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洛·马斯托 张秀琴 刘娟译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手稿和“穆勒评注”，本文主要聚焦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传播与接受史，以期对学界围绕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而展开的相关论争作一批判性考察。
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有关马克思早期著述的重要研究文献(特别是在德语区、法语区、苏联和英语国家)，都吁求要对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进行全新的和严格的解读；同时，也几乎是所有的解释者都理所当然地假定，“巴黎手稿”是一部业已完成的著作。然而，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所谓的“巴黎笔记”的文本分析，使我们有可能一方面反对将前者视为一部完全成熟的文献并借此宣称马克思思想是一个以其为基础的整体，另一方面也反对将其视为一个定义明确的理论文献并借此将之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科学”阶段相对立。
关键词： 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附录
一 1932 年的两个版本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①是马克思最著名的文献之一，亦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为广泛的著述之一。尽管“巴黎手稿”在全面理解马克思思想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其写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却一直深藏高阁，鲜为人知，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被编辑加工并予以公开发表。然而，这些“手稿”的公开出版绝非故事的终结。实际上，它触发了学界冗长的关于该文献属性的持续论争：有论者认为，与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相比，“巴黎手稿”尚属未成熟著述；也有论者认为，与马克思后期《资本论》相比，“巴黎手稿”中保持有更多浓厚而宝贵的哲学底蕴。由此便打开了有关马克思思想中的“早期”和“成熟”时期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域。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子问题亦被论及，它们包括：“青年马克思”的著述可否被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马克思的全部著述中是否存在一个从启发式的灵感阶段到完备理论实现的有机形成过程?抑或存在两种不同的马克思?对于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政治的维度。19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大多数“共产国际”内部或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研究者，所提供的是一个还原论式的解释；而那些“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给予[手稿]更高评价，并从中找到了可借此打破苏联版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强有力证据(特别是与异化概念相关的)。无论如何，各种阅读方法都无不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理论和政治的冲突是如何不断歪曲马克思著作的本意以便服务于文本之外的其他目的的。
[手稿]第一部分于1927年公开出版，其编辑整理者系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莫斯科)院长的梁赞诺夫。出版时，该文献被纳入标题为“《神圣家族》的准备稿”系列②，其内容包括后来被称之为“第三手稿”的主体部分③。在一篇“导言”中，梁赞诺夫强调了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所取得的明显理论推进。在他看来，公开发表该“手稿”的伟大意义远非纯粹的文献猎奇，而是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④。不过，认为“第三手稿”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说法，却是错误的。诚如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其内容的落脚点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上，这与马克思早期的其他著述内容十分不同。
1929年，梁赞诺夫的编辑本被翻译成法文，分成两部分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分别发表在2月号和6月号上，标题为“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笔记”和“需求、生产和分工笔记”)⑤。同年，苏联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28～1947)将俄文二版的该文献收入其第3卷，保留了与1927年版一样的断片形式和错误标题⑥。1931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首次发表了该文献的德文版片段，标题为“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批判”⑦。
[手稿]的全文本于1932年首次在德国公开发表。实际上，在1932年同时出现了令人混乱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社会民主党学者兰夏特和迈耶的编辑本(后者将[手稿]收入了两卷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述》文集中)⑧。其实，早在1931年，迈耶就已为此作了铺垫：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前预告了将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但却“至今不为人知的马克思的著述”要出版⑨。不过，该文集中所收录的并非“手稿”的完整版，且包含许多明显的错漏之处：“第一”手稿全部丢失；“第二”和“第三”手稿的编排次序混乱；传说中的“第四”手稿其实不过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要，并无马克思本人只言片语的相关评论。为方便理解，混乱的编辑顺序依然照旧：III-II-IV。同样严重的问题还包括：誊写原始手稿时的错漏和标题的误用，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论政治经济学和国家、法、伦理学和市民生活的关系”。这些都彻底违背了马克思在原始手稿“序言”中的相关表述，即“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⑩。最后，编辑还不寻常地在“编者前言”中指出，该文献或写于1844年2月～8月之间。
该版本起初的计划是出版该文献的单行本，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与国家、法、伦理学和市民生活的关系，以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批判”，并由迈耶负责编辑部分的工作、所罗门负责解释部分的工作。可是，在对原始手稿进行第二版审读过程中，插入了先前提及的兰夏特和迈耶的文集(11)。该版本尽管存在着重大的编辑和解释错误，但依然在德语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成为1937年朱尔斯·莫利托(Jules Molitor)法译本的底版。
同样出现在1932年的[手稿]的第二个全文本，是“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IME)编辑的本子——被收录在旧MEGA第1部分第3卷中。这是第一个完整的学术编辑本，也是第一个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命名的本子(12)。至此，三个“手稿”的顺序才得以正确编排，其誊写的准确度也远高于兰夏特-迈耶的编辑本。导言的篇幅依然十分有限，但重建了文献的起源。而且，每个“手稿”前面都配有简短的文献说明。该卷册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含黑格尔哲学章”，并将各“手稿”分别安排在如下标题下：“第一手稿——‘[工资]、[资本利润]、[地租]、[异化劳动]’；第二手稿——‘[私有财产关系]’；第三手稿——‘[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需求、生产和分工]、[货币]、[黑格尔辩证法及其一般哲学批判]’”。所谓的第四手稿(即对黑格尔著述的摘录)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标题为“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
然而，(旧)MEGA的编辑不得不给该“手稿”命名，并对其总体内容进行辨认，进而将马克思写的“序言”放在编辑本的一开始(而不是像原始手稿中那样，放在第三手稿部分)，以便最终说明，马克思旨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且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工作已在“手稿”中得以肇始(13)。
