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d: Saturday, 01 January 2011 16:22 | Rate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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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时代马克思的生活

关于1857—1858年的传记研究

 

与革命相约

1848年的欧洲被由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原则所引起的无数一连串的民众起义所震撼。新生的工人运动的弱点,资产阶级对其最初抱有的这些理想的放弃,以及猛烈的军事镇压,导致了各个地方的革命起义的失败,反动力量牢固地重新控制了国家政府。

 马克思在他身为创建者和主编的日报《新莱茵报。民主机关报》上支持民众起义。马克思利用该报的专栏进行激烈的宣传活动,支持起义者的事业,奉劝无产阶级进行“社会共和的革命” [1] 。在他居住在布鲁塞尔、巴黎和科隆并往返于柏林、维也纳、汉堡和德国其他许多城市期间,他建立了巩固和发展公开斗争的新联系。由于这一残酷的军事活动,他先是得到了来自比利时的驱逐令,后又得到了来自普鲁士的驱逐令,当路易·波拿巴任期内的法国新政府要求马克思离开巴黎时,他决定移居英国。1849年夏,31岁的马克思到达那里,并居住在伦敦。最初他相信这可能会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但却没想到他整个余生都住在这里,而且无国籍。

他流亡英国的头几年可以由导致他的三个孩子悲剧性夭折的极度贫困和病魔缠身来概括。尽管马克思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轻松过,但这个时期无疑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阶段。从1850年12月到1856年9月,他同他的家庭居住在伦敦市最贫穷和最破旧的社区之一索荷区第恩街28号的一个两居室的住处。他的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在她的舅舅和母亲去世后得到的遗产意外地给了他们一缕希望的曙光,并使得马克思得以清偿他的许多债务,赎回典当在当铺里的他的衣服和个人用品,而且还重新安置了新居所。

1856年秋,马克思、他的夫人及他们的三个女儿燕妮(Jenny)、劳拉(Laura)和爱琳娜(Eleanor)还有他们忠诚的女管家海伦·德穆特(Helene Demuth)——她是这个家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迁居到伦敦北郊肯提希镇格拉弗顿坊9号,这里的租金更经济实惠一些。马克思一家一直在这所房屋里居住到1864年,它建于新近开发的一个远离市中心的没有大路的地区,晚上一片漆黑。但是他们终于住进了一栋真正的住宅里,这个家庭的最低要求是要保持“至少是表面上的尊严” [2]

在整个1856年,马克思完全疏忽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突然改变了这种状况。在转变成到处蔓延的恐慌并进而导致各个地方的破产的极度不确定的氛围中,马克思认为采取行动的正确时刻再次来临,在预见未来的衰退的发展时,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 [3] 而已经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恩格斯则预言了这样一种场景:“这一次将是从来没有过的末日审判:全欧洲的工业完全衰落,一切市场都被充斥(……),一切有产阶级都被卷入旋涡,资产阶级完全破产,战争和极端的混乱。我也认为,这一切将会在1857年出现。” [4]

19世纪50年代末,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阻止积极参加欧洲政治舞台上的运动,他们两个怀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未来前景的信心,开始交换各种消息。盼望已久的与革命的相约现在似乎越来越近了,并且对马克思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恢复他的“经济学”(Economics)研究并尽可能快地完成它。

同不幸和病魔作斗争

为了热情地投身于创作,马克思本来需要一些安逸,但是他的个人情况仍然极为不稳定,而且没有给他任何短暂的间歇。他将手头的所有现款都投入到了一所新住宅,所以他又没有钱支付第一个月的房租了。因此他向当时居住并工作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汇报了他所面临的所有麻烦:“[我]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 [5] 马克思的描述深深地震惊了恩格斯,他本来以为搬家之后他的朋友会最终比较稳定地安顿下来,所以,在1857年1月他花掉了他的父亲作为圣诞礼物而拨给他的买马并从事他最爱的猎狐的一笔钱。然而,在这个时期以及在恩格斯的整个一生中,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对马克思及其一家的所有支持,由于担心这种困难时刻,恩格斯每月给马克思寄五英镑,并劝马克思无论什么时候遇到困难都可以向他求助。

