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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形成与传播

一、《资本论》:一部未竟的杰作
1867年2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马克思终于能把期待已久的消息告诉他的朋友恩格斯:他杰作的第一卷完成了。马克思把手稿从伦敦带往汉堡,并与其编辑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达成协议,决定将《资本论》分成三卷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于1867年9月14日问世。在几个月之前,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朋友约翰·菲力普·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说这部书的出版“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

经过最后的修改,第一卷的目录如下:

“序言
第一章 商品与货币
第二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 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考察
第六章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一章第一节附录 价值形式。”

尽管在1867年之前,《资本论》的谋篇布局可谓煞费苦心,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资本论》的结构得到极大扩展,并且内容上也进行了各种修改。因此,第一卷在出版后仍然耗费了马克思的大量精力。1867年10月,马克思开始着手《资本论》第二卷。但这导致他旧疾复发:肝脏疼痛、失眠和痈。 来年的状况也不见好转,有时他甚至无法处理他的信件。等马克思一回到工作岗位上,他就对历史、农业和生态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不同作家的作品摘录下来。对他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政治理论家和法律史学家冯·毛雷尔(Georg Ludwig von Maurer)的《德国马克、农场、村庄、城镇和公共权力的构成史导论》(1854),以及卡尔·弗拉斯(Karl Fraas)的三本德文著作:《历代气候和蔬菜世界及其历史》(1847)、《农业史》(1852)和《农业的本质》(1857)。

马克思在为这些新的科学研究付出一些精力的同时,他的健康状况继续起起落落。不管怎样,他最终还是整理出了一组手稿,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以及资本的变形。这些工作占用着他的时间,一直持续到1868年底。然而第二年,痈的频繁发作使他精疲力竭,而且他的肝脏再度恶化。尽管他计划在1869年9月完成《资本论》第二卷,这一度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几年的持续不幸使马克思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二卷。当然,延迟也有理论上的原因。从1868年秋到1869年春,为了掌握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从《货币市场评论》、《经济学人》等诸如此类的出版物上摘录了大量关于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文章。

他对大西洋彼岸的发展越来越感兴趣,这促使他去寻找最新的信息。马克思写信给他的朋友齐格弗里特·迈耶尔(Sigfrid Meyer)说:“如果您能搜集到某些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那对我是特别有价值的。”他解释说:“由于我在第二卷里要研究地租,所以我非常欢迎专门批判凯里先生的《谐和》的材料。” 此外,1869年秋,在了解了有关俄国社会经济变化的最新文献后,马克思决定学习俄语,以便自己研究。马克思以一贯的严谨去探究这一新的兴趣。

二、探寻《资本论》第一卷及其法文版的最终版本
在经历了几次中断、以及因巴黎公社而起的第一国际的一段激烈政治活动之后,马克思开始编写《资本论》第一卷的新版本。他不满意自己阐述价值理论的方式,在1871年12月到1872年1月之间重写了1867年版的附录。 这促使他再次处理第一章,形成了手稿“《资本论》第一卷的补充和修改” 。在德文第一版的修订过程中,马克思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澄清,并完善了整本书的结构。 其中一些变化涉及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异以及机器和技术的使用。他还将新版本从原先的六章扩展为七篇二十五章,这些章又细分为更详细的节。德文第二版问世于1872年,印了三千册。1872年对《资本论》的传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4月份出现了俄译本——这是一系列译本中的第一本。 它从俄国革命者洛帕廷开始、由经济学家尼古拉·丹尼尔逊完成,马克思认为它“翻译得很出色” 。

这一年,《资本论》第一卷的法语译本也开始出版。法译本委托约瑟夫·鲁瓦(Joseph Roy)翻译(他之前翻译过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些作品),计划在1872年至1875年间由法国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分册出版。马克思认为推出一个“价格便宜的普及版” 会很好。他向出版商写道:“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然而,马克思意识到这一想法也有“坏的一面”,他预计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会“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而且当读者“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时,他们可能会“气馁”。对于这个“不利”,马克思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最终,马克思花费在修正译文上的时间远超他的预料。在给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鲁瓦“往往译得过死”,迫使他“不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 1872年5月,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写信告诉路德维希·库格曼,她的父亲“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修改”,“不仅个别的句子,而且整页整页的译文都得重新改写”。 一个月后,她又补充说,翻译“很不完善”,他“不得不重新改写第一章的大部分”。 随后,恩格斯也以类似的语气给库格曼写道,法译本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件“繁重工作”,“可以说,他必须重新翻译”。

在修正译文的同时,马克思还决定对内容作一些补充和修改。这些主要涉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部分,但也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如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区别。在法文版最后的“致读者”里,他认为这一版“在原文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并表示,“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无独有偶,在1877年,当可能出版《资本论》的英译本时,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译者“在翻译时除了德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因为我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 。在1878年11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权衡了法文版的优劣,他对丹尼尔逊说道,法文版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但他“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特别是在第一章中”。 出于这个原因,当月底他又告诉丹尼尔逊:“头两篇(《商品和货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应该完全根据德文本翻译。”

《资本论》第二卷的草稿虽然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但终究不是一种确定的状态。《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特点是高度碎片化,马克思从没想过要更新它们来反映他的研究进展。 而且别忘了,他没能完成设想中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版,即包含他对该卷的所有修改和补充。 事实上,无论是1872-75年的法文版,还是1881年的德文第三版,都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所希望的最终版本。

三、通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认识马克思
《资本论》最初于1867年以德文出版,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里只完整出版了三个版本(即德文版、俄文版和法文版——译注)。 在所有这些译本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在1872年出版的:俄译本在1872年3月出版,修订后的德文第二版在1872年春到1873年1月之间分9册出版,还有法译本从1872年9月到1875年5月分44册出版。

由约瑟夫·鲁瓦翻译、马克思自己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对马克思的著作在全世界的传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是众多译本的参考,比如英译本、西班牙语译本,还有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洛·卡菲罗(Carlo Cafiero)在1879年编译的概要,后者受到马克思的认可并获得广泛传播。更普遍地说,法文版为各国读者打开了通往马克思著作的第一道大门。第一部意大利语译本直接参照法文版翻译,于1882年至1884年分册出版,1886年正式成书。另一个地中海国家——希腊——也于1927年参照法文版翻译出版了希腊语译本。以西班牙语译本为例,法文版促成了一些部分版本和两个完整译本的出版:一个是1967年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出版,另一个是1973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由于法语比德语更广为人知,因此正是通过这个版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得以更快地传播到许多拉美国家。葡萄牙语国家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葡萄牙国内,只有少量法译本发行,直到萨拉查独裁政权倒台前不久,葡萄牙语的删节版才出现。总之,葡萄牙和巴西的政治活动家和研究者们都发现,通过法文版比通过德文原版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著作。进入非洲国家的少量印本也是葡萄牙语译本。

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论》在阿拉伯世界的接收。虽然在埃及和伊拉克,英语在欧洲文化的传播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法语在其他地方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和黎凡特(Levant)地区传播的重要中心。1956年和1970年,分别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出现了《资本论》的两个完整的阿拉伯语译本。此外,1966年至1970年的民主德国,在流亡者群体里出现了连载的波斯语译本。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重要意义延伸到了亚洲其他地区。第一卷的第一个越南语译本以法文版为基础,出版于1959年至1960年之间。20世纪下半叶,日本对马克思进行了非常严谨的研究,《资本论》日文版诞生于1979年,而在此之前的1967年和1976年,凸版印刷了两次法文版。至于中国,1983年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译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就有《资本论》。

因此,除了经常被世界各地的译者查阅,并与恩格斯1890年出版的德文第四版进行核对之外,《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到目前已经被完整地翻译成八种语言,而且还应该算上在不同国家发行的许多节选版本。 自其首次出版以来的150年里,它一直是那些对马克思作品感兴趣的人们激烈辩论的源泉。1877年9月,马克思在给第一国际最后一任秘书长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的信中写道:“法文版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我自己将永远不再参加任何翻译。” 马克思为创作最好的法译本所付出的辛劳、所消耗的精力是了不起的。但我们可以肯定,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张炯 译

注释
1. 本文译自马塞洛·穆斯托(Marcello Musto)教授尚未发表的文稿The Maki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Le Capital,摘要为译者所加。马塞洛·穆斯托,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理论教授、替代性理论实验室主任,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思想、劳工运动史、替代性社会经济制度等。目前已出版专著4本、编著11本,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详情可参见:www.marcellomusto.org.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2-543页。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4. 参见:Marcello Musto,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8. 中译 本参见:马塞罗·默斯托:《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孙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5. 参见:Marcello Musto, “Introduction: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Capital”, in Marcello Musto (E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26-27.
6. 这些笔记仍未出版,收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收藏的笔记中,Marx-Engels Papers, B 108, B 109, B 113 and B 11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39页。
8. 1870年初,马克思的妻子告诉恩格斯,“他不去关心自己的健康,却非常热心地研究起俄语来,很少外出,饮食不定时,在腋下的痈已经肿得很大并且变硬以后才给人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94页。)恩格斯急忙写信给他的朋友,试图说服他“为了你的第二卷,你也有必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否则,如果“总是这样时断时续,反反复复”,他就永远写不完这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0页。)这个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9. 参见:马塞罗·默斯托:《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孙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2-155页。
10.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vol. II/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pp. 1-55.
11. 1867年,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分成了几章。1872年,这些章变成了篇,每一篇都有更详细的章节。
12. 参见将于2023年出版的新书:Marcello Musto and Babak Amini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s ‘Capital’: A Glob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23.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7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6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7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8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8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9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4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6页。
24. 法文版中的一些补充和修改并未收录在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中,详见列表: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vol. II/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pp. 732-783.
25. 恩格斯在他的朋友去世之后着手准备《资本论》未完成部分的出版,这项编辑工作极其复杂。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各种手稿、草稿和碎片写于1864年至1881年之间,在MEGA2里大约有2350页。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分别成功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但是,这两卷是对不完整的文本的重建,这些文本通常由不同的材料组成。它们写于不止一个时期,因此包含了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马克思思想版本。
26. 例如,1881年12月13日,马克思致信丹尼尔逊:“我的德国出版者通知我,要出《资本论》第三版。这个通知来得很不适时。第一,我首先应该恢复自己的健康,第二,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对第三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将来作为第三版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38页。)
27. 参见:马塞罗·穆斯托:《马克思的晚年岁月》,刘同舫、谢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0-121页,“《资本论》在欧洲的早期传播”部分。
28. 参见即将于2023年出版的新书:Marcello Musto and Babak Amini(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s ‘Capital’: A Glob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23.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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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and the Left

The economic causes of war
Whil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has probed the ide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ven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behind the drive to war, socialist theory has made one of its most compelling contributions by highlighting the nexu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the spread of wars.

In the deb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1864-1872), César de Paepe, one of its principal leaders, formulated what would become the classical position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on the question: namely, that wars are inevitable under the regim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y are brought about not by the ambitions of monarchs or other individuals but by the dominant social-economic model (De Paepe, 2014a; 2014b; Musto, 2014).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lso showed which sections of the population were struck hardest by the dire consequences of war. At the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held in 1868, the delegates adopted a motion that called upon workers to pursue “the final abolition of all war”, since they were the ones who would pay – economically or with their own blood, whether they were among the victors or the defeated – for the decisions of their ruling classes and the governments representing them. The lesson for the workers’ movement came from the belief that any war should be considered “a civil war” (Freymond, 1962: 403; Musto 2014: 49), a ferocious clash between workers that deprived them of the means necessary for their survival. They needed to act resolutely against any war, by resisting conscription and taking strike action. Internationalism thus became a cardinal point of the future society, which, with the end of capitalism and the rivalry among bourgeois states on the world market, would have eliminated the main underlying causes of war.

Among the precursors of socialism, 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had taken a decisive stand against both war and social conflict, regarding both as obstacles to the fundamental progres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Karl Marx did not develop in any of his writings his views – fragmentary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 on war, nor did he put forward guidelines for the correct attitude to be taken towards it. When he chose between opposing camps, his only constant was his opposition to Tsarist Russia, which he saw as the outpost of counter-revolution and one of the main barriers to working-class emancipation. In Capital (1867) he argued that violence was an economic force, “the midwife of every old society pregnant with a new one” (Marx, 1996: 739). But he did not think of war as a crucial shortcut for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a major aim of his political activity was to commit workers to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s Friedrich Engels also argued, they should act resolutely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against the dampening of class struggle that the propagandistic invention of an external enemy threatened to bring about at any outbreak of war. In various letters to leaders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Engels stressed the ideological power of the snare of patriotism and the delay to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resulting from waves of chauvinism. Moreover, in Anti-Dühring (1878), following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ever more deadly weaponry, he declared that the task of socialism was “to blow up militarism and all standing armies” (Engels, 1987: 158).

War was such an important question for Engels that he devoted one of his last writings to it. In “Can Europe Disarm?” (1893), he noted that in the previous twenty-five years every major power had tried to outdo its rivals militarily and in terms of war preparations. This had involved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arms production and brought the Old Continent closer to “a war of destruction such as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Engels, 1990: 372). According to the co-author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848), “The system of standing armies has been carried to such extremes throughout Europe that it must either bring economic ruin to the peoples on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burden, or else degenerate into a general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his analysis, Engels did not forget to highlight that standing armies were maintained chiefly for internal political as much as external military purposes. They were intended “to provide protection not so much against the external enemy as the internal one”, by strengthening the forces to repress the proletariat and workers’ struggles. As popular layers paid more than anyone else the costs of war,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troops to the state and taxes, the workers’ movement should fight for “the gradual reduction of the term of [military] service by international treaty” and for disarmament as the only effective “guarantee of peace” (Engels, 1990: 371).

Tests and collapse
It was not long before a peacetime theoretical debate turned into the foremost political issue of the age, when the workers’ movement had to face real situations in which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itially opposed any support for war. In the Franco-Prussian conflict of 1870 (which preceded the Paris Commune), the Social Democrat deputies Wilhelm Liebknecht and August Bebel condemned the annexationist objectives of Bismarck’s Germany and voted against war credits. Their decision to “reject the bill for additional funding to continue the war” (Pelz, 2016: 50) earned them a two-year prison sentence for high treason, but it helped to show the working class an alternative way to build on the crisis.

As the major European powers kept up their imperialist expansion, the controversy on war acquired ever greater weight in the debate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6). A resolution adopted at its founding congress had enshrined peace as “the indispensable precondition of any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ers” (Dominick 1982: 343). The supposed peace policy of the bourgeoisie was mocked and characterized as one of “armed peace” and, in 1895, Jean Jaurès, the leader of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SFIO), gave a speech in parliament in which he famously summed up the apprehensions of the Left: “Your violent and chaotic society still, even when it wants peace, even when it is in a state of apparent repose, bears war within itself, just as a sleeping cloud bears a storm” (Jaurès, 1982: 32).

As the Weltpolitik – the aggressive policy of Imperial Germany to extend its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 changed the geopolitical setting, anti-militarist principles sank deeper roots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influenced the discussions on armed conflicts. War was no longer seen only as opening up revolutionary opportunities and hastening the breakdown of the system (an idea on the Left since the Revolutionary War of 1792). It was now viewed as a danger because of its griev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proletariat in the shape of hunger, destitution and unemployment. It thus posed a serious threat for progressive forces, and, as Karl Kautsky wrote in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02), they would in case of war be “heavily loaded with tasks that are not essential” (Kautsky, 1904: 77) to them, and which would make the final victory more distant rather than bring it closer.

The resolution “On Militar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dopted b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t its Stuttgart Congress in 1907, recapitulated all the key points that had become the common heritage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Among these were: a vote against budgets that increased military spending, antipathy to standing armies and a preference for a system of people’s militias, and support for the plan to create courts of arbitration to settl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eacefully. This excluded a resort to general strikes against any kind of wars, as proposed by Gustave Hervé, since a majority of those present deemed this too radical and too Manichaean. The resolution ended with an amendment drafted by Rosa Luxemburg, Vladimir Lenin and Yulii Martov, which stated that

“in case war should break out […], it is the duty [of socialists] to intervene in favour of its speedy termination, and with all their powers to utilize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created by the war, to rouse the masses and thereby to hasten the downfall of capitalist class rule” (Vv. Aa., 1972: 80).

Since this did not, however, compel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SPD) to make any change of political line, its representatives also voted in favour of it. The text, as amended, was the last document on war that secured unanimous support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among capitalist states on the world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 outbreak of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made the general picture even more alarming. The publication of Jaurès’s The New Army (1911) encouraged discussion of another central theme of the perio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wars and the attitude to be taken to the latter, including in cases where a country’s independence was threatened (see Marcobelli, 2021: 155-227). For Jaurès, the only task of the army should be to defend the nation against any offensive aggression, or any aggressor that did not accept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through mediation. All military action that came under this category should be considered legitimate. Luxemburg’s clear-sighted critique of this position pointed out that “historical phenomena such as modern wars cannot be measured with the yardstick of ‘justice’, or through a paper schema of defence and aggression” (Luxemburg, 1911). In her view, it was necessary to bear in mind the difficulty of establishing whether a war was really offensive or defensive, or whether the state that started it had deliberately decided to attack or had been forced to do so because of the stratagems adopted by the country that opposed it. She therefore thought that the distinction should be discarded, and further criticized Jaurès’s idea of the “armed nation”, on the grounds that it ultimately tended to fuel the growing militarization in society.

As the years passe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mmitted itself less and less to a policy of action in favour of peace. Its opposition to rearmament and war preparations was very lacklustre, and an increasingly moderate and legalistic wing of the SPD traded its support for military credits – and then even for colonial expansion – in return for the granting of greater political freedoms in Germany. Important leaders and eminent theorists, such as Gustav Noske, Henry Hyndman and Arturo Labriola,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se positions. Subsequently, a majorit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French Socialists, British Labour Party leaders and other European reformists ended up supporting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This course had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With the idea that the “benefits of progress” should not be monopolized by the capitalists, the workers’ movement came to share the expansionist aims of the ruling classes and was swamped by nationalist ideolog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roved completely impotent in the face of the war, failing in one of its main objectives: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Lenin and other delegates at the Zimmerwald conference (1915) – including Leon Trotsky, who drafted the final manifesto – foresaw that “for decades war spending will absorb the best energies of peoples, undermining social improvements and impeding any progress”. In their eyes the war revealed the “naked form of modern capitalism, which has become irreconcilable, not only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masses […] but even with the first conditions of human communal existence” (Vv. Aa., 1915). The warning was heeded by only a minority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as was the call to all European workers at the Kienthal Conference (1916):

“Your governments and their newspapers tell you that the war must be continued to kill militarism. They are deceiving you! War has never killed war. Indeed, it sparks feelings and wishes for revenge. In this way in marking you for sacrifice, they enclose you in an infernal circle”.

Finally breaking with the approach of the Stuttgart Congress, which had called for international courts of arbitration, the final document at Kienthal declared that “the illusions of bourgeois pacifism” (Vv. Aa., 1977: 371) would not interrupt the spiral of war but would help to preserve the existing social-economic system.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future military conflicts was for the popular masses to conquer political power and overthrow capitalist property.

Rosa Luxemburg and Vladimir Lenin were the two most vigorous opponents of the war. Luxemburg extended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eft and showed how militarism was a key vertebra of the state. Displaying a conviction and effectiveness with few equals among other communist leaders, she argued that the “War on war!” slogan should become “the cornerston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As she wrote in the Theses on the Task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Democracy (1915),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had imploded because it failed “to achieve a common tactic and action by the proletariat in all countries”. From then on, the “main goal” of the proletariat should therefore be “fighting imperialism and preventing wars, in peace as in war” (Luxemburg, 1915).

In Socialism and War (1915) and many other writing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Lenin’s great merit was to identify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The first concerned the “historical falsification” whenever the bourgeoisie tried to attribute a “progressive sens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to what were in reality wars of “plunder” (Lenin, 1971: 299-300), waged with the sole aim of deciding which belligerents were this time to oppress the most foreign peoples and to increase the inequalities of capitalism. The second was the masking of contradictions by the social reformists – or “social-chauvinists”, as he (1971: 306) called them – who ultimately endorsed the justifications for war despite their having defined it as a “criminal” activity in the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Behind their claim to be “defending the fatherland” lay the right that certain great powers had given themselves to “pillage the colonies and to oppress foreign peoples”. Wars were not fought to safeguard “the existence of nations” but “to defend the privileges, domination, plunder and violence” of the various “imperialist bourgeoisies” (Lenin, 1971: 307). The socialists who had capitulated to patriotism had replaced the class struggle with a claim on “morsels of the profits obtained by their national bourgeoisie through the looting of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ly, Lenin (1971: 314) was in favor of “defensive wars” – not, that is, the national defense of European countries à la Jaurès, but the “just wars” of “oppressed and subjugated peoples” who had been “plundered and deprived of their rights” by the “great slave owning powers”. The most celebrated thesis of this pamphlet – that revolutionaries should seek to “turn imperialist war into civil war” (1971: 315) – implied that those who really wanted a “lasting democratic peace” had to wage “civil war against their governments and the bourgeoisie” (1971: 315). Lenin was convinced of what history would later show to be imprecise: that any class struggle consistently waged in time of war would “inevitably” create a revolutionary spirit among the masses.

Lines of demarcation
The First World War produced divisions not only 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but also in the anarchist movement.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short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nflict, Kropotkin (1914: 76-77) wrote that “the task of any person holding dear the idea of human progress is to squash the German invasion in Western Europe”. This statement, seen by many as ditching the principles for which he had fought all his life, was an attempt to move beyond the slogan of “a general strike against the war” – which had gone unheeded by the working masses – and to avoid the general regress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that would result from a German victory. In Kropotkin’s view, if anti-militarists remained inert, they would indirectly assist the invaders’ plans of conquest, and the resulting obstacle would be even more difficult to overcome for those fighting for a social revolution.

In a reply to Kropotkin, the Italian anarchist Errico Malatesta argued that, although he was not a pacifist and thought it legitimate to take up arms in a war of liberation, the world war was not – as bourgeois propaganda asserted – a struggle “for the general good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of democracy, bu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ruling-class subjugation of the working masses. He was aware that “a German victory would certainly spell the triumph of militarism, but also that a triumph for the Allies would mean Russian-British domination in Europe and Asia” (Malatesta, 1993: 230).

In the Manifesto of the Sixteen, Kropotkin (et al., 1916) upheld the need “to resist an aggressor who represents the destruction of all our hopes of liberation”. Victory for the Triple Entente against Germany would be the lesser evil and do less to undermine the existing liberties. On the other side, Malatesta and his fellow-signatories (1998: 388) of the anti-war manifesto of the Anarchist International (1915) declared: “No distinction is possible betwee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wars”. Moreover, they added that “None of the belligerents has any right to lay claim to civilization, just as none of them is entitled to claim legitimate self-defence”. The First World War, they insisted, was a further episode in the conflict among capitalists of various imperialist powers, which was being wag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working class. Malatesta, Emma Goldman, Ferdinand Nieuwenhuis and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anarchist movement were convinced that it would an unforgivable error to support the bourgeois governments. Instead, with no ifs or buts, they stuck with the slogan “no man and no penny for the army”, firmly rejecting even any indirect support for the pursuit of war.

Attitudes to the war also aroused debate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The need for women to replace conscripted men in jobs that had long been a male monopoly – for a much lower wage, in conditions of overexploitation – encouraged the spread of chauvinist ideology in a sizeable part of the new-born suffragette movement. Some of its leaders went so far as to petition for laws allowing the enlistment of women in the armed forces. Exposure of duplicitous governments – which, in evoking the enemy at the gates, used the war to roll back fundamental social reforms –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the main women communist leaders of the time. Clara Zetkin, Alexandra Kollontai, Sylvia Pankhurst and, of course, Rosa Luxemburg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embark lucidly and courageously on the path that would show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ow the struggle against militarism was essential to the struggle against patriarchy. Later, the rejection of war became a distinctive part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and opposition to war budgets on the outbreak of any new conflict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many plat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movement.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and wrong means damage the end
The deep split between revolutionaries and reformists, widening into a strategic gulf after the birth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rowth of ideological dogmatism in the 1920s and 1930s, ruled out any alliance against militarism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and the European Socialist and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Having supported the war, the parties making up the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923-1940) had lost all credit in the eyes of the communists. The Leninist idea of “turning imperialist war into civil war” still had currency in Moscow, where leading politicians and theorists thought a “new 1914” was inevitable. On both sides, then, the talk was more of what to do if a new war broke out than of how to prevent one from beginning. The slogans and declarations of principle differed substantially from what was expected to happen and from what then turned into political action. Among the critical voices in the Communist camp were those of Nikolai Bukharin, a proponent of the slogan “struggle for peace”, and among the Russian leaders more convinced that it was “one of the key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Georgi Dimitrov, who argued that not all the great powers were equ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threat of war, and who favoured a rapprochement with the reformist parties to build a broad popular front against it. Both these views contrasted with the litany of Soviet orthodoxy, which, far from updat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repeated that the danger of war was built equally, and without distinction, into all the imperialist powers .

Mao Zedong’s (1966: 15) views on the matter were quite different. At the head of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he wrote in On Protracted War (1938) that “just wars” – in which communist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 are “endowed with tremendous power, which can transform many things or clear the way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1966: 26-27). Mao’s (1966: 53) proposed strategy, therefore, was “to oppose unjust war with just war”, and furthermore to “continue the war until its political objective [is] achieved”. Arguments for the “omnipotence of revolutionary war” recur in Problems of War and Strategy (1938), where he argues that “only with guns can the whole world be transformed” (1965: 219), and that “the seizure of power by armed force, the settlement of the issue by war, is the central task and the highest form of revolution” (1965: 225).

In Europe,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of the Nazi-Fascist front, at home as well as abroad,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5) created an even more nefarious scenario than the 1914-18 war. After Hitler’s troops attacked the Soviet Union in 1941,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that ended with the defeat of Nazism became such a central element in Russian national unity that it survived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nd has lasted until our own days.

With the post-war division of the world into two blocs, Joseph Stalin taught that the main task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as to safeguard the Soviet Union. The creation of a buffer zone of eight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seven after the exit of Yugoslavia) was a central pillar of this policy. In the same period, the Truman Doctrine marked the advent of a new type of war: the Cold War. In its support of anti-communist forces in Greece, in the Marshall Plan (1948) and the creation of NATO (1949),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tributed to avoid the advance of progressive forces in We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responded with the Warsaw Pact (1955). This configuration led to a huge arms race, which, despite the fresh memory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also involved a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bomb tests.

From 1961,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Nikita Khrushchev, the Soviet Union began a new political course that came to be known as “peaceful coexistence”. This turn, with its emphasis on non-interference and respect for national sovereignty, as well a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was supposed to avert the danger of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the Cuban missiles crisis showed to be a possibility in 1962) and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war was not inevitable. However, this attempt at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 was geared only to the USA, not the countries of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In 1956, the Soviet Union had already crushed a revolt in Hungary, and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Western Europe had not condemned but justified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the socialist bloc. Palmiro Togliatti, for example, the secretary of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declared: “We stand with our own side even when it makes a mistake” (cit. in Vittoria, 2015: 219). Most of those who shared this position regretted it bitterly in later years, when they understood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the Soviet operation.

Similar events took place at the height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in 1968 in Czechoslovakia. Faced with demands for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during the Prague Spring, the 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decided unanimously to send in half a million soldiers and thousands of tanks. At the congress of the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in 1968, Leonid Brezhnev explained the action by referring to what he called the “limited sovereignty” of Warsaw Pact countries: “When forces that are hostile to socialism try to turn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socialist country towards capitalism, it becomes not only a problem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but a common problem and concern of all socialis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is anti-democratic logic, the definition of what was and was not “socialism” naturally fell to the arbitrary decision of the Soviet leaders. But this time critics on the Left were more forthcoming and even represented the majority. Although disapproval of the Soviet action was expressed not only by New Left movements but by a majority of Communist parti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the Russians did not pull back but carried through a process that they called “normalization”. The Soviet Union continued to earmark a sizeable part of its economic resources for military spending, and this helped to reinforce an authoritarian culture in society. In this way, it lost forever the goodwill of the peace movement, which had become even larger through the extraordinary mobilizations against the war in Vietna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rs in the next decade began with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In 1979, the Red Army again became a major instrument of Moscow’s foreign policy, which continued to claim the right to intervene in what it described as its own “security zone”. The ill-starred decision turned into an exhausting adventure that stretched over more than ten years, causing a huge number of deaths and creating millions of refugees. On this occas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as much less reticent than it had been in relation to the Soviet invasions of Hungary and Czechoslovakia. Yet this new war revealed even more clearly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the split between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and a political alternative based on peace and opposition to militarism.

Taken as a whole, these military interventions not only worked against a general arms reduction but served to discredit and globally weaken socialism. The Soviet Union was increasingly seen as an imperial power acting in ways not unlike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ince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had more or less secretly backed coups d’état and helped to overthrow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s in more than twent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astly, the “socialist wars” in 1977-1979 between Cambodia and Vietnam and China and Vietna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dissipated whatever leverage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already remote from the original foundations laid by Marx and Engels) had in attributing war exclusively to the economic imbalances of capitalism.

To be on the left is to be against wa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id not lessen the amount of inter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ffairs, nor did it increase the freedom of every people to choose the political regime under which it lives. The numerous wars– even without a UN mandate and defined, absurdly, as “humanitarian” – carried out by the USA in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to which should be added new forms of conflict, illegal sanc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edia conditioning, demonstrate that the bipolar division of the world between two superpowers did not give way to the era of liberty and progress promised by the neoliberal mantra of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his context, many political forces that once lay claim to the values of the Left have joined in a number of wars. From Kosovo to Iraq and Afghanistan – to mention only the main wars waged by NATO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 these forces have each time given their support to armed intervention and made themselves less and less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Right.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has again faced the Left with the dilemma of how to react when a country’s sovereignty is under attack. The failure to condemn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s a political mistake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ezuela, and it makes denunciations of possible future acts of aggression com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ppear less credible. It is true that, as Marx wrote to Ferdinand Lassalle in 1860 (Marx, 1985: 154; Musto, 2018: 132), “in foreign policy, there’s little to be gained by using such catchwords as ‘reac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 that what is “subjectively reactionary [may prove to be] objectively revolutionary in foreign policy”. But left-wing forces should have learned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alliances “with my enemy’s enemy” often lead to counterproductive agreements, especially when, as in our times, the progressive front is politically weak and theoretically confused and lacks the support of mass mobilizations.

Recalling Lenin’s (1964b: 148) words i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The fact that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against one imperialist power ma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be utilized by another ‘Great’ Power in its equally imperialist interests should have no more weight in inducing Social Democracy to renounce its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Beyond the geopolitical interests and intrigues that are usually also in play, the forces of the Left have historically supported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defende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states to establish their frontiers on the basis of the express will of the population. The Left has fought against wars and “annexations” because it is aware that these lead to dramatic conflicts between the workers of the dominant nation and the oppressed natio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latter to unite with their own bourgeoisie in considering the former as their enemy. In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 on Self-Determination (1916), Lenin (1964a: 329-330) wrote: “I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were to be victorious in Petrograd, Berlin and Warsaw, the Polish socialist government, like the Russian and German socialist governments, would renounce the ‘forcible retention’ of, say, the Ukrainians within the frontiers of the Polish state”. Why suggest, then, that anything different should be conceded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ed by Vladimir Putin?

On the other hand, all too many on the Left have yielded to the temptation to become – directly or indirectly – co-belligerents, fuelling a new union sacrée (expression coined in 1914, just to greet the abjuration of the forces of the French left that, at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decided to endorse the war choices of the government). Such a position today serves increasingly to blu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tlanticism and pacifism. History shows that, when they do not oppose war, progressive forces los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ir reason for existence and end up swallowing the ideology of the opposite camp. This happens whenever parties of the Left make their presence in government the fundamental way of measuring their political action – as the Italian Communists did in supporting the NATO interventions in Kosovo and Afghanistan, or as does much of today’s Unidas Podemos, which joins its voice to the unanimous chorus of the entire Spanish parliamentary spectrum, in favour of sending weapons to the Ukrainian army. Such subaltern conduct has been punished many times in the past, including at the polls as soon as the occasion has arisen.

Bonaparte is not democracy
In the 1850s, Marx composed a brilliant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Crimean War that contain man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parallels with the present day. In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1857), speaking of the great Muscovite monarch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 the one considered to have unified Russia and laid the ground for its autocracy – Marx (1986: 86) stated: “One merely needs to replace one series of names and dates with others and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policies of Ivan III […], and those of Russia today, are not merely similar but identical”. In a piece for the New-York Daily Tribune, however, in opposition to liberal democrats who exalted the anti-Russian coalition, he wrote:

“It is a mistake to describe the war against Russia as a war between liberty and despotism.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if such be the case, liberty would be for the nonce represented by a Bonaparte, the whole avowed object of the war is the maintenance […] of the Vienna treaties — those very treaties which annul the liberty and independence of nations” (1980: 228).

If we replace Bonapar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Vienna treaties with NATO, these observations seem as if written for today.

The thinking of those who oppose both Russian and Ukrainian nationalism, as well as the expansion of NATO, does not show proof of political indecision or theoretical ambiguity. In recent weeks, a number of experts have provided explanations of the roots of the conflict (which in no way reduce the barbarity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and the position of those who propose a policy of non-alignment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ending the wa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ensuring the smallest number of victims.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behaving like the “beautiful souls” drenched in abstract idealism, whom Hegel thought incapable of addressing the actual reality of earthly contradictions. On the contrary: the point is to give reality to the only true antidote to an unlimited expansion of the war. There is no end to the voices calling for higher military spending and further conscription, or to those who,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think it is Europe’s task to supply the Ukrainians with “the necessary weapons for war” (Borrell, 2022). But in contrast to these pos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ursue ceaseless diplomatic activity based on two firm points: de-escalation and the neutrality of independent Ukraine.

Despite the increased support for NATO following the Russian moves,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harder to ensure that public opinion does not see the largest and most aggressive war machine in the world – NATO – as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global security. It must be shown that it is a dangerous and ineffectual organization, which, in its drive for expansion and unipolar domination, serves to fuel tensions leading to war in the world.

In Socialism and War, Lenin argued that Marxists differ from pacifists and anarchists in that they “deem it necessary historical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rx’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sic!]) to study each war separately”. Continuing, he asserted that: “In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wars which, in spite of all the horrors, atrocities, distress and suffering that inevitably accompany all wars, were progressive, i.e., benefi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1971: 299). If that was true in the past, it would be short-sighted to simply repeat it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wher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re continually spreading. Rarely have wars –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revolutions – had the democratizing effect that the theorists of socialism hoped for. Indeed, they have often proved to be the worst way of carrying out a revolution, both because of the cost in human lives and becaus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at they entail. Indeed, wars disseminate an ideology of violence, often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that have torn the workers’ movement apart. Rarely favouring practices of self-management and direct democracy, they increase instead the power of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This is a lesson that the moderate Left, too, should never forget.

In one of the most fertile passages of Reflections on War (1933), Simone Weil (2021: 101) wonders if it is possible that “a revolution can avoid war”. In her view, this is the only “feeble possibility” that we have if we do not want to “abandon all hope”. Revolutionary war often turns into the “tomb of the revolution”, since “the armed citizenry are not given the means of waging war without a controlling apparatus, without police pressure, without a special court, without punishment for desertion”. More than any other social phenomenon, war swells the military, bureaucratic and police apparatus. “It leads to the total effacement of the individual before state bureaucracy”. Hence, “if the war does not end immediately and permanently […] the result will be merely one of those revolutions that, in Marx’s words, perfect the state apparatus instead of shattering it” or, more clearly still, “it would even mean extending under another form the regime we want to suppress”. In the event of war, then, “we must choose between obstruct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military machine in which we ourselves constitute the cogs, or helping that machine to blindly crush human lives” (2021: 101-102).

For the Left, war cannot be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to quote Clausewitz’s famous dictum. In reality, it merely certifies the failure of politics. If the Left wishes to become hegemonic and to show itself capable of using its history for the tasks of today, it needs to write indelibly on its banners the words “anti-militarism” and “No to war!”

Bibliography
Adams MS (2019) Anarchism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Levy C and Adams M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narchism.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pp. 389–407.
Borrell J (2022) It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So the EU will provide weapons for Ukraine’s armed forces. The Guardian, 27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feb/27/eu-will-provide-weapons-for-ukraine-josep-borrell (accessed 9 april 2022).
Carr EH (1964) Principles of Foreign Policy. In: Carr EH,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vol. 3, part I, pp. 3-20.
Claudin F (1975)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New York, NJ: Monthly Review Press, 2 vol.
De Paepe C (2014a) Strike Against War. In: Musto M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NJ: Bloomsbury, p. 229.
De Paepe C (2014b) On the True causes of War. In: Musto M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NJ: Bloomsbury, pp. 230-31.
Dominick RH (1982) Wilhelm Liebknech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Engels F (1987) Anti-Dühring.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NJ: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vol. 25, pp. 5-311.
Engels F (1990) Can Europe Disarm.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NJ: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vol. 27, pp. 367-393.
Freymond J (ed.) (1962)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Geneva: Droz, 1962, vol. I.
Hafner (2014) The Real Causes of the War. In: Musto M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NJ: Bloomsbury, pp. 233-234.
Jaurès J (1982) L’Armée nouvel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Kautsky K (1903) The Social Revolution. Chicago, IL: Charles Kerr & Co.
Kropotkin P (1914) A Letter on the Present War. Freedom, October, pp. 76–77.
Kropotkin P et al. (1916) The Manifesto of the Sixteen.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kropotkin-peter/1916/sixteen.htm (accessed 9 april 2022).
Lenin VI (1964a)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 on Self-Determination. In: Lenin V,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2, pp. 320-360.
Lenin VI (1964b)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2, pp. 143-156.
Lenin VI (1971) Socialism and War.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1, pp. 295-338.
Luxemburg R (1915) Theses on the Task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Democracy.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15/xx/theses.htm (accessed 9 april 2022).
Malatesta, E (1993) Anarchists have forgotten their principles, 1914. In: Richards V (ed.) Malatesta: Life & Ideas. London: Freedom Press, pp. 227-231.
Malatesta, E et al (1998) Anti-War Manifesto, published as ‘Malatesta, the Anarchist International and War’. In: Guérin D (ed.) No Gods, No Masters: An Anthology of Anarchism. Oakland: Ak Press, pp. 387–389.
Mao Tse-Tung (1965) Problems of War and Strategy. In: 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of Mao-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vol. 2, pp. 219-235.
Mao Tse-Tung (1966) On Protracted War.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Marcobelli E (2021) Internationalism Toward Diplomatic Crisis: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nd French, German and Italian Socialist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Marx K (1980) Reorganization of the British War Administration.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NJ: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vol. 13, pp. 227-233.
Marx K (1985)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2 June 1860.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NJ: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vol. 41.
Marx K (1986)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NJ: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vol. 15, pp. 25-96.
Marx K (1996) Capital, Volume I.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NJ: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vol. 35.
Marx K (2014) Resolutions of the Brussels Congress (1868). In: Musto M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NJ: Bloomsbury, pp 89-93.
Medvedev R (1989)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ew York, NJ: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usto M (2014) Introduction. In: Musto M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NJ: Bloomsbury, pp 1-68.
Musto M (2018),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Bloomsbury.
Pelz WE. (ed.) (2016) Wilhelm Liebknecht 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 Documentary History. Chicago, IL: Haymarket Books.
Robespierre M (1956) Textes choisi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vol. I.
Rosa L (1911) L’Armée nouvelle de Jean Jaurès.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xists.org/francais/luxembur/works/1911/06/armee.htm (accessed 9 april 2022).
Trotsky L (1971)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New York, NJ: Pathfinder Press.
Trotsky L (1971)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New York, NJ: Pioneer Publishers.
Vittoria A (2015) Togliatti e gli intellettuali. La politica culturale dei comunisti italiani (1944-1964). Roma: Carocci.
Vv. Aa. (1915) The Zimmerwald Manifesto. In: Trotsky L, The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4/war/part3.htm#zimman- (accessed 9 april 2022).
Vv. Aa. (1972)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gress at Stuttgart. In: Lenin VI,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13, pp. 75-81.
Vv. Aa. (1977)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 at Kienthal. In: Lenin VI, Collected Work.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41, pp. 369-380.
Weil S (2021) Reflections on War. Journal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2(1): 93-103.
Wright Mills C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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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ppraisal of Marx’s Ethnological Notebooks

Introduc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difficulty of examining Marx’s research in the final years of his life, especially the early 1880s, hampered our knowledge of the important gains he achieved. This is why all the biographers of Marx devoted so few pages to his activity after the winding up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1]. Not by chance, they nearly always used the generic title “the last decade” for this part of their work. Wrongly thinking that Marx had given up the idea of completing his work, they failed to look more deeply into what he actually did during that period. But if there was some justification for this in the past, it is hard to understand why the new materials available in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 the historical-critical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 and the volume of research on the “late Marx” since the 1970s have not led to a more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is tendency[2].

Contrary to those who claimed that his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theoretical acumen faded in his final years, the recent scholarship on Marx has demonstrated that he continued to work whenever circumstances allowed it. He not only pursued his research but extended it to new areas (see Anderson 2010, and Musto 2020a). Marx went deeply into many other issues which, though often underestimated, or even ignored, by scholars of his work, are acquiring crucial importance for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our times. Among these are individual freedom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phere, gender emancipation, the critique of natio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and form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not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Furthermore, Marx undertook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of societies outside Europe and expressed himself unambiguously against the ravages of colonialism. It is a mistake to suggest otherwise. Marx criticized thinkers who, while highlighting the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of colonialism, used categories peculiar to the European context in their analysis of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globe. He warned a number of times against those who failed to observe the necessary distinctions between phenomena, and especially after his theoretical advances in the 1870s he was highly wary of transferring interpretive categories across completely different historical or geographical fields. All this is now clear, despite the scepticism still fashionable in certain academic quarters.

In 1881 and 1882, Marx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relation to anthropology,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non-Western societie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He also closely observed the main ev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we can see from his letters expressing resolute support for the Irish liberation struggle and the Populist movement in Russia, and firm opposition to British colonial oppression in India and Egypt and to French colonialism in Algeria. He was anything but eurocentric, economistic, or fixated only on class conflict. Marx thought the study of new political conflicts, new themes and geographical areas to be fundamental for his ongoing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t enabled him to open up to national specificities and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an approach to communism different from the one he had previously developed.

Anthropology, Family and Gender: The Revolution of Morgan’s Ancient Society
Between December 1880 and June 1881, Marx’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ed on a new discipline: anthropology. He began with Ancient Society (1877), a work by the U.S. anthropologist Lewis Morgan (1818-1881), which the Russian ethnologist Maksim Kovalevsky (1851-1916) had brought back from a trip to North America and sent to Marx two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What struck Marx most was the way in which Morgan treated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as preconditions of social progress, and he felt moved to assemble a compilation of a hundred densely packed pages.[3] These make up the bulk of what are known as the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1880-81).[4] They also contain excerpts from other works: Java, or How to Manage a Colony (1861) by James Money (1818-1890), a lawyer and Indonesia expert; The Aryan Village in India and Ceylon (1880) by John Phear (1825-1905),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eylon; and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1875) by the historian Henry Maine (1822-1888), amounting to a total of another hundred sheets.[5] Marx’s comparative assessments of these authors lead one to suppose that he compiled all this material in a fairly short period in an effort to get really on top of it.

In his previous research, Marx had already examined and extensively commented on past social-economic forms –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German Ideology, in the long section of the Grundrisse entitled “Forms Which Precede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in Capital, Volume One. In 1879, his reading of Kovalevsky’s Common Land Ownership directed him once more to the subject. But it was only with the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that he engaged in more comprehensive and up to date study.

The aim of Marx’s new research was to widen his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s, geographical areas and thematic topics that he considered essential for his continuing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also enabled him to acquire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remote past, acquainting him with material that was not in his possession when he had writte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1850s and 1860s. Finally, it acquainted him with the latest theories advanced by the most eminent contemporary scholars.

Marx devoted himself to these often time-consuming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which he aimed to complete Capital, Volume Two (see Musto 2018; 2019). The precise theoretical-political purpose behind them was to reconstruct the most likely sequence in which the different modes of production had succeeded one another over tim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He believed that this would give his theory of the possible 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stronger historical foundations.[6]

In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Marx therefore put together compilations and interesting notes on prehist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bonds, o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on the origins of property relations, on community practices in precapitalist societies, on the formation and nature of state power, on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and on more modern aspects such as the racist connotations of certai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and the effects of colonialism.

On the particular theme of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ties, Marx drew a number of priceless indications from the work of Morgan. As Hyndman recalled: “when Lewis H. Morgan proved to Marx’s satisfaction in his Ancient Society that the gens[7] and not the family was the social unit of the old tribal system and ancient society generally, Marx at once abandoned his previous opinions” (Hyndman 1911, 253-254).

It was Morgan’s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primitive peoples that allowed him to overcome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kinship, including the one advanced by the German historian Barthold Niebuhr (1786-1831) in Roman History (1811-12). In contrast to all previous hypotheses, Morgan showed that it had been a grave error to suggest that the gens “postdated the monogamous family” and was the result of “an aggregate of families” (Morgan 1877, 515). His studies of prehistoric and ancient society led him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atriarchal family should be seen not as the original basic unit of society but as a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more recent than was generally believed. It was an organization “too weak to face alone the hardships of life” (472). It was much more plausible to assume the existence of a form like that of the American native peoples, the sindiasmic family, which practised a “communism in living” (Marx 1972, 115).

On the other hand, Marx constantly polemicized against Maine, who in his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1875) had visualized “the private family” as “the basis out of which the sept and clan developed.” Marx’s scorn for this attempt to reverse time’s arrow by transposing the Victorian era into prehistory led him to assert that this “blockheaded Englishman started not from the gens but from the Patriarch, who later became the chief – what inanities!” (292) His mockery gradually reaches a crescendo: “Maine after all cannot get the English private family out of his head” (309); he “transports the Roman ‘patriarchal’ family into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ngs” (324). Nor did Marx spare Phear, of whom he said: “The ass bases everything on private families!” (281).