这一版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撰写的笔记的集合。在被置于该卷册第2部分的标题为《摘录笔记：巴黎，1844年初至1845年初》的文献中，也包含有先前未出版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萨伊、斯卡贝克(Frédéric Skarbek)、斯密、李嘉图、穆勒、麦克卡洛克(John R.MacCulloch)、托拉西、博伊斯吉尔伯特(Pierre de Boisguillebert)等人著述的摘录。编者还提供了一份对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写的9个笔记本的内容说明，并对这些摘录进行了目录编排(14)。同时，苏联的编辑错误地解释说，马克思是在阅读、整理和摘录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才写的[手稿](15)。实际情况是，创作过程与写作和摘录是同时交叉开展的过程(16)。摘录工作一直贯穿着整个巴黎时期，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到《神圣家族》皆如此。
二 后来的翻译和重印
鉴于其高超的文献学质量，(旧)MEGA的“巴黎手稿”成为了日后几乎所有文字译本的首选底版。如第一个日文译本(1946)、两个意大利文译本(博比欧1949年本和沃尔佩1950年译本)、第一个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皆为1956年)，以及法译本(1962年，它替代了上述1937年的那个不可信的版本)。
(旧)MEGA版的重大价值也得到了新教神学家埃里克-梯耶尔的认可，他于1950年将各种德文版进行了综合(17)。但是，事后证明，他的综合本不过是对(旧)MEGA本和兰夏特-迈耶本的错漏百出的混合。该本子主要出自于(旧)MEGA本，但(像他之前的两位社会民主党学者一样)梯耶尔决意省略掉“第一手稿”。与此类似，他接受了(旧)MEGA版中多数释义条目，但在准确性方面也再次犯了和兰夏特-迈耶一样的严重错误，同样遵循了后者误导性的标题法。
1953年，兰夏特-迈耶的本子再版了一个修订本。这一次编者变成了兰夏特一个人，文献名则变成《政治-经济学手稿(1844)》(18)。然而，1932年本中的错误仍未得到改进，唯一的完善就是基于(旧)MEGA的本子，对一些誊写错误进行了修改。两年后，又出现了《短篇经济著作文集》(19)，该文集收录了未包含有最后一章(也即《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批判》)的[手稿]。该版本也对1932年的(旧)MEGA本进行了一些修订。
就在这些相较于1932年的(旧)MEGA本仍然有很多局限性并意味着某种退步的新德文本陆续出版的同时，[手稿]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排斥。1954年，“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E的新名称)决定放弃将马克思未完成的“巴黎手稿”收录入正在准备出版中的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K.Marks-F.Engels Sochineniya)，并因此忽略了有利于正确澄清马克思思想谱系的诸多重要著述。不过，这一编辑政策并没有得到持续而严格的贯彻。最终于1955～1966年正式出版的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录的马克思的著述要比1928～1947年间出版的第一个俄文本多出许多，只是[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未被收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个编辑的原因，毋宁说是审查制度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其他著述则被纳入其中，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被收入其第1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收入了其第3卷。
[手稿]于1956年(20)以单行本的形式予以出版，书名为《青年时期著作摘编》(21)。印数只有60000册，远远低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马克思著述的印数。[手稿]首次被收录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时间是近20年后的1974年——作为第XLII的增补卷(22)。1974年版重新核对了原始手稿原文(依据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中的原始手稿照相版——该研究所至今仍保存有2/3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23))。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决策，因为它使得编辑有机会对1932年版本中的许多重要的错漏进行修改。例如，“第一手稿”的最后一行，先前被誊写为“Kollision wechselseitiger Gegenstze”(即“彼此对立的冲突”)的句段后来被改正为“feindlicher wechselseitiger Gegensatz”(即“敌对的彼此对抗”)；在数个段落中，“Genu”(即“享受”)被正确地修改为“Geist”(即“精神”)。马克思本人在原始手稿中所犯的错误也得到了纠正，如他将斯密的“三个生产阶级”错误地引述为“三个原始阶级”(24)。而且，马克思摘录的所有引言都在印刷时用了小一号的字体，以便易于辨认这是马克思引述他人的话，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话(25)。
如苏联版中的情况一样，前东德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1956～1968，共39卷)也没有收录[手稿]。本来按年代顺序应该在第2卷(1962)出版，但最终它们却出现在项目结束之际的1968年出版的增补卷(Ergnzungsband)中(26)。这种隐身局面一直维持到1981年，自那以后，直至1985年，“巴黎手稿”的编辑工作前后历经四次，最终作为MEW的第Xl卷部分内容出版，标题为《1837年-1844年8月间的著述和书信》。其依据的母本系1932年的(旧)MEGA本，同时参考了批评机构对1955年《早期时期著作摘编》提出的意见，并对一些誊写错误进行了修改。
自最初的(旧)MEGA版之后，[手稿]直到新MEGA(即MEGA2)工程时才被正式收入“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之中——该工程自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巴黎手稿”被正式收入其I/2卷(1982年出版)。此时，距离其第一次公开出版，已过去五十多年。在新版中，“手稿”是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予以刊印的，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Erste Wiedergabe)刊印的是马克思当初留下来的全部现存原始手稿文字(因此也包含有“第一手稿”)；第二部分(Zweite Wiedergabe)按章节编排，所采用的编页码方法参考了先前诸多版本的做法(27)。该版还对先前(特别是“序言”部分)的誊写错误进行了进一步修订(28)。作为一个(由于马克思不同手稿所带来的)老大难问题(同时也是MEGA2的难题)，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既出现在的MEGA2I/2卷中，也出现在其后来出版的IV/2卷中(作为马克思这一时期所做的摘录笔记)(29)。实际上，在1981年出版的的第IV/2卷中，还首次收录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摘录的其他人的系列笔记，如舒茨(Carl W.C.Schüz)、李斯特(Friedrich List)、奥森德(Heinrich F.Osiander)、普雷沃斯特(Guillaume Prevost)、塞诺方特(Senofonte)、巴里特(Eugène Buret)等，而这些在(旧)MEGA中是没有的。“巴黎笔记”的完整出版完成于1998年MEGA2第IV/3卷的正式出版——该版本中收录有马克思对吉恩·劳(Jean Law)、劳德戴尔(James Lauderdale)和一本佚名罗马史手册的摘录笔记。总之，正是在MEGA2中，[手稿]和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做的全部笔记，皆得到完整的首次公开出版。
三 对 [ 手稿 ] 的早期解释
自1932年首次公开出版以后，[手稿]就立即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伴随着该“手稿”公开出版而展开的相关译介工作，愈发加深了其间的分歧。阿多拉茨基(MEGA编委会主任，1931年继梁赞诺夫之后接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即日后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院长)认为，[手稿]的主题是“货币、工资、资本利息和地租分析”，在他看来，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一般特征”的看法(虽然还没有正式的术语来予以表述)，这一想法稍后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得以再现(30)。相形之下，兰夏特和迈耶(31)则认为[手稿]“实体部分已预示着《资本论》的到来”(32)，因为在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随后出现的著述“在根本上并无新观点出现”。在他们看来，[手稿]实际就是“马克思的核心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所在，直接从‘真正的人的现实’观念中提取到经济分析的原则”。这两位德国论者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和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来消灭“剥削”，而是要完成“人的实现(die Verwirklichung des Menschen)……因为没有这个前提，其他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33)。虽然兰夏特-迈耶竭力主张的只是[手稿]代表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34)，然而这一解释很快就大获成功，并被认为是“青年马克思”神话的最初来源。
