene. Ele também leu outros artigos na The Victorian Review sobre o estado da economia do país, incluindo “The Commercial Future of Australia” (1880) e “The Future of North-East Australia” (1880).
As investigações de Marx sobre a propriedade da terra em países colonizados foram úteis, e o ajudaram a expandir seu conhecimento sobre argumentos e áreas geográficas que eram apenas marginais em O capital, volume um, e que, portanto, geralmente não tinham sido associados a suas teorias. Esse tema não foi a única novidade em seus estudos da época, já que na década de 1880 ele mergulhou em muitos outros novos caminhos de pesquisa.

Laços familiares, gênero e relações de propriedade nas sociedades antigas
Entre dezembro de 1880 e junho de 1881, os interesses de pesquisa de Marx se concentraram na antropologia. Ele começou com Ancient society (1877), um trabalho do antropólogo americano Lewis Morgan (1818-1881). O que mais impressionou Marx foi a maneira como Morgan tratava os fatores de produção e tecnológicos como pré-condições do progresso social, e ele se sentiu motivado a reunir uma compilação de uma centena de páginas densamente compactadas. Estas constituem a maior parte do que é conhecido como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1880-1881). Elas também contêm trechos de outras obras: Java, ou how to manage a colony (1861) por James Money (1818-1890), um advogado e especialista em Indonésia; The Aryan village in India and Ceylon (1880) por John Phear (1825-1905), presidente da Suprema Corte do Ceilão; 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1875), do historiador Henry Maine (1822-1888), totalizando mais cem folhas.

Em sua pesquisa anterior, Marx já havia examinado e comentado extensivamente sobre as formas socioeconômicas passadas − na primeira parte de A ideologia alemã (The German ideology), na longa seção de Grundrisse intitulada “Formas que precedem a produção capitalista” (“Forms which precede capitalist production”), e em O capital, volume um. Em 1879, sua leitura de Common land ownership de Kovalevsky o direcionou mais uma vez ao assunto. Mas foi somente com Os cadernos etnológicos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que ele se engajou em um estudo mais abrangente e atualizado.

O objetivo da nova pesquisa de Marx era ampliar seu conhecimento de períodos históricos, áreas geográficas e tópicos temáticos que ele considerava essenciais para sua crítica contínua da economia política. Isso também lhe permitiu adquirir informações específicas sobre as características sociais e instituições de um passado remoto, familiarizando-o com material que não estava em sua posse quando escreveu os manuscritos das décadas de 1850 e 1860. Finalmente, familiarizou-se com as últimas teorias apresentadas pelos mais eminentes estudiosos contemporâneos.

O objetivo teórico-político preciso por trás desses estudos era reconstruir a sequência mais provável em que os diferentes modos de produção se sucederam ao longo do tempo, focando particularmente o nascimento do capitalismo. Ele acreditava que isso daria bases históricas mais sólidas à sua teoria da possível transformação comunista da sociedade. Em Os cadernos etnológicos, Marx, portanto, reuniu compilações e notas interessantes sobre: a pré-história, o desenvolvimento dos laços familiares, a condição das mulheres, as origens das relações de propriedade, as práticas comunitárias nas sociedades pré-capitalistas, a formação e a natureza do poder do Estado, o papel do indivíduo e aspectos mais modernos, como as conotações racistas de certas abordagens antropológicas e os efeitos do colonialismo.

Sobre o tema particular da pré-história e o desenvolvimento dos laços familiares, Marx tirou uma série de indicações inestimáveis da obra de Morgan. Conforme Henry Hyndman (1842-1921) lembrou: “quando Lewis H. Morgan provou para a satisfação de Marx em sua Ancient Society que a gens e não a família era a unidade social do antigo sistema tribal e da sociedade antiga em geral, Marx imediatamente abandonou suas opiniões anteriores” (HYNDMAN, 1911, p. 253-254). Foi a pesquisa de Morgan sobre a estrutura social dos povos primitivos que lhe permitiu superar os limites das interpretações tradicionais de parentesco, incluindo aquela apresentada pelo historiador alemão Barthold Niebuhr (1786-1831) em História romana (Roman history) (1811-1812). Em contraste com todas as hipóteses anteriores, Morgan mostrou que foi um erro grave sugerir que a gens “era posterior à família monogâmica” e era o resultado de “[…] um agregado de famílias” (MORGAN, 1877, p. 515).

Seus estudos da sociedade pré-histórica e antiga o levaram à conclusão de que a família patriarcal não deveria ser vista como a unidade básica original da sociedade, mas como uma forma de organização social mais recente do que geralmente se acreditava. Era uma organização “[…] fraca demais para enfrentar sozinha as dificuldades da vida” (MORGAN, 1877, p. 472). Era muito mais plausível supor a existência de uma forma como a dos povos nativos americanos, a família sindiásmica, que praticava um “[…] comunismo no ato de viver” (MARX, [1880-1882], p. 115).

Por outro lado, Marx constantemente polemizava contra Maine, que em suas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1875) visualizou “a família privada” como “a base a partir da qual a seita e o clã se desenvolveram”. O desprezo de Marx por essa tentativa de reverter a flecha do tempo ao transpor a era vitoriana para a pré-história o levou a afirmar que esse “[…] inglês imbecil não começou na gens, mas no Patriarca, que mais tarde se tornou o chefe − que bobagens!” (MARX, [1880-1882], p. 292). Sua zombaria gradualmente cresce: “Maine, afinal, não consegue tirar a família privada inglesa de sua cabeça” (MARX, [1880-1882], p. 309); ele “[…] transporta a família ‘patriarcal’ romana para o início das coisas” (MARX, [1880-1882], p. 324). Marx também não poupou Phear, de quem disse: “O asno baseia tudo em famílias privadas!” (MARX, [1880-1882], p. 281).

Morgan deu a Marx mais matéria para reflexão com suas observações sobre o conceito de família, uma vez que em seu “significado original” a palavra família − que tem a mesma raiz de famulus ou servo – “não tinha relação com o casal ou seus filhos”, mas com o corpo de escravos e servos que trabalhavam para sua manutenção e estavam sob o poder do “pater familias” (MORGAN, 1877, p. 469). Sobre isso, Marx ([1880-1882], p. 120) observou:

A família moderna contém o germe não só do servitus (escravidão), mas também da servidão, pois contém desde o início uma relação com os serviços para a agricultura. Ela contém em miniatura todos os antagonismos dentro de si, que mais tarde se desenvolverão amplamente na sociedade e em seu Estado. […] A família monogâmica pressupunha, para ter uma existência separada das outras, uma classe doméstica que em toda parte era diretamente constituída por escravos.

Desenvolvendo suas próprias ideias em outras partes do compêndio, Marx ([1880-1882], p. 210) escreveu: “[…] a propriedade em casas, terras e rebanhos […]” estava ligada à “[…] família monogâmica”. Na verdade, como sugeria o Manifesto do Partido Comunista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ste foi o ponto de partida da história como “[…] a história da luta de classes” (MARX; ENGELS, 1845-1848, p. 482).
Em A origem da família, da propriedade privada e do Estado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 um livro que o autor descreveu como “o cumprimento de uma ordem” e não mais do que um “substituto insuficiente” para o que seu “querido amigo” não viveu para escrever (ENGELS, 1882-1889, p. 131) −, Engels concluiu a análise de Marx em Os cadernos etnológicos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Monogamia, ele argumentou, representava:

[…] a sujeição de um sexo pelo outro, como a proclamação de um conflito entre os sexos até então desconhecido ao longo da história anterior. Em um antigo manuscrito não publicado, a minha obra junto com Marx em 1846, encontro o seguinte: “A primeira divisão do trabalho é entre o homem e a mulher para a criação dos filhos”. E hoje posso acrescentar: A antítese de primeira classe que aparece na história coincide com o desenvolvimento do antagonismo entre homem e mulher no casamento monogâmico e a opressão de primeira classe com a do sexo feminino pelo masculino. A monogamia [é] a forma celular da sociedade civilizada, na qual já podemos estudar a natureza das antíteses e contradições, que se desenvolve plenamente nesta última (ENGELS, 1882-1889, p. 173-174).

A tese de Engels postulou uma relação excessivamente esquemática entre conflito econômico e opressão de gênero, que estava ausente nas fragmentárias e altamente intrincadas anotações de Marx.

Marx também prestou muita atenção às considerações de Morgan sobre a paridade entre os sexos, que argumentava que as sociedades antigas pré-gregas eram mais progressistas no que diz respeito ao tratamento e ao comportamento das mulheres. Marx copiou as partes do livro de Morgan que mostravam como, entre os gregos, “a mudança de descendência da linha feminina para a masculina era prejudicial para a posição e os direitos da esposa e da mulher”. Na verdade, Morgan tinha uma avaliação muito negativa do modelo social grego: “Os gregos permaneceram bárbaros no tratamento que dispensavam às mulheres no auge de sua civilização; sua educação superficial, […] sua inferioridade inculcada como princípio sobre elas, até que passou a ser aceita como um fato pelas próprias mulheres”. Além disso, havia “um princípio de egoísmo estudado entre os homens, tendendo a diminuir a apreciação pelas mulheres, dificilmente encontrado entre os selvagens”. Pensando no contraste com os mitos do mundo clássico, Marx acrescentou uma observação aguda: “A condição das deusas no Olimpo é uma lembrança da posição das mulheres, antes mais livres e influentes. Juno ávida por poder, a deusa da sabedoria nasce da cabeça de Zeus (MARX, [1880-1882], p. 121)” Para Marx, a memória das divindades livres do passado fornecia um exemplo para uma possível emancipação no presente.

Dos vários autores que estudou, Marx registrou muitas observações importantes sobre o papel das mulheres na sociedade antiga. Por exemplo, referindo-se à obra Matriarcado (Matriarchy) (1861) do antropólogo suíço Johann Bachofen (1815-1887), ele observou: “As mulheres eram a grande potência entre a gens e em todos os outros lugares. Elas não hesitavam, quando necessário, em ‘arrancar os chifres’, como era tecnicamente chamado, da cabeça de um chefe e mandá-lo de volta às fileiras de guerreiros. A nomeação original dos chefes também sempre ficou com elas” (MARX, [1880-1882], p. 116).

A leitura de Morgan feita por Marx também lhe deu um ângulo sobre outra questão importante: a origem das relações de propriedade, pois o célebre antropólogo estabeleceu uma relação causal entre os vários tipos de estrutura de parentesco e formas socioeconômicas. Em sua opinião, os fatores da história ocidental que explicaram a afirmação do sistema descritivo − que descrevia parentes de sangue e especificava o parentesco de todos (por exemplo, “filho do irmão para sobrinho, irmão do pai para tio, filho do irmão do pai para primo”) − e o declínio do sistema classificatório − que agrupava parentes de sangue em categorias sem especificar proximidade ou distância em relação ao Ego (por exemplo, “meu próprio irmão e os filhos do irmão de meu pai são em igual grau meus irmãos”’) − tiveram a ver com o desenvolvimento da propriedade e do Estado.

O livro de Morgan é dividido em quatro partes: (1) Crescimento da Inteligência por meio de Invenções e Descobertas; (2) Crescimento da Ideia de Governo; (3) Crescimento da Ideia da Família; e (4) Crescimento da Ideia de Propriedade. Marx mudou a ordem para (1) invenções, (2) família, (3) propriedade e (4) governo, a fim de tornar mais claro o nexo entre os dois últimos.

O livro de Morgan (1877, p. 551) argumentou que, embora “os direitos de riqueza, de posição e de posição oficial” tenham prevalecido por milhares de anos sobre “justiça e inteligência”, havia ampla evidência de que “as classes privilegiadas” eram uma influência “onerosa” da sociedade. Marx copiou quase na íntegra uma das páginas finais de Ancient society sobre as distorções que a propriedade pode gerar. Funcionava com conceitos que o impressionaram profundamente:

[…] desde o advento da civilização, o crescimento da propriedade tem sido tão imenso, suas formas tão diversificadas, seus usos tão expandidos e sua gestão tão inteligente no interesse de seus proprietários, que se tornou, por parte do povo, uma incontrolável potência. A mente humana fica perplexa na presença de sua própria criação. Chegará o tempo, entretanto, em que a inteligência humana se elevará ao domínio da propriedade e definirá as relações do Estado com a propriedade que protege, bem como as obrigações e os limites dos direitos de seus proprietários. Os interesses da sociedade são primordiais para os interesses individuais, e os dois devem ser colocados em relações justas e harmoniosas (MORGAN, 1877, p. 551-552).

Morgan se recusou a acreditar que o “destino final da humanidade” era a mera busca de riquezas. Ele emitiu um aviso severo:

A dissolução da sociedade parece ser o fim de uma carreira para a qual a propriedade é o fim e o objetivo; porque tal carreira contém os elementos de autodestruição. A democracia no governo, a fraternidade na sociedade, a igualdade de direitos e privilégios e a educação universal prenunciam o próximo plano superior da sociedade para o qual a experiência, a inteligência e o conhecimento tendem continuamente. Ele [um plano superior de sociedade ] será um renascimento, em uma forma superior [de sociedade], da liberdade, igualdade e fraternidade das antigas gentes (MORGAN, 1877, p. 551-552.

A “civilização” burguesa, então, foi ela própria uma fase transitória. Surgiu no final de duas longas épocas, o “estado selvagem” e o “estado bárbaro” (os termos correntes na época), que seguiram a abolição das formas comunais de organização social. Essas formas implodiram após o acúmulo de propriedade e riqueza e o surgimento das classes sociais e do Estado. Mas, mais cedo ou mais tarde, a pré-história e a história estavam destinadas a se juntar novamente.

Morgan considerou as sociedades antigas muito democráticas e solidárias. Por enquanto, ele se limitou a uma declaração de otimismo sobre o progresso da humanidade, sem invocar a necessidade de luta política. Marx, no entanto, não previu um renascimento socialista do “mito do nobre selvagem”. Ele nunca esperou por um retorno ao passado, mas − como ele deixou claro ao copiar o livro de Morgan − esperava o advento de uma “forma superior de sociedade” (MARX, [1880-1882], p. 139) baseada em um novo modo de produção e consumo. Isso não aconteceria por meio da evolução mecânica, mas apenas pela luta consciente da classe trabalhadora.

Toda a leitura antropológica de Marx teve uma influência sobre as origens e as funções do Estado. Os trechos retirados de Morgan resumiram seu papel na transição da barbárie para a civilização, enquanto suas notas sobre o Maine se concentraram na análise das relações entre o indivíduo e o Estado (cf. KRADER, [1880-1882], p. 19). Consistente com seus textos teóricos mais significativos sobre o assunto, desde a Crítica da filosofia do direito de Hegel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1843) até A Guerra Civil na França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Os cadernos ttnológicos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também apresentam o Estado como um poder que subjuga a sociedade, uma força que impede a plena emancipação do indivíduo.

Nas notas que escreveu em 1881, Marx destacou o caráter parasitário e transitório do Estado:

Maine ignora o ponto muito mais profundo: que a aparente existência suprema independente do Estado é apenas aparente e que é em todas as suas formas uma excrescência da sociedade; assim como seu próprio aparecimento surge apenas em um determinado estágio de desenvolvimento social, ele desaparece novamente assim que a sociedade atinge um estágio ainda não alcançado (MARX, [1880-1882], p. 329).

Marx seguiu com uma crítica da condição humana sob as circunstâncias históricas dadas. A formação da sociedade civilizada, com sua transição de um regime de propriedade comum para a individual, gerou uma ‘ainda unilateral […] individualidade’ (MARX, [1880-1882], p. 329). Se a “verdadeira natureza [do Estado] aparece apenas quando analisamos seu conteúdo”, ou seja, seus “interesses”, isso mostra que esses interesses “são comuns a certos grupos sociais” e são, portanto, “interesses de classe”. Para Marx, “o Estado é construído sobre classes e pressupõe classes”. Portanto, a individualidade que existe nesse tipo de sociedade é “uma individualidade de classe”, que em última análise é “baseada em pressupostos econômicos” (MARX, [1880-1882], p. 329).
Em Os cadernos etnológicos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Marx também fez uma série de observações sobre as conotações racistas de muitos dos relatórios antropológicos que estava estudando (cf. KRADER, [1880-1882], p. 37; e GAILEY, 2006, p. 36). Sua rejeição a tal ideologia foi categórica, e ele comentou causticamente os autores que a expressaram dessa forma. Assim, quando Maine usou epítetos discriminatórios, ele firmemente interpôs: “De novo esse absurdo!” Além disso, expressões como o “que o diabo pegue esse jargão ‘ariano’!” (MARX, [1880-1882], p. 324) continuaram recorrentes.

Referindo-se a Java ou How to manage a colony de Money e The Aryan village in India and Ceylon de Phear, Marx estudou os efeitos negativos da presença europeia na Ásia. Ele não estava nem um pouco interessado nas opiniões de Money sobre a política colonial, mas achou seu livro útil pelos detalhes que deu sobre o comércio . Ele adotou uma abordagem semelhante à do livro de Phear, focando principalmente o que ele relatou sobre o Estado em Bengala e ignorando suas fracas construções teóricas.
Os autores que Marx leu e resumiu em Os cadernos etnológicos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foram todos influenciados − com várias nuances − pelas concepções evolucionistas da época, e alguns também se tornaram defensores firmes da superioridade da civilização burguesa. Mas um exame de Os cadernos etnológicos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mostra claramente que suas afirmações ideológicas não tiveram influência sobre Marx. As teorias do progresso, hegemônicas no século XIX e amplamente compartilhadas por antropólogos e etnólogos, postularam que os eventos seguiriam um curso predeterminado por causa de fatores externos à ação humana. Uma sequência rígida de etapas teve o mundo capitalista como destino único e uniforme.

No espaço de alguns anos, uma crença ingênua no avanço automático da história também se enraizou na Segunda Internacional. A única diferença com a versão burguesa era a previsão de que um estágio final se seguiria ao inevitável “colapso” do sistema capitalista: a saber, o advento do socialismo (posteriormente definido como “marxista!”). Essa análise não era apenas cognitivamente inadequada; ela produziu uma espécie de passividade fatalista, que se tornou um fator estabilizador da ordem existente e enfraqueceu a ação social e política do proletariado. Opondo-se a essa abordagem que tantos consideravam “científica”, a qual era comum às visões burguesa e socialista de progresso, Marx rejeitou os cantos de sereia de um historicismo de mão única e preservou sua própria concepção complexa, flexível e diversificada. Considerando que, em comparação com os oráculos darwinistas, a voz de Marx pode parecer incerta e hesitante, ele realmente escapou da armadilha do determinismo econômico em que muitos de seus seguidores e continuadores ostensivos tendiam a cair − uma posição anos-luz das teorias que afirmavam tê-los inspirado, o que levaria muitos a uma das piores caracterizações do “marxismo”.

Em seus manuscritos, cadernos e cartas a camaradas e ativistas, Marx perseverou em seus esforços para reconstruir a complexa história da passagem da Antiguidade ao capitalismo. Ele valorizava as informações e os dados históricos, mas não compartilhava dos esquemas rígidos que sugeriam uma sequência inescapável de estágios na história humana.
Marx rejeitou qualquer vinculação rígida das mudanças sociais apenas às transformações econômicas. Em vez disso, ele destacou a especificidade das condições históricas, as múltiplas possibilidades que a passagem do tempo oferecia e a centralidade da intervenção humana na formação da realidade e na realização da mudança (cf. GAILEY, 2006, p. 35 e 44). Essas foram as características salientes da elaboração teórica de Marx nos anos finais de sua vida.

O caso da Rússia e a questão de se contornar o capitalismo
No final de sua vida, Marx olhou para o potencial revolucionário da classe trabalhadora de uma forma menos esquemática do que na época da fundação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os Trabalhadores. Na Grã-Bretanha, o capitalismo criou o maior número proporcional de operários de fábrica do mundo (cf. MUSTO, 2015, p. 171-208), que começaram a desfrutar de melhores condições de vida, em parte com base na exploração colonial. Marx estava ciente de que o 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britânicos havia se enfraquecido e sofrido o condicionamento negativo do reformismo sindical (cf. MUSTO, 2014). Portanto, ele acreditava que outros países pareciam mais propensos a produzir uma revolução do que a Grã-Bretanha. As investigações de Marx sobre a Rússia foram úteis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e suas ideias sobre esse assunto.

Em fevereiro de 1881, quando o crescente interesse de Marx por formas arcaicas de comunidade o levou a estudar antropólogos contemporâneos, e como suas reflexões constantemente alcançavam além da Europa, um acontecimento fortuito o encorajou a aprofundar seu estudo da Rússia. Ele recebeu uma carta breve, mas intensa e envolvente, da militante populista Vera Zasulich (1848-1919) sobre o futuro da obshchina − a comunidade camponesa russa. Grande admiradora de Marx, ela enfatizou que ele, “melhor do que ninguém”, podia entender a urgência do problema e acrescentou: “[…] até mesmo o destino pessoal de nossos socialistas revolucionários dependia” (ZASULICH, 1984, p. 98-99) de sua resposta. Zasulich, então, resumiu os dois pontos de vista diferentes que surgiram nas discussões:

A comuna rural, livre de exorbitantes cobranças de impostos, pagamento à nobreza e administração arbitrária, pode ser capaz de se desenvolver em uma direção socialista, isto é, organizar gradativamente sua produção e distribuição em bases coletivistas. Nesse caso, o socialista revolucionário deve dedicar todas as suas forças à libertação e ao desenvolvimento da comuna.

Se, no entanto, a comuna está destinada a perecer, tudo o que resta para o socialista, como tal, são cálculos mais ou menos infundados sobre quantas décadas levará para que as terras dos camponeses russos passem para as mãos da burguesia, e quantos séculos levará para o capitalismo na Rússia atingir algo parecido com o nível de desenvolvimento já alcançado na Europa Ocidental (ZASULICH, 1984, p. 98-99).

Zasulich apontou ainda que alguns dos envolvidos na discussão argumentaram que “a comuna rural é uma forma arcaica condenada a perecer pela história, pelo socialismo científico e, em suma, por tudo que está acima do debate”. Aqueles que defendiam essa visão se autodenominavam “discípulos por excelência” de Marx: “Marxistas”. Seu argumento mais forte era frequentemente: “Marx disse”.

A questão colocada por Zasulich chegou no momento certo, exatamente quando Marx estava absorvido no estudo das comunidades pré-capitalistas. Sua mensagem, portanto, o induziu a analisar um caso histórico real de grande relevância contemporânea, intimamente relacionado aos seus interesses teóricos da época. Por quase três semanas, Marx permaneceu imerso em seus papéis, bem ciente de que deveria fornecer uma resposta a uma questão teórica altamente significativa e expressar sua posição sobre uma questão política crucial. Os frutos de seu trabalho foram quatro rascunhos − três deles muito longos e às vezes contendo argumentos contraditórios − e a resposta final que ele enviou a Zasulich.