恩格斯的作用当然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资助。在马克思所经历的那几年与世深深隔绝的岁月里,正是通过与恩格斯的大量通信,马克思得以参加到知识界的辩论当中:“我特别需要你的意见。” [6] 恩格斯是马克思在绝望的困难时期唯一可以倾吐心声的朋友:“请尽快来信,因为现在我需要你的信来鼓舞勇气。情况极坏。” [7] 恩格斯也是马克思可以与之分享因一些事件而产生的讽刺挖苦的伴侣:“我羡慕会翻筋头的家伙。这一定是忘却一切不快和日常琐事的上策。” [8]

实际上,不确定性不久就变得更加紧迫。除了恩格斯答应提供的帮助以外,马克思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从当时发行最广的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论坛报》)那里得到的稿酬。关于马克思的稿酬即每篇文章两英镑的协定也因影响到这家美国日报的经济危机而改变。除了美国旅行家和作家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以外,马克思是唯一没有被解雇的欧洲通讯员,但是他的投稿由每周两篇减至一篇,“尽管它在繁荣时期从来没有给我增加一个分尼” [9] 。他的收入减少了一半。马克思幽默地谈起这一事件:“一种命运的嘲弄就在于,我自己因可诅咒的危机而困苦不堪。” [10] 然而,能够见证这次金融崩溃是件无与伦比的开心事:“叫嚣反对‘劳动权’的资本家们,现在到处请求政府给予‘公家的帮助’,从而[……]宣称,要牺牲公众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利润权’,这是很妙的。” [11] 虽然马克思仍然处于焦虑状态,但他向恩格斯通报说:“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 [12]

一个新的编辑计划的开始稍微减轻了这种绝望状况。《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Charles Dana)邀请马克思加入《美国新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编委会。由于需要钱,马克思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他把大多数工作都委托给恩格斯来做,以便把更多时间投入到他的研究中。1857年7月到1860年11月,根据他们两个的分工,恩格斯编写军事条目——即受委托写的大多数条目——而马克思则编写了一些传记条目。尽管每页两美元的稿酬非常低,但这对于马克思的灾难性的经济状况仍然是个贴补。正由于这一原因,恩格斯劝马克思从德纳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条目:“只要能够换来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黄金,我们提供‘成色足的’知识是很容易的。” [13] 马克思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来撰写他负责的那些条目: “文章尽可能少压缩,只要不致平淡无味就行。” [14]

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的经济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善。情况实际上变得非常难以承受,以致于当马克思被他比做“一群饿狼” [15] 的债主追逐并在那年冬天无煤取暖时,他在1858年1月给恩格斯写信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意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疲于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长此以往,实在难以忍受。” [16]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会说一些感情方面的难堪的话:“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生活。[……]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 [17]

贫困并不是游荡在马克思身旁的唯一幽灵。当时除了这些主要的麻烦外,他还遭受着一些疾病的困扰。1857年3月,由于晚上工作过度,马克思患了眼病;4月,他又开始遭受牙疼的折磨;5月,他原来的遗传的肝病复发,这迫使他“泡在药水和丸药里头”。因极度虚弱,他有三个星期都无法工作。他当时给恩格斯写信说:“为了使时间不完全虚度过去,而又没有更适合的事做,我就学习丹麦语”;不过,“根据医生的许诺,我有希望在下星期重新成为人。目前我还黄得像个温柏(a quince),甚至更为可怕。” [18]