关于[手稿]的重要性，最先加入相关评论者和论争者行列的两位作者，分别是德-曼(Henri de Man)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们二人的相关评述在某些方面与兰夏特-迈耶的论点类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发表在1932年《奋斗》杂志)一文中，德-曼强调指出：“这本迄今为止仍未知的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和意义非常重要。虽然相比马克思的其他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表述上不太明晰，但它却揭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得以形成的伦理-人道主义动机，以及在马克思毕生科学活动中得以表达的价值判断”(35)。
在这个比利时论者看来，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本主义阶段是否应该被视为马克思后期所克服的阶段，抑或相反，是马克思一生一以贯之的持续思想。”(36)德-曼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是认为“巴黎手稿”中业已包含着马克思后来所构建的所有观念。他指出，“在手稿中”，“以及更广泛的1843年至1846年的著述中，马克思所形成的基本立场和判断，构成了其所有后期思想发展的基础”；因此，“1844年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就像1867年的马克思，或者……1890年的恩格斯”(37)。无论如何，德-曼呈现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即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取得伟大理论突破方面，前一个要优于后一个，因为后者意味着“马克思创造力的下降”(38)。
马尔库塞也同样认为，[手稿]揭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前提。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最初发表在1932年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杂志)一文中，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无疑]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中的重大事件”，因为它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和最初意义的讨论”置于“新的立足点”。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借助于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现实性的一个极其特别和哲学的解释，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成为革命理论的政治-经济基础”。另外，[手稿]业已明示了来自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关论点的错误，也即他们所认为的，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个“从哲学阶段到经济学阶段的转型，并在后一个阶段中克服了哲学且最终永久地‘完成’了哲学”。鉴于[手稿]的出版，将不再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教条(39)。
几年后，对“青年马克思”的兴趣导致论者开始探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问题——这一脉的研究因黑格尔耶拿时期手稿的新近出版而愈发受到鼓舞(40)。卢卡奇1938年的《青年黑格尔》就是对这两位德国作家早期著述进行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典型案例。在他看来，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借鉴已远超出对后者的直接引用和评论。事实上，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本身，就是受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批判的启发所致。“因此在马克思的这部手稿里，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乃是方法论上的一个深刻的必然，是实际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先决条件。所以如果以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是直到手稿的最末一部分批判《精神现象学》时才开始的，那就太肤浅、太表面了。前面那些纯经济学的部分，虽然从来没明白指出黑格尔的名字，却包含着后来的分析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从经济学上给异化事实作了说明”(41)。
另一位在讨论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时影响不可小觑的人物是科耶夫。在其关于《精神现象学》的系列讲座中，科耶夫对两者的思想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虽然在他这里，黑格尔的著述从属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阅读(42)。最后，洛维特(Karl )在其《从黑格尔到尼采》中也涉及了同一主题，这无疑也是当时重要的研究黑格尔主义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力作(4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论争在德国重启。1950年代早期，梯耶尔的《巴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44)、柏匹兹(Heinrich Popitz)的《异化的人》(45)，以及霍梅斯的《技术的爱欲》(46)的出版都是例证。这三本书虽稍有差别，但都助推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手稿]是马克思一生最根本的著述。短期内，这一解读在各个国家的各门学科的相关理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时间，几乎所有严肃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都无法回避这一焦点问题，即如何阐释青年马克思的文本。
四 战后法国的“青年马克思”风尚
基于对二战的罪恶及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暴行的反思，个体(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47)。在欧洲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兴趣的日增，尤其是在法国，对马克思早期著述的研究最为普遍(48)。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这一时期具有决定性[的]哲学事件”(49)。从那时起直至1960年代，诸多论者皆从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出发，以期在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之间建立某种哲学综合。
在1948年的《意义与无意义》(Sense and Non-sense)中，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就是“存在主义”(50)。阅读了[手稿]之后，且在科耶夫的影响下，他开始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教条的苏联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彻底的人本主义，而马克思的[手稿]则为这一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提供了可行的前提基础。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都作了与此类似的解读，为此，他们不惜囿于马克思早期这一(从)未完成的“手稿”的思想成果，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对《资本论》的研究(51)。
[手稿]这一创造了误导性的“哲学马克思”形象的文本，同样也被用来创造另外一个(虽是不太普遍的)错误形象，即“神学马克思”。耶稣会作家比格(Pierre Bigo)和卡维兹(Jean-Yves Calvez)思想中的伦理特征非常类似于大多数天主教中民主和进步派别所涉及的社会正义观。的确，他们的一些断言令人惊讶地肤浅和混乱。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中，比格写道：“马克思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没有对政治经济学作出过贡献……当他间接地去思考这些议题时，他是异常模糊和自相矛盾的。”(52)卡维兹也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中写到，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公开出版今天被我们叫作[手稿]的文献，但了解到了这一文献的今天的我们却可以说，他那时就已经掌握了其后期著述所需要的基本原则”(53)。在这一语境中，卡拉蒂(Roger Garaudy)也声称自己找到了马克思早期著述中的重要的、核心的人本主义影响，并因此表示自己支持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之间展开对话(54)。