No primeiro e mais longo dos quatro rascunhos, Marx analisou o que considerou o “único argumento sério” no qual a “dissolução da comuna camponesa russa” deveria ser inevitável. “Voltando muito atrás, a propriedade comunal de um tipo mais ou menos arcaico podia ser encontrada em toda a Europa Ocidental; em todos os lugares ele desapareceu com o aumento do progresso social. Por que deveria ser capaz de escapar do mesmo destino apenas na Rússia?” (MARX, 1874-1883, p. 349). Em sua resposta, Marx repetiu que ele “[…] não levaria este argumento em consideração, exceto na medida em que é baseado em experiências europeias” (MARX, 1874-1888, p. 365). Com a relação à Rússia:

Se a produção capitalista deve estabelecer seu domínio na Rússia, a grande maioria dos camponeses, ou seja, do povo russo, deve ser convertida em assalariados e, consequentemente, expropriada pela abolição antecipada de sua propriedade comunista. Mas, em qualquer caso, o precedente ocidental não provaria absolutamente nada! (MARX, 1874-1888, p. 361).

Marx não excluiu a possibilidade de que a comuna rural se desintegrasse e encerrasse sua longa existência. Mas se isso acontecesse, não seria por causa de alguma predestinação histórica (cf. também SHANIN, 1984, p. 16). Referindo-se a seus próprios seguidores que argumentavam que o advento do capitalismo era inevitável, ele comentou com Zasulich com seu típico sarcasmo: “Os ‘marxistas’ russos de quem você fala são completamente desconhecidos para mim. Até onde sei, os russos com quem estou em contato pessoal têm pontos de vista diametralmente opostos” (MARX, 1874-1888, p. 361).

Essas constantes referências às experiências ocidentais foram acompanhadas por uma observação política de grande valor. Considerando que, no início dos anos 1850, em seu artigo do New-York Tribune, “Os resultados futuros do domínio britânico na Índia”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1853), ele sustentou que “[…] a Inglaterra tem de cumprir uma dupla missão na Índia: uma destrutiva, a outra regenerando a aniquilação da velha sociedade asiática e lançando as bases materiais da sociedade ocidental na Ásia […]” (MARX, 1853-1854, p. 217-218), houve uma mudança evidente de perspectiva em suas reflexões sobre a Rússia.

Já em 1853, ele não tinha ilusões sobre as características básicas do capitalismo. Marx sabia muito bem que a burguesia nunca “[…] realizou um progresso sem arrastar indivíduos e povo através do sangue e da sujeira, da miséria e da degradação” (MARX, 1853-1854, p. 221). Mas ele também estava convencido de que, por meio do comércio mundial, do desenvolvimento das forças produtivas e da transformação da produção em algo cientificamente capaz de dominar as forças da natureza, “[…] a indústria e o comércio burgueses [haviam] criado as condições materiais de um novo mundo” (MARX, 1853-1854, p. 222).

Leituras limitadas e às vezes superficiais viram isso como evidência do eurocentrismo ou orientalismo de Marx, mas na realidade não refletia mais do que uma visão parcial e ingênua do colonialismo sustentada por um homem que escreveu um artigo jornalístico com apenas 35 anos de idade. Em nenhuma parte das obras de Marx há a sugestão de uma distinção essencialista entre as sociedades do Oriente e do Ocidente. Em 1881, após três décadas de profunda pesquisa teórica e observação cuidadosa das mudanças n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para não falar de suas enormes sinopses nos Os cadernos etnológicos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ele tinha uma visão bastante diferente da transição das formas comunais do passado para o capitalismo. Assim, referindo-se às “Índias Orientais”, ele observou: ”

Todos, exceto Sir Henry Maine e outros de sua laia, percebem que a supressão da propriedade comunal de terras não foi nada além de um ato de vandalismo inglês, empurrando o povo nativo não para a frente, mas para trás” (MARX, 1874-1888, p. 365). Tudo o que os britânicos “[…] conseguiram fazer foi arruinar a agricultura nativa e dobrar o número e a gravidade das fomes” (MARX, 1874-1888, p. 368).

Assim, a obshchina russa não estava predestinada a sofrer o mesmo destino que formas semelhantes da Europa Ocidental nos séculos anteriores, onde “[…] a transição de uma sociedade fundada na propriedade comunal para uma sociedade fundada na propriedade privada” (MARX, 1874-1888, p. 367) era mais ou menos uniforme. À pergunta se isso era inevitável na Rússia, Marx respondeu secamente: “Certamente não”. Para Marx, o campesinato “[…] pode, assim, incorporar as aquisições positivas planejadas pelo sistema capitalista sem passar por suas forcas caudinas” (MARX, 1874-1888, p. 368). Dirigindo-se àqueles que negavam a possibilidade de saltos e viam o capitalismo como um palco indispensável também para a Rússia, Marx perguntou ironicamente se a Rússia teve “[…] que passar por um longo período de incubação na indústria de engenharia […] a fim de utilizar máquinas, motores a vapor, ferrovias, etc.”. Da mesma forma, não teria sido possível “[…] introduzir num piscar de olhos todo o mecanismo de troca (bancos, instituições de crédito, etc.) que o Ocidente levou séculos para conceber?”” (MARX, 1874-1888, p. 349).

Marx criticou o “isolamento” das comunas agrícolas arcaicas, pois, fechadas em si mesmas e sem contato com o mundo exterior, eram politicamente falando a forma econômica mais condizente com o regime czarista reacionário: “A falta de conexão entre a vida de uma comuna e a das outras, este microcosmo localizado, […] sempre dá origem ao despotismo central para além das comunas” (MARX, 1874-1888, p. 353). Marx certamente não mudou seu complexo julgamento crítico sobre as comunas rurais na Rússia, e a importância do desenvolvimento individual e da produção social permaneceu intacta em sua análise. Ele não se convenceu de repente de que as comunas rurais arcaicas eram um lócus de emancipação mais avançado para o indivíduo do que as relações sociais existentes sob o capitalismo. Ambos permaneceram distantes de como ele concebia a sociedade comunista.

Os rascunhos da carta de Marx a Zasulich não mostram nenhum vislumbre da ruptura dramática com suas posições anteriores que alguns estudiosos detectaram. Marx não sugeriu, como uma questão de princípio teórico, que a Rússia ou outros países onde o capitalismo ainda estava subdesenvolvido deviam se tornar o lócus especial para o início da revolução; nem pensava que os países com um capitalismo mais atrasado estivessem mais próximos do objetivo do comunismo do que outros com um desenvolvimento produtivo mais avançado. Para ele, rebeliões esporádicas ou lutas de resistência não devem ser confundidas com o estabelecimento de uma nova ordem socioeconômica de base comunista. A possibilidade que ele considerou em um momento muito particular da história da Rússia, quando surgiram oportunidades favoráveis para uma transformação progressiva das comunas agrárias, não poderia ser elevada a um modelo mais geral. A Argélia governada pela França ou a Índia britânica, por exemplo, não exibiam as condições especiais que a Rússia tinha naquela conjuntura histórica particular, e a Rússia do início da década de 1880 não podia ser comparada com o que poderia acontecer lá no futuro. O novo elemento no pensamento de Marx foi uma abertura teórica cada vez maior, que lhe permitiu considerar outros caminhos possíveis para o socialismo que ele nunca havia levado a sério ou considerado inatingíveis.

O que Marx escreveu é muito semelhante ao que Nikolai Chernyshevsky (1828-1889) havia escrito no passado. Essa alternativa era possível e, certamente, era mais adequada ao contexto socioeconômico da Rússia do que “[…] agricultura capitalizada no modelo inglês” (MARX, 1874-1888, p. 358). Mas ela poderia sobreviver apenas se “o trabalho coletivo suplantasse o trabalho por parcela − a fonte de apropriação privada”. Para que isso acontecesse, eram necessárias duas coisas: “[…] a necessidade econômica de tal mudança e as condições materiais para realizá-la” (MARX, 1874-1888, p. 356). O fato de a comuna agrícola russa ser contemporânea do capitalismo na Europa ofereceu a ela “[…] todas as condições necessárias para o trabalho coletivo” (MARX, 1874-1888, p. 356), enquanto a familiaridade do camponês com o artel facilitaria a verdadeira transição para o “trabalho cooperativo” (MARX, 1874-1888, p. 356).

Marx voltou a temas semelhantes em 1882. Em janeiro, no “Prefácio à segunda edição russa do Manifesto do Partido Comunista”, de sua coautoria com Engels, o destino da comuna rural russa está ligado às lutas do proletariado na Europa Ocidental:

Na Rússia encontramos, face a face com a fraude capitalista em rápido desenvolvimento e a propriedade da terra burguesa, que está apenas começando a se desenvolver, mais da metade das terras possuídas em comum pelos camponeses. Agora a questão é: pode a obshchina russa, uma forma de propriedade comum primordial da terra, mesmo se muito minada, passar diretamente para a forma superior de propriedade comum comunista? Ou deve, ao contrário, primeiro passar pelo mesmo processo de dissolução que constitui o desenvolvimento histórico do Ocidente? A única resposta possível hoje é esta: se a Revolução Russa se tornar o sinal para uma revolução proletária no Ocidente, de forma que as duas se complementem, a atual propriedade comum russa da terra pode servir de ponto de partid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comunista (MARX, 1874-1888, p. 426).

A tese básica que Marx frequentemente expressara no passado permanecia a mesma, mas agora suas ideias estavam mais relacionadas com o contexto histórico e os vários cenários políticos que eles abriram.

As considerações densamente discutidas de Marx sobre o futuro da obshchina são polos distantes da equação do socialismo com as forças produtivas − uma concepção que envolve tons nacionalistas e simpatia pelo colonialismo, que se afirmou dentro da Segunda Internacional e dos partidos social-democratas. Eles também diferem profundamente do suposto “método científico” de análise social preponderante no século XX no moviment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

Compreendendo a história mundial e a oposição ao colonialismo no norte da África
Entre o outono de 1881 e o inverno de 1882, uma grande parte das energias intelectuais de Marx foi para os estudos históricos. Ele trabalhou intensamente nos Extratos cronológicos (Chronological extracts), uma linha do tempo anotada ano a ano de eventos mundiais a partir do primeiro século a.C., resumindo suas causas e características salientes.
Marx queria testar se suas concepções eram bem fundamentadas à luz dos principais desenvolvimentos políticos, militares, econômicos e tecnológicos do passado. Por algum tempo, ele tinha consciência de que o esquema de progressão linear através dos “modos de produção asiáticos, antigos, feudais e modernos da burguesia” (MARX, 1857-1861, p. 263), que ele havia desenhado no Prefácio a Uma contribuição para a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era completamente inadequado para uma compreensão do movimento da história, e que era realmente aconselhável evitar qualquer filosofia da história. O frágil estado de saúde o impediu de realizar outro encontro com os manuscritos inacabados de O capital. Ele provavelmente pensou que havia chegado a hora de voltar sua atenção novamente para a história mundial, particularmente a questão-chave da relação entre o desenvolvimento do capitalismo e o nascimento dos Estados modernos.

Marx baseou-se particularmente em dois textos principais para sua cronologia. O primeiro foi a História dos povos da Itáli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Italy) (1825), do historiador italiano Carlo Botta (1766-1837); e o segundo foi a amplamente lida e aclamada História mundial para o povo alemão (World history for the German people) (1844-1857), de Friedrich Schlosser (1776-1861), que em vida foi considerado o principal historiador alemão. Marx preencheu quatro grossos cadernos com anotações sobre essas duas obras, em uma caligrafia, quase ilegível, ainda menor do que de costume. As capas trazem os títulos que Engels lhes deu quando estava examinando a propriedade de seu amigo: “Extratos cronológicos. I: 96 a c. 1320; II: c. 1300 a c. 1470; III: c. 1470 a c. 1580; IV: c. 1580 a c. 1648”. Em alguns casos, Marx acrescentou considerações críticas sobre figuras significativas ou apresentou suas próprias interpretações de eventos históricos importantes, a partir dos quais podemos inferir sua discordância com a fé no progresso e os julgamentos morais expressos por Schlosser. Essa nova imersão na história não parou na Europa, mas se estendeu à Ásia, ao Oriente Médio, ao mundo islâmico e às Américas.

No primeiro caderno de seus Extratos cronológicos, baseando-se principalmente em Botta, Marx preencheu 143 páginas com uma cronologia de alguns dos principais eventos entre 91 a.C. e 1370 d.C. Começando com a Roma antiga, ele passou a considerar a queda do Império Romano, a ascensão da França, a importância histórica de Carlos Magno (742-814), o Império Bizantino e as várias características e desenvolvimento do feudalismo. Após a publicação de O capital, volume um, Marx já havia se ocupado várias vezes com a Idade Média, e seu conhecimento sobre ela havia aumentado consideravelmente em 1868, quando ele se interessou por questões históricas e agrícolas e compilou cadernos de trechos de obras de vários autores nesses campos. Particularmente importante para ele foi a Introdução à História constitutiva do marco, fazenda, vila, cidade e autoridade pública alemã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itutive history of the German mark, farm, village, town and public authority) (1854) pelo teórico político e historiador jurídico Georg von Maurer.

Marx disse a Engels que considerou os livros de Maurer ”extremamente significativos”, uma vez que abordavam de uma forma totalmente diferente, “[…] não apenas a era primitiva, mas também todo o desenvolvimento posterior das cidades imperiais livres, dos proprietários de terras com imunidade, da autoridade pública, e da luta entre o campesinato livre e a servidão” (MARX, 1864-1868, p. 557). Marx anotou atentamente tudo o que pôde ser útil para ele na análise dos sistemas tributários em vários países e épocas. Ele também teve grande interesse no papel especial da Sicília, nas margens do mundo árabe e da Europa, e nas repúblicas marítimas italianas e sua importante contribuiç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 capitalismo mercantil. Finalmente, enquanto consultava outros livros que o ajudaram a integrar as informações fornecidas por Botta, Marx escreveu muitas páginas de notas sobre a conquista islâmica na África e no Oriente, as Cruzadas e os califados de Bagdá e Mosul.

No segundo caderno, compreendendo 145 páginas no período de 1308 a 1469, Marx continuou a transcrever notas sobre as cruzadas finais na “Terra Santa”. No entanto, a parte mais extensa novamente dizia respeito às repúblicas marítimas italianas e aos avanços econômicos na Itália, que Marx pensava como o início do capitalismo moderno. Também com base em Maquiavel, ele resumiu os principais acontecimentos nas lutas políticas da República de Florença. Ao mesmo tempo, com base na História Mundial de Schlosser para o Povo Alemão, Marx se debruçou sobre a situação política e econômica alemã nos séculos XIV e XV, bem como a história do Império Mongol durante e após a vida de Gengis Khan.

No terceiro caderno, de 141 páginas, Marx tratou dos principais conflitos políticos e religiosos do período de 1470 a c. 1580. Ele teve um interesse especial no confronto entre a França e a Espanha, as lutas dinásticas tumultuadas da monarquia inglesa, e a vida e influência de 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 Claro, ele também refez a história da Reforma Protestante, observando o apoio dado a ela pela classe burguesa emergente.
Finalmente, no quarto caderno de 117 páginas, Marx enfocou principalmente os numerosos conflitos religiosos na Europa entre 1580 e 1648. A seção mais longa tratou da Alemanha antes da eclosão da Guerra dos Trinta Anos (1618-1648) e fez uma análise profunda deste período. Marx discorreu sobre os papéis do rei sueco Gustavus Adolphus (1594-1632), do cardeal Richelieu (1585-1642) e do cardeal Mazarin (1602-1661). Uma seção final é dedicada à Inglaterra após a morte de Elizabeth I (1533-1603).

Apesar de a Europa estar compreensivelmente no centro desses estudos, os quatro cadernos preenchidos durante esse período continham várias referências a países não europeus. Assim como em seus estudos econômicos, o velho continente não foi a única preocupação da pesquisa de Marx. Ele provavelmente deixou de lado o projeto de completar os Extratos cronológicos por causa dos graves problemas de saúde que estava sofrendo e, em fevereiro de 1882, foi convencido por seus amigos e médicos a visitar Argel para curar sua bronquite severa.

Nesse período, Marx também teve uma forte posição anticolonial. Na guerra de 1882, que se opôs às forças egípcias comandadas por Ahmad Urabi (1841-1911) e às tropas do Reino Unido, ele não poupou aqueles que se mostravam incapazes de manter uma posição de classe autônoma, e advertiu que isso era absolutamente necessário para os trabalhadores se oporem às instituições e à retórica do Estado. Quando Joseph Cowen (1829-1900), um MP e presidente do Congresso Cooperativo − Marx o considerava “o melhor dos parlamentares ingleses” −, justificou a invasão britânica do Egito, Marx expressou sua total desaprovação. Acima de tudo, ele criticou o governo britânico: “Muito bom! Na verdade, não poderia haver exemplo mais flagrante de hipocrisia cristã do que a ‘conquista’ do Egito − conquista no meio da paz!”

Mas Cowen, em um discurso em 8 de janeiro de 1883 em Newcastle, expressou sua admiração pela “façanha heroica dos britânicos” e pelo “deslumbramento de nossa parada militar”; ele também “não poderia deixar de sorrir com a pequena perspectiva fascinante de todas aquelas posições ofensivas fortificadas entre o Atlântico e o Oceano Índico e, na barganha, um ‘Império Africano-Britânico’ do Delta ao Cabo”. Era o “estilo inglês”, caracterizado pela “responsabilidade”, pelo “interesse doméstico”. Em política externa, concluiu Marx, Cowen era um exemplo típico dos “[…] pobres burgueses britânicos, que gemem ao assumirem cada vez mais ‘responsabilidades’ no serviço de sua missão histórica, enquanto protestam em vão contra ela” (MARX, 1880-1883a, p. 422-423).

Conclusões
Por meio de seu estudo das mudanças sociais e políticas nos Estados Unidos e na Rússia, suas esperanças de um fim à opressão colonial, sua análise do capitalismo e especulações sobre a próxima crise econômica possível, Marx observou constantemente os sinais de conflito social se desenvolvendo em todas as latitudes ao redor do mundo. Ele tentou acompanhar esses sinais onde quer que surgissem. Não sem razão, poderia dizer de si mesmo: “Sou um cidadão do mundo e ajo onde quer que esteja” (LAFARGUE, 1957, p. 73). Os últimos anos de sua vida não desmentiram esse modo de existência.

Os trabalhos finais de Marx foram certamente difíceis, mas também foram importantes teoricamente. Em contraste com o autor deturpado por seus biógrafos por tanto tempo, Marx não havia exaurido sua curiosidade intelectual e parado de trabalhar. De 1879 a 1882, ele não apenas continuou suas pesquisas, mas também as estendeu a novas disciplinas. Além disso, Marx examinou novos conflitos políticos (como a luta do movimento populista na Rússia após a abolição da servidão, a oposição à opressão colonial na Argélia, Egito e Índia, ou a discriminação contra trabalhadores migrantes chineses na Califórnia); novas questões teóricas (como formas comunais de propriedade em sociedades pré-capitalistas, a possibilidade de revolução socialista em países não capitalisticamente desenvolvidos ou o nascimento do Estado moderno); e novas áreas geográficas (como Rússia, Norte da África ou Índia).

A investigação dessas questões permitiu-lhe desenvolver conceitos mais matizados, influenciados pelas particularidades de países fora da Europa Ocidental. A publicação de materiais até então desconhecidos de Marx (cf. MUSTO, 2007; 2020a). juntamente a interpretações inovadoras de sua obra, está abrindo novos horizontes de pesquisa e demonstrando, mais claramente do que no passado, sua capacidade de examinar as contradições da sociedade capitalista em escala global e em esferas além do conflito entre capital e trabalho. É também claro que Marx sempre destacou a especificidade das condições históricas e a centralidade da intervenção humana na formação da realidade e na realização da mudança e, portanto, sua diferença com muitos “marxismos” dogmáticos do século XX.

Os avanços da pesquisa, juntamente às condições políticas alteradas, sugerem que a renovação da interpretação do pensamento de Marx é um fenômeno destinado a continuar. Publicações recentes têm mostrado que Marx se aprofundou em muitos assuntos − muitas vezes subestimados, ou mesmo ignorados, pelos estudiosos de sua obra − que estão adquirindo importância crucial para a agenda política de nosso tempo. Entre eles, estão a questão ecológica, a migração, a crítica do nacionalismo, a liberdade individual na esfera econômica e política, a emancipação do gênero, o potencial emancipatório da tecnologia e as formas de propriedade coletiva não controladas pelo Estado. Ainda há muito a aprender com Marx (cf. MUSTO, 2020b). Hoje é possível fazer isso não apenas estudando o que ele escreveu em suas obras publicadas, mas também as questões e dúvidas contidas em seus manuscritos inacabados.