Morgan gave Marx further food for thought with his remarks on the concept of the family, since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the word family – which has the same root as famulus or servant – “had no relation to the married pair or their children, but to the body of slaves and servants who laboured for its maintenance, and were under the power of the pater familias” (Morgan 1877, 469). On this, Marx noted:

The modern family contains the germ not only of servitus (slavery) but also serfdom, since it contains from the beginning a relation to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It contains in miniature all the antagonisms within itself, which are later broadly develop in society and its State. (…) The monogamous family presupposed, in order to have an existence separate from others, a domestic class that was everywhere directly constituted by slaves. (Marx 1972, 120)

Developing his own thoughts elsewhere in the compendium, Marx wrote that “property in houses, lands and herds” was bound up with “the monogamous family” (210). In fact, a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uggested, this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tory a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 (Marx and Engels 1976, 482).[8]

I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 a book that the author described as “the fulfilment of a behest” and no more than a “meagre substitute” for what his “dear friend” had not lived to write (Engels 1990, 131) – Engels completed Marx’s analysis in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Monogamy, he argued, represented the subjection of one sex by the other, as the proclamation of a conflict between the sexes hitherto unknown throughout preceding history. In an ol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he work of Marx and myself in 1846, I find the following: “The first division of labour is that between man and woman for child breeding” (173). And today I can add: The first class antithesis which appears in history coincid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agonism between man and woman in monogamian marriage, and the first class oppression with that of the female sex by the male. Monogamy [… is] the cellular form of civilized society, in which we can already study the nature of the antitheses and contradictions, which develop fully in the latter. (173-174)[9]

Engels’s thesis posited an overly sche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conflict and gender oppression that was absent from Marx’s – fragmentary and highly intricate – notes.[10] Marx too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Morgan’s considerations on parity between the sexes, which argued that pre-Greek ancient societies were more progressive in respect of the treatment and behaviour of women. Marx copied the parts of Morgan’s book that showed how, among the Greeks, “the change of descent from the female line to the male was damaging for the position and rights of the wife and woman.” Indeed, Morgan had a very negative assessment of the Greek social model. “Greeks remained barbarians in their treatment of women at the height of their civilization; their education superficial, (…) their inferiority inculcated as a principle upon them, until it came to be accepted as a fact by the women themselves.” Moreover, there was “a principle of studied selfishness among the males, tending to lessen the appreciation of women, scarcely found among savages.” Thinking of the contrast with the myths of the classical world, Marx added an acute observation: “the condition of the goddesses on Olympus is a reminder of the position of women, once freer and more influential. Juno greedy for power, the goddess of wisdom springs from the head of Zeus” (Marx, 1972, 121). For Marx, memory of the free divinities of the past provided an example for possible emancipation in the present.[11]

From the various authors he studied, Marx recorded many important observations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ancient society. For example, referring to the work Matriarchy (1861) by the Swiss anthropologist Johann Bachofen (1815-1887), he noted: “The women were the great power among the gens and everywhere else. They did not hesitate, when occasion required, ‘to knock off the horns’, as it was technically called, from the head of a chief, and send him back to the ranks of warriors. The original nomination of the chiefs also always rested with them” (Marx, 1972, 116).[12]

Property Relations, the Individual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State
Marx’s reading of Morgan also gave him an angle on another important question: the origin of property relations. For the celebrated anthropologist established a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types of kinship structure and social-economic forms. In his view, the factors in western history that accounted for the affirmation of the descriptive system – which described blood relatives and specified everyone’s kinship (for example, “brother’s son for nephew, father’s brother for uncle, father’s brother’s son for cousin”) –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lassificatory system – which grouped blood relatives into categories without specifying proximity or distance in relation to Ego (“e.g., my own brother and my father’s brother’s sons are in equal degree my brothers”) – had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and the state (Brown 2012, 123, 104; 164, 136; see also Godelier 1977, 67-8, 101-2).

Morgan’s book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Growth of Intelligence through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2) Growth of the Idea of Government, (3) Growth of the Idea of the Family and (4) Growth of the Idea of Property. Marx changed the order to (1) inventions, (2) family, (3) property and (4) government, in order to bring out more clearly the nexus between the last two.

Morgan’s book argued that, although “the rights of wealth, of rank and of official position” had prevail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ver “justice and intelligence,” there was ample evidence that “the privileged classes” were a “burdensome” (Morgan 1877, 551) influence on society. Marx copied out almost in full one of the final pages of Ancient Society on the distortions that property could generate; it operated with concepts that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him:

Since the advent of civilization, the outgrowth of property has been so immense, its forms so diversified, its uses so expanding and its management so intelligent in the interests of its owners, that it has become,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an unmanageable power. The human mind stands bewildered in the presence of its own creation. The time will come, nevertheless, when human intelligence will rise to the mastery over property, and define the relations of the state to the property it protects, as well as the obligations and the limits of the rights of its owners.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are paramount to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the two must be brought into just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 (551-2)

Morgan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the “final destiny of mankind” was the mere pursuit of riches. He issued a stark warning:

The dissolution of society bids fair to become the termination of a career of which property is the end and aim; because such a career contains the elements of self-destruction. Democracy in government, brotherhood in society, equality in rights and privileges, and universal education, foreshadow the next higher plane of society to which experience, 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 are steadily tending. It (a higher plan of society)[13] will be a revival, in a higher form (of society), of the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of the ancient gentes. (551-2)

Bourgeois “civilization,” then, was itself a transitory stage. It had arisen at the end of two long epochs, the “savage state” and the “barbaric state” (the terms current at the time), which followed the abolition of communal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ese forms imploded following the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and wealth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lasses and the state. But sooner or later prehistory and history were destined to join up once again (see Godelier 1977, 124).[14]

Morgan considered ancient societies to have been very democratic and solidaristic. As for the present, he limited himself to a declaration of optimism about the progress of humanity, without invoking the necessity of political struggle.[15] Marx, however, did not envisage a socialist revival of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 He never hoped for a return to the past, but – as he made clear when copying Morgan’s book – looked to the advent of a “higher form of society” (Marx 1972, 139)[16] based on a new mode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is would come about not through mechanical evolution, but only through conscious working-class struggle.

All of Marx’s anthropological reading had a bearing on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the state. The excerpts from Morgan summarized its rol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while his notes on Maine concentrated 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see Krader 1972, 19). Consistent with his most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texts on the subject, from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17] (1843) to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18]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also present the state as a power subjugating society, a force preventing the full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notes he wrote in 1881, Marx stressed the parasitic and transitory character of the state:

Maine ignores the much deeper point: that the seeming supreme independent existence of the state is only seeming and that it is in all its forms an excrescence of society; just as its appearance itself arises only at a certain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t disappears again as soon as society has reached a stage not yet attained.

Marx followed this up with a critique of the human condition under the given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he formation of civilized society, with its transition from a regime of common to individual property, generated a “still one-sided (…) individuality” (Marx, 1972, 329; cf also Krader 1972, 59). If the “true nature [… of the state] appears only when we analyse its content,” that is, its “interests,” then this shows that these interests “are common to certain social groups” and therefore “class interests.” For Marx, “the state is built on and presupposes classes.” Hence the individuality that exists in this type of society is “a class individuality,” which in the last analysis is “based on economic presuppositions” (329).

Against Rac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Marx also made a number of observations on the racist connotations of many of the anthropological reports he was studying (see Krader 1972, 37; Ward Gailey, 2006, 36). His rejection of such ideology was categorical, and he commented caustically on the authors who expressed it in this way. Thus, when Maine used discriminatory epithets, he firmly interjected: “again this nonsense!” Moreover, expressions such as “the devil take this ‘Aryan’ jargon!” (Marx, 1972, 324) keep recurring.

Referring to Money’s Java, or How to Manage a Colony and Phear’s The Aryan Village in India and Ceylon, Marx studi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European presence in Asia. He was not at all interested in Money’s views on colonial policy, but he found his book useful for the detail it gave about commerce (see Tichelman 1983, 18).[19] He adopted a similar approach to Phear’s book, focusing mainly on what he reported about the state in Bengal and ignoring his weak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

The authors whom Marx read and summarized in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had all been influenced – with various nuances – by the evolutionary conceptions of the age, and some had also become firm proponents of the superiority of bourgeois civilization. But an examination of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clearly shows that their ideological assertions had no influence on Marx.

Marx strongly opposed to colonialism anytime he could. In 1879 he had taken an interest in the land question in French-ruled Algeria.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s written by Kovalevsky in the book Common Landownership: The Causes,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of Its Decline (1879), Marx was able to better criticize the negative changes introduced by French settlers in relation to the common landownership that existed in Algeria. From Kovalevsky, he copied down: “Formation of private landownership (in eyes of French bourgeoi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ll progress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phere. Further maintenance of communal property ‘as a form which supports communist tendencies in the minds is dangerous both for the colony and for the homeland” (Marx 1975b, 405)[20]. He also extracted the following points from Communal Landownership:

the distribution of clan holdings is encouraged, even prescribed, first, as means of weakening subjugated tribes which are ever standing under impulsion to revolt; second, as the only way to a further transfer of landownership from the hands of the natives into those of the colonists. The same policy has been pursued by the French under all regimes. (…) The aim is ever the sam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genous collective propert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n object of free purchase and sale, and by this means the final passage made easi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French colonists (Marx 1975b, 405).

As for the legislation on Algeria proposed by the Left Republican Jules Warnier (1826-1899) and passed in 1873, Marx (1975b, 411) endorsed Kovalevsky’s claim that its only purpose was “expropriation of the soil of the native population by the European colonists and speculators”. The effrontery of the French went as far as ‘direct robbery’, or conversion into “government property” (1975b, 412), of all uncultivated land remaining in common for native use. This process was designed to produce another important result: elimination of the danger of resistance by the local population. Again through Kovalevsky’s words, Marx (1975b, 408 and 412) noted:

the found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ettlement of European colonists among the Arab clans [would]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mean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dissolution of the clan unions. (…) The expropriation of the Arabs intended by the law had two purposes: 1) to provide the French as much land as possible; and (2) to tear away the Arabs from their natural bonds to the soil to break the last strength of the clan unions thus being dissolved, and thereby any danger of rebellion.

Marx (1975b, 412) commented that this type of “individualization of landownership” had not only secured huge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invaders but also achieved a “political aim (…): to destroy the foundation of this society”. The same happened with India. Having examined forms of landownership in that country in the Notebooks on Indian History (664-1858), that he compiled in 1879-80, Marx described the invaders with such terms as “British dogs” (2001, 165, 176, 180), “usurpers” (155-56, 163), “English hypocrites” or “English intruders” (81). By contrast, the Indian resistance struggles were always accompanied with expressions of solidarity[21]. It was no accident that Marx always replaced Sewell’s term ‘mutineers’ with “insurgents” (Marx 2001 163-4, 184). His forthright condemnation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was quite unmistakable.

In 1881, after profou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areful observation of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t to speak of his massive synopses on India included in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referring to the “East Indies,” Marx (1989, 365) noted: “Everyone except Sir Henry Maine and others of his ilk realizes that 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al landownership out there was nothing but an act of English vandalism, pushing the native people not forwards but backwards”. All the British “managed to do was to ruin native agriculture and double the number and severity of the famines” (368).

A similar example can also be found with relation to Egypt. When Joseph Cowen (1829-1900), an MP and president of the Cooperative Congress – Marx considered him “the best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arians” – justified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Egypt[22], Marx expressed his total disapproval to his daughter Eleanor on January 9, 1883. Above all, he railed 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Very nice! In fact, there could be no more blatant example of Christian hypocrisy than the ‘conquest’ of Egypt – conquest in the midst of peace!” But Cowen, in a speech on 8 January 1883 in Newcastle, expressed his admiration for the “heroic exploit” of the British’ and the “dazzle of our military parade;” nor could he “help smirking over the entrancing little prospect of all those fortified offensive positions between the Atlantic and the Indian Ocean and, into the bargain, an ‘African-British Empire’ from the Delta to the Cape”. It was the “English style”, characterized b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ome interest”. In foreign policy, Marx concluded, Cowen w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ose poor British bourgeois, who groan as they assume more and more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service of their historic mission, while vainly protesting against it” (Marx and Engels 1992, 422-3).

Marx also took a close interest in the economic side of what was happening in Egypt, as we can see from his eight pages of excerpts from “Egyptian Finance” (1882), an article by Michael George Mulhall (1836-1900) that appeared in the October issue of the London Contemporary Review. His own notes concentrated on two aspects. He reconstructed the financial blackmail operated by Anglo-German creditors after the Ottoman viceroy of Egypt, Ismail Pasha (1830-1895), had dramatically plunged the country into debt. Moreover, he sketched the oppressive taxation system devised by Ismail Pasha that extracted a terrible price from the population, show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and solidarity with, the forced dislocation of many Egyptian peasants[23].

Conclusion
Theories of progress, hegemonic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widely shared by 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logists, postulated that events would follow a pregiven course because of factors external to human action; a rigid sequence of stages had the capitalist world as its sole and uniform destination.

Within the space of a few years, a naïve belief in the automatic advance of history also took root 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The only difference with the bourgeois version was the prediction that a final stage would follow the inevitable “collaps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namely, the advent of socialism (itself subsequently defined as “Marxist!”) (Cf. Musto 2007, 479-480). Not only was this analysis cognitively unsound; it produced a kind of fatalistic passivity, which became a stabilizing factor for the existing order and weaken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on of the proletariat. Opposing this approach that so many regarded as “scientific,” and which was common to the bourgeois and socialist visions of progress, Marx rejected the siren calls of a one-way historicism and preserved his own complex, flexible and variegated conception.

Wherea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arwinist oracles, Marx’s voice might seem uncertain and hesitant, he actually escaped the trap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into which many of his followers and ostensible continuators tended to fall – a position, light years from the theories they claimed to have inspired them, which would lead many into one of the worst characterizations of “Marxism.”

In his manuscripts, notebooks and letters to comrades and activists, as well as in the few public interventions he could still make against declining physical capacities, Marx persevered with his efforts to reconstruct the complex history of the passage from antiquity to capitalism. From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that he read and summarized, he drew confirmation that human progress had proceeded more quickly in epochs when the sources of subsistence were expanding, from the birth of agriculture on. He treasured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data, but did not share the rigid schemas suggesting an inescapable sequence of stages in human history.

Marx spurned any rigid linking of social changes t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lone. Instead, he highlighted the specificity of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that the passing of time offered, and the centrality of human intervention in the shaping of reality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hange (see Gailey 2006, 35, 44). These were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Marx’s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in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and, more in general, in the final years of his life.

There is still so much to learn from Marx. Today it is possible to do this by studying not only what he wrote in his published works but also the questions and doubts contained in his unfinished manuscripts. This consideration is all the more valid for the complex, but very rich, notes that we call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References
1. See, for example, Mehring (2003, 501-32), Rühle (2011, 359-70), Vorländer (1929, 248-78), Nicola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1976, 392-407), and McLellan (1973, 412-51). Even Maximilien Rubel (1957, 416-34), justly famed for his close textual studies, did not go beyond the limits of his predecessors in 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In Marx: Life and Works, the French scholar wrote that “the last ten years of Marx’s life were like a slow agony” during which “his activity [was] limited to correspondence and a few articles”. But he added: “Nevertheless – even in a period so poor in published work – Marx filled about 50 notebooks, almost exclusively devoted to extracts from his reading. His ‘literary bulimia’ yielded nearly 3,000 pages of microscopic writing. To this should be added, finally, “tons” of statistical material which, at his death, left Engels dumbfounded” (1980, 100).
2. Biographies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exemplify how, even since the resumption of the MEGA² project, the work of the ‘late Marx’ has been overlook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scholars. Jonathan Sperber’s (2013) insignificant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simply ignored Marx’s late writings. Gareth Stedman Jones’s (2016) lengthy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examined the whole period from 1872 to 1883 only in a short epilogue, while devoting five chapters (170 pages) to Marx’s early life (1818-1844), when he published only two journal articles and had just initiate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ree chapters (150 pages) to the time frame 1845-1849. In Sven-Eric Liedman’s (2018) 750-page A World to W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Karl Marx, there are only two very short sections dedicated to what Marx did after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One of them – a superficial analysis of Morgan’s Ancient Society (Liedman, A World to Win, 507-13) – is strangely located before the consideration of writings like Herr Vogt (published in 1860) and Marx’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1864-1872). The choice of a non-chronological order imped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Marx’s theoretical evolution during the final phase of his life. Common to all three of these biographies is a scant attention to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3. To learn about the way Marx used to work and take notes from the books he used to read see Musto (2020c).
4. This title was given posthumously by Lawrence Krader (1919-1998), the editor of these manuscripts. However, the content of these studies is more accurately related to anthropology, hence the title of the section in the present article.
5. The parts from Phear and Maine were included in Karl Marx (1972, 243-336); Marx did not leave a precise dating of his work. Krader, the main researcher of these texts, argued that Marx first familiarized himself with Morgan’s book and then compiled the excerpts – see “Addenda” (87). See also Kautsky’s testimony from his trip to London in March-June 1881 that “prehistory and ethnology were then intensively preoccupying Marx” (Enzensberger 1973, 552).
6. According to Maurice Bloch (1983), Marx wanted first of all “to reconstruct a gene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society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oming to be of capitalism.” But he also had a “rhetorical” interest linked to the need for “examples and cases to show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are historically specific and therefore changeable.” However, this second “rhetorical use of anthropological material was never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the historical use, and the mixture of the two became (…) the source of many problems” (10). Pierre Dardot and Christian Laval (2012), have written that “Marx’s main effort in his final years was to give a new historical foundation to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sm, at the risk of seriously endangering a theoretical edific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evolutionist and progressivist episteme” (667). Polemicizing against those who underrate the importance of Marx’s last notebooks, Heather Brown (2012, 147) argued that they “contain some of his most creative attempts at work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On Marx’s conception of post-capitalist society see Musto (2020b).
7. The gens was a unit “consisting of blood relatives with a common descent,” see Henry Morgan (1877, 35).
8. In a note to the 1888 English edition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ngels wrote: “The inner organization of this primitive communistic society was laid bare, in its typical form, by Lewis Henry Morgan’s crowning discovery of the true nature of the gens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tribe.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rimeval communities, society begins to be differentiated into separate and finally antagonistic classes” (Marx and Engels 1976, 482).
9. In this work, Engels actually published some of Marx’s comments on Morgan’s book.
10. Cf. Raya Dunayevskaya (1991, 173): “Marx (…) showed that the elements of oppression in general, and of women in particular, arose from within primitive communism, and not only related to change from ‘matriarchy.’”
11. Cf. Brown (2012, 172): “in ancient Greece (…) women were clearly oppressed, but, for Marx, their mythology had the potential to illustrate to them (…) how much freer they could be.”
12. Brown (2012, 160ff), has diligently compiled many other considerations that attracted Marx’s attention.
13. The words in brackets were added by Marx (1972, 139).
14. For a critique of any possible “return to an original state of unity,” see Daren Webb (2000, 113ff).
15. Engels wrongly believed that Morgan’s political positions were very progressive. See, for example, Friedrich Engels to Friedrich Adolph Sorge, March 7, 1884, where he wrote that Ancient Society was “a masterly exposé of primitive times and their communism. [Morgan had] rediscovered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ll on his own, (…) drawing communist inferences in regard to the present day,” (Marx and Engels 1995, 115-116). Marx never expressed himself in such terms. On the thought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see Daniel Moses (2009).
16. According to Krader (1972, 14): “Marx made it clear, as Morgan did not, that this process of reconstitution will take place on another level than the old, that it is a human effort, of man for and by himself, that the antagonisms of civilization are not static or passive, but are comprised of social interests which are ranged for and against the outcome of the reconstitution, and this will be determined in an active and dynamic way.” As Maurice Godelier (2012, 78) pointed out, in Marx there was never any “idea of a primitive ‘El Dorado.’” He never forgot that in primitive “classless societies”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forms of in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between senior and junior generations, and between autochthons and foreigners.”
17. In this work, Marx analyse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e state does not lie “within” society but stands “over against it.” “In democracy the state as particular is merely particular. (…) The French have recently interpreted this as meaning that in true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state is annihilated. This is correct insofar as the political state (…) no longer passes for the whole” (Marx 1975a, 30).
18. Thirty years later, the critique is more sharply focused: “At the same pace at which the progress of modern industry developed, widened, intensified the class antagonism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ur, the State power assumed more and more the character of the national power of capital over labour, of a public force organized for social enslavement, of an engine of class despotism” (Marx 1986, 329).
19. See also Engels’s view of Money, as he wrote in his letter to Kautsky dated February 16, 1884: “It would be a good thing if someone were to take the trouble to throw light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state socialism, drawing for the purpose on an exceedingly flourishing example of the practice in Java. All the material is to be found in Java, How to Manage a Colony (…). Here one sees how the Dutch have, on the basis of the communities’ age-old communism, organized produc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tate and ensured that the people enjoy what is, in their own estimation, a quite comfortable existence;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people are kept in a state of primitive stupidity and the Dutch exchequer rakes in 70 million marks a year” (Marx and Engels 1995, 102-103).
20. The words in brackets are Marx’s, while those between quotation marks are from the Annales de Assemblée Nationale, 1873, VIII, Paris 1873, included in Kovalevsky’s book.
21. According to Anderson “these passages indicate a shift from [Marx’s] 1853 view of Indian passivity in the face of conquest;” he “often ridicules or excises (…) passages from Sewell portraying the British conquest of India as a heroic fight against Asiatic barbarism”. Since the articles on the Sepoy revolt, which Marx published in the New-York Tribune in 1857, his “sympathy” for the Indian resistance had “only increased” (Anderson 2010, 216, and 218).
22. Marx was referring to the war of 1882, which opposed Egyptian forces under Ahmad Urabi (1841-1911) and troop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t concluded with the battle of Tell al-Kebir (13 September 1882), which ended the so-called Urabi revolt that had begun in 1879 and enabled the British to establish a protectorate over Egypt.
23. Karl Marx, IISH Amsterdam, Marx-Engels Papers, B 168, 11-18. See David Smith (2021), whose comments on these notes bring out their relevance for us today.

Bibliography
Anderson, Kevin B. 2010.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Bloch, Maurice. 1983. Marxism and Anthropolog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London: Routledge.
Brown, Heather. 2012. Marx on Gender and the Family: A Critical Study. Leiden: Brill.
Dardot, Pierre and Christian Laval. 2012. Marx, prénom Karl Paris: Gallimard.
Dunayevskaya, Raya. 1991.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Engels, Friedrich. 1990.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129–27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edited by). 1973.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 Suhrkamp.
Godelier, Maurice. 1977.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 London: Verso.
Godelier, Maurice. 2012.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London: Verso.
Hyndman, Henry Mayers. 1911. The Record of an Adventurous Life. London: Macmillan.
Krader, Lawrence. 1972.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edited by Lawrence Krader, 1-90. Assen: Van Gorcum.
Liedman, Sven-Eric. 2018. A World to W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Karl Marx. London: Verso.
Marx, Karl. 1972.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edited by Lawrence Krader Assen: Van Gorcum.
Marx, Karl. 1975a.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3-12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75b. “Excerpts from M. M. Kovalevskij (Kovalevsky), Obschinnoe zemlevladenie. Prichiny, khod i posledstviya ego razlozheniya [Communal landownership: The causes,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of its decline].” In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ritique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343–412. Assen: Van Gorcum.
Marx, Karl. 1986.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etters 1880–83, vol. 22, 307–35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89. Drafts of the Letter to Vera Zasulich: Third Draft.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364-36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2001. Notes on Indian History (664–1858).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6.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477-51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92.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etters 1880–83, vol. 4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95.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etters 1883–86, vol. 47.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cLellan, David. 1973. Karl Marx: His Life and His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Mehring, Franz. 2003. 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London: Routledge
Morgan, Henry. 1877. Ancient Society. New York: Henry Holt.
Moses, Daniel. 2009. The Promise of Progress: The Life and Work of Lewis Henry Morga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Musto, Marcello. 2007. “The Rediscovery of Karl Marx,”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2 (3): 479-80.
Musto, Marcello. 2018a. Karl Marx.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e politica 1857-1883. Torino: Einaudi.
Musto, Marcello. 2018b. “The Writing of Capital: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 46 n. 1: 11-26.
Musto, Marcello ed. 2019.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Musto, Marcello. 2020a. 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usto, Marcello. 2020b. “Communism.” In The Marx Revival: Key Concepts and New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edited by Marcello Musto, 24-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sto, Marcello. 2020c. “New Profiles of Marx after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9, n. 4: 407-419.
Nicolaevsky, Boris and Otto Maenchen-Helfen. 1976.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London: Pelican Books.
Rühle, Otto. 2011. 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Routledge.
Smith, David. 2021. “Accumul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Migration and Nativism in Marx’s Capital and Late Manuscripts”. In Marx 201: Rethinking Alternatives with Marx: Economy, Ecology,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Marcello Musto. London: Palgrave.
Solway, Jacqueline, ed. 2006. The Politics of Egalitarianism. New York-Oxford: Berghahn Books.
Sperber, Jonathan. 2013.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New York: Liveright.
Stedman Jones, Gareth. 2016.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ichelman, Fritjof. 1983. “Marx and Indonesia: Preliminary Notes.” In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vol. XXX: 9-28. Trier: Karl-Marx-Haus.
Vorländer, Karl. 1929. Karl Marx. Leipzig: F. Meiner.
Ward Gailey, Christine. 2006. “Community, State, and Questions of Social Evolution in Karl Marx’s Ethnological Notebooks.” In The Politics of Egalitarianism, edited by Jacqueline Solway, 31–52. New York-Oxford: Berghahn Books.
Webb, Daren. 2000. Marx, Marxism and Utopia. Aldershot: Ash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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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héorie marxienne de la fonction dialectique du capital

I. L’importance du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dans les premières œuvres politiques de Marx
La conviction que l’expansion 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st une condition préalable à la naissance de la société communiste traverse l’ensemble de l’œuvre de Marx. Dans l’une de ses premières conférences publiques, qu’il donna à l’Association des travailleurs allemands à Bruxelles et qu’il intégrera dans un manuscrit préparatoire intitulé « Travail salarié », Marx parla d’un « aspect positif du capital, de la grande industrie, de la libre concurrence, du marché mondial». Aux ouvriers qui étaient venus l’écouter, il dit :

Je n’ai pas besoin de vous expliquer en détail comment, sans c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ni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 les moyens matériels pour l’émancipation du prolétariat et la fondation d’une nouvelle société – n’auraient été créés, ni le prolétariat lui-même n’aurait pris l’unific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par lesquels il est réellement capable de révolutionner l’ancienne société et lui-même.

Dan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il soutient avec Engels que si les tentatives révolutionnaire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lors de la crise finale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ont été vouées à l’échec, « c’est que le prolétariat lui-même se trouvait encore dans un état embryonnaire, c’est que faisaient défaut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son émancipation. Or, ces conditions sont le produit de l’ère bourgeoise». Néanmoins, il reconnaît plus d’un mérite à cette époque : non seulement elle a « détruit toutes les conditions féodales, patriarcales, idylliques » ; mais elle a aussi substitué « à l’exploitation, voilée par des illusions religieuses et politiques, […] l’exploitation ouverte, éhontée, directe, dans toute sa sécheresse ». Marx et Engels n’hésitent pas à déclarer que « la bourgeoisie a joué dans l’histoire un rôle éminemment révolutionnaire ». En utilisant les découvertes géographiques et le marché mondial naissant, elle a « donné un caractère cosmopolite à la production et à la consommation dans tous les pays ». De plus, en un siècle à peine, « la bourgeoisie a créé des forces productives plus massives et plus colossales que ne l’avaient fait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passées dans leur ensemble ». Cela a été possible après avoir « subordonné la campagne à la ville » et sauvé « une importante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de l’abrutissement de l’existence campagnarde » si répandu dans la société féodale européenne. Plus important encore, la bourgeoisie a « forgé les armes qui lui donneront la mort » et les êtres humains pour les utiliser : « les travailleurs modernes, les prolétaires » ; ceux-ci se développaient au même rythme que la bourgeoisie. Pour Marx et Engels, « le progrès de l’industrie, dont la bourgeoisie est le véhicule passif et inconscient, remplace peu à peu l’isolement des travailleurs, né de la concurrence, par leur union révolutionnaire au moyen de l’association ».

Marx a développé des idées similaires dans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en soutenant que seule la domination de la bourgeoisie « extirpe les racines matérielles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et prépare le terrain sur lequel une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est possible ». Toujours au début des années 1850, lorsqu’il commente les principaux événements politiques de l’époque, il théorise davantage l’idée du capitalisme comme condition préalable nécessaire à la naissance d’un nouveau type de société. Dans l’un des articles qu’il a écrits avec Engels pour la Revue de l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il soutient qu’en Chine, « en huit années, par les balles de coton de la bourgeoisie anglaise » avaient amené « le plus vieux et le plus inébranlable empire de la terre au seuil d’un bouleversement social dont les résultats ne manqueront pas d’être les plus significatifs pour la civilisation ». Trois ans plus tard, dans « Les conséquences futures de la domination britannique en Inde », il affirme :

L’Angleterre doit accomplir une double mission en Inde : l’une de destruction, l’autre de régénération – faire disparaître la vieille société asiatique et jeter les fondements matériels de la société occidentale en Asie.

Il ne se faisait pas d’illusions sur les caractéristiques fondamentales du capitalisme, étant bien conscient que la bourgeoisie n’avait jamais « effectué un progrès sans traîner individus et peuples dans le sang et la boue, dans la misère et la dégradation ». Mais il était également convaincu que le commerce mondial et le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des êtres humains, et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production matérielle en « domination scientifique des forces naturelles », créaient les bases d’une société différente : «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bourgeois créent c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un monde nouveau ».

L’opinion de Marx sur la présence britannique en Inde change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dans un article du New York Daily Tribune sur la rébellion des Sepoy, où il se range alors résolument du côté de ceux qui « tentent d’expulser les conquérants étrangers ». Son jugement sur le capitalisme, en revanche, se trouve réaffirmé, avec une pointe plus politique, dans le brillant « Discours à l’occasion de l’anniversaire du People’s Paper » . En y rappelant qu’avec le capitalisme sont nées des forces industrielles et scientifiques sans précédent dans l’histoire, il dit aux militants présents à l’événement que « la vapeur, l’électricité et le métier à filer étaient des révolutionnaires infiniment plus dangereux que des citoyens de la stature d’un Barbès, d’un Raspail et d’un Blanqui ».

II. La conception du capitalisme dans les écrits économiques de Marx
Dans les Grundrisse, Marx répète plusieurs fois l’idée que certaines « tendances civilisatrices » de la société se manifestent avec le capitalisme. Il mentionne l’effet civilisateur du commerce extérieur », ainsi que la « tendance propagandiste (civilisatrice) » de la « production de capital », propriété « exclusive » qui ne s’était jamais manifestée dans « les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antérieures ». Il va même jusqu’à citer de manière appréciative l’historien John Wade (1788-1875) qui, réfléchissant à la création de temps libre générée par la division du travail, avait suggéré que « le capital n’est qu’un autre nom pour la civilisation ».

Pourtant, en même temps, Marx attaquait le capitaliste comme celui qui « usurpe » le « temps libre créé par les travailleurs pour la société ». Dans un passage très proche des positions exprimées dan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ou, en 1853, dans les colonnes du New York Daily Tribune, Marx écrit :

la production fondée sur le capital crée l’industrie universelle […] et d’autre part un système d’exploitation universelle des propriétés naturelles et humaines, un système qui repose sur l’utilité […]. Si c’est que c’est seulement le capital qui crée la société civile bourgeoise et développe et l’appropriation universelle de la nature et de la connexion sociale elle-même par l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où la grande influence civilisatrice du capital. Le fait qu’il produise un niveau de société par rapport auquel tous les autres niveaux antérieurs n’apparaissent que comme des développements locaux de l’humanité et comme une idolâtrie naturelle. C’est seulement avec lui que la nature devient un pur objet pour l’homme, une pure affaire d’utilité ; qu’elle cesse d’être reconnue comme une puissance pour soi […]. Le capital, selon cette tendance, entraîne aussi bien au-delà des barrières et des préjugés nationaux que de la divinisation de la nature, et de la satisfaction traditionnelle des besoins modestement circonscrite à l’intérieur de limites déterminées et de la reproduction de l’ancien mode de vie. Il détruit et révolutionne constamment tout cela, renversant les obstacles qui freinent le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l’expansion des besoins, la diversité de la production et l’exploitation et l’échange des forces naturelles et intellectuelles.

Au moment auquel Marx rédigeait les Grundrisse, la question écologique se trouvait ainsi encore à l’arrière-plan de ses préoccupations, subordonnée à la question du développement potentiel des individus.

Le fondateur de la revue Subaltern Studies s’est attaqué ici à une position erronée et superficielle qui, paradoxalement, a été adoptée par de nombreux épigones de Marx : « Certains des écrits de Marx – par exemple certains passages de ses articles bien connus sur l’Inde, par exemple – ont en effet été lus isolément et déformés au point de réduire son jugement sur les possibilités historiques du capital aux louanges d’un adorateur de la technologie ». D’après Guha, la critique de Marx « se distingue sans équivoque du libéralisme », et apparaît d’autant plus forte si l’on considère qu’elle a été développée dans un « contexte de mondialisation », lors d’une « phase ascendante et optimiste », lorsque le capital « croissait de plus en plus et qu’il semblait n’y avoir aucune limite à son expansion et à sa capacité à transformer la société » .

L’un des écrits les plus analytiques de Marx sur les effets positifs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se trouve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Bien qu’il soit beaucoup plus conscient qu’auparavant du caractère destructeur du capitalisme, il réitère dans son opus magnum quelles sont les six conditions générées par le capital – en particulier sa « centralisation » – qui sont le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fondamentales à la naissance d’une société communiste. Ces conditions sont : 1) le travail coopératif ; 2) l’application de la science et de la technologie à la production ; 3) l’appropriation des forces de la nature par la production ; 4) la création de grandes machines que les travailleurs ne peuvent faire fonctionner qu’en commun ; 5) l’économie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 et 6) la tendance à créer un marché mondial. Pour Marx,

Parallèlement à cette centralisation ou à cette expropriation d’un grand nombre de capitalistes par quelques-uns, se développent, à une échelle toujours croissante, la forme coopérative du procès de travail, l’application consciente de la science à la technique, l’exploitation méthodique de la terre, la transformation des moyens de travail en moyens de travail qui ne peuvent être employés qu’en commun, l’économie de tous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utilisés comme moyens de production d’un travail social combiné, l’intrication de tous les peuples dans le réseau du marché mondial et, partant, le caractère international du régime capitaliste.

Marx savait bien que, avec la concentration de la production entre les mains de patrons de moins en moins nombreux, « s’accroît le poids de la misère, de l’oppression, de la servitude, de la dégénérescence, de l’exploitation » pour les classes ouvrières, mais il était également conscient que « la coop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alariés n’est elle-même que l’effet du capital qui les emploie en même temps ». Il était arrivé à la conclusion que l’extraordinaire croissanc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sous le capitalisme – un phénomène plus important que dans tous les modes de production précédents – avait créé les conditions pour surmonter les rapports socio-économiques qu’il avait lui-même générés, et donc pour progresser vers une société socialiste.

Comme dans s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formes économiques des sociétés non-européennes, le point central de la pensée de Marx était ici la progression du capitalisme vers son propre renversement. Dans le Livre III du Capital, il écrit que l’« usure » a un « effet révolutionnaire » dans la mesure où elle contribue à la destruction et à la dissolution des « les formes de propriété, qui se reproduisaient sans cesse sous la même forme et sur la base desquelles reposait solidement la structure politique ». La ruine des seigneurs féodaux et de la petite production signifiait « la centralisation d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Marx écrit que «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se présente […] comme nécessité historique de la transformation du procès de travail en un procès social ». Ainsi, « la force productive sociale du travail se développe gratuitement, une fois que les travailleurs ont été placés dans des conditions déterminées, et c’est le capital qui les place dans ces conditions ». Marx soutenait que les circonstances les plus favorables au communisme ne pouvaient se développer qu’avec l’expansion du capital :

C’est en fanatique de la valorisation de la valeur qu’il [le capitaliste] contraint sans ménagement l’humanité à la production pour la production, et donc à un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sociales et à la création de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production qui seules peuvent constituer la base réelle d’une forme de société supérieure dont le principe fondamental est le plein et libre dévelop-pement de chaque individu.

Les réflexions ultérieures sur le rôle décisif 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pour faire du communisme une possibilité historique réelle apparaissent tout au long de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 Marx. Certes, il avait bien compris – comme il l’écrit dans les Grundrisse – que si l’une des tendances du capital est de « créer du temps disponible », il le « convertit ensuite en plus-value ». Pourtant, avec ce mode de production, le travail est valorisé au maximum, tandis que « la quantité de travail nécessaire à la production d’un objet donné est […] réduite au minimum ». Pour Marx, il s’agit là d’un point fondamental. Le changement qu’il impliquait devait « profiter au travail émancipé » et était « la condition de son émancipation » . Le capital a donc, « malgré lui, contribué à créer les moyens du temps social disponible, afin de remplacer le temps de travail de toute la société par un minimum décroissant, et de libérer ainsi le temps de chacun pour son propre développement ». Marx note également que, pour parvenir à une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le développement universel des individus est réalisable, il est « nécessaire avant tout que le plein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 soit devenu « la condition de la production ». Il affirme donc que la « grande qualité historique » du capital est :

de créer ce surtravail, travail superflu du point de vue de la simple valeur d’usage, de la simple subsistance, et sa détermination et destination historique est accomplit dès lors que, d’un côté, les besoins sont développés au point que le surtravail au-delà de ce qui est nécessaire est lui-même besoin universel, résulte des besoins individuels eux-mêmes – que, d’un autre côté, l’ardeur universelle au travail du fait de la sévère discipline du capital par laquelle sont passées les générations successives, s’est développée comme acquis universel de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 dès lors, enfin, que ce surtravail, grâce au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du travail que le capital pousse sans cesse en avant dans son avidité sans bornes à s’enrichir, dans les conditions où il peut seulement la satisfaire, s’est accru jusqu’au point où la possession et la conservation de la richesse universelle, d’une part, n’exige qu’un temps de travail minime pour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et où, d’autre part, la société qui travaille adopte une attitude scientifique vis-à-vis du procès de sa reproduction sans cesse en progrès, de sa reproduction en une abondance toujours plus grande ; qu’a cessé donc le travail où l’homme fait ce qu’il peut laisser faire à sa place par des choses. […]

C’est pourquoi le capital est productif ; c’est-à-dire un rapport essentiel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sociales productives. Il ne cesse de l’être que lorsque le développement de ces forces productives elles-mêmes rencontre un obstacle dans le capital lui-même.

Marx réaffirme ces convictions dans le texte « Résultats du procès de production immédiat » . Après avoir rappelé les limites structurelles du capitalisme – avant tout, le fait qu’il s’agit d’un mode de « production en opposition aux producteurs, et sans égard pour eux » il se concentre sur son « côté positif » . Par rapport aux autres modes de production précédents, le capitalisme se présente comme une forme de production « qui ne se lie pas à une limite prédéterminante et prédéterminée des besoins ». C’est précisément la croissance des « forces sociales productives du travail » qui explique « la signification historique spécifique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 . Dans les conditions socio-économiques de son époque, Marx considérait donc comme fondamental le processus de création de « la richesse comme telle, c’est-à-dire le développement impitoyabl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du travail social, qui seules peuvent former la base matérielle d’une libre société humaine ». Ce qui était « nécessaire » était d’« abolir la forme antagonique du capitalisme » .

Le même thème revient dans le Livre III du Capital, lorsque Marx souligne que la transformation des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en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sociales, collectives, générales […] est impliquée par le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en systèm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par la manière dont s’accomplit ce développement.

Tout en affirmant que le capitalisme était le meilleur système qui ait jamais existé, dans sa capacité à développer les forces productives au maximum, Marx reconnaissait également que, malgré l’exploitation impitoyable des êtres humains, il comportait un certain nombre d’éléments potentiellement progressistes qui permettaient aux capacités individuelles de s’épanouir beaucoup plus que dans les sociétés passées.

Profondément opposé à la maxime productiviste du capitalisme, à la primauté de la valeur d’échange et à l’impératif de la production de la plus-value, Marx a considéré la question de l’augmentation de la productivité en relation avec la croissance des capacités individuelles. Ainsi, il souligne dans les Grundrisse :

Dans l’acte de reproduction lui-même, il n’y a pas que les conditions objectives qui changent ; par exemple, le village devient une ville, la nature sauvage, terre défrichée, etc., mais les producteurs aussi changent, en tirant d’eux-mêmes des qualités nouvelles, en se développant, en se transformant eux-mêmes par le moyen de la production, en façonnant des forces nouvelles et des idées nouvelles, de nouveaux moyens de communications, de nouveaux besoins et un nouveau langage.

Ce développement beaucoup plus intense et complex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engendre « le développement le plus riche des individus » et « l’universalité des relations ». Pour Marx,

en aspirant sans trêve à la forme universelle de la richesse, le capital pousse le travail au-delà des frontières de ses besoins naturels et crée ainsi les éléments matériels du développement de cette riche individualité qui est aussi polyvalente dans sa production que dans sa consommation et dont le travail, par conséquent, n’apparaît plus non plus comme travail, mais comme plein dévelop-pement de l’activité elle-même, où la nécessité naturelle a disparu sous sa forme immédiate ; parce qu’un besoin par l’histoire est venu remplacer un besoin naturel.

En bref, pour Marx,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a certainement produit « l’aliénation de l’individu par rapport à lui-même et aux autres, mais produit aussi l’universalité et le caractère multilatéral de ses relations et aptitudes ». Marx a souligné ce poi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Dans les Manuscrits économiques de 1861-1863, il note qu’

une plus grande diversité de la production [et] une extension de la sphère des besoins sociaux et des moyens de les satisfaire […] favorise égalemen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apacité productive humaine et, par conséquent, l’activation des dispositions humaines dans de nouvelles directions.

Dans les 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 (1861-1863), il précise que la croissance sans précéd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générées par le capitalisme n’a pas seulement des effets économiques, mais « révolutionne tous les rapports politiques et sociaux ». Et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il écrit que l’on voit « l’échange des marchandises briser les limites individuelles et locales de l’échange immédiat des produits et développer le métabolisme du travail humain. [Mais] il se développe tout un cercle de connexions sociales naturelles que les personnes qui négocient ne peuvent contrôler Le Capital, Livre I, p. 207 ; p. 127.} ». Il s’agit d’une production qui se déroule « sous une forme adéquate au plein développement de l’homme ».

Enfin, Marx voit d’un bon œil certaines tendances du capitalisme pour l’émancipation des femmes et la modernisation des relations au sein de la sphère domestique. Dans l’important document politique « Instructions pour les délégués du Conseil central provisoire de l’A.I.T. », qu’il a rédigé pour le premier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n 1866, il écrit que « faire coopérer les enfants et les adolescents des deux sexes dans la grande œuvre de la production sociale [est] un progrès légitime et salutaire, quoique la façon dont cette tendance se réalise sous le capital soit tout simplement abominable ».

On peut trouver des jugements similaires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où il écrit :

Or quelque effrayante et choquante qu’apparaisse la décomposition de l’ancienne institution familiale à l’inté-rieur du système capitaliste, la grande industrie n’en crée pas moins, en attribuant aux femmes, aux adolescents et aux enfants des deux sexes un rôle décisif dans des procès de production organisés socialement hors de la sphère domestique, la nouvelle base économique d’une forme supérieure de la famille et du rapport entre les sexes.

Marx note également que «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consomme la rupture du lien de parenté qui unissait initialement l’agriculture et la manufacture au stade infantile et non développé de l’une et de l’autre ». Il en résulte notamment une « prépondérance toujours croissante [de] la population urbaine », « la force motrice historique de la société » que «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ntasse dans de grands centres » . À l’aide de la méthode dialectique, à laquelle il recourt fréquemment dans le Capital et dans ses manuscrits préparatoires, Marx soutient que « l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d’une nouvelle société » prennent forme à travers la maturation des «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et la combinaison sociale du procès de production » sous le capitalisme. Les prémisses matérielles étaient donc créées pour « une nouvelle synthèse à un niveau supérieur ». Bien que la révolution ne soit jamais le fruit d’une dynamique purement économique, mais qu’elle nécessite toujours aussi le facteur politique, l’avènement du communisme « requiert pour la société une autre base matérielle, c’est-à-dire toute une série de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xistence qui sont elles-mêmes à leur tour le produit naturel [naturwüchsiges Produkt] d’un long et douloureux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

III. Le capitalisme dans les interventions politiques de Marx
On trouve des thèses similaires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e textes politiques courts mais significatifs, qui sont contemporains ou postérieurs à la rédaction du Capital et qui confirment qu’il y a continuité de la pensée de Marx. Dans Salaire, prix et profit, il exhorte les travailleurs à comprendre que, « le régime actuel, avec toutes les misères dont il les accable, engendre en même temps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et les formes sociales nécessaires pour la transformation économique de la société ». Dans la « Communication confidentielle sur Bakounine » envoyée au nom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au comité de Brunswick du Parti ouvrier social-démocrate d’Allemagne (SDAP), Marx soutient que « même si l’initiative révolutionnaire viendra probablement de France, l’Angleterre seule peut servir de levier à une révolution économique sérieuse ». Il expliquait cela comme suit :

C’est le seul pays où il n’y a plus de paysans et où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est concentrée entre quelques mains. C’est le seul pays où la forme capitaliste – c’est-à-dire le travail coordonné à une grande échelle sous des directions capitalistes – englobe pratiquement toute la production. C’est le seul pays où la grande majorité de la population est constituée de travailleurs salariés. C’est le seul pays où la lutte des classes et l’organisation de la classe ouvrière par les syndicats ont atteint un certain degré de maturité et d’universalité. C’est le seul pays où, en raison de sa domination sur le marché mondial, toute révolution en matière économique doit immédiatement affecter le monde entier. Si le landlordisme et le capitalisme sont des traits classiques en Angleterre, par contre,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leur destruction sont ici les plus mûres.

Dans ses « Notes sur Bakounine : Étatisme et anarchie », qui contiennent des indications importantes sur ses différences radicales avec le révolutionnaire russe concernant le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à une société alternative au capitalisme, Marx réaffirme, également en ce qui concerne le sujet social qui mènerait la lutte pour le socialisme, qu’« une révolution sociale est liée à des conditions historiques définies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 ce sont ses prémisses. Elle n’est donc possible que là où, à côté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le prolétariat industriel représente au moins une masse importante du peuple ». Dans la Critique du programme de Gotha, dans laquelle Marx s’oppose à certains aspects du programme d’unification de l’Associat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allemands (ADAV) et du Parti ouvrier social-démocrate d’Allemagne, Marx propose :

À mesure que le travail se développe dans la société et devient, par suite, source de richesse et de culture, se développent, chez le travailleur, pauvreté et inculture, et chez le non-travailleur, richesse et culture.

Et il ajoutait :

il eût mieux valu démontrer avec précision comment, dans la société capitaliste d’aujourd’hui, ont fini par se créer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etc., qui mettent le travailleur en état de briser cette malédiction sociale, qui l’obligent à la briser.

Enfin, dans les « Considérants du programme du Parti ouvrier français », un court texte qu’il rédige trois ans avant sa mort, Marx souligne qu’une condition essentielle pour que les ouvriers puissent s’approprier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est

la forme collective, dont les éléments matériels et intellectuels sont constitués par le développement même de la classe capitaliste.

Ainsi, en continuité qui va de ses premières formulations de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dans les années 1840, à ses dernières interventions politiques des années 1880, Marx met en évidence la relation fondamentale qui existe entre la croissance productive générée par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le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à la société communiste pour laquelle le mouvement ouvrier doit lutter. Les recherches qu’il a menées dans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sa vie l’ont cependant aidé à revoir cette conviction et à ne pas tomber dans l’économisme qui a marqué les analyses de tant de ses disciples.

IV. Une transition pas toujours nécessaire
Marx considérait le capitalisme comme un « point de passage nécessaire » pour que se mettent en place les conditions qui permettraient au prolétariat de lutter avec quelque chance de succès pour établir un mode de production socialiste. Dans un autre passage des Grundrisse, il répète que le capitalisme est un « point de transition » vers le progrès ultérieur de la société, qui permettrait « le développement maximum des forces productives » et « le plus riche développement des individus » . Marx décrit les « conditions actuelles de la production » comme « en train de s’abolir elles-mêmes et qui se posent, par conséquent, comme les présupposés historiques d’un nouvel état de la société » .

Marx expose parfois avec emphase l’idée d’une prédisposition capitaliste à l’autodestruction, comme lorsqu’il affirme « que nous n’avons vu le système de l’économie bourgeoise se dévelop-per que peu à peu ; il en va de même pour la négation de ce système lui-même, négation qui en est le résultat ultime ». Il se disait convaincu que « l’ultime figure servile » (avec « ultime » Marx allait certainement trop loin),

que prend l’activité humaine, celle du travail salarié d’un côté, du capital de l’autre, se trouve ainsi dépouillée [c’est-à-dire, éliminée, J.-P. L.], et ce dépouillement lui-même est le résultat du mode de production correspondant au capital ;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et intellectuelles de la négation du travail salarié et du capital, qui sont déjà elles-mêmes la négation de formes antérieures de la production sociale non libre, sont elles-mêmes résultats de son procès de production. L’inadéquation croissante du développement productif de la société aux rapports de production qui étaient les siens jusqu’alors s’exprime dans des contradictions aiguës, des crises, des convulsions. La destruction violente du capital, non pas par des circonstances qui lui sont extérieures mais comme condition de sa propre conservation, est la forme la plus frappante du conseil qui lui est donné de se retirer pour faire place à un niveau supérieur de production sociale.