不久之后,一桩更为严重的事情降临到马克思一家。7月初,燕妮生下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但是那个婴儿天生太虚弱,当即死去了。再次痛失孩子,马克思向恩格斯吐露说:“这事本身并不算不幸。但是[……]招致这个后果的情况使我回忆起来极为痛苦[很可能是指他失去的上一个孩子埃德加(Edgar)(1847—1855)的夭折]。这在信中不能祥谈。” [19] 恩格斯被马克思的信强烈感染,并回信说:“你这样写,一定是心情非常沉重。对孩子的死你是能节哀忍痛的,可是你夫人就未必能这样。” [20]

当恩格斯生病并遭受腺热的严重打击从而整个夏天都无法工作时,情况就变得进一步复杂化。当时,马克思陷入真正的困难之中。没有他的朋友为《百科全书》写词条,他需要争取时间,因此,他假装给纽约寄去了大量手稿,并且这些手稿在邮局丢了。然而,这种压力并没有减轻。当关于印度西帕依起义(the Indian Sepoy rebellion)的事件开始引人注目时,《论坛报》期望得到来自他们的专家的分析, 但并不知道关于军事问题的那些文章实际上出自恩格斯之手。为当时情况所逼暂时负责“军事‘部’” [21] 的马克思,大胆地声称一当雨季来临,英军就不得不撤退。他这样告诉恩格斯他的小心谨慎:“可能我会出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一些辩证法总会有所帮助。我当然是把我的论点说得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 [22]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低估这一冲突,在考虑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时,他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23]

写作《大纲》

贫困、健康问题和各种匮乏——《大纲》就是在这种悲惨情况下写的。它不是享受着安逸的富裕的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相反,它是一个经历了艰难困苦并靠着从坚信假定危机来临他的著作在当时就会变得非常必要这样一种信仰中找到的力量才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作者的劳动成果。

1857年秋,恩格斯仍然乐观地评价危机事件:“美国的危机妙极了,而且远没有过去。[……]现在商业又要有三四年的不景气,目前是我们走运了。” [24] 因此他鼓励马克思说:“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 [25] 另一方面,他们两个对革命的迫近没有抱任何怀疑态度,他们都充满信心地认为革命会在整个欧洲被危机笼罩后就爆发,因此推测“动乱的”年代为1858年 [26] 。正如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给他们的家庭朋友康拉德·施拉姆(Conrad Schramm)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您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27] 事实上马克思开始了一个时期紧张的脑力劳动:一方面,他为《论坛报》写文章,为《百科全书》写词条,着手撰写一个关于目前的危机的小册子这一未完成的计划;另一方面,他显然还要从事《大纲》的创作工作。然而,马克思的精力虽然恢复了,但是所有这些工作对他来说还是过于繁重,而恩格斯的帮助再次显得不可或缺。1858年初,在恩格斯完全从他所患的疾病中恢复过来后,马克思请求他接着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

“有时我又觉得,如果你每隔两三天写一点,那也许可以防止你喝酒,根据我知道的曼彻斯特的情况来看,在目前的紧张时刻,喝酒恐怕是在所难免,但这无论如何对你没有好处。[……]因为,我无论如何必需完成其他的工作,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也要完成;而这些工作却要占去全部时间!” [28]

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的积极劝告,并向马克思保证,假日结束后他“开始需要安定的生活和工作” [29] 。然而马克思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缺乏时间,他再三向他的朋友抱怨说,“每逢我去[不列颠]博物馆,都需要查许多材料,以致一眨眼时间就到了(现在仅开馆到四点)。而且到那里还要走路。这样就浪费了许多时间” [30] 。不仅如此,除了实际困难以外,还有理论上的困难:“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术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 [31] 最后,他的小心谨慎延缓了《大纲》的写作,因为他要求自己不断寻找新证据来验证他的论题的有效性。2月份,他向斐迪南·拉萨尔这样解释他的研究状况: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 [32]

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再次为自己所处的境况表示遗憾。由于每天不得不将大多数时间用于写报刊文章,他写到:“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防碍。” [33]