References
1. Uma seção das notas de Marx sobre Kovalevsky, que inclui algumas das citações fornecidas aqui, ainda não foi traduzida para o inglês.
2. Anderson (2010, p. 223-224) sugeriu que a diferença com a Índia se deve em parte ao fato de que “a Índia foi colonizada em um período posterior por uma potência capitalista avançada, a Grã-Bretanha, que ativamente tentou criar propriedade privada individual nas aldeias)”.
3. Ver Marx (1975, p. 388). As palavras adicionadas por Marx estão entre aspas simples. Kevin Anderson (2010, p. 233) oas relacionou ao significado das “formas comunais da Índia” para Marx como “locais potenciais de resistência ao colonialismo e ao capital”.
4. O ato pelo qual um homem livre se coloca em uma relação de dependência (implicando certas obrigações de serviço) de um poder superior em troca de “proteção” ou reconhecimento de sua propriedade na terra.
5. Para uma análise das posições de Kovalevsky e de certas diferenças com as de Marx, consulte o capítulo “Kovalevsky sobre a comunidade da aldeia e propriedade da terra no Oriente”, em Krader (1975, p. 190-213), e Hudis (2010, p. 84). As palavras entre colchetes são de Marx.
6. As palavras entre aspas simples são dos Annales de Assemblée Nationale, VIII, Paris, 1873, incluídos no livro de Kovalevsky.
7. De acordo com Anderson (2010, p. 216 e 218), “essas passagens indicam uma mudança da visão [Marx] de 1853 da passividade indiana em face da conquista”; ele “muitas vezes ridiculariza ou exclui […] passagens de Sewell retratando a conquista britânica da Índia como uma luta heroica contra a barbárie asiática”. Desde os artigos sobre a revolta dos Sepoys, que Marx publicou no New-York Tribune em 1857, sua “simpatia” pela resistência indiana “apenas aumentou”.
8. Marx se referia à Segunda Guerra Afegã (1878-1880) e ao conflito sangrento na África do Sul conhecido como Guerra Anglo-Zulu (1879).
9. Este título foi dado postumamente por Lawrence Krader (1919-1998), o editor desses manuscritos. No entanto, o conteúdo desses estudos está mais relacionado à antropologia.
10. As partes de Phear e Maine foram incluídas em Marx (1972, p. 243-336).
11. De acordo com Bloch (1983), Marx queria antes de tudo “reconstruir uma história geral e uma teoria da sociedade para explicar o surgimento do capitalismo”.
12. A gens era uma unidade “[…] consistindo em parentes de sangue com uma descendência comum […]”, ver Morgan (1877, p. 35).
13. Neste trabalho, Engels realmente publicou alguns dos comentários de Marx sobre o livro de Morgan.
14. Cf. Dunayevskaya (1991, p. 173): “Marx […] mostrou que os elementos de opressão em geral, e das mulheres em particular, surgiram de dentro do comunismo primitivo, e não apenas relacionados à mudança do ‘matriarcado’”.
15. Cf. Brown (2013, p. 172): “Na Grécia antiga […] as mulheres eram claramente oprimidas, mas, para Marx, sua mitologia tinha o potencial de ilustrar para elas […] o quanto elas poderiam ser mais livres”.
16. Brown (2013) compilou diligentemente muitas outras considerações que atraíram a atenção de Marx.
17. Brown (2013, p. 123, 104, 164 e 136). Id., ibid., p. 123 e 104; id., ibid., p. 164 e 136. Veja Godelier (1977a, p. 67-68 e 101-102).
18. As palavras entre colchetes foram adicionadas por Marx. Ver Marx([1880-1882], p. 139).
19. Ver Godelier (1977b, p. 124). Para uma crítica de qualquer possível “retorno a um estado original de unidade”, ver Webb (2000).
20. Engels erroneamente acreditava que as posições políticas de Morgan eram muito progressistas. Veja, por exemplo, Friedrich Engels para Friedrich Adolph Sorge, 7 de março de 1884, onde ele escreveu que a Sociedade Antiga foi “uma exposição magistral dos tempos primitivos e seu comunismo. [Morgan] redescobriu a teoria da história de Marx por conta própria, […] tirando inferências comunistas em relação aos dias atuais” (ENGELS, 1883-1886, p. 115-116). Marx nunca se expressou nesses termos. Sobre o pensamento do antropólogo americano, ver Moses (2009).
21. De acordo com Krader ([1880-1882, p. 14): “Marx deixou claro, ao contrário de Morgan, que esse processo de reconstituição ocorrerá em outro nível que o antigo, que é um esforço humano, do homem para e por si mesmo, que os antagonismos da civilização são não estáticos ou passivos, mas são constituídos por interesses sociais que se articulam a favor e contra o resultado da reconstituição, e esta será determinada de forma ativa e dinâmica”. Como Godelier (2012, p. 78) apontou, em Marx nunca houve qualquer “’ideia de um primitivo’ El Dorado”. Ele nunca se esqueceu de que nas “sociedades sem classes” primitivas havia “pelo menos três formas de desigualdade: entre homens e mulheres, entre as gerações mais velhas e mais novas, e entre autóctones e estrangeiros”.
22. Neste trabalho, Marx analisou a “oposição” entre “sociedade civil” e “o Estado”. O Estado não está “dentro” da sociedade, mas fica “contra ela”. “Na democracia, o Estado como particular é meramente particular. […] Os franceses interpretaram isso recentemente como significando de que na verdadeira democracia o Estado político é aniquilado. Isso é correto na medida em que o Estado político […] não passa mais para o todo” (MARX, 1843-1844, p. 30). Sobre o ‘jovem Marx’ ver também Musto (2019).
23. Trinta anos depois, a crítica é mais contundente: “No mesmo ritmo em que o progresso da indústria moderna se desenvolveu, se alargou, intensificou o antagonismo de classe entre capital e trabalho, o poder do Estado assumiu cada vez mais o caráter de poder nacional de capital sobre o trabalho, de uma força pública organizada para a escravidão social, de uma máquina de despotismo de classe” (MARX, 1870-1871, p. 329). Ver também Musto (2005, p. 161-178).
24. Ver Tichelman (1983, p. 18). Ver também a visão de Engels sobre o dinheiro: “Seria uma coisa boa se alguém se desse ao trabalho de lançar luz sobre a proliferação do estado socialismo, recorrendo a um exemplo extremamente florescente da prática em Java. Todo o material encontra-se em Java, How to Manage a Colony […]. Aqui se vê como os holandeses, com base no comunismo secular das comunidades, organizaram a produção para o benefício do Estado e garantiram que o povo desfrutasse do que é, em sua própria avaliação, uma existência bastante confortável; a consequência é que as pessoas são mantidas em um estado de estupidez primitiva e o tesouro holandês arrecada 70 milhões de marcos por ano“ (cf. ENGELS, 1883-1886, p. 102-103, Friedrich Engels a Karl Kautsky, 16 de fevereiro de 1884).
25. Walicki (1969, p. 192) observa corretamente que os estudos de Marx sobre a Sociedade Antiga de Morgan “permitiram-lhe olhar de novo para o populismo russo, que era então a tentativa mais significativa de encontrar o que há de mais novo no mais antigo”.
26. Ver, por exemplo, Said (1995, p. 153-156). Said (1935-2003) não apenas argumentou que “as análises econômicas de Marx são perfeitamente ajustadas […] a um empreendimento orientalista padrão”, mas também insinuou que dependiam da “distinção milenar entre Oriente e Ocidente” (SAID, 1995, p. 154). Na realidade, a leitura de Said da obra de Marx foi unilateral e superficial. O primeiro a revelar as falhas em sua interpretação foi Sadiq Jalal al-Azm (1934-2016) que, no artigo “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sm”, escreveu: ‘”Este relato das visões e análises de Marx de processos e situações históricas altamente complexas é uma farsa. […] não há nada específico para a Ásia ou o Oriente no ‘corpo da obra’ de Marx” (AL-AZM, 1980, p. 14-15). No que diz respeito a “capacidades produtivas, organização social, ascendência histórica, poder militar e desenvolvimento tecnológico, […] Marx, como qualquer outra pessoa, sabia da superioridade da Europa moderna sobre o Oriente. Mas acusá-lo […] de transformar este fato contingente em uma realidade necessária para sempre é simplesmente absurdo” (AL-AZM, 1980, p. 15-16). Da mesma forma, Ahmad (1992) bem demonstrou, como Said, “citações descontextualizadas” da obra de Marx, com pouco sentido para o que a passagem em questão representava, simplesmente para encaixá-las em seu “arquivo orientalista” (AHMAD, 1992, p. 231 e 223). Sobre as limitações dos artigos jornalísticos de Marx de 1853, ver Lindner (2010, p. 27-41).
27. Para Hobsbawm (1964, p. 50): “A crescente preocupação de Marx com o comunalismo primitivo: seu ódio e desprezo crescentes pela sociedade capitalista. […] Parece provável que Marx, que antes havia saudado o impacto do capitalismo ocidental como uma força desumana, mas historicamente progressiva, nas estagnadas economias pré-capitalistas, ficou cada vez mais chocado com essa desumanidade “.
29. Veja as interpretações de Wada (1984, p. 60), nas quais é argumentado que os rascunhos mostraram uma “mudança significativa” desde a publicação de O capital em 1867. Da mesma forma, Dussel (1990) falou de uma “mudança de curso” (WADA, 1984, p. 260, 268-269). Outros autores sugeriram uma leitura “terceiro-mundista” do falecido Marx, em que os sujeitos revolucionários não são mais os trabalhadores da fábrica, mas as massas do campo e da periferia. Reflexões e várias interpretações sobre essas questões também podem ser encontradas em Melotti (1977); Mohri (1979, p. 32-43); e Tible (2018).
30. Veja Sawer (1977, p. 67): “O que aconteceu, em particular na década de 1870, não foi que Marx mudou de ideia sobre o caráter das comunidades das aldeias, ou decidiu que elas podiam servir de base para o socialismo como eram; em vez disso, ele chegou a considerar a possibilidade de que as comunidades pudessem ser revolucionadas não pelo capitalismo, mas pelo socialismo. […] Ele parece ter nutrido seriamente a esperança de que, com a intensificação da comunicação social e a modernização dos métodos de produção, o sistema de vilas pudesse ser incorporado a uma sociedade socialista. Em 1882, isso ainda parecia a Marx uma alternativa genuína para a desintegração completa da obshchina sob o impacto do capitalismo”.
31. Cf. Venturi (1972, p. XLI): “Em suma, Marx acabou aceitando as ideias de Chernyshevsky”. Isso é semelhante à visão de Walicki (1969) em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o: “O raciocínio de Marx tem muita semelhança com a Crítica dos preconceitos filosóficos contra a propriedade comunal da terra de Chernyshevsky”. Se os populistas tivessem sido capazes de ler os rascunhos preliminares da carta a Zasulich, “[…] eles sem dúvida teriam visto neles uma justificativa confiável e inestimável de suas esperanças” (VENTURI, 1972, p. 189).
32. A forma artel de associação cooperativa, de origem tártara, baseava-se em laços consanguíneos e atendia à responsabilidade coletiva de seus associados perante o Estado e terceiros.
33. Segundo Walicki (1969, p. 180), o breve texto de 1882 “reafirmou a tese de que o socialismo tem uma chance melhor nos países altamente desenvolvidos, mas ao mesmo tempo pressupõe [d] que o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dos países atrasados pode ser essencialmente modificado sob a influência das condições internacionais”.
34. Veja, ao contrário, Musto (2008, p. 3-32).
35. Veja Krätke (2018, p. 123) que, em sua reconstrução desses quatro cadernos, argumenta que Marx concebeu o nascimento dos Estados modernos como um processo relacionado ao “[…] desenvolvimento do comércio, agricultura, mineração, fiscalismo e infraestrutura espacial”. Krätke (2018, p. 92) também argumentou que Marx compilou essas notas na crença de longa data de que ele estava “[…] dando ao movimento socialista uma base científica social sólida em vez de uma filosofia política”.
36. Em alguns casos, o conteúdo dos cadernos difere ligeiramente das datas indicadas por Engels. A única parte publicada compreende aproximadamente um sexto do total do terceiro e do quarto cadernos, sendo a maior parte das páginas retiradas deste último. Esses materiais apareceram em 1953, em uma antologia sem referências textuais preparada por Harich (1953). Oito anos depois, o título mudou para Karl Marx e Friedrich Engels, Über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As seções extraídas dos Chronological extracts estão incluídas no Band 1: Von der Frühzeit bis zum 18. Jahrhundert. Berlim: Dietz, 1973. p. 285-516.
37. Krätke (2018, p. 104) argumentou que “Marx não deu espaço ao eurocentrismo; ele considerou a história mundial de forma alguma, sinônimo de ’história europeia’”.
38. Veja o publicado recentemente MARX, Karl. Exzerpte aus Georg Ludwig von Maurer: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EGA2, v. IV/18, p. 542-559, p. 563-577, p. 589-600.
39. Sobre o estudo de Marx sobre a obra de Maurer, veja Saito (2017, p. 264-265).
40. Krätke (2018, p. 111) sustentou que Marx situou “[…] os primórdios do capitalismo moderno […]” no “[…]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das cidades-repúblicas italianas no final do século XIII”.
41. Krätke (2018, p. 112) argumentou que a queda do Estado mongol “[…] convida [d] Marx a refletir sobre os limites do poder político sobre vastos territórios”.
42. As partes desses extratos publicados na edição de Harich em 1953 totalizaram mais de 90 páginas: ver Marx e Engels (1978, p. 424-516).
43. Krätke (2018, p. 6) afirmou que o quarto caderno dos Extratos cronológicos mostra “a força de Marx como um cientista social historicamente bem informado, que facilmente alterna do desenvolvimento interno de países específicos para 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europeias e internacionais sem, no entanto, perder de vista os fundamentos econômicos do todo”. Junto aos quatro cadernos de trechos de Botta e Schlosser, Marx compilou outro caderno com as mesmas características, contemporâneo dos demais e relacionado à mesma pesquisa. Ele usou a História da República de Florença (1875) de Gino Capponi (1792-1876) e a História do povo inglês (1877) de John Green (1837-1883). O estado flutuante de sua saúde não lhe permitiu avançar mais. Suas anotações pararam com as crônicas da Paz de Westfália, que pôs fim à Guerra dos Trinta Anos em 1648.
44. A guerra de 1882 terminou com a batalha de Tell al-Kebir (13 de setembro de 1882), que pôs fim à chamada revolta de Urabi, iniciada em 1879, e permitiu aos britânicos estabelecer um protetorado sobre o Eg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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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 reevaluación de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de Marx

Entre diciembre de 1880 y junio de 1881, los intereses de estudio de Marx fueron absorbidos también por otra disciplina: la antropología. Marx comenzó a profundizar en ésta gracias al libro La sociedad antigua [1877], del antropólogo estadounidense Lewis Morgan (1818-1881), recibído, dos años después de su publicación, del etnógrafo ruso Maxim Kovaleivskij (1851-1916), quien lo había llevado consigo en un viaje de regreso desde Norteamérica.

La lectura de este texto, sobre el que Marx se concentró con particular atención – le impactó, sobre todo, la importancia que Morgan había atribuido a la producción y a los factores técnicos como precondición del desarrollo del progreso social -, se reveló determinante al punto de alentarlo a redactar un compendio de cien densas páginas. Éstas componen la parte principal de los denominad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En su interior figuran también extractos de otros volúmenes: Java, o como administrar una colonia [1861], de James Money (1818-1890), abogado y experto conocedor de Indonesia; La aldea aria en la India y Ceilán [1880], de John Phear (1825-1905), presidente de la Corte Suprema de Sri Lanka; y Lecciones sobre la historia antigua de las instituciones [1875], del historiador Henry Maine (1822-1888), llegando a un total que comprendía más de cien hojas . Las comparaciones entre las teorías de estos autores, avanzadas por Marx en sus compendios, permiten suponer que la redacción de todo este material habría sido completada en un período relativamente breve y que, sobre esta base, estaría la voluntad de realizar un estudio exhaustivo de la materia.

En el curso de sus investigaciones precedentes, Marx había realizado ya un examen de las formas socio-económicas del pasado, a cuyo respecto desplegó numerosos comentarios en la primera parte del manuscrito La ideología alemana, en la larga sección titulada “Formas que preceden a la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 contenida en los Grundisse [1857-1858], y también en el primer volumen de El Capital. En 1879, mediante el estudio del libro de Kovalevkeij, La propiedad comunal de la tierra [1879], Marx había vuelto otra vez sobre este tema. Ello se convirtió, sin embargo, en materia de estudio profundo y actualizado tan sólo con la escritura de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Las investigaciones que acompañaron su redacción fueron emprendidas con la meta precisa de acrecentar sus conocimientos acerca de períodos históricos, áreas geográficas y temáticas consideradas fundamentales para poder seguir con su proyecto de crítica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Por añadidura, estas indagaciones permitieron a Marx adquirir información particularizada sobre las características sociales y las instituciones del pasado más remoto, que no estaban aún en su posesión cuando había redactado los manuscritos y obras en los años cincuenta y sesenta. Aquellas, finalmente, fueron actualizadas con las teorías de los más eminentes estudiosos del campo, contemporáneos a él.

Marx se dedicó a este estudio, muy dispuesto en términos de energía, en el mismo período en el que todavía ambicionaba con completar el segundo volumen de El Capital . No se ocupó de la antropología por mera curiosidad intelectual, aunque sí con una intención exquisitamente teórico política. Quería reconstruir, sobre la base de un correcto conocimiento histórico, la secuencia con la cual, verosímilmente, en el curso del tiempo, se habían sucedido los diferentes modos de producción. Ésta le servía también para dar fundamentos históricos más sólidos a la posible transformación de tipo comunista de la sociedad.

Persiguiendo este objetivo, en la escritura de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Marx redactó extensos resúmenes y anotaciones interesantes sobre la prehistoria, sobre el desarrollo de los vínculos familiares, sobre la condición de las mujeres, sobre el origen de las relaciones de propiedad, sobre las prácticas comunitarias existentes en las sociedades precapitalistas, sobre la formación y la naturaleza del poder estatal, sobre el rol del individuo e incluso otras cuestiones más actuales a su época como, por ejemplo, las connotaciones racistas de algunos antropólogos y los efectos del colonialismo.

Sobre el tema específico de la prehistoria y del desarrollo de los lazos familiares, Marx obtuvo así muchas indicaciones útiles del pensamiento de Morgan que, como señaló Henry Hyndman: “cuando [… las tesis expuestas en] La sociedad antigua demostr[aron a Marx], de modo convincente, que era la gens , y no la familia, la unidad social del antiguo sistema tribal y de la sociedad de los orígenes, [él] modificó inmediatamente su opinión anterior”.

Precisamente fueron las investigaciones antropológicas de Morgan sobre la estructura social de las poblaciones primitivas las que le permitieron superar los límites de las interpretaciones tradicionales respecto los sistemas de parentela; entre ellas, la que propusiera el historiador Barhold Niebuhr (1776-1831), en la Historia romana [1811-12].

Morgan había aclarado, sobre todo, y a contracorriente de todas las hipótesis precedentes, que se había cometido un gran error cuando se había sostenido que la gens fuese «posterior en el tiempo a la familia monógama» y que esta fuese el resultado de «un conglomerado de familias» . En sus estudios sobre la prehistoria de la humanidad y de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él había arribado, luego, a una conclusión de gran interés para Marx. La familia patriarcal no era considerada como la unidad de base originaria de la sociedad, sino como una forma de organización social que apareció posteriormente y más reciente de lo que generalmente se tenía en cuenta. Aquella “era demasiado débil como como organización para hacer frente por sí sola a las vicisitudes de la vida”. Mucho más plausible era suponer la presencia de una forma como aquella adoptada por los aborígenes de América, la familia sindiásmica, “practicando el principio del comunismo en su modo de vivir”.

Marx criticó, en cambio, a Maine, con quien estaba en constante polémica en las páginas de sus resúmenes. En su libro, Lecciones sobre la historia antigua de las instituciones, él había concebido, “la familia privada [… como la] base de la que proceden el sept y el clan, etc.” . El desacuerdo de Marx con este intento de mover hacia atrás las agujas de la historia, transfiriendo la época victoriana a la prehistoria, lo llevó a afirmar que “EI señor Maine, como buen zoquete inglés, no parte de la gens sino del patriarca, que luego se convierte en jefe, etc. Estupideces” . En su confrontación, incrementó la crítica socarrona: “Maine, después de todo, no se puede quitar de la cabeza la familia privada inglesa” ; “Maine traslada su familia ‘patriarcal’ romana al mismo comienzo de las cosas” . Las demoliciones de Marx no se ahorran mucho para otro de los autores leídos, Phear, de quien dice: “El burro de él lo basa todo en la familia privada”.

En cuanto a Morgan, Marx encontró estimulantes también sus contrastaciones referidas al concepto de familia, desde el momento que en su “significado original” la palabra “familia” – familia contenía la misma raíz de famulus (siervo) – “no tenía relación con la pareja unirla en matrimonio o con sus hijos, sino con el conjunto de esclavos y servidores que trabajaban para su mantenimiento y se hallaban bajo la autoridad del paterfamilias” . Al respecto, Marx anotó:

La familia moderna encierra en germen no sólo el servitus (esclavitud) sino también la servidumbre, pues se halla ligada de antemano a servicios agrícolas. Es la miniatura de todos los antagonismos que se despliegan posteriormente en la sociedad y su Estado […] la familia monógama presupone siempre, para poder existir aislada autónomamente, una clase de servidores que originariamente en todas partes fueron directamente esclavos.

También en otro punto de sus resúmenes, añadiendo una consideración propia, Marx escribió que la acumulación de riqueza se halla “inevitablemente unido con la familia monógama, una vez que se da la propiedad privada de casas, tierras, rebaños” . De hecho, como se indicaba en El Manifi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 ésta representaba el punto de partida de la historia como “historia de la lucha de clases”.

En El origen de la familia, de la propiedad privada y el Estado [1884], libro definido por su autor “la ejecución de un testamento” y que quería ser “un modesto sustituto de lo que [su] amigo” , no había podido llevar a término, Engels completó el análisis realizado por Marx, en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afirmando que la monogamia representaba el

Esclavizamiento de un sexo por el otro, como la proclamación de un conflicto entre los sexos, desconocido hasta entonces en la prehistoria. En un viejo manuscrito inédito, redactado en 1848 por Marx y por mí, encuentro esta frase: “La primera división del trabajo es la que se hizo entre el hombre y la mujer para la procreación de hijos” Y hoy puedo añadir: el primer antagonismo de clases que apareció en la historia coincide con el desarrollo del antagonismo entre el hombre y la mujer en la monogamia; y la primera opresión de clases, con la del sexo femenino por el masculino. La monogamia (…) es la forma celular de la sociedad civilizada, en la cual podemos estudiar ya la naturaleza de las contradicciones y de los antagonismos que alcanzan su pleno desarrollo en esta sociedad.

También Marx, por otro lado, había prestado gran atención a las consideraciones de Morgan sobre la paridad entre los sexos. Éstas afirman que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fueron más progresivas en cuanto al tratamiento y a los comportamientos hacia las mujeres. A propósito, Marx transcribió aquellas partes del libro de Morgan en las que había observado que, con los Griegos, “el cambio de la descendencia por línea femenina a la masculina [fue] perjudicial para la posición y derechos de la mujer y madre”. El antropólogo norteamericano había agregado que en la Antigua Grecia “predominó […] un principio, difícil de encontrar entre los salvajes, de egoísmo calculado por parte de los hombres, que tendía a menguar la estimación de la mujer”. Morgan evaluó negativamente el modelo social griego. Los Griegos “siguieron siendo bárbaros en el apogeo de su civilización en el tratamiento del sexo femenino; educación superficial de éste, [… y] su inferioridad le era inculcada como un principio, hasta el punto de que llegó a ser aceptada como un hecho por las mujeres mismas”. Pensando en contraste con los mitos del mundo clásico, Marx agregó un agudo comentario suyo: “la situación de las diosas del Olimpo muestra reminiscencias de una posición anterior de las mujeres. Más libre e influyente. La ansiosa de poder Juno, la diosa de la sabiduría que nace de la cabeza de Zeus, etc..”.

De la lectura de Morgan, Marx extrajo inspiración también sobre otro tema de importancia significativa: el origen de las relaciones de propiedad. El famoso antropólogo, de hecho, había establecido una relación de causalidad entre los distintos tipos de estructura de parentesco y las formas económico-sociales. Según Morgan, en la historia occidental las razones de la afirmación del sistema descriptivo,-es decir, aquel en el que los consanguíneos están descritos y la relación de parentesco de cada persona es más específica (los consanguíneos son “el hijo del padre, del hermano del padre, y del hijo del hermano del padre”)-, y de la decadencia, en cambio, del clasificatorio -en el que los consanguíneos están reagrupados en categorías sin el grado “de cercanía o lejanía del ego” sea tomado en consideración (“mis propios hermanos y los hijos de los hermanos de mi padre son todos hermanos míos por igual”)-, debían vincularse con el desarrollo de la propiedad y del Estado .

En el libro de Morgan, dividido en cuatro partes, aquella sobre el “Desarrollo de la idea de familia” (III) estaba puesta después de las secciones sobre el “Desarrollo de la inteligencia mediante inventos y descubrimientos (I)”, del “Desarrollo de la idea de gobierno” (II), y antes del “El desarrollo de la idea de propiedad.” (IV). Marx invirtió el orden de los temas: I. inventos, II. familia, III. propiedad y IV. gobierno, para así hacer más evidente las conexiones entre los dos últimos.

Morgan afirmó que, a propósito del “principio aristocrático”, a pesar de que “la riqueza y el rango”, se justificasen, desde hace millones de años, “sobre la justicia y la inteligencia”, había “pocas dudas caben respecto a […] las clases privilegiadas, […] no ha dejado de mostrar el carácter oneroso (burdensome) de su acción opresiva para la sociedad”.