On peut trouver encore un autre passage dans les 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 qui confirme que Marx considérait le capitalisme comme une étape fondamentale à la naissance d’une économie socialiste. Il y exprime son accord avec l’économiste Richard Jones (1790-1855), pour qui « le capital et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 devaient être « acceptés » simplement comme « une phase transitoir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sociale ». Grâce au capitalisme, écrit Marx, « s’ouvre la perspective d’une nouvelle société, [d’une nouvelle] formation économique de la société, à laquelle le mode de production bourgeois n’est qu’une transition ».

Marx a développé une idée similaire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et dans ses manuscrits préparatoires. Dans le célèbre « Appendice » non publié, « Résultats du procès de production immédiat », il écrit que le capitalisme est né à la suite d’une « révolution économique complète » qui :

d’une part, crée, parachève, donne forme adéquate aux conditions réelles de la domination du capital sur le travail, d’autre part, dans les forces productives du travail qu’elle développe en contradiction au travailleur, conditions de production et rapports de circulation, crée, les conditions réelles d’un mode de production nouveau, qui dépasse la forme antagonique,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ainsi la base matérielle d’un procès de vie sociale structuré à neuf, et par là d’une formation sociale nouvelle.

Dans l’un des derniers chapitres du Livre I du Capital – « La tendance historique de l’accumulation capitaliste » – il affirme :

La centralisation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et la socialisation du travail atteignent un point où elles deviennent incompatibles avec leur enveloppe capitaliste. On la fait sauter. L’heur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capitaliste a sonné. On exproprie les expropriateurs.

Bien que Marx ait soutenu que le capitalisme était une transition essentielle, lors de laquelle les conditions historiques étaient créées pour que le mouvement ouvrier lutte pour une transformation communiste de la société, il ne pensait pas que cette idée pouvait être appliquée de manière rigide et dogmatique. Au contraire, il a nié plus d’une fois – dans des textes publiés et non publiés – avoir développé une interprétation unidirectionnelle de l’histoire, dans laquelle les êtres humains seraient partout destinés à prendre le même chemin et à passer par les mêmes étapes.

V. La voie possible de la Russie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sa vie, Marx rejette la thèse qui lui est attribuée à tort, selon laquelle le mode de production bourgeois est historiquement inévitable. Il prend ses distances avec cette position lorsqu’il se trouve pris dans le débat sur le développement possible du capitalisme en Russie. Dans un article intitulé « Marx devant le tribunal de M. Joukovsky », l’écrivain et sociologue russe Nikolai Mikhaïlovski (1842-1904) l’accuse de considérer le capitalisme comme une étape inévitable pour l’émancipation de la Russie. Marx répond, dans une lettre qu’il rédige pour la revue politico-littéraire Otetchestvennie Zapiski (Les Annales de la Patrie), que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il n’a prétendu « que tracer la voie par laquelle, dans l’Europe occidentale, l’ordre économique capitaliste est sorti des entrailles de l’ordre économique féodal ». Marx se réfère à un passag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du Livre I du Capital (1872-1875), où il affirme que la base de la séparation des masses rurales de leurs moyens de production est « l’expropriation des cultivateurs », ajoutant qu’elle « ne s’est accomplie d’une manière radicale qu’en Angleterre » et que « tous les autres pay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parcourent le même mouvement » . Par conséquent, l’objet de son étude n’était que « le vieux continent », et non le monde entier.

C’est l’horizon spatial dans lequel nous devons comprendre la célèbre phrase de la Préface du Livre I du Capital : « Le pays plus développé industriellement ne fait que montrer ici aux pays moins développés l’image de leur propre avenir ». Écrivant pour un lectorat allemand, Marx observait que, « nous souffrons durement, semblables en cela à tous les pays occidentaux d’Europe continentale, non seulement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mais aussi de l’insuffisance de ce même développement ». Selon lui, à côté des « misères modernes », les Allemands étaient « affligés de toute une série de misères congénitales, qui sont le résultat de modes de production antiques et surannés, qui continuent de végéter, avec leur cortège de rapports politiques et sociaux complètement anachroniques » . C’est pour l’Allemand qui pourrait « trouver la tranquillité dans l’illusion optimiste que les choses sont loin d’aller aussi mal en Allemagne » que Marx a affirmé « De te fabula narratur ! » .

Marx fait également preuve de souplesse à l’égard des autres pays européens, car il ne considère pas l’Europe comme un tout homogène. Dans un discours prononcé en 1867 devant la Société d’éducation des travailleurs allemands à Londres, publié plus tard dans Der Vorbote à Genève, il soutient que les prolétaires allemands pourraient mener à bien une révolution parce que, « contrairement aux travailleurs d’autres pays, ils n’ont pas besoin de passer par la longue période de développement bourgeois ».

Marx exprime les mêmes convictions en 1881, lorsque la révolutionnaire Vera Zassoulitch (1849-1919) sollicite son avis sur l’avenir de la commune rurale russe (obchtchina). Elle voulait savoir si elle pouvait se développer sous une forme socialiste, ou si elle était condamnée à périr parce que le capitalisme s’imposerait nécessairement aussi en Russie. Dans sa réponse, Marx souligne que dans le Livre I du Capital, il a « expressément restreint […] la fatalité historique » du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 qui a opéré « une séparation radicale du producteur et d’avec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 aux pay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 . Dans les premiers brouillons de la lettre, Marx s’attarde sur les particularités découlant de la coexistence de la commune rurale avec des formes économiques plus avancées. Il observe que

la contemporéanité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lui [à la Russie] prête toutes faites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u travail coopératif, organisé à une vaste échelle. Elle peut donc s’incorporer tous les acquêts positifs élaborés par le système capitaliste sans passer par ses fourches caudines. Elle peut graduellement […] devenir le point de départ direct du système économique auquel tend la société moderne et faire peau neuve sans commencer par son suicide.

À ceux qui soutenaient que le capitalisme était une étape inévitable pour la Russie aussi, au motif qu’il était impossible que l’histoire avance en faisant des bonds, Marx demandait ironiquement si cela signifiait que la Russie, « comme l’Occident », avait dû « passer par une longue période d’incubation de l’industrie mécanique pour arriver aux machines, aux bâtiments à vapeur, aux chemins de fer, etc. » . De même, n’avait-il pas été possible d’« introduire chez eux en un clin d’œil tout le mécanisme des échanges (banques, sociétés par action, etc.), dont l’élaboration a coûté des siècles à l’Occident ». Il était évident que l’histoire de la Russie, ou de tout autre pays, ne devait pas inévitablement retracer toutes les étapes que l’histoire de l’Angleterre ou d’autres nations européennes avait connues. Ainsi, la transformation socialiste de l’obchtchina pouvait également avoir lieu sans passer nécessairement par le capitalisme.

À la même époque, les recherches théoriques de Marx sur les relations communautaires précapitalistes, compilées dans ses Carnets ethnographiques, le conduisent dans la même direction que celle qui ressort de sa réponse à Vera Zassoulitch. Stimulé par la lecture des travaux de l’anthropologue américain Lewis Morgan (1818-1881), il écrit sur un ton propagandiste que « l’Europe et les États-Unis », les nations où le capitalisme est le plus développé, se trouvent dans une crise qui « finira par son élimination, par un retour des sociétés modernes à une forme supérieure d’un type archaïque de la propriété et de la production collectives » .

Le modèle de Marx n’était pas du tout un « type primitif de la production coopérative ou collective » résultant de « l’individu isolé », mais un modèle dérivant de la « socialisation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 . Il n’a pas changé son point de vue (très critique) sur les communes rurales de Russie, et dans son analyse, le développement de l’individu et la production sociale restent toujours aussi centraux.

Il n’y a donc pas dans les réflexions de Marx sur la Russie de rupture spectaculaire avec ses idées antérieures. Les éléments nouveaux proviennent d’une maturation de sa position théorique et politique, qui l’amène à envisager qu’il existe d’autres voies possibles vers le communisme qu’il avait auparavant considérées comme irréalisables.

VI. Conclusions
L’idée que le développement du socialisme pourrait être plausible en Russie n’avait pas pour seul fondement l’étude par Marx d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ce pays. Le contact avec les populistes russes, comme celui qu’il avait eu avec les communards parisiens dix ans plus tôt, a contribué à le rendre toujours plus ouvert à la possibilité que l’histoire soit le lieu non seulement d’une succession de modes de production, mais aussi de l’irruption d’événements révolutionnaires et des subjectivités qui les produisent. Il s’est trouvé contraint de tenir encore plus compte des spécificités historiqu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égal des condition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dans différents pays et contextes sociaux.

Par-delà sa réticence à admettre qu’un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prédéfini puisse se manifester de la même manière dans des contextes économiques et politiques différents, les avancées théoriques de Marx sont dues à l’évolution de sa réflexion sur les effets du capitalisme dans les pays économiquement arriérés. Il ne soutient plus, comme il l’avait fait en 1853 dans un article sur l’Inde pour l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que «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bourgeois créent [l]es conditions d’un monde nouveau ». Des années d’études détaillées et d’observation attentive des changements dans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l’avaient aidé à développer une vision du colonialisme britannique assez différente de celle qu’il avait exprimée en tant que journaliste lorsqu’il avait une trentaine d’années. Les effets du capitalisme dans les pays colonisés lui paraissent désormais très différents. Se référant aux « Indes orientales », dans l’un des brouillons de sa lettre à Vera Zassoulitch, il écrit que « tout le monde […] n’est pas sans savoir que là-bas la suppression de la propriété commune du sol n’était qu’un acte de vandalisme anglais, poussant le peuple indigène non en avant, mais en arrière ». Selon lui, « les Anglais eux-mêmes […] ont seulement réussi à gâter l’agriculture indigène et à redoubler le nombre et l’intensité des famines ». Le capitalisme n’a pas apporté, comme ses apologistes s’en sont vantés, le progrès et l’émancipation, mais le pillag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la dévasta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nouvelles formes de servitude et de dépendance humaine.

Marx revient en 1882 sur la possibilité d’une concomitance entre le capitalisme et les formes de communauté antérieures. En janvier, dans la Préface de l’édition russe du Manifeste communiste, qu’il a cosignée avec Engels, on lit que le sort de la commune rurale russe est lié à celui des luttes prolétariennes en Europe occidentale :

En Russie, cependant, à côté du bluff capitaliste en plein épanouissement, et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bourgeoise, en voie de développement, nous voyons que plus de la moitié du sol est la propriété commune des paysans. Dès lors, la question se pose : l’obchtchina russe, forme de l’archaïque propriété commune du sol, pourra-t-elle, alors qu’elle est déjà fortement ébranlée, passer directement à la forme supérieure, à la forme communiste de 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 ou bien devra-t-elle, au contraire, parcourir auparavant le même processus de dissolution qui caractérise le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de l’Occident ?

Voici la seule réponse que l’on puisse faire présen-tement à cette question : si la révolution russe donne le signal d’une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en Occident, et que toutes deux se complètent, l’actuelle propriété collective de Russie pourra servir de point de départ pour une évolution communiste.

En 1853, Marx avait déjà analysé les effets de la présence économique des Anglais en Chine dans l’article « Révolution en Chine et en Europe » écrit pour l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Marx pensait qu’il était possible que la révolution dans ce pays puisse conduire à faire éclater « la crise générale depuis longtemps en gestation, laquelle sera suivie de près par des révolutions politiques sur le continent ». Il ajoutait que ce serait un « curieux spectacle, que de voir la Chine répandre le désordre en Occident tandis que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par des navires de guerre anglais, français et américains, ramèneront l’ordre à Shanghai, Nankin et les embouchures du Grand Canal ».

D’ailleurs, ce ne sont pas uniquement les réflexions de Marx sur la Russie qui l’ont amené à penser que les destins de différents mouvements révolutionnaires, émergeant dans des pays aux contextes socio-économiques différents, pourraient s’entremêler. Entre 1869 et 1870, dans différentes lettres et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e document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 peut-être de la manière la plus claire et la plus concise dans une lettre à ses camarades Sigfrid Meyer (1840-1872) et August Vogt (1817-1895) – il scelle l’avenir de l’Angleterre (« la métropole du capital ») à celui de l’Irlande, plus arriérée. La première était sans aucun doute « la puissance dominante sur le marché mondial », et donc « pour l’instant le pays le plus important pour la révolution ouvrière, et, de surcroît, l’unique pays où les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cette révolution sont relativement mûres » .

Cependant, après s’être « occupé des années durant de la question irlandaise », Marx avait acquis la conviction que « le coup décisif contre les classes dirigeantes en Angleterre » « doit être porté non pas en Angleterre, mais uniquement en Irlande » – et, se faisant des illusions, il estimait que ce coup serait « décisif pour le mouvement ouvrier dans le monde entier » . L’objectif le plus important reste de « précipiter la révolution sociale en Angleterre », mais le « seul moyen d’y parvenir » est de « rendre l’Irlande indépendante » . En tout état de cause, Marx considérait que l’Angleterre industrielle et capitaliste était stratégiquement centrale pour la lutte du mouvement ouvrier ; et la révolution en Irlande, uniquement possible si l’on mettait fin à « l’union forcée entre les deux pays », serait une « révolution sociale » qui se manifesterait « sous des formes dépassées » . La subversion du pouvoir bourgeois dans les nations où les formes modernes de production ne sont encore qu’en développement ne suffirait pas à entraîner la disparition du capitalisme.

La position dialectique à laquelle Marx est parvenu dans ses dernières années lui a permis d’écarter l’idée que le mode de production socialiste ne pouvait être construit qu’à travers certaines étapes incontournables.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qu’il a développée est loin de la séquence mécanique à laquelle sa pensée a souvent été réduite. Elle ne peut être identifiée à l’idée que l’histoire humaine est une succession de modes de production, progressant comme de simples phases préparatoires avant la conclusion inévitable : la naissance d’une société communiste.

De plus, il a explicitement nié qu’il y avait une nécessité historique à ce que le capitalisme s’établisse dans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ans le célèbre « Avant-propos » de la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il décrit succinctement l’évolution des « modes de production asiatiques, anciens, féodaux et bourgeois modernes » comme la fin de la « pré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humaine » et on trouve des formulations similaires dans d’autres écrits. Cependant, cette idée ne représente qu’une petite partie de l’œuvre plus vaste de Marx sur la genès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s différentes formes de production. Sa méthode ne peut être réduite au déterminisme économique.

Les conceptions de Marx concernant la forme de la société communiste à venir n’ont fondamentalement pas changé de ce qu’il a esquissé depuis les Grundrisse. Ainsi guidé par une hostilité aux schématismes qui l’ont précédé et aux nouveaux dogmatismes émergeant en son nom, il estimait possible que la révolution éclate sous des formes et dans des conditions qui n’avaient jamais été envisagées auparavant.

 

Précisions sur le manuscrit « Travail salarié » cité par Marcello Musto
Le manuscrit « Travail salarié » de Karl Marx est directement en lien avec avec son texte inachevé « Travail salarié et capital » et constitue un complément important de ce dernier. Il n’est pas disponible en français, mais se trouve dans les éditions allemandes et anglaises à la suite de ce texte. Le manuscrit, qui est conservé dans les archives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allemande, a été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allemand dans la revue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1ère année, cahier 1, mars 1925. L’inscription sur la couverture du manuscrit (« Bruxelles, décembre 1847 »), le résumé introductif de ce qui a déjà été exposé, ainsi que la forme du texte laissent supposer que cette transcription était un travail préparatoire à la dernière ou à quelques-unes des dernières conférences que Marx a données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e décembre 1847 à l’Association des travailleurs allemands de Bruxelles de la conférence. Cette hypothèse est encore corroborée par le fait que, pendant qu’il écrivait, Marx s’était déjà préparé à l’avance à la rédaction de ce travail, puisqu’il préparait déjà son célèbre «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échange » qu’il a prononcé le 9 janvier 1848 lors d’une réunion publique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à Bruxelles. Une indication dans le texte du manuscrit en témoigne. Dans le manuscrit « Travail salarié » comme dans « Travail salarié et capital », Marx évoque que l’ouvrier vend son travail au capitaliste. Dans ses écrits économiques ultérieurs, Marx explique que l’ouvrier ne vend pas son travail au capitaliste. Le capitaliste n’achète pas son travail, mais sa force de tra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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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nouveaux visages de Marx après La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LA RENAISSANCE DE MARX
Depuis plus d’une décennie, Karl Marx est à nouveau décrit comme un théoricien clairvoyant dont l’actualité se trouve constamment confirmée, et ce dans des journaux respectables et des revues à grand tirage. Pour de nombreux auteurs progressistes, ses idées restent indispensables à quiconque croit en la nécessité de construire une alternative au capitalisme. On lui consacre désormais des séminaires universitaires et d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dans de nombreux pays. Ses textes, simplement réimprimés ou retraduits dans de nouvelles éditions, sont réapparus sur les étagères des librairies, et l’étude de son œuvre, après vingt ans ou plus d’abandon, a pris un élan croissant. Les années 2017 et 2018 ont donné un nouveau souffle à cette « renaissance de Marx », car de nombreuses initiatives ont été organisées un peu partout pour commémorer le 150e anniversaire de la publication du Capital et le bicentenaire de la naissance de Marx.

Les idées de Marx ont changé le monde. Pourtant, malgré leur importance historique, notamment du fait de leur transformation en idéologies dominantes et en doctrines d’État pour une partie considérable de l’humanité au XXe siècle, il n’existe toujours pas d’édi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et manuscrits de Marx. La raison principale en est le caractère inachevé de l’œuvre : les ouvrages effectivement publiés par Marx représentent un volume infime en comparaison avec les projets laissés inachevés, sans parler de l’énorme Nachlass de notes de lecture qui ont accompagné des recherches incessantes. Marx nous a donc laissé beaucoup de manuscrits, et l’inachèvement est un élément constitutif de sa vie : la pauvreté parfois accablante dans laquelle il vivait, ainsi que ses problèmes de santé chroniques lui rendaient le travail difficile et ces difficultés se voyaient redoublées par la rigueur de sa méthode, ainsi qu’une tendance impitoyable à l’autocritique. En outre, sa passion pour la connaissance ne s’est pas démentie au fil du temps et l’a sans cesse poussé vers de nouvelles études. Cela étant, ses efforts acharnés devaient porter leurs fruits et déboucher sur des conséquences théoriques d’une importance extraordinaire.

Un élément s’est avéré particulièrement utile pour la réévaluation de l’œuvre de Marx : la reprise de la publication en 1998 de la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l’édition historico-critique des œuvres complètes de Marx et de Friedrich Engels. Entre 1975 et 1989, quarante volumes en avaient déjà paru , mais vingt-huit autres volumes sont venus les compléter et d’autres sont actuellement en cours de préparation. La MEGA² est organisée en quatre sections : 1) les œuvres, articles et brouillons rédigés par Marx et Engels (à l’exception du Capital) ; 2) le Capital et tous ses matériaux préparatoires ; 3) la correspondance – composée de 4.000 lettres de Marx et Engels et de 10.000 lettres qui leur ont été adressées par leurs correspondants, dont un grand nombre est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 et 4) les extraits, annotations et notes marginales laissées dans des cahiers. Cette quatrième section témoigne du travail encyclopédique mené par Marx : depuis ses études universitaires, il avait l’habitude de compiler des extraits des livres qu’il lisait , en les entrecoupant souvent des réflexions qu’ils suscitaient chez lui. Le legs littéraire de Marx contient environ deux cents cahiers. Ils sont essentiels pour comprendre la genèse de sa théorie et les éléments qu’il n’a pas pu développer comme il l’aurait souhaité. Les extraits qui nous sont parvenus, et qui courent sur une longue période (1838 à 1882), sont rédigés en huit langues (allemand, grec ancien, latin, français, anglais, italien, espagnol et russe) et s’inscrivent dans les disciplines les plus diverses : philosophie, histoire de l’art, religion, politique, droit, littérature, histoire, économie politiqu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echnologie, mathématiques, physiologie, géologie, minéralogie, agronomie, anthropologie, chimie et physique. Il s’agit non seulement de livres et d’articles de journaux et de revues, mais également de comptes rendus parlementaires ainsi que de statistiques et de rapports gouvernementaux. Ces connaissances accumulées constituent le chantier de la théorie critique de Marx, et la MEGA² nous permet d’y accéde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Ces matériaux inestimables – dont beaucoup ne sont disponibles qu’en allemand et donc réservés à un petit cercle de chercheurs – nous présentent un auteur très différent de celui que de nombreux critiques, ou disciples autoproclamés, ont présenté pendant si longtemps. En effet, les acquis philologiques de la MEGA² permettent d’affirmer que, parmi les classiques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économique et philosophique, Marx est l’auteur dont le visage a le plus changé dans les premières décennies du XXIe siècle. Le changement du contexte politique, après l’implosion de l’Union soviétique, y a évidemment contribué. Car la fin du marxisme-léninisme a enfin libéré l’œuvre de Marx des chaînes d’une idéologie située à des années-lumières de sa conception de la société.

Des recherches récentes ont réfuté les différentes approches qui réduisaient la conception marxienne de la société communiste à un pur et simple développement accru des forces productives. Elles ont montré, par exemple, l’importance qu’il accordait à la question écologique : à plusieurs reprises, il a dénoncé le fait que l’expansion 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intensifiait non seulement le vol du travail des ouvriers mais aussi le pillag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Marx a abordé de nombreuses autres questions qui, bien que souvent sous-estimées, voire ignorées, par les spécialistes de son œuvre, acquièrent une importance cruciale pour l’agenda politique de notre époque. Parmi elles, la liberté individuelle dans la sphèr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l’émancipation des sexes, la critique du nationalisme, le potentiel émancipateur de la technologie et les formes de propriété collective non contrôlées par l’État. Ainsi, trente ans après la chute du mur de Berlin, il est devenu possible de lire un Marx très différent du théoricien dogmatique, économiciste et eurocentriste que l’on dépeint pendant si longtemps.

DE NOUVELLES DÉCOUVERTES SUR LA GENÈSE DE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En février 1845, après quinze mois intensifs à Paris, qui ont été déterminants pour sa formation politique, Marx est contraint de s’installer à Bruxelles, où il est autorisé à résider à condition de « ne rien publier sur la politique actuelle ». Pendant les trois années passées dans la capitale belge, il poursuit ses étude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l’idée lui vient d’écrire, avec Engels, Joseph Weydemeyer et Moses Hess, une «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moderne telle qu’elle est exposée par ses représentants Ludwig Feuerbach, Bruno Bauer et Max Stirner, et du socialisme allemand tel qu’il est exposé par ses différents prophètes ». Le texte qui en résulte, publié à titre posthume sous le titre L’Idéologie allemande, a un double objectif : combattre les dernières formes de néo-hégélianisme en Allemagne, et, comme Marx l’écrit à l’éditeur Carl Wilhelm Julius Leske, « préparer le public à comprendre le point de vue de mon économie politique, qui s’oppose diamétralement à la science allemande en honneur jusqu’à aujourd’hui. » Ce manuscrit, sur lequel il travaille jusqu’en juin 1846, ne fut jamais achevé, mais il l’aida à élaborer plus clairement qu’auparavant, bien que sous une forme encore non définitive, ce qu’Engels définira pour le grand public quarante ans plus tard comme «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L’Idéologie allemande, publiée en 1932, ainsi que toutes les versions ultérieures qui n’ont apporté que de légères modifications, ont été envoyées aux imprimeurs sous la forme d’un livre. Les éditeurs de ce manuscrit en réalité inachevé ont créé la fausse impression que L’Idéologie allemande comprenait un premier chapitre essentiel consacré à Feuerbach et dans lequel Marx et Engels exposaient de manière exhaustive les lois du «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 (un terme que Marx n’employa jamais). Selon Althusser, c’est là qu’ils ont conceptualisé une « “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 sans équivoque » avec leurs écrits précédents. L’Idéologie allemande est rapidement devenu l’un des textes philosophiques les plus importants du vingtième siècle. Selon Henri Lefebvre, elle énonce les « thèses fondamentales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 Pour Maximilien Rubel, ce « manuscrit contient l’énoncé le plus élaboré de la conception critique et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 David McLellan a été tout aussi direct en affirmant qu’il « contient l’exposé le plus détaillé de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de Marx ».

Le volume I/5 de la MEGA²,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ripte und Drücke (1845-1847) , a rendu caduques nombre de ces affirmations, en restaurant L’Idéologie allemande dans son incomplétude originelle. Cette édition – qui comprend 17 manuscrits totalisant 700 pages, auquel s’ajoute un appareil critique de 1200 pages fournissant les variantes et les corrections en indiquant également la paternité de chaque section – établit une fois pour toutes le caractère fragmentaire du texte . Le sophisme du « communisme scientifique » inventé au XXe siècle, et toutes les instrumentalisations de L’Idéologie allemande rappellent en réalité une phrase que l’on trouve dans le texte lui-même. En effet, dans cette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contemporaine de Marx, on trouve un avertissement acerbe contre les tendances exégétiques futures : « Non seulement dans ses réponses, mais même dans ses questions, il y avait une mystification. »

À la même époque, le jeune révolutionnaire approfondit les études qu’il avait commencées à Paris. En 1845, il passe les mois de juillet et d’août à Manchester pour se plonger dans la très vaste littérature économique anglophone et compiler neuf livres d’extraits (les « Manchester Notebooks »), principalement tirés de manuel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vr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Le volume IV/4 de la MEGA², publié en 1988, contient les cinq premiers de ces carnets, ainsi que trois livres de notes d’Engels datant de la même période à Manchester . Le volume IV/5,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1845 bis Dezember 1850 , complète cette série de textes et met à la disposition des chercheurs de nombreux inédits. Il comprend les cahiers 6, 7, 8 et 9, contenant les extraits de seize ouvrages d’économie politique. Les plus importants proviennent de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1839) de John Francis Bray et de quatre textes de Robert Owen, en particulier son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1840-1844), qui témoignent du grand intérêt de Marx pour le socialisme anglais de l’époque et de son profond respect pour Owen, un auteur que trop de marxistes ont exagérément taxé d’« utopisme ». Le volume se termine par une vingtaine de pages que Marx a écrites entre 1846 et 1850, ainsi que par des notes de travail d’Engels datant de la même période.

Ces études sur la théorie socialist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ne sont pas un obstacle à l’engagement politique, permanent, de Marx et d’Engels. Les 800 pages du volume I/7 récemment publié,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Februar bis Oktober 1848 , nous permettent d’en apprécier l’ampleur en 1848, l’une des années d’activité politique et journalistique les plus riches dans la vie des auteurs du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Après qu’un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d’une ampleur et d’une intensité sans précédent a plongé l’ordre politique et social de l’Europe continentale dans la crise, les gouvernements en place prennent toutes les contre-mesures possibles pour mettre fin aux insurrections. Marx lui-même en subit les conséquences et est expulsé de Belgique en mars. Cependant, la république vient d’être proclamée en France et Ferdinand Flocon, ministre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invite Marx à revenir à Paris : « Brave et loyal Marx ! […] la tyrannie vous a banni, la France libre vous rouvre ses portes. » Marx met alors évidemment de côté ses étude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se lance dans une activité journalistique pour défendre la révolution et réfléchir au cours qu’elle devrait suivre. Après un bref séjour à Paris, il s’installe en avril en Rhénanie et deux mois plus tard, il dirige l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fondée entre-temps à Cologne. Il mène dans ses colonnes une campagne résolue en faveur de la cause des insurgés et exhorte le prolétariat à promouvoir « la révolution républicaine et sociale ».

Presque tous les articles de l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nt été publiés anonymement. L’un des mérites de ce volume est d’avoir définitivement attribué la paternité de trente-six textes à Marx et/ou à Engels, alors que les recueils précédents nous avaient laissé dans le doute. Sur un total de 275 articles, 125 sont imprimés ic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une édition des œuvres de Marx et Engels. Un appendice présente également 16 documents intéressants contenant les comptes rendus de certaines de leurs interventions lors des réunions de la Ligue des communistes ou des assemblées générales de la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de Cologne. Ceux qui s’intéressent à l’activité politique et journalistique de Marx pendant « l’année révolutionnaire », 1848, trouveront ici un matériel précieux pour approfondir leurs connaissances.

LE CAPITAL. UNE CRITIQUE INACHEVÉE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qui a secoué l’Europe en 1848 a été défait en peu de temps et en 1849, après deux ordres d’expulsion (de la Prusse et de la France), Marx n’a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traverser la Manche. Il restera en Angleterre, exilé et apatride, pour le reste de sa vie, mais la réaction européenne n’aurait pas pu le confiner dans un meilleur endroit pour écrire s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À cette époque, Londres est le premier cent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du monde, le « démiurge du cosmos bourgeois », et donc l’endroit le plus favorable pour observer les derniers développements économiques de la société capitaliste. C’est là qu’il devient également correspondant du New-York Tribune, le journal ayant le plus grand tirage aux États-Unis.

Pendant de nombreuses années, Marx attend l’éclatement d’une nouvelle crise et lorsqu’elle survient, en 1857, il consacre une grande partie de son temps à en analys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essentielles. Le volume I/16,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Artikel, Oktober 1857 bis Dezember 1858 , contient 84 articles publiés entre l’automne 1857 et la fin de l’année 1858 dans le New-York Tribune, y compris ceux qui expriment ses premières réactions face à la crise. Le quotidien américain imprimait souvent des éditoriaux non signés, mais les recherches effectuées pour ce nouveau volume de la MEGA² ont permis d’attribuer deux articles supplémentaires à Marx, ainsi que d’en annexer quatre, qui furent substantiellement modifiés par la rédaction, et encore trois autres dont l’origine reste incertaine.

Pressé par un besoin désespéré d’améliorer sa situation économique, Marx rejoint également le comité de rédaction de 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 et accepte de composer un certain nombre d’entrées pour ce projet (le volume I/16 en contient 39). Même si la paie est ridicule, 2 dollars la page, cela améliore un peu ses finances désastreuses. En outre, il confie la majeure partie du travail à Engels afin de pouvoir consacrer plus de temps à ses écrits économiques.

Le travail accompli par Marx à cette époque est ambitieux et remarquable. Parallèlement à son engagement journalistique, il remplit, entre août 1857 et mai 1858, les huit cahiers connus sous le nom de Grundrisse. Mais il s’attelle également à une tâche ardue, l’étude analytique de la première crise économique mondiale. Le volume IV/14, Karl Marx, Exzerpte, Zeitungsausschnitte und Notizen zur Weltwirtschaftskrise (Krisenhefte). November 1857 bis Februar 1858 , apporte une contribution décisive à notre connaissance de l’une des périodes les plus fertiles de la production théorique de Marx. Dans une lettre à Engels de décembre 1857, Marx décrit ainsi son activité :

J’abats un travail gigantesque – le plus souvent jusqu’à 4 heures du matin. Ce travail est de deux sortes : 1. Élaboration des Trait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Grundrisse] (il est absolument nécessaire d’aller au fond de la chose pour le public, et pour moi individually, to get rid of this nightmare [personnellement, de me débarrasser de ce cauchemar]) ; 2. La crise actuelle. À ce sujet, en dehors des articles pour le Tribune, je note simplement tout au jour le jour mais cela prend un temps considérable. Je pense que, about [vers] le printemps, nous pourrions écrire ensemble un pamphlet sur cette histoire – pour nous signaler de nouveau au public allemand – pour montrer que nous sommes de nouveau et toujours là, always the same [toujours les mêmes].

Le plan de Marx est donc de travailler en même temps sur deux projets : un ouvrage théorique sur la critique du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un livre plus directement lié à l’actualité et consacré aux vicissitudes de la crise en cours. C’est pourquoi, dans les « Cahiers de la crise », à la différence des volumes précédents, Marx ne compile pas des extraits des travaux d’autres économistes, mais rassemble une grande quantité de reportages sur les grandes faillites bancaires, sur les variations des cours de la bourse, sur les changements dans la structure du commerce, sur les taux de chômage et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L’attention particulière qu’il accorde à ces derniers distingue son analyse de celle de tant d’autres qui attribuent les crises exclusivement à une insuffisance d’offre de crédits et à la multiplication des phénomènes spéculatifs. Marx répartit ses notes dans trois cahiers distincts. Dans le premier, le plus court, intitulé « 1857 France », il recueille des données sur l’état du commerce français et les principales mesures prises par la Banque de France. Le second, le « Cahier sur la crise de 1857 », est presque deux fois plus long et traite principalement de la Grande-Bretagne et du marché monétaire. Des thèmes similaires sont traités dans le troisième cahier, légèrement plus long, le « Cahier sur la crise commerciale », dans lequel Marx prend en notes des données et des nouvelle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industrielles, la production de matières premières et le marché du travail.

Le travail de Marx est toujours aussi rigoureux : il copie dans plus d’une douzaine de revues et de journaux, par ordre chronologique, les parties les plus intéressantes de nombreux articles et toute autre information qu’il peut utiliser pour saisir ce qui se passait. Sa principale source est The Economist – un hebdomadaire dans lequel il a puisé environ la moitié de ses notes – mais il consulte aussi fréquemment le Morning Star,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et The Times. Tous ces extraits sont compilés en langue anglaise. Dans ces carnets, Marx ne se contente pas de transcrire les principales nouvelles concernant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et la Grande-Bretagne. Il suit également les événements les plus significatifs dans d’autres pays européens – notamment la France, l’Allemagne, l’Autriche, l’Italie et l’Espagne – et s’intéresse à d’autres parties du monde, notamment l’Inde et la Chine, l’Extrême-Orient, l’Égypte et même le Brésil et l’Australie.

Au fil des semaines, Marx abandonne l’idée de publier un livre sur la crise et concentre toute son énergie sur son travail théorique,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qui, selon lui, ne peut plus attendre. Pourtant, les « Cahiers de la crise » restent particulièrement utiles et permettent de réfuter une idée fausse de ce qu’étaient les principaux intérêts de Marx pendant cette période. Dans une lettre du début de l’année 1858 à Engels, il écrit que « dans la méthode » à utiliser pour son travail, « la Logique de Hegel » lui a « rendu grand service » et il ajoute qu’il voulait mettre en évidence son « fond rationnel » . Sur cette base, certains interprètes ont conclu que lors de la rédaction des Grundrisse, Marx avait passé un temps considérable à étudier la philosophie hégélienne. Mais la publication du volume IV/14 montre clairement que sa principale préoccupation à l’époque était l’analyse empirique des événements liés à la grande crise économique qu’il prédisait depuis si longtemps.

Les efforts infatigables déployés par Marx pour achever sa «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 peuvent être appréhendés également à travers le volume III/12,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Januar 1862 bis September 1864 , qui contient sa correspondance entre janvier 1862 et le moment de la fondatio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ur les 425 lettres conservées, 112 sont des échanges entre Engels et Marx, tandis que 35 ont été écrites à des tiers et 278 reçues de tiers (227 de ces lettres sont publiées ic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inclusion de ces dernières – la différence la plus notable par rapport aux éditions précédentes – constitue un véritable trésor, fournissant une foule d’informations nouvelles sur les événements et les théories que Marx et Engels ont découverts grâce aux femmes et des hommes avec lesquels ils partageaient leur engagement politique.

Comme tous les autres volumes de correspondance de la MEGA², celui-ci se termine également par un registre des lettres écrites par, ou adressées à, Marx et Engels et dont n’a gardé que des traces. Elles sont au nombre de 125, soit près d’un quart du nombre de lettres conservées, dont 57 écrites par Marx. Là, même le chercheur le plus rigoureux en est réduit à spéculer et à parier sur des hypothèses diverses.

Les principales questions abordées dans cette correspondance sont, entre autres, la guerre civile américaine, la révolte polonaise contre l’occupation russe et la naissance du Parti social-démocrate allemand inspiré par les principes de Ferdinand Lassalle. Mais un autre thème revient constamment, la lutte permanente que mène Marx pour progresser dans la rédaction du Capital.

Durant cette période, Marx se lance dans un nouveau domaine de recherche : les 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 Dans dix cahiers, il dissèque minutieusement l’approche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 qui l’ont précédé, son idée de base étant que « tous les économistes sans exception commettent la même faute : ils ne considèrent pas la plus-value en tant que telle, mais sous les formes particulières du profit et de la rente ».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Marx, elle, est toujours aussi désespérée. En juin 1862, il écrit à Engels : « Ma femme me répète chaque jour qu’elle voudrait être sous terre avec les enfants et je ne peux vraiment pas lui en vouloir, car les humiliations, les tourments et les angoisses que cette situation oblige à endurer sont effectivement inimaginables . » La situation est si extrême que Jenny décide de vendre certain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personnelle de son mari, mais elle ne trouve personne pour les acheter. Néanmoins, Marx parvient à « donner un grand coup de collier » et exprime une note de satisfaction à Engels : « curieusement, cela fait des années que mon cerveau n’a travaillé aussi bien, malgré toute cette misère ambiante . » En septembre, Marx écrit à Engels qu’il pourrait trouver un emploi « dans une agence des chemins de fer » au cours de la nouvelle année . En décembre, il répète à son ami Ludwig Kugelmann que la situation était devenue si désespérée qu’il avait décidé de devenir un « praticien », tout en ajoutant avec son don pour le sarcasme : « Fût-ce chance ou malchance ! Ma mauvaise écriture fut cause que je n’obtins pas cette place. »

En plus de ses angoisses financières, Marx souffre de problèmes de santé. Néanmoins, de l’été 1863 à décembre 1865, il se lance dans une nouvelle rédaction des différentes parties en lesquelles il avait décidé de subdiviser le Capital. Mais en fin de compte, il ne réussit à rédiger que la première ébauche du Livre I, un manuscrit, unique, du Livre III (dans lequel il offre son seul exposé du processus comple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et une première version du Livre II, contenant la première présentation générale du processus de circulation du capital.

Le volume II/11 de la MEGA², 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 contient tous les manuscrits définitifs relatifs au Livre II du Capital que Marx a rédigés entre 1868 et 1881. Neuf de ces dix manuscrits n’avaient pas été publiés auparavant. En octobre 1867, Marx reprend le Livre II du Capital, mais divers problèmes de santé l’obligent à une nouvelle interruption soudaine.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lorsqu’il est en mesure de reprendre le travail, près de trois ans se sont écoulés depuis la dernière version qu’il a écrite. Marx achève les deux premiers chapitres au cours du printemps 1868, en plus d’un groupe de manuscrits préparatoires – consacrés à la relation entre la plus-value et le taux de profit, à la loi du taux de profit et aux métamorphoses du capital – qui l’occupent jusqu’à la fin de l’année. La nouvelle version du troisième chapitre est achevée au cours des deux années suivantes. Le volume II/11 se termine par un certain nombre de textes courts que Marx, vieillissant, a écrits entre février 1877 et le printemps 1881.

Les brouillons du Livre II du Capital, laissés dans un état rien moins que définitif, présentent un certain nombre de problèmes théoriques. Cependant, une version définitive du volume II a été publiée par Engels en 1885 et figure aujourd’hui dans le volume II/13 de MEGA² intitulé :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eiter Band.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Engels. Hambourg 1885.

Enfin, le volume II/4.3, Karl Marx,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8. Teil 3 , complète la deuxième section de la MEGA². Ce volume, qui fait suite aux II/4.1 et II/4.2 de la série précédente , contient 15 manuscrits jusqu’ici inédits, datant de l’automne 1867 à la fin de l’année 1868. Sept d’entre eux sont des ébauches de fragments Livre III du Capital ; ils ont un caractère très fragmentaire et Marx n’a jamais réussi à les mettre à jour d’une manière qui reflète l’avancement de ses recherches. Trois autres se rapportent au deuxième volume, tandis que les cinq derniers abordent des questions concernant les liens entre les volumes 2 et 3 et comprennent des extraits commentés des œuvres d’Adam Smith et de Thomas Malthus. Ces dernier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stimulants pour les économistes qui s’intéressent à la théorie marxienne du taux de profit et à ses idées sur la théorie des prix. Les études philologiques liées à la préparation de ce volume ont également montré que le manuscrit original du Livre I du Capital (dont le fameux « chapitre inédit » était considéré comme la seule partie subsistante) date en fait de la période 1863-1864, et que Marx l’a découpé et repris dans la copie préparée pour la publication.

Avec la publication de ce volume II/4.3, tous les textes annexes du Capital sont désormais disponibles, depuis la fameuse « Introduction », écrite en juillet 1857 lors de l’un des plus grands krachs de l’histoire du capitalisme, jusqu’aux derniers fragments composés au printemps 1881. Il s’agit de 15 volumes, chacun redoublé par un appareil critique volumineux. Ils comprennent tous les manuscrits de la fin des années 1850 et du début des années 1860, la première version du Capital publiée en 1867 (dont certaines parties seront modifiées dans les éditions ultérieures), la traduction française revue par Marx parue entre 1872 et 1875, et toutes les modifications qu’Engels a apportées aux manuscrits des volumes 2 et 3. À côté de cela, le coffret habituel des trois Livres du Capital apparaît bien léger. On peut dire sans exagération que ce n’est que maintenant que nous pouvons comprendre pleinement les mérites, les limites et l’incomplétude du magnum opus de Marx.

Le travail éditorial entrepris par Engels après la mort de son ami pour préparer les Livres inachevés du Capital en vue de leur publication a été extrêmement compliqué. Les différents manuscrits, brouillons et fragments des Livres II et III, écrits entre 1864 et 1881, correspondent à plus de 2 300 pages de la MEGA². Engels a réussi à publier le volume II en 1885 et le volume III en 1894. Il faut cependant garder à l’esprit que ces deux volumes sont issus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textes incomplets, souvent composés de matériaux hétérogènes. Ils ont été écrits à des époques diverses et incluent donc des versions différentes, parfois contradictoires, des idées de Marx.

L’INTERNATIONALE, LES RECHERCHES DE MARX APRÈS LE CAPITAL, ET LES DERNIERS TRAVAUX D’ENGELS
Immédiatement après la publication du Capital, Marx reprend son activité militante et s’engage avec constance dans le travail lié à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ette phase de sa biographie politique est documentée dans le tome I/21,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September 1867 bis März 1871 , qui contient plus de 150 textes et documents pour la période 1867-1871, ainsi que les procès-verbaux de 169 réunions londoniennes du Conseil général (absents de toutes les éditions précédentes des œuvres de Marx et Engels ) dans lesquelles Marx est intervenu. Ce volume fournit donc un matériau de recherche important pour des années cruciales de la vie de l’Internationale.

Dans les premiers temps de l’organisation, en 1864, les idées de Proudhon sont hégémoniques en France, en Suisse romande et en Belgique et les mutualistes – nom sous lequel ses disciples sont connus – constituent l’aile la plus modérée de l’Internationale. Résolument hostiles à l’intervention de l’État dans quelque domaine que ce soit, ils s’opposaient à la socialisation de la terre et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ainsi qu’à tout recours à la grève. Les textes publiés dans ce volume montrent que Marx a joué un rôle clé dans la lutte de longue haleine pour réduire l’influence de Proudhon dans l’Internationale. Ils comprennent l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préparation des congrès de Bruxelles (1868) et de Bâle (1869), où l’Internationale s’est prononc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clairement sur la socialisation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par les autorités étatiques et en faveur du droit d’abolir la propriété individuelle de la terre. Cela marque une victoire importante pour Marx et la première apparition des principes socialistes dans le programme politique d’une grande organisation ouvrière.

Au-delà de la seule question du programme politique de l’AIT, la fin des années 1860 et le début des années 1870 sont riches en conflits sociaux. De nombreux ouvriers mobilisés décident de prendre contact avec l’Internationale, dont la réputation s’étend de plus en plus, et de lui demander de soutenir leurs luttes. Cette période voit également la naissance de certaines sections d’ouvriers irlandais en Angleterre. Marx s’inquiète de la division que le nationalisme violent avait engendrée dans les rangs du prolétariat et, dans un document connu sous le nom de « Communication confidentielle », il souligne que « la bourgeoisie anglaise n’a pas seulement exploité la misère irlandaise pour maintenir la classe ouvrière en Angleterre par l’immigration forcée d’Irlandais pauvres » ; elle a également réussi à diviser les travailleurs « en deux camps ennemis ». Selon lui, « un peuple qui en asservit un autre forge ses propres chaînes » et la lutte des classes ne peut éluder une question aussi décisive. Un autre thème majeur du volume, traité avec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dans les textes d’Engels rédigés pour The Pall Mall Gazette, est l’opposition à la guerre franco-prussienne de 1870-1871.

Le travail de Marx au sei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étend de 1864 à 1872, et le tout nouveau volume IV/18,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Februar 1864 bis Oktober 1868, November 1869, März, April, Juni 1870, Dezember 1872 nous permet de découvrir une part jusqu’ici inconnue des études réalisées pendant ces années. Marx fait des recherches avant et après la publication du Livre I du Capital, mais également après 1867, lorsqu’il prépare les Livres II et III pour la publication. Ce volume de la MEGA² se compose de cinq livres d’extraits et de quatre cahiers contenant les résumés de plus d’une centaine d’ouvrages publiés, de comptes rendus de débats parlementaires et d’articles journalistiques. La partie la plus importante et la plus théorique de ces matériaux concerne les recherches de Marx sur l’agriculture, ses principaux centres d’intérêt étant la rente foncière, les sciences naturelles, les réalités agraires dans divers pays européens et aux États-Unis, en Russie, au Japon et en Inde, et les systèmes fonciers dans les sociétés précapitalistes.

Marx lit attentivement un ouvrage du scientifique allemand Justus von Liebig,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1843), qu’il considère comme essentiel car il lui permet de modifier sa croyance antérieure selon laquelle les découvertes scientifiques de l’agriculture moderne résolvent le problème de la reconstitution des sols. Dès lors, il s’intéresse de plus en plus à ce que nous appellerions aujourd’hui « l’écologie », en particulier à l’érosion des sols et à la déforestation. Parmi les autres ouvrages qui ont fortement impressionné Marx à cette époque, il faut également d’accorder une place particulière à l’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ß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1854) du théoricien politique et historien du droit Georg Ludwig von Maurer. Dans une lettre adressée à Engels, il déclare avoir trouvé les livres de Maurer « extrêmement importants », car ils abordent d’une manière entièrement différente « non seulement la préhistoire, mais aussi toute l’évolution ultérieure des villes libres d’Empire,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jouissant de l’immunité, de la puissance publique [et] de la lutte entre la paysannerie libre et le servage ». Marx approuve en outre la démonstration de Maurer selon laquell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e la terre appartient à une période historique précise et n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un trait naturel de la civilisation humaine. Enfin, Marx étudie en profondeur trois ouvrages allemands de Karl Fraas : Klima und Pflanzenwelt in der Zei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beider (1847), Geschichte der Landwirthschaft (1852) et Die Natur der Landwirthschaft (1857). Il trouve le premier ouvrage « très intéressant », appréciant particulièrement la partie dans laquelle Fraas démontre que « à l’époque historique, le climat et la flore changent ». Il décrit l’auteur comme un « darwinien avant Darwin », qui « fait apparaître les espèces elles-mêmes pendant l’époque historique ». Marx est également frappé par les considérations écologiques de Fraas et par son inquiétude quant au fait que « la culture – si elle progresse naturellement sans être contrôlée consciemment (le bourgeois qu’il est ne va naturellement pas jusque là) – laisse derrière elle des déserts ». Marx pouvait déceler dans tout cela « une tendance socialiste [inconsciente] ».