阿隆(Raymond Aron)对上述趋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抨击。在《想象的马克思主义》(1969)中，他写到，“耶稣会的神父”和“巴黎式的半马克思主义者”，身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成功气氛之中，“根据[较早]哲学乌托邦时期的马克思的著述来解释成熟[马克思]时期的著述”，甚至“让《资本论》屈从于早期的[手稿]，这些人论述的模糊性、片面性和矛盾性，皆源自于科耶夫和费萨尔神父所奠定的解读资源”(55)。这些人没能理解的是，“若非马克思寄望于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奠定严格的科学基础，他就无需花费30年的时间致力于《资本论》(依然属于未完成的著述)——而只需几周或几页纸的篇幅就已足够”(56)。
纳维利(Pierre Naville)则采取了与存在主义者和神学家们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他认为，随着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明显改变了早期的想法，即“从哲学转向了科学”(57)。于是，在其《崭新的利维坦》第1卷(1954)中，他采纳了诸如超越“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起源”的观点，并吸取了那些没能理解马克思“为了进行《资本论》分析已经放弃了早期思想”的论者的教训(58)。而在写于1967年的新序言中，纳维利指出，马克思“放弃了如异化等大量迷惑的概念”，并把它们“托付给哲学的殿堂，而代之以对剥削和压迫关系更为严格的分析”(59)。
原本这也是柯诺(Auguste Cornu)的看法。继阿多拉茨基之后，柯诺的博士论文《卡尔-马克思：其人其作》(60)(1934年初版，是其四卷本巨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雏形(61))将[手稿]严格置于苏联阐释传统之中(62)。此后，在四卷本中的第3卷《马克思在巴黎》中，柯诺又回避了将早期马克思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进行对比的做法，并对[手稿]进行了更为节制和冷静的评价。
1955年，在其受众颇广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中，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强调了在严肃分析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思想关系时考量黑格尔思想影响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有基础性的哲学观，其各个组成要素无法轻易予以重建”，因此他认为，“如果缺乏对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构成基础性影响的黑格尔的著述如《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和《逻辑学》的了解，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63)。
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也认为在马克思[手稿]和后期著述之间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连续性。在其《卡尔-马克思思想字典》(1957)中，他指出，[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范畴是“[马克思]随后所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的关键”，也是“《资本论》的核心议题”。所以，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学家之一也认为，“在马克思首次批判私有财产的这部手稿和其后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分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彻底一致性”(64)。阿克洛斯(Kostas Axelos)则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科技》(1961)中声称，[手稿]“业已并一直是所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65)。
列斐伏尔是少数几个采取更为平衡策略的论者之一，他总是将[手稿]置于它尚是一部未完成著述的位置来把握其意义和价值。由此，他在《日常生活批判》(1958)中写道：“在早期著作中，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形成其思想。然而正是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的思想开始萌芽、成长、蜕变。……我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该著作中已经确立。它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和人类历史中经历了断裂之后、不是在某一时刻，以一种绝对的非一贯性的形式突然确立的。……这些早期著作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但只是作为一种潜在，当然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66)。
阿尔都塞则坚决反对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思想间存在一致性的论调，实际上，他是“绝对断裂论”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其论文集《保卫马克思》是论及马克思早期文本的著述中得到最为广泛讨论的文献之一。阿尔都塞的立场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是对“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批判(67)。因此，马克思的著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本质不同的时期，即“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8)。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固然重要，但那只涉及[手稿]时期，也即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哲学时期”：“青年马克思实际上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因此，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相反，种种事实表明，青年马克思在同他‘从前的哲学信仰’决裂的前夕，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从而产生了一种为清算他的‘疯狂的’信仰所不可缺少的、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69)。阿尔都塞因此认为，吊诡的是，[手稿]恰恰标志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70)：“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正是离马克思最近的马克思，即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马克思在同过去决裂以前和为了完成这一决裂，他似乎只能让哲学去碰运气，去碰最后一次运气，他赋予了哲学对它的对立面的绝对统治，使哲学获得空前的理论胜利，而这一胜利也就是哲学的失败。”(71)
阿尔都塞奇妙的结论是，“我们绝对不能说‘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学派就这样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断然的二分：1845年前的马克思，依然处于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人类学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马克思新历史科学的奠基。在朗西埃的《“批判”概念和“政治经济学批评”：从“手稿”到〈资本论〉》一文(刊发于法文初版《阅读〈资本论〉》中，亦是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讨论这一思想关系问题的文献)看来，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他从未对于自己所使用的词汇进行过批判”。根据朗西埃的判断，“尽管我们可以只是以断言的形式判定马克思理论活动过程中的断裂……但他本人却从未将这一差异固化和理论化”。有时，如以异化和拜物教为例，“同一术语可用来既表达人类学概念、又表达《资本论》中的观念。[……而且]因为马克思并没有严格地使用这些概念，以至于最初的用词含义几乎使得后来的内涵无路可走”(72)。
阿尔都塞总是坚持认为有“两个马克思”，在其《答刘易斯》一文中，他对自己先前在《保卫马克思》中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自我反思：“在我的头几篇文章中，我曾提出，在1845年的‘认识论上的断裂’以后(在马克思借以创立历史科学的发现以后)，异化和否定的否定(及其他一些)哲学范畴消失了。刘易斯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对的。你们肯定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不曾发表的两部著作)中发现这些概念(直接地或间接地)，而且在《资本论》中也能看到这些概念。”(73)尽管如此，他依然重申了自己的基本断言，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分水岭：“如果你们看看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那么毫无疑问在1845年存在着某种‘断裂’。……‘认识论上的断裂’是一个不归点，……的确，异化这个词语马克思用了好几次。但是这一切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消失不见了。是完全消失不见。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重要的是倾向。而且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确有排除这些哲学范畴的倾向。……但是这还不够。而且这里也是我对自己的自我批评。……我把‘认识论上的(=科学的)断裂’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等同起来了。更确切地说，我没有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认识论上的断裂’分开来。……这是一个错误。……从那以后，我开始‘纠正错误’。……1.不可能把哲学归结为科学，不可能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归结为‘认识论上的断裂’。2.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先于马克思的‘认识论上的断裂’的。它使得这种断裂成为可能。”(74)在其自我反思材料中，阿尔都塞还补充说，1845年，马克思的一些概念如“异化”还会“断断续续地被使用”：“因为从整体来说，除开它们在马克思著作中消失的倾向之外，还有一个必须加以说明的奇怪现象：它们在某些著作中完全消失，然后接着又重新出现。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草稿，他不曾发表过)中却多次提到异化”(75)。