En una de las páginas finales de La sociedad antigua, copiada casi por entero por Marx, dedicada a las consecuencias distorsionadas que la propiedad podía llegar a generar, se encuentran expresados algunos conceptos que lo impactaron profundamente:

Desde el comienzo de la civilización, el desarrollo de la propiedad ha sido tan gigantesco, sus formas tan diversamente articuladas, sus usos tan continuamente ampliados, y su administración (management) tan hábil para hacer valer los intereses de los propietarios, que se convertido para el pueblo en una fuerza incontrolable…La mente humana se siente desconcertada ante su propia creación. Llegará el día, sin embargo, en que el intelecto humano se eleve hasta dominar la propiedad, redefiniendo las relaciones entre el Estado y la propiedad, de la cual éste es el protector, así como de las obligaciones y limitaciones de los derechos de los propietarios. Los intereses de la sociedad preceden a los del individuos y el problema es establecer una relación justa y armónica entre estos dos. Morgan se negaba a creer que “el destino final del género humano” debiera ser el mero “afán de riquezas” y lanzó, en este sentido, una severa advertencia:

La disolución social amenaza claramente ser la terminación de una empresa de la cual la propiedad es el fin y la meta, pues dicha empresa contiene los elementos de su propia destrucción. La democracia, en el gobierno, la fraternidad en la sociedad, la igualdad de derechos y privilegios y la educación universal anticipan el próximo plano más elevado de la sociedad, al cual la experiencia, el intelecto y el saber tienden firmemente. Será (un nivel superior de la sociedad) una resurrección, en forma más elevada, de la libertad, igualdad y fraternidad de las antiguas gentes.

La civilización “burguesa” no sería, por tanto, la última etapa de la humanidad, sino que representaba, también ésta, una época transitoria. Si ésta había surgido, al final de dos prolongadas épocas definidas (en los términos en boga en aquel tiempo, “estado salvaje” y “estado barbárico”), sucesivamente con la abolición de las formas comunitarias de organización social (implosionadas luego de la acumulación de propiedad y de riquezas), la aparición de las clases sociales y el Estado, entonces, la prehistoria y la historia estaban destinadas a encontrarse nuevamente.

Morgan consideró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muy democráticas y solidarias. En relación a la sociedad del presente, se limitó a una declaración optimisma acerca del progreso de la humanidad, sin invocar la necesidad de la lucha política. Marx, por su parte, no hipotetizó como solución la redención socialista del “mito del buen salvaje”. De hecho, nunca tuvo esperanzas en el regreso al pasado, sino, como había agregado copiando el libro de Morgan, auspiciaba, en cambio, el avenir de “un nivel superior de la sociedad” , basada en sobre una nueva forma de producción y un modo distinto de consumo. Ésta, además, no surgiría gracias a una evolución mecánica de la historia, sino tan sólo a través de la lucha consciente de las trabajadoras y los trabajadores.

De los textos de antropología Marx leyó, al final, todo lo relacionado al origen y las funciones del Estado. A través de los extractos de Morgan, recapituló el papel desarrollado por esta institución en la fase de transición de la barbarie a la civilización ; mientras, con los apuntes tomados del texto de Maine, se dedicó al análisis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individuo y Estado . En continuidad con sus más significativas elaboraciones al respecto, desde De la crítica de la filosofía hegeliana del derecho público [1843] a La guerra civil en Francia [1871] , también en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Marx representó al Estado como un poder de servidumbre social, una fuerza que impide la plena emancipación del individuo. En las notas redactadas en 1881, insistió sobre el carácter parasitario y transitorio del Estado y, refiriéndose a Maine, precisó:

Maine ignora algo mucho más profundo: que incluso la existencia, aparentemente suprema e independiente, del Estado, no es más que una apariencia, y que el Estado en todas sus formas es una excrecencia de la sociedad. Incluso su apariencia no se presenta hasta que la sociedad ha alcanzado un cierto grado de desarrollo y desaparece[rá] de nuevo en cuanto la sociedad llegue a un nivel hasta ahora inalcanzado.

Luego de la crítica hacia la institución política, Marx continuó con aquella hacia la condición de los hombres, en circunstancias históricamente dadas. Para Marx, de hecho, la formación de la sociedad civilizada, con la consiguiente transición de un régimen de la propiedad común a una individual, “genera una individualidad aún unilateral [¿así llega a destacarse unilateralmente la individualidad?]”.

Si la “verdadera naturaleza “del Estado” se muestra sólo cuando” viene analizado “el contenido [o sea] los intereses “del Estado”, esto muestra que estos “son comunes a ciertos grupos sociales, […son] intereses de clase”. Para Marx se trata de un “Estado que presupone “las clases””. Por tanto, la individualidad que existe en este tipo de sociedad “es una individualidad de clase”, que “se basan todos en última instancia, en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En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Marx desarrolló no pocas observaciones respecto a otro tema, que le fuera sugerido por un lenguaje lleno de definiciones discriminatorias usado por aquellos que estaba estudiando: las connotaciones racistas utilizadas por los antropólogos . El rechazo de Marx hacia esa ideología fue categórico y sus comentarios contra los autores que se expresaron de ese modo fueron cáusticos. Cuando, por ejemplo, Maine usó epítetos discriminatorios, Marx comentó decisivamente: “Pero esto no tiene sentido!”. Recurrentes, más aún, fueron las expresiones del tipo: “¡que el diablo se lleve a esta jerga “aria”!”.

Finalmente, mediante los libros Java, o como administrar una colonia, de Money, y La villa aria en la India y Ceylan de Phear, Marx estudió los efectos negativos de la presencia europea en Asia. En lo que concierne al primer texto, Marx, para nada interesado en las opiniones políticas de su autor, encontró útiles, sin embargo, la información detallada relativa al comercio que la obra contenía . Una aproximación similar tuvo con el escrito de Phear, del cual privilegió los datos que éste reportó sobre el estado de Bengala en la India, ignorando las débiles construcciones teóricas.

Los autores leídos y compendiados por Marx en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habían sido todos influenciados, aunque con matices distintos, por la concepción evolucionista imperante en el tiempo y algunos de ellos incluso eran convencidos sostenedores de la superioridad de la civilización burguesa. Un análisi de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muestra, de manera evidente, que Marx no sufrió influencia alguna de parte de sus impostaciones ideológicas.

Las teorías del progreso, hegemónicas en el siglo diecinueve, muy difundidas también entre antropólogos y etnólogos, postulaban que el curso de los eventos seguiría a un recorrido ya dado, debido a factores externos a la acción humana, que procedería en estadios sucesivos concatenados entre ellos, y que tenía como única e igual meta el mundo capitalista.

En el lapso de pocos años, con la llegada de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también entre las filas del movimiento obrero tomó cuerpo la ingenua convicción del progreso automático de la historia. La única variante respecto de la versión burguesa fue la previsión de una última etapa que vendría seguida luego del “colapso” del sistema capitalista, automáticamente destinado al ocaso: el advenimiento del socialismo (¡por añadidura, a continuación, definido como “marxista”!) . Este análisis, más allá de ser epistemológicamente errado, produjo una suerte de pasividad fatalista, que se transformó en un factor de estabilidad para el orden existente y en debilitamiento para la acción social y política del proletariado.

Dicha posición considerada por varios “científica”, ponía en común aquella ya afirmada de origen burgués y la otra que comenzaba a emerger también en el frente socialista, Marx supo oponerse sin ceder a las sirenas que anunciaban el curso inequívoco de la historia conservando su enfoque característico: complejo, versátil y multiforme.

Si, en presencia de tantos oráculos darwinistas, Marx pareció ser un autor incierto y vacilante , por el contrario, supo huir de la trampa del determinismo económico en la que cayeron, en cambio, muchos de sus seguidores y de sus presuntos continuadores, a quienes se les imputó una de las peores caracterizaciones del “marxismo”, más allá de la sideral distancia de los propósitos respecto a los cuales consideraban inspirarse.

En los manuscritos, en los cuadernos de apuntes, en las cartas dirigidas a los compañeros y a los militantes que estaban en contacto con él, y además en las intervenciones públicas, que eran definitivamente pocas a causa de tantos dramas familiares y el ocaso de sus fuerzas físicas, Marx continuó su investigación para reconstruir la compleja historia del pasaje de las formas de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al capitalismo.

De las investigaciones realizadas sobre los textos de antropología que leyó y sintetizó, sacó la conclusión de que el progreso humano había procedido más rápidamente en las épocas en las que se habían ampliado las fuentes de subsitencia, comenzando con el nacimiento de la agricultura. Hizo acopio de las informaciones históricas y de los datos recogidos, pero no compartió los rígidos esquemas sobre la ineluctable sucesión de determinados estadíos de la historia humana.

Rechazó las rígidas representaciones que vinculaban los cambios sociales solamente a las transformaciones económicas. Marx defendió, en cambio, la especificidad de las condiciones históricas, las múltiples posibilidades que el curso del tiempo ofrecía y la centralidad de la intervención humana por modificar la existencia y marcar el cambio . Fueron éstas las características sobresalientes de la elaboración teórica del último Marx.

Bibliogr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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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O, MARCELLO (Ed. 2018), Los Grundrisse de Karl Marx. Fundamentos de la crítica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150 años después, Bogotá: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8.
MUSTO, MARCELLO (2019), “Introduction: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Capital”, in Marcello Musto (E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1-35.
MUSTO, MARCELLO (2020), Karl Marx, 1881-1883. El último viaje del Moro, México, D.F.: Siglo XXI, 2020
MUSTO, MARCELLO (2020), “New Profiles of Marx after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49 (2020), n. 4: 407-419.
MUSTO, MARCELLO (2020), “Communism”, in Marcello Musto (Ed.), The Marx Revival: Key Concepts and New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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خاستگاه‌های جنگ، نقش ناتو و آینده‌ی سناریوها در اوکراین