事实上,疾病再一次猛烈地打击了他。1858年1月他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一连吃了三个星期的药:“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 [34] 3月份,他的肝脏“又生重病,[……]夜间不断工作和白天家庭经济状况引起的许多细小烦恼使得我最近经常发病” [35] 。4月份,他又说:“我为胆病所苦,以致这星期既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读书写文章,总之除了给《论坛报》写文章外,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这些文章自然不能不写,因为我必须尽快地向这些狗支钱。” [36]

马克思在他生命的这个阶段彻底放弃了政治组织上的和私人的联系。在他给少有的几个仍然保持联系的朋友的信中,他透露说:“我像隐士一样过日子” [37] ,并且“熟人不多,很少见面,一般说来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 [38] 。除了恩格斯的不断鼓励外,工商业的衰退及其向世界范围的蔓延也使他充满了希望并促使他继续工作:“就整个来说,危机像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 [39] 与恩格斯的通信记录了危机事件的进程在马克思身上所激起的热情。1月,在读了来自巴黎《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消息后,他表示:“[情况]似乎比预料的好些。” [40] 3月底,在评论最近的进展时,他又说:“在法国,斗争正以最好的方式继续进行。夏季也未必能安静地过去。” [41] 而几个月前他还悲观地说:

“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范’ [42] 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 [43]

5月份,他有点满意地指出,“总的说来,目前是一个不坏的时期,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的起点,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征兆,这使一切不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 [44]

同样,恩格斯也极为热情地向马克思汇报说,在处决企图谋杀拿破仑第三的意大利民主主义者费利切·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的当天,巴黎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工人抗议活动:“在大动乱临近的时刻令人欢欣鼓舞的是,看到那样的集合场面,听到十万人回答:‘到!’” [45] 。关于可能的革命发展情况,恩格斯还研究了法国军队的大量兵力,并向马克思预告说,要取胜于这样大的兵力,就需要或者在军队里组织秘密社团,或者像在1848年那样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波拿巴。最后,他还预言说,匈牙利和意大利分离以及南斯拉夫人的起义会严重打击旧的反革命堡垒奥地利,此外,一场总反攻将会将危机蔓延到每一个大城市和工业区。换句话说,他确信,“总之,大动乱将开始” [46] 。受这种乐观主义所影响,恩格斯恢复了骑马活动,这次有着更长远的目标:“昨天我骑马跳过高五英尺多的土堤和围墙,这是我跳得最高的一次[……] 将来我们重回德国的时候,是可以在骑术方面向普鲁士的骑兵表演些东西的。这些先生们要追赶我将感到困难。” [47] 马克思的回信有点自鸣得意:“祝贺你骑马的成就。只是不要作过于危险的跳跃,因为不久将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冒生命的危险。[……]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骑兵是你在德国最需要的一种专业。” [48]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生活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况。3月份,拉萨尔告诉马克思说,来自柏林的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cker)编辑同意按分册的形式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但是这个好消息令人尴尬地变成了另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其他的担心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担心——焦虑——正如在给恩格斯写的无数医疗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次是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写的:

“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得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 [49]

整个4月份,马克思都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最致命的胆病的折磨,一点儿也不能工作。他例外地专心为《论坛报》撰写几篇文章;这些是他生存所必需的,而且他不得不将它们口述给他的妻子,她执行“秘书的职务” [50] 。一当他又能握钢笔时,他就告诉恩格斯说,他的沉默只是由于他“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他还说,“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又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他的情况仍然很糟糕:

“我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我焦急地盼望这种状况到下星期能够结束。这事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显然是我在冬季夜里工作过度所致。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51]

马克思努力同疾病作斗争,但是在大量服药仍不见效后,他顺从地听从了大夫的忠告,去另一个地方呆一周,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脑力劳动” [52] 。因此他决定去访问恩格斯,他向恩格斯宣布:“我把一切事情都搁下了。” [53]

自然,在曼彻斯特逗留的20天里,他继续工作:他写了《资本章》以及《大纲》的最后几页。

同资产阶级社会作斗争

一经回到伦敦,马克思本来应该编辑一下《大纲》的正文,然后将其寄给出版商,然而,虽然马克思已经晚了,他还是推迟了《大纲》的草稿。他的批判本性再次战胜了他的实际需要。正如他告诉恩格斯的:

“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Maclaren)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 [①] 还没有[……]。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该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寄给我。也许这本书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54]

这个小插曲非常生动。《经济学家》上的评论对家庭安宁的“危险”;派他的妻子去西蒂区执行使命以便解决理论上的疑问,实际情况是他的储蓄还不足于买一本书;经常向在曼彻斯特的朋友提出需要立即关注的请求: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好地刻画那些年里马克思的生活尤其是他的“理论良心”的作为呢?

除了他的复杂的性情以外,他通常的敌人——疾病和贫困,也使他进一步推迟了他的著作的完成。他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正如他向恩格斯汇报的:“我在离开曼彻斯特以前所患的病,拖了整整一个夏天,又转成慢性的了,因而不论写什么东西都要费很大劲。” [55] 不仅如此,那几个月正是马克思对经济状况极度担心之时,这使得他经常生活在“必然的最终灾难的阴影” [56] 之中。再次陷入绝望的马克思在7月份给恩格斯寄去一封信,这封信真实地验证了他那时候所处的极端状况:

“必须同你商量一下,是否能从现时处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因为这种处境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完全不能工作,因为一方面为了筹钱我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另一方面由于家务杂乱而且也许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而使我的抽象思维能力衰退。我的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可见,整个情况总是这样:微薄的收入永不能作为来月的用途,[……]仅仅勉强够偿还一点债务[……]整个这一堆烂账在无论如何也得熬过去的这四个星期内又会有所增加。[……]就是把家具拍卖,也满足不了哪怕是住在周围的债主们,也不能顺利地搬进某个贫民区。至今还维持住的表面尊严,是防止彻底垮台的唯一手段。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要能再得到哪怕一个钟头的安宁,使我有可能从事工作,就是住在怀特查珀尔(Whitechapel)[当时大多数工人居住的伦敦的一个社区]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种意外的改变会给处于目前状况的我的妻子带来危险的后果,就是对于正在成长的女孩子们来说也不见得适宜。[……]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 [57]

尽管处于这种极度贫困的境况之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让这种不稳定状况战胜他,并且在谈到他打算完成他的著作时,还向他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评论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 [58]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消退了,不久,市场就就恢复了常态。实际上,8月份,一个沮丧的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最近几星期来,世界总的又显得异常乐观了” [59] ;而恩格斯在反思过剩商品被吸收的方式时声称:“这样迅速地退潮,还从来没有过” [60] 。那种在整个1856年秋天都一直在鼓舞着他们并激励着马克思写《大纲》的革命即将来临的确定性,现在让位于最残酷的幻灭:“并没有任何战争。全都是些庸俗寻常的事” [61] 。这时,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日益资产阶级化”这种现象表示愤怒,他认为这会导致世界上最具剥削性的国家“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 [62] 而马克思直到最后都没放过任何一个哪怕是只有些许重要性的事件:“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把‘名士’召集到彼得堡去,就是这一革命的开端”。他的希望也寄托在德国身上:“普鲁士也是这样,目前的情况比1847年还要糟”。同样,他也将希望寄托在捷克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上:“在斯拉夫人中间,特别是在波希米亚,正在发生不平常的运动,虽然这是反革命的运动,但毕竟给真正的运动提供了酵素。”最后,好像是被背叛过似的,他严厉地声称:“如果法国人看到,世界没有他们也在‘运动’,这对他们不会有害处”。 [63]

然而马克思不得不听从证据:危机并没有引起像他和恩格斯如此确定地推测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欧洲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问题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这场经济变革会导致什么样的世界景象。因此,他给恩格斯写信,对最近的事件进行了政治分析并展望了一下未来前景:

“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16世纪,我们希望这个16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像第一个16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种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64]