根据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之所以再次使用这一概念，仅仅是因为“他在1858年曾‘偶尔’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且为之着迷”(76)。然而，这一解释却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其他有关《资本论》的准备手稿中，马克思就已求助于这个概念，而这些都是发生在他再次阅读黑格尔《逻辑学》之前的。当然，无论如何，马克思对待“异化”概念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它就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马克思科学著述中倾向于予以摒弃的”概念；但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在[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是《资本论》(及其其他准备稿)中，这个范畴都在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系统中的劳动和社会关系特征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77)。
最终，对阿尔都塞主义最有分量的反对，来自于对马克思实际文本的哲学分析，因为，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据说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草稿……但不曾发表过”之作(78)，但别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未完成稿，特别是其中所谓“论费尔巴哈”的第一章，都是(旧)MEGA编辑整理后于1932年首次公开出版的，而阿尔都塞却似乎把它当做一个近乎完整的著作，并主要借助于此构筑其关于“认识论断裂”的学说(79)。关键不是要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成熟和他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时经历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并已为多数论者所赞同——而是要反对阿尔都塞的不恰当做法，即将这一断裂极端理论化；据此，[手稿]和其他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就被隔离于马克思主义之外，而非马克思思想发展整体中的组成部分。
即便是在其晚年的《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他当然也正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即要想在马克思“更早期的著述”中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出现的“基本理论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确系徒劳之举；但他却依然错误地将“异化劳动”排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之外，给它贴上纯粹哲学概念的标签。对阿尔都塞来说，马克思的[手稿]“并不是修改后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且“在他批评他们的时候，他是从哲学上来批评他们，因此是从外部”(80)。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被认为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开创性事件”：它打开了“历史新大陆”。
难以置信的是，仿佛这次“开创性事件”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且是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发生了的。曼德尔(Ernest Mandel)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批评。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1967)中，他将阿尔都塞的错误溯及其试图“将[手稿]呈现为一部业已完成的、‘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阿尔都塞“在反对那种分析-目的论式的方法时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只关注作者年轻时期的著作，以便看出这些著作离它的‘目标’有多近，即离其成熟时期的著作有多近。但阿尔都塞却错误地在另一种方法上权衡利弊，这种方法将一个作者发展历程中的连续阶段任意地分割为在意识形态上合乎逻辑的片段，其所依据的托辞就是将每一个意识形态都视为整体”。至于马克思是否在[手稿]中“已经摒弃了所有的哲学沉渣，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变成严格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曼德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手稿]标志着“青年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过渡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中。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过去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未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即彻底改变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由政治经济学所构建的社会事实。这种结合并不合乎逻辑，它没有产生新的‘体系’、新的‘意识形态’，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包含许多矛盾的零散碎片”(81)。
于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视[手稿]为具有高度激发作用的文本，基督教神学也视其为人本主义的标杆；而另一群论者则指责[手稿]为年轻人的哲学剩饭、甚或质疑它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身份；还有一些人认为[手稿]是理解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述之哲学前提的关键之作。毫无疑问的是，数十年间，[手稿]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学术圈，几乎所有最为热销的哲学著述都不能例外。
五 西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英语国家的 [ 手稿 ] 研究
多年来，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指苏联、前东欧)要么忽视[手稿]，要么就是给它一个浅显的、有限的解释。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斯达汉诺夫主义作为其旗帜之一)依然对[手稿]中所明显持有的异化概念保持着深深的敌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从1930年代开始就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最值得关注的文献——要想在社会主义阵营立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东德论者门德(Georg Mende)的《卡尔-马克思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就是其中的明例。无论是1954年的第一版还是1955年的第二版，该书都没有提供任何说明[手稿]的文字，而只是指认其为“重要著述的准备稿”(82)。1960年，仅仅因为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了，门德决心对该书第三版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他所有论者也都表现出相似的“低评+回避”的复杂态度。这一局面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松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手稿]的研究正式启动，并因此带来了大量高质量的相关论著，如卢森伯格(D.I.Rosenberg)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0年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1958年初版)(83)。