جنگ در اوکراین چهار ماه قبل آغاز شد. بنا به اعلام دفتر کمیسر عالی حقوق بشر سازمان ملل، جنگ تا همین حالا به مرگ بیش از 4500‌ غیرنظامی انجامیده و حدود پنج‌ میلیون نفر را از خانه‌هایشان بیرون رانده و تبدیل به پناهجو کرده است. این شمار شامل مرگ نظامیان ــ دست‌کم ده‌ هزار اوکراینی احتمالاً شماری بیش‌تر در سمت روسیه ــ و چندین میلیون نفری نیست که درون اوکراین آواره شده‌اند. تهاجم به اوکراین منجر به نابودی پُردامنه‌‌ی شهرها و زیرساخت‌های غیرنظامی شده که بازسازی‌شان نسل‌ها به درازا می‌کشد، و هم‌چنین جنایات جنگی چشم‌گیر، همانند مواردی که در خلال محاصره‌ی ماریوپل به دست سربازان روسیه رخ داد.
با هدف مرور رخدادها از هنگام آغاز جنگ، تأمل پیرامون نقش ناتو، و بازبینی سناریوهای محتمل در آینده، میزگردی برگزار کردم با سه پژوهش‌گر مشهور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 از سنت مارکسیستی: اتین بالیبار، صاحب کرسی سالانه‌ی فلسفه‌ی معاصر اروپایی در دانشگاه کینگستون (لندن، بریتانیا)، سیلویا فدریچی، استاد بازنشسته‌ی فلسفه‌ی سیاسی در دانشگاه هوفسترا (همپستد،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 میشل لووی، پژوهش‌گر ارشد بازنشسته‌ی مرکز ملی پژوهش علمی (پاریس، فرانسه). بحثی که خلاصه‌ی آن در ادامه می‌آید حاصل گفت‌وگوهای پرشماری است که در چند هفته‌ی گذشته از طریق ایمیل و تماس تلفنی داشتی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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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ارچلو موستو (م. م.): تهاجم روسیه به اوکراین سبعیت جنگ را بار دیگر به اروپا آورد و جهان را با تنگنای چندوچون واکنش به حمله به حاکمیت اوکراین رودررو کرد.
میشل لووی (م. ل.): تا زمانی که پوتین می‌خواست از اقلیت‌های روس‌زبانِ منطقه‌ی دونتسک حفاظت کند، نوعی عقلانیت در خط‌مشی‌هایش وجود داشت. درباره‌ی مخالفتش با گسترش ناتو به اروپای شرقی هم همین را می‌شد گفت. با این ‌حال، این تهاجم سبوعانه به اوکراین، با دنباله‌ی بمباران شهرها و قربانی شدن هزاران غیرنظامی، از جمله سالمندان و کودکان، هیچ توجیهی ندارد.
اتین بالیبار (ا. ب.): جنگ پیش روی ما جنگی است «تمام‌عیار». جنگی است توأم با ویرانی و دهشت که ارتش قدرتمندتر کشور همسایه راه انداخته است؛ همسایه‌ای که حکومتش می‌خواهد آن را در حکم ماجراجویی‌ای امپرالیستی بدون هیچ پیامدی به کار بگیرد. الزام فوری و بلافصل این است که باید از مقاومت اوکراینی‌ها دفاع کرد، و اوکراینی‌ها باید بدانند که با عمل، و نه صرفاً با احساسات، از آن‌ها حمایت می‌شد. چه اعمالی؟ بحث‌های تاکتیکی این‌جاست که آغاز می‌شود، محاسبه‌ی کارآمدی و مخاطرات «دفاع» و «حمله». بااین‌حال، به هیچ وجه نباید دست روی دست گذاشت.
م. م.: در کنار مقاومت مشروع اوکراینی‌ها، مسئله به همان اندازه مهم این است که اروپا چه‌طور می‌تواند از دیده‌ شدن به چشم یکی از بازیگران جنگ احتراز کند و تا نهایت ممکن به ابتکارات دیپلماتیک برای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تعارض نظامی یاری برساند. بنابراین خواسته‌ی بخشی چشم‌گیر از افکار عمومی ــ به‌رغم لفاظی‌های ستیزه‌جویانه‌ی سه ماه گذشته ــ این است که اروپا نباید در جنگ نقشی داشته باشد. اولین نکته اجتناب از رنج بیش‌تر مردم است. چون این خطر وجود دارد که ملتی که همین حالا به دست ارتش روسیه کشته می‌شود، به اردوگاه نظامی‌ای بدل شود که از ناتو سلاح می‌گیرد و به جای کسانی در واشنگتن پا به جنگ بگذارد که به تضعیف دائمی روسیه و وابستگی اقتصادی و نظامی بیش‌تر اروپا به ایالات متحد امید دارند. اگر قرار به چنین رخدادهایی باشد، جنگ از مرزهای دفاع تمام‌عیار و مشروع از حاکمیت اوکراین فراتر می‌رود. آن‌ها که از همان ابتدا مارپیچ خطرناک جنگی را تقبیح کردند که به ارسال سلاح‌های سنگین به اوکراین می‌انجامد، بی‌شک از خشونت هرروزه در آن‌جا غافل نیستند و نمی‌خواهند مردم اوکراین را با قوای نظامی روسیه تنها بگذارند. «عدم‌تعهد» به معنای بی‌طرفی یا وسط‌بازی نیست، چنان که چندین کاریکاتور سودمند نشان داده‌اند. مسئله نه بر سر پاسیفیسم انتزاعی در حکم اصل راهبر، بلکه بر سر بدیل دیپلماتیک مشخص است. این کار به معنای سنجیدن هر عمل یا بیانیه‌ای براساس نقش آن در نزدیک ‌شدن به هدف اصلی در شرایط جاری است، یعنی آغاز مذاکراتی قابل‌قبول برای احیای صلح.
سیلویا فدریچی (س. ف.): هیچ تنگنایی در کار نیست. جنگ روسیه علیه اوکراین را باید محکوم کرد. هیچ توجیهی نمی‌توان آورد برای ویران کردن شهرها، کشتار مردم بی‌گناه و دهشتی که هزاران نفر وادار به زندگی در آن می‌شوند. این بسیار مهم‌تر از نقض حاکمیت ملی با این یورش نظامی است. با این‌ حال، من موافقم که باید بسیاری تحرکات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 ناتو را محکوم کرد که در تحریک به جنگ نقش ایفا کردند، و هم‌چنین تصمیم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 اتحادیه‌ی اروپا برای ارسال سلاح به اوکراین، که جنگ را برای مدت نامعلومی به درازا خواهد کشاند. با ارسال سلاح باید مخالفتی ویژه داشت، چرا که تهاجم روسیه را می‌شد متوقف کرد اگر ایالات متحد به روسیه تضمین می‌داد که ناتو تا کنار مرزهایش گسترش نمی‌یابد.
م. م.: از هنگام آغاز جنگ، یکی از مهم‌ترین موضوعات بحث درباره‌ی نوع کمکی بوده که باید به اوکراینی‌ها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در برابر حمله‌ی روسیه ارائه شود، اما بدون پدید ‌آوردن شرایطی که به ویرانی هر چه بیش‌تر در اوکراین و گسترش درگیری‌ها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بینجامد. از جمله موضوعات بحث‌انگیزِ ماه‌های اخیر درخواست زلنسکی برای برقراری منطقه‌ی پرواز ممنوع بر فراز اوکراین، سطح تحریم‌ها علیه روسیه و، مهم‌تر از آن، کفایت ارسال سلاح برای حکومت اوکراین بوده است. به نظر شما، تصمیماتی که باید برای کسب اطمینان از کم‌ترین شمار ممکنِ قربانیان در اوکراین و ممانعت از اوج‌گیری‌ آن در آینده اتخاذ شود چیست؟
م. ل.: می‌توان انتقادات بسیاری درباره‌ی اوکراین حال حاضر داشت: فقدان دموکراسی، ستم بر اقلیتِ روس‌زبان، «غرب‌گرایی»، و بسیاری موارد دیگر. اما نمی‌توان حق مردم اوکراین را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در برابر تهاجم روسیه به سرزمین‌شان، آن هم با این تجاوز سبوعانه و جنایتکارانه به حق ملت‌ها به تعیین سرنوشت، انکار کرد.
ا. ب.: به باور من، جنگ اوکراینی‌ها علیه تهاجم روسیه، به دقیق‌ترین معنای کلمه، «جنگی مشروع» است. کاملاً آگاهم که این مقوله‌ای پرسش‌برانگیز است، و تاریخ بلند آن در غرب عاری از دست‌کاری و تزویر یا توهمات مهلک نبوده است، اما هیچ واژه‌ی مناسب دیگری سراغ ندارم. بنابراین، از این واژه استفاده می‌کنم، هرچند باید خاطرنشان کنم که جنگ «مشروع»‌ جنگی است که در آن تشخیص مشروعیت آنانی که از خود در برابر تهاجم دفاع می‌کنند ــ معیار حقوق بین‌الملل ــ کافی نیست، بلکه لازم است طرف مدافعان را هم گرفت. و این جنگی است که حتی کسانی مانند من، که برایشان همه‌ی جنگ‌ها ــ یا همه‌ی جنگ‌های امروز، در شرایط امروز جهان ــ ناپذیرفتنی و فاجعه‌بار است، هیچ امکانی برای انفعال ندارند. چرا که پیامد انفعال بدتر است. بنابراین بی‌هیچ اشتیاقی گزینه‌ی ضدیت با پوتین را انتخاب می‌کنم.
م. م.: حال‌وهوای این ملاحظات را درک می‌کنم، اما می‌خواهم تمرکز بیش‌تری بر نیاز به جلوگیری از جنگی عمومی و به این ترتیب بر نیاز فوری به رسیدن به پیمان صلح داشته باشم. هر قدر جنگ بیش‌تر به طول بینجامد، مخاطرات گسترش بیش‌تر دامنه‌ی جنگ افزایش می‌یابد. هیچ‌کس به رو برگرداندن و نادیده گرفتن رخدادها در اوکراین فکر نمی‌کند. اما باید دریابیم که وقتی بحث قدرتی هسته‌ای نظیر روسیه در میان است که هیچ جنبش صلح‌طلبِ قابل‌ملاحظه‌ای در آن فعال نیست، توهم است اگر گمان 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 در جنگ علیه پوتین «پیروز شد».
ا. ب.: من به‌شدت از تشدید تحرکات نظامی ــ‌ از جمله استفاده از سلاح هسته‌ای ــ می‌ترسم. این مسئله‌ای هولناک است و آشکارا هنوز گزینه‌ای روی میز به‌شمار می‌آید اما حرفی از پاسیفیسم در میان نیست. نیاز فوری کمک به اوکراینی‌ها برای مقاومت است. بگذارید دوباره نرویم سراغ بحث «عدم‌مداخله». هرچند اتحادیه‌ی اروپا همین حالا هم پایش به جنگ باز شده. ولو اتحادیه‌ی اروپا سرباز روانه‌ نکند، سلاح می‌فرستد ــ و به گمانم کار درستی هم می‌کند. این شکلی از مداخله است.
م. م.: در 9 مه، دولت بایدن قانون ارسال کمک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دموکراسی در اوکراین 2022 را پذیرفت؛ بسته‌ای شامل بیش از چهل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کمک نظامی و مالی به اوکراین. حجم عظیم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مک‌های کشورهای گوناگون اتحادیه‌ی اروپا را هم به آن افزود. به نظر می‌آید این کمک برای تأمین بودجه‌ی جنگی درازدامن تعبیه شده است. خود بایدن در 15 ژوئن به این گمانه‌زنی دامن زد، هنگامی که اعلام کرد ایالات متحد کمک نظامی‌ای بالغ بر یک‌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خواهد فرستاد. تأمین روز به روز بزرگ‌تر ابزار جنگی از جانب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 ناتو، زلنسکی را تحریک کرد تا هم‌چنان از گفت‌وگوهای بسیار لازم با حکومت روسیه دوری کند. به‌علاوه، با توجه به آن‌که بسیاری از سلاح‌هایی که در جنگ‌های گذشته ارسال شده‌اند برای جنگ‌هایی دیگر با پایان‌بندی‌های متفاوت به کار رفته‌اند، این فکر معقول به نظر می‌آید که مبادا این محموله‌ها برای کاری غیر از بیرون راندن نیروهای روسی از سرزمین اوکراین استفاده شوند.
س. ف.: به گمان من بهترین حرکت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 اتحادیه‌ی اروپا ارائه‌ی تضمین به روسیه است که اوکراین به ناتو نخواهد پیوست. این قول به هنگام فروپاشی دیوار برلین به میخاییل گورباچف داده شد، گرچه هرگز مکتوب نشد. متأسفانه، هیچ علاقه‌ای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راه‌حل دیده نمی‌شود. بسیاری افراد در ساختار نظامی و سیاسی ایالات متحد سال‌هاست از تقابل با روسیه حمایت کرده‌اند و برایش آماده شده‌اند. و اکنون جنگ به‌آسانی به توجیهی برای افزایش شدید استخراج نفت و کنار‌ گذاشتن نگرانی‌ها برای گرمایش جهانی بدل می‌شود. همین حالا هم بایدن از قول انتخاباتی‌اش برای توقف حفاری در زمین‌های امریکا پس نشسته است. ما نیز شاهد انتقال میلیاردها دلار ــ که می‌تواند برای بهبود زندگی هزاران امریکایی استفاده شود ــ به مجتمع صنعتی نظامی ایالات متحد هستیم، که البته برنده‌ اصلی جنگ هم خواهد بود. صلح با تشدید درگیری حاصل نمی‌شود.
م. م.: بگذارید سراغ واکنش‌های چپ به تهاجم روسیه بپردازیم. برخی سازمان‌ها، گرچه اقلیتی کم‌شمارند، مرتکب اشتباه سیاسی بزرگی شده‌اند و از تقبیح صریح «عملیات نظامی ویژه»ی روسیه سر باز زده‌اند ــ اشتباهی که، از جمله، هر‌گونه محکوم کردن تهاجمات آینده‌ی ناتو یا دیگران را بی‌اعتبارتر جلوه خواهد داد. این کار بازتاب دیدگاه ایدئولوژیک کوکورانه‌ای است که نمی‌تواند سیاست را در چارچوبی جز رفتاری تک‌بعدی ببیند، انگار همه‌ی مسائل ژئوپولیتیک را باید صرفاً برحسب تلاش برای تضعیف ایالات متحد ارزیابی کرد. هم‌‌زمان، بسیاری افراد دیگر در چپ هم تسلیم این وسوسه شده‌اند که مستقیم یا غیرمستقیم یکی از طرف‌های تخاصم در جنگ باشند. شخصاً از مواضع بین‌الملل سوسیالیستی، سبزها در آلمان یا معدود نمایندگان مترقی حزب دموکرات در ایالات متحد شگفت‌زده نشدم ــ گرچه روی آوردن ناگهانی به نظامی‌گری از جانب افرادی که همان روز قبل داد صلح‌طلبی سر می‌دادند همواره گوش‌خراش و نابهنجار بوده است. من در عوض به یاد بسیا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به‌اصطلاح «رادیکالِ» چپ می‌افتم که در هفته‌های اخیر غرق در هیاهوی هواداران زلنسکی شده‌اند. باور دارم که نیروهای مترقی اگر با جنگ مخالفت نکنند، بخشی حیاتی از دلیل وجودی‌شان را از کف می‌دهند و دست‌آخر تسلیم ایدئولوژی اردوگاه‌های متقابل می‌شوند.
م. ل.: در ابتدا یادآوری می‌کنیم که یکی از «توجیهات» پوتین برای تهاجم به اوکراین استدلالی ضدکمونیستی بود. او در سخنرانی‌ای پیش از آغاز جنگ، در 21 فوریه، گفت که اوکراین «کاملاً ساخته‌وپرداخته‌ی روسیه‌ی بلشویکی و کمونیستی بوده»، و لنین «مؤلف و معمار» این کشور است. پوتین آمال خود را برای احیای «روسیه‌ی تاریخیِ» پیشابلشویکی ــ یعنی روسیه‌ی تزاری ــ از طریق الحاق اوکراین اعلام کرد.
ا. ب.: پوتین گفته که لنین سازشی مهلک با ناسیونالیسم اوکراینی داشت، و اگر چنین کاری نمی‌کرد اوکراین مستقلی در کار نمی‌بود، چرا که سرزمین‌های اوکراینی در نگاه ساکنان بخشی از روسیه بوده است. این حرف در نهایت به اتخاد موضعی در حمایت از استالین علیه لنین می‌انجامد. بی‌شک،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در بحث معروف مسئله‌ی «ملیت‌ها» حق با لنین بود.
م. م.: لنین نوشت که گرچه ممکن است یک قدرت امپریالیست از مبارزه‌ی ملت‌ها برای رهایی خود از چنگ قدرت امپریالیست در راستای منافع خود سوءاستفاده کند، این مسئله نباید خط‌مشی چپ برای حمایت از حق ملت‌ها در تعیین‌ سرنوشت را دگرگون کند. نیروهای مترقی همواره حامی این اصل بوده‌اند و از حق دولت‌های مجزا برای تثبیت مرزهای‌شان براساس تجلی اراده‌ی مردم دفاع کرده‌اند.
م. ل.: بی‌دلیل نیست که اکثریت چشم‌گیر احزاب چپ «رادیکال» جهان، حتی احزابی که بیش ‌از همه در حسرت سوسیالیسمِ شوروی‌اند، نظیر احزاب کمونیست یونان و شیلی، تهاجم روسیه به اوکراین را محکوم کرده‌اند. متأسفانه، در امریکای لاتین، نیروهایی مهم از میان چپ، و حکومت‌هایی نظیر ونزوئلا، جانب پوتین را گرفته‌اند یا صرفاً موضعی «بی‌طرف» گرفته‌اند ــ از جمله لولا، رهبر حزب کارگران در برزیل. چپ باید از میان حق تعیین‌ سرنوشت مردم ــ چنان‌ که لنین مطرح کرد ــ یا حق امپراتوری‌ها برای تهاجم و تلاش برای اشغال سایر کشورها یکی را انتخاب کند. نمی‌توانی هر دو را داشته باشی، چرا که گزینه‌هایی ناسازگارند.
س. ف.: در ایالات متحد، سخن‌گویان جنبش‌های عدالت‌های اجتماعی و سازمان‌های فمینیستی نظیر کُد پینک (Code Pink) حمله‌ی روسیه را محکوم کرده‌اند. هرچند گفته‌اند که دفاع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 ناتو از دموکراسی کاملاً گزینشی است، چنان‌که کارنامه‌ی ناتو و ایالات متحد در افغانستان، یمن و عملیات‌های افریکام [1] در ساحل [2] گواهی می‌دهد. و این فهرست را می‌توان ادامه داد. ریاکاری دفاع ایالات متحد از دموکراسی در اوکراین از این نظر هم آشکار است که متوجه سکوت حکومت ایالات متحد در برابر اشغال سبوعانه‌ی فلسطین به دست اسرائیل و نابودی مداوم زندگی فلسطینی‌ها باشیم. این را نیز باید خاطرنشان کرد که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قتی درهای خود را به روی اوکراینی‌ها گشود که راه مهاجران امریکای لاتین را سد کرد، گرچه برای بسیاری افراد که از کشورهای‌شان گریخته‌اند، مسئله‌ی مرگ و زندگی است. بی‌شک مایه‌ی شرمساری چپ است که چپ رسمی ــ در رأس‌شان اوکازیو کورتز ــ از ارسال سلاح به اوکراین حمایت کرده است. هم‌چنین امیدوارم رسانه‌های رادیکال با کنجاوی بیش‌تر به حرف‌هایی بپردازند که در سطح رسمی به خوردمان داده می‌شود. برای مثال، چرا بر اثر جنگ در اوکراین، «افریقا دست‌خوش گرسنگی می‌شود»؟ چه سیاست‌های بین‌المللی‌ای سبب شده کشورهای افریقایی به غلات اوکراین وابسته باشند؟ چرا شرکت‌های بین‌المللی بخش عظیمی از زمین‌های افریقا را در چنگ خود نگاه داشته‌اند و سبب شده‌اند بسیاری افراد از «تقلای جدید بر سر افریقا»[3] صحبت کنند؟ می‌خواهم بار دیگر بپرسم: زندگی چه کسانی ارزشمند است؟ و چرا فقط برخی شکل‌های مرگ باعث برانگیختگی می‌شود؟
م. م.: به‌رغم حمایت فزاینده از ناتو در پی تهاجم روسیه به اوکراین ــ که آشکارا در درخواست رسمی فنلاند و سوئد برای عضویت در این سازمان دیده می‌شود ــ ضروری است نهایت تلاش‌مان را معطوف به اطمینان از این امر کنیم که افکار عمومیْ بزرگ‌ترین و تهاجمی‌ترین ماشین جنگی جهان (ناتو) را به چشم راه‌حلی برای معضلات امنیت جهانی نگاه نمی‌کند. در این داستان، ناتو بار دیگر خود را در مقام سازمانی خطرناک نشان می‌دهد؛ سازمانی که با انگیزه‌اش برای گسترش و سلطه‌ی تک‌قطبی، به دامن‌زدن به تنش‌هایی کمک می‌کند که به جنگ در جهان می‌انجامند. با این‌ حال تناقضی در کار است. کمابیش چهار ماه پس از آغاز این جنگ، با اطمینان می‌توانیم بگوییم که پوتین نه‌فقط فهمیده راهبرد نظامی‌اش غلط از آب درآمده، بلکه دست‌آخر ــ حتی از منظر اجماع بین‌المللی ــ قدرتی به نام ناتو را تقویت کرده که می‌خواست عرصه‌ی نفوذش را محدود کند.
ا. ب.: من در زمره‌ی کسانی هستم که فکر می‌کنند ناتو باید در پایان جنگ سرد به همراه پیمان ورشو از میان برداشته می‌شد. با این‌ حال، ناتو، علاوه‌ بر کارکردهای بیرونی، چه‌بسا عمدتاً کارکرد انضباط‌بخشی، بگذریم از اهلی‌سازیِ، اردوگاه غرب را هم داشته است. همه‌ی این‌ها بی‌گمان با نوعی امپریالیسم پیوند دارند: ناتو بخشی از ابزاری است که تضمین می‌کند اروپا در معنای گسترده‌ی خود استقلال ژئوپولیتیک راستینی در برابر امپراتوری امریکا نخواهد داشت. این یکی از دلایلی است که ناتو پس از جنگ سرد حفظ شد. و موافقم که این کار پیامدهایی فاجعه‌بار برای کل جهان داشته است. ناتو چندین دیکتاتوری در عرصه‌ی نفوذ خود را تحکیم کرده است. ناتو از هرگونه جنگ حمایت کرده یا نادیده‌شان گرفته، آن هم جنگ‌هایی که برخی‌شان تا حد کریهی جنایتکارانه بوده‌اند و جنایت علیه بشریت به شمار می‌آمده‌اند. آن‌چه در حال‌ حاضر بر اثر اقدامات روسیه در حال وقوع است نظرم را درباره‌ی ناتو تغییر نمی‌دهد.
م. ل.: ناتو سازمانی امپریالیستی تحت سلطه‌ی ایالات متحد است و مسئول بی‌شمار تهاجم نظامی به شمار می‌آید. نابودی این هیولای سیاسی ـ نظامی، که مخلوق جنگ سرد است، نیازی بنیادی برای دموکراسی است. تضعیف ناتو در سال‌های اخیر سبب شد مکرون، رییس‌جمهور نولیبرال فرانسه، در 2019 اعلام کند که این پیمان دچار «مرگ مغزی» شده است. متأسفانه، تهاجم جنایت‌بار روسیه به اوکراین جان تازه‌ای به ناتو دمیده است. چندین کشور بی‌طرف ــ نظیر سوئد و فنلاند ــ اکنون تصمیم به عضویت در ناتو دارند.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ایالات متحد در شماری عظیم در اروپا مستقر می‌شوند. آلمان، که دو سال قبل به‌رغم فشار بی‌رحمانه‌ی ترامپ حاضر نشد بودجه‌ی نظامی‌اش را افزایش دهد، اخیراً تصمیم گرفته صدمیلیارد یورو صرف نوسازی تسلیحاتی کند. پوتین ناتو را از سقوط آرام و چه‌بسا نابودی نجات داد.
س. ف.: نگران‌کننده است که جنگ روسیه علیه اوکراین به نسیانی عظیم درباره‌ی توسعه‌طلبی ناتو و حمایتش سیاست‌های امپریالیستی اتحادیه‌ی اروپا و ایالات متحد انجامیده است. وقت آن است که کتاب ارتش‌های سرّی ناتو (NATO’s Secret Armies) نوشته‌ی دنیل گنسر (Daniel Ganser) را دوباره بخوانیم و بمباران یوگسلاوی به‌دست ناتو، نقشش در عراق و پیشگامی‌اش در بمباران و تجزیه‌ی لیبی را به یاد آوریم ــ تازه این‌ها فقط معدودی از عملیات‌های اخیر ناتوست. نمونه‌های بی‌اعتنایی تمام‌عیار و ذاتیِ ناتو به دموکراسی بیش‌تر از آن است که بتوان برشمرد. به احتضار ناتو پیش از تهاجم روسیه به اوکراین باور ندارم. کاملاً برعکس. پیش‌روی ناتو به سوی اروپای شرقی و حضورش در افریقا عکس آن را نشان می‌دهد.
م.م.: این نسیان از قرار معلوم بر بسیا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چپ در دولت تأثیر گذاشته است. ائتلاف اکثریت پارلمانی در فنلاند اصول تاریخ خود را زیر پا گذاشته و اخیراً به پیوستن به ناتو رأی مثبت داده است. در اسپانیا، بخش بزرگی از پودموس اونیداس به جمع طیف سراسر پارلمان پیوسته و از ارسال سلاح برای ارتش اوکراین و افزایش چشم‌گیر بودجه‌ی نظامی حمایت می‌کند که هم‌زمان است با نشست ناتو در مادرید به تاریخ 30- 29 ژوئن. اگر حزبی شجاعت مخالفت جدی با این سیاست‌ها را نداشته باشد، به گسترش نظامی‌گری در اروپا کمک خواهد کرد. این نوکرصفتی سیاسی پیش‌تر بارها دمار از روزگار احزاب چپ درآورده، از جمله پای صندوق رأی، به محض آن‌که وقتش برسد حاصل این اقدامات را خواهیم دید.
ا. ب.: بهترین کار برای اروپا این است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قلمروِ خود به‌قدر کفایت قدرتمند باشد، و برای این کار باید یک نظام امنیت بین‌المللی کارآمد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د ــ به بیان دیگر، سازمان ملل باید به سیاقی دموکراتیک زیر و رو شود و از بند حق وتوِ اعضای دائمی شورای امنیت خلاص شود. اما هر‌قدر ناتو به‌عنوان نظامی امنیتی پیش برود، سازمان ملل بیش‌تر پس خواهد نشست. در کوزوو، لیبی و مهم‌تر از همه در عراقِ 2013، هدف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 ناتو در ابتدا تضعیف توانایی‌های سازمان ملل برای میانجی‌گری، تنظیم روابط و عدالت بین‌المللی بود.
م. م.: داستانی که از رسانه‌ها می‌شنویم یک‌سره متفاوت است؛ آن‌ها ناتو را تنها راه نجات از خشونت و بی‌ثباتی سیاسی معرفی می‌کنند. از سوی دیگر، روس‌هراسی هم سراسر اروپا را فراگرفته و شهروندان روسیه با خصومت و تبعیض مواجه می‌شوند.
ا. ب.: خطر چشم‌گیر ــ چه‌بسا خطر اصلی در زمینه‌ی آن‌چه کلازویتس «عامل اخلاقی» در جنگ خواند ــ به وسوسه برای تحریک افکار عمومی بازمی‌گردد که به‌درستی با اوکراینی‌ها هم‌دلی دارد، البته در پس نوعی روس‌هراسی، رسانه‌ها این احساسات را با حقایقی نصفه‌ونیمه درباره‌ی تاریخ روسیه و شوروی تغذیه می‌کنند وعمداً یا سهواً احساسات مردم روسیه را همان ایدئولوژی رژیم الیگارشیک حاکم جا می‌زنند. درخواست تحریم و بایکوت هنرمندان، و نهادهای فرهنگی و دانشگاهی‌ای که پیوندهای‌شان با رژیم و رهبرانش ثابت شده به جای خود. اما لکه‌دار کردن فرهنگ روسیه به‌خودی‌خود امری ناپسند است، اگر درست باشد که یکی از معدود بخت‌های فرار از فاجعه به افکار عمومی روسیه بازگردد.
م. م.: شماری از تحریم‌ها علیه افراد به‌ویژه تلخ و مخرب است. برخی افرادی که هرگز هیچ حمایتی از سیاست‌های حکومت روسیه نکرده‌اند صرفاً به این خاطر هدف تحریم قرار می‌گیرند که در روسیه متولد شده‌اند، فارغ از نظرشان درباره‌ی جنگ. این کارها آب به آسیاب پروپاگاندای ناسیونالیستی پوتین می‌ریزد و ممکن است شهروندان روسیه را پشت حکومتشان متحد کند.
ا. ب.: بی‌تعارف بگویم، شرم‌آور است که از شهروندان دیکتاتوری پلیسی‌ای مانند روسیه‌ی پوتین انتظار داشته باشیم اگر می‌خواهند در «کشورهای دموکراتیک» با روی خوش مواجه شوند حتماً باید «موضع بگیرند».
م. ل.: موافقم. روس‌هراسی را باید نفی کرد. این ایدئولوژی‌ای سرتاپا ارتجاعی است، درست مثل همه‌ی شکل‌های ناسیونالیسم شوونیستی. باید اضافه کنم که نکته‌ی مهم برای چپ جهانی این است که از مقاومت مردم اوکراین در برابر تهاجم روسیه حمایت کنند و هم‌چنین هم‌بستگی‌شان را با بسیاری از افراد، نشریات و سازمان‌ها در روسیه نشان دهند که مخالف جنگ جنایت‌بار پوتین در اوکراین هستند. این درباره‌ی گروه‌ها و احزاب سیاسی گوناگون در روسیه هم صادق است که ادعای چپ بودن دارند و اخیراً اعلامیه‌ای در محکومیت حمله به اوکراین منتشر کرده‌اند.
م. م.: بیایید در پایان درباره‌ی نظرتان پیرامون روند آتی جنگ و سناریوهای محتمل آتی صحبت کنیم.
ا. ب.: فقط و فقط می‌توان بی‌اندازه به تحولات آتی بدبین بود. شخصاً معتقدم بخت اجتناب از فاجعه بسیار کم‌رنگ است. دست‌کم سه دلیل برای این حرف دارم. اول، تشدید جنگ محتمل است، به‌ویژه اگر مقاومت در برابر تهاجم بتواند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د؛ و جنگ دیگر در چارچوب «سلاح‌های متعارف» محصور نخواهد ماند ــ سلاح‌هایی که این روزها مرز چندان روشنی با «سلاح‌های کشتار جمعی» ندارند. دوم، اگر جنگ «نتیجه»ای داشته باشد در هر حالت چیزی جز فاجعه نخواهد بود. بی‌شک، فاجعه‌بار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پوتین با در هم شکستن مردم اوکراین به اهدافش برسد و به این ترتیب جسارت اقداماتی دیگر از همین دست را پیدا کند؛ یا هم‌چنین اگر مجبور شود جنگ را متوقف کند و عقب بنشیند؛ در این صورت شاهد بازگشت سیاست بلوک‌بندی‌شده‌ای خواهیم بود که جهان بار دیگر فلج خواهد شد. هر یک از این نتیجه‌ها فوران ناسیونالیسم و نفرتی را به بار می‌آورد که مدت‌ها دوام خواهد داشت. سوم، جنگ و پیامدهایش بسیج جهانی علیه فاجعه‌ی آب‌وهوایی را به عقب خواهد برد ــ در واقع بحران را تشدید خواهد کرد، و فراموش نکنیم که همین حالا هم زمان بسیار زیادی از دست داده‌ایم.
م. ل.: با این دغدغه‌ها موافقم، به‌ویژه در زمینه‌ی تأخیر در نبرد با تغییر اقلیم، که اکنون با رقابت تسلیحاتیِ کشورهای نگران از جنگ به حاشیه رانده می‌شود.
س. ف.: من هم بدبینم. ایالات متحد و کشورهای ناتو هیچ قصدی برای دادن اطمینان به روسیه در خصوص عدم‌پیش‌روی تا مرزهای روسیه ندارند. بنابراین، جنگ با پیامدهایی فاجعه‌بار برای اوکراین، روسیه و کشورهای دیگر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شت. نمی‌توانم هیچ سناریویی برای آینده جز گسترش وضعیت جنگ دائمی تصور کنم. این وضعیت همین حالا هم در بسیاری از بخش‌های جهان به واقعیت پیوسته و، بار دیگر، می‌بینیم که منابع بسیار لازم برای حمایت از بازتولید اجتماعی صرف اهداف ویران‌گر خواهد شد. سخت ناراحتم که می‌بینم هیچ جنبش عظیم فمینیستی‌ای نداریم که به خیابان بیاید، اعتصاب کند و مصمم باشد به تمام جنگ‌ها پایان ببخشد.
م. م.: من هم گمان می‌کنم جنگ به این زودی‌ها پایان نخواهد یافت. صلحی «ناقص» اما فوری بدون شک بهتر از خصومت‌های مداوم است، اما بسیا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حاضر در میدان در پی نتیجه‌ای دیگر هستند. هر زمان که رهبر دولتی اعلام می‌کند «تا زمان پیروزی پشت اوکراین خواهیم بود»، دورنمای مذاکرات کم‌رنگ‌تر می‌شود. با این‌حال فکر می‌کنم محتمل‌تر است که شاهد تداوم جنگ تا مدتی نامشخص خواهیم بود و سربازان روسیه باز هم با ارتش اوکراین خواهد جنگید که ناتو آن را تجهیز و حمایت می‌کند. چپ باید با تمام قوا در حمایت از راه‌حلی دیپلماتیک و علیه افزایش بودجه‌ی نظامی مبارزه کند، چرا که هزینه‌ی جنگ دست‌آخر بر دوش کارگران جه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به بحران‌ اقتصادی و اجتماعی شدیدتر خواهد انجامید. اگر چنین شود، احزاب پیروز همان‌هایی در جبهه‌ی راست افراطی خواهند بود که این روزها مهر خود را به سیاقی تهاجمی‌تر و ارتجاعی‌تر بر بحث‌های سیاسی اروپا می‌زنند.
ا. ب.: اگر بخواهم دورنماهای مثبتی مطرح کنم باید بگویم که لازم است هدف ما ترکیب‌بندی مجدد اروپا باشد، در راستای منافع روس‌ها و اوکراینی‌ها و خودمان، به ترتیبی که مسئله‌ی ملت‌ها و ملیت‌ها سراسر بازاندیشی شود. هدف بلندپروازانه‌تر ابداع و شکل‌ دادن به اروپای بزرگ‌تر و چندزبانی و چندفرهنگی خواهد بود که پذیرای جهان باشد ــ در عوض نظامی کردن اتحادیه‌ی اروپا، هر‌قدر هم در کوتاه‌مدت ناگزیر به نظر بیاید. باید هدف‌مان را بر دوری از «نبرد تمدن‌ها» متمرکز کنیم،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با زلزله مواجه خواهیم شد.
م. ل.: اگر بخواهم هدف ایجابی بلندپروازانه‌تری پیشنهاد کنم، می‌گویم باید اروپایی دیگر و روسیه‌ای دیگر تصور کنیم، عاری از الیگارش‌های سرمایه‌دار انگل‌صفتشان. ژورس می‌گفت «سرمایه‌داری جنگ به بار می‌آورد، همان‌طور که ابرها طوفان به بار می‌آورند.» این حرف بیش از هر زمان دیگری در گوش طنین می‌اندازد. فقط در اروپایی دیگر، از اقیانوس اطلس تا کوه‌های اورال ــ پساسرمایه‌داری، سوسیالیستی و زیست‌بومی ــ است که می‌توان به عدالت و صلح رسید. سناریویی محتمل است؟ این وظیفه‌ای است بر دوش تک‌تک ما.

* مقاله‌ی حاضر را مارچلو موستو قبل از انتشار آن در مجلات و وب‌سایت‌های خارجی برای سایت نقد ارسال کرده است. مقاله‌ی حاضر به زودی در وب‌سایت ژاکوبن منتشر می‌شود.