Après la publication des « Cahiers sur l’agriculture », on peut affirmer avec plus d’évidence qu’auparavant que l’écologie aurait pu jouer un rôle beaucoup plus important dans la pensée de Marx s’il avait eu l’énergie de terminer les deux derniers volumes du Capital . Bien sûr, la critique écologique de Marx est anticapitaliste dans son élan et, malgré les espoirs qu’il place dans le progrès scientifique, elle implique une remise en question du mode de production dans son ensemble.

L’ampleur des études de Marx en matière de sciences naturelles apparaît pleinement depuis la publication du volume IV/26, 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zur Geologie, Mineralogie und Agrikulturchemie. März bis September 1878 . Au printemps et à l’été 1878, la géologie, la minéralogie et la chimie agraire occupent une place plus centrale dans les études de Marx que l’économie politique. Il compile des extraits de plusieurs ouvrages, don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aw Materials of Commerce (1872) de John Yeats, Das Buch der Nature (1848) du chimiste Friedrich Schoedler et 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 (1856) du chimiste et minéralogiste James Johnston. Entre juin et début septembre, il travaille sur le Student’s Manual of Geology (1857) de Joseph Jukes, dont il recopie beaucoup d’extraits. Ceux-ci portent principalement sur des questions de méthodologie scientifique, sur les étapes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géologie en tant que discipline, et sur son utilité pour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et agricole.

Ces aperçus scientifiques éveillent chez Marx le besoin de développer ses idées sur le profit, sur lequel ses dernières recherches remontent au milieu des années 1860, lors de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de section, « La transformation du surprofit en rente foncière », pour le Livre III du Capital. Certains de ses résumés de textes scientifiques ont pour but de lui faire mieux comprendre l’objet qu’il étudie. Mais d’autres extraits, plus axés sur les aspects théoriques, étaient destinés à être utilisés pour l’achèvement du Livre III. Engels rappellera plus tard que Marx « a étudié à fond (…) la préhistoire, l’agronomi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russe et américaine, la géologie, etc., notamment pour élaborer, avec une exhaustivité inédite, la section sur la rente foncière du Livre III du Capital ». Ces volumes de MEGA² sont d’autant plus importants qu’ils permettent de réfuter le mythe, répété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e biographies et d’études, selon lequel le Capital aurait satisfait sa curiosité intellectuelle et lui aurait fait complètement abandonner les nouvelles études et recherches .

Enfin, trois livres de la MEGA² publiés au cours de la dernière décennie concernent le dernier Engels. Le volume I/30, Friedrich Engels,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Mai 1883 bis Septembre 1886 , contient 43 textes rédigés dans les trois années qui ont suivi la mort de Marx. Parmi les 29 plus importants, 17 sont des articles journalistiques parus dans certains des principaux journaux de la presse ouvrière européenne. En effet, bien que durant cette période il soit principalement absorbé par l’édition des manuscrits incomplets du Capital de Marx, Engels n’oublie pas d’intervenir sur une série de questions politiques et théoriques brûlantes. Il publie ainsi notamment un ouvrage polémique qui s’en prend à la résurgence de l’idéalisme dans les milieux universitaires allemands, Ludwig Feuerbach et la fin de la philosophie classique allemande (1886). Quatorze autres textes, publiés en annexe de ce volume, sont des traductions d’Engels et une série d’articles signés par d’autres auteurs qui ont bénéficié de sa collaboration.

La MEGA² a également publié un volume de correspondance d’Engels, le volume III/30, 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Oktober 1889 bis November 1890 , qui contient 406 lettres conservées sur les plus de 500 qu’il a écrites entre octobre 1889 et novembre 1890. En outre, l’inclusion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lettres d’autres correspondants permet d’apprécier plus profondément la contribution d’Engels à la croissance des partis ouvriers en Allemagne, en France et en Grande-Bretagne, sur toute une série de questions théoriques et organisationnelles. Certains des articles en question concernent la naissance et les nombreux débats de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dont le congrès fondateur a lieu le 14 juillet 1889.

Enfin, le volume I/32, Friedrich Engels,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März 1891 bis August 1895 , rassemble les écrits des quatre dernières années de la vie d’Engels. On y trouve un certain nombre d’articles écrits pour les principaux journaux socialistes de l’époque, dont Die Neue Zeit, Le Socialiste et Critica Sociale, mais aussi des préfaces et des postfaces à diverses réimpressions d’œuvres de Marx et d’Engels, des transcriptions de discours, d’entretiens et de vœux aux congrès du parti, des comptes rendus de conversations, des documents qu’Engels a rédigés en collaboration avec d’autres, ainsi qu’un certain nombre de traductions.

Ces trois volumes s’avéreront donc fort utiles pour approfondir l’étude des contributions théoriques et politiques du dernier Engels. Les nombreuses publications et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organisées à l’occasion du bicentenaire de sa naissance (1820-2020) ont apporté de nouveaux éclairages sur ces douze années qui ont suivi la mort de Marx et pendant lesquelles Engels s’est consacré à la diffusion du marxisme.

UN AUTRE MARX ?
Quelle image de Marx ressort de la nouvelle édition historico-critique de ses œuvres ? À certains égards, ce nouveau Marx diffère du penseur que de nombreux adeptes et opposants ont présenté au fil des ans – pour ne rien dire des statues de pierre que l’on trouvait sur les places publiques des régimes autoritaires d’Europe de l’Est, qui le montraient pointant l’index vers l’avenir avec une certitude impérieuse. Mais il serait mensonger d’affirmer – comme le font ceux qui saluent avec excès d’enthousiasme un « Marx inconnu » dès que paraît un nouveau texte – que les recherches récentes ont bouleversé tout ce que l’on savait déjà sur lui. Ce que la MEGA² fournit, au contraire, c’est la base philologique permettant de repenser un Marx différent. Non pas parce que la lutte des classes disparaîtrait de sa pensée (comme certains universitaires le souhaiteraient, reprenant le vieux refrain du « Marx économiste » contre le « Marx militant », mais parce qu’il apparaît radicalement différent de l’auteur converti dogmatiquement en source et origine d’un « socialisme réellement existant » centré sur ce seul conflit de classes.

Les nouvelles avancées réalisées dans les études marxiennes laissent penser que l’exégèse de l’œuvre de Marx est à nouveau susceptible de gagner en subtilité. Pendant longtemps, de nombreux marxistes ont mis en avant les écrits du jeune Marx – principalement les Manuscrit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1844 et L’Idéologie allemande – alors même que le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restait son texte le plus lu et le plus cité. Dans ces premiers écrits, cependant, on trouve de nombreuses idées qui ont été abandonnées dans ses travaux ultérieurs. Pendant longtemps, la difficulté d’examiner les recherches de Marx dans les deux dernières décennies de sa vie a entravé notre connaissance des acquis importants qu’il a réalisés à cette époque. Mais c’est surtout dans le Capital et ses brouillons, ainsi que dans les recherches de ses dernières années, que nous trouvons les réflexions les plus précieuses sur la critique d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Elles représentent les dernières conclusions, certainement pas définitives, auxquelles Marx est parvenu. Examinées de façon critique à la lumière des changements survenus dans le monde depuis sa mort, elles peuvent encore s’avérer utiles pour une tâche qui demeure importante : théoriser, après les échecs du XXe siècle, un modèle socio-économique alternatif au capitalisme.

Grâce à la MEGA², il n’est plus possible de prétendre que Marx serait un penseur sur lequel tout a déjà été écrit et dit. Il y a encore tant à apprendre de Marx. Il est aujourd’hui possible de le faire en étudiant non seulement ce qu’il a écrit dans ses œuvres publiées, mais aussi les questions et les doutes que contiennent ses manuscrits inachevés.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Guillaume Fondu

Références
1. Il existe plusieurs ouvrages qui témoignent de cet intérêt renouvelé. Voir Musto Marcello (ed.), The Marx Revival: Essential Concept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 Les volumes II/4.1 et II/4.2 furent publiés avant l’interruption de la MEGA², tandis que le II/4.3 n’a finalement paru qu’en 2012. Ce triple volume porte le nombre total de volumes de la MEGA² publié depuis 1975 à 67. A l’avenir, certains volumes ne seront publiés que sous forme numérique.
3. La MEGA² a publié un volume particulièrement intéressant de ce point de vue, le vol. IV/32 :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édité par Hans-Peter Harstick, Richard Sperl and Hanno Strauß,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Il consiste en un index de 1450 ouvrages (2100 tomes), soit les deux tiers des livres que possédaient Marx et Engels. Le volume indique en outre, pour chaque volume, les pages sur lesquelles Marx et Engels ont laissé des notes.
4. Pour une recension des 13 volumes de la MEGA² publiés entre 1998, année de la reprise du travail de la MEGA², et 2007, voir Marcello Musto, « The Rediscovery of Karl Marx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52 (2007), n°3, pp. 477-498. La présente recension porte sur les 15 volumes publiés entre 2008 et 2019, soit un total de 20 508 pages.
5. Marx Karl, « Marx’s Undertaking Not to Publish Anything in Belgium on Current Politics »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llected Works, vol. 4, Lawrence & Wishart (Electric Book), 2010, p. 677. [Citation traduite depuis la version anglaise, NDT]
6. Marx Karl, »Erklärung gegen Karl Grün »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Werke, vol.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p. 38. [Citation traduite depuis l’original allemand, NDT]
7. Lettre de Karl Marx à Carl Wilhelm Julius Leske, 1er août 1846,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Tome I, Paris, Les éditions sociales, 2019, p. 396.
8.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et la fin de la philosophie classique allemande (1888),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6. En réalité, Engels avait déjà employé cette expression en 1859, dans sa recension de la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Marx, mais ce texte ne rencontra guère d’écho et le terme ne commença à circuler qu’après la publication du Ludwig Feuerbach.
9. Althusser Louis, Pour Marx (1965),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p. 25.
10. Lefebvre Henri, 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40), Paris, Puf, 1990, p. 65.
11. Cette phrase ne se trouve pas telle quelle dans l’édition française ayant servi de base au volume anglais. Nous retraduisons donc à partir de ce dernier : Rubel Maximilien, Marx Life and Works, Londres, Macmillan, 1980. p. 13.
12. McLellan David, Karl Marx, Londres, Fontana, 1975, p. 37.
13. MEGA², vol. I/5, édité par Ulrich Pagel, Gerald Hubmann et Christine Weckwerth, Berlin, De Gruyter, 2017.
14. Quelques années avant la publication de ce volume I/5, en 2003, le Marx-Engels-Jahrbuch avait publié une édition allemande des deux premiers chapitres :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Weydemeyer Joseph, Die Deutsche Ideologie. Artikel, Druckvorlagen, Entwürfe, Reinschriftenfragmente und Notizen zu « I. Feuerbach » und « II Sankt Bruno ». Sur cette base, deux chercheurs ont proposé une nouvelle édition anglaise du « Chapitre sur Feuerbach » : Carver Terrell et Blank David, Marx and Engels’s « German Ideology » Manuscripts: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 Feuerbach Chapter », New York, Palgrave, 2014. Les deux auteurs prétendent à une fidélité maximale au texte original et critiquent l’édition du Marx-Engels Jahrbuch (désormais incluse dans le volume I/5) car, dans la continuité des éditeurs du XXe siècle, elle arrange les manuscrits de manière à donner l’impression d’une œuvre cohérente quoique inachevée.
15.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et Weydemeyer Joseph, L’Idéologie allemande. Premier et deuxième chapitres, Paris, Les éditions sociales, 2014, p. 261.
16.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August 1845, MEGA², vol. IV/4, édité par l’Institut du marxisme-léninisme, Berlin, Dietz, 1988.
17. MEGA², vol. IV/5, édité par Gueorgui Bagaturia, Timm Graßmann, Aleksander Syrov and Liudmila Vasina, Berlin, De Gruyter, 2015.
18. MEGA², vol. I/7, édité par Jürgen Herren et François Melis, Berlin, De Gruyter, 2016.
19. Marx Karl, « La bourgeoisie et la contre-révolution » (1848)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La Nouvelle Gazette rhénane, trad. L. Netter, tome 2,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9, p. 250.
20. Marx Karl,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1850), in Marx Karl, Oeuvres IV. Politique I, op. cit., p. 332.
21. MEGA2, I/16, édité par Claudia Rechel et Hanno Strauß, Berlin, De Gruyter, 2018. Marx Karl,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1850), in Marx Karl, Oeuvres IV. Politique I, op. cit., p. 332.
22. MEGA², vol. IV/14, édité par Kenji Mori, Rolf Hecker, Izumi Omura et Atsushi Tamaoka, Berlin, De Gruyter, 2017.
23.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18 Décembre 1857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Tome 5,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5, p. 89.
24.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16 Janvier 1858, in ibidem, pp. 116-117.
25. MEGA², vol. III/12, édité par Galina Golovina, Tatiana Gioeva et Rolf Dlubek,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3.
26. Marx Karl, 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 Tome 1,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4, p. 26.
27.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18 Juin 1862,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Tome 7,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9, pp. 50-51.
28. Idem.
29.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4 Octobre 1862, in ibidem, p. 89.
30. Lettre de Karl Marx à Ludwig Kugelmann, 29 Décembre 1862, in ibidem, p. 109.
31. MEGA2, vol. II/11, édité par Teinosuke Otani, Liudmila Vasina and Carl-Erich Vollgraf,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8.
32. MEGA2, vol. II/1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8.
33. MEGA2, vol. II/4.3, édité par Carl-Erich Vollgraf,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2. Une partie de ce volume a été récemment traduite en anglais : Karl Marx, «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7-68 (Excerpt)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7 (2019), n° 4, pp. 162-192.
34. Le volume II/4.2 a été récemment traduit en anglais : Moseley Fred (ed.),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 Leyde, Brill, 2015.
35. Voir Vollgraf Carl-Erich, « Einführung », in MEGA², vol. II/4.3, op. cit., pp. 421-74.
36. MEGA², vol. I/21, édité par Jürgen Herre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9.
37. On a utilisé certains d’entre eux, par exemple l’adresse et les résolutions présentées lors des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pour préparer un volume d’anthologie paru à l’occasion des 150 ans de l’organisation : Marcello Musto, Pour lir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2014), Paris, Les éditions sociales, 2022.
38. Marx Karl, « Konfidentielle Mitteilung » (1870),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Werke, vol. 16,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p. 416. [Citation traduite à partir de l’original allemand, NDT]
39. Ibidem, p. 417.
40. MEGA², vol. IV/18, édité par Teinosuke Otani, Kohei Saito and Timm Graßmann, Berlin, De Gruyter, 2019.
41. Lettre de Karl Marx à Friedrich Engels, 25 Mars 1868,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Tome 9,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82, pp. 192-193.
42. Ibidem, p. 194-195.
43. Sur ces questions, on se reportera à l’ouvrage de l’un des éditeurs du volume IV/18 : Saito Kohei,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44. MEGA², vol. IV/26, édité par Anneliese Griese, Peter Krüger and Richard Sperl,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45. Engels Friedrich, « Marx, Heinrich Karl », in Marx Karl et Engels Friedrich, Werke, vol. 22, Berlin, Dietz Verlag, 1963, p. 342. [Citation traduite depuis l’original allemand, NDT] Le grand intérêt porté par Marx aux sciences naturelles, demeuré longuement ignoré, est désormais manifeste grâce au vol. IV/31 :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xzerpte und Notizen. Mitte 1877 bis Anfang 1883, édité par Annalise Griese, Friederun Fessen, Peter Jäckel and Gerd Pawelzig, Berlin, Akademie, 1999. Ce volume contient les notes prises par Marx après 1877 sur des ouvrages de chimie organique et inorganique.
46. Voir Musto Marcello, 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traduction française à paraître en 2023 aux PUF. Voir également Smith David (ed), Marx’s World: Global Socie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Marx’s Late Manuscripts, Londr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47. MEGA2, vol. I/30, édité par Renate Merkel-Meli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48. MEGA2, vol. III/30, édité par Gerd Callesen et Svetlana Gavril’čenko,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3.
49. MEGA2, vol. I/32, édité par Peer Kösli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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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inistra è contro la guerra

Le cause economiche della guerra
Nei dibattiti della Prima Internazionale, César de Paepe formulò quella che sarebbe divenuta la posizione classica del movimento operaio su questo tema, ovvero l’inevitabilità delle guerre nel regime di produzione capitalistico. Nella società contemporanea, esse non sono provocate dalle ambizioni dei monarchi o di singoli individui, bensì sono determinate dal modello economico-sociale dominante. Il movimento socialista mostrò anche quale era la parte di popolazione sulla quale si abbattevano, ineluttabilmente, le conseguenze più nefaste delle guerre. Nel congresso del 1868, i delegati della Prima Internazionale votarono una mozione che impegnava i lavoratori a perseguire “l’abolizione definitiva di ogni guerra”, dal momento che sarebbero stati soprattutto loro a pagare economicamente, quando non con il loro sangue – e senza alcuna distinzione tra vincitori e sconfitti –, le decisioni delle classi dominanti e dei governi che li rappresentavano.

Tra i precursori del socialismo, Claude Henri de Saint Simon si era decisamente schierato non solo in opposizione alla guerra, ma anche al conflitto sociale, ritenuti entrambi colpevoli di ostacolare il fondamentale progresso della produzione industriale. Karl Marx non riassunse in alcuno scritto le sue concezioni – frammentarie e talvolta contraddittorie – sulla guerra, né formulò linee guida per indicare l’atteggiamento più corretto da adottare in proposito. Quando dovette scegliere tra campi opposti, la sua unica costante fu l’opposizione alla Russia zarista, ritenuta l’avamposto della controrivoluzione e uno dei principali ostacoli all’emancipazione della classe lavoratrice . Nel Capitale (1867) affermò che la violenza era una potenza economica, «la levatrice di ogni vecchia società che è gravida di una nuova». Tuttavia, non concepì la guerra come una necessaria scorciatoia per la trasformazione rivoluzionaria e impiegò una parte consistente della sua militanza politica per vincolare la classe operaia al principio della solidarietà internazionale. Come sostenne anche Friedrich Engels, questa agiva in modo determinante, nelle singole nazioni, contro il rischio di pacificazione del conflitto di classe che l’invenzione del nemico esterno, prodotto dalla propaganda bellica, generava ogni volta che scoppiava una guerra. In diverse lettere scambiate con dirigenti del movimento operaio, Engels pose l’accento sulla forza ideologica esercitata dall’inganno del patriottismo e sul ritardo che un’ondata sciovinistica avrebbe causato sull’inizio della rivoluzione proletaria. Inoltre, nell’Anti-Dühring (1878), dopo aver analizzato gli effetti della diffusione di armi sempre più letali, affermò che il socialismo aveva il compito di «fare saltare in aria il militarismo e, con esso, tutti gli eserciti permanenti».

Il tema della guerra fu così importante per Engels che egli decise di dedicarvi uno dei suoi ultimi scritti. In L’Europa può disarmare? (1893), segnalò che, nel vecchio continente, durante i precedenti venticinque anni, ogni Stato aveva cercato di superare l’altro in potenza militare e in preparazione bellica. Ciò aveva generato una produzione di armamenti senza precedenti che rendeva possibile l’approssimarsi di «una guerra di distruzione che il mondo non aveva mai conosciuto». Secondo il co-autore de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1848), «in tutta Europa, il sistema degli eserciti permanenti era stato spinto a un punto talmente estremo da essere condannato a rovinare economicamente i popoli, per via delle spese belliche, o a degenerare in una guerra di annientamento generale». Nella sua analisi, Engels non trascurò di sottolineare che gli eserciti venivano mantenuti non solo per motivi militari, ma anche per fini politici. Essi dovevano «proteggere non tanto dal nemico esterno, quanto da quello interno». Si trattava di accrescere le forze che dovevano reprimere il proletariato e le lotte operaie. Poiché erano i ceti popolari a pagare più di tutti i costi della guerra, attraverso la massa di soldati che fornivano allo Stato e le imposte, il movimento operaio doveva battersi per una «riduzione omogenea e progressiva del servizio militare» e per il disarmo, considerato l’unica, effettiva, «garanzia della pace».

Il fallimento alla prova dei fatti
Ben presto, da argomento teorico analizzato in tempi di pace, la lotta contro il militarismo divenne un problema politico preminente. Con l’espansione imperialista da parte delle principali potenze europee, la controversia sulla guerra assunse un peso sempre più rilevante nel dibattito de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Nel congresso della sua fondazione, venne approvata una mozione che sanciva la pace quale “condizione prima indispensabile di ogni emancipazione operaia”. La mozione votata al Congresso di Stoccarda, del 1907, riassunse tutti i punti divenuti, fino ad allora, patrimonio comune del movimento operaio. Tra essi figuravano: la scelta di voto contrario a leggi di bilancio che proponevano l’aumento delle spese militari e l’avversione agli eserciti permanenti.

L’intensificarsi della concorrenza tra gli Stati capitalisti sul mercato mondiale e lo scoppio di diversi conflitti locali resero lo scenario generale ancora più allarmante. La pubblicazione del libro di Jaurès La nuova armata (1911) favorì la discussione di un altro tema al centro del dibattito di quel periodo: la distinzione tra guerra offensiva e guerra difensiva, nonché sulla condotta da assumere rispetto a quest’ultima, anche nel caso in cui un paese vedesse minacciata la propria indipendenza. Per Jaurès il compito esclusivo dell’esercito era quello di difendere l’autonomia di una nazione da ogni aggressione offensiva – ovvero tutte quelle che non accettavano la risoluzione di un conflitto mediante arbitrato. Tutte le azioni militari che ricadevano in questo ambito erano da considerarsi legittime. La perspicace critica della Luxemburg verso questa posizione evidenziò come i «fenomeni storici quali le guerre moderne non (potevano) essere misurati con il metro della ‘giustizia’, o mediante uno schema cartaceo di difesa e aggressione». Occorreva considerare, inoltre, la difficoltà di poter stabilire se una guerra fosse davvero offensiva o difensiva, ovvero se lo Stato che l’aveva iniziata avesse deliberatamente deciso di attaccare o era stato costretto a farlo a seguito degli stratagemmi adottati dalla nazione che gli si opponeva. Dunque, per la Luxemburg, tale distinzione andava scartata, così come andava criticata l’idea di «nazione armata» di Jaures, poiché tendeva, infine, ad accrescere la militarizzazione già esistente nella società.

Con il passare degli anni, 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si impegnò sempre meno a promuovere una concreta politica d’azione in favore della pace. L’opposizione al riarmo e ai preparativi bellici in atto fu molto blanda e un’ala del Partito Socialdemocratico Tedesco, divenuto sempre più legalista e moderato, barattò il suo voto favorevole ai crediti militari – e poi finanche l’appoggio all’espansione coloniale –, in cambio della concessione di maggiori libertà politiche in patria. Le conseguenze di questa scelta furono disastrose. Il movimento operaio giunse a condividere gli obiettivi espansionistici delle classi dominanti e venne travolto dall’ideologia nazionalista. 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si rivelò del tutto impotente di fronte alla guerra, fallendo in uno dei suoi intenti principali: preservare la pace.

I due esponenti di punta del movimento operaio che si opposero con maggiore vigore alla guerra furono la Luxemburg e Lenin. La prima ammodernò il bagaglio teorico della sinistra sulla guerra e mostrò come il militarismo rappresentasse un nerbo vitale dello Stato. Per Lenin, invece, in Il socialismo e la guerra, Lenin ebbe il merito di mostrare la “falsificazione storica” operata dalla borghesia, ogni qual volta provava ad attribuire un significato “progressivo e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 a quelle che, in realtà, erano guerre “di rapina”, condotte con il solo obiettivo di decidere a quale delle parti belligeranti sarebbe toccato opprimere maggiormente popolazioni straniere. Per Lenin, i rivoluzionari dovevano “trasformare la guerra imperialista in guerra civile”, poiché quanti volevano una pace veramente “democratica e duratura” dovevano eliminare la borghesia e i governi colonialisti.

Il discrimine nell’opposizione alla guerra
La Prima Guerra Mondiale procurò divisioni non solo in seno a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ma anche nel movimento anarchico. Nel Manifesto dei Sedici, Kropotkin postulò la necessità di “resistere a un aggressore che rappresenta l’annientamento di tutte le nostre speranze di emancipazione”. La vittoria della Triplice Intesa contro la Germania costituiva il male minore per non compromettere il livello di libertà esistente. Al contrario, coloro che firmarono con Errico Malatesta il Manifesto internazionale anarchico sulla guerra espressero la convinzione che la responsabilità del conflitto non poteva ricadere su un singolo governo e che non andava “fatta nessuna distinzione tra guerra offensiva e difensiva”. Aggiunsero, inoltre, che “nessuno dei belligeranti aveva il diritto di parlare a nome della civilizzazione o di considerarsi in uno stato di legittima difesa”. La Prima Guerra Mondiale era un ulteriore episodio del conflitto tra capitalisti di diversi stati imperialisti compiuta a spese della classe operaia. Malatesta, Emma Goldman, Ferdinand Nieuwenhuis e la stragrande maggioranza del movimento anarchico erano tutti convinti che sarebbe stato un errore imperdonabile appoggiare i governi borghesi e optarono, senza se e senza ma, in continuità con lo slogan «nessun uomo e neanche un centesimo per l’esercito», per un deciso rifiuto di partecipare – anche indirettamente – a qualsiasi ipotesi bellica.

Come comportarsi dinanzi alla guerra accese anche il dibattito del movimento femminista. A partire dal primo conflitto mondiale, la sostituzione degli uomini inviati al fronte – con un salario di gran lunga inferiore e, pertanto, in condizioni di sovrasfruttamento –, in impieghi precedentemente da loro monopolizzati, favorì il diffondersi di un’ideologia sciovinista anche in una fetta consistente del neonato movimento suffragista. Alcune sue dirigenti giunsero a promuovere petizioni per permettere alle donne di arruolarsi nell’esercito. Smascherare l’inganno dei governi del tempo – che, agitando lo spauracchio dell’aggressore alle porte, si servirono della guerra per derubricare fondamentali riforme di carattere sociale – rappresentò una delle conquiste più significative delle femministe comuniste del tempo. Clara Zetkin, Aleksandra Kollontaj, Silvia Pankhurst e, naturalmente, la Luxemburg, furono tra le prime ad avviare, con lucidità e coraggio, il cammino che indicò, a molte generazioni successive, come la battaglia contro il militarismo fosse un elemento essenziale della lotta contro il patriarcato. Dopo di loro, l’ostracismo alla guerra divenne un elemento distintivo della Giornata internazionale delle donne e, all’insorgere di ogni nuovo conflitto bellico, l’opposizione all’aumento delle spese di guerra figurò tra i punti salienti di numerose piattaforme del movimento femminista globale mondiale.

Il fine non giustifica i mezzi e i mezzi sbagliati danneggiano il fine
Il crescendo di violenze perpetrate dal fronte nazi-fascista – nei confini nazionali così come in politica estera – e lo scoppio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generarono uno scenario ancora più nefasto di quello della guerra del 1914-1918. L’Unione Sovietica venne attaccata dalle truppe di Hitler nel 1941 e fu impegnata in quella Grande Guerra Patriottica che fu decisiva al fine della sconfitta del nazismo e divenne, poi, un elemento così centrale dell’unità nazionale russa da essere sopravvissuta alla caduta del Muro di Berlino e da perdurare fino ai nostri giorni.

A partire dal 1961, sotto la presidenza di Nikita Chruščëv, l’Unione Sovietica inaugurò un nuovo ciclo politico che prese il nome di Coesistenza pacifica. Questa svolta, contraddistinta dall’impegno di non ingerenza e di rispetto della sovranità dei singoli stati, nonché di cooperazione economica con alcuni paesi capitalisti, sarebbe dovuta servire a scongiurare il pericolo di un terzo conflitto mondiale (che anche la Crisi dei missili di Cuba, del 1962, aveva dimostrato possibile) e avrebbe dovuto suffragare la tesi della non inevitabilità della guerra. Tuttavia, questo tentativo di collaborazione costruttiva fu intrapreso esclusivamente nei rapporti con 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e non con i paesi del «socialismo reale». Nel 1956, infatti, l’Unione Sovietica aveva già represso nel sangue la rivolta ungherese. I partiti comunisti dell’Europa occidentale non condannarono, anzi giustificarono, l’intervento delle truppe sovietiche in nome della protezione del blocco socialista e Palmiro Togliatti, segretario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dichiarò: «si sta con la propria parte anche quando sbaglia». La maggioranza di quanti condivisero questa posizione se ne pentì amaramente quando, anni dopo, compresero gli effetti devastanti prodotti dall’intervento sovietico.

Eventi analoghi accaddero in piena epoca di Coesistenza Pacifica, in Cecoslovacchia, nel 1968. Alle richieste di democratizzazione e di decentramento economico, fiorite con la «Primavera di Praga», il politburo del Comitato Centrale del Partito Comunista dell’Unione Sovietica rispose, con deliberazione unanime, inviando mezzo milione di soldati e migliaia di carri armati. Al congresso del Partito Operaio Unificato Polacco, del 1968, Leonid Brežnev spiegò di voler dare concreta attuazione a un principio che definì di «sovranità limitata». Egli affermò che «quando le forze che sono ostili al socialismo cercano di portare lo sviluppo di alcuni paesi socialisti verso il capitalismo, questo non diventa solo un problema del paese coinvolto, ma un problema comune e una preoccupazione per tutti i paesi socialisti». Secondo questa logica antidemocratica, la scelta di stabilire cosa fosse o non fosse «socialismo» era, naturalmente, puro arbitrio dei dirigenti sovietici. Questa volta, le critiche a sinistra non mancarono e furono, anzi, prevalenti. La riprovazione nei confronti dell’Unione Sovietica non fu espressa soltanto dai neonati movimenti della nuova sinistra, ma dalla maggioranza dei partiti comunisti e anche dalla Cina. Ciò nonostante, i russi non fecero marcia indietro e portarono a compimento quello che definirono essere un processo di «normalizzazione». L’Unione Sovietica continuò a destinare una parte significativa delle sue risorse economiche alle spese militari e ciò contribuì all’affermazione di una cultura autoritaria e di guerra nella società. Così facendo, si alienò, definitivamente, le simpatie del movimento per la pace, divenuto ancora più vasto in occasione delle straordinarie mobilitazioni contro la guerra in Vietnam.

Uno dei principali avvenimenti bellici verificatisi nel decennio successivo fu l’invasione sovietica dell’Afghanistan. Nel 1979, l’Armata Rossa tornò ad essere lo strumento principale della politica estera di Mosca, che continuava ad arrogarsi il diritto di intervenire in quella che riteneva essere la propria «zona di sicurezza». L’infausta decisione di occupare l’Afghanistan si trasformò in un estenuante stillicidio che si protrasse per oltre dieci anni, causando un numero ingente di morti e profughi. In questa occasione, le reticenze del movimento comunista internazionale furono molto minori rispetto a quelle palesatesi dinanzi agli attacchi sovietici in Ungheria e in Cecoslovacchia. Tuttavia, questa nuova guerra rese ancora più evidente, all’opinione pubblica mondiale, la frattura esistente tra il «socialismo reale» e una politica alternativa, fondata sull’opposizione al militarismo e sulla pace.

L’insieme di questi interventi militari non solo sfavorì il processo di riduzione generale degli armamenti, ma concorse a screditare e a indebolire globalmente il socialismo. L’Unione Sovietica venne percepita, sempre più, come una potenza imperiale che agiva in forme non dissimili da quelle de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che, parallelamente, dall’inizio della guerra fredda, si erano distinti per aver promosso, più o meno segretamente, colpi di stato e la sostituzione di governi democraticamente eletti in oltre 20 paesi del mondo. Infine, le «guerre socialiste» tra Cambogia e Vietnam e tra Cina e Vietnam, scoppiate nel biennio 1977-1979 e aventi come sfondo la crisi sino-sovietica, contribuirono a fare cadere l’ultima arma ancora nelle mani dell’ideologia «marxista-leninista» (che, in realtà, dell’impianto iniziale di Marx ed Engels aveva conservato ben poco ), secondo la quale la guerra era determinata esclusivamente dagli squilibri economici generati dal capitalismo.

Se è sinistra, è contro la guerra
La fine della Guerra Fredda non ha diminuito le ingerenze nella sovranità territoriale dei singoli paesi, né ha accresciuto il livello di libertà, di ogni popolo, quanto a poter scegliere il regime politico dal quale intende essere governato. Le tante guerre intraprese – anche senza il mandato dell’ONU e definite, per assurdo, «umanitarie» – da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negli ultimi venticinque anni, alle quali si sono aggiunte nuove forme di conflitti, di sanzioni illegali, e di condizionamenti politici, economici e mediatici, testimoniano che al bipolarismo tra le due superpotenze mondiali, caratteristico del «secolo breve», non è seguita l’era di libertà e progresso tanto propagandata dal mantra neoliberale del «Nuovo Ordine Mondiale» post-1991. In questo contesto, numerose forze politiche che un tempo si richiamavano ai valori della sinistra sono state compartecipi di diversi conflitti bellici e, dal Kosovo, all’Afghanistan, all’Iraq – per citare soltanto le principali guerre dichiarate dalla NATO, dopo la caduta del Muro di Berlino –, hanno, di volta in volta, dato il loro sostegno all’intervento armato, rendendosi sempre meno distinguibili dalla destra.

La Guerra Russo-Ucraina ha posto la sinistra nuovamente di fronte al dilemma del come comportarsi quando un paese vede minacciata la propria legittima sovranità. Quanti a sinistra hanno ceduto alla tentazione di diventare – direttamente o indirettamente – co-belligeranti, dando vita a una nuova union sacrée, contribuiscono a rendere sempre meno riconoscibile la distinzione tra atlantismo e pacifismo. La storia dimostra che, quando non si oppongono alla guerra, le forze progressiste smarriscono una parte essenziale della loro ragion d’essere e finiscono con l’essere inghiottite dall’ideologia del campo a loro avverso.

La tesi di quanti si oppongono sia al nazionalismo russo e ucraino che all’espansione della NATO non contiene alcuna indecisione politica o ambiguità teorica. Al di là delle spiegazioni – fornite, in queste settimane, da numerosi esperti – sulle radici del conflitto, la posizione di quanti suggeriscono una politica di “non allineamento” è la più efficace per far cessare la guerra al più presto e assicurare che in questo conflitto vi sia il minor numero possibile di vittime. Significa dare forza all’unico vero antidoto all’espansione della guerra su scala generale. A differenza delle tante voci che invocano un nuovo arruolamento, va perseguita un’incessante iniziativa diplomatica.

Inoltre, nonostante essa appaia rafforzata a seguito delle mosse compiute dalla Russia, bisogna lavorare affinché l’opinione pubblica smetta di considerare la più grande e aggressiva macchina bellica del mondo – la NATO – come la soluzione ai problemi della sicurezza globale. Al contrario, va mostrato come questa sia un’organizzazione pericolosa e inefficace che, con la sua volontà di espansione e di dominio unipolare, contribuisce ad aumentare le tensioni belliche nel mondo.

In Il socialismo e la guerra, Lenin sostenne che i marxisti si distinguono dai pacifisti e dagli anarchici poiché riconoscono «la necessità dell’esame storico (dal punto di vista del materialismo dialettico di Marx sic!) di ogni singola guerra». Continuando, affermò che «nella storia sono più volte avvenute guerre che, nonostante tutti gli orrori, le brutalità, le miserie ed i tormenti inevitabilmente connessi con ogni guerra, sono state progressive e utili all’evoluzione dell’umanità». Se ciò è stato vero per il passato, sarebbe miope ipotizzare che possa ripetersi nel contesto di diffusione delle armi di distruzione di massa della nostra società contemporanea. Raramente le guerre – da non confondere con le rivoluzioni – hanno avuto l’effetto democratizzante auspicato dai teorici del socialismo. Al contrario, esse si sono spesso rivelate come il modo peggiore per realizzare la rivoluzione, sia per il costo di vite umane che per la distruzione delle forze produttive che esse comportano. Le guerre diffondono, infatti, un’ideologia di violenza che si unisce, spesso, a quei sentimenti nazionalistici che hanno più volte lacerato il movimento operaio. Di rado, esse rafforzano pratiche di autogestione e democrazia diretta, mentre accrescono il potere di istituzioni autoritarie. È una lezione che non andrebbe mai dimenticata anche dalle sinistre moderate.

Il monito più fecondo delle Riflessioni sulla guerra (1933) di Simone Weil discende dalla capacità di saper comprendere «come può una rivoluzione evitare la guerra». Secondo l’autrice francese, «è su questa labile possibilità che occorre puntare, o abbandonare ogni speranza». La guerra rivoluzionaria si trasforma spesso nella «tomba della rivoluzione», poiché essa non permette ai «cittadini armati, di fare la guerra senza apparato dirigente, senza pressione poliziesca, senza giurisdizione speciale, senza pene per i disertori». La guerra incrementa, come nessun altro fenomeno sociale, l’apparato militare, poliziesco e burocratico. Cancella «l’individuo di fronte alla burocrazia statale con il sostegno di un fanatismo esasperato», avvantaggiando la macchina statale e non i lavoratori. Pertanto, la Weil ne desunse che «se la guerra non termina al più presto e per sempre (…) si avranno solo quelle rivoluzioni che, anziché distruggere l’apparato statale lo perfezionano» o, detto ancor più chiaramente, «si finirebbe per estendere sotto altra forma il regime che ci vuole sopprimere». E per questo che, in caso di guerra, «bisogna scegliere tra l’intralciare il funzionamento della macchina bellica, della quale siamo un ingranaggio, e l’aiutare quella macchina a stritolare alla cieca le vite umane».

Diversamente dal celebre detto di Carl von Clausewitz, per la sinistra, la guerra non può essere “la continuazione della politica con altri mezzi”. In realtà, essa non fa che certificare il suo fallimento. Se la sinistra vuole tornare a essere egemone e dimostrarsi capace di declinare la sua storia per i compiti dell’oggi, deve scrivere sulle proprie bandiere, in maniera indelebile, le parole “antimilitarismo” e “no alla guerra”.

Riferimenti
1. Marx modificò la sua attitudine verso la Russia negli ultimi anni della sua vita. Cfr. Marcello Musto, L’ultimo Marx: 1881-1883. Saggio di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pp. 49-75.
2. Cfr. Marcello Musto, Karl Marx.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e politica 1857-1883, Einaudi, 2018, e Marcello Musto, Ripensare Marx e i marxismi. Studi e saggi, Carocc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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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 reevaluación de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de Marx

Entre diciembre de 1880 y junio de 1881, los intereses de estudio de Marx fueron absorbidos también por otra disciplina: la antropología. Marx comenzó a profundizar en ésta gracias al libro La sociedad antigua [1877], del antropólogo estadounidense Lewis Morgan (1818-1881), recibído, dos años después de su publicación, del etnógrafo ruso Maxim Kovaleivskij (1851-1916), quien lo había llevado consigo en un viaje de regreso desde Norteamérica.

La lectura de este texto, sobre el que Marx se concentró con particular atención – le impactó, sobre todo, la importancia que Morgan había atribuido a la producción y a los factores técnicos como precondición del desarrollo del progreso social -, se reveló determinante al punto de alentarlo a redactar un compendio de cien densas páginas. Éstas componen la parte principal de los denominad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En su interior figuran también extractos de otros volúmenes: Java, o como administrar una colonia [1861], de James Money (1818-1890), abogado y experto conocedor de Indonesia; La aldea aria en la India y Ceilán [1880], de John Phear (1825-1905), presidente de la Corte Suprema de Sri Lanka; y Lecciones sobre la historia antigua de las instituciones [1875], del historiador Henry Maine (1822-1888), llegando a un total que comprendía más de cien hojas . Las comparaciones entre las teorías de estos autores, avanzadas por Marx en sus compendios, permiten suponer que la redacción de todo este material habría sido completada en un período relativamente breve y que, sobre esta base, estaría la voluntad de realizar un estudio exhaustivo de la materia.

En el curso de sus investigaciones precedentes, Marx había realizado ya un examen de las formas socio-económicas del pasado, a cuyo respecto desplegó numerosos comentarios en la primera parte del manuscrito La ideología alemana, en la larga sección titulada “Formas que preceden a la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 contenida en los Grundisse [1857-1858], y también en el primer volumen de El Capital. En 1879, mediante el estudio del libro de Kovalevkeij, La propiedad comunal de la tierra [1879], Marx había vuelto otra vez sobre este tema. Ello se convirtió, sin embargo, en materia de estudio profundo y actualizado tan sólo con la escritura de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Las investigaciones que acompañaron su redacción fueron emprendidas con la meta precisa de acrecentar sus conocimientos acerca de períodos históricos, áreas geográficas y temáticas consideradas fundamentales para poder seguir con su proyecto de crítica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Por añadidura, estas indagaciones permitieron a Marx adquirir información particularizada sobre las características sociales y las instituciones del pasado más remoto, que no estaban aún en su posesión cuando había redactado los manuscritos y obras en los años cincuenta y sesenta. Aquellas, finalmente, fueron actualizadas con las teorías de los más eminentes estudiosos del campo, contemporáneos a él.

Marx se dedicó a este estudio, muy dispuesto en términos de energía, en el mismo período en el que todavía ambicionaba con completar el segundo volumen de El Capital . No se ocupó de la antropología por mera curiosidad intelectual, aunque sí con una intención exquisitamente teórico política. Quería reconstruir, sobre la base de un correcto conocimiento histórico, la secuencia con la cual, verosímilmente, en el curso del tiempo, se habían sucedido los diferentes modos de producción. Ésta le servía también para dar fundamentos históricos más sólidos a la posible transformación de tipo comunista de la sociedad.

Persiguiendo este objetivo, en la escritura de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Marx redactó extensos resúmenes y anotaciones interesantes sobre la prehistoria, sobre el desarrollo de los vínculos familiares, sobre la condición de las mujeres, sobre el origen de las relaciones de propiedad, sobre las prácticas comunitarias existentes en las sociedades precapitalistas, sobre la formación y la naturaleza del poder estatal, sobre el rol del individuo e incluso otras cuestiones más actuales a su época como, por ejemplo, las connotaciones racistas de algunos antropólogos y los efectos del colonialismo.

Sobre el tema específico de la prehistoria y del desarrollo de los lazos familiares, Marx obtuvo así muchas indicaciones útiles del pensamiento de Morgan que, como señaló Henry Hyndman: “cuando [… las tesis expuestas en] La sociedad antigua demostr[aron a Marx], de modo convincente, que era la gens , y no la familia, la unidad social del antiguo sistema tribal y de la sociedad de los orígenes, [él] modificó inmediatamente su opinión anterior”.

Precisamente fueron las investigaciones antropológicas de Morgan sobre la estructura social de las poblaciones primitivas las que le permitieron superar los límites de las interpretaciones tradicionales respecto los sistemas de parentela; entre ellas, la que propusiera el historiador Barhold Niebuhr (1776-1831), en la Historia romana [1811-12].

Morgan había aclarado, sobre todo, y a contracorriente de todas las hipótesis precedentes, que se había cometido un gran error cuando se había sostenido que la gens fuese «posterior en el tiempo a la familia monógama» y que esta fuese el resultado de «un conglomerado de familias» . En sus estudios sobre la prehistoria de la humanidad y de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él había arribado, luego, a una conclusión de gran interés para Marx. La familia patriarcal no era considerada como la unidad de base originaria de la sociedad, sino como una forma de organización social que apareció posteriormente y más reciente de lo que generalmente se tenía en cuenta. Aquella “era demasiado débil como como organización para hacer frente por sí sola a las vicisitudes de la vida”. Mucho más plausible era suponer la presencia de una forma como aquella adoptada por los aborígenes de América, la familia sindiásmica, “practicando el principio del comunismo en su modo de vivir”.

Marx criticó, en cambio, a Maine, con quien estaba en constante polémica en las páginas de sus resúmenes. En su libro, Lecciones sobre la historia antigua de las instituciones, él había concebido, “la familia privada [… como la] base de la que proceden el sept y el clan, etc.” . El desacuerdo de Marx con este intento de mover hacia atrás las agujas de la historia, transfiriendo la época victoriana a la prehistoria, lo llevó a afirmar que “EI señor Maine, como buen zoquete inglés, no parte de la gens sino del patriarca, que luego se convierte en jefe, etc. Estupideces” . En su confrontación, incrementó la crítica socarrona: “Maine, después de todo, no se puede quitar de la cabeza la familia privada inglesa” ; “Maine traslada su familia ‘patriarcal’ romana al mismo comienzo de las cosas” . Las demoliciones de Marx no se ahorran mucho para otro de los autores leídos, Phear, de quien dice: “El burro de él lo basa todo en la familia privada”.

En cuanto a Morgan, Marx encontró estimulantes también sus contrastaciones referidas al concepto de familia, desde el momento que en su “significado original” la palabra “familia” – familia contenía la misma raíz de famulus (siervo) – “no tenía relación con la pareja unirla en matrimonio o con sus hijos, sino con el conjunto de esclavos y servidores que trabajaban para su mantenimiento y se hallaban bajo la autoridad del paterfamilias” . Al respecto, Marx anotó:

La familia moderna encierra en germen no sólo el servitus (esclavitud) sino también la servidumbre, pues se halla ligada de antemano a servicios agrícolas. Es la miniatura de todos los antagonismos que se despliegan posteriormente en la sociedad y su Estado […] la familia monógama presupone siempre, para poder existir aislada autónomamente, una clase de servidores que originariamente en todas partes fueron directamente esclavos.

También en otro punto de sus resúmenes, añadiendo una consideración propia, Marx escribió que la acumulación de riqueza se halla “inevitablemente unido con la familia monógama, una vez que se da la propiedad privada de casas, tierras, rebaños” . De hecho, como se indicaba en El Manifi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 ésta representaba el punto de partida de la historia como “historia de la lucha de clases”.

En El origen de la familia, de la propiedad privada y el Estado [1884], libro definido por su autor “la ejecución de un testamento” y que quería ser “un modesto sustituto de lo que [su] amigo” , no había podido llevar a término, Engels completó el análisis realizado por Marx, en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afirmando que la monogamia representaba el

Esclavizamiento de un sexo por el otro, como la proclamación de un conflicto entre los sexos, desconocido hasta entonces en la prehistoria. En un viejo manuscrito inédito, redactado en 1848 por Marx y por mí, encuentro esta frase: “La primera división del trabajo es la que se hizo entre el hombre y la mujer para la procreación de hijos” Y hoy puedo añadir: el primer antagonismo de clases que apareció en la historia coincide con el desarrollo del antagonismo entre el hombre y la mujer en la monogamia; y la primera opresión de clases, con la del sexo femenino por el masculino. La monogamia (…) es la forma celular de la sociedad civilizada, en la cual podemos estudiar ya la naturaleza de las contradicciones y de los antagonismos que alcanzan su pleno desarrollo en esta sociedad.

También Marx, por otro lado, había prestado gran atención a las consideraciones de Morgan sobre la paridad entre los sexos. Éstas afirman que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fueron más progresivas en cuanto al tratamiento y a los comportamientos hacia las mujeres. A propósito, Marx transcribió aquellas partes del libro de Morgan en las que había observado que, con los Griegos, “el cambio de la descendencia por línea femenina a la masculina [fue] perjudicial para la posición y derechos de la mujer y madre”. El antropólogo norteamericano había agregado que en la Antigua Grecia “predominó […] un principio, difícil de encontrar entre los salvajes, de egoísmo calculado por parte de los hombres, que tendía a menguar la estimación de la mujer”. Morgan evaluó negativamente el modelo social griego. Los Griegos “siguieron siendo bárbaros en el apogeo de su civilización en el tratamiento del sexo femenino; educación superficial de éste, [… y] su inferioridad le era inculcada como un principio, hasta el punto de que llegó a ser aceptada como un hecho por las mujeres mismas”. Pensando en contraste con los mitos del mundo clásico, Marx agregó un agudo comentario suyo: “la situación de las diosas del Olimpo muestra reminiscencias de una posición anterior de las mujeres. Más libre e influyente. La ansiosa de poder Juno, la diosa de la sabiduría que nace de la cabeza de Zeus, etc..”.