1961年，《国际马克思主义之光精选》(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特刊以“青年马克思”为标题首次以欧洲语言公开出版，里面收录有苏联学术界研究[手稿]的多篇文章。这些作者包括：巴库哈彻(O.Bakouradze)、拉宾(Nikolai Lapin)、博柯林斯基(Vladimir Brouchlinski)、帕基特诺夫(Leonid Pajitnov)和奥特博(A.Outbo)。此外还包括波兰学者沙夫(Adam Schaff)、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雅恩(Wolfgang Jahn)和哈普纳(Joachim Hoeppner)，以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84)。这一理论成果尽管仍然带有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痕迹，但却是社会主义阵营首次试图解决“青年马克思”问题，以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边倒的阐释立场作出回应。有些论文还为思考非系统性阅读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建言。如帕基特诺夫就指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仍在形成中，还有那些重要构想中的新的世界观也只是初具轮廓。在这些思想中，我们经常会发现马克思不成熟的想法，它们作为马克思进行反思的材料，一方面被打上了理论资源的标签，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将它们作为对自己学说进行详尽阐述的起点”(85)。
不过，该文集中许多作者的立场还是很成问题的。与这一时期法国所形成的阐释风气(即致力于通过研究早期著述中的范畴来再思考《资本论》中的观念)不同，苏联的研究者一般都会犯相反的错误，即基于马克思后期理论的发展来分析其早期著述。正如阿尔都塞在为该文集所写的评论(标题也是《青年马克思》，稍后作为一章发表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中指出的，他们通过成熟时期的文献来过滤早期的著述(86)。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预期式判断，阻碍了他们充分理解马克思早期著述的理论意义。“当然，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必将成为马克思，但我们不打算代替马克思去生活，代替他去抛弃旧事物和发现新事物，从而加速马克思的成长过程。我们将不像迎接一名赛跑运动员那样，事先在跑道终点等他，以便他一到终点就给他披上斗篷。因为事情已经过去，马克思也早已到达了终点”(87)。
图切谢瑞尔(Walter Tuchscheerer)的著述却截然不同。实际上，他的书《〈资本论〉之前》(1968)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研究青年马克思经济思想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该书首次批判考察了“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88)。
在苏联版“辩证唯物主义”教条的影响下，[手稿]的研究进展缓慢，且还面临着严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阻挠；而它在英语国家的传播与接受也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第一个译本所引发的谨慎的兴趣也只是发生在1961年的美国。那时的文化和政治氛围(依然笼罩的是麦卡锡主义)或许影响了出版商下决心以弗洛姆(Erich Fromm)的名义出版该著作，且在弗洛姆写了一长篇导言以介绍这是“马克思主要的哲学著作”(89)，并声明“异化概念(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90)之后才下决心予以出版。一时间，众多美国的研究者都重复了这一立场，一致强调马克思的思想源自于黑格尔(91)。不过，这里也有不同的声音(有时只是为了挑战对[手稿]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并向相反的方向走得很远。如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视为双生子，不过是“制造了另一个神话”，因为，“如果一伺发现了解答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秘密’的答案，马克思立即就会忘掉所有的哲学”(92)。
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的主要著述，要数塔克(Robert Tucker)的《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1961)。该书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早期著述到《资本论》，存在着一种连续性”(93)，而且“异化主题贯穿始终”(94)。在有了这样的确信之后他就可以说：“早期著述中所明显呈现的异化哲学，是马克思对主体问题的最后贡献……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哲学阶段到后期神话阶段的发展，在1844年手稿中已有预兆，《资本论》是其从早期开始的所有思想的逻辑成果”(95)。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马克思思想的英美阐释者都倾向于接受这一信条。因此，尽管在早期“巴黎笔记”和已出版了鸿篇巨制的1/4世纪之后的马克思之间并无多大联系，但麦克莱伦在其1970年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中却依然认为，“1844年夏季里，马克思开始构思一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文章，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1867年写成《资本论》之前一系列草稿的第一篇。”(96)。他还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包括所有后来马克思思想含有的论题，并把它们写了出来。”(97)。
奥尔曼的《异化》(1971年版，其注定是关于“青年马克思”论争中最有影响力的著述之一)也对[手稿]采取了赞赏态度。他写到：“我并不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变化，因为我没有看到它有多少改变，尤其是在比较1844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时更是如此”(98)；“即使是在出版的《资本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和概念，而不是刚刚被认识到的概念。”(99)。这一信条在阿尔都塞学派的统治范围之外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接受。费彻尔(Iring Fetscher)就是其翻版，在后者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67)中，作者指出：“马克思在[手稿]和其他40年代中期的笔记中所确立的批判范畴，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资本论》(1867)，而且老年马克思也从未放弃使用这些范畴。换言之，[……不仅]对早期著作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之所以要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资本论》)，而且……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间接地、甚至部分直接地包含有对异化和物化的同样批判，而这也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核心议题”(100)。
注释
1. 本文中，将沿用MEGA编辑的用法，将马克思原始手稿整理出版时由编辑(梁赞诺夫)所添加的标题名称，都放在中括号(即“[ ]”)里。
2. Karl 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ed.by David Ryazanov,Arkhiv K.Marksa i F.Engel’sa,3(1927),pp.247～286.
3. 保存下来的[手稿]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共27页，第二部分4页，第三部分41页，其中还应加上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内容简介，马克思将其夹在了第三手稿中。参见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op.cit.
4. See David Ryazanov,“Ot reinskoi Gazety do Svyatogo Semeistva”(Vstupitel’s naya stat’s ya),Arkhiv K.Marksai F.Engel’sa,3(1927),pp.103～142.
5. Karl Marx,“Notes sur le communisme et la propriété privée”,La Revue Marxiste,1(February 1929),pp.6～28; andKarl Marx,“Notes sur les besoins,la production et la division du travail”,La Revue Marxiste,5(June 1929),pp.513～538.
6. Karl 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ed.by David Ryazanov,in K.Marksa-F.Engels Sochineniya,vol.3,Moscow-Leningrad,1929,pp.613～670.
7. Karl Marx,“Kritik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und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5:3(1931),pp.256～275.