یادداشت‌ها
[1].‌ ستاد فرماندهی افریقای ایالات متحد امریکا.
[2].‌ منطقه‌ای وسیع میان صحرای افریقا و ساوانای سودان که از غرب تا شرق افریقا، از سواحل اقیانوس اطلس تا کرانه‌ی دریای سرخ، کشیده شده است.
[3].‌ اشاره به دوره‌ای موسوم به «تقلا بر سر افریقا» (scramble for africa) که از 1881 تا 1914 به طول انجامید و در خلال آن قدرت‌های اروپایی درگیر اشغال، تجزیه و استعمار قاره‌ی افریقا بودند.

ترجمه‌ی: بهرام صفای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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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s, de oorlog en het Russisch-Oekraïens conflict

Sociale en politieke wetenschappers hebben de ideologische, politieke, economische en zelfs psychologische beweegredenen die leiden tot oorlog onderzocht, maar het waren socialistische denkers die een van de meest overtuigende inzichten hebben verschaft over het verband tussen de ontwikkeling van het kapitalisme en de proliferatie van oorlog. Dit essay wil opnieuw dit fundamenteel inzicht herwaarderen in deze onzekere tijden. Er bestaan immers tal van discussies binnen links hoe we het conflict in Oekraïne moeten begrijpen. Alleen via gedegen analyses kunnen we een zinnig politiek standpunt innemen.

Om een links standpunt te kunnen uitdragen, moeten we eerst terugkijken naar de houding van de vorige generaties. Binnen de Eerste Internationale was het de Belg César de Paepe die voor het eerst een klassieke socialistische analyse maakte over hoe moderne oorlogen onvermijdelijk verweven zijn met de ontwikkeling van het kapitalisme. Moderne oorlogen onderscheiden zich van haar voorgangers in het feit dat ze niet worden gevoerd door de ambities van een monarch of adellijke elite. Oorlogen worden eerder gevoerd omwille van de belangen die aanwezig zijn binnen ons dominant socio-economisch model. Voor de Paepe en zijn ideologische nazaten kon een les getrokken worden uit de talrijke moderne oorlogen: het waren en zijn in essentie “burgeroorlogen”, een woeste strijd tussen de werkende klassen die hen hierbij de noodzakelijke middelen tot overleven ontneemt.

Marx heeft nooit een coherente theorie over de oorlog ontwikkeld. Je vindt zijn korte en fragmentaire opmerkingen over het onderwerp doorheen zijn verzamelde geschriften, opmerkingen die op bepaalde punten zelfs contradictorisch zijn. Wat betekent dat hij ook geen helder standpunt aan zijn lezers heeft nagelaten hoe zij zich politiek moeten positioneren tegenover de oorlog. In Het Kapitaal vinden we de opmerking dat geweld “de vroedvrouw van iedere oude maatschappij is, die op haar beurt zwanger is van een nieuwe samenleving”. Maar hij dacht niet dat oorlog een kortere weg vormt voor een revolutionaire omwenteling van de samenleving. Zijn politieke activiteiten waren eerder gericht op het ontwikkelen van het principe van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eit tussen de werkende klassen.

Zijn compagnon de route, Engels, had daarentegen wel veel zaken geschreven over oorlog. Hij schreef er zelfs een boekje over, “Kan Europa ontwapenen?”. In dit werk bemerkte hij dat de tweede helft van de negentiende eeuw werd getekend door grootmachten die elk op hun beurt trachten hun rivalen militair te overvleugelen. De voorbereiding op een grootscheepse oorlog vormde steeds een centraal motief in het beleid van om het even welke grootmacht. Elke kapitalistische grootmacht investeerde immense sommen in wapenproductie (onvergelijkbaar met vroegere periodes), waardoor Europa voortdurend op de rand stond van een ongeziene vernietigingsoorlog: “Europa ondergaat het systeem van professionele staande legers op een dermate extreme manier dat het ofwel zal leiden tot de economische ondergang voor de gewone bevolking omwille van stijgende militaire uitgaven, ofwel zal de situatie degenereren tot een uitroeiingoorlog”. Engels benadrukte dat staande legers niet alleen bestonden om een externe vijand een halt toe te roepen, maar evengoed om “interne vijanden” te bekampen. Dit soort leger intervenieert in de klassenstrijd ten voordele van de heersende belangen. Engels beschouwde dan ook de eis om diensttijd gradueel te verkorten als een integraal onderdeel van de socialistische strijd binnen het breder kader van een oproep tot algemene ontwapening en het streven naar internationale vrede.

Beproevingen en ondergang van de IIde Internationale
Het duurde niet lang tot wanneer dit theoretisch debat in vredestijd het meest acute politieke probleem van een tijdsbestek werd. De verkozen vertegenwoordigers van de arbeidersbeweging waren initieel gekant tegen elke steun aan een oorlog. Tijdens het Frans-Pruisisch conflict van 1870 (wat de Parijse Commune voorafging) veroordeelden de sociaal-democraten Wilhelm Liebknecht en August Bebel de annexionistische doelstellingen van Bismarcks Duitsland. Zij stemden dan ook tegen de oorlogskredieten. Zij werden vervolgens tot twee jaar gevangenis veroordeeld, met als reden hoogverraad, nadat ze de beslissing om het wetsontwerp inzake het extra financieren van de oorlog verwierpen. De moedige houding van deze volksvertegenwoordigers gaf alleszins aan dat de werkende klasse alternatieven bezat om een oorlogscrisis te lijf te gaan.

Debatten over de oorlog binnen de IIde Internationale wonnen alleen maar aan belang binnen het kader van de Europese mogendheden die verder het pad bleven bewandelen van imperialistische expansie. Een resolutie, aangenomen tijdens het stichtingscongres, omschreef vrede als de “noodzakelijke voorwaarde voor de emancipatie van de arbeider”. De Duitse “Weltpolitik” – het agressief buitenlands beleid van keizerlijk Duitsland om haar macht op de internationale arena te vergroten – veranderde de geopolitieke context waarbinnen de sociaal-democraten politiek moesten opereren. Het principe van anti-militarisme werd een hoeksteek van de arbeidersbeweging. En frequent kwamen discussies over oorlogsconflicten naar de publieke oppervlakte. Oorlog werd niet alleen beschouwd als een kans tot een revolutionaire omwenteling, waarbij het werd aanzien als een destabiliserende factor die zou leiden tot een implosie van een systeem – een idee dat kan getraceerd worden tot Maximilien Robespierre en zijn beroemde uitspraak “Men kan geen revolutie nastreven zonder revolutie”. Het werd eerder aanzien als een van de grootste gevaren voor de werkende klassen, omdat oorlog altijd gepaard gaat met honger, armoede en werkloosheid.

De basisprincipes van de arbeidersbeweging binnen de schoot van de IIde Internationale werden verder uitgekristalliseerd in de resolutie “Over het militarisme en internationale conflicten” in 1907 te Stuttgart. De partijen moesten consequent stemmen tegen stijgende oorlogsbudgetten, het model van staande legers afkeuren, en, indien het dan toch noodzakelijk bleek te zijn, het idee van volksmilities prefereren. In de jaren naar aanloop van WOI bleek de IIde Internationale minder en minder begaan te zijn met het voeren van een politiek dat vrede centraal stelde. Met als noodlottig resultaat dat de meeste partijen de nationale elites steunden bij het initiëren van de Grote Oorlog. En dit bracht rampzalige gevolgen met zich mee voor de gehele mensheid.

Maar binnen links waren er ook nog overtuigde tegenstanders van de oorlog die zich bleven verzetten tegen deze nationalistische omwenteling van de sociaal-democratie. De twee meest gekende namen waren Rosa Luxemburg en Vladimir Lenin. Luxemburg ontwikkelde een verder verfijnde analyse, waarin ze aantoonde hoe het militarisme een hoofdbestanddeel vormde van de werking van een kapitalistische staat. Zij voerde met veel verbeten overtuiging een “oorlog tegen de oorlog”, een slogan die de politieke hoeksteen vormde van de oppositie binnen de arbeidersbeweging, en zij kon veruit het meeste maatschappelijke impact genereren in vergelijking met veel van haar linkse medestanders. In haar pamflet “De crisis van de sociaal-democratie”, ook wel het “Junius pamflet” (1915) genaamd, schreef ze dat de IIde Internationale ten onder was gegaan omdat het faalde “in het ontwikkelen van een afdoende tactiek en praktijk die gedeeld kon worden door het proletariaat over de nationale grenzen heen”. Daarom moet de centrale doelstelling van de werkende klasse bestaan uit “het bevechten van het imperialisme en voorkomen van oorlogen, zowel in tijden van vrede als oorlog”.

Lenin gaf op zijn beurt twee belangrijke inzichten mee aan zijn lezers, die zowel te vinden zijn in zijn vlugschrift “Socialisme en de oorlog” als in talrijke andere bijdragen. Een eerste fundamentele kwestie draait rond het begrip “historisch falsificatie”: burgerlijke elites hebben doorheen de geschiedenis steeds gepoogd om hun buitenlandse interventies af te schilderen vanuit “een progressieve notie van nationale bevrijding” van een ander volk. Terwijl deze oorlogen in realiteit draaien om economische plundering. Oorlogen tussen belligerente dominante staten worden gevoerd om uit te maken wie ditmaal de meeste andere volkeren mag onderdrukken. Deze oorlogen zullen dus steeds de ongelijkheden van het kapitalisme intensifiëren. Een tweede zaak gaat over de steun van de nationale sociaal-democratische partijen aan imperialistische oorlogen. Zij zullen hierbij de klassentegenstellingen opzij schuiven wanneer zij hun politieke steun uitspreken voor de nationale burgerij in kwestie. In ruil voor deze steun hopen zij dat ze “de kruimels van de winsten kunnen verkrijgen van deze nationale burgerij, veelal vergaard door het plunderen van andere landen”. Lenin verwierp deze politiek en bracht een ander fundamenteel inzicht in stelling: een socialistische beweging moet deze “imperialistische oorlogen omturnen tot een oorlog tussen het proletariaat en haar oorlogszuchtige burgerij en overheid”, dit is de enige manier om te komen tot “duurzame democratische vrede”. Lenin bezat hierbij een overtuiging die evenwel ontkracht zou worden door het verloop van de geschiedenis: dat het consequent voeren van de klassenstrijd tijdens een oorlogssituatie sowieso zou leiden tot een revolutionaire gezindheid onder de bevolking.

Politieke breukmomenten
De Eerste Wereldoorlog creëerde niet alleen schisma’s binnen de IIde Internationale, maar evengoed trad dit fenomeen op binnen de anarchistische beweging. Kropotkin schreef kort na het uitbreken van de vijandelijkheden dat “de Duitse inval in West-Europa moet neergeslagen worden door eenieder die begaan is met het idee van menselijke vooruitgang”. De Italiaanse anarchist Enrico Malatesta pende een wederwoord neer, waarin hij stelde dat “een Duitse overwinning ongetwijfeld zou leiden tot een triomf van het militarisme, maar dat tegelijkertijd een geallieerde overwinning een Russisch-Britse dominantie over Europa met zich zou meebrengen”. Kropotkin, wat te lezen valt in het “Manifest van de Zestien”, bleef in zijn idee geloven dat “men zich moet verzetten tegen de agressor die als bedoeling heeft al onze hoop voor de bevrijding van de mensheid te vernietigen”. Een overwinning voor de Triple Entente was een kwestie van het minste kwaad, het zou minder schade berokkenen aan de bestaande vrijheden. Malatesta en andere anarchisten die het “Manifest van de Anarchistische Internationale tegen de Oorlog” ondertekenden, verklaarden daarentegen: “Geen enkele van de belligerente partijen heeft het recht om zich het idee van beschaving toe te eigenen, en geen enkel van de betrokken partijen bezit de legitimiteit om zich te beroepen op het idee van zelfverdediging”.

De veelheid aan visies over de oorlog beroerde ook de feministische beweging. De Eerste Wereldoorlog maakte dat voor de eerste keer vrouwen jobs moesten uitoefenen die voorheen alleen weggelegd waren voor mannen. Maar tegelijk met deze maatschappelijke transformatie zag men ook veel tekenen van een nationalistische chauvinistische ideologie binnen de suffragette-beweging. Figuren zoals Luxemburg waren onontbeerlijk binnen de feministische beweging om een linkse tegenstem te vertolken. Linkse feministes konden de propaganda van de oorlogszuchtige regeringen aan de kaak stellen, regeringen die allerhande sociale verworvenheden wilden intrekken als een noodzakelijke opoffering om de vijand te kunnen verslaan. Met Luxemburg ontstond een politieke denkrichting die aantoonde hoe de strijd tegen het militarisme tegelijkertijd een strijd tegen het patriarchaat was. Na de oorlog zou de anti-oorlogsvisie een onderdeel vormen van de Internationale Vrouwendag, en de strijd tegen militaire conflicten en defensie-uitgaven zou een vast onderdeel vormen van de internationale vrouwenbeweging.

Een nieuwe fase brak aan met de opkomst van het nazisme en fascisme. De Tweede Wereldoorlog was nog meer maatschappelijk ingrijpend dan haar voorganger. Het nazisme voerde een imperialistische vernietigingsoorlog tegen de Sovjet-Unie. Het is geen toeval dat de Sovjet-troepen dit als de Grote Patriottische Oorlog bestempelden. De kost van de overwinning kon met geen enkel ander conflict worden vergeleken, en voor de volgende generaties Russen was de Grote Patriottische Oorlog een centraal gegeven in hun nationale identiteitsvorming – iets wat nu nog steeds leeft binnen de Russische samenleving.

De Tweede Oorlog zou ook tot onmiddellijk effect hebben dat de wereld werd verdeeld in twee machtsblokken. Stalin aanzag de opdracht van de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ische beweging als zijnde de bescherming van de nationale belangen van de Sovjet-Unie. De creatie van een bufferzone tussen Oost en West, bestaande uit acht Oost-Europese landen, was een cruciaal gegeven in het beleid om zich te beschermen tegen een nieuwe invasie. Met Chroetsjov zou stilaan een nieuwe koers gevaren worden tegenover het Westen met ditmaal het centraal idee “vredevolle coëxistentie”. Helaas zou dit weinig veranderen voor de landen die moesten leven onder het “reëel bestaande socialisme”. In 1956 had de Sovjet-Unie reeds op zeer brutale wijze de Hongaarse Opstand onderdrukt. Op gelijksoortige wijze deed de Sovjet-Unie dit opnieuw met Tsjecho-Slowakije in 1968, toen in Praag de bevolking een democratisering van haar samenleving eiste. Brezjnev legitimeerde de militaire interventie met de notie van “gelimiteerde soevereiniteit” dat gold voor de respectievelijke Warschau-Pact landen: “Wanneer bepaalde krachten vijandig zijn tegenover het socialisme en pogen een socialistische land in kapitalistische richting te duwen, dan is dat niet alleen een probleem voor het respectievelijk land, maar een gedeelde zorg voor alle socialistische landen”. Het was aan de leidende bureaucratie van de Sovjet-Unie om te bepalen wat al dan niet viel onder de noemer “socialisme”. Het Rode Leger zou opnieuw een belangrijk instrument vormen voor het buitenlands beleid wanneer dezelfde bureaucratie besloot om Afghanistan binnen te vallen. Deze militaire interventies zorgden niet alleen voor een verdere wapenwedloop, maar het bracht ook het socialisme in diskrediet op mondiaal vlak. De Sovjet-Unie werd meer en meer aanzien als een imperiale macht die zich gedroeg zoals de Verenigde Staten.

Links is altijd gekant tegen de oorlog
Het einde van de Koude Oorlog zorgde alvast niet voor een vermindering van de interventiepolitiek door een selecte krans aan machtige staten. Ook is het duidelijk dat in de oude lidstaten van de Sovjet-Unie de bevolking niet leeft in meer open en vrije samenlevingen. Het Russisch-Oekraïens conflict brengt voor links opnieuw dilemma’s met zich mee, met specifiek de vraag hoe te reageren op de schending van de soevereiniteit van een land. We kunnen teruggrijpen naar de analyse van Lenin, die schrijft in zijn werk “De socialistische revolutie en het zelfbeschikkingsrecht van naties”: “Het is een feit dat het gevecht voor nationale vrijheid door een natie tegen een imperiale macht, in specifieke omstandigheden, kan misbruikt worden door een andere supermacht om haar eigen imperiale belangen na te streven. Tegelijkertijd mag dit feit geen hinderpaal vormen om het recht van naties tot zelfbeschikking te erkennen als een legitieme eis”. Links zal dus altijd rekening moeten houden met de geopolitieke aspecten van deze strijd tot nationale zelfbeschikking, en internationale politieke intriges zullen altijd aanwezig zijn. Maar links heeft historisch gezien het principe van nationale zelfbeschikking uitgedragen op basis van de wilsuiting van een bevolking. Ik citeer even Lenin verder in zijn “Resultaten van de discussie over zelfbeschikking”: “Indien de socialistische revolutie succesvol wil zijn in Petrograd, Berlijn, Warschau, dan moet de Poolse socialistische regering, net zoals de Russische als de Duitse, geen plannen koesteren om Oekraïners tegen hun wil binnen de Poolse staatsgrenzen te laten leven”. Dit zou dan ook het uitgangspunt moeten vormen van links hoe zij zich moeten verhouden ten opzichte van de nationalistische aspiraties van Poetin.

Maar historisch gezien hebben linkse krachten ook vaak de verleiding niet kunnen weerstaan om direct of indirect zijde te kiezen van een belligerente partij. Vaak hebben zij zich geschaard achter een misplaatste union sacrée. Dit zien wij momenteel ook gebeuren: de scheidingslijn tussen het Atlantisme en het pacifisme zijn soms zeer schimmig. De geschiedenis toont aan dat links zijn bestaansreden verliest indien het zich niet verzet tegen de oorlog, wanneer het zich laat opslorpen door een ideologie van de andere zijde. Dit gebeurt vooral wanneer linkse krachten hun politieke acties laten bepalen door hun aanwezigheid in een regering. Met andere woorden, wanneer hun uitvoerende mandaten belangrijker worden geacht dan hun principes. We denken hierbij aan de Italiaanse communisten, die de NAVO-interventies in Afghanistan en tegen Servië hebben gesteund. Momenteel steunt ook een parlementaire meerderheid binnen Unidas Podemos wapenleveringen aan Oekraïne, waarbij zij zich dus niet onderscheiden van de dominante politieke krachten die de oorlogszucht aanzwengelen.

Bonaparte is niet democratisch
Marx schreef in 1854, ten tijde van de Krimoorlog, een tekst die zich kantte tegen de Engelse liberalen die zich volmondig schaarden achter een anti-Russische coalitie: “Het is fundamenteel fout om te denken dat de oorlog tegen Rusland kan beschreven worden als een conflict tussen vrijheid en despotisme. Indien dit het geval zou zijn, dan zou vrijheid voor de zoveelste keer worden vertegenwoordigd door een Bonaparte [Napoleon III, nvdr]. En zijn enige doelstelling van deze oorlog is om de Weense Verdragen te waarborgen – verdragen die net de vrijheid en onafhankelijkheid van naties ondermijnen”. Indien we Bonaparte verwisselen met de Verenigde Staten en de Weense Verdragen met de NAVO, dan kunnen we gerust stellen dat deze observatie evengoed geschreven kon zijn over onze huidig tijdsbestek.

Wanneer iemand zowel het Russisch als Oekraïens nationalisme verwerpt, en zich ook kant tegen de expansiepolitiek van de NAVO, dan duidt dit niet op een onwil om politieke kant te kiezen of theoretisch ambiguïteit aan te hangen. De afgelopen paar maand hebben enkele academische experten complexe analyses gemaakt hoe wij dit conflict moeten begrijpen binnen zijn historische dimensies. Analyses voorbij zwart-wit-denken kunnen perfect hand in hand gaan met een complete veroordeling van de Russische agressie. Ook bestaan er genuanceerde experten die stellen dat een Oekraïense status van militaire ongebondenheid de meest effectieve weg inhoudt om te komen tot een spoedig einde van het oorlogsgeweld, waardoor het aantal burgerslachtoffers tot een minimum wordt beperkt. In mijn optiek moet links dan ook twee fundamentele uitgangspunten handhaven: een politiek steunen van de-escalatie en het streven naar een neutraal statuut voor een onafhankelijk Oekraïne.

Het Russisch oorlogsgeweld heeft begrijpelijk de publieke steun voor de NAVO doen toenemen. Daarom is het net voor links van belang om mensen te laten inzien dat de grootste oorlogsmachine op mondiaal vlak – de NAVO – geen oplossing kan vormen voor de problemen van internationale veiligheid. Het is en blijft een gevaarlijke en contraproductieve organisatie die nog steeds wordt gedreven door militaire expansie en unilaterale dominantie. De NAVO wakkert internationale spanningen aan, spanningen die leiden tot nieuwe oorlogen.

Voor links kan oorlogvoering niet een voortzetting van politiek met andere middelen inhouden, om Clausewitz’ befaamde uitspraak even aan te halen. In realiteit betekent oorlog eerder het falen van de politiek. Indien links de aspiratie wil bezitten om hegemonisch te worden, dan moet het onverwijld en onverbloemd de woorden “anti-militarisme” en “Neen tegen de oorlog!” uitdr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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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όλεμος, ΝΑΤΟ και μελλοντικά σενάρια για 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Ο πόλεμος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ξεκίνησε πριν από τέσσερις μήνες. Σύμφωνα με τον ΟΗΕ, έχει ήδη προκαλέσει τον θάνατο περισσότερων από 4.500 αμάχων και έχει αναγκάσει σχεδόν πέντε εκατομμύρια ανθρώπους να εγκαταλείψουν τα σπίτια τους και να γίνουν πρόσφυγες. Αυτοί οι αριθμοί δεν περιλαμβάνουν τους τουλάχιστον 20.000 θανάτους στρατιωτικών και τα πολλά εκατομμύρια ανθρώπων που έχουν εκτοπιστεί εντός της Ουκρανίας. Η εισβολή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προκάλεσε μαζικές καταστροφές πόλεων που θα χρειαστούν γενιές για να ξαναχτιστούν.

Με στόχο να εξετάσω τι συμβαίνει, να αναλογιστώ τον ρόλο του ΝΑΤΟ και να εξετάσω πιθανά μελλοντικά σενάρια, οργάνωσα μια συνέντευξη στρογγυλής τραπέζης με τρεις διεθνώς γνωστούς μελετητές της μαρξιστικής παράδοσης, τον Ετιέν Μπαλιμπάρ (επίτιμο καθηγητή Σύγχρονης Ευρωπαϊκής Φιλοσοφίας στο Kingston University του Λονδίνου), τη Σίλβια Φεντερίτσι (επίτιμη καθηγήτρια Πολιτικής Φιλοσοφίας στο Hofstra University, Νέα Υόρκη) και τον Μικαέλ Λεβί (επίτιμο διευθυντή στο CNRS, Παρίσι).

 

Μαρτσέλο Μούστο (M.M.): Η ρωσική εισβολή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έφερε τη βαρβαρότητα του πολέμου πίσω στην Ευρώπη και τον κόσμο αντιμέτωπο με το δίλημμα πώς να απαντήσει στην επίθεση στην ουκρανική εθνική κυριαρχία.

Μικαέλ Λεβί (M.Λ.): Αυτή η βάρβαρη εισβολή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με τους βομβαρδισμούς των πόλεων, με χιλιάδες θύματα αμάχων, ανάμεσά τους ηλικιωμένοι και παιδιά, δεν έχει καμία δικαιολογία.