De la lectura de Morgan, Marx extrajo inspiración también sobre otro tema de importancia significativa: el origen de las relaciones de propiedad. El famoso antropólogo, de hecho, había establecido una relación de causalidad entre los distintos tipos de estructura de parentesco y las formas económico-sociales. Según Morgan, en la historia occidental las razones de la afirmación del sistema descriptivo,-es decir, aquel en el que los consanguíneos están descritos y la relación de parentesco de cada persona es más específica (los consanguíneos son “el hijo del padre, del hermano del padre, y del hijo del hermano del padre”)-, y de la decadencia, en cambio, del clasificatorio -en el que los consanguíneos están reagrupados en categorías sin el grado “de cercanía o lejanía del ego” sea tomado en consideración (“mis propios hermanos y los hijos de los hermanos de mi padre son todos hermanos míos por igual”)-, debían vincularse con el desarrollo de la propiedad y del Estado .

En el libro de Morgan, dividido en cuatro partes, aquella sobre el “Desarrollo de la idea de familia” (III) estaba puesta después de las secciones sobre el “Desarrollo de la inteligencia mediante inventos y descubrimientos (I)”, del “Desarrollo de la idea de gobierno” (II), y antes del “El desarrollo de la idea de propiedad.” (IV). Marx invirtió el orden de los temas: I. inventos, II. familia, III. propiedad y IV. gobierno, para así hacer más evidente las conexiones entre los dos últimos.

Morgan afirmó que, a propósito del “principio aristocrático”, a pesar de que “la riqueza y el rango”, se justificasen, desde hace millones de años, “sobre la justicia y la inteligencia”, había “pocas dudas caben respecto a […] las clases privilegiadas, […] no ha dejado de mostrar el carácter oneroso (burdensome) de su acción opresiva para la sociedad”.

En una de las páginas finales de La sociedad antigua, copiada casi por entero por Marx, dedicada a las consecuencias distorsionadas que la propiedad podía llegar a generar, se encuentran expresados algunos conceptos que lo impactaron profundamente:

Desde el comienzo de la civilización, el desarrollo de la propiedad ha sido tan gigantesco, sus formas tan diversamente articuladas, sus usos tan continuamente ampliados, y su administración (management) tan hábil para hacer valer los intereses de los propietarios, que se convertido para el pueblo en una fuerza incontrolable…La mente humana se siente desconcertada ante su propia creación. Llegará el día, sin embargo, en que el intelecto humano se eleve hasta dominar la propiedad, redefiniendo las relaciones entre el Estado y la propiedad, de la cual éste es el protector, así como de las obligaciones y limitaciones de los derechos de los propietarios. Los intereses de la sociedad preceden a los del individuos y el problema es establecer una relación justa y armónica entre estos dos. Morgan se negaba a creer que “el destino final del género humano” debiera ser el mero “afán de riquezas” y lanzó, en este sentido, una severa advertencia:

La disolución social amenaza claramente ser la terminación de una empresa de la cual la propiedad es el fin y la meta, pues dicha empresa contiene los elementos de su propia destrucción. La democracia, en el gobierno, la fraternidad en la sociedad, la igualdad de derechos y privilegios y la educación universal anticipan el próximo plano más elevado de la sociedad, al cual la experiencia, el intelecto y el saber tienden firmemente. Será (un nivel superior de la sociedad) una resurrección, en forma más elevada, de la libertad, igualdad y fraternidad de las antiguas gentes.

La civilización “burguesa” no sería, por tanto, la última etapa de la humanidad, sino que representaba, también ésta, una época transitoria. Si ésta había surgido, al final de dos prolongadas épocas definidas (en los términos en boga en aquel tiempo, “estado salvaje” y “estado barbárico”), sucesivamente con la abolición de las formas comunitarias de organización social (implosionadas luego de la acumulación de propiedad y de riquezas), la aparición de las clases sociales y el Estado, entonces, la prehistoria y la historia estaban destinadas a encontrarse nuevamente.

Morgan consideró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muy democráticas y solidarias. En relación a la sociedad del presente, se limitó a una declaración optimisma acerca del progreso de la humanidad, sin invocar la necesidad de la lucha política. Marx, por su parte, no hipotetizó como solución la redención socialista del “mito del buen salvaje”. De hecho, nunca tuvo esperanzas en el regreso al pasado, sino, como había agregado copiando el libro de Morgan, auspiciaba, en cambio, el avenir de “un nivel superior de la sociedad” , basada en sobre una nueva forma de producción y un modo distinto de consumo. Ésta, además, no surgiría gracias a una evolución mecánica de la historia, sino tan sólo a través de la lucha consciente de las trabajadoras y los trabajadores.

De los textos de antropología Marx leyó, al final, todo lo relacionado al origen y las funciones del Estado. A través de los extractos de Morgan, recapituló el papel desarrollado por esta institución en la fase de transición de la barbarie a la civilización ; mientras, con los apuntes tomados del texto de Maine, se dedicó al análisis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individuo y Estado . En continuidad con sus más significativas elaboraciones al respecto, desde De la crítica de la filosofía hegeliana del derecho público [1843] a La guerra civil en Francia [1871] , también en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Marx representó al Estado como un poder de servidumbre social, una fuerza que impide la plena emancipación del individuo. En las notas redactadas en 1881, insistió sobre el carácter parasitario y transitorio del Estado y, refiriéndose a Maine, precisó:

Maine ignora algo mucho más profundo: que incluso la existencia, aparentemente suprema e independiente, del Estado, no es más que una apariencia, y que el Estado en todas sus formas es una excrecencia de la sociedad. Incluso su apariencia no se presenta hasta que la sociedad ha alcanzado un cierto grado de desarrollo y desaparece[rá] de nuevo en cuanto la sociedad llegue a un nivel hasta ahora inalcanzado.

Luego de la crítica hacia la institución política, Marx continuó con aquella hacia la condición de los hombres, en circunstancias históricamente dadas. Para Marx, de hecho, la formación de la sociedad civilizada, con la consiguiente transición de un régimen de la propiedad común a una individual, “genera una individualidad aún unilateral [¿así llega a destacarse unilateralmente la individualidad?]”.

Si la “verdadera naturaleza “del Estado” se muestra sólo cuando” viene analizado “el contenido [o sea] los intereses “del Estado”, esto muestra que estos “son comunes a ciertos grupos sociales, […son] intereses de clase”. Para Marx se trata de un “Estado que presupone “las clases””. Por tanto, la individualidad que existe en este tipo de sociedad “es una individualidad de clase”, que “se basan todos en última instancia, en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En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Marx desarrolló no pocas observaciones respecto a otro tema, que le fuera sugerido por un lenguaje lleno de definiciones discriminatorias usado por aquellos que estaba estudiando: las connotaciones racistas utilizadas por los antropólogos . El rechazo de Marx hacia esa ideología fue categórico y sus comentarios contra los autores que se expresaron de ese modo fueron cáusticos. Cuando, por ejemplo, Maine usó epítetos discriminatorios, Marx comentó decisivamente: “Pero esto no tiene sentido!”. Recurrentes, más aún, fueron las expresiones del tipo: “¡que el diablo se lleve a esta jerga “aria”!”.

Finalmente, mediante los libros Java, o como administrar una colonia, de Money, y La villa aria en la India y Ceylan de Phear, Marx estudió los efectos negativos de la presencia europea en Asia. En lo que concierne al primer texto, Marx, para nada interesado en las opiniones políticas de su autor, encontró útiles, sin embargo, la información detallada relativa al comercio que la obra contenía . Una aproximación similar tuvo con el escrito de Phear, del cual privilegió los datos que éste reportó sobre el estado de Bengala en la India, ignorando las débiles construcciones teóricas.

Los autores leídos y compendiados por Marx en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habían sido todos influenciados, aunque con matices distintos, por la concepción evolucionista imperante en el tiempo y algunos de ellos incluso eran convencidos sostenedores de la superioridad de la civilización burguesa. Un análisi de los Cuadernos antropológicos muestra, de manera evidente, que Marx no sufrió influencia alguna de parte de sus impostaciones ideológicas.

Las teorías del progreso, hegemónicas en el siglo diecinueve, muy difundidas también entre antropólogos y etnólogos, postulaban que el curso de los eventos seguiría a un recorrido ya dado, debido a factores externos a la acción humana, que procedería en estadios sucesivos concatenados entre ellos, y que tenía como única e igual meta el mundo capitalista.

En el lapso de pocos años, con la llegada de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también entre las filas del movimiento obrero tomó cuerpo la ingenua convicción del progreso automático de la historia. La única variante respecto de la versión burguesa fue la previsión de una última etapa que vendría seguida luego del “colapso” del sistema capitalista, automáticamente destinado al ocaso: el advenimiento del socialismo (¡por añadidura, a continuación, definido como “marxista”!) . Este análisis, más allá de ser epistemológicamente errado, produjo una suerte de pasividad fatalista, que se transformó en un factor de estabilidad para el orden existente y en debilitamiento para la acción social y política del proletariado.

Dicha posición considerada por varios “científica”, ponía en común aquella ya afirmada de origen burgués y la otra que comenzaba a emerger también en el frente socialista, Marx supo oponerse sin ceder a las sirenas que anunciaban el curso inequívoco de la historia conservando su enfoque característico: complejo, versátil y multiforme.

Si, en presencia de tantos oráculos darwinistas, Marx pareció ser un autor incierto y vacilante , por el contrario, supo huir de la trampa del determinismo económico en la que cayeron, en cambio, muchos de sus seguidores y de sus presuntos continuadores, a quienes se les imputó una de las peores caracterizaciones del “marxismo”, más allá de la sideral distancia de los propósitos respecto a los cuales consideraban inspirarse.

En los manuscritos, en los cuadernos de apuntes, en las cartas dirigidas a los compañeros y a los militantes que estaban en contacto con él, y además en las intervenciones públicas, que eran definitivamente pocas a causa de tantos dramas familiares y el ocaso de sus fuerzas físicas, Marx continuó su investigación para reconstruir la compleja historia del pasaje de las formas de las sociedades antiguas al capitalismo.

De las investigaciones realizadas sobre los textos de antropología que leyó y sintetizó, sacó la conclusión de que el progreso humano había procedido más rápidamente en las épocas en las que se habían ampliado las fuentes de subsitencia, comenzando con el nacimiento de la agricultura. Hizo acopio de las informaciones históricas y de los datos recogidos, pero no compartió los rígidos esquemas sobre la ineluctable sucesión de determinados estadíos de la historia humana.

Rechazó las rígidas representaciones que vinculaban los cambios sociales solamente a las transformaciones económicas. Marx defendió, en cambio, la especificidad de las condiciones históricas, las múltiples posibilidades que el curso del tiempo ofrecía y la centralidad de la intervención humana por modificar la existencia y marcar el cambio . Fueron éstas las características sobresalientes de la elaboración teórica del último Marx.

Bibliografia
MUSTO, MARCELLO (2016), L’ultimo Marx, 1881-1883. Saggio di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Roma: Donzelli, 2016.
MUSTO, MARCELLO (Ed. 2018),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e politica 1857-1883, Torino: Einaudi, 2018.
MUSTO, MARCELLO (Ed. 2018), Los Grundrisse de Karl Marx. Fundamentos de la crítica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150 años después, Bogotá: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8.
MUSTO, MARCELLO (2019), “Introduction: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Capital”, in Marcello Musto (E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1-35.
MUSTO, MARCELLO (2020), Karl Marx, 1881-1883. El último viaje del Moro, México, D.F.: Siglo XXI, 2020
MUSTO, MARCELLO (2020), “New Profiles of Marx after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49 (2020), n. 4: 407-419.
MUSTO, MARCELLO (2020), “Communism”, in Marcello Musto (Ed.), The Marx Revival: Key Concepts and New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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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s, de oorlog en het Russisch-Oekraïens conflict

Sociale en politieke wetenschappers hebben de ideologische, politieke, economische en zelfs psychologische beweegredenen die leiden tot oorlog onderzocht, maar het waren socialistische denkers die een van de meest overtuigende inzichten hebben verschaft over het verband tussen de ontwikkeling van het kapitalisme en de proliferatie van oorlog. Dit essay wil opnieuw dit fundamenteel inzicht herwaarderen in deze onzekere tijden. Er bestaan immers tal van discussies binnen links hoe we het conflict in Oekraïne moeten begrijpen. Alleen via gedegen analyses kunnen we een zinnig politiek standpunt innemen.

Om een links standpunt te kunnen uitdragen, moeten we eerst terugkijken naar de houding van de vorige generaties. Binnen de Eerste Internationale was het de Belg César de Paepe die voor het eerst een klassieke socialistische analyse maakte over hoe moderne oorlogen onvermijdelijk verweven zijn met de ontwikkeling van het kapitalisme. Moderne oorlogen onderscheiden zich van haar voorgangers in het feit dat ze niet worden gevoerd door de ambities van een monarch of adellijke elite. Oorlogen worden eerder gevoerd omwille van de belangen die aanwezig zijn binnen ons dominant socio-economisch model. Voor de Paepe en zijn ideologische nazaten kon een les getrokken worden uit de talrijke moderne oorlogen: het waren en zijn in essentie “burgeroorlogen”, een woeste strijd tussen de werkende klassen die hen hierbij de noodzakelijke middelen tot overleven ontneemt.

Marx heeft nooit een coherente theorie over de oorlog ontwikkeld. Je vindt zijn korte en fragmentaire opmerkingen over het onderwerp doorheen zijn verzamelde geschriften, opmerkingen die op bepaalde punten zelfs contradictorisch zijn. Wat betekent dat hij ook geen helder standpunt aan zijn lezers heeft nagelaten hoe zij zich politiek moeten positioneren tegenover de oorlog. In Het Kapitaal vinden we de opmerking dat geweld “de vroedvrouw van iedere oude maatschappij is, die op haar beurt zwanger is van een nieuwe samenleving”. Maar hij dacht niet dat oorlog een kortere weg vormt voor een revolutionaire omwenteling van de samenleving. Zijn politieke activiteiten waren eerder gericht op het ontwikkelen van het principe van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eit tussen de werkende klassen.

Zijn compagnon de route, Engels, had daarentegen wel veel zaken geschreven over oorlog. Hij schreef er zelfs een boekje over, “Kan Europa ontwapenen?”. In dit werk bemerkte hij dat de tweede helft van de negentiende eeuw werd getekend door grootmachten die elk op hun beurt trachten hun rivalen militair te overvleugelen. De voorbereiding op een grootscheepse oorlog vormde steeds een centraal motief in het beleid van om het even welke grootmacht. Elke kapitalistische grootmacht investeerde immense sommen in wapenproductie (onvergelijkbaar met vroegere periodes), waardoor Europa voortdurend op de rand stond van een ongeziene vernietigingsoorlog: “Europa ondergaat het systeem van professionele staande legers op een dermate extreme manier dat het ofwel zal leiden tot de economische ondergang voor de gewone bevolking omwille van stijgende militaire uitgaven, ofwel zal de situatie degenereren tot een uitroeiingoorlog”. Engels benadrukte dat staande legers niet alleen bestonden om een externe vijand een halt toe te roepen, maar evengoed om “interne vijanden” te bekampen. Dit soort leger intervenieert in de klassenstrijd ten voordele van de heersende belangen. Engels beschouwde dan ook de eis om diensttijd gradueel te verkorten als een integraal onderdeel van de socialistische strijd binnen het breder kader van een oproep tot algemene ontwapening en het streven naar internationale vrede.

Beproevingen en ondergang van de IIde Internationale
Het duurde niet lang tot wanneer dit theoretisch debat in vredestijd het meest acute politieke probleem van een tijdsbestek werd. De verkozen vertegenwoordigers van de arbeidersbeweging waren initieel gekant tegen elke steun aan een oorlog. Tijdens het Frans-Pruisisch conflict van 1870 (wat de Parijse Commune voorafging) veroordeelden de sociaal-democraten Wilhelm Liebknecht en August Bebel de annexionistische doelstellingen van Bismarcks Duitsland. Zij stemden dan ook tegen de oorlogskredieten. Zij werden vervolgens tot twee jaar gevangenis veroordeeld, met als reden hoogverraad, nadat ze de beslissing om het wetsontwerp inzake het extra financieren van de oorlog verwierpen. De moedige houding van deze volksvertegenwoordigers gaf alleszins aan dat de werkende klasse alternatieven bezat om een oorlogscrisis te lijf te gaan.

Debatten over de oorlog binnen de IIde Internationale wonnen alleen maar aan belang binnen het kader van de Europese mogendheden die verder het pad bleven bewandelen van imperialistische expansie. Een resolutie, aangenomen tijdens het stichtingscongres, omschreef vrede als de “noodzakelijke voorwaarde voor de emancipatie van de arbeider”. De Duitse “Weltpolitik” – het agressief buitenlands beleid van keizerlijk Duitsland om haar macht op de internationale arena te vergroten – veranderde de geopolitieke context waarbinnen de sociaal-democraten politiek moesten opereren. Het principe van anti-militarisme werd een hoeksteek van de arbeidersbeweging. En frequent kwamen discussies over oorlogsconflicten naar de publieke oppervlakte. Oorlog werd niet alleen beschouwd als een kans tot een revolutionaire omwenteling, waarbij het werd aanzien als een destabiliserende factor die zou leiden tot een implosie van een systeem – een idee dat kan getraceerd worden tot Maximilien Robespierre en zijn beroemde uitspraak “Men kan geen revolutie nastreven zonder revolutie”. Het werd eerder aanzien als een van de grootste gevaren voor de werkende klassen, omdat oorlog altijd gepaard gaat met honger, armoede en werkloosheid.

De basisprincipes van de arbeidersbeweging binnen de schoot van de IIde Internationale werden verder uitgekristalliseerd in de resolutie “Over het militarisme en internationale conflicten” in 1907 te Stuttgart. De partijen moesten consequent stemmen tegen stijgende oorlogsbudgetten, het model van staande legers afkeuren, en, indien het dan toch noodzakelijk bleek te zijn, het idee van volksmilities prefereren. In de jaren naar aanloop van WOI bleek de IIde Internationale minder en minder begaan te zijn met het voeren van een politiek dat vrede centraal stelde. Met als noodlottig resultaat dat de meeste partijen de nationale elites steunden bij het initiëren van de Grote Oorlog. En dit bracht rampzalige gevolgen met zich mee voor de gehele mensheid.

Maar binnen links waren er ook nog overtuigde tegenstanders van de oorlog die zich bleven verzetten tegen deze nationalistische omwenteling van de sociaal-democratie. De twee meest gekende namen waren Rosa Luxemburg en Vladimir Lenin. Luxemburg ontwikkelde een verder verfijnde analyse, waarin ze aantoonde hoe het militarisme een hoofdbestanddeel vormde van de werking van een kapitalistische staat. Zij voerde met veel verbeten overtuiging een “oorlog tegen de oorlog”, een slogan die de politieke hoeksteen vormde van de oppositie binnen de arbeidersbeweging, en zij kon veruit het meeste maatschappelijke impact genereren in vergelijking met veel van haar linkse medestanders. In haar pamflet “De crisis van de sociaal-democratie”, ook wel het “Junius pamflet” (1915) genaamd, schreef ze dat de IIde Internationale ten onder was gegaan omdat het faalde “in het ontwikkelen van een afdoende tactiek en praktijk die gedeeld kon worden door het proletariaat over de nationale grenzen heen”. Daarom moet de centrale doelstelling van de werkende klasse bestaan uit “het bevechten van het imperialisme en voorkomen van oorlogen, zowel in tijden van vrede als oorlog”.

Lenin gaf op zijn beurt twee belangrijke inzichten mee aan zijn lezers, die zowel te vinden zijn in zijn vlugschrift “Socialisme en de oorlog” als in talrijke andere bijdragen. Een eerste fundamentele kwestie draait rond het begrip “historisch falsificatie”: burgerlijke elites hebben doorheen de geschiedenis steeds gepoogd om hun buitenlandse interventies af te schilderen vanuit “een progressieve notie van nationale bevrijding” van een ander volk. Terwijl deze oorlogen in realiteit draaien om economische plundering. Oorlogen tussen belligerente dominante staten worden gevoerd om uit te maken wie ditmaal de meeste andere volkeren mag onderdrukken. Deze oorlogen zullen dus steeds de ongelijkheden van het kapitalisme intensifiëren. Een tweede zaak gaat over de steun van de nationale sociaal-democratische partijen aan imperialistische oorlogen. Zij zullen hierbij de klassentegenstellingen opzij schuiven wanneer zij hun politieke steun uitspreken voor de nationale burgerij in kwestie. In ruil voor deze steun hopen zij dat ze “de kruimels van de winsten kunnen verkrijgen van deze nationale burgerij, veelal vergaard door het plunderen van andere landen”. Lenin verwierp deze politiek en bracht een ander fundamenteel inzicht in stelling: een socialistische beweging moet deze “imperialistische oorlogen omturnen tot een oorlog tussen het proletariaat en haar oorlogszuchtige burgerij en overheid”, dit is de enige manier om te komen tot “duurzame democratische vrede”. Lenin bezat hierbij een overtuiging die evenwel ontkracht zou worden door het verloop van de geschiedenis: dat het consequent voeren van de klassenstrijd tijdens een oorlogssituatie sowieso zou leiden tot een revolutionaire gezindheid onder de bevolking.

Politieke breukmomenten
De Eerste Wereldoorlog creëerde niet alleen schisma’s binnen de IIde Internationale, maar evengoed trad dit fenomeen op binnen de anarchistische beweging. Kropotkin schreef kort na het uitbreken van de vijandelijkheden dat “de Duitse inval in West-Europa moet neergeslagen worden door eenieder die begaan is met het idee van menselijke vooruitgang”. De Italiaanse anarchist Enrico Malatesta pende een wederwoord neer, waarin hij stelde dat “een Duitse overwinning ongetwijfeld zou leiden tot een triomf van het militarisme, maar dat tegelijkertijd een geallieerde overwinning een Russisch-Britse dominantie over Europa met zich zou meebrengen”. Kropotkin, wat te lezen valt in het “Manifest van de Zestien”, bleef in zijn idee geloven dat “men zich moet verzetten tegen de agressor die als bedoeling heeft al onze hoop voor de bevrijding van de mensheid te vernietigen”. Een overwinning voor de Triple Entente was een kwestie van het minste kwaad, het zou minder schade berokkenen aan de bestaande vrijheden. Malatesta en andere anarchisten die het “Manifest van de Anarchistische Internationale tegen de Oorlog” ondertekenden, verklaarden daarentegen: “Geen enkele van de belligerente partijen heeft het recht om zich het idee van beschaving toe te eigenen, en geen enkel van de betrokken partijen bezit de legitimiteit om zich te beroepen op het idee van zelfverdediging”.

De veelheid aan visies over de oorlog beroerde ook de feministische beweging. De Eerste Wereldoorlog maakte dat voor de eerste keer vrouwen jobs moesten uitoefenen die voorheen alleen weggelegd waren voor mannen. Maar tegelijk met deze maatschappelijke transformatie zag men ook veel tekenen van een nationalistische chauvinistische ideologie binnen de suffragette-beweging. Figuren zoals Luxemburg waren onontbeerlijk binnen de feministische beweging om een linkse tegenstem te vertolken. Linkse feministes konden de propaganda van de oorlogszuchtige regeringen aan de kaak stellen, regeringen die allerhande sociale verworvenheden wilden intrekken als een noodzakelijke opoffering om de vijand te kunnen verslaan. Met Luxemburg ontstond een politieke denkrichting die aantoonde hoe de strijd tegen het militarisme tegelijkertijd een strijd tegen het patriarchaat was. Na de oorlog zou de anti-oorlogsvisie een onderdeel vormen van de Internationale Vrouwendag, en de strijd tegen militaire conflicten en defensie-uitgaven zou een vast onderdeel vormen van de internationale vrouwenbeweging.

Een nieuwe fase brak aan met de opkomst van het nazisme en fascisme. De Tweede Wereldoorlog was nog meer maatschappelijk ingrijpend dan haar voorganger. Het nazisme voerde een imperialistische vernietigingsoorlog tegen de Sovjet-Unie. Het is geen toeval dat de Sovjet-troepen dit als de Grote Patriottische Oorlog bestempelden. De kost van de overwinning kon met geen enkel ander conflict worden vergeleken, en voor de volgende generaties Russen was de Grote Patriottische Oorlog een centraal gegeven in hun nationale identiteitsvorming – iets wat nu nog steeds leeft binnen de Russische samenleving.

De Tweede Oorlog zou ook tot onmiddellijk effect hebben dat de wereld werd verdeeld in twee machtsblokken. Stalin aanzag de opdracht van de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ische beweging als zijnde de bescherming van de nationale belangen van de Sovjet-Unie. De creatie van een bufferzone tussen Oost en West, bestaande uit acht Oost-Europese landen, was een cruciaal gegeven in het beleid om zich te beschermen tegen een nieuwe invasie. Met Chroetsjov zou stilaan een nieuwe koers gevaren worden tegenover het Westen met ditmaal het centraal idee “vredevolle coëxistentie”. Helaas zou dit weinig veranderen voor de landen die moesten leven onder het “reëel bestaande socialisme”. In 1956 had de Sovjet-Unie reeds op zeer brutale wijze de Hongaarse Opstand onderdrukt. Op gelijksoortige wijze deed de Sovjet-Unie dit opnieuw met Tsjecho-Slowakije in 1968, toen in Praag de bevolking een democratisering van haar samenleving eiste. Brezjnev legitimeerde de militaire interventie met de notie van “gelimiteerde soevereiniteit” dat gold voor de respectievelijke Warschau-Pact landen: “Wanneer bepaalde krachten vijandig zijn tegenover het socialisme en pogen een socialistische land in kapitalistische richting te duwen, dan is dat niet alleen een probleem voor het respectievelijk land, maar een gedeelde zorg voor alle socialistische landen”. Het was aan de leidende bureaucratie van de Sovjet-Unie om te bepalen wat al dan niet viel onder de noemer “socialisme”. Het Rode Leger zou opnieuw een belangrijk instrument vormen voor het buitenlands beleid wanneer dezelfde bureaucratie besloot om Afghanistan binnen te vallen. Deze militaire interventies zorgden niet alleen voor een verdere wapenwedloop, maar het bracht ook het socialisme in diskrediet op mondiaal vlak. De Sovjet-Unie werd meer en meer aanzien als een imperiale macht die zich gedroeg zoals de Verenigde Staten.

Links is altijd gekant tegen de oorlog
Het einde van de Koude Oorlog zorgde alvast niet voor een vermindering van de interventiepolitiek door een selecte krans aan machtige staten. Ook is het duidelijk dat in de oude lidstaten van de Sovjet-Unie de bevolking niet leeft in meer open en vrije samenlevingen. Het Russisch-Oekraïens conflict brengt voor links opnieuw dilemma’s met zich mee, met specifiek de vraag hoe te reageren op de schending van de soevereiniteit van een land. We kunnen teruggrijpen naar de analyse van Lenin, die schrijft in zijn werk “De socialistische revolutie en het zelfbeschikkingsrecht van naties”: “Het is een feit dat het gevecht voor nationale vrijheid door een natie tegen een imperiale macht, in specifieke omstandigheden, kan misbruikt worden door een andere supermacht om haar eigen imperiale belangen na te streven. Tegelijkertijd mag dit feit geen hinderpaal vormen om het recht van naties tot zelfbeschikking te erkennen als een legitieme eis”. Links zal dus altijd rekening moeten houden met de geopolitieke aspecten van deze strijd tot nationale zelfbeschikking, en internationale politieke intriges zullen altijd aanwezig zijn. Maar links heeft historisch gezien het principe van nationale zelfbeschikking uitgedragen op basis van de wilsuiting van een bevolking. Ik citeer even Lenin verder in zijn “Resultaten van de discussie over zelfbeschikking”: “Indien de socialistische revolutie succesvol wil zijn in Petrograd, Berlijn, Warschau, dan moet de Poolse socialistische regering, net zoals de Russische als de Duitse, geen plannen koesteren om Oekraïners tegen hun wil binnen de Poolse staatsgrenzen te laten leven”. Dit zou dan ook het uitgangspunt moeten vormen van links hoe zij zich moeten verhouden ten opzichte van de nationalistische aspiraties van Poetin.

Maar historisch gezien hebben linkse krachten ook vaak de verleiding niet kunnen weerstaan om direct of indirect zijde te kiezen van een belligerente partij. Vaak hebben zij zich geschaard achter een misplaatste union sacrée. Dit zien wij momenteel ook gebeuren: de scheidingslijn tussen het Atlantisme en het pacifisme zijn soms zeer schimmig. De geschiedenis toont aan dat links zijn bestaansreden verliest indien het zich niet verzet tegen de oorlog, wanneer het zich laat opslorpen door een ideologie van de andere zijde. Dit gebeurt vooral wanneer linkse krachten hun politieke acties laten bepalen door hun aanwezigheid in een regering. Met andere woorden, wanneer hun uitvoerende mandaten belangrijker worden geacht dan hun principes. We denken hierbij aan de Italiaanse communisten, die de NAVO-interventies in Afghanistan en tegen Servië hebben gesteund. Momenteel steunt ook een parlementaire meerderheid binnen Unidas Podemos wapenleveringen aan Oekraïne, waarbij zij zich dus niet onderscheiden van de dominante politieke krachten die de oorlogszucht aanzwengelen.

Bonaparte is niet democratisch
Marx schreef in 1854, ten tijde van de Krimoorlog, een tekst die zich kantte tegen de Engelse liberalen die zich volmondig schaarden achter een anti-Russische coalitie: “Het is fundamenteel fout om te denken dat de oorlog tegen Rusland kan beschreven worden als een conflict tussen vrijheid en despotisme. Indien dit het geval zou zijn, dan zou vrijheid voor de zoveelste keer worden vertegenwoordigd door een Bonaparte [Napoleon III, nvdr]. En zijn enige doelstelling van deze oorlog is om de Weense Verdragen te waarborgen – verdragen die net de vrijheid en onafhankelijkheid van naties ondermijnen”. Indien we Bonaparte verwisselen met de Verenigde Staten en de Weense Verdragen met de NAVO, dan kunnen we gerust stellen dat deze observatie evengoed geschreven kon zijn over onze huidig tijdsbestek.

Wanneer iemand zowel het Russisch als Oekraïens nationalisme verwerpt, en zich ook kant tegen de expansiepolitiek van de NAVO, dan duidt dit niet op een onwil om politieke kant te kiezen of theoretisch ambiguïteit aan te hangen. De afgelopen paar maand hebben enkele academische experten complexe analyses gemaakt hoe wij dit conflict moeten begrijpen binnen zijn historische dimensies. Analyses voorbij zwart-wit-denken kunnen perfect hand in hand gaan met een complete veroordeling van de Russische agressie. Ook bestaan er genuanceerde experten die stellen dat een Oekraïense status van militaire ongebondenheid de meest effectieve weg inhoudt om te komen tot een spoedig einde van het oorlogsgeweld, waardoor het aantal burgerslachtoffers tot een minimum wordt beperkt. In mijn optiek moet links dan ook twee fundamentele uitgangspunten handhaven: een politiek steunen van de-escalatie en het streven naar een neutraal statuut voor een onafhankelijk Oekraïne.

Het Russisch oorlogsgeweld heeft begrijpelijk de publieke steun voor de NAVO doen toenemen. Daarom is het net voor links van belang om mensen te laten inzien dat de grootste oorlogsmachine op mondiaal vlak – de NAVO – geen oplossing kan vormen voor de problemen van internationale veiligheid. Het is en blijft een gevaarlijke en contraproductieve organisatie die nog steeds wordt gedreven door militaire expansie en unilaterale dominantie. De NAVO wakkert internationale spanningen aan, spanningen die leiden tot nieuwe oorlogen.

Voor links kan oorlogvoering niet een voortzetting van politiek met andere middelen inhouden, om Clausewitz’ befaamde uitspraak even aan te halen. In realiteit betekent oorlog eerder het falen van de politiek. Indien links de aspiratie wil bezitten om hegemonisch te worden, dan moet het onverwijld en onverbloemd de woorden “anti-militarisme” en “Neen tegen de oorlog!” uitdr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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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όλεμος και Αριστερά

1. Τα οικονομικά αίτια του πολέμου
Ενώ η επιστήμη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έχει διερευνήσει τα ιδεολογικά, πολιτικά, οικονομικά, ακόμη και ψυχολογικά κίνητρα πίσω από την παρόρμηση για πόλεμο, η σοσιαλιστική θεωρία έχει κάνει μια από τις πιο συναρπαστικές συνεισφορές της, αναδεικνύοντας τη σχέση μεταξύ της ανάπτυξης του καπιταλισμού και της εξάπλωσης των πολέμων.

Στις συζητήσεις στο εσωτερικό της Πρώτης Διεθνούς (1864-1872), ο César de Paepe, ένας από τους κύριους ηγέτες της, διατύπωσε αυτό που θα γινόταν η κλασική θέση του εργατικού κινήματος για το ζήτημα: ότι δηλαδή οι πόλεμοι είναι αναπόφευκτοι υπό το καθεστώς της καπιταλιστικής παραγωγής. Στη σύγχρονη κοινωνία, δεν προκαλούνται από τις φιλοδοξίες μοναρχών ή άλλων ατόμων, αλλά από το κυρίαρχο κοινωνικο-οικονομικό μοντέλο. Το σοσιαλιστικό κίνημα έδειξε επίσης ποια τμήματα του πληθυσμού πλήττονται περισσότερο από τις τρομερές συνέπειες του πολέμου. Στο συνέδριο της Διεθνούς που πραγματοποιήθηκε το 1868, οι αντιπρόσωποι υιοθέτησαν μια πρόταση που καλούσε τους εργάτες να επιδιώξουν «την οριστική κατάργηση κάθε πολέμου», καθώς ήταν αυτοί που θα πλήρωναν – οικονομικά ή με το ίδιο τους το αίμα, είτε ανήκαν στους νικητές είτε στους ηττημένους – τις αποφάσεις των κυρίαρχων τάξεων και των κυβερνήσεων που τις εκπροσωπούσαν. Το μάθημα στο επίπεδο του πολιτισμού για το εργατικό κίνημα προέκυψε από την πεποίθηση ότι κάθε πόλεμος πρέπει να θεωρείται «εμφύλιος πόλεμος», μια άγρια σύγκρουση μεταξύ των εργαζομένων που τους στερούσε τα απαραίτητα μέσα για την επιβίωσή τους. Έπρεπε να δράσουν αποφασιστικά ενάντια σε οποιονδήποτε πόλεμο, αντιστεκόμενοι στην επιστράτευση και προχωρώντας σε απεργιακές κινητοποιήσεις. Ο διεθνισμός έγινε έτσι ένα βασικό σημείο της μελλοντικής κοινωνίας, η οποία, με το τέλος του καπιταλισμού και της αντιπαλότητας μεταξύ των αστικών κρατών στην παγκόσμια αγορά, θα είχε εξαλείψει τις κύριες υποκείμενες αιτίες του πολέμου.

Μεταξύ των προδρόμων του σοσιαλισμού, ο Κλοντ Ανρί ντε Σαιν Σιμόν είχε λάβει αποφασιστική θέση τόσο κατά του πολέμου όσο και κατά των κοινωνικών συγκρούσεων, θεωρώντας και τα δύο εμπόδια για τη θεμελιώδη πρόοδο της βιομηχανικής παραγωγής. Ο Καρλ Μαρξ δεν ανέπτυξε σε κανένα από τα γραπτά του τις απόψεις του για τον πόλεμο – που παρέμειναν αποσπασματικές και ενίοτε αντιφατικές –, ούτε διατύπωσε κατευθυντήριες γραμμές για τη σωστή στάση που πρέπει να τηρείται απέναντί του. Όταν επέλεγε ανάμεσα σε αντίπαλα στρατόπεδα, η μόνη του σταθερά ήταν η αντίθεσή του στην τσαρική Ρωσία, την οποία θεωρούσε ως το προκεχωρημένο φυλάκιο της αντεπανάστασης κ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ύρια εμπόδια για τη χειραφέτηση της εργατικής τάξης. Στο Κεφάλαιο (1867) υποστήριξε ότι η βία ήταν μια οικονομική δύναμη, «η μαμή κάθε παλιάς κοινωνίας που κυοφορεί μια νέα». Όμως δεν θεωρούσε τον πόλεμο ως μια κρίσιμη συντόμευση για τον επαναστατικό μετασχηματισμό της κοινωνίας και ένας σημαντικός στόχος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του δραστηριότητας ήταν να δεσμεύσει τους εργάτες στην αρχή της διεθνούς αλληλεγγύης. Όπως υποστήριζε και ο Φρίντριχ Ένγκελς, θα έπρεπε να δράσουν αποφασιστικά στις επιμέρους χώρες ενάντια στην άμβλυνση της ταξικής πάλης που απειλούσε να επιφέρει η προπαγανδιστική επινόηση ενός εξωτερικού εχθρού σε κάθε ξέσπασμα πολέμου. Σε διάφορες επιστολές προς τους ηγέτες του εργατικού κινήματος, ο Ένγκελς τόνισε την ιδεολογική δύναμη της παγίδας του πατριωτισμού και την καθυστέρηση στην προλεταριακή επανάσταση που προκύπτει από τα κύματα σοβινισμού. Επιπλέον, στο Anti-Dühring (1878), μετά από μια ανάλυση των επιπτώσεων των ολοένα και πιο θανατηφόρων όπλων, δήλωνε ότι το καθήκον του σοσιαλισμού ήταν «να ανατινάξει τον μιλιταρισμό και όλους τους μόνιμους στρατούς».

Ο πόλεμος ήταν ένα τόσο σημαντικό ζήτημα για τον Ένγκελς που του αφιέρωσε ένα από τα τελευταία του κείμενα. Στο «Μπορεί η Ευρώπη να αφοπλιστεί;» (1893), σημείωσε ότι τα προηγούμενα είκοσι πέντε χρόνια κάθε μεγάλη δύναμη είχε προσπαθήσει να ξεπεράσει τους αντιπάλους της στρατιωτικά και από άποψη πολεμικών προετοιμασιών. Αυτό αφορούσε πρωτοφανή επίπεδα παραγωγής όπλων και έφερνε τη Γηραιά Ήπειρο πιο κοντά σε «έναν πόλεμο καταστροφής που ο κόσμος δεν έχει ξαναδεί». Σύμφωνα με τον συν-συγγραφέα του Μανιφέστου του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ού Κόμματος (1848), «το σύστημα των μόνιμων στρατών έχει φτάσει σε τέτοια άκρα σε όλη την Ευρώπη, ώστε αναπόφευκτα, είτε θα επιφέρει οικονομική καταστροφή στους λαούς λόγω του στρατιωτικού βάρους, είτε θα εκφυλιστεί σε έναν γενικό πόλεμο εξόντωσης». Στην ανάλυσή του, ο Ένγκελς δεν ξέχασε να τονίσει ότι οι μόνιμοι στρατοί διατηρούνταν εξίσου τόσο, κυρίως, για εσωτερικούς πολιτικούς, όσο και για εξωτερικούς στρατιωτικούς σκοπούς. Σκοπός τους ήταν «να παρέχουν προστασία όχι τόσο κατά του εξωτερικού εχθρού όσο κατά του εσωτερικού», ενισχύοντας τις δυνάμεις που προορίζονται να καταστέλλουν το προλεταριάτο και τους εργατικούς αγώνες. Καθώς τα λαϊκά στρώματα πλήρωναν περισσότερο από οποιονδήποτε άλλον το κόστος του πολέμου, μέσω των φόρων και της παροχής στρατευμάτων στο κράτος, το εργατικό κίνημα θα έπρεπε να αγωνιστεί για «τη σταδιακή μείωση της διάρκειας της [στρατιωτικής] θητείας με διεθνή συνθήκη» και για τον αφοπλισμό ως τη μόνη αποτελεσματική «εγγύηση της ειρήνης».

2. Δοκιμές και κατάρρευση
Δεν πέρασε πολύς καιρός μέχρι να μετατραπεί μια θεωρητική συζήτηση σε καιρό ειρήνης στο σημαντικότερο πολιτικό ζήτημα της εποχής, όταν το εργατικό κίνημα έπρεπε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σει πραγματικές καταστάσεις, στις οποίες οι εκπρόσωποί του αρχικά αντιτάχθηκαν σε κάθε υποστήριξη στον πόλεμο. Στη γαλλοπρωσική σύγκρουση του 1870 (που προηγήθηκε της Παρισινής Κομμούνας), οι σοσιαλδημοκράτες βουλευτές Wilhelm Liebknecht και August Bebel καταδίκασαν τους προσαρτητικούς στόχους της Γερμανίας του Μπίσμαρκ και ψήφισαν κατά των πολεμικών πιστώσεων. Η απόφασή τους να «απορρίψουν το νομοσχέδιο για πρόσθετη χρηματοδότηση για τη συνέχιση του πολέμου» τους κόστισε ποινή φυλάκισης δύο ετών για εσχάτη προδοσία, αλλά συνέβαλε στο να δείξουν στην εργατική τάξη έναν εναλλακτικό τρόπο να αξιοποιήσει την κρίση.

Καθώς οι μεγάλες ευρωπαϊ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συνέχιζαν την ιμπεριαλιστική τους επέκταση, η διαμάχη για τον πόλεμο αποκτούσε όλο και μεγαλύτερη βαρύτητα στις συζητήσεις της Δεύτερης Διεθνούς (1889-1916). Ένα ψήφισμα που υιοθετήθηκε στο ιδρυτικό της συνέδριο είχε κατοχυρώσει την ειρήνη ως «την απαραίτητη προϋπόθεση κάθε χειραφέτησης των εργατών». Η υποτιθέμενη ειρηνευτική πολιτική της αστικής τάξης χλευάστηκε και χαρακτηρίστηκε ως πολιτική «ένοπλης ειρήνης» και, το 1895, ο Jean Jaurès, ο ηγέτης του Γαλλικού Σοσιαλιστικού Κόμματος (SFIO), εκφώνησε μια ομιλία στο κοινοβούλιο στην οποία συνόψισε περίφημα τις ανησυχίες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Η βίαιη και χαοτική κοινωνία σας εξακολουθεί, ακόμη και όταν επιθυμεί την ειρήνη, ακόμη και όταν βρίσκεται σε κατάσταση φαινομενικής ηρεμίας, να φέρει τον πόλεμο μέσα της, ακριβώς όπως ένα αδρανές σύννεφο φέρει την καταιγίδα».

Καθώς η Weltpolitik – η επιθετική πολιτική της αυτοκρατορικής Γερμανίας για την επέκταση της ισχύος της στη διεθνή σκηνή – άλλαξε το γεωπολιτικό σκηνικό, οι αντιμιλιταριστικές αρχές ρίζωσαν βαθύτερα στο εργατικό κίνημα και επηρέασαν τις συζητήσεις για τις ένοπλες συγκρούσεις. Ο πόλεμος δεν εθεωρείτο πλέον μόνο ως άνοιγμα επαναστατικών ευκαιριών και επιτάχυνση της κατάρρευσης του συστήματος (μια ιδέα στην Αριστερά που ανάγεται στο «καμία επανάσταση χωρίς επανάσταση» του Μαξιμιλιανού Ροβεσπιέρου). Θεωρείτο πλέον ως κίνδυνος λόγω των οδυνηρών συνεπειών του για το προλεταριάτο, με τη μορφή της πείνας, της εξαθλίωσης και της ανεργίας. Αποτελούσε έτσι μια σοβαρή απειλή για τις προοδευ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και, όπως έγραψε ο Karl Kautsky στο Η κοινωνική επανάσταση (1902), σε περίπτωση πολέμου αυτές θα ήταν «βαριά φορτωμένες με καθήκοντα που δεν τους είναι απαραίτητα» και τα οποία θα έκαναν την τελική νίκη πιο μακρινή αντί να τη φέρουν πιο κοντά.

Το ψήφισμα «Για τον μιλιταρισμό και τις διεθνείς συγκρούσεις», που υιοθετήθηκε από τη Δεύτερη Διεθνή στο συνέδριο της Στουτγάρδης το 1907, ανακεφαλαιώνει όλα τα βασικά σημεία που είχαν γίνει κοινή κληρονομιά του εργατικού κινήματος. Μεταξύ αυτών ήταν: η καταψήφιση των προϋπολογισμών που αύξαναν τις στρατιωτικές δαπάνες, η αντιπάθεια προς τους μόνιμους στρατούς και η προτίμηση σε ένα σύστημα λαϊκών πολιτοφυλακών, καθώς και η υποστήριξη του σχεδίου για τη δημιουργία διαιτητικών δικαστηρίων για την ειρηνική επίλυση των διεθνών συγκρούσεων. Αποκλείστηκε η προσφυγή σε γενικές απεργίες κατά κάθε είδους πολέμων, όπως πρότεινε ο Gustave Hervé, καθώς η πλειοψηφία των παρόντων έκρινε ότι κάτι τέτοιο ήταν πολύ ριζοσπαστικό και πολύ μανιχαϊστικό. Το ψήφισμα έκλεισε με μια τροπολογία που συντάχθηκε από τη Ρόζα Λούξεμπουργκ, τον Βλαντιμίρ Λένιν και τον Γιούλι Μάρτοφ, η οποία ανέφερε ότι «σε περίπτωση που ξεσπάσει πόλεμος […], είναι καθήκον [των σοσιαλιστών] να παρέμβουν υπέρ του γρήγορου τερματισμού του, και με όλες τους τις δυνάμεις να χρησιμοποιήσουν την οικονομική και πολιτική κρίση που δημιουργείται από τον πόλεμο, για να ξεσηκώσουν τις μάζες και έτσι να επιταχύνουν την πτώση της καπιταλιστικής ταξικής κυριαρχίας». Καθώς αυτό το ψήφισμα δεν υποχρέωνε το Σοσιαλδημοκρατικό Κόμμα της Γερμανίας (SPD) να προβεί σε αλλαγή πολιτικής γραμμής, οι εκπρόσωποί του ψήφισαν επίσης υπέρ. Το κείμενο, όπως τροποποιήθηκε, ήταν το τελευταίο έγγραφο για τον πόλεμο που εξασφάλισε την ομόφωνη υποστήριξη της Δεύτερης Διεθνούς.

Ο εντονότερος ανταγωνισμός μεταξύ των καπιταλιστικών κρατών στην παγκόσμια αγορά, σε συνδυασμό με το ξέσπασμα μιας σειράς διεθνών συγκρούσεων, έκανε τη γενική εικόνα ακόμη πιο ανησυχητική. Η δημοσίευση του βιβλίου του Jaurès Ο νέος στρατός (1911) ενθάρρυνε τη συζήτηση για ένα άλλο κεντρικό θέμα της περιόδου: τη διάκριση μεταξύ επιθετικών και αμυντικών πολέμων και τη στάση που έπρεπε να τηρείται απέναντι στους τελευταίους, συμπεριλαμβανομένων των περιπτώσεων όπου απειλούνταν η ανεξαρτησία μιας χώρας. Για τον Jaurès, η μόνη αποστολή του στρατού θα έπρεπε να είναι η υπεράσπιση του έθνους έναντι οποιασδήποτε εχθρικής επίθεσης ή οποιουδήποτε επιτιθέμενου που δεν αποδέχεται την επίλυση της διαφοράς μέσω διαμεσολάβησης. Όλες οι στρατιωτικές ενέργειες που ενέπιπταν σε αυτή την κατηγορία θα έπρεπε να θεωρούνται νόμιμες. Η διορατική κριτική της Λούξεμπουργκ σε αυτή τη θέση επεσήμανε ότι «ιστορικά φαινόμενα όπως οι σύγχρονοι πόλεμοι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μετρηθούν με το κριτήριο της “δικαιοσύνης” ή μέσω ενός χάρτινου σχήματος άμυνας και επίθεσης». Κατά την άποψή της, έπρεπε να ληφθεί υπόψη η δυσκολία να διαπιστωθεί αν ένας πόλεμος ήταν πραγματικά επιθετικός ή αμυντικός, ή αν το κράτος που τον ξεκίνησε είχε αποφασίσει σκόπιμα να επιτεθεί ή είχε αναγκαστεί να το κάνει λόγω των στρατηγημάτων που υιοθέτησε η χώρα που του εναντιώθηκε. Ως εκ τούτου, θεώρησε ότι η διάκριση αυτή θα πρέπει να απορριφθεί και επέκρινε περαιτέρω την ιδέα του Jaurès για το «ένοπλο έθνος», με το σκεπτικό ότι τελικά έτεινε να τροφοδοτεί την αυξανόμενη στρατιωτικοποίηση της κοινωνίας.