8. “National und Philosophie.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National mit Staat,Recht,Moral,und bürgerlichem Leben(1844)”,in Karl 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Krner,1932,pp.283～375.
9. Jacob Peter Mayer,“über eine unverffentlichte Schrift von Karl Marx”,Rote Revue,5(1930～1931),pp.154～157.
10. Karl Marx,“Economic-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Lawrence & Wishart,1975～2005,vol.3,p.273.也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第3页。
11. (32)(33)(34)See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Vorwort der Herausgeber”,in 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Krner,1932,pp.vi ～vii,p.vi,p.xxxviii,p.xiii.
12. Karl Marx,-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MEGA I/3,Marx-Engels-Verlag,1932,pp.29～172.
13. See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8:1(April 1983),p.20; and Jürgen Rojahn,“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the Importance of Marx’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Rethinking Marxism,14:4(2002),p.33.
14. (24)See Marx,MEGA,vol.I/3,op.cit.,pp.411～416,p.472(line 2); and MEGA I/3,op.cit.,p.68(line 19).
15. See David Mclellan,Marx after Marxism,Penguin,2nd rev.edn,1972,p.210; or Jacques Rancière,“The Concept of‘Critique’and the‘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from the 1844Manuscript to Capital)”,Economy and Society,5:3(1976),pp.352～376.
16. Nikolai,Der junge Marx(Berlin:Dietz,1974),pp.303～305.
17. Karl Marx,National und Philosophie,ed.by Erich Thier,Kiepenheuer,1950.
18. 参见Karl Marx,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Kröner,1953.这一版本，重新印刷了七次，最终于2003年由一个小型历史哲学出版机构出版；Oliver Heins and Richard Sperl,“Editorische und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liche Anmerkungen”,in ibid.,Kröner,2003,pp.631～652.
19.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Kleine Schriften,Dietz,1955,pp.42～166.
20.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Iz rannikh proizvedennii,Marx-Engels-Verlag,1956,pp.519～642.
21. (25)See Vladimir Brouchlinski,“Note sur I’histoire de la rédaction et de la publication des Manuscrits économicphilosophiques de Karl Marx”,in varii,Sur le jeune Marx,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ere du marxisme,V ～VI:19(1960),p.78,p.79.
2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ochineniya,vol.XLII,Politizdat,1974,pp.41～174.
23. Maria Hunink,De Papieren van de Revolutie,Internation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1986.
26. Karl Marx,“-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 Marx-Engels-Werke.Ergnzungsband.Erster Teil,Dietz,1968,pp.465～588.
27. See Karl Marx,MEGA2I/2,Dietz,1982,pp.187～322and 323～438.
28. 根据第I/2卷的编辑按语，这些包含了“对先前版本的必要修正”(see ibid.,p.35)； 关于所有誊写细节，请参见《序言》的各种版本(ibid.,pp.842～852)。
29. SeeMEGA2 I/2,op.cit.,pp.439～444; and Karl Marx,MEGA2IV/2,Dietz,1981,pp.493～500.
30. Victor Adoratskij,“Einleitung”,in MEGA I/3,op.cit.,p.xiii.
31. 事实上，由两名编辑共同署名的导言其实是兰夏特自己所写，这个导言在同一年以一个单独的小作品的形式得以出版，参见Siegfried Landshut,Karl Marx,Charles Coleman,1932.对这一立场的批判，请参见Georg Lukács,Der junge Marx,Neske,1965,pp.12～13.
35. (36)(37)(38)Henri de Man,“Der neu entdeckte Marx”,Der Kampf,XXV:5～6(1932),P.224,P.224,p.276,p.277.
39 .Herbert 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New Left Books,1972,p.3f.
40. Georg W.F.Hegel,Jenenser Logik,Metaphysik und Naturphilosophie,ed.by Georg Lasson,Felix Meiner,1923; and Georg W.F.Hegel,Jenenser Realphilosophie,ed.by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1931.
41. Georg Lukács,The Young Hegel: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Merlin Press,1975,pp.548～549.也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16～117页。另一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手稿]的革命性影响的文献是卢卡奇接受《新左派评论》的生平访谈：“阅读这些手稿改变了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关系，并且转变了我的哲学视角”。参见““Lukács on his Life and Work”,New Left Review,68(JulyAugust 1971),p.57.Cf.Georg Lukács,Towards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3vols,Merlin Press,1978～1980.
42. Alexandre Kojève,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43. Karl ,From Hegel to Nietzsche,3rd rev.edn,Constable,1965.
44. 这篇论文采取的形式是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严肃的编辑导论，参见：Nationalund Philosophie,op.cit,pp.3～127.这篇论文后来以单独著作的形式重印，参见Erich Thier,Das Menschenbild desjungen Marx,Vandenhoeck & Ruprecht,1957.
45. Heinrich Popitz,Der entfremdete Mensch.Zeitkri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Verlag fur Recht und Gesellschaft,1953.
46. Jakob Hommes,Der technische Eros:Das Wes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Herder,1955.
47. See Adam Schaff,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McGraw-Hill,1970,Chapter 1.
48. 参见Ornella Pompeo Faracovi,Il marxismo francese contemporaneo fra dialettica e struttura(1945～1968),Feltrinelli,1972,especially pp.12～18。
49. Henri Lefebvre,“Le marxisme et la pensée franaise”,Les Temps Modernes,137～138(1957),p.114.
50. 参见Maurice Merleau-Ponty,Sense and Non-sens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尤其是该书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章；Cf.Lars Roar Langset,“Young Marx and Alienation in Western Debate”,Inquiry,6:1(1963),p.11。
51. 参见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Essais sur les marxismes imaginaires,Gallimard,1969,p.44.