Ετιέν Μπαλιμπάρ (Eτ.Μπ.): Ο πόλεμος που εξελίσσεται μπροστά στα μάτια μας είναι «ολικός». Είναι ένας πόλεμος καταστροφής και τρόμου που διεξάγεται από τον στρατό μιας πιο ισχυρής γειτονικής χώρας. Το επείγον, η άμεση επιτακτική ανάγκη, είναι η αντίσταση των Ουκρανών να διατηρηθεί και για τον σκοπό αυτό θα πρέπει οι Ουκρανοί να αισθάνονται ότι υποστηρίζονται πραγματικά από πράξεις και όχι απλά συναισθήματα.

Μ.Μ.: Υπάρχει το εξίσου κρίσιμο ερώτημα πώς μπορεί η Ευρώπη να αποφύγει να θεωρηθεί ως παράγοντας στον πόλεμο και να συμβάλει αντ’ αυτού σε μια διπλωματική πρωτοβουλία. Εξ ου και η απαίτηση ενός σημαντικού μέρους της κοινής γνώμης να μη συμμετάσχει η Ευρώπη στον πόλεμο. Ο κίνδυνος είναι ότι η Ουκρανία, που ήδη υφίσταται το μαρτύριο της ρωσικής στρατιωτικής εισβολής, θα μετατραπεί σε ένα ένοπλο στρατόπεδο που λαμβάνει όπλα από το ΝΑΤΟ και διεξάγει έναν μακρύ πόλεμο για λογαριασμό εκείνων στην Ουάσινγκτον που ελπίζουν σε μόνιμη αποδυνάμωση της Ρωσίας. Εάν αυτό συνέβαινε, η σύγκρουση θα υπερέβαινε τη νόμιμη υπεράσπιση της ουκρανικής εθνικής κυριαρχίας. Οσοι κατήγγειλαν την επικίνδυνη σπειροειδή κλιμάκωση του πολέμου που θα ακολουθούσε τις αποστολές βαρέων όπλων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δεν είναι ουδέτεροι. Πιστεύουμε ότι θα πρέπει να σταθμίσουμε προσεκτικά οποιαδήποτε ενέργεια, ανάλογα με το εάν φέρνει πιο κοντά στην έναρξη αξιόπιστων διαπραγματεύσεων και στην αποκατάσταση της ειρήνης.

Σίλβια Φεντερίτσι (Σ.Φ.): Ο πόλεμος της Ρωσίας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πρέπει να καταδικαστεί. Τίποτα 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δικαιολογήσει την καταστροφή πόλεων, τις δολοφονίες και τον τρόμο που έχουμε δει. Ωστόσο πρέπει επίσης να καταδικάσουμε τους πολλούς ελιγμούς με τους οποίους οι ΗΠΑ και το ΝΑΤΟ συνέβαλαν στην υποκίνηση αυτού του πολέμου, καθώς και την απόφαση των ΗΠΑ και της Ε.Ε. να στείλουν όπλα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κάτι που θα παρατείνει τον πόλεμο επ’ αόριστον. Η αποστολή όπλων είναι απολύτως απαράδεκτη, δεδομένου ότι η εισβολή της Ρωσίας θα μπορούσε να είχε σταματήσει εάν οι ΗΠΑ έδιναν στη Ρωσία εγγύηση ότι το ΝΑΤΟ δεν θα επεκταθεί στα σύνορά της.

Μ.Μ.: Από την αρχή του πολέμου ένα από τα κύρια σημεία συζήτησης ήταν το είδος της βοήθειας που θα παρασχεθεί στους Ουκρανούς για να αμυνθούν στην επιθετικότητα της Ρωσίας, χωρίς όμως να δημιουργηθούν οι προϋποθέσεις που θα οδηγούσαν σε επέκταση της σύγκρουσης διεθνώς. Ποιες είναι κατά τη γνώμη σας οι αποφάσεις που πρέπει να ληφθούν για να εξασφαλιστεί ο μικρότερος αριθμός θυμάτων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και να αποτραπεί περαιτέρω κλιμάκωση;

M.Λ.: Θα μπορούσε κανείς να διατυπώσει πολλές επικρίσεις για τη σημερινή Ουκρανία. Αλλά κανείς 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αρνηθεί στον ουκρανικό λαό το δικαίωμά του να υπερασπιστεί τον εαυτό του ενάντια στη ρωσική εισβολή στο έδαφός του με βάναυση και εγκληματική περιφρόνηση του δικαιώματος των εθνών στην αυτοδιάθεση.

Eτ.Μπ.: Θα έλεγα ότι ο πόλεμος των Ουκρανών ενάντια στη ρωσική εισβολή είναι ένας «δίκαιος πόλεμος» με την ισχυρή έννοια του όρου. Ενας «δίκαιος» πόλεμος είναι ένας πόλεμος όπου δεν αρκεί να αναγνωρίσουμε τη νομιμότητα όσων αμύνονται έναντι της επίθεσης, αλλά όπου είναι απαραίτητο να δεσμευτούμε στο πλευρό τους. Και ότι είναι ένας πόλεμος όπου ακόμη και εκείνοι, όπως εγώ, για τους οποίους κάθε πόλεμος είναι απαράδεκτος ή καταστροφικός, δεν έχουν την επιλογή να παραμείνουν παθητικοί. Εγώ επιλέγω: εναντίον του Πούτιν. Ας μην ξαναρχίσουμε να παίζουμε τη «μη παρέμβαση». Η Ε.Ε. ούτως ή άλλως έχει ήδη εμπλακεί στον πόλεμο. Ακόμα κι αν δεν στέλνει στρατεύματα, παραδίδει όπλα – και νομίζω ότι είναι σωστό να το κάνει.

Μ.Μ.: Κατανοώ το πνεύμα ενός μέρους αυτών των παρατηρήσεων, αλλά θα επικεντρωνόμουν περισσότερο στην ανάγκη να αποτραπεί μια γενική ανάφλεξη και επομένως στην επείγουσα ανάγκη να επιτευχθεί μια ειρηνευτική συμφωνία. Πρέπει να συνειδητοποιήσουμε ότι όταν εμπλέκεται στη σύρραξη μια πυρηνική δύναμη όπως η Ρωσία, είναι απατηλό να πιστεύουμε ότι ο πόλεμος εναντίον του Πούτιν μπορεί να «κερδηθεί». Οι ΗΠΑ μόλις ενέκριναν ένα πακέτο στρατιωτικής και οικονομικής βοήθειας άνω των 40 δισεκατομμυρίων δολαρίων για 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Είναι ένα κολοσσιαίο ποσό και φαίνεται ότι έχει σχεδιαστεί για να χρηματοδοτήσει έναν παρατεταμένο πόλεμο. Οι ολοένα μεγαλύτερες προμήθειες υλικού από τις ΗΠΑ και το ΝΑΤΟ ενθαρρύνουν τον Ζελένσκι να συνεχίσει να αναβάλλει τις τόσο απαραίτητες συνομιλίες με τη ρωσική κυβέρνηση.

Σ.Φ.: Νομίζω ότι η καλύτερη κίνηση θα ήταν οι ΗΠΑ και η Ε.Ε. να δώσουν στη Ρωσία την εγγύηση ότι η Ουκρανία δεν θα ενταχθεί στο ΝΑΤΟ. Δυστυχώς, δεν υπάρχει ενδιαφέρον για αναζήτηση λύσης. Πολλοί στη στρατιωτική και πολιτική δομή εξουσίας των ΗΠΑ υποστηρίζουν και προετοιμάζονται για μια αντιπαράθεση με τη Ρωσία εδώ και χρόνια. Γινόμαστε μάρτυρες μεταφοράς δισεκατομμυρίων δολαρίων στο στρατιωτικό βιομηχανικό συγκρότημα των ΗΠΑ. Αλλά η ειρήνη δεν θα έρθει με μια κλιμάκωση των μαχών.

Μ.Μ.: Ας συζητήσουμε τις αντιδράσεις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στη ρωσική εισβολή. Ορισμένες οργανώσεις έκαναν ένα μεγάλο πολιτικό λάθος, αρνούμενες να καταδικάσουν ξεκάθαρα τη Ρωσία. Αυτό θα κάνει οποιεσδήποτε καταγγελίες μελλοντικών επιθετικών ενεργειών από το ΝΑΤΟ να φαίνονται λιγότερο αξιόπιστες. Αντικατοπτρίζει μια ιδεολογικά παρωχημένη άποψη, ότι όλα τα γεωπολιτικά ζητήματα έπρεπε να αξιολογηθούν αποκλειστικά με όρους προσπάθειας αποδυνάμωσης των ΗΠΑ. Την ίδια στιγμή πάρα πολλοί άλλοι στην Αριστερά έχουν υποκύψει στον πειρασμό να γίνουν, άμεσα ή έμμεσα, συμπολεμιστές σε αυτόν τον πόλεμο. Πιστεύω ότι όταν δεν αντιτίθενται στον πόλεμο οι προοδευ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χάνουν ένα ουσιαστικό μέρος του λόγου ύπαρξής τους και καταλήγουν να καταπίνουν την ιδεολογία του αντίθετου στρατοπέδου.

M.Λ.: Δυστυχώς, στη Λατινική Αμερική σημαν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και κυβερνήσεις, όπως η Βενεζουέλα, έχουν πάρει το μέρος του Πούτιν ή έχουν περιοριστεί σε ένα είδος «ουδέτερης» στάσης. Η επιλογή για την Αριστερά είναι μεταξύ του δικαιώματος των λαών στην αυτοδιάθεση και του δικαιώματος των αυτοκρατοριών να εισβάλλουν και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να προσαρτήσουν άλλες χώρες. Δε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έχουμε και τα δύο, γιατί αυτές είναι ασυμβίβαστες επιλογές.

Σ.Φ.: Είναι σίγουρα κρίμα που η θεσμική Αριστερά -ξεκινώντας από την Οκάσιο-Κορτέζ- υποστήριξε την αποστολή όπλων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Μακάρι επίσης τα ΜΜΕ να ήταν πιο ερευνητικά. Γιατί η «Αφρική λιμοκτονεί» εξαιτίας του πολέμου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Γιατί να μην αναφέρουμε τις μαζικές αρπαγές γης στα χέρια διεθνών εταιρειών, οι οποίες έχουν κάνει πολλούς να μιλάνε για «νέο αγώνα για την Αφρική»;

Μ.Μ.: Παρά την αυξημένη υποστήριξη προς το ΝΑΤΟ μετά τη ρωσική εισβολή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που καταδεικνύεται από το επίσημο αίτημα της Φινλανδίας και της Σουηδίας να ενταχθούν σε αυτόν τον οργανισμό- είναι απαραίτητο να εργαστούμε σκληρότερα για να διασφαλίσουμε ότι η κοινή γνώμη δεν βλέπει τη μεγαλύτερη και πιο επιθετική πολεμική μηχανή στον κόσμο (ΝΑΤΟ) ως λύση στα προβλήματα παγκόσμιας ασφάλειας. Σε αυτή την ιστορία το ΝΑΤΟ αποδείχτηκε για άλλη μία φορά ως ένας επικίνδυνος οργανισμός, ο οποίος χρησιμεύει για να τροφοδοτεί εντάσεις που οδηγούν σε πόλεμο στον κόσμο. Το παράδοξο είναι ότι ο Πούτιν όχι μόνο έκανε λάθος στη στρατιωτική στρατηγική του, αλλά κατέληξε επίσης να ενισχύσει τον εχθρό του οποίου τη σφαίρα επιρροής ήθελε να περιορίσει: το ΝΑΤΟ.

M.Λ.: Το ΝΑΤΟ είναι ένα πολιτικο-στρατιωτικό τέρας που δημιουργήθηκε από τον Ψυχρό Πόλεμο και η διάλυσή του είναι θεμελιώδης απαίτηση τη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Δυστυχώς, η εγκληματική εισβολή της Ρωσίας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έχει αναζωογονήσει το ΝΑΤΟ. Ο Πούτιν έσωσε το ΝΑΤΟ από την αργή παρακμή, ίσως και την εξαφάνισή του.

Σ.Φ.: Είναι ανησυχητικό το γεγονός ότι ο πόλεμος της Ρωσίας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έχει προκαλέσει μεγάλη αμνησία για τον επεκτατισμό του ΝΑΤΟ. Αλλά δεν πιστεύω ότι το ΝΑΤΟ ήταν ετοιμοθάνατο πριν από την εισβολή της Ρωσίας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Η πορεία του στην Ανατολική Ευρώπη και η παρουσία του στην Αφρική καταδεικνύουν το αντίθετο.

Μ.Μ.: Αυτή η αμνησία φαίνεται να έχει επηρεάσει πολλές κυβερνη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Ανατρέποντας τις ιστορικές αρχές της, η Αριστερή Συμμαχία στη Φινλανδία ψήφισε πρόσφατα υπέρ της ένταξης στο ΝΑΤΟ. Μια τέτοια υποδεέστερη πολιτική συμπεριφορά έχει τιμωρήσει τα αριστερά κόμματα πολλές φορές στο παρελθόν.

Eτ.Μπ.: Οσο περισσότερο ισχυροποιείται το ΝΑΤΟ ως σύστημα ασφαλείας, τόσο περισσότερο ο ΟΗΕ παρακμάζει. Στο Κόσοβο, τη Λιβύη και, κυρίως το 2013, στο Ιράκ ο στόχος των Ηνωμένων Πολιτειών και του ΝΑΤΟ στη συνέχεια ήταν να υποβαθμίσουν τις ικανότητες του ΟΗΕ για μεσολάβηση, ρύθμιση και διεθνή δικαιοσύνη.

Μ.Μ.: Ας τελειώσουμε με το ποια πιστεύετε ότι θα είναι η πορεία του πολέμου και ποια είναι τα πιθανά μελλοντικά σενάρια.

Eτ.Μπ.: Υπάρχουν τουλάχιστον τρεις λόγοι να είναι κανείς τρομερά απαισιόδοξος. Πρώτον, η κλιμάκωση είναι πιθανή, ειδικά εάν η αντίσταση στην εισβολή καταφέρει να διατηρηθεί. Δεύτερον, εάν ο πόλεμος τελειώσει με «αποτέλεσμα», θα είναι καταστροφικός σε κάθε ενδεχόμενο. Θα είναι καταστροφικό εάν ο Πούτιν επιτύχει τους στόχους του συντρίβοντας τον ουκρανικό λαό ή επίσης εάν αναγκαστεί να υποχωρήσει με μια επιστροφή στην πολιτική τού μπλοκ, όπου ο κόσμος θα παγώσει. Τρίτον, ο πόλεμος και οι συνέπειές του εμποδίζουν την κινητοποίηση του πλανήτη ενάντια στην κλιματική καταστροφή.

Σ.Φ.: Και εγώ είμαι απαισιόδοξη. Οι ΗΠΑ και άλλες χώρες του ΝΑΤΟ δεν έχουν καμία πρόθεση να διαβεβαιώσουν τη Ρωσία ότι το ΝΑΤΟ δεν θα επεκτείνει την εμβέλειά του στα σύνορα της Ρωσίας. Ως εκ τούτου ο πόλεμος θα συνεχιστεί με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συνέπειες για την Ουκρανία, τη Ρωσία και όχι μόνο. Δεν μπορώ να φανταστώ μελλοντικά σενάρια, εκτός από την επέκταση της κατάστασης μόνιμου πολέμου που είναι ήδη πραγματικότητα σε τόσα πολλά μέρη του κόσμου.

Μ.Μ.: Και εγώ νιώθω ότι ο πόλεμος δεν θα σταματήσει σύντομα. Μια «ατελής» αλλά άμεση ειρήνη θα ήταν σίγουρα προτιμότερη από την παράταση των εχθροπραξιών, αλλά πάρα πολλές δυνάμεις στο πεδίο εργάζονται για ένα διαφορετικό αποτέλεσμα. Πιστεύω ότι είναι πιο πιθανό να οδεύουμε προς μια αόριστη συνέχιση του πολέμου, με τα ρωσικά στρατεύματα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ζουν έναν ουκρανικό στρατό που ανεφοδιάζεται και υποστηρίζεται έμμεσα από το ΝΑΤΟ. Η Αριστερά πρέπει να αγωνιστεί σθεναρά για μια διπλωματική λύση και ενάντια στις αυξήσεις των στρατιωτικών δαπανών, το κόστος των οποίων θα πέσει στον κόσμο της εργασίας και θα οδηγήσει σε περαιτέρω οικονομική, κοινωνική και πολιτική κρίσ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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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si Rusia, Ekspansi NATO dan Skenario Perang di Ukraina: Percakapan dengan Étienne Balibar, Silvia Federici, dan Michael Löwy

PERANG di Ukraina dimulai empat bulan lalu. Menurut Kantor Komisaris Tinggi PBB untuk Hak Asasi Manusia, perang ini telah menewaskan lebih dari 4.500 warga sipil dan menciptakan hampir lima juta pengungsi. Angka-angka ini tidak termasuk kematian personel militer—setidaknya 10.000 orang Ukraina dan mungkin lebih banyak lagi di pihak Rusia—serta jutaan orang yang telah mengungsi di dalam perbatasan Ukraina.

Invasi ke Ukraina telah melumat kota-kota dan infrastruktur sipil. Butuh beberapa generasi untuk membangunnya kembali. Invasi juga menimbulkan kejahatan perang berskala besar, seperti yang dilakukan selama pengepungan Mariupol oleh pasukan Rusia.

Saya menggelar diskusi roundtable bersama tiga pemikir Marxis: Étienne Balibar, Profesor Filsafat Eropa Kontemporer di 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Inggris Raya), Silvia Federici, Profesor Emeritus Filsafat Politik di Universitas Hofstra (Hempstead, Amerika Serikat) dan Michael Löwy, Direktur Riset Emeritus di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Prancis). Diskusi ini digelar untuk meninjau apa yang terjadi sejak perang meletus, merefleksikan peran NATO, dan menimbang kemungkinan-kemungkinan skenario masa depan.

Rangkuman pembicaraan di bawah ini lahir dari serangkaian komunikasi selama beberapa pekan terakhir melalui email dan telepon.

Marcello Musto (MM): Invasi Rusia ke Ukraina telah mengembalikan Eropa ke kebrutalan perang dan menghadapkan dunia pada dilema bagaimana merespons serangan terhadap kedaulatan Ukraina.

Michael Löwy (ML): Selama Putin ingin melindungi minoritas penutur bahasa Rusia di wilayah Donetsk, ada rasionalitas tertentu dalam kebijakannya. Ini juga berlaku pada sikapnya yang menentang ekspansi NATO di Eropa Timur. Namun, invasi brutal ke Ukraina—dengan serangkaian pengeboman kota dan ribuan korban sipil termasuk lansia dan anak-anak—tidak memiliki pembenaran.

Étienne Balibar (EB): Perang di depan mata kita ini adalah perang “total”. Ini perang teror dan bumi hangus oleh tentara negeri jiran yang lebih kuat. Pemerintahan negara ini ingin militernya terlibat petualangan imperialis yang tak berujung. Sikap penting dan mendesak yang harus diambil adalah bahwa perlawanan Ukraina harus dipertahankan. Untuk itulah perlawanan ini harus benar-benar didukung oleh tindakan, bukan sekadar perasaan. Tindakan apa? Pada titik inilah bermula perdebatan taktik, kalkulasi efektivitas tindakan, serta risiko “defensif” dan “ofensif”. Yang jelas, pilihannya bukan “wait and see”.

MM: Di samping perlawanan balik Ukraina yang sah dilakukan, ada persoalan yang sama pentingnya, soal bagaimana Eropa bisa menghindari citra sebagai sebagai aktor dalam perang ini alih-alih sebagai pihak yang sekuat mungkin berkontribusi untuk diplomasi demi mengakhiri konflik bersenjata. Terlepas dari retorika permusuhan tiga bulan terakhir, itulah yang tampak dalam sebagian besar opini publik: Eropa tidak boleh ambil bagian dalam perang. Pokok terpenting dalam opini publik ini adalah bagaimana agar penduduk yang menderita tidak semakin banyak. Karena bahayanya adalah bangsa ini [Ukraina] akan dianggap bangsa yang menjadi martir di tangan Rusia. Ukraina akan berubah menjadi kamp militer yang menerima senjata dari NATO dan mengobarkan perang panjang untuk kepentingan Washington yang ingin menyaksikan Rusia lemah secara permanen dan Eropa bergantung secara ekonomi dan militer kepada Amerika Serikat.

Jika ini terjadi, konflik akan melebar keluar dari isu pertahanan kedaulatan Ukraina. Mereka yang sejak awal mengecam bahaya beruntun perang pasca-pengiriman senjata berat ke Ukraina tentu bukannya tidak menyadari kekerasan harian di sana dan tidak pula ingin menyerahkan penduduk Ukraina ke kuasa militer Rusia. “Non-blok“ tidak berarti netralitas atau kesetaraan, seperti yang muncul dalam berbagai karikatur. Ini bukan soal pasifisme abstrak sebagai prinsip; ini alternatif diplomatik yang konkret. Artinya, menimbang secara hati-hati setiap tindakan atau ujaran bisa mendekatkan kita ke tujuan pokok dalam situasi saat ini, yaitu membuka keran negosiasi yang kredibel demi memulihkan perdamaian.

Silvia Federici (SF): Tidak ada dilema di sini. Perang Rusia di Ukraina harus dikecam. Penghancuran kota, pembunuhan orang-orang tak berdosa, teror yang harus dialami ribuan warga—semua ini tidak bisa dibenarkan. Bukan cuma kedaulatan yang dilanggar dalam tindakan agresi ini. Tapi saya setuju kita juga harus mengutuk manuver-manuver AS dan NATO untuk mengobarkan perang ini, mengutuk keputusan Amerika Serikat dan Uni Eropa mengirim senjata ke Ukraina, yang akan memperpanjang perang entah sampai kapan. Tidak pantas mengirim senjata mengingat invasi Rusia bisa dihentikan seandainya AS menjamin NATO tidak melakukan ekspansi ke perbatasan Rusia.

MM: Salah satu hal utama yang dibicarakan sejak awal perang adalah jenis bantuan apa yang bisa diberikan ke Ukraina untuk mempertahankan diri dari agresi Rusia tanpa harus menggiring situasi ke kehancuran lebih besar di dalam negeri dan memperluas konflik secara global. Di antara isu-isu yang diperdebatkan beberapa bulan terakhir adalah permintaan Zelensky untuk pemberlakuan zona larangan terbang di langit Ukraina, taraf sanksi ekonomi untuk Rusia, dan yang lebih penting, tepat atau tidaknya mengirimkan senjata ke pemerintah Ukraina. Menurut Anda, apa keputusan yang harus diambil agar jumlah korban tidak bertambah dan eskalasi lebih lanjut bisa dicegah?

ML: Banyak kritik yang bisa dilontarkan terhadap Ukraina saat ini: kurangnya demokrasi, penindasan terhadap minoritas berbahasa Rusia, ‘oksidentalisme’, dan banyak lagi yang lainnya. Tapi ini tidak membatalkan hak rakyat Ukraina untuk membela diri melawan invasi Rusia ke wilayah mereka, melawan serbuan yang disertai penghinaan luar biasa terhadap hak bangsa-bangsa dunia untuk menentukan nasib sendiri.