Όσο περνούσαν τα χρόνια, η Δεύτερη Διεθνής δεσμευόταν όλο και λιγότερο σε μια πολιτική δράσης υπέρ της ειρήνης. Η αντίθεσή της στον επανεξοπλισμό και τις πολεμικές προετοιμασίες ήταν πολύ ισχνή, και μια όλο και πιο μετριοπαθής και λεγκαλιστική πτέρυγα του SPD αντάλλαξε την υποστήριξή της στις στρατιωτικές πιστώσεις – και στη συνέχεια ακόμη και στην αποικιακή επέκταση – με αντάλλαγμα την παραχώρηση περισσότερων πολιτικών ελευθεριών στη Γερμανία. Σημαντικοί ηγέτες και επιφανείς θεωρητικοί, όπως ο Gustav Noske, ο Henry Hyndman και ο Antonio Labriola, ήταν από τους πρώτους που κατέληξαν σε αυτές τις θέσεις. Στη συνέχεια, η πλειοψηφία των Γερμανών Σοσιαλδημοκρατών, των Γάλλων Σοσιαλιστών, των ηγετών του βρετανικού Εργατικού Κόμματος και άλλων Ευρωπαίων μεταρρυθμιστών κατέληξε να υποστηρίξει τον Πρώτο Παγκόσμιο Πόλεμο (1914-1918). Αυτή η πορεία είχε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συνέπειες. Με βάση την άποψη ότι τα «οφέλη της προόδου» δεν πρέπει να μονοπωλούνται από τους καπιταλιστές, το εργατικό κίνημα κατέληξε να συμμερίζεται τους επεκτατικούς στόχους των κυρίαρχων τάξεων και κατακλύστηκε από την εθνικιστική ιδεολογία. Η Δεύτερη Διεθνής αποδείχθηκε εντελώς ανίκανη απέναντι στον πόλεμο, αποτυγχάνοντας σε έναν από τους κύριους στόχους της: τη διατήρηση της ειρήνης.

Ο Λένιν και άλλοι σύνεδροι στη διάσκεψη του Τσίμερβαλντ (1915) – συμπεριλαμβανομένου του Λεβ Τρότσκι, ο οποίος συνέταξε το τελικό μανιφέστο – προέβλεψαν ότι «για δεκαετίες οι πολεμικές δαπάνες θα απορροφούν τις καλύτερες ενέργειες των λαών, υπονομεύοντας τις κοινωνικές βελτιώσεις και εμποδίζοντας κάθε πρόοδο». Στα μάτια τους ο πόλεμος αποκάλυπτε τη «γυμνή μορφή του σύγχρονου καπιταλισμού, ο οποίος έχει γίνει ασυμβίβαστος, όχι μόνο με τα συμφέροντα των εργαζόμενων μαζών […] αλλά ακόμη και με τις πρωταρχικές συνθήκες της ανθρώπινης κοινοτικής ύπαρξης». Η προειδοποίηση εισακούστηκε μόνο από μια μειοψηφία του εργατικού κινήματος, όπως και το κάλεσμα προς όλους τους Ευρωπαίους εργάτες στη διάσκεψη του Κίενταλ (1916): «Οι κυβερνήσεις σας και οι εφημερίδες τους σας λένε ότι ο πόλεμος πρέπει να συνεχιστεί για να σκοτωθεί ο μιλιταρισμός. Σας εξαπατούν! Ο πόλεμος δεν έχει σκοτώσει ποτέ τον πόλεμο. Πράγματι, πυροδοτεί συναισθήματα και επιθυμίες για εκδίκηση. Με αυτόν τον τρόπο, μαρκάροντάς σας για θυσία, σας κλείνουν σε έναν κολασμένο κύκλο». Τέλος, σε ρήξη με την προσέγγιση του Συνεδρίου της Στουτγάρδης, το οποίο είχε ζητήσει διεθνή διαιτητικά δικαστήρια, το τελικό έγγραφο στο Κίενταλ διακήρυξε ότι «οι αυταπάτες του αστικού ειρηνισμού» δεν θα διακόψουν το σπιράλ του πολέμου, αλλά θα βοηθήσουν στη διατήρηση του υπάρχοντος κοινωνικο-οικονομικού συστήματος. Ο μόνος τρόπος να αποτραπούν μελλοντικές πολεμικές συγκρούσεις είναι οι λαϊκές μάζες να κατακτήσουν την πολιτική εξουσία και να ανατρέψουν την καπιταλιστική ιδιοκτησία.

Η Ρόζα Λούξεμπουργκ και ο Βλαντιμίρ Λένιν ήταν οι δύο πιο σθεναροί αντίπαλοι του πολέμου. Η Λούξεμπουργκ διεύρυνε τη θεωρητική κατανόηση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και έδειξε πως ο μιλιταρισμός αποτελούσε βασικό σπόνδυλο του κράτους. Επιδεικνύοντας μια πεποίθηση και αποτελεσματικότητα που λίγοι άλλοι κομμουνιστές ηγέτες είχαν όμοιές τους, υποστήριξε ότι το σύνθημα «Πόλεμος στον πόλεμο!» έπρεπε να γίνει «ο ακρογωνιαίος λίθος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της εργατικής τάξης». Όπως έγραψε στην Κρίση της Σοσιαλδημοκρατίας (1916), γνωστή και ως Φυλλάδιο Γιούνιους, η Δεύτερη Διεθνής είχε καταρρεύσει επειδή απέτυχε «να προωθήσει μια κοινή τακτική και δράση του προλεταριάτου σε όλες τις χώρες». Στο εξής, ο «κύριος στόχος» του προλεταριάτου θα έπρεπε επομένως να είναι «η καταπολέμηση του ιμπεριαλισμού και η αποτροπή των πολέμων, τόσο στην ειρήνη όσο και στον πόλεμο».

Η μεγάλη συνεισφορά του Λένιν στο Σοσιαλισμός και πόλεμος (1915) και σε πολλά άλλα κείμενά του κατά τη διάρκεια του 1ου Παγκοσμίου Πολέμου, ήταν ότι προσδιόρισε δύο θεμελιώδη ζητήματα. Το πρώτο αφορούσε την «ιστορική παραχάραξη» κάθε φορά που η αστική τάξη προσπαθούσε να αποδώσει μια «προοδευτική αίσθηση εθνικής απελευθέρωσης» σε πολέμους που στην πραγματικότητα ήταν πόλεμοι «λεηλασίας», οι οποίοι διεξάγονταν με μοναδικό στόχο να αποφασίσουν ποιοι εμπόλεμοι θα καταπίεζαν αυτή τη φορά τους περισσότερους ξένους λαούς και θα αύξαναν τις ανισότητες του καπιταλισμού. Το δεύτερο ήταν η συγκάλυψη των αντιφάσεων από τους κοινωνικούς μεταρρυθμιστές – ή «σοσιαλ-σοβινιστές», όπως τους αποκαλούσε – οι οποίοι τελικά υιοθετούσαν τις δικαιολογίες υπέρ του πολέμου, παρά το γεγονός ότι τον είχαν ορίσει ως «εγκληματική» δραστηριότητα στα ψηφίσματα που υιοθετούσε η Δεύτερη Διεθνής. Πίσω από τον ισχυρισμό τους ότι «υπερασπίζονται την πατρίδα» κρυβόταν το δικαίωμα που είχαν δώσει στον εαυτό τους ορισμένες μεγάλες δυνάμεις να «λεηλατούν τις αποικίες και να καταπιέζουν τους ξένους λαούς». Ο πόλεμος δεν γινόταν για να διασφαλιστεί «η ύπαρξη των εθνών» αλλά «για να υπερασπιστούν τα προνόμια, την κυριαρχία, τη λεηλασία και τη βία» των διαφόρων «ιμπεριαλιστικών αστικών τάξεων». Οι σοσιαλιστές που είχαν συνθηκολογήσει με τον πατριωτισμό είχαν αντικαταστήσει την ταξική πάλη με τη διεκδίκηση «μπουκιών από τα κέρδη που αποκόμισε η εθνική τους αστική τάξη από τη λεηλασία άλλων χωρών». Κατά συνέπεια, ο Λένιν ήταν υπέρ των «αμυντικών πολέμων» – όχι, δηλαδή, της εθνικής άμυνας των ευρωπαϊκών χωρών αλά Ζωρές, αλλά των «δίκαιων πολέμων» των «καταπιεσμένων και υποταγμένων λαών» που είχαν «λεηλατηθεί και στερηθεί τα δικαιώματά τους» από τις «μεγάλες δουλοκτη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Η πιο διάσημη θέση αυτής της μπροσούρας – ότι οι επαναστάτες θα πρέπει να επιδιώξουν να «μετατρέψουν τον ιμπεριαλιστικό πόλεμο σε εμφύλιο» – υπονοούσε ότι όσοι πραγματικά ήθελαν μια «διαρκή δημοκρατική ειρήνη» έπρεπε να διεξάγουν «εμφύλιο πόλεμο εναντίον των κυβερνήσεών τους και της αστικής τάξης». Ο Λένιν ήταν πεπεισμένος γι’ αυτό που η ιστορία θα αποδείκνυε αργότερα ότι ήταν ανακριβές: ότι ο ταξικός αγώνας που διεξάγεται με συνέπεια σε καιρό πολέμου θα δημιουργήσει «αναπόφευκτα» ένα επαναστατικό πνεύμα στις μάζες.

3. Γραμμές οριοθέτησης
Ο Α΄ Παγκόσμιος Πόλεμος δημιούργησε διαιρέσεις όχι μόνο στη Δεύτερη Διεθνή αλλά και στο αναρχικό κίνημα. Σε ένα άρθρο που δημοσιεύτηκε λίγο μετά το ξέσπασμα της σύγκρουσης, ο Κροπότκιν έγραψε ότι «το καθήκον κάθε ανθρώπου που έχει την ιδέα της ανθρώπινης προόδου είναι να συντρίψει τη γερμανική εισβολή στη Δυτική Ευρώπη». Αυτή η δήλωση, που θεωρήθηκε από πολλούς ως εγκατάλειψη των αρχών για τις οποίες είχε αγωνιστεί σε όλη του τη ζωή, ήταν μια προσπάθεια να ξεπεράσει το σύνθημα της «γενικής απεργίας κατά του πολέμου» – το οποίο είχε αγνοηθεί από τις εργατικές μάζες – και να αποφύγει τη γενική οπισθοδρόμηση της ευρωπαϊκής πολιτικής που θα προέκυπτε από μια γερμανική νίκη. Κατά την άποψη του Κροπότκιν, αν οι αντιμιλιταριστές παρέμεναν αδρανείς, θα βοηθούσαν έμμεσα τα κατακτητικά σχέδια των εισβολέων, και το εμπόδιο που θα προέκυπτε θα ήταν ακόμη πιο δύσκολο να ξεπεραστεί για όσους αγωνίζονταν για την κοινωνική επανάσταση.

Σε μια απάντησή του στον Κροπότκιν, ο Ιταλός αναρχικός Ενρίκο Μαλατέστα υποστήριξε ότι, αν και δεν ήταν ειρηνιστής και θεωρούσε νόμιμο να πάρει κανείς τα όπλα σε έναν απελευθερωτικό πόλεμο, ο παγκόσμιος πόλεμος δεν ήταν – όπως υποστήριζε η αστική προπαγάνδα – ένας αγώνας «για το γενικό καλό ενάντια στον κοινό εχθρό» τη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αλλά ένα ακόμη παράδειγμα της υποταγής των εργατικών μαζών από την άρχουσα τάξη. Είχε επίγνωση ότι «μια γερμανική νίκη θα σήμαινε σίγουρα τον θρίαμβο του μιλιταρισμού, αλλά και ότι ένας θρίαμβος των Συμμάχων θα σήμαινε τη ρωσοβρετανική κυριαρχία στην Ευρώπη και την Ασία».

Στο Μανιφέστο των Δεκαέξι (1916), ο Κροπότκιν υποστήριξε την ανάγκη «να αντισταθούμε σε έναν επιτιθέμενο που αντιπροσωπεύει την καταστροφή όλων των ελπίδων μας για απελευθέρωση». Η νίκη της Τριπλής Αντάντ κατά της Γερμανίας θα ήταν το μικρότερο κακό και θα υπονόμευε λιγότερο τις υπάρχουσες ελευθερίες. Από την άλλη πλευρά, ο Μαλατέστα και οι συνυπογράφοντες το αντιπολεμικό μανιφέστο της Αναρχικής Διεθνούς (1915) δήλωσαν «Δεν είναι δυνατή η διάκριση μεταξύ επιθετικών και αμυντικών πολέμων». Επιπλέον, πρόσθεσαν ότι «Κανένας από τους εμπόλεμους δεν έχει δικαίωμα να διεκδικήσει τον πολιτισμό, όπως και κανένας από αυτούς δεν δικαιούται να επικαλείται τη νόμιμη αυτοάμυνα». Ο Α΄ Παγκόσμιος Πόλεμος, επέμεναν, ήταν ένα ακόμη επεισόδιο στη σύγκρουση μεταξύ των καπιταλιστών των διαφόρων ιμπεριαλιστικών δυνάμεων, η οποία διεξαγόταν σε βάρος της εργατικής τάξης. Ο Malatesta, η Emma Goldman, ο Ferdinand Nieuwenhuis και η μεγάλη πλειοψηφία του αναρχικού κινήματος ήταν πεπεισμένοι ότι θα ήταν ασυγχώρητο λάθος να υποστηρίξουν τις αστικές κυβερνήσεις. Αντ’ αυτού, χωρίς «αν και αλλά», επέμειναν στο σύνθημα «κανένας άνθρωπος και ούτε μια δεκάρα για τον στρατό», απορρίπτοντας αποφασιστικά ακόμη και κάθε έμμεση υποστήριξη στην επιδίωξη του πολέμου.

Η στάση απέναντι στον πόλεμο προκάλεσε συζητήσεις και στο φεμινιστικό κίνημα. Η ανάγκη να αντικαταστήσουν οι γυναίκες τους στρατευμένους άνδρες σε θέσεις εργασίας που αποτελούσαν επί μακρόν ανδρικό μονοπώλιο – για πολύ χαμηλότερο μισθό, σε συνθήκες υπερεκμετάλλευσης – ενθάρρυνε την εξάπλωση της σοβινιστικής ιδεολογίας σε ένα σημαντικό τμήμα του νεογέννητου κινήματος των σουφραζετών. Ορισμένες από τους ηγέτιδές του έφτασαν στο σημείο να αιτηθούν νόμους που θα επέτρεπαν τη στρατολόγηση γυναικών στις ένοπλες δυνάμεις. Η αποκάλυψη των διπρόσωπων κυβερνήσεων – οι οποίες, επικαλούμενες ότι ο εχθρός βρίσκεται προ των πυλών, χρησιμοποίησαν τον πόλεμο για να ανατρέψουν θεμελιώδεις κοινωνικές μεταρρυθμίσεις – ήταν ένα από τα σημαντικότερα επιτεύγματα των κυριότερων γυναικών κομμουνιστριών ηγετών της εποχής. Η Clara Zetkin, η Alexandra Kollontai, η Sylvia Pankhurst και, φυσικά, η Rosa Luxemburg ήταν από τις πρώτες που εγκαινίασαν με διαύγεια και θάρρος τον δρόμο που θα έδειχνε στις επόμενες γενιές πως ο αγώνας κατά του μιλιταρισμού ήταν απαραίτητος για τον αγώνα κατά της πατριαρχίας. Αργότερα, η απόρριψη του πολέμου έγινε διακριτό μέρος της Διεθνούς Ημέρας της Γυναίκας και η αντίθεση στους πολεμικούς προϋπολογισμούς στο ξέσπασμα κάθε νέας σύγκρουσης είχε εξέχουσα θέση σε πολλές πλατφόρμες του διεθνούς φεμινιστικού κινήματος.

4. Ο σκοπός δεν αγιάζει τα μέσα και τα λάθος μέσα βλάπτουν τον σκοπό
Ο βαθύς διχασμός μεταξύ επαναστατών και ρεφορμιστών, που διευρύνθηκε σε στρατηγικό χάσμα μετά τη γέννηση της Σοβιετικής Ένωσης και την ανάπτυξη του ιδεολογικού δογματισμού στις δεκαετίες του 1920 και 1930, απέκλεισε οποιαδήποτε συμμαχία κατά του μιλιταρισμού μεταξύ της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ής Διεθνούς (1919-1943) και των ευρωπαϊκών σοσιαλιστικών και σοσιαλδημοκρατικών κομμάτων. Έχοντας υποστηρίξει τον πόλεμο, τα κόμματα που αποτελούσαν την Εργατική και Σοσιαλιστική Διεθνή (1923-1940) είχαν χάσει κάθε αξιοπιστία στα μάτια των κομμουνιστών. Η λενινιστική ιδέα της «μετατροπής του ιμπεριαλιστικού πολέμου σε εμφύλιο πόλεμο» εξακολουθούσε να ισχύει στη Μόσχα, όπου κορυφαίοι πολιτικοί και θεωρητικοί θεωρούσαν ότι ένα «νέο 1914» ήταν αναπόφευκτο. Και στις δύο πλευρές, λοιπόν, η συζήτηση ήταν περισσότερο για το τι θα γινόταν αν ξεσπούσε ένας νέος πόλεμος παρά για το πώς θα αποτρεπόταν η έναρξη ενός τέτοιου πολέμου. Τα συνθήματα και οι διακηρύξεις αρχών διέφεραν σημαντικά από αυτό που αναμενόταν να συμβεί και από αυτό που στη συνέχεια μετατράπηκε σε πολιτική δράση. Μεταξύ των επικριτικών φωνών στο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ό στρατόπεδο ήταν εκείνες του Νικολάι Μπουχάριν – υπέρμαχου του συνθήματος «αγώνας για την ειρήνη», ο οποίος ανήκε στους Ρώσους ηγέτες που ήταν περισσότερο πεπεισμένοι ότι ο αγώνας αυτός ήταν «ένα από τα βασικά ζητήματα του σύγχρονου κόσμου» – και του Γκεόργκι Ντιμιτρόφ, ο οποίος υποστήριζε ότι δεν ήταν όλες οι μεγάλες δυνάμεις εξίσου υπεύθυνες για την απειλή του πολέμου και ο οποίος τάχθηκε υπέρ μιας προσέγγισης με τα ρεφορμιστικά κόμματα για τη δημιουργία ενός ευρέος λαϊκού μετώπου εναντίον του πολέμου. Και οι δύο αυτές απόψεις έρχονταν σε αντίθεση με τη ρητορεία της σοβιετικής ορθοδοξίας, η οποία, μακριά από την επικαιροποίηση της θεωρητικής ανάλυσης, επαναλάμβανε ότι ο κίνδυνος πολέμου ήταν ενσωματωμένος εξίσου, και χωρίς διακρίσεις, σε όλες τις ιμπεριαλισ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Οι απόψεις του Μάο Τσετούνγκ επί του θέματος ήταν εντελώς διαφορετικές. Επικεφαλής του απελευθερωτικού κινήματος κατά της ιαπωνικής εισβολής, έγραψε στο Περί παρατεταμένου πολέμου (1938) ότι οι «δίκαιοι πόλεμοι» – στους οποίους οι κομμουνιστές θα έπρεπε να συμμετέχουν ενεργά – είναι «προικισμένοι με τεράστια δύναμη, η οποία μπορεί να μεταμορφώσει πολλά πράγματα ή να ανοίξει τον δρόμο για τη μεταμόρφωσή τους». Η προτεινόμενη από τον Μάο στρατηγική, επομένως, ήταν «να αντιπαραταχθεί στον άδικο πόλεμο ο δίκαιος πόλεμος», και επιπλέον να «συνεχιστεί ο πόλεμος μέχρις ότου [επιτευχθεί] ο πολιτικός του στόχος». Τα επιχειρήματα για την «παντοδυναμία του επαναστατικού πολέμου» επανέρχονται στα Προβλήματα πολέμου και στρατηγικής (1938), όπου ο Μάο υποστηρίζει ότι «μόνο με τα όπλα μπορεί να μετασχηματιστεί ολόκληρος ο κόσμος» και ότι «η κατάληψη της εξουσίας με ένοπλη δύναμη, η διευθέτηση του ζητήματος με πόλεμο, είναι το κεντρικό καθήκον και η υψηλότερη μορφή της επανάστασης».

Στην Ευρώπη, η κλιμάκωση της βίας του ναζιστικού-φασιστικού μετώπου, τόσο στο εσωτερικό όσο και στο εξωτερικό, και το ξέσπασμα του Β΄ Παγκοσμίου Πολέμου (1939-1945) δημιούργησαν μια ακόμα πιο ειδεχθή εξέλιξη από τον πόλεμο του 1914-18. Αφού τα στρατεύματα του Χίτλερ επιτέθηκαν στη Σοβιετική Ένωση το 1941, ο Μεγάλος Πατριωτικός Πόλεμος που έληξε με την ήττα του ναζισμού έγινε τόσο κεντρικό στοιχείο της ρωσικής εθνικής ενότητας, που επέζησε από την πτώση του Τείχους του Βερολίνου και διήρκεσε μέχρι τις μέρες μας.

Με τη μεταπολεμική διαίρεση του κόσμου σε δύο μπλοκ, ο Ιωσήφ Στάλιν δίδαξε ότι το κύριο καθήκον του διεθνούς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ού κινήματος ήταν να διαφυλάξει τη Σοβιετική Ένωση. Η δημιουργία μιας αποτρεπτικής ζώνης οκτώ χωρών στην Ανατολική Ευρώπη (επτά μετά την αποχώρηση της Γιουγκοσλαβίας) ήταν κεντρικός πυλώνας αυτής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Την ίδια περίοδο, το Δόγμα Τρούμαν σηματοδότησε την έλευση ενός νέου τύπου πολέμου: του Ψυχρού Πολέμου. Με την υποστήριξή τους στις αντι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στην Ελλάδα, με το Σχέδιο Μάρσαλ (1948) και τη δημιουργία του ΝΑΤΟ (1949), οι Ηνωμένες Πολιτείες της Αμερικής συνέβαλαν στο να αποφευχθεί η προέλαση των προοδευτικών δυνάμεων στη Δυτική Ευρώπη. Η Σοβιετική Ένωση απάντησε με το Σύμφωνο της Βαρσοβίας (1955). Αυτή η διαμόρφωση οδήγησε σε μια τεράστια κούρσα εξοπλισμών, η οποία, παρά τη νωπή ανάμνηση της Χιροσίμα και του Ναγκασάκι, περιλάμβανε επίσης τη διάδοση των δοκιμών πυρηνικών βομβών.

Από το 1961, υπό την ηγεσία του Νικήτα Χρουστσόφ, η Σοβιετική Ένωση ξεκίνησε μια νέα πολιτική πορεία που έμεινε γνωστή ως «ειρηνική συνύπαρξη». Η στροφή αυτή, με έμφαση στη μη ανάμειξη και στον σεβασμό της εθνικής κυριαρχίας, καθώς και στην οικονομική συνεργασία με τις καπιταλιστικές χώρες, υποτίθεται ότι θα απέτρεπε τον κίνδυνο ενός τρίτου παγκόσμιου πολέμου (τον οποίο η κρίση των πυραύλων της Κούβας έδειξε ως πιθανότητα το 1962) και θα στήριζε το επιχείρημα ότι ο πόλεμος δεν ήταν αναπόφευκτος. Ωστόσο, αυτή η προσπάθεια εποικοδομητικής συνεργασίας απευθυνόταν μόνο στις ΗΠΑ και όχι στις χώρες του «υπαρκτού σοσιαλισμού». Το 1956, η Σοβιετική Ένωση είχε ήδη συντρίψει μια εξέγερση στην Ουγγαρία και τα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ά κόμματα της Δυτικής Ευρώπης δεν καταδίκασαν αλλά δικαιολόγησαν τη στρατιωτική επέμβαση στο όνομα της προστασίας του σοσιαλιστικού μπλοκ. Ο Palmiro Togliatti, για παράδειγμα, ο γραμματέας του Ιταλικού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ού Κόμματος, δήλωσε: «Στεκόμαστε στο πλευρό της δικής μας πλευράς ακόμη και όταν αυτή κάνει λάθος». Οι περισσότεροι από αυτούς που συμμερίζονταν αυτή τη θέση το μετάνιωσαν πικρά τα επόμενα χρόνια, όταν κατάλαβαν τις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συνέπειες της σοβιετικής επιχείρησης.

Παρόμοια γεγονότα έλαβαν χώρα στο απόγειο της ειρηνικής συνύπαρξης, το 1968 στην Τσεχοσλοβακία. Αντιμέτωπο με τα αιτήματα για εκδημοκρατισμό και οικονομική αποκέντρωση κατά τη διάρκεια της Άνοιξης της Πράγας, το Πολιτικό Γραφείο του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ού Κόμματος της Σοβιετικής Ένωσης αποφάσισε ομόφωνα να στείλει μισό εκατομμύριο στρατιώτες και χιλιάδες τανκς. Στο συνέδριο του Πολωνικού Ενιαίου Εργατικού Κόμματος το 1968, ο Λεονίντ Μπρέζνιεφ εξήγησε την ενέργεια αυτή αναφερόμενος σε αυτό που ονόμασε «περιορισμένη κυριαρχία» των χωρών του Συμφώνου της Βαρσοβίας: «Όταν δυνάμεις που είναι εχθρικές προς τον σοσιαλισμό προσπαθούν να στρέψουν την ανάπτυξη κάποιας σοσιαλιστικής χώρας προς τον καπιταλισμό, αυτό γίνεται όχι μόνο πρόβλημα της συγκεκριμένης χώρας, αλλά κοινό πρόβλημα και ανησυχία όλων των σοσιαλιστικών χωρών». Σύμφωνα με αυτή την αντιδημοκρατική λογική, ο ορισμός του τι ήταν και τι δεν ήταν «σοσιαλισμός» έπεφτε φυσικά στην αυθαίρετη απόφαση των σοβιετικών ηγετών. Αλλά αυτή τη φορά οι επικριτές από την πλευρά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τοποθετήθηκαν άμεσα και μάλιστα αντιπροσώπευαν την πλειοψηφία. Παρόλο που η αποδοκιμασία της σοβιετικής δράσης εκφράστηκε όχι μόνο από κινήματα της Νέας Αριστεράς αλλά και από την πλειοψηφία των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ών κομμάτων, συμπεριλαμβανομένων του Κινεζικού, οι Ρώσοι δεν υποχώρησαν αλλά προχώρησαν σε μια διαδικασία που ονόμασαν «ομαλοποίηση». Η Σοβιετική Ένωση συνέχισε να δεσμεύει ένα σημαντικό μέρος των οικονομικών της πόρων για στρατιωτικές δαπάνες και αυτό συνέβαλε στην ενίσχυση μιας αυταρχικής κουλτούρας στην κοινωνία. Με αυτόν τον τρόπο, έχασε για πάντα την εύνοια του κινήματος ειρήνης, το οποίο είχε γίνει ακόμη μεγαλύτερο μέσω των εκπληκτικών κινητοποιήσεων κατά του πολέμου στο Βιετνάμ.

Ένας από τους σημαντικότερους πολέμους της επόμενης δεκαετίας ξεκίνησε με τη σοβιετική εισβολή στο Αφγανιστάν. Το 1979, ο Κόκκινος Στρατός έγινε και πάλι ένα σημαντικό εργαλείο της εξωτερικής πολιτικής της Μόσχας, η οποία συνέχισε να διεκδικεί το δικαίωμα να επεμβαίνει σε αυτό που περιέγραφε ως τη δική της «ζώνη ασφαλείας». Η λανθασμένη απόφαση μετατράπηκε σε μια εξαντλητική περιπέτεια που διήρκεσε πάνω από δέκα χρόνια, προκαλώντας τεράστιο αριθμό νεκρών και δημιουργώντας εκατομμύρια πρόσφυγες. Σε αυτή την περίπτωση το διεθνές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ό κίνημα ήταν πολύ λιγότερο επιφυλακτικό απ’ ό,τι ήταν σε σχέση με τις σοβιετικές εισβολές στην Ουγγαρία και την Τσεχοσλοβακία. Ωστόσο, αυτός ο νέος πόλεμος αποκάλυψε ακόμη πιο καθαρά στη διεθνή κοινή γνώμη το χάσμα ανάμεσα στον «υπαρκτό σοσιαλισμό» και σε μια πολιτική εναλλακτική λύση που θα βασιζόταν στην ειρήνη και την αντίθεση στον μιλιταρισμό.

Στο σύνολό τους, αυτές οι στρατιωτικές επεμβάσεις όχι μόνο λειτούργησαν ενάντια σε μια γενική μείωση των εξοπλισμών, αλλά χρησίμευσαν για την απαξίωση και την σε παγκόσμιο επίπεδο αποδυνάμωση του σοσιαλισμού. Η Σοβιετική Ένωση εθεωρείτο όλο και περισσότερο ως μια αυτοκρατορική δύναμη που ενεργούσε με τρόπους που δεν διέφεραν από εκείνους των Ηνωμένων Πολιτειών, οι οποίες, από την έναρξη του Ψυχρού Πολέμου, είχαν, λίγο πολύ κρυφά, υποστηρίξει πραξικοπήματα και είχαν βοηθήσει στην ανατροπή δημοκρατικά εκλεγμένων κυβερνήσεων σε περισσότερες από είκοσι χώρες σε όλο τον κόσμο. Τέλος, οι «σοσιαλιστικοί πόλεμοι» το 1977-1979 μεταξύ Καμπότζης και Βιετνάμ και Κίνας και Βιετνάμ, με φόντο τη σινοσοβιετική σύγκρουση, διέλυσε την όποια επιρροή είχε η «μαρξιστική-λενινιστική» ιδεολογία (που είχε ήδη απομακρυνθεί από τις αρχικές βάσεις που είχαν θέσει ο Μαρξ και ο Ένγκελς), που απέδιδε τον πόλεμο αποκλειστικά στις οικονομικές ανισορροπίες του καπιταλισμού.

5. Το να είσαι αριστερός σημαίνει να είσαι κατά του πολέμου
Το τέλος του Ψυχρού Πολέμου δεν μείωσε τις επεμβάσεις στις υποθέσεις άλλων χωρών, ούτε αύξησε την ελευθερία κάθε λαού να επιλέγει το πολιτικό καθεστώς υπό το οποίο ζει. Οι πολυάριθμοι πόλεμοι – ακόμη και χωρίς εντολή του ΟΗΕ που ορίζονται, παράλογα, ως «ανθρωπιστικοί» – που διεξήγαγαν οι ΗΠΑ τα τελευταία είκοσι πέντε χρόνια, στους οποίους θα πρέπει να προστεθούν νέες μορφές συγκρούσεων, παράνομες κυρώσεις και πολιτικές, οικονομικές και μιντιακές εξαρτήσεις, αποδεικνύουν ότι η διπολική διαίρεση του κόσμου μεταξύ δύο υπερδυνάμεων δεν έδωσε τη θέση της στην εποχή της ελευθερίας και της προόδου που υποσχόταν το νεοφιλελεύθερο μάντρα της «Νέας Τάξης Πραγμάτων». Σε αυτό το πλαίσιο, πολλές πολι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που κάποτε διεκδικούσαν τις αξίες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έχουν πάρει μέρος σε μια σειρά από πολέμους. Από το Κοσσυφοπέδιο μέχρι το Ιράκ και το Αφγανιστάν – για να αναφέρουμε μόνο τους κυριότερους πολέμους που διεξήγαγε το ΝΑΤΟ μετά την πτώση του Τείχους του Βερολίνου – οι δυνάμεις αυτές έδιναν κάθε φορά την υποστήριξή τους στην ένοπλη επέμβαση και γίνονταν όλο και λιγότερο διακριτές από τη Δεξιά.

Ο ρωσο-ουκρανικός πόλεμος έφερε και πάλι την Αριστερά αντιμέτωπη με το δίλημμα του πώς να αντιδράσει όταν η κυριαρχία μιας χώρας δέχεται επίθεση. Η αποτυχία να καταδικάσει την εισβολή της Ρωσίας στην Ουκρανία αποτελεί πολιτικό λάθος της κυβέρνησης της Βενεζουέλας και κάνει τις καταγγελίες πιθανών μελλοντικών επιθετικών πράξεων που θα διαπράξουν οι Ηνωμένες Πολιτείες να φαίνονται λιγότερο αξιόπιστες. Είναι αλήθεια ότι, όπως έγραψε ο Μαρξ στον Ferdinand Lassalle το 1860, «στην εξωτερική πολιτική, υπάρχει λίγο κέρδος από τη χρήση τέτοιων λέξεων όπως “αντιδραστικός” και “επαναστατικός”» – ότι αυτό που είναι «υποκειμενικά αντιδραστικό [μπορεί να αποδειχθεί] αντικειμενικά επαναστατικό στην εξωτερική πολιτική». Αλλά οι αριστερές δυνάμεις θα έπρεπε να έχουν μάθει από τον εικοστό αιώνα ότι οι συμμαχίες «με τον εχθρό του εχθρού μου» συχνά οδηγούν σε μη εποικοδομητικές συμφωνίες, ειδικά όταν, όπως στην εποχή μας, το προοδευτικό μέτωπο είναι πολιτικά αδύναμο και θεωρητικά συγκεχυμένο και δεν έχει την υποστήριξη μαζικών κινητοποιήσεων.

Υπενθυμίζοντας τα λόγια του Λένιν στο Η σοσιαλιστική επανάσταση και το δικαίωμα των εθνών στην αυτοδιάθεση: «Το γεγονός ότι ο αγώνας για την εθνική απελευθέρωση ενάντια σε μια ιμπεριαλιστική δύναμη μπορεί, υπό ορισμένες συνθήκες, να χρησιμοποιηθεί από μια άλλη “Μεγάλη” Δύναμη για τα εξίσου ιμπεριαλιστικά της συμφέροντα δεν θα πρέπει να έχει πλέον καμία βαρύτητα για να παρακινήσει τη Σοσιαλδημοκρατία να απαρνηθεί την αναγνώρισή της του δικαιώματος των εθνών στην αυτοδιάθεση». Πέρα από τα γεωπολιτικά συμφέροντα και τις ίντριγκες που συνήθως επίσης παίζονται, οι δυνάμεις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έχουν ιστορικά υποστηρίξει την αρχή της εθνικής αυτοδιάθεσης και υπερασπίστηκαν το δικαίωμα των επιμέρους κρατών να καθορίζουν τα σύνορά τους με βάση τη ρητή βούληση του πληθυσμού. Η Αριστερά έχει πολεμήσει κατά των πολέμων και των «προσαρτήσεων» επειδή γνωρίζει ότι αυτές οδηγούν σε δραματικές συγκρούσεις ανάμεσα στους εργαζόμενους του κυρίαρχου έθνους και εκείνους του καταπιεσμένου έθνους, δημιουργώντας τις προϋποθέσεις για να ενωθούν οι τελευταίοι με την ίδια τους την αστική τάξη θεωρώντας τους πρώτους εχθρούς τους. Στα «Αποτελέσματα της συζήτησης για την αυτοδιάθεση» (1916), ο Λένιν έγραφε: «Αν η σοσιαλιστική επανάσταση ήταν νικηφόρα στην Πετρούπολη, το Βερολίνο και τη Βαρσοβία, η πολωνική σοσιαλιστική κυβέρνηση, όπως η ρωσική και η γερμανική σοσιαλιστική κυβέρνηση, θα απαρνιόταν τη “βίαιη κατακράτηση”, ας πούμε, των Ουκρανών εντός των συνόρων του πολωνικού κράτους». Γιατί λοιπόν να προτείνουμε ότι κάτι διαφορετικό θα έπρεπε να παραχωρηθεί στην εθνικιστική κυβέρνηση υπό την ηγεσία του Βλαντιμίρ Πούτιν;

Από την άλλη πλευρά, πάρα πολλοί από την Αριστερά έχουν υποκύψει στον πειρασμό να γίνουν – άμεσα ή έμμεσα – συνεμπόλεμοι [με τη Δύση, ΣτΜ], τροφοδοτώντας μια νέα union sacrée (έκφραση που επινοήθηκε το 1914, ακριβώς για να χαιρετίσει την αποκήρυξη των δυνάμεων της γαλλικής Αριστεράς που, στο ξέσπασμα του Α΄ Παγκοσμίου Πολέμου, αποφάσισαν να υποστηρίξουν τις πολεμικές επιλογές της κυβέρνησης). Μια τέτοια θέση σήμερα χρησιμεύει όλο και περισσότερο στο να θολώνει τη διάκριση μεταξύ ατλαντισμού και ειρηνισμού. Η ιστορία δείχνει ότι, όταν δεν αντιτίθενται στον πόλεμο, οι προοδευτ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χάνουν ένα ουσιαστικό μέρος του λόγου ύπαρξής τους και καταλήγουν να καταπίνουν την ιδεολογία του αντίπαλου στρατοπέδου. Αυτό συμβαίνει κάθε φορά που τα κόμματα της Αριστεράς αναγορεύουν την παρουσία τους στην κυβέρνηση ως τον θεμελιώδη τρόπο αποτίμησης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τους δράσης – όπως έκαναν οι Ιταλοί κομμουνιστές υποστηρίζοντας τις επεμβάσεις του ΝΑΤΟ στο Κοσσυφοπέδιο και το Αφγανιστάν, ή η σημερινή πλειοψηφία της Unidas Podemos, η οποία ενώνει τη φωνή της με την ομόφωνη χορωδία ολόκληρου του ισπανικού κοινοβουλευτικού τόξου, υπέρ της αποστολής όπλων στον ουκρανικό στρατό. Τέτοιες ευτελείς συμπεριφορές έχουν τιμωρηθεί πολλές φορές στο παρελθόν, μεταξύ άλλων και στις κάλπες, δοθείσης της ευκαιρίας.

6. Ο Βοναπάρτης δεν αποτελεί δημοκρατία
Την περίοδο 1853-1856, ο Μαρξ έγραψε μια λαμπρή σειρά άρθρων για την εφημερίδα New-York Daily Tribune που περιέχουν πολλούς ενδιαφέροντες και χρήσιμους παραλληλισμούς με τη σημερινή εποχή. Το 1853, μιλώντας για τον μεγάλο Μοσχοβίτη μονάρχη του 15ου αιώνα – εκείνον που θεωρείται ότι ενοποίησε τη Ρωσία και έθεσε τις βάσεις για την απολυταρχία της – ο Μαρξ υποστήριξε: «Αρκεί να αντικαταστήσει κανείς μια σειρά από ονόματα και ημερομηνίες με άλλες και γίνεται σαφές ότι οι πολιτικές του Ιβάν Γ΄[…], και εκείνες της σημερινής Ρωσίας, δεν είναι απλώς παρόμοιες αλλά πανομοιότυπες». Τον επόμενο χρόνο, ωστόσο, σε αντίθεση με τους φιλελεύθερους δημοκράτες που εξύψωναν τον αντιρωσικό συνασπισμό, έγραψε: «Είναι λάθος να περιγράφουμε τον πόλεμο κατά της Ρωσίας ως πόλεμο μεταξύ ελευθερίας και δεσποτισμού. Πέρα από το γεγονός ότι, αν συνέβαινε κάτι τέτοιο, η ελευθερία θα αντιπροσωπευόταν για πάντα από έναν Βοναπάρτη, ολόκληρος ο δεδηλωμένος στόχος του πολέμου είναι η διατήρηση […] των συνθηκών της Βιέννης – αυτών ακριβώς των συνθηκών που ακυρώνουν την ελευθερία και την ανεξαρτησία των εθνών». Αν αντικαταστήσουμε τον Βοναπάρτη με τις Ηνωμένες Πολιτείες της Αμερικής και τις συνθήκες της Βιέννης με το ΝΑΤΟ, οι παρατηρήσεις αυτές μοιάζουν σαν να γράφτηκαν για το σήμερα. Ο τρόπος σκέψης όσων αντιτίθενται τόσο στον ρωσικό όσο και στον ουκρανικό εθνικισμό, καθώς και στην επέκταση του ΝΑΤΟ, δεν αποτελεί απόδειξη πολιτικής αναποφασιστικότητας ή θεωρητικής ασάφειας. Τις τελευταίες εβδομάδες, αρκετοί ειδικοί σκιαγράφησαν τις ρίζες της σύγκρουσης (οι οποίες σε καμία περίπτωση δεν μειώνουν τη βαρβαρότητα της ρωσικής εισβολής), καθώς και τη θέση εκείνων που προτείνουν μια πολιτική ουδετερότητας ως τον πιο αποτελεσματικό τρόπο για να τερματιστεί ο πόλεμος το συντομότερο δυνατό και να εξασφαλιστεί ο μικρότερος αριθμός θυμάτων. Δεν είναι ζήτημα να συμπεριφερθούμε σαν τις «όμορφες ψυχές» τις βουτηγμένες στον αφηρημένο ιδεαλισμό, τις οποίες ο Χέγκελ θεωρούσε ανίκανες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την πραγματική πραγματικότητα των γήινων αντιφάσεων. Αντιθέτως: το ζητούμενο είναι να κάνουμε πραγματικότητα το μόνο αληθινό αντίδοτο στην απεριόριστη επέκταση του πολέμου. Δεν έχουν τέλος οι φωνές που ζητούν περαιτέρω επιστράτευση, ούτε εκείνοι που, όπως ο Ύπατος Εκπρόσωπος της Ευρωπαϊκής Ένωσης για την Εξωτερική Πολιτική και Πολιτική Ασφάλειας, θεωρούν ότι είναι καθήκον της Ευρώπης να προμηθεύει τους Ουκρανούς με «τα απαραίτητα όπλα για τον πόλεμο». Αλλά σε αντίθεση με αυτές τις θέσεις, είναι απαραίτητο να συνεχιστεί αδιάκοπα η διπλωματική δραστηριότητα που βασίζεται σε δύο σταθερά σημεία: την αποκλιμάκωση και την ουδετερότητα της ανεξάρτητης Ουκρανίας.

Παρά την αυξημένη υποστήριξη προς το ΝΑΤΟ μετά τις ρωσικές κινήσεις, είναι απαραίτητο να εργαστούμε σκληρότερα για να διασφαλίσουμε ότι η κοινή γνώμη δεν θα θεωρήσει τη μεγαλύτερη και πιο επιθετική πολεμική μηχανή στον κόσμο – το ΝΑΤΟ – ως τη λύση στα προβλήματα της παγκόσμιας ασφάλειας. Πρέπει να αποδειχθεί ότι πρόκειται για έναν επικίνδυνο και αναποτελεσματικό οργανισμό, ο οποίος, στην προσπάθειά του για επέκταση και μονοπολική κυριαρχία, χρησιμεύει για να τροφοδοτεί τις εντάσεις που οδηγούν σε πολέμους στον κόσμο.

Στο Σοσιαλισμός και πόλεμος, ο Λένιν υποστήριξε ότι οι μαρξιστές διαφέρουν από τους ειρηνιστές και τους αναρχικούς στο ότι «θεωρούν ιστορικά απαραίτητο (από τη σκοπιά του διαλεκτικού υλισμού του Μαρξ) να μελετήσουν κάθε πόλεμο ξεχωριστά». Συνεχίζοντας, υποστήριξε ότι: «Στην ιστορία υπήρξαν πολυάριθμοι πόλεμοι οι οποίοι, παρ’ όλη τη φρίκη, τη θηριωδία, τη δυστυχία και τον πόνο που αναπόφευκτα συνοδεύουν όλους τους πολέμους, ήταν προοδευτικοί, δηλαδή ωφέλησαν την ανάπτυξη της ανθρωπότητας». Αν αυτό ίσχυε στο παρελθόν, θα ήταν κοντόφθαλμο να το επαναλάβουμε απλώς στις σύγχρονες κοινωνίες όπου τα όπλα μαζικής καταστροφής εξαπλώνονται συνεχώς. Σπάνια οι πόλεμοι – που δεν πρέπει να συγχέονται με τις επαναστάσεις – είχαν το εκδημοκρατιστικό αποτέλεσμα που ήλπιζαν οι θεωρητικοί του σοσιαλισμού. Πράγματι, έχουν συχνά αποδειχθεί ο χειρότερος τρόπος διεξαγωγής μιας επανάστασης, τόσο λόγω του κόστους σε ανθρώπινες ζωές όσο και λόγω της καταστροφής των παραγωγικών δυνάμεων που συνεπάγονται. Είναι ένα μάθημα που δεν πρέπει να ξεχάσει ούτε και η μετριοπαθής Αριστερά.

Για την Αριστερά, ο πόλεμος 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είναι «η συνέχιση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με άλλα μέσα», για να παραθέσω τη διάσημη ρήση του Κλαούζεβιτς. Στην πραγματικότητα, απλώς πιστοποιεί την αποτυχία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Αν η Αριστερά επιθυμεί να επιστρέψει ηγεμονική και να δείξει ότι είναι ικανή να χρησιμοποιήσει την ιστορία της για τα καθήκοντα του σήμερα, πρέπει να γράψει ανεξίτηλα στα πανό της τις λέξεις «αντιμιλιταρισμός» και «Όχι στον πόλεμο!».

μετάφραση Μαριτίνα Λάβδα

Υποσημειώσεις
1. Σύγκρινε De Paepe, 2014-a, 2014-b.
2. Βλ. Freymond (ed.), 1962: 402, και Marx 2014: 92: «οι κοινωνικοί μας θεσμοί καθώς και ο συγκεντρωτισμός της πολιτικής εξουσίας αποτελούν μόνιμη αιτία πολέμου, η οποία μπορεί να εξαλειφθεί μόνο με μια εκ βάθρων κοινωνική μεταρρύθμιση». Ένα προηγούμενο κείμενο που παρουσιάστηκε από τη Διεθνή Ένωση Εργαζομένων στο Συνέδριο Ειρήνης στη Γενεύη, το οποίο πραγματοποιήθηκε τον Σεπτέμβριο του 1867, ανέφερε ότι «για να δοθεί ένα τέλος στον πόλεμο, δεν αρκεί να καταργηθούν οι στρατοί, αλλά είναι επιπλέον απαραίτητο να αλλάξει η κοινωνική οργάνωση προς την κατεύθυνση μιας ολοένα και πιο δίκαιης κατανομής της παραγωγής», ό.π.: 234.
3. Freymond (ed.), 1962: 403. Σύγκρινε Musto, 2014: 49.
4. Marx, 1996: 739.
5. Engels, 1987: 158.
6. Engels, 1990: 372.
7. Όπ.π.: 371.
8. Σε Pelz (ed.), 2016: 50.
9. Σε Dominick, 1982: 343.
10. Jaurès, 1982: 32.
11. Kautsky, 1903: 77.
12. Lenin, 1972: 80.
13. Luxemburg, 1911.
14. Trotsky, 1914.
15. Lenin, 1977: 371.
16. Luxemburg, 1915.
17. Lenin, 1971: 299-300.
18. Όπ.π.: 306.
19. Όπ.π.: 307.
20. Όπ.π.: 314.
21. Όπ.π.: 315. Την περίοδο του γαλλο-πρωσικού πολέμου του 1870, ο Μιχαήλ Μπακούνιν είχε επίσης καλέσει τους εργάτες να μετατρέψουν τον πατριωτικό πόλεμο σε επαναστατικό πόλεμο. Βλ. Musto, 2014: 49.
22. Όπ.π.: 316.
23. Kropotkin, 1914: 76–77.
24. Malatesta, 1993: 230.
25. Kropotkin et al., 1916.
26. Malatesta et al, 1998: 388.
27. Mao Tse-Tung, 1966: 15.
28. Όπ.π.: 26-27.
29. Όπ.π.: 53.
30. Mao Tse-Tung, 1965: 219.
31. Όπ.π.: 225.
32. Παρατίθεται σε Vittoria, 2015: 219.
33. Marx, 2010: 154. Σύγκρινε Musto, 2018: 132.
34. Lenin, 1964-b: 148.
35. Lenin, 1964-a: 329-330.
36. Marx, 1986: 86.
37. Marx, 1980: 228.
38. Borrell, 2022.
39. Lenin, 1971: 299.