52. Pierre Bigo,Marxisme et humanism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3,p.248.
53. Jean-Yves Calvez,La Pensée de Karl Marx,Seuil,1956,p.25.
54. Roger Garaudy,From Anathema to Dialogue:The Challenge of Marxist-Christian Cooperation,Collins,1967.
55. (56)Aron,op.cit.,p.74,p.119.关于加斯顿·费塞德(Gaston Fessard)在这场辩论中的作用，请参见Fessard,Le dialogue catholique-communiste est-ilpossible?,Grasset,1937。
57. (58)(59)Pierre Naville,Le nouveau Léviathan 1.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Anthropos,1967,p.23,p.22,pp.12～13.
60. Auguste Cornu,Karl Marx—L’homme et l’oeuvre.De l’hégélianisme a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Felix Alcan,1934.
61. Auguste Cornu,Marx et Engels,4vo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5～1970.
62.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埃米尔·博特格利( Bottigelli)，他为1960年代早期新翻译出版的[手稿]写了导言。参见émile Bottigelli,“‘Présentation’to Karl Marx”,Manuscrits de 1844,éditions Sociales,1962,especially pp.lxvi ～lxix。
63. Jean Hyppolite,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Harper & Row,1969,pp.148、150.
64. Maximilien Rubel,Karl Marx: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Rivière,1957,pp.121～123.
65. Kostas Axelos,Alienation,Praxis and Technē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p.45.
66. Henri Lefebvre,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1,Verso,1991,pp.79～80.
67. (68)(69)(70)(71)(86)(87)Louis Althusser,For Marx,Allen Lane,1969,p.33,p.34,p.35,p.36,p.159,p.56f,p.70.也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5页；第16页；第18页；第19页；第150页；第40页脚注；第58页。
72. Rancière,op.cit.
73. (74)(75)(76)(78)(80)Louis Althusser,Essays in Self-Criticism,New Left Books,1976,p.65,pp.65～66,p.70,p.70,p.70,p.109.也参见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76页；第77～80页；第81～82页；第82页；第82页；第170页。
77. 参见Herbert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Humanity Books,1999,p.258；也参见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重庆出版社，1993，第235页。
79. See Marcello Musto,“Vicissitudini e nuovi studi de L’ideologia tedescha”,Critica marxista,6(2004),pp.45～49; and Terrell Carver,“The German Ideology Never Took Place”,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XXXI:1(2010),pp.107～127.
81. Ernest Mandel,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58.
82. Georg Mende,Karl Marx’ Entwicklung von revolutionren Demokraten zum Kommunisten,Dietz,1960,p.132.
83. D.I.Rosenberg,Die Entwicklung der Lehr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den vierziger Jahren des 19.Jahrhunderts,Dietz,1958.
84. 论文《正确理解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在1964年首次发表于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生》上。该论文展现了[手稿]的重要性如何在一些与苏联有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变得明显，例如陶里亚蒂。作者认为，“巴黎手稿”“开辟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这项理论任务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成功完成，并在《资本论》中达到顶峰。但是，这项理论任务也可以说在“巴黎手稿”中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尽管它的形式并不简单，但是我们仍能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已经包含于此了(In Sur le jeune Marx，op.cit.，pp.48～49)。与之相对，德拉·沃尔佩在《卢梭与马克思》(Editori Riuniti，1956)一书中则认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主要著作不是“巴黎手稿”(该手稿是作者的经济学哲学“笔记”)，而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后一著作中包含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一般前提”(p.150)。
85. Léonide Pajitnov,“Les Manuscrits économico-philosophiques de 1844”,in Sur le jeune Marx,op.cit.,p.98.
88. Walter Tuchscheerer,Bevor‘Das Kapital’entstand:die Entstehung der Theorie von Karl Marx,PahlRugenstein,1973.
89. (90)Erich Fromm,Marx’s Concept of Man,Frederick Ungar,1961,p.iv,p.50.
91. 这一发展趋势的先行者是悉尼·胡克，参见他的著作：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Gollancz,1933.
92. Daniel Bell,“The‘Rediscovery’of Alienation:Some Notes along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56:24(1959),p.935and 944.
93. (94)(95)Robert C.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Transaction,2001,p.7,p.169,p.238.三年后，杜娜叶夫斯卡娅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从1776年至今》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观点：“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表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因为这些思想在之后的39年里马克思从未放弃，并且一直在不断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变得更为丰富，……但是，马克思从未放弃过他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只不过在其他时期他称之为共产主义”(Marxism and Freedom:From 1776until Today,Pluto Press,1975,p.64)。
96. (97)McLellan,Marx before Marxism,op.cit.,p.162,p.256.也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168页；第229页。
98. (99)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xiv,p.xv.也参见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序言”第6页；“序言”第7页。
100. Iring Fetscher,Marx and Marxism,Herder and Herder,1971,p.9.
101. Shlomo Avineri,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13.
102. (103)(104)(105)(106)(107)Mészáros,op.cit.,p.232,p.17,p.11,p.20,p.23,pp.112～113.
108. 109)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Pergamon Press,1980,p.49,p.102.
110. 1939～1942的第一版几乎没人知道。参见Ernst Theodor Mohl,“Germany,Austria and Switzerland”; Lyudmila L.Vasina,“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in 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Years Later,ed.by Marcello Musto,Routledge,2008,pp.189～201and 202～212.
111.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著作包括：Solange Mercier-Josa,Pour lire Hegel et Marx,éditions sociales,1980; Retour sur le jeune Marx.Deux études sur le rapport de Marx à Hegel,Meridiens Klincksieck,1986; Christopher J.Arthur,Dialectics of Labour.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Basil Blackwell,1986; Nasir Khan,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Marx’s Writings.March 1843to August 1844,Solum,1995.
112. Takahisa Oishi,The Unknown Marx,Pluto,2001; Jean-Louis Lacascade,Les métamorphosesdu jeune Marx,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2.
113. 这个书目列表涵盖了截至1982年[手稿]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出自：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as elende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Bibliographie,ed.by Bert Andréas,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1983,pp.64～72.
Marcello
Mu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