EB: Saya akan bilang bahwa perang Ukraina melawan invasi Rusia adalah “perang yang adil” (just war) dalam artian yang paling tegas. Saya sangat sadar “just war” adalah kategori yang bisa dipertanyakan. Saya juga sadar bahwa di Barat, istilah ini punya riwayat panjang yang mustahil dilepaskan dari manipulasi dan kemunafikan, atau ilusi-ilusi yang akhirnya melahirkan bencana. Tapi saya tidak melihat ada istilah lain yang cocok. Jadi, saya mengapropriasi istilah ini sekaligus menekankan bahwa perang “adil” adalah situasi di mana pengakuan atas legitimasi pihak yang melakukan pembelaan diri dalam agresi—kriteria dalam hukum internasional—tidak cukup, namun kita perlu berkomitmen terhadap pihak yang satu ini.

Ini perang yang menempatkan orang-orang seperti saya—yang menganggap semua perang di seluruh dunia dalam situasi hari ini tidak bisa dibenarkan atau membawa malapetaka—tidak punya pilihan untuk bersikap pasif karena akibatnya akan lebih buruk lagi. Jadi, saya tidak merasa antusias, tetapi saya memilih melawan Putin.

MM: Saya paham apa saja yang melatarbelakangi amatan-amatan ini, tapi saya akan lebih menyoroti apa saja yang dibutuhkan untuk mencegah malapetaka besar. Karena itu, saya akan fokus pada kebutuhan mencapai kesepakatan damai yang sangat mendesak ini. Semakin lama waktu yang diperlukan, semakin besar potensi perang terus meluas. Tak seorang pun berniat memalingkan diri dan mengabaikan apa yang terjadi di Ukraina. Tapi kita harus sadar ketika negeri adidaya berkekuatan nuklir seperti Rusia terlibat, sementara tidak ada gerakan pro-perdamaian yang cukup besar yang aktif di sana, maka anggapan bahwa perang melawan Putin dapat “dimenangkan” adalah ilusi.

EB: Saya sangat takut terjadi eskalasi militer—termasuk nuklir. Ini menakutkan dan kelihatannya bukan mustahil. Tapi pasifisme bukanlah pilihan. Kebutuhan paling mendesak adalah membantu Ukraina melawan agresi. Jangan sampai kita memainkan kartu “non-intervensi” lagi. Uni Eropa juga sudah terlibat dalam perang. Kalaupun tidak mengirim pasukan, Uni Eropa mengirimkan senjata—dan saya pikir itu tindakan yang tepat. Itu bentuk intervensi.

MM: 9 Mei lalu pemerintahan Biden menyetujui Ukraine Democracy Defense Lend-Lease Act of 2022. Isinya paket bantuan militer dan keuangan lebih dari 40 miliar dolar AS untuk Ukraina. Ini jumlah yang sangat besar—yang belum mencakup bantuan dari berbagai negara Uni Eropa—dan tampaknya dirancang untuk mendanai perang berkepanjangan. Biden sendiri menegaskan kesan ini pada 15 Juni, ketika ia mengumumkan AS akan mengirimkan bantuan militer senilai satu miliar dolar lagi. Pasokan senjata yang semakin besar dari AS dan NATO mendorong Zelensky untuk terus menunda perundingan yang sangat dibutuhkan dengan pemerintah Rusia. Selain itu, mengingat senjata yang dikirim dalam banyak perang di masa lalu akhirnya digunakan oleh pihak lain untuk tujuan yang berbeda, tampaknya masuk akal untuk bertanya-tanya apakah pengiriman senjata ini semata bertujuan untuk mengusir pasukan Rusia dari Ukraina.

SF: Saya pikir langkah terbaik adalah Amerika Serikat dan Uni Eropa memberikan jaminan kepada Rusia bahwa Ukraina tidak akan bergabung dengan NATO. Pokok ini telah dijanjikan kepada Mikhail Gorbachev saat runtuhnya Tembok Berlin, meskipun tidak tertulis. Sayangnya, tidak ada minat mencari solusi. Banyak orang di struktur militer dan politik AS yang selama bertahun-tahun mendukung dan mempersiapkan konfrontasi dengan Rusia. Perang hari ini dengan mudah digunakan untuk membenarkan peningkatan besar dalam ekstraksi minyak bumi dan mengesampingkan semua isu pemanasan global. Biden sudah gagal menepati janji kampanyenya untuk menghentikan pengeboran di tanah-tanah warga asli Amerika. Kita juga menyaksikan pengalihan dana miliaran dolar—yang semestinya bisa digunakan untuk meningkatkan taraf hidup ribuan orang Amerika—k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AS, salah satu pemenang utama dalam perang ini. Perdamaian tidak akan terwujud melalui eskalasi militer.

MM: Mari kita bahas reaksi kaum kiri terhadap invasi Rusia. Meskipun hanya segelintir organisasi membuat kesalahan politik yang besar ketika menolak untuk secara tegas mengutuk “operasi militer khusus” Rusia. Di luar kesalahan-kesalahan lain, ini kesalahan yang bisa mempersulit mereka—atau membuat mereka tidak kredibel—ketika mereka ingin mengecam tindakan agresi NATO kelak. Ini mencerminkan pandangan yang sempit ideologis yang mereduksi pemahaman politik menjadi satu dimensi belaka: seolah-olah semua isu geopolitik harus dinilai bobotnya semata-mata dalam upaya melemahkan AS.

Pada saat bersamaan, terlalu banyak orang kiri yang menyerah pada godaan untuk terlibat perang baik langsung maupun tidak. Saya tidak kaget dengan posisi Sosialis Internasional, Partai Hijau di Jerman, atau beberapa anggota parlemen progresif dari Partai Demokrat di AS—meskipun sikap pro-militerisme dadakan orang-orang yang sehari sebelumnya mendaku diri pasifis ini terasa tetap menghujam dan mengejutkan. Banyak kekuatan kiri “radikal” yang beberapa pekan ini bersuara segendang sepenarian dengan kubu pro-Zelensky. Saya percaya ketika kubu progresif tidak menentang perang, mereka akan kehilangan bagian penting dari alasan kenapa mereka harus ada dan akhirnya mereka akan menelan mentah-mentah ideologi kubu lawan.

ML: Saya akan mulai dengan mengingat bahwa argumen anti-komunis dipakai dalam salah satu “justifikasi” Putin atas invasi ke Ukraina. Dalam pidato Putin sebelum perang, pada 21 Februari, dia menyatakan Ukraina “sepenuhnya diciptakan oleh Bolshevik dan Komunis Rusia” dan bahwa Lenin adalah “pengarang dan arsitek” negeri ini. Putin menyatakan ambisinya untuk merestorasi “Rusia yang ada dalam sejarah” pra-Bolshevik—yaitu Rusia era Tsar—dengan cara mencaplok Ukraina.

EB: Putin menyatakan Lenin telah sembrono menyerah pada nasionalisme Ukraina. Menurut Putin, jika Lenin tidak melakukan itu, maka tidak akan ada pula Ukraina merdeka, karena penduduk Ukraina akan menganggap tanahnya sendiri sebagai bagian dari Rusia. Argumen ini seperti memakai posisi Stalin untuk melawan Lenin. Tentu saja, saya pikir Lenin benar dalam penyikapannya atas isu “kebangsaan” yang tersohor itu.

MM: Lenin menulis bahwa kendati perjuangan suatu bangsa untuk merdeka dari kekuatan imperialis dapat dimanfaatkan oleh imperialis lain daya untuk kepentingannya sendiri, seharusnya ini tidak mengubah kebijakan kaum kiri untuk mendukung hak bangsa-bangsa menentukan nasib sendiri. Dalam sejarahnya, kaum progresif selalu mendukung prinsip ini, membela hak negara-negara untuk menegakkan perbatasan atas dasar kehendak rakyat.

ML: Bukan kebetulan jika sebagian besar partai kiri “radikal” dunia, termasuk yang paling suka bernostalgia dengan sosialisme Soviet, misalnya partai komunis Yunani dan Chili, mengutuk invasi Rusia ke Ukraina. Sayangnya, kekuatan-kekuatan kiri terdepan di Amerika Latin dan pemerintah seperti Venezuela memihak Putin, atau membatasi diri dengan sekadar mengambil sikap “netral”—seperti yang ditunjukkan oleh Lula, pemimpin Partai Buruh di Brasil. Pilihan kaum kiri adalah antara hak bangsa untuk menentukan nasib sendiri—seperti yang dikatakan Lenin—dan hak imperium untuk menyerang dan mencaplok negara lain. Anda tidak bisa memilih dua-duanya, karena ini dua opsi yang tidak dapat didamaikan.

SF: Di AS, juru bicara gerakan-gerakan keadilan sosial dan organisasi feminis seperti Code Pink telah mengutuk agresi Rusia. Tapi perlu dicatat bahwa pembelaan AS dan NATO terhadap demokrasi cukup selektif, mengingat rekam jejak mereka di Afghanistan, Yaman, operasi Africom di Sahel. Rekornya panjang. Kemunafikan dalam pembelaan AS atas demokrasi di Ukraina juga terlihat jelas jika kita menimbang bagaimana pemerintah AS tutup mata atas pendudukan brutal Israel di Palestina dan penghancuran kehidupan rakyat Palestina yang tidak ada habis-habisnya. Perlu dicatat juga bahwa AS telah membuka pintu untuk Ukraina tepat setelah menutup akses imigran dari Amerika Latin, sementara bagi banyak imigran ini, menyelamatkan diri ke negeri asing adalah perkara hidup-mati. Sementara itu, kaum kiri yang kini bercokol di lembaga negara—dimulai dengan Ocasio-Cortez—sudah mendukung pengiriman senjata ke Ukraina.

Saya juga berharap media-media radikal bisa lebih dalam mempertanyakan pengetahuan yang kita terima dari para pejabat negara. Misalnya, kenapa “Afrika kelaparan” karena perang di Ukraina? Kebijakan internasional apa yang membuat negara-negara Afrika bergantung pada biji-bijian Ukraina? Mengapa tidak menyebut perampasan tanah besar-besaran oleh perusahaan-perusahaan internasional, yang kini membuat banyak orang membicarakan “penjajahan gaya baru di Afrika”? Saya ingin bertanya sekali lagi: nyawa siapa yang dianggap berharga? Kenapa hanya kematian tertentu yang bisa membangkitkan amarah?

MM: Terlepas dari meningkatnya dukungan untuk NATO setelah invasi Rusia ke Ukraina—yang sangat gamblang dalam permintaan formal Finlandia dan Swedia untuk bergabung dengan NATO—kita perlu bekerja lebih keras untuk memastikan agar publik tidak melihat NATO—mesin perang terbesar dan paling agresif di dunia—sebagai solusi keamanan global. NATO telah menampilkan jati dirinya sebagai organisasi maut penyulut ketegangan yang bisa memicu perang dunia dalam misinya memperluas dan memperkokoh dominasi unipolar. Tapi ada paradoks di sini. Hampir empat bulan setelah perang dimulai, kita tentu dapat mengatakan bahwa Putin tidak hanya keliru mengambil strategi militer, tetapi juga akhirnya memperkuat—bahkan jika dilihat dari konsensus internasional—musuh yang lingkup pengaruhnya (sphere of influence) ingin ia batasi: NATO.

EB: Saya termasuk orang yang berpikir bahwa NATO seharusnya lenyap bersama Pakta Warsawa ketika Perang Dingin berakhir. Di sisi lain, NATO tidak hanya punya fungsi eksternal, tetapi juga—dan ini mungkin sebagian besar fungsinya—mendisiplinkan alias menjinakkan siapa pun yang berada di kubu Barat. Semua itu pasti ada kaitannya dengan imperialisme: NATO adalah bagian dari instrumen yang agar menjamin Eropa secara umum tidak memiliki otonomi geopolitik sejati di hadapan imperium Amerika. Inilah salah satu alasan kenapa NATO terus dipertahankan usai Perang Dingin. Dan saya setuju dampaknya amat buruk bagi seluruh dunia. NATO mengkonsolidasikan beberapa kediktatoran di dalam teritori pengaruhnya. NATO memfasilitasi—atau menoleransi—segala macam perang, beberapa di antaranya sangat mematikan dan melibatkan kejahatan terhadap kemanusiaan. Pendapat saya tentang NATO tidak berubah dengan kejadian baru-baru ini yang disebabkan Rusia.

ML: NATO adalah organisasi imperialis yang didominasi Amerika Serikat dan bertanggung jawab atas agresi yang tak terhitung banyaknya. Penghancuran monster politik dan militer yang lahir dari Perang Dingin ini adalah syarat mendasar demokrasi. Melemahnya NATO dalam beberapa tahun terakhir telah menyebabkan presiden neoliberal Prancis Emmanuel Macron untuk menyatakan bahwa NATO sudah “mati otak” pada 2019. Sayangnya, invasi kriminal Rusia ke Ukraina malah memberi angin untuk NATO. Beberapa negara netral—seperti Swedia dan Finlandia—sekarang sudah memutuskan masuk NATO. Pasukan AS diposkan di Eropa dalam jumlah besar. Jerman, yang dua tahun lalu menolak menaikkan anggaran militernya meski ada tekanan keras dari Trump, baru-baru ini memutuskan untuk menginvestasikan 100 miliar euro untuk pemersenjataan kembali (rearmament). NATO semestinya mengalami kemunduran perlahan—bahkan mungkin lenyap. Tapi Putin malah menyelamatkannya.

SF: Yang juga mengkhawatirkan, perang Rusia di Ukraina sudah membuat banyak orang lupa akan ekspansionisme NATO beserta dukungannya untuk kebijakan imperialis Uni Eropa dan Amerika Serikat. Saatnya kembali membaca NATO’s Secret Armies karya Danielle Ganser untuk menyegarkan ingatan kita tentang pemboman NATO di Yugoslavia, peran NATO di Irak, serta kepemimpinan NATO dalam aksi pemboman dan pecah-belah Libya baru-baru ini. Sudah terlalu sering NATO menginjak-injak demokrasi, dan kini ia berpura-pura membela demokrasi. Saya tidak percaya anggapan bahwa NATO hampir mati sebelum invasi Rusia ke Ukraina. Masuknya NATO ke Eropa Timur dan kehadirannya di Afrika menunjukkan hal sebaliknya.

MM: Amnesia ini sepertinya telah mempengaruhi banyak kaum kiri di pemerintahan. Mayoritas anggota parlemen dari Aliansi Kiri di Finlandia berpaling dari prinsip-prinsip historisnya dan memilih bergabung dengan NATO. Di Spanyol, sebagian besar anggota Unidas Podemos menyepakati suara seluruh kubu parlemen yang menyokong pengiriman senjata ke tentara Ukraina dan mendukung kenaikan anggaran belanja militer besar-besaran di KTT NATO yang akan diadakan di Madrid pada 29-30 Juni. Jika sebuah partai tidak memiliki keberanian berbicara lantang menentang kebijakan semacam itu, maka ia telah terlibat dalam perluasan militerisme AS di Eropa. Padahal, partai-partai kiri di masa lalu sudah berkali-kali dihukum secara politik, termasuk di bilik suara, karena politik rendahan semacam ini.

EB: Yang terbaik adalah agar Eropa cukup kuat melindungi wilayahnya sendiri, dan agar ada sistem keamanan internasional yang efektif—yaitu agar PBB dirombak secara demokratis dan hak veto permanen anggota Dewan Keamanan ditiadakan. Tapi semakin NATO mencuat sebagai sistem keamanan, semakin lemah pula PBB. Di Kosovo, Libya dan Irak pada 2013, misi Amerika Serikat dan NATO adalah melemahkan kapasitas PBB untuk menyelenggarakan mediasi, regulasi, dan pengadilan internasional.

MM: Cerita yang kami dengar dari media benar-benar beda: NATO digambarkan sebagai satu-satunya penyelamat dunia dari kekerasan dan ketidakstabilan politik. Di sisi lain, sentimen anti-Rusia telah menyebar ke seluruh Eropa. Warga Rusia dimusuhi dan didiskriminasi.

EB: Bahaya besar—mungkin bahaya utama yang berkaitan dengan apa disebut Clausewitz sebagai “faktor moral” dalam perang—terletak pada godaan untuk memobilisasi opini publik yang bersimpati pada warga Ukraina melalui sentimen anti-Rusia. Media mendukung upaya ini lewat kabar-kabar setengah benar tentang sejarah Rusia dan Soviet. Sengaja atau tidak, media membuat rakyat Rusia gamang di hadapan ideologi rezim oligarki hari ini. Menyerukan sanksi atau boikot terhadap seniman, dan lembaga-lembaga kebudayaan atau akademik yang terbukti punya hubungan dengan rezim dan para pentolannya adalah satu hal. Tapi, jika benar bahwa opini publik Rusia adalah salah satu dari sedikit pintu peluang untuk keluar dari bencana ini, maka menstigmatisasi budaya Rusia adalah tindakan keblinger.

MM: Beberapa sanksi terhadap individu sangat keras dan kontraproduktif. Ada orang-orang yang tidak pernah menyatakan dukungan untuk kebijakan pemerintah Rusia disasar hanya karena kebetulan lahir di Rusia, terlepas dari apa pun pendapat mereka tentang perang ini. Langkah-langkah semacam ini akan mengompori propaganda nasionalis Putin dan dapat menggiring warga Rusia untuk mendukung pemerintah mereka.

EB: Terus terang, tidak elok rasanya menuntut warga negara sebuah kediktatoran polisi ala rezim Putin untuk “mengambil sikap” jika mereka ingin terus diterima di “demokrasi” kita.

ML: Saya setuju. Sentimen anti-Rusia wajib ditolak. Ini ideologi yang sangat reaksioner seperti halnya semua bentuk nasionalisme chauvinistik. Saya ingin menambahkan bahwa penting bagi kaum kiri internasionalis, yang mendukung perlawanan rakyat Ukraina melawan invasi Rusia, untuk menunjukkan solidaritas mereka kepada warga Rusia—individu, surat kabar, atau organisasi—yang telah menentang perang kriminal Putin di Ukraina. Ada, kok, kelompok-kelompok dan partai-partai politik Rusia yang mendaku kiri dan baru-baru ini merilis pernyataan sikap mengutuk agresi ke Ukraina.

MM: Mari kita akhiri diskusi ini dengan apa yang Anda pikirkan soal jalannya perang dan kemungkinan skenario-skenario masa depan.

EB: Orang hanya akan sangat pesimistis menatap perkembangan ke depan. Saya sendiri percaya peluang untuk mencegah malapetaka sangat kecil. Setidaknya ada tiga alasan. Pertama, eskalasi mungkin terjadi, terutama jika perlawanan terhadap invasi terus berlanjut dan tidak cukup hanya menggunakan senjata “konvensional”—yang batasannya dengan “senjata pemusnah massal” kian kabur. Kedua, jika perang berakhir dengan “hasil” tertentu, segala kemungkinan akan mengarah pada bencana. Tentu akan celaka jika Putin mencapai misi-misinya dengan mengkremus rakyat Ukraina dan akhirnya memancing tindakan-tindakan serupa. Mungkin juga, jika dia dipaksa berhenti dan mundur, dengan kembali ke politik blok di mana dunia akan membeku. Apa pun pilihannya, hal ini akan memancing gejolak nasionalisme dan kebencian yang bakal berlangsung lama. Ketiga, perang dan episode-episode lanjutannya akan memukul mundur mobilisasi planet bumi dalam melawan bencana iklim. Bahkan kenyataannya perang telah mempercepat bencana iklim. Terlalu banyak waktu yang terbuang sia-sia.

ML: Saya punya kegelisahan yang sama, terutama soal tertahannya perang melawan perubahan iklim, yang sekarang benar-benar terpinggirkan oleh perlombaan senjata semua negara yang berurusan dengan perang.

SF: Saya juga pesimis. AS dan negara-negara NATO lainnya tidak beritikad meyakinkan Rusia bahwa NATO tidak akan memperluas jangkauannya ke perbatasan Rusia. Walhasil, perang akan berlanjut dengan dampak-dampak mematikan bagi Ukraina, Rusia dan sekitarnya. Kita akan melihat dalam beberapa bulan mendatang bagaimana negara-negara Eropa lainnya akan terpengaruh. Saya tidak bisa membayangkan skenario masa depan selain perluasan situasi perang permanen yang sudah menjadi kenyataan di begitu banyak belahan dunia. Saya juga tidak bisa membayangkan skenario selain—lagi-lagi—bahwa sumber-sumber daya yang sangat dibutuhkan untuk mendukung reproduksi sosial dialihkan ke tujuan-tujuan yang destruktif. Bagi saya, perih rasanya kita tidak punya gerakan feminis yang turun ke jalan ramai-ramai, melakukan pemogokan, dan bertekad mengakhiri semua perang.

MM: Saya juga merasa perang tidak akan reda dalam waktu dekat. Perdamaian yang “tidak sempurna” tetapi lekas diwujudkan tentu akan lebih baik daripada memperpanjang permusuhan. Tapi, ada banyak sekali kekuatan di lapangan dengan tujuan-tujuan yang berbeda pula. Setiap kali seorang kepala negara menyatakan “kami akan mendukung Ukraina sampai menang”, prospek perundingan semakin jauh. Namun, saya kira prospek yang lebih besar adalah bahwa situasi kita kini mengarah ke perang yang tidak ada habisnya, di mana pasukan Rusia berhadapan dengan militer Ukraina yang disuplai dan didukung secara tak langsung oleh NATO.

Kaum kiri harus berjuang keras mendukung solusi diplomatik dan melawan kenaikan anggaran belanja militer. Kenaikan anggaran ini niscaya dibebankan pada kelas pekerja dan niscaya menyulut krisis ekonomi dan sosial lebih lanjut. Jika ini kejadian, maka pihak yang akan diuntungkan adalah kaum kanan yang hari ini semakin agresif dan reaksioner dalam mempengaruhi perdebatan politik di Eropa.

EB: Demi mengedepankan cara-cara pandang yang positif, kita harus memiliki tujuan untuk merombak ulang Eropa—demi kepentingan Rusia, Ukraina, dan kepentingan kita sendiri—sedemikian rupa sehingga soal-soal negara dan bangsa benar-benar kembali dipikirkan. Tujuan yang lebih ambisius lagi adalah menciptakan dan mengembangkan Eropa Raya yang multibahasa, multikultural, dan membuka diri untuk dunia—alih-alih meletakkan militerisasi Uni Eropa ke dalam horizon masa depan kita, meski dalam jangka pendek ini pendek ini tidak terhindarkan. Tujuannya untuk menghindari “benturan peradaban” di mana kita akan menjadi pusatnya.

ML: Saya ingin mengusulkan tujuan yang lebih ambisius dalam artian positif; saya akan bilang bahwa kita harus membayangkan corak Eropa yang lain dan Rusia yang lain, menyingkirkan oligarki parasit kapitalis mereka. Pepatah Jean Jaurès “Kapitalisme menyeret perang seperti awan menyeret badai” terdengar lebih relevan dari sebelumnya. Hanya di Eropa yang lain itu, dari Atlantik hingga Ural—Eropa yang sosial, ekologis, dan pasca-kapitalis—perdamaian dan keadilan dapat terjamin. Apakah ini skenario yang mungkin? Tergantung kita masing-ma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