Βιβλιογραφία
Borrell, Josep (2022), “It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So the EU will provide weapons for Ukraine’s armed forces”, The Guardian, 27 Februa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feb/27/eu-will-provide-weapons-for-ukraine-josep-borrell.
De Paepe, César (2014-a), “Strike Against War”, in Marcello Must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Bloomsbury: 229.
De Paepe, César (2014-b), “On the True causes of War”, in Marcello Must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Bloomsbury: 230-31.
Dominick, Raymond H. (1982), Wilhelm Liebknech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Engels, Friedrich (1987), Anti-Dühring, MECW, vol. 25: 5-311.
Engels, Friedrich (1990), “Can Europe Disarm?”, MECW, vol. 27: 367-393.
Freymond, Jacques (ed.) (1962),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Geneva: Droz, vol. I.
Jaurès, Jean (1982), L’Armée nouvel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Kautsky, Karl (1903), The Social Revolution, Chicago: Charles Kerr & Co.
Kropotkin, Peter (1914), “A Letter on the Present War”, Freedom, October: 76–77.
Kropotkin, Peter et al. (1916), The Manifesto of the Sixteen,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kropotkin-peter/1916/sixteen.htm
Lenin, Vladimir I. (1964-a),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 on Self-Determination,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2: 320-360.
Lenin, Vladimir I. (1964-b),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2: 143-156.
Lenin, Vladimir I. (1971), Socialism and War,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21: 295-338.
Lenin, Vladimir I. (1972),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gress at Stuttgart”,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13: 75-81.
Lenin, Vladimir I. (1977),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 at Kienthal”, in Vladimir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vol. 41: 369-380.
Luxemburg, Rosa (1911), “L’Armée nouvelle de Jean Jaurès”, https://www.marxists.org/francais/luxembur/works/1911/06/armee.htm
Luxemburg, Rosa (1915), The Junius Pamphlet: The Crisis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chapter 7,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15/junius/
Malatesta, Errico (1993), “Anarchists have forgotten their principles, 1914” in Vernon Richards (ed.), Malatesta: Life & Ideas, London: Freedom Press: 227-231.
Malatesta, Errico et al (1998), “Anti-War Manifesto”, δημοσιεύεται ως “Malatesta, the Anarchist International and War”, in Daniel Guérin (ed.), No Gods, No Masters: An Anthology of Anarchism, Oakland: Ak Press: 387–389.
Mao Tse-Tung (1965), “Problems of War and Strategy”,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vol. 2: 219-235.
Mao Tse-Tung (1966), On Protracted War,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Marx Karl (1996), Capital, Volume I, MECW, vol. 35.
Marx, Karl (1980), “Reorganization of the British War Administration”, in MECW, vol. 13: 227-233.
Marx, Karl (1986),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in MECW, vol. 15: 25-96.
Marx, Karl (2010),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2 June 1860”, in MECW, vol. 41: 154.
Marx, Karl (2014), “Resolutions of the Brussels Congress (1868)”, in Marcello Must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Bloomsbury: 89-93.
Musto, Marcello (2014), “Introduction”, in Marcello Must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New York: Bloomsbury: 1-68.
Musto, Marcello (2018),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Bloomsbury.
Pelz, William E. (ed.) (2016), Wilhelm Liebknecht 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 Documentary History,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Trotsky, Leon (1914), “The Zimmerwald Manifesto”, in The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14/war/part3.htm#zimman
Vittoria, Albertina (2015), Togliatti e gli intellettuali. La politica culturale dei comunisti italiani (1944-1964), Roma: Caro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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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iers 1882

I. Why Algiers
In 1882, Marx’s bronchitis was becoming chronic and his doctor, Mr. Donkin, suggested that a period of rest in a warm place was advisable for a complete recovery.1 The Isle of Wight had not worked. Gibraltar was ruled out because Marx would have needed a passport to enter the territory, and as a stateless person he was not in possession of one. The Bismarckian empire was covered in snow and anyway still forbidden to him, while Italy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since, as Friedrich Engels put it, “the first proviso where convalescents are concerned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harassment by the police.”2

With the support of Dr. Donkin and Paul Lafargue, Marx’s son-in-law, Engels convinced the patient to head for Algiers, which at the time enjoyed a good reputation among English people who could afford to escape the rigors of winter.3 As Marx’s daughter Eleanor Marx later recalled, what pushed Marx into making this unusual trip was his old obsession: to complete Capital.4 She wrote that

His general state keeps getting worse. If he had been more egoistic, he would have simply allowed things to take their course. But for him one thing stood above all else: devotion to the cause. He wanted to see his great work through to the end and therefore agreed once more to make a journey to recover his health.5

Marx left for the Mediterranean on 9 February, stopping on the way at Argenteuil, a Parisian suburb, where his eldest daughter Jenny Marx Longuet lived. When his health did not improve, he decided after scarcely one week to continue alone to Marseilles, having persuaded Eleanor that it was unnecessary for her to accompany him. To Engels he confided, “Not for anything in the world would I have the girl think she is to be sacrificed as an old man’s ‘nurse’ on the altar of family.”6

After crossing the whole of France by train, he reached the great Provençal seaport on 17 February. He immediately obtained a ticket for the first ship bound for Africa,7 and the next day, on a windy wintry afternoon, he was in the harbor queuing up with other passengers to go on board. He had a couple of suitcases crammed with heavy clothing, medicines, and a few books. At 5:00 p.m., the steamer Said left for Algiers, where Marx would stay for 72 days. This was the only time in his life that he spent outside Europe.8

II. Resisting the Disease in the Algerian Capital
After a stormy 34-hour crossing, Karl Marx reached his destination on 20 February. The next day he wrote to Engels, and a week later he recalled that his “corpus delecti” had been “frozen to the marrow.” He found an ideally situated room, with a port view, at the Hôtel-Pension Victoria, in the Upper Mustapha zone. It was a “magical panorama,” which allowed him to appreciate the “wonderful combination of Europe and Africa.”9

The only person who knew the identity of the newly arrived polyglot gentleman was Albert Fermé, a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follower of Charles Fourier, who had landed in Algiers in 1870 after a period of imprisonment on account of his opposition to the Second Empire. He was the only real company Marx had there, serving as his guide on various excursions and attempting to satisfy his curiosity about the new world.

As the days passed, however, Marx’s health did not improve. He was still troubled by the bronchitis, and an uncontrollable cough kept him awake at night. The unusually cold, damp, and rainy weather—it was the worst winter for ten years in Algiers—also favored another attack of pleurisy.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my clothing in the Isle of Wight and my clothing in the city of Algiers,” he wrote to Engels, “is that in the villa I have up till now simply replaced the rhinoceros greatcoat with my light greatcoat.” He even contemplated moving 400 kilometres further south, to the village of Biskra on the edge of the Sahara, but the poor physical conditions dissuaded him from such a taxing journey. He therefore embarked on a lengthy period of complicated treatment in Algiers.

Dr. Charles Stephann, the best in the city, prescribed sodium arsenate during the day and a codeine-based opiate syrup to help him sleep at night. He also ordered Marx to reduce physical exertion to a minimum and to abstain from “real intellectual work except some reading for [his] distraction.” Nevertheless, on 6 March the cough became even more violent and brought about repeated haemorrhaging. Marx was therefore forbidden to leave the hotel and even to engage in conversation: “rest, solitude and silence” were now “duties incumbent on [him] as a citizen.”10 At least, he wrote to Engels, “Dr. Stephann, like my dear Dr. Donkin [in London], does not forget—the cognac.”11

The most painful treatment proved to be a course of ten vesicatories, a therapy popular at the time that used agents to blister the skin in order to release subcutaneous toxins. Marx managed to complete these with the help of a young pharmacist. Little by little, by repeatedly painting his chest and back with collodion and opening the resulting blisters, Mr. Maurice Casthelaz succeeded in drawing off the excess fluid from his lungs.

Not surprisingly, Marx began to regret his chosen destination: as he wrote to Paul Lafargue, “from the moment of [his] departure for Marseilles” there had been “the finest weather in both Nice and Menton,” two other possibilities he had considered.12 In the second half of March, he confided to his daughter Jenny: “in this foolish, ill-calculated expedition, I am now just arrived again at that standard of health when I possessed it on leaving” London. He also told her that he had had his doubts about travelling such a long way, but that Engels and Bryan Donkin fired each other mutually into African furor, neither one nor the other getting any speci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ather that year.13 In his view, “the thing was to inform oneself before starting on such a wild goose chase.”.14

On 20 March, Marx wrote to Lafargue that the treatment had been stopped for the time being since there was no longer “‘a single dry place either on [his] back or [his] chest.”. The sight of his body reminded him of “a kitchen garden in miniature planted with melons.” To his great relief, however, his sleep was “gradually returning”: “someone who has not suffered from insomnia cannot appreciate that blissful state when the terror of sleepless nights begins to give way.”15

On the other hand, Marx’s breathing was more labored as a result of the nocturnal drawing of blisters, the need to remain bandaged, and the strict ban on scratching. Having learned that the weather in France had been “wonderful” since his departure from London, and bearing in mind the initial prediction of a rapid cure, he wrote to Engels that “a man ought never [to] delude himself by too sanguine views!”16 Clearly there was “some way to go to sana mens in sano corpore.”17

Marx’s suffering was not only bodily. He felt lonely and wrote on 16 March to his daughter Jenny: “Nothing could be more magical than the city of Algiers, unless it be the countryside outside that city (…); it would be like the Arabian Nights—given good health—with all my dear ones (in particular not forgetting my grandsons).”18 And on 27 March he added that he would have liked “by magic” to have Johnny, the eldest, there too—“to wonder […] at Moors, Berbers, Turks, negroes, in one word this Babel and costumes (most of them poetic) of this oriental world, mixed with the ‘civilized’ French etc. and the dull Britons.”19

To Engels, a comrade with whom he was used to sharing everything, he wrote of “an occasional bout of profound melancholy, like the great Don Quixote.” His thoughts kept returning to the loss of his life-companion: “You know that few people are more averse to demonstrative pathos; still, it would be a lie [not] to confess that my thoughts are to a great part absorbed by reminiscence of my wife, such a part of my best part of life!”20 One distraction from the pain of mourning was the spectacle of nature around him. Early in April he wrote that there was “wonderful moonlight on the bay,” and he could “never stop feasting [his] eyes on the sea in front of [his] balcony.”21

Marx also suffered from the enforced lack of serious intellectual activit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trip, he had been aware that it would be “a time-wasting operation,” but he had eventually agreed to it when he realized that the “accursed disease” also “impairs one’s intellect.”22 He told Jenny that “any working”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in Algiers—even “the correction of Capital for a [third German] edition.”23 As 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he limited himself to reading the telegraphic reports of a small local paper, The Little Settler [Le Petit Colon], and the only workers’ sheet received from Europe, The Equality [L’Égalité], about which he noted sarcastically that “you can’t call it a newspaper.”24

Marx’s letters of Spring 1882 show that he was “eager to be again active and to drop that invalid’s stupid métier,”25 “a pointless, arid, not to say expensive, existence.”26 To Lafargue he even said he was so busy doing nothing that he felt close to imbecility27—which suggests a fear on his part that h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taking up his usual existence where he had left off.

This progression of unfavorable events did not allow Marx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Algerian reality, nor—as Engels foresaw—was it really possible for him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ownership among the Arabs.”28 In 1879 he had already taken an interest in the land question in French-ruled Algeria, in the course of his studies in ethnology, landed property, and precapitalist societies. In that circumstance, Marx had transcribed from Maksim Kovalevsky’s Communal Landownership: Causes,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that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land ownership” would bring huge benefits to the invaders, but it would also favor the “political aim” of “destro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is society.”29

On 22 February 1882, an article in the Algiers daily The News [L’Akhbar] documented the injustices of the newly crafted system. Theoretically, any French citizen at that time could acquire a concession of more than 100 hectares of Algerian land, without even leaving his country, and he could then resell it to a native for 40,000 francs. On average, the colons sold every parcel of land they had bought for 20-30 francs at the price of 300 francs.30

Owing to his ill health, Marx was unable to return to these problems; nor was the article in The News brought to his attention. But his permanent desire for knowledge did not fade even in the most adverse circumstances. After exploring the area around his hotel, where housing reconstruction was under way on a vast scale, he noted that “although the workers engaged in this activity are healthy people and local residents they go down with fever after the first three days. Part of their wages, therefore, consists of a daily dose of quinine supplied by the employers.”31

III. Reflections on the Arab World
From the southern rim of the Mediterranean Marx made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in his sixteen letters,32 some of which display a still partly colonial vision. The ones that really stand out are those dealing with social relations among Muslims. Marx was profoundly struck by the bearing of the Arabs: “even the poorest Moor,” he wrote, “surpasses the greatest European comedian in the art of wrapping himself in his hood and showing natural, graceful and dignified attitudes.”33 Noting how their social classes mixed, he wrote to his daughter Laura Lafargue in mid-April that he had observed a group of Arabs playing cards, “some of them dressed pretentiously, even richly,” others in, for once I dare call it blouses, sometime of white woollen appearance, now in rags and tatters.” For a ‘true Muslim’, he commented:

such accidents, good or bad luck, do not distinguish Mahomet’s children. Absolute equality in their social intercourse, not affected; on the contrary, only when demoralized, they become aware of it; as to the hatred against Christians and the hope of an ultimate victory over these infidels, their politicians justly consider this same feeling and practice of absolute equality (not of wealth or position but of personality) a guarantee of keeping up the one, of not giving up the latter. (Nevertheless, they will go to rack and ruin without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34 Marx also marveled at the scant presence of the state:

In no town elsewhere, which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sea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here such laisser faire, laisser passer; police reduced to a bare minimum; unparalleled lack of embarrassment in public; the Moorish ele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For Muslim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ubordination; they are neither “subjects” nor “citizens” [administrés]; no authority, save in politics, something which Europeans have totally failed to understand.35

Marx scornfully attacked the Europeans’ violent abuses and constant provocations, and not least their “bare-faced arrogance and presumptuousness vis-à-vis the ‘lesser breeds,’ [and] grisly, Moloch-like obsession with atonement” with regard to any act of rebellion. He also emphasized that, i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olonial occupation, “the British and Dutch outdo the French.” In Algiers itself, he reported to Engels, his friend the judge Fermé had regularly seen in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a form of torture […] to extract confessions from Arabs, naturally done […] (like the English in India) by the “police.”

When, for example, a murder is committed by an Arab gang, usually with robbery in view, and the actual miscreants are in the course of time duly apprehended, tried and executed, this is not regarded as sufficient atonement by the injured colonist family. They demand into the bargain the “pulling in” of at least half a dozen innocent Arabs. […] When a European colonist dwells among the “lesser breeds,” either as a settler or simply on business, he generally regards himself as even more inviolable than handsome William I.36

Marx returned to the theme in another context when he told Engels of the brutality of the French authorities toward “a poor, thieving Arab, a poor, multiple assassin by profession.” Shortly before his execution, he learned that “he wasn’t going to be shot but guillotined! This, in defiance of prior arrangements!” Nor was that all:

His relatives had expected the head and body to be handed over to them so that they could sew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and then bury the “whole.” Which it is not! Howls, imprecations and gnashing of teeth; the French authorities dug their heels in, the first time they had done so! Now, when the body arrives in paradise, Mohammed will ask, “Where have you left your head? Or, how did the head come to be parted from its body? You’re not fit to enter paradise. Go and join those dogs of Christians in hell!” And that’s why his relations were so upset.37

Along with th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observations, Marx’s letters also include material on Arab customs. In one, he told his daughter Laura a story that had greatly appealed to his practical side:

A ferryman is ready and waiting, with his small boat, on the tempestuous waters of a river. A philosopher, wishing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climbs aboard. There ensues the following dialogue:
Philosopher: Do you know anything of history, ferryman?
Ferryman: No!
Philosopher: Then you’ve wasted half your life!
And again: The Philosopher: Have you studied mathematics?
Ferryman: No!
Philosopher: Then you’ve wasted more than half your life.
Hardly were these words out of the philosopher’s mouth when the wind capsized the boat, precipitating both ferryman and philosopher into the water. Whereupon, Ferryman shouts: Can you swim?
Philosopher: No!
Ferryman: Then you’ve wasted your whole life.

And Marx added to Laura: “That will tickle your appetite for things Arabic.”38 After more than two months of suffering, Marx’s condition improved and he was at last able to return to France. First, however, he had a final surprise for Engels: “Apropos; because of the sun, I have done away with my prophet’s beard and my crowning glory but (in deference to my daughters) had myself photographed before offering up my hair on the altar of an Algerian barber.”39 This would be the last snapshot of him. And it is utterly unlike the granite profile to be found on the squares of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which the régimes of the day ordered to represent him. His moustache, rather like his ideas, has not lost the color of youth—and his smiling face, for all life’s trials and disappointments, still appears kindly and unassuming.40

IV. Final Note: A Republican in the Principality
Bad weather continued to pester Marx. During his “last days in Africa,”41 his health was sorely tested by the arrival of the sirocco, and the crossing to Marseilles—where he landed on 5 May, on his sixty-fourth birthday—was particularly rough. As he wrote later to Eleanor: “A violent storm […] turned [his] cabin into a veritable wind tunnel.” And once at their destination, the steamer did not actually enter the harbor, so that the passengers had to be taken off by boat, spending “several hours in a cold, draughty customs-hall-cum-purgatory until the time came for them to depart for Nice.” These tribulations, he quipped, “more or less threw [his] machine out of gear” and “precipitated [him] into the hands of an Aesculapius” as soon as they reached Monte Carlo.42

The trusted Aesculapius was Dr. Kunemann, an excellent doctor from Alsace who specialized in lung diseases.43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bronchitis had become chronic and, to Marx’s “horror,” that “the pleurisy had returned.”44 All the moving around had done further damage, and Marx used his customary literary references to joke about it with Engels: “Fate” would seem on this occasion to have displayed an alarming consistency—almost, one might say, as in the tragedies of Amandus Müllner,” where “fate” does indee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existence. Another course of four vesicatories was therefore necessary, and these took place between 9 and 30 May.

Since he had to get better before continuing on his way, Marx spent three weeks in the principality of Monaco. His descriptions of the atmosphere there mix shrewdness with social criticism: for example, he compared Monte Carlo to Gérolstein, the imaginary statelet in which Jacques Offenbach placed his opera The Grand Duchess of Gerolstein (1867). Marx went a few times to the reading room at the famous casino, which offered a good se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newspapers. But he told Engels that his “table d’hôte companions at the Hôtel de Russie” and, more generally, the public in the city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what goes on in the Casino’s gaming rooms.” His letters from this period alternate between amused observations about people he came across—e.g., “‘a son of Albion, sulky, ill-tempered and bewildered […] because he had lost a certain number of yellow boys, whereas he had been absolutely intent on ‘copping’ the same”—and mordant comments such as: “he couldn’t understand that not even British boorishness is able ‘to bully’ fortune.”45 The most trenchant description of this alien world was offered to his daughter Eleanor, in a letter written shortly before his departure:

At the table d’hôte, in the cafés, etc., almost the only topic that is talked or whispered about is the roulette and the trente et quarante tables. Every now and again something is won, as for instance 100 francs by a young Russian lady (wife of a Russian diplomat-cum-agent) […], who, in return, loses 6,000 frs, while someone else can’t keep enough for the journey home; others gamble away the whole of large family fortunes; very few take away a share of the plunder—few of the gamblers, I mean, and those that do ar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rich.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intelligence or calculation here; no one can count with any probability on being favoured by “chance” unless he can venture a considerable sum.46

The frenzy in the air was not confined to the gaming rooms or the evening hours; it pervaded the whole city and entire day of those who visited it.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kiosk right next door to the casino.

This is daily adorned with a placard, not printed, but handwritten and signed with the initials of the quill-pusher; for 600 francs he will provide, in black and white, the secret of the science of winning a million francs with a 1,000. […] Nor, or so it is said, is it by any means rare for people to fall victim to this confidence trick. Indeed, most of the gamblers, both male and female, believe there is a science in what are pure games of chance; the ladies and gentlemen sit outside the said Café de Paris, in front of, or on the seats in, the wonderful garden that belongs to the casino, heads bent over little [printed] tables, scribbling and doing sums, while one of them may earnestly expound to another “‘what system’ he prefers, whether one should play in series,” etc., etc. It’s like watching a bunch of lunatics.47

In short, it became clear to Marx that ‘the economic basis of Monaco-Gerolstein is the casino; if it were to close tomorrow it would be all up with Monaco-Gerolstein—the whole of it!’ Without it not even Nice, ‘the rendez-vous in the winter months of the quality and of fortune-hunters alike, could continue to subsist as a fashionable centre (…). And withal, how childish is the casino by comparison with the Bourse!’. After the last in the series of vesicatories, Dr. Kunemann discharged Marx and gave him permission to continue his journey. But he did advise him to stop off “in Cannes for a day or two” to allow the wounds to “dry out,” after which he could move on up to Paris. Once in the exclusive French resort, Marx drew a balance-sheet of his time on the Côte d’Azur:

I have spent an entire month vegetating in this lair of aristocratic idlers or adventurers. Nature superb, in other respects a dreary hole; […] no plebeian “masses” here, apart from the hotel and café waiters, etc., and domestics, who belong to the Lumpenproletariat.48

The weather continued to do its worst and to weigh heavily on him. During the three days in Cannes, there was an exceptionally “strong (if warm) wind and eddies of dust,” talk of which filled “the Riviera’s local press.” Marx responded with self-irony, joking to Engels that “Nature, too, can evince a certain philistine humour (after the manner, already humorously anticipated in the Old Testament, of the serpent feeding on dust, cf. the dusty diet of Darwin’s worms).”

In the same letter, Marx dwelled on the doctor’s final recommendations: “to eat well and amply even if it goes against the grain, and ‘accustom’ oneself to so doing; [to] drink ‘decent’ stuff and go for drives, etc. […] [to] think as little as possible, etc.” He could not fail to remark that “having followed these ‘directions,’ I am well on the way to ‘idiocy,’ and for all that have not rid myself of the bronchial catarrh. A consoling thought for me is that it was bronchitis that sent old Garibaldi to his ‘eternal rest.’” In any case, he was convinced that “at a certain age it becomes completely indifferent how one is ‘launched into eternity.’”49

On 7 June, some four months after his departure from London, Marx was finally in a position to take the train back to his daughter’s house in Argenteuil. He advised her not to bother about his arrival—“Till now, I have always found that nothing has done me more harm than people, at the station, waiting for me”—and not to tell any of the comrades, even Lafargue, that he was expected. He still needed “absolute quietness,” 50 and, as he said to Engels too, “he felt it [was] still necessary […] to have as little ‘intercourse with people’ as possible.”51 The giant was weary and felt he was close to the end of the road. The words he wrote to Jenny were much the same as those of any other mortal: “By ‘quietness’ I mean the ‘family life,’ ‘the children’s noise,’ that ‘microscopic world’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macroscopic.’”52 Karl Marx died nine months after this letter, on 14 March 1883. A few days later, Engels wrote to Friedrich Sorge, the comrade who had become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fter it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872:

Mankind is the poorer for the loss of this intellect—the most important intellect, indeed, which it could boast today. The movement of the proletariat will continue on its course but it has lost its focal point, the point to which Frenchmen, Russians, Americans and Germans would automatically turn at moments of crisis, on every occasion receiving clear, indisputable advice such as only genius and consummate expertise can give.53

References
1. Sec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based on Marcello Musto, 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 25 January 1882, MECW 46:186-87. In his view, “Italy [could] hold out fewer guarantees than anywhere else—save, of course, Bismarck’s empire.”
3. See Gilbert Badia, “Marx en Algérie,” in Karl Marx, Lettres d’Alger et de la Côte d’Azur (Paris: Le Temps des Cerises, 1997), 17.
4. See Marcello Musto,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Bloomsbury, 2018), an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ed. Marcello Musto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9). Marx started to write his critique to political economy in 1857, see Marcello Musto, “Marx’s Life at the Time of the Grundrisse: Biographical Notes on 1857-8,” in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ed. Marcello Musto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47-161.
5. Eleanor Marx, in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 Insel-Verlag, 1973), 577-78.
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2 January 1882, MECW 46:176. On Eleanor Marx and her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father, see Yvonne Kapp, Eleanor Marx (London: Verso, 2018); Chushichi Tsuzuki, The Life of Eleanor Marx, 1855-1898: A Socialist Trage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Eva Weissweiler, Tussy Marx: Das Drama der Vatertochter (Cologne: Kiepenheuer & Witsch, 2002); and Rachel Holmes, Eleanor Marx: A Life (London: Bloomsbury, 2014).
7. See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7 February 1882: “No question of passports and such like. Nothing is entered on the passengers’ tickets save Christian and surnames” MECW 46:200.
8. The trip to the Algerian capital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Marx’s biographers. Even Jacques Attali, himself born in Algiers, devoted only half a page to it in his Karl Marx, ou l’Esprit du monde (Paris: Fayard, 2005), 410; despite some inexactitudes about Marx’s stay, he notes that he was ignorant of the Oran uprising between Summer 1881 and Spring 1883. Marlene Vesper’s Marx in Algier (Bonn: Pahl-Rugenstein Nachfolger, 1995) traces with great precision all the events that Marx witnessed at first hand during his visit to Algiers. Also of interest is René Gallissot, ed., Marxisme et Algérie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76). The novel by Hans Jürgen Krysmanski, Die letzte Reise des Karl Marx (Frankfurt: Westend, 2014),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as the screenplay for a film on Marx’s stay in Algiers, but was never produced because of a lack of funding.
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 March 1882, MECW 46:213-14.
10.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16 March 1882, MECW 46:219.
1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 March 1882, MECW 46:215.
12.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 20 March 1882, MECW 46:221. He added: “But there was this insistent ideamfor which I was not responsible—of the African sun and the wonder-working air out here!,” ibid.
1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16 March 1882, MECW 46:218.
14.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27 March 1882, MECW 46:224. He added: “Between us: Though in the Isle of Wight the weather was unfavourable, but still my health improved so greatly that people wondered. […] at London, on the contrary, Engels’ excitement […] in fact has upset me: I felt, I could no longer stand it; hence my impatience to get from London away on any condition whatever!” People may kill someone out of real most sincere love; with all that nothing more dangerous in such cases for a reconvalescent!” ibid.
15.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 20 March 1882, MECW 46:221-22.
1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 March 1882, MECW 46:215.
1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8-31 March 1882, MECW 46:226.
18.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16 March 1882, MECW 46:219.
19.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27 March 1882, MECW 46:225.
2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 March 1882, MECW 46:213, 215.
2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4 April 1882, MECW 46:229.
22. Karl Marx to Pyotr Lavrov, 23 January 1882, MECW 46:184.
2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27 March 1882, MECW 46:225. In October 1881, the publisher Otto Meissner had asked Marx to make any necessary corrections or additions to Volume One of his magnum opus in preparation for a new edition. On the making of Capital see Marcello Musto, “The Writing of Capital: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 Vol., No. 46 (season? 2018), n. 1: 11-26.
24.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 20 March 1882, MECW 46:221; MEW 35:293.
25.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6-7 April 1882, MECW 46:230; MEW 35:298.
2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0 May 1882, MECW 46:210; MEW 35:65.
27. See Paul Lafargue to Friedrich Engels, 19 June 1882, in Frederick Engels, Paul Lafargue, and Laura Lafargue, Correspondence, Vol. 1, 1868-1886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9), 87.
28. Cf. Friedrich Engels to Eduard Bernstein, 22-25 February 1882, MECW 46:210-11. Lafargue was later certainly exaggerating when he said that “Marx has come back with his head full of Africa and the Arabs; he took advantage of his stay in Algiers to devour its library, it seems to me that he has read a great number of work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Arabs,” Paul Lafargue to Friedrich Engels, 16 June 1882, in Engels, Lafargue, and Lafargue, Correspondence, 83. As Badia has pointed out, it is much more likely that Marx was unable to “learn much abou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French colony,” although his “letters from Algiers testify to his many-sided curiosity,” in Gilbert Badia, “Marx en Algérie”, in Karl Marx, Lettres d’Alger, 13.
29. Karl Marx, “Excerpts from M.M. Kovalevskij [Kovalevsky], Obschinnoe zemlevladenie. Prichiny, khod i posledstviya ego razlozheniya [Communal landownership: The causes,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of its decline]” In Lawrence Krad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ritique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Assen: Van Gorcum, 1975), 412.
30. See Marlene Vesper, Marx in Algier, 33-34, which reproduces passages from the articl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local daily.
31. Karl Marx to Paul Lafargue, 20 March 1882, MECW 46:220. Marx added that “the same practice can be observed in various places in South America,” ibid.
32. This total refers only to his surviving correspondence. In reality, Marx wrote more letters, including some to his daughter Eleanor, but these have been lost over time: “He wrote me long letters from Algiers. Many of these I no longer possess, since at his request I sent them on to Jenny and she gave only a few back to me,” Eleanor Marx, in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578.
33.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6-7 April 1882, MECW 46:231-32.
34.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 13-14 April 1882, MECW 46:242.
35. Ibid., 238.
3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8 April 1882, MECW 46:234.
37.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8 April 1882, MECW, 46:246-47.
38. Karl Marx to Laura Lafargue, 13-14 April 1882, MECW 46:243.
3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8 April 1882, MECW 46:249.
40. Marx himself said that, although he had not had “one day of complete repose” in the eight weeks before the photograph, he was “still putting a good face on things,” ibid. Engels was very happy with what his friend had told him. “He had his photograph taken in Algiers,” he wrote to August Bebel, “and is looking quite his old self again,” Friedrich Engels to August Bebel, 16 May 1882, MECW 46:259. Cf. Vesper, Marx in Algier, 130-35.
4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8 May 1882, MECW 46:253.
42.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 28 May 1882, MECW 46:267.
43. Cf.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5 June 1882, MECW 46:272.
4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0 May 1882, MECW 46:262. Marx did not write to his daughters of this development, since “it would alarm them unnecessarily,” ibid., 264.
4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8 May 1882, MECW 46:254.
46.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 28 May 1882, MECW 46:268.
47. Ibid., 269. The English engineer Joseph Jaggers did discover a way of breaking the bank—not by any scientific system, however, but simply by studying a mechanical dysfunction. In 1873, he realized that one roulette wheel was more unbalanced than the others, so that it came up with nine numbers more often than others. He managed to win one and a half million francs, before the casino became aware of the defect and repaired it without difficulty.
4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5 June 1882, MECW 46:272.
49. Ibid., 274.
50.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4 June 1882, MECW 46:271.
5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5 June 1882, MECW 46:274. The literary reference here is to a work by Adolph von Knigge, entitled precisely On Intercourse with People (1788).
52. Karl Marx to Jenny Longuet, 4 June 1882, MECW 46:272.
53. Friedrich Engels to Friedrich Sorge, 15 March 1883, MECW 46:462-63. On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Marx, see The Marx Revival: Key Concept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ed. Marcello Mu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Bibliography
Attali, Jacques. Karl Marx, ou l’Esprit du monde. Paris: Fayard, 2005.
Badia, Gilbert. “Marx en Algérie”. In Karl Marx, Lettres d’Alger et de la Côte d’Azur, 7-39. Paris: Le Temps des Cerises, 1997.
Engels, Frederick, Paul Lafargue, and Laura Lafargue. Correspondence, Vol. 1, 1868-1886.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9.
Gallissot, René, ed. Marxisme et Algérie.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76.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ed.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Frankfurt: Insel-Verlag, 1973.
Holmes, Rachel. Eleanor Marx: A Life. London: Bloomsbury, 2014.
Kapp, Yvonne. Eleanor Marx. London: Verso, 2018.
Krysmanski, Hans Jürgen. Die letzte Reise des Karl Marx. Frankfurt: Westend, 2014.
Marx, Karl. “Excerpts from M.M. Kovalevskij [Kovalevsky], Obschinnoe zemlevladenie. Prichiny, khod i posledstviya ego razlozheniya [Communal landownership: The causes,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of its decline]”. In Lawrence Krad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ritique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Assen: Van Gorcum, 1975. 343–412.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Letters 1880-83, MECW Vol. 4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2.
Musto, Marcello. “Marx’s Life at the Time of the Grundrisse: Biographical Notes on 1857-8.” In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Ed. Marcello Musto.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47-161.
———. “The Writing of Capital: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 Vol. 46, No. 1 (2018), 11-26.
———.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Bloomsbury, 2018.
———, e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9.
———, ed. The Marx Revival: Key Concept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Tsuzuki, Chushichi. The Life of Eleanor Marx, 1855-1898: A Socialist Trage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Vesper, Marlene. Marx in Algier. Bonn: Pahl-Rugenstein Nachfolger, 1995.
Weissweiler, Eva. Tussy Marx: Das Drama der Vatertochter. Cologne: Kiepenheuer & Witsc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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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ntras que la ciencia política indaga las motivaciones ideológicas, políticas, económicas e incluso psicológicas que movilizan a la guerra, uno de los aportes más convincentes de la teoría socialista está en haber sacado a luz el nexo que vincula la multiplicación de las guerras con el desarrollo del capitalismo.

En los debates de la Primera Internacional, César de Paepe, uno de los dirigentes más importantes, formuló una tesis que se convirtió en la posición clásica del movimiento obrero sobre el tema, a saber, que las guerras son inevitables bajo un régimen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En la sociedad contemporánea no es la ambición de los monarcas ni la de otros individuos la que provocan las guerras: es el modelo socioeconómico dominante. La enseñanza del movimiento obrero, que tuvo enormes consecuencias civilizatorias, surgió de la creencia en que toda guerra debía ser considerada una «guerra civil», es decir, un choque violento entre trabajadores que carecen de los medios necesarios que garantizan su supervivencia.

Karl Marx no dejó ningún escrito donde desarrolle su concepción —fragmentaria y a veces contradictoria— de la guerra, ni estableció pautas de acción que definieran los márgenes de una posición política correcta ante este tipo de conflictos. Aunque en El capital argumentó que la violencia era una potencia económica, «la partera de toda sociedad vieja preñada de una nueva», no pensaba que la guerra pudiera convertirse en un atajo que llevara a la transformación revolucionaria de la sociedad, y dedicó gran parte de su actividad política a comprometer a los trabajadores con el principio de la solidaridad internacional.

En cambio, la guerra era una cuestión tan importante para Friedrich Engels, que este terminó dedicándole uno de sus últimos escritos. En «¿Es posible que Europa deponga las armas?» notó que hacía más de veinticinco años que cada potencia intentaba superar militarmente a sus rivales. Eso había conducido a una producción de armamento sin precedente y colocaba el Viejo Mundo ante la posibilidad de «una guerra de destrucción de magnitudes nunca antes vistas». Según Engels, «el sistema de ejércitos permanentes llega a tales extremos en toda Europa que debe, o bien provocar una catástrofe económica en los pueblos que enfrentan el enorme gasto militar que implica, o bien degenerar en una guerra de exterminio generalizada». En su análisis, Engels no dejó de destacar que los Estados mantenían a los ejércitos permanentes tanto por motivos políticos internos como por motivos militares externos. De hecho, afirmó que que los ejércitos estaban hechos para «brindar protección, no tanto contra el enemigo externo, como contra el interno», y el desarrollo de sus instrumentos y de sus habilidades tenía por fin principal la represión de las luchas obreras y del proletariado en general. Como los costos de la guerra recaían principalmente, por medio de los impuestos y del reclutamiento, sobre las espaldas de los sectores populares, el movimiento obrero debía luchar por la «reducción gradual de los plazos del servicio [militar] mediante un tratado internacional» y por el desarme como única «garantía de paz» efectiva.

Experimentos y colapso
No pasó mucho tiempo hasta que este debate teórico pacífico se convirtió en el asunto político más apremiante de la época. Los representantes del movimiento obrero tuvieron que oponerse concretamente a la guerra en muchas ocasiones. En el conflicto franco-prusiano de 1870 (que antecedió a la Comuna de París), Wilhelm Liebknecht y August Bebel, diputados socialdemócratas, condenaron los objetivos anexionistas de la Alemania de Bismarck y votaron contra los créditos de guerra. Su decisión de «rechazar el proyecto de ley que concedía más fondos para continuar la guerra» los llevó a cumplir una condena a prisión de dos años por alta traición, pero también sirvió para mostrarle a la clase obrera una forma alternativa de intervenir en la crisis.

Mientras las principales potencias europeas continuaban con su expansión imperialista, la polémica sobre la guerra adquiría cada vez más peso en los debates de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Una resolución adoptada durante el congreso fundacional había consagrado la paz como «precondición necesaria de toda emancipación obrera». Cuando la Weltpolitik —la agresiva política de la Alemania imperial, que buscaba incrementar su poder en la arena internacional— empezó a modificar la configuración geopolítica, los principios antimilitaristas fortalecieron sus raíces en el movimiento obrero y acrecentaron su influencia en los debates sobre conflictos armados. La izquierda dejó de pensar que la guerra era un fenómeno que abría oportunidades revolucionarias y anunciaba el colapso del sistema (idea que remontaba a la máxima de Robespierre, «Ninguna revolución sin revolución»). En cambio, empezó a concebirla como un peligro y a temer las consecuencias penosas que tenía sobre el proletariado: hambre, miseria y desempleo.

La resolución «Sobre militarismo y conflictos internacionales», adoptada por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en el Congreso de Stuttgart de 1907, recapitulaba todos los puntos clave que a esa altura se habían convertido en la herencia común del movimiento obrero. Destacaban el voto contra los presupuestos que incrementaban el gasto militar, la antipatía frente a los ejércitos permanentes y la preferencia por un sistema de milicias populares. Con el paso de los años,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perdió poco a poco su compromiso con una política de acción pacífica y la mayoría de los partidos socialistas europeos terminaron apoyando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Las consecuencias fueron desastrosas. Con la idea de que no había que dejar que los capitalistas monopolizaran los «beneficios del progreso», el movimiento obrero llegó a compartir los objetivos expansionistas de las clases dominantes y hundió sus pies en el pantano de la ideología nacionalista.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demostró ser completamente impotente frente al conflicto y fracasó en uno de sus objetivos principales: la conservación de la paz.

Rosa Luxemburgo y Vladimir Lenin fueron quienes se opusieron más firmemente a la guerra. Luxemburgo amplió la comprensión teórica de la izquierda y mostró que el militarismo era una aspecto clave del Estado. Dando muestras de una convicción y coherencia con pocos parangones en el movimiento comunista, argumentó que la consigna «¡Guerra contra la guerra!» debía convertirse en la «piedra angular de la política de la clase obrera». Como escribió en La crisis de la socialdemocracia,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había estallado porque no había logrado que el proletariado aplicara en todos los países «una táctica y una acción comunes». De ahí en adelante, el «objetivo principal» del proletariado debía ser «luchar contra el imperialismo y evitar toda conflagración, en tiempos de paz y en tiempos de guerra».

En El socialismo y la guerra, igual que en muchos otros textos escritos durante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Lenin tuvo el mérito de identificar dos cuestiones fundamentales. La primera concernía a la «falsificación histórica» mediante la cual la burguesía intentaba atribuir un «sentido progresiv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a lo que en realidad eran guerras de «saqueo», llevadas a cabo con el único objetivo de decidir cuál de los países beligerantes tendría derecho a oprimir a más pueblos extranjeros, incrementando así las desigualdades del capitalismo. La segunda era el enmascaramiento de las contradicciones en el que incurrían los reformistas, que habían dejado de lado la lucha de clases con la intención de «morder un poco de las ganancias que sus burguesías nacionales obtenían del pillaje de otros países». La tesis más famosa de este panfleto —que los revolucionarios debían «convertir la guerra imperialista en una guerra civil»— implicaba que aquellos que realmente querían una «paz democrática duradera» debían llevar a cabo «una guerra civil contra sus gobiernos y contra la burguesía». Lenin estaba convencido de una idea que la historia terminó refutando: que toda lucha de clases conducida de manera consistente en tiempos de guerra suscitaría «inevitablemente» el espíritu revolucionario entre las masas.

Líneas de demarcación
La Primera Guerra Mundial no solo produjo divisiones en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también enfrentó a distintas tendencias en el interior del movimiento anarquista. En un artículo publicado poco tiempo después del estallido de la guerra, Piotr Kropotkin escribió que «la tarea de cualquier persona que confíe mínimamente en la idea de progreso humano es aplastar la invasión alemana de Europa Occidental». En respuesta a Kropotkin, el anarquista italiano Enrico Malatesta argumentó que «la victoria alemana seguramente conllevaría el triunfo del militarismo, pero que el triunfo de los aliados garantizaría la dominación ruso-británica en toda Europa y Asia».

En el Manifiesto de los dieciséis, Kropotkin planteó la necesidad de «resistir a un agresor que representa la destrucción de todas nuestras expectativas de liberación». Argumentó que, aun si no dejaba de atentar contra las libertades existentes, la victoria de la Triple Entente contra Alemania representaba el mal menor. Del otro lado, Malatesta y los compañeros que firmaron con él El manifiesto antiguerra de la Internacional Anarquista, declararon: «Es imposible establecer una distinción entre guerras ofensivas y guerras defensivas». Además, añadieron que «Ninguno de los países beligerantes tiene derecho de reivindicar la civilización, igual que ninguno puede afirmar que actúa en defensa propia».

Las actitudes frente a la guerra también despertaron debates en el movimiento feminista. La necesidad de reemplazar a los hombres en empleos que durante largos años habían sido un monopolio masculino, alentó la propagación de una ideología chauvinista en buena parte del recién nacido movimiento sufragista. La exposición de la hipocresía de los gobiernos —que bajo la excusa de que el enemigo estaba a las puertas de la ciudad, utilizaban la guerra para eliminar reformas sociales fundamentales— fue uno de los logros más importantes de Rosa Luxemburgo y de las comunistas feministas de aquella época. Fueron las primeras en aventurarse con lucidez y coraje en el camino que enseñó a las generaciones venideras la relación que guardan la lucha contra el militarismo y la lucha contra el patriarcado. Más tarde, el rechazo de la guerra se convirtió en una parte distintiva del Día Internacional de la Mujer y la oposición contra los presupuestos de guerra cada vez que hubo un nuevo conflicto se convirtió en una constante de las muchas plataformas del movimiento feminista internacional.

La escalada de la violencia del frente nazi-fascista, en su país de origen y en el extranjero, y el estallido d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crearon un escenario todavía más oscuro que el de la guerra de 1914-1918. Después de que, en 1941, las tropas de Hitler atacaron la Unión Soviética, la Gran Guerra Patria que culminó con la derrota del nazismo se convirtió en un elemento tan importante de la unidad nacional rusa que sobrevivió a la caída del Muro de Berlín y sigue vigente en la actualidad.

Con la repartición resultante de la posguerra, que segmentó el mundo en dos bloques, Iósif Stalin pretendió mostrar que el objetivo principal del movimient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 era proteger a la Unión Soviética. Uno de los pilares centrales de esa política fue la creación de un área de defensa que incluía a ocho países de Europa Oriental. A partir de 1961, bajo dirección de Nikita Jrushchov, la Unión Soviética adoptó un nuevo rumbo político que terminó siendo conocido como la «coexistencia pacífica». Sin embargo, el programa de cooperación constructiva no apuntaba solamente a Estados Unidos y a los países del «socialismo realmente existente». En 1956, la Unión Soviética había aplastado brutalmente la Revolución húngara. Y en 1968 hizo lo mismo en Checoslovaquia. Frente a las reivindicaciones de democratización de la «Primavera de Praga», el politburó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la Unión Soviética decidió unánimemente enviar al país medio millón de soldados y miles de tanques. Leonid Brézhnev explicó esta acción haciendo referencia a lo que denominaba la «soberanía limitada» de los países firmantes del Pacto de Varsovia: «Cuando fuerzas hostiles al socialismo intentan torcer el desarrollo de un país socialista hacia el capitalismo, el problema no solo concierne al país en cuestión, sino a todos los países socialistas». De acuerdo con esta lógica antidemocrática, la definición de lo que era y no era «socialismo» quedaba sujeta al arbitrio de los líderes soviéticos.

En 1979, con la invasión de Afganistán, el Ejército Rojo volvió a convertirse en el instrumento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moscovita, que siguió reivindicando el derecho a intervenir en lo que definía como su propia «zona de seguridad». Estas intervenciones militares no solo representaban un atentado contra toda política de reducción del armamento, sino que desacreditaban y debilitaban el socialismo a nivel mundial. La Unión Soviética empezó a ser concebida cada vez más como una potencia imperial que actuaba de forma similar a los Estados Unidos, que, desde el inicio de la Guerra Fría, habían respaldado, más o menos secretamente, golpes de Estado, y habían colaborado con el derrocamiento de gobiernos democráticamente electos en más de veinte países.

Ser de izquierda es estar contra la guerra
El fin de la Guerra Fría no mermó la magnitud de la interferencia de las potencias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de otros países, ni tampoco conllevó un aumento de la libertad de todos los pueblos a la hora de elegir el régimen político bajo el que viven. La guerra ruso-ucraniana pone de nuevo a la izquierda frente al dilema de tomar posición cuando la soberanía de un país es puesta bajo amenaza. El gobierno de Venezuela comete un error al no condenar la invasión de Rusia a Ucrania y hace que pierdan credibilidad sus denuncias contra posibles ataques de Estados Unidos en el futuro. Retomando las palabras que Lenin escribió en «La revolución socialista y el derecho de las naciones a la autodeterminación»: «La circunstancia de que la lucha por la libertad nacional contra una potencia imperialista pueda ser aprovechada, en determinadas condiciones, por otra “gran” potencia en beneficio de sus finalidades, igualmente imperialistas, no puede obligar a la socialdemocracia a renunciar al reconocimiento del derecho de las naciones a la autodeterminación». Más allá de los intereses geopolíticos y de las intrigas que suelen jugar en estos casos, las fuerzas de la izquierda sostuvieron históricamente el principio de la autodeterminación nacional y defendieron el derecho de los Estados individuales a establecer sus propias fronteras en función de la voluntad expresa de sus poblaciones. En «Resultados de la discusión sobre la autodeterminación», Lenin escribió: «Si una revolución socialista triunfara en Petrogrado, Berlín y Varsovia, el gobierno socialista polaco, igual que los gobiernos socialistas ruso y polaco, deberían renunciar a la “retención forzada” de, pongamos por caso, los ucranianos que estuvieran dentro de las fronteras del Estado polaco». Entonces, ¿por qué actuar distinto cuando se trata del gobierno nacionalista de Vladimir Putin?

Muchas personas de izquierda ceden a la tentación de convertirse —directa o indirectamente— en beligerantes, alimentando una nueva «Unión Sagrada». Pero hoy esa posición solo sirve a los fines de borrar la distinción entre atlantismo y pacifismo. La historia muestra que, cuando no se oponen a la guerra, las fuerzas progresistas pierden una parte fundamental de su razón de ser y terminan empantanándose en la ideología del campo opuesto. Esto sucede cada vez que los partidos de izquierda convierten su participación en el gobierno en una vara para medir su acción política, como hicieron los comunistas italianos cuando apoyaron las intervenciones de la OTAN en Kosovo y Afganistán, o como hace hoy Unidas Podemos, que suma su voz al coro unánime de todo el arco parlamentario español, en favor del envío de armas al ejército ucraniano.

Bonaparte no es democracia
En 1854, Marx, haciendo referencia a la guerra de Crimea y en contra de los demócratas liberales que exaltaban la coalición antirrusa, escribió: «Es un error definir la guerra contra Rusia como una guerra entre la libertad y el despotismo. Además del hecho de que, si ese fuera el caso, la libertad estaría representada paradójicamente en la figura de Bonaparte, el objeto explícito de la guerra es el sostenimiento […] de los tratados de Viena, los mismos que anulan la libertad y la independencia de las naciones». Si reemplazamos a Bonaparte por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y a los tratados de Viena por la OTAN, la observación parece pertinente frente a los hechos actuales.

El pensamiento de quienes se oponen al nacionalismo ruso y al ucraniano, como así también a la expansión de la OTAN, no expresa ninguna indecisión política ni ambigüedad teórica. Durante las últimas semanas, muchos especialistas explicaron pacientemente las raíces del conflicto (que no se reduce en absoluto a la barbarie de la invasión rusa), y está claro que la posición de no alineación es el modo más efectivo de terminar pronto con la guerra y garantizar que se cobre la menor cantidad de vidas posible. Es necesario promover acciones diplomáticas fundadas en dos principios: el cese de la violencia y la neutralidad de la Ucrania independiente.

A pesar de que la OTAN ganó mucho apoyo con la invasión rusa, es necesario poner un gran empeño en garantizar que la opinión pública no termine postulando que la máquina de guerra más importante y agresiva del mundo —la OTAN— es la solución a los problemas de la seguridad mundial. Debemos mostrar que es una organización ineficaz y peligrosa que, con su impulso a la expansión y a la dominación unipolar, alimenta las tensiones que conducen a la multiplicación de las guerras en todo el mundo.

Para la izquierda, la guerra no puede ser «la continuación de la política por otros medios», según afirma la célebre fórmula de Clausewitz. En realidad, la guerra solo certifica el fracaso de la política. Si la izquierda desea volver a ser hegemónica y está dispuesta a servirse virtuosamente de su historia, debe escribir con tinta indeleble en sus banderas las consignas «Antimilitarismo» y «¡No a la guerra!».

Traducción: Valentín Hu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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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 c’è spazio per la guerra nella cultura della sinistra

Le cause economiche della guerra
Nei dibattiti della Prima Internazionale, César de Paepe formulò quella che sarebbe divenuta la posizione classica del movimento operaio su questo tema, ovvero l’inevitabilità delle guerre nel regime di produzione capitalistico. Nella società contemporanea, esse non sono provocate dalle ambizioni dei monarchi o di singoli individui, bensì sono determinate dal modello economico-sociale dominante. Il movimento socialista mostrò anche quale era la parte di popolazione sulla quale si abbattevano, ineluttabilmente, le conseguenze più nefaste delle guerre. Nel congresso del 1868, i delegati della Prima Internazionale votarono una mozione che impegnava i lavoratori a perseguire “l’abolizione definitiva di ogni guerra”, dal momento che sarebbero stati soprattutto loro a pagare economicamente, quando non con il loro sangue – e senza alcuna distinzione tra vincitori e sconfitti –, le decisioni delle classi dominanti e dei governi che li rappresentavano.

Karl Marx non riassunse in alcuno scritto le sue concezioni – frammentarie e talvolta contraddittorie – sulla guerra, né formulò linee guida per indicare l’atteggiamento più corretto da adottare in proposito. Non concepì la guerra come una necessaria scorciatoia per la trasformazione rivoluzionaria e impiegò una parte consistente della sua militanza politica per vincolare la classe operaia al principio della solidarietà internazionale. In L’Europa può disarmare?, Friedrich Engels segnalò che la produzione di armamenti senza precedenti avvenuta in Europa rendeva possibile l’approssimarsi di “una guerra di distruzione che il mondo non aveva mai conosciuto”. Aggiunse che, “il sistema degli eserciti permanenti era stato spinto a un punto talmente estremo da essere condannato a rovinare economicamente i popoli, per via delle spese belliche, o a degenerare in una guerra di annientamento generale”.

Il fallimento alla prova dei fatti
Ben presto, da argomento teorico analizzato in tempi di pace, la lotta contro il militarismo divenne un problema politico preminente. Con l’espansione imperialista da parte delle principali potenze europee, la controversia sulla guerra assunse un peso sempre più rilevante nel dibattito de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Nel congresso della sua fondazione, venne approvata una mozione che sanciva la pace quale “condizione prima indispensabile di ogni emancipazione operaia”. La mozione votata al Congresso di Stoccarda, del 1907, riassunse tutti i punti divenuti, fino ad allora, patrimonio comune del movimento operaio. Tra essi figuravano: la scelta di voto contrario a leggi di bilancio che proponevano l’aumento delle spese militari e l’avversione agli eserciti permanenti.

Con il passare degli anni, 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si impegnò sempre meno a promuovere una concreta politica d’azione in favore della pace. L’opposizione al riarmo e ai preparativi bellici in atto fu molto blanda e un’ala del Partito Socialdemocratico Tedesco, divenuto sempre più legalista e moderato, barattò il suo voto favorevole ai crediti militari – e poi finanche l’appoggio all’espansione coloniale –, in cambio della concessione di maggiori libertà politiche in patria. Le conseguenze di questa scelta furono disastrose. Il movimento operaio giunse a condividere gli obiettivi espansionistici delle classi dominanti e venne travolto dall’ideologia nazionalista. 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si rivelò del tutto impotente di fronte alla guerra, fallendo in uno dei suoi intenti principali: preservare la pace.

I due esponenti di punta del movimento operaio che si opposero con maggiore vigore alla guerra furono la Luxemburg e Lenin. La prima ammodernò il bagaglio teorico della sinistra sulla guerra e mostrò come il militarismo rappresentasse un nerbo vitale dello Stato. Per Lenin, invece, in Il socialismo e la guerra, Lenin ebbe il merito di mostrare la “falsificazione storica” operata dalla borghesia, ogni qual volta provava ad attribuire un significato “progressivo e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 a quelle che, in realtà, erano guerre “di rapina”, condotte con il solo obiettivo di decidere a quale delle parti belligeranti sarebbe toccato opprimere maggiormente popolazioni straniere. Per Lenin, i rivoluzionari dovevano “trasformare la guerra imperialista in guerra civile”, poiché quanti volevano una pace veramente “democratica e duratura” dovevano eliminare la borghesia e i governi colonialisti.

Il discrimine nell’opposizione alla guerra
La Prima Guerra Mondiale procurò divisioni non solo in seno a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ma anche nel movimento anarchico. Nel Manifesto dei Sedici, Kropotkin postulò la necessità di “resistere a un aggressore che rappresenta l’annientamento di tutte le nostre speranze di emancipazione”. La vittoria della Triplice Intesa contro la Germania costituiva il male minore per non compromettere il livello di libertà esistente. Al contrario, coloro che firmarono con Errico Malatesta il Manifesto internazionale anarchico sulla guerra espressero la convinzione che la responsabilità del conflitto non poteva ricadere su un singolo governo e che non andava “fatta nessuna distinzione tra guerra offensiva e difensiva”. Aggiunsero, inoltre, che “nessuno dei belligeranti aveva il diritto di parlare a nome della civilizzazione o di considerarsi in uno stato di legittima difesa”.

Come comportarsi dinanzi alla guerra accese anche il dibattito del movimento femminista. A partire dal primo conflitto mondiale, la necessità di sostituire gli uomini inviati al fronte, in impieghi precedentemente da loro monopolizzati, favorì il diffondersi di un’ideologia sciovinista anche in una fetta consistente del neonato movimento suffragista. Smascherare l’inganno dei governi del tempo – che, agitando lo spauracchio dell’aggressore alle porte, si servirono della guerra per derubricare fondamentali riforme di carattere sociale – rappresentò una delle conquiste più significative delle dirigenti comuniste del tempo. Clara Zetkin e la Luxemburg, furono tra le prime ad avviare, con lucidità e coraggio, il cammino che indicò, a molte generazioni successive, come la battaglia contro il militarismo fosse un elemento essenziale della lotta contro il patriarcato. Dopo di loro, l’ostracismo alla guerra divenne un elemento distintivo della Giornata internazionale delle donne e, all’insorgere di ogni nuovo conflitto bellico, l’opposizione all’aumento delle spese di guerra figurò tra i punti salienti di numerose piattaforme del movimento femminista mondiale.

Il fine non giustifica i mezzi e i mezzi sbagliati danneggiano il fine
Il crescendo di violenze perpetrate dal fronte nazi-fascista – nei confini nazionali così come in politica estera – e lo scoppio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generarono uno scenario ancora più nefasto di quello della guerra del 1914-1918. L’Unione Sovietica venne attaccata dalle truppe di Hitler nel 1941 e fu impegnata in quella Grande Guerra Patriottica che fu decisiva al fine della sconfitta del nazismo e divenne, poi, un elemento così centrale dell’unità nazionale russa da essere sopravvissuta alla caduta del Muro di Berlino e da perdurare fino ai nostri giorni.

A partire dal 1961, sotto la presidenza di Nikita Chruščëv, l’Unione Sovietica inaugurò un nuovo ciclo politico che prese il nome di Coesistenza pacifica. Questa svolta fu intrapresa esclusivamente nei rapporti con 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e non con i paesi del “socialismo reale”. Dopo la repressione della rivolta ungherese, nel 1956, i sovietici invasero con mezzo milione di soldati e migliaia di carri armati la Cecoslovacchia che chiedeva democratizzazione e di decentramento economico, attraverso la “Primavera di Praga”. L’Unione Sovietica continuò a destinare una parte significativa delle sue risorse economiche alle spese militari e ciò contribuì all’affermazione di una cultura di guerra e autoritaria nella società. Così facendo, si alienò, definitivamente, le simpatie del movimento per la pace, divenuto ancora più vasto in occasione delle straordinarie mobilitazioni contro la guerra in Vietnam.

Nel 1979, con l’invasione sovietica dell’Afghanistan, l’Armata Rossa tornò a essere lo strumento principale della politica estera di Mosca, che continuava ad arrogarsi il diritto di intervenire in quella che riteneva essere la propria “zona di sicurezza”. L’insieme di questi interventi militari non solo sfavorì il processo di riduzione generale degli armamenti, ma concorse a screditare e a indebolire globalmente il socialismo. L’Unione Sovietica venne percepita, sempre più, come una potenza imperiale che agiva in forme non dissimili da quelle de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Se è sinistra, è contro la guerra
La Guerra Russo-Ucraina ha posto la sinistra nuovamente di fronte al dilemma del come comportarsi quando un paese vede minacciata la propria legittima sovranità. La mancata condanna dell’attacco della Russia all’Ucraina da parte del governo del Venezuela è un errore politico. In Risultati della discussione sull’autodecisione Lenin scrisse: “se vincesse la rivoluzione socialista a San Pietroburgo, a Berlino e a Varsavia, il governo socialista polacco, come quello russo e tedesco, rinuncerebbe a mantenere con la violenza gli ucraini entro le frontiere dello Stato polacco”. Perché, dunque, ipotizzare che qualcosa di diverso debba essere concesso al governo nazionalista guidato da Putin?

D’altra parte, quanti a sinistra hanno ceduto alla tentazione di diventare – direttamente o indirettamente – co-belligeranti, dando vita a una nuova union sacrée, contribuiscono a rendere sempre meno riconoscibile la distinzione tra atlantismo e pacifismo. La storia dimostra che, quando non si oppongono alla guerra, le forze progressiste smarriscono una parte essenziale della loro ragion d’essere e finiscono con l’essere inghiottite dall’ideologia del campo a loro avverso.

La tesi di quanti si oppongono sia al nazionalismo russo e ucraino che all’espansione della NATO non contiene alcuna indecisione politica o ambiguità teorica. Al di là delle spiegazioni – fornite, in queste settimane, da numerosi esperti – sulle radici del conflitto, la posizione di quanti suggeriscono una politica di “non allineamento” è la più efficace per far cessare la guerra al più presto e assicurare che in questo conflitto vi sia il minor numero possibile di vittime. Significa dare forza all’unico vero antidoto all’espansione della guerra su scala generale. A differenza delle tante voci che invocano un nuovo arruolamento, va perseguita un’incessante iniziativa diplomatica, basata su due punti fermi: la de-escalation e la neutralità dell’Ucraina indipendente.

Diversamente dal celebre detto di Carl von Clausewitz, per la sinistra, la guerra non può essere “la continuazione della politica con altri mezzi”. In realtà, essa non fa che certificare il suo fallimento. Se la sinistra vuole tornare a essere egemone e dimostrarsi capace di declinare la sua storia per i compiti dell’oggi, deve scrivere sulle proprie bandiere, in maniera indelebile, le parole “antimilitarismo” e “no alla gu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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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erra civil nos EUA e as lutas pela independência da Polônia

A luta contra a escravidão nos EUA
Na primavera de 1861, a política mundial foi sacudida pela eclosão d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Ela começou rapidamente após a eleição de Abraham Lincoln como presidente dos Estados Unidos, quando sete estados escravocratas declararam sua secessão dos EUA: Carolina do Sul, Mississippi, Florida, Alabama, Geórgia, Luisiana e Texas. Somaram-se a eles Virgínia, Arkansas, Tennessee, Carolina do Norte e, posteriormente, Missouri e Kentucky (embora estes dois últimos não tenham proclamado oficialmente sua separação). O conflito sangrento que se sucedeu tomou aproximadamente 750.000 vidas entre os Confederados (que eram a favor da manutenção e expansão da escravidão) e a União (os estados leais à Lincoln, ainda que em alguns casos considerando a escravidão legal).

Marx imediatamente se pôs a estudar a situação e, no começo de julho, escreveu à Engels: “O conflito entre Sul e Norte […] finalmente chegou ao ponto culminante (se desconsideramos as novas exigências desavergonhadas da ‘cavalaria’ ) devido ao peso que o extraordinário desenvolvimento dos estados do noroeste colocou na balança.” Na visão de Marx, nenhum dos componentes do movimento separatista tinha qualquer legitimidade; esses movimentos deveriam ser considerados como “usurpações”, já que “em nenhum momento eles deixaram o povo votar em massa”. De todo modo, o que estava em questão não foi apenas a “secessão do Norte, mas também consolidar e intensificar a oligarquia dos 300.000 senhores de escravos no Sul.” (MARX, [1861c] 1985, p.300-1) Alguns dias depois, ele observou que “o assunto [foi] erroneamente representado no noticiário britânico”, já que em todo o lugar, exceto na Carolina do Sul, “havia a mais firme oposição à secessão.” (MARX, [1861d] 1985, p.305) Além do mais, em lugares nos quais a consulta eleitoral era permitida – “apenas poucos” dos estados no Golfo do México possuíam um “voto popular adequado” – ela ocorria em condições censuráveis. Na Virgínia, por exemplo, “uma enorme massa de tropas confederadas foi repentinamente posicionada no território” e “sob sua proteção legal (deveras bonapartista, isso), ela votou pela secessão” – ainda assim, “apesar do terrorismo sistemático”, houveram “50.000 votos” pela União. O Texas, que, “depois da Carolina do Sul, [possuía] o maior terrorismo e partido escravocrata”, ainda registrou “11.000 votos a favor da União”. No Alabama, não havia “voto popular nem pela secessão nem pela nova constituição”, e só foi possível a maioria de 39/61 dos delegados da convenção a favor da secessão em razão do fato de que sob a Constituição “cada escravocrata também votava por 3/5 dos seus escravos.” (MARX, [1861d] 1985, p.306-7). No caso da Luisiana, na “eleição de delegados para a convenção” foram proferidos mais votos pela União ao invés da secessão, mas um número suficiente de delegados desertou para reverter o jogo (MARX, [1861d] 1985, p.307).

Tais considerações nas cartas de Marx à Engels foram complementadas por argumentos ainda mais importantes em suas obras jornalísticas. Em adição às esporádicas contribuições com o New-York Tribune, em outubro de 1861, ele começou a escrever também para o diário liberal vienense Die Presse que, com seus 30.000 assinantes, foi o mais amplamente lido jornal na Áustria e um dos mais populares onde quer que se falasse a língua alemã. O tema central desses artigos – que também incluíam relatórios sobre a segunda invasão da França ao México – eram os efeitos econômicos da guerra norte-americana contra a Grã-Bretanha. Em particular, Marx se concentrou no desenvolvimento do comércio e da situação financeira, bem como em avaliar as tendências na opinião pública. Portanto, em Um encontro de trabalhadores londrinos (1862), ele expressou satisfação em relação às demonstrações organizadas pelos trabalhadores ingleses que, apesar de “não representados no Parlamento”, tinham conseguido exercer sua “influência política” (MARX, [1862b] 1984, p.153) e impediram uma intervenção militar da Grã-Bretanha contra a União.

Similarmente, Marx escreveu um artigo inspirado para o New-York Tribune, após o Caso Trent, quando a Marinha dos EUA prendeu de maneira ilegal dois diplomatas confederados a bordo de um navio britânico. Os Estados Unidos, escreveu Marx, não deveriam se esquecer “de que pelo menos as classes trabalhadoras da Inglaterra nunca os abandonaram”. Para elas, “a paz oscilava na balança” porque “apesar dos estímulos venenosos diariamente administrados por uma imprensa corrupta e irresponsável, não era possível realizar uma única reunião de guerra no Reino Unido durante todo o período”. (MARX, [1862a] 1984, p.137) A “atitude das classes trabalhadoras britânicas” seria ainda mais valorizada quando colocada lado a lado com “o bullying, a conduta hipócrita, covarde e estúpida da oficial e abastada figura do John Bull”; coragem e consistência de um lado, incoerência e autocontradição de outro. Em uma carta que escreveu à Lassalle em maio de 1861, ele comentou: “o todo da imprensa oficial na Inglaterra era, claro, a favor dos escravocratas. Eles são os mesmos sujeitos que fatigaram o mundo com sua filantropia comercial antiescravista. Mas algodão é algodão!” (MARX, [1861a] 1985, p.291)

Os interesses de Marx quanto à Guerra Civil vão além do possível impacto para a Grã-Bretanha; ele queria, acima de tudo, iluminar a natureza do conflito. O artigo que escreveu para o New-York Tribune alguns meses depois que a guerra eclodiu é um bom exemplo disso: “O povo da Europa sabe que uma luta pela continuidade da União é uma luta contra a continuidade da escravocracia – que nesta disputa a forma mais elevada de autogoverno popular já realizada até agora está dando embate à mais vil e vergonhosa forma de escravidão humana já registrada nos anais da história” . (MARX, [1861f] 1984, p.30)

Em alguns dos artigos para a Die Presse, Marx analisou em maior profundidade os argumentos dos dois lados opositores. Ele começou demonstrando a hipocrisia dos partidários ingleses liberais e conservadores. Em A guerra civil norte-americana (25 de outubro de 1861), ele ridicularizou a “descoberta brilhante” do The Times, então um proeminente jornal britânico, de que foi “uma mera guerra tarifária, uma guerra entre um sistema protecionista e um sistema de livre comércio” e sua conclusão de que os britânicos não tinham escolha senão declarar suporte ao “livre comércio” representado pela confederação do sul. Alguns semanais, incluindo o The Economist e o The Saturday Review, deram um passo além e insistiram que “a questão da escravidão […] não tinha absolutamente nada a ver com essa guerra”. (MARX, [1861e] 1984, p.32-33)

Ao se opor à essas interpretações, Marx chamou atenção para as razões políticas por trás do conflito. Sobre os proprietários de escravos do Sul, assinalou que seu objetivo central era manter controle do senado e, portanto, “influência política sobre os Estados Unidos”. Para isso, era necessário conquistar novas regiões (como havia acontecido em 1845 com a anexação do Texas) ou transformar partes existentes dos EUA em “estados escravistas”. (MARX, [1861e] 1984, p.33) Os defensores da escravidão na América do Norte eram “uma pequena oligarquia que sempre [foi] confrontada com muitos milhões dos assim chamados brancos pobres, cujos números haviam crescido constantemente por meio da concentração da propriedade de terra e cuja condição só se compara àquela dos plebeus romanos no período de extremo declínio da Roma”. (MARX, [1861e] 1984, p.40-41) Portanto, a “aquisição e perspectiva de aquisição de novos territórios” foi a única maneira possível de coincidir os interesses dos pobres com aqueles dos proprietários de escravos, para dar uma direção inofensiva à sua sede incansável de ação e para domá-los com a perspectiva de um dia se tornarem eles próprios donos de escravos”. Por outro lado, Lincoln perseguia o objetivo do “confinamento rigoroso da escravidão dentro de seu antigo terreno”, o que “inevitavelmente levaria, de acordo com a lei econômica, à sua extinção gradual” e, portanto, à aniquilação da “hegemonia” dos “estados escravistas”. (MARX, [1861e] 1984, p.41)

Marx usou seu artigo para argumentar o oposto: “o movimento como um todo estava e é baseado, como se vê, na questão da escravidão. Não no sentido de se os escravos nos estados escravistas devem ser completamente emancipados ou não, mas sim se os 20 milhões de homens livres do Norte deveriam continuar a se submeter a uma oligarquia de 300.000 escravocratas”. O que estava em jogo – e Marx baseava nisso o seu insight sobre o mecanismo expansivo da forma econômica – era “se os vastos territórios da república deveriam ser incubadoras para os estados livres ou para a escravidão; [e] se a política nacional da União deveria usar enquanto um dispositivo seu a disseminação armada da escravidão no México, América Central e do Sul” . (MARX, [1861e] 1984, p.41)

Essas análises realçam o abismo que separa Marx de Giuseppe Garibaldi, que havia rejeitado a oferta de um posto de comando no exército do Norte com a justificativa de que se tratava apenas de uma disputa por poder que não dizia respeito à emancipação dos escravos. Sobre a posição de Garibaldi e sua tentativa fracassada de restaurar a paz entre os dois lados, Marx comenta com Engels que: “Garibaldi, o jumento, fez a ele próprio de trouxa com sua carta aos ianques promovendo harmonia.” (MARX, [1861b] 1985, p.293). Enquanto Garibaldi falhou em entender os verdadeiros objetivos e possibilidades no processo em curso, Marx – como um não-maximalista alerta para os possíveis desenvolvimentos históricos – imediatamente percebeu que o resultado da Guerra Civil Norte-Americana seria decisivo em escala mundial para pôr em movimento o relógio da história no caminho da escravidão ou da emancipação.

Em novembro de 1864, confrontado com o rápido e dramático desenrolar dos eventos, Marx pediu a seu tio Lion Philips para refletir sobre “como, na época da eleição de Lincoln [em 1860], era apenas uma questão de não fazer mais concessões aos donos de escravos, quando agora o objetivo declarado, e que em parte já havia sido realizado, era a abolição da escravidão”. E adicionou: “deve-se admitir que nunca tamanha revolução ocorreu com tamanha rapidez. Ela terá uma influência extremamente benéfica para todo o mundo.” (MARX, [1864b] 1987, p.48).

Abraham Lincoln e Andrew Johnson
A reeleição de Lincoln em novembro de 1864 ofereceu à Marx a ocasião para expressar, em nome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os Trabalhadores, uma mensagem de felicitações contendo uma clara importância política: “se a resistência ao poder escravo era a palavra de ordem de sua primeira eleição, o triunfante grito de guerra de sua reeleição é morte à escravidão.” (MARX, [1864c] 1985, p.19)

Alguns representantes da classe dominante sulista haviam declarado que “a escravidão [era] uma instituição beneficente”, e até pregavam que era “a única solução para o grande problema da relação do trabalho com o capital” . (MARX, [1864c] 1985, p.19) Decorre daí a disposição de Marx em colocar as coisas nos seus devidos lugares:

A classe trabalhadora da Europa entendeu de uma vez, antes mesmo que o partidarismo fanático das classes superiores para com o senhorio da Confederação tivesse dado seu sombrio aviso, de que a rebelião dos donos de escravos iria soar como sinal de guerra para uma cruzada sagrada da propriedade contra o trabalho, e que para os homens do trabalho, com suas esperanças de futuro, mesmo as conquistas do passado estariam em risco naquele tremendo conflito do outro lado do Atlântico. (MARX, [1864c] 1985, p.20)

Marx então tocou em um assunto não menos importante:

Enquanto os trabalhadores, o verdadeiro poder político do Norte, permitiram que a escravidão sujasse sua própria república; enquanto diante do Negro, subjugado e vendido sem seu consentimento, eles se gabavam do mais alto privilégio do trabalhador de pele branca de vender a si mesmo e escolher seu próprio senhor; eles foram incapazes de obter a verdadeira liberdade do trabalho ou de apoiar seus irmãos europeus em sua luta por emancipação. (MARX, [1864c] 1985, p.20)

Um argumento muito similar é feito em O capital, livro I, onde Marx sublinha enfaticamente que “nos Estados Unidos da América do Norte, todo movimento operário independente ficou paralisado durante o tempo em que a escravidão desfigurou uma parte da república. O trabalho de pele branca não pode se emancipar onde o trabalho de pele negra é marcado a ferro”. Contudo, “da morte da escravidão brotou imediatamente uma vida nova e rejuvenescida. O primeiro fruto da guerra civil foi o movimento” por uma jornada diária de trabalho de oito horas. (MARX, [1867] 1976, p.414)

Marx estava bem consciente das posições políticas moderadas de Lincoln , e ele não encobriu os preconceitos raciais de alguns de seus aliados. Mas ele sempre enfatizou de maneira clara, sem nenhum sectarismo, as diferenças entre o sistema escravocrata no Sul e o sistema baseado em trabalho assalariado no Norte. Ele compreendia que, nos Estados Unidos, estavam sendo formadas as condições para demolir uma das mais infames instituições do mundo. O fim da escravidão e da opressão racial permitiria ao movimento global dos trabalhadores que operassem em uma conjuntura mais favorável à construção de uma sociedade sem classes e de um modo de produção comunista .

Com isso em mente, Marx escreveu a Mensagem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os Trabalhadores para o presidente Johnson, que havia sucedido Lincoln após seu assassinato em 14 de abril de 1865. Marx queria lembrar a Andrew Johnson que, com sua eleição presidencial, ele havia recebido “a tarefa de arrancar pela raiz a lei que havia sido cortada pela espada”: isto é, “presidir sobre o árduo trabalho de reconstrução política e regeneração social…; para iniciar uma nova era de emancipação do trabalho.” (MARX, [1865a] 1985, p.100)

Alguns anos depois, em nome da Internacional, Marx enviou uma Mensagem para a União Nacional dos Trabalhadores dos Estados Unidos (1869). Ele estava bem ciente – escreveu – que “o sofrimento das classes trabalhadoras partiu como um florete o luxo modernizado dos aristocratas financeiros … e vermes semelhantes criados pelas guerras.” (MARX [1869] apud MUSTO, 2014, p. 259) Contudo, não se deve esquecer que “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compensou por libertar o escravo e ímpeto moral decorrente”. “De você,” ele conclui, “depende a gloriosa tarefa de provar para o mundo que agora, finalmente, as classes trabalhadoras estão percorrendo a cena da história não mais como criados servis, mas como atores independentes, conscientes de sua própria responsabilidade.” (MARX [1869] apud MUSTO, 2014, p.260)

A questão da revolução polonesa e o papel reacionário da Rússia
Quanto às refinadas contribuições analíticas que Marx escreveu para o Die Presse, apenas uma parte delas chegou a ser publicada. Em fevereiro de 1862 ele escreveu à Engels que, “em vista do atual estado de podridão das questões na Alemanha”, o jornal vienense ainda não havia se mostrado a “vaca leiteira que ele poderia ter sido” para escorar suas finanças miseráveis. Os “companheiros” tinham impresso, talvez, “um a cada quatro”, de forma que ele não apenas havia falhado em ganhar o suficiente para atenuar as circunstâncias de sua família, mas também sofreu de “perda de tempo” e o incômodo de “ter que escrever sobre um tópico específico, quer o gracioso conselho editorial seja condescendente em concordar com o imprimatur do artigo ou não.” (MARX, [1862c] 1985, p.340) Marx repetiu a questão em abril, em um comentário sarcástico que ele enviou à Engels: “em sua Nova ciência, Vico diz que a Alemanha é o único país da Europa onde ainda se fala uma ‘lingua heróica’. Se ele tivesse tido o prazer de entrar em contato com o Presse de Viena ou o National-Zeitung de Berlin, o velho Napolitano teria abandonado essa ideia pré-concebida.” (MARX, [1862d] 1985, p.353-54) Pelo fim de 1862, Marx decidiu romper suas colaborações com o jornal austríaco. Dentro de pouco mais de um ano, ele havia conseguido publicar um total de 52 artigos, alguns deles escritos com a ajuda de Engels.

Apesar de os eventos que abalaram os Estados Unidos terem sido a principal preocupação de Marx n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ele também perseguiu com seu habitual interesse todos os principais desenvolvimentos na Rússia e no leste europeu. Em uma carta de junho de 1860 para Lassalle, Marx faz alguns argumentos a respeito de um de seus maiores enfoques políticos: sua oposição à Rússia e seus aliados Henry Palmerston e Luís Bonaparte. Ele tentou convencer Lassalle de que não havia nada de ilegítimo na convergência entre as posições de seu “partido” e aquelas de David Urquhart, um político com visões românticas partidário do Tory. A respeito de Urquhart – quem teve a audácia de republicar, para fins anti-russos e antiliberais, os artigos de Marx contra Palmerston que haviam aparecido no órgão dos cartistas ingleses no início dos anos 1850 – ele escreveu: “ele é … subjetivamente reacionário … isso de forma alguma inviabiliza o movimento da política externa, da qual ele é o líder, de ser objetivamente revolucionário. Para mim [… a posição pessoal de Urquhart] é uma questão totalmente indiferente, da mesma forma que, digamos, em uma guerra contra a Rússia também seria indiferente para você se, ao atirar nos russos, os motivos do seu vizinho na linha de tiro fossem preto, vermelho e dourado, [i. e., nacionalistas] ou revolucionários.” (MARX, [1860] 1985, p.152-53) Marx continuou: “E não é preciso dizer que, em política externa, ganha-se pouco usando slogans como ‘reacionário’ e ‘revolucionário’.” (MARX [1860] in MUSTO, 2018, p.132)

Sempre vigilante para sinais de uma revolta que pudesse limitar o papel reacionário da Rússia na política europeia, Marx escreveu para Engels no começo de 1863 (logo após a revolta polonesa de janeiro e da imediata oferta de Bismarck para ajudar a suprimi-la) que “a era da revolução est[ava] agora mais uma vez aberta na Europa.” (MARX, [1863a] 1985, p.453) E quatro dias depois, ele refletiu: “Os assuntos poloneses e a intervenção da Prússia de fato representam uma combinação que nos impele à falar.” (MARX, [1863b] 1985, p.455)

Dada a importância desses eventos, Marx não pensou que seria suficiente para eles falar apenas através de artigos publicados. Ele sugeriu, portanto, a imediata emissão de um manifesto em nome da Associação Educacional dos Trabalhadores Alemães em Londres, que se mantinha próxima de suas posições políticas. Isso o daria cobertura caso ele procedesse com a ideia de requerer a cidadania alemã e “retornar à Alemanha”. Engels deveria escrever a “parte militar” desse pequeno texto, focando nos “interesses políticos e militares da Alemanha na restauração da Polônia”, enquanto Marx assumiria a “parte diplomática.” (MARX, [1863b] 1985, p.455). Quando, em 18 de fevereiro de 1863, a câmara dos deputados condenou a política do governo e emitiu uma resolução no sentido de neutralidade, Marx disparou com entusiasmo: “devemos ter uma revolução em breve.” (MARX, [1863d] 1985, p.461). Tal como ele a via, a questão polonesa oferecia “mais uma circunstância para provar que é impossível prosseguir com os interesses alemães enquanto continuar a existir um estado próprio dos Hohenzollerns.” (MARX, [1863e] 1985, p.462). A oferta de Bismarck para apoiar o tzar Alexandre II, ou sua autorização para que “a Prússia tratasse seu território [o da Polônia] como Russo” (MARX, 1981, p.89) , deu a Marx mais motivação política para completar seu plano.

Foi nesse período, portanto, que Marx embarcou em outro de seus minuciosos projetos de pesquisa. Em uma carta que enviou à Engels no final de maio, ele reportou que nos meses anteriores – além de economia política – ele esteve estudando aspectos da questão polonesa; isso o permitiu “preencher as lacunas em [seu] 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histórico) da questão russa-prussiana-polonesa.” (MARX, [1863f] 1985, p.474) Portanto, entre fevereiro e maio, ele havia escrito um manuscrito intitulado Polônia, Prússia e Rússia (1863), no qual documentou bem a sujeição histórica de Berlim à Moscou. Para os Hohenzollerns, “o progresso da Rússia represent[ou] a lei de desenvolvimento da Prússia”; “Não [havia] Prússia sem Rússia”. Para Marx, ao contrário, “a restauração da Polônia significa[va] a aniquilação da Rússia de hoje, o cancelamento de sua aposta de hegemonia global.” (MARX, 1981, p.7) Pela mesma razão, “a aniquilação da Polônia, sua definitiva entrega à Rússia, [significaria] o declínio certo da Alemanha, o colapso da única barragem que segura o dilúvio universal eslavo.” (MARX, 1981, p.7) O texto planejado nunca chegou a ver a luz do dia. Nessa ocasião, a responsabilidade claramente recai sobre Engels (que escreveria a parte mais substancial, sobre os aspectos militares), enquanto a “parte diplomática” de Marx, a qual ele estaria “pronto para fazer a qualquer momento”, era para ser “apenas um apêndice.” (MARX, [1863c] 1985, p.458) Em outubro, todavia, Marx conseguiu publicar uma Proclamação da Sociedade Educacional dos Trabalhadores Alemães em Londres sobre a Polônia (1963), o que o ajudou a levantar fundos para os combatentes pela liberdade polonesa. Ela começou com uma proclamação retumbante: “A questão polonesa é a questão alemã. Sem uma Polônia independente não pode haver uma Alemanha unida, nenhuma emancipação da Alemanha da dominação russa que se iniciou com a primeira repartição da Polônia”. (MARX, [1863g] 1984, p.296) Para Marx, enquanto “a burguesia alemã assistia, calada, passiva e indiferente, ao massacre da heroica nação que sozinha ainda proteg[ia] a Alemanha do dilúvio moscovita”, a “classe trabalhadora inglesa”, “que [tinha] conquistado honra histórica imortal para si própria ao frustrar as repetidas tentativas das classes dominantes de intervir em nome dos escravocratas norte-americanos”, continuaria a lutar ao lado dos insurgentes poloneses. (MARX, [1863g] 1984, p.297)

Esse conflito, que durou mais de um ano, foi o mais longo já travado contra a ocupação russa. Ele chegou ao fim apenas em abril de 1864, quando os russos, tendo executado os representantes do governo revolucionário, finalmente esmagaram a revolta. Em maio, as tropas russas também completaram a anexação do norte do Cáucaso, colocando fim a uma guerra que havia começado em 1817. Mais uma vez, Marx mostrava perspicácia, e ao contrário “do resto da Europa” – “que assistia com idiota indiferença” – ele considerava “a supressão da insurreição polonesa e a anexação do Cáucaso” como “os dois eventos mais importantes já acontecidos na Europa desde 1815.” (MARX, [1864a] 1985, p.538)

O apoio à luta polonesa durante e depois da Internacional
Marx continuou a se ocupar com a questão polonesa, que surgiu várias vezes no debate dentro da Internacional. De fato, o encontro preparatório mais importante da fundação da Internacional aconteceu em julho de 1863 e foi organizado porque um número de organizações de trabalhadores franceses e ingleses havia se encontrado em Londres especificamente para expressar solidariedade ao povo polonês contra a ocupação tzarista.

Posteriormente, três meses após o nascimento da Internacional, em uma reunião da Comissão Permanente do Conselho Geral acontecida em dezembro de 1864, o jornalista Peter Fox argumentou em sua fala sobre a Polônia que “os franceses [haviam sido] tradicionalmente mais solidários [com os polacos] do que os ingleses”. Marx então não contestou isso, mas, quando ele escreveu para Engels, já havia “desdobrado um quadro historicamente irrefutável de traições francesas constantes da Polônia, de Luís XV até Bonaparte III”. Foi nesse contexto que ele rascunhou um novo manuscrito, que mais tarde ficou conhecido como Polônia e França (1864). Escrito em inglês, ele cobria o intervalo de tempo desde a Paz de Westphalia, em 1648, até 1812.

Um ano depois, em setembro de 1865, logo após a conferência da Internacional acontecida em Londres, Marx propôs um projeto de agenda para a política externa do movimento trabalhador na Europa. Enquanto uma de suas prioridades, ele indicou “a necessidade de eliminar a influência moscovita da Europa aplicando o direito de autodeterminação das nações, e o reestabelecimento da Polônia sobre uma base democrática e social (MARX, [1865b] 1987, p.400). Levou décadas para que isso acontecesse.

Marx continuou a apoiar a causa polonesa também após a dissolução da Internacional. No outono de 1875, ele foi convidado a falar em uma reunião sobre a liberação da Polônia, mas precisou recusar em razão de seu estado de saúde precário. Na carta que enviou ao publicitário e ativista político Pyotr Lavrov, onde explica sua ausência, ele deixou claro que, se tivesse feito sua fala, poderia apenas ter reafirmado a opinião que manteve por mais de trinta anos – a de que “a emancipação da Polônia é um dos pré-requisitos da emancipação da classe trabalhadora na Europa.” (MARX, [1875] 1991, p.111).

O caso da Polônia demonstra que Marx, quando confrontado com os grandes eventos históricos em muitos lugares distantes, foi capaz de apreender o que estava acontecendo no mundo e contribuir para sua transformação. Essa perspectiva internacionalista precisa urgentemente ser revivida nos movimentos atuais de esquerda.

Tradução: Álvaro Martins

Notas
1. Professor de teoria sociológica na Universidade de York, Toronto, Canadá, e autor de inúmeros livros, capítulos de livro e artigos acadêmicos publicados em diversas línguas ao redor do mundo. No Brasil, a editora Boitempo lançou seus livros Trabalhadores, uni-vos! Antologia política da I Internacional (2014) e O velho Marx: uma biografia de seus últimos anos [1881-1883] (2018). Orcid: https://orcid.org/0000-0003-0911-5907. E-mail: marcello.musto@gmail.com.
2. Doutorando em economia da Universidade Federal Fluminense (UFF). Membro do Núcleo Interdisciplinar de estudos e pesquisas sobre Marx e o Marxismo (NIEP-Marx) e do Grupo de estudos e pesquisas sobre ontologia crítica (Gepoc) – http://dgp.cnpq.br/dgp/espelhogrupo/227143. Currículo Lattes: http://lattes.cnpq.br/7135157368229858. Orcid: https://orcid.org/0000-0002-9630-7108. E-mail: alvaromsiqueira@gmail.com.
3. Esse era o nome usado por Marx para se referir aos senhores de engenho sulistas.
4. O censo de 1860, com o qual Marx ainda não estava familiarizado no momento em que escrevia, registrou pouco mais de 394.000 senhores de escravos, ou 8 por cento das famílias norte-americanas. O número de escravos, contudo, totalizou 3.950.000. Ver Departamento do Censo dos Estados Unidos: “A população dos Estados Unidos em 1860, compilada dos resultados originais do Oitavo Censo sob a Secretaria de Interior”. Washington: Escritório governamental de imprensa, 1866.
5. Sobre o pensamento de Marx a respeito da escravidão, ver BACKHAUS (1974).
6. Sobre o caráter “inerentemente expansionista da escravidão sulista”, ver BLACKBURN (2011, p.21).
7. [M.M.] Tradução modificada.
8. Marx estava aqui citando uma fala do senhor de escravos A. Stephens in Savannah, em 21 de março de 1861, que foi publicada no New-York Daily Tribune em 27 de março de 1861.
9. [N.T.: trecho traduzido da edição brasileira: O capital, livro 1. São Paulo: Boitempo, 2013, p. 372.]
10. Sobre as diferenças entre os dois, ver também o recente trabalho: KULIKOFF (2018).
11. “Derrotar o poder escravista e libertar os escravos não destruiria o capitalismo, mas criaria condições bem mais favoráveis para organizar e elevar o trabalho, seja ele branco ou negro. Marx retratou os abastados senhores de escravos como semelhantes aos aristocratas europeus, e sua remoção enquanto uma tarefa em prol da revolução democrática que ele havia defendido no Manifesto Comunista enquanto o objetivo imediato dos revolucionários alemães.” (BLACKBURN, 2011, p.13, tradução livre)
12. Ver MARX, [1853] 1979, p.341-406.
13. Dentre os numerosos estudos dedicados às concepções políticas de Marx sobre a Rússia, ver RJASANOW (1909) e RABEHL (1977). Ver também BONGIOVANNI (1989), especialmente p.171-189.
14. Ver também MARX [1863] 1985, p.458, e ENGELS [1863] 1985, p.459.
15. Para uma coletânea tematicamente organizada dos manuscritos de Marx sobre a Polônia, ver MARX (1961). E para uma edição cronológica baseada na data de elaboração, ver MARX (1971).
16. Ver introdução de Bongiovanni (1981, p.xxv, tradução livre): “Para Marx, um observador apaixonado do grande jogo, a solução para os problemas estava em alguma medida atrelada à perigosa persistência das características arcaicas que resistiam ao progresso social […] era de certa forma preliminar à luta final, isto é, à resolução de contradições peculiares ao mundo dominado pelo modo capitalista de produção.”

Referências
BACKHAUS, Wilhelm. Marx, Engels und die Sklaverei. Düsseldorf: Schwann, 1974.
BLACKBURN, Robin.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Marx and Lincoln. London: Verso, 2011.
BONGIOVANNI, Bruno (1989). Le repliche della storia. Turim: Bollati Boringhieri, 1989.
ENGELS, Friedrich. Carta de Engels para Marx, 21 de fevereiro de 186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KULIKOFF, Allan. Abraham Lincoln and Karl Marx in dialog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MARX, Karl. Lord Palmerston, 185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12: Marx and Engels 1853-185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79. p.341-406.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Lassalle, 1 ou 2 de junho de 1860.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Lassalle, 29 de maio de 1861.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10 de junho de 1861.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1 de julho de 1861.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5 de julho de 1861.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The North American Civil War, Die Presse, Viena, 25 de outubro de 1861.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19: Marx and Engels 1861-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4. [Ed. bras.: 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25/10/1861).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Escritos sobre 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Organização, notas e tradução de Felipe Vale da Silva e Muniz G. Ferreira. Londrina: Aetia; São Paulo: Peleja, 2020. p.47-57.]
MARX, Karl. The London Times on the Orleans Princes in America,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va Iorque, 7 de novembro de 1861.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19: Marx and Engels 1861-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4. [Ed. bras.: O Times de Londres e os princípes de Orléans na América.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Escritos sobre 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Organização, notas e tradução de Felipe Vale da Silva e Muniz G. Ferreira. Londrina: Aetia; São Paulo: Peleja, 2020. p.262-265.]
MARX, Karl. English public opinio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va Iorque, 1 de fevereiro de 1862.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19: Marx and Engels 1861-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4. [Ed. bras.: A opinião pública inglesa.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Escritos sobre 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Organização, notas e tradução de Felipe Vale da Silva e Muniz G. Ferreira. Londrina: Aetia; São Paulo: Peleja, 2020. p.216-220.]
MARX, Karl. A London workers’ meeting, Die Presse, Viena, 2 de fevereiro de 1862.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19: Marx and Engels 1861-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4. [Ed. bras.: Uma reunião operária em Londres.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Escritos sobre 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Organização, notas e tradução de Felipe Vale da Silva e Muniz G. Ferreira. Londrina: Aetia; São Paulo: Peleja, 2020. p.225-228.]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25 de fevereiro de 1862.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28 de abril de 1862.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13 de fevereiro de 186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17 de fevereiro de 186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20 fevereiro de 186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21 de fevereiro de 186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24 de março de 186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29 de maio de 186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Proclamation on Poland by the 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 in London (novembro de 1863).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19: Marx and Engels 1861-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4.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Engels, 7 de junho de 1864.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1: Marx and Engels: 1860-64.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Lion Philips, 29 de novembro de 1864.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2: Marx and Engels: 1864-68.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7.
MARX, Karl. To Abraham Lincol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Daily News, 23 de dezembro de 1864.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20: Marx and Engels 1864-68.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Ed. bras.: A Abraham Lincoln, presidente dos Estados Unidos da América.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Escritos sobre 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Organização, notas e tradução de Felipe Vale da Silva e Muniz G. Ferreira. Londrina: Aetia; São Paulo: Peleja, 2020. p.289-291.]
MARX, Karl. Address from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to president Johnson, The Bee-Hive Newspaper, 20 de maio de 1865.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20: Marx and Engels 1864-68.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5. [Ed. bras.: Mensagem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os Trabalhadores ao presidente Johnson.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Escritos sobre a guerra civil americana. Organização, notas e tradução de Felipe Vale da Silva e Muniz G. Ferreira. Londrina: Aetia; São Paulo: Peleja, 2020. p.292-293.]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Hermann Jung, 20 de novembro de 1865.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2: Marx and Engels: 1864-68.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87.
MARX, Karl. Carta de Marx para P.L. Lavrov, 3 de dezembro de 1875. In: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45: Marx and Engels: 1874-1879. New York: Lawrence & Wishart, 1991.
MARX, Karl. Manuskripte über die polnische Frage (1863-1864). S’-Gravenhage: Mouton & co, 1961.
MARX, Karl. Przyczynki do historii kwestii polskiej. Rękopisy z lat 1863-1864.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polnischen Frage. Manuskipte aus den Jahren 1863-1864.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1971.
MARX, Karl.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Labour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MUSTO, Marcel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London: Bloomsbury, 2014. [Ed. bras.: Mensagem à União Nacional do Trabalho dos Estados Unidos. In: MUSTO, Marcelo (org.). Trabalhadores, uni-vos! Antologia política da I Internacional. São Paulo: Boitempo, 2014. p.285-286]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
MARX, Karl.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MUSTO, Marcell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London: Bloomsbury, 2014. [Ed. bras.: Trabalhadores, uni-vos! Antologia política da I Internacional. São Paulo: Boitempo, 2014.]
MUSTO, Marcello.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New York: Bloomsbury, 2018.
RABEHL, Bernd (1977). Die Kontroverse innerhalb des russischen Marxismus über die asiatischen und westlich-kapitalistischen Ursprünge der Gesellschaft,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zaristischen Staates in Russland. In: WOLTER, Ulf. Karl Marx. Die Geschichte der Geheimdiplomatie des 18. Jahrhunderts. Über den asiatischen Ursprung der russischen Despotie. Berlin: Olle & Wolter, 1977. p.112-178.
RJASANOW, Dawid. 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ssland in Europa. Die Neue Zeit, n.5, p. 1-64, 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