这些思想包含着马克思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预言:一个是正确的,它比与他同时代的人的任何预言都要好,这个预言使得他凭直觉感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规模;另一个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预言是关于相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的。

给恩格斯的信件包含着马克思对进步阵营中他的所有政治对手的尖锐批判。其中许多是针对他最喜欢抨击的对手即法国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主要人物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的,马克思称他为共产主义必须摆脱的“假兄弟” [65] 。马克思同拉萨尔也保持着经常的敌对关系,例如,当他收到拉萨尔的新书《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the Dark Philosopher)时,他将这本书称为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 [66] 。1858年9月,朱泽培·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在《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报纸上刊登了他的新宣言,但是关于马志尼,马克思仍然毫无疑问地声称:“他确是一头老蠢驴” [67] 。马志尼并没有分析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相反,他仍然在“兜售医治”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瘫痪症的万应灵药”。 [68] 马克思也谴责了尤利乌斯·福禄培尔(Julius Fröbel),即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德国民主派的典型代表,福禄培尔逃往国外,后来脱离政治生活。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指出:“这些狗一旦得到自己的一份面包和乳酪,就要找漂亮的借口,退出斗争。” [69] 最后,他同以前一样嘲笑了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卡尔·布林德(Karl Blind)的“革命活动”:

“他通过在汉堡的几个熟人,终于把信(他自己写的)寄给英国报纸,信中说他的匿名小册子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此之后,他的朋友们又写信给德国报纸说,这些小册子在英国报纸上引起了怎样怎样的轰动等等。你看,这就叫做实干家。” [70]

马克思的政治斗争具有不同特点。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同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他还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即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严密的研究和正在进行中的对经济事件的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时期,他决定尽可能好地利用他的力量,从而远离当时政治斗争所沦为的无用的密谋和个人阴谋:“我自科隆案件[1853年针对共产党人的案件]以来完全钻进了我的工作室。我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太宝贵了,不能把它浪费在徒劳的努力和无谓的吵架上面。” [71] 事实上,虽然麻烦重重,但马克思仍然继续工作,并在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一著作最初的试验性的基础正是《大纲》。

同以往的岁月一样,马克思结束了1858年。正如他的妻子所叙述的:“1858年过得既不好也不坏;每天都是一个样。饿了吃,渴了饮,写写文章,读读报纸,散散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72]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马克思在他生命的其余岁月里,一直不间断地创作他的全部著作。在起草《大纲》以及为《资本论》作准备的其他许多卷帙浩繁的手稿这一繁重的劳动中,马克思被他的伟大决心、人格力量以及毫不动摇地坚信他的存在属于社会主义这一数百万人的解放运动的信念所引领。

References

Horace (1994) Odes and Epod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rx, Jenny (1970) ‘Umrisse eines bewegten Lebens’ in 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Berlin: Dietz Verlag.

Marx, Karl (1977)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1848]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8: Articles from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arl--Engels, Friedrich (1980) ‘Mazzini’s new manifesto’ [1858]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6: 1858-6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arl--Engels, Friedrich (1983)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0: Letters 1856–59,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arl--Engels, Friedrich (2002)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9: Letters 1890–92,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Terence (2002) Andria,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注释]

[①] 指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6页。

[2] 《摩尔和将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3页。根据马克思的妻子的看法,这种变化是绝对必要的:“当我们每人都成了庸人,就不能再像流浪汉那样生活了”(见《摩尔和将军》,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3页。

[4] 同上书,75~76也。

[5] 同上书,92页。

[6] 同上书,306页。

[7] 同上书,108页。

[8] 同上书,97页。

[ 9] 同上书,550页。

[10] 同上书,197页。

[11] 同上书,217页。

[12] 同上书,198页。

[13] 同上书,124页。

[14] 同上书,274页。虽然为《百科全书》写的那些文章包含着一些有趣的评论,但恩格斯仍然认为写它们是“为了稿酬[……] 不要再管它们了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1月29日给海尔曼·施留特尔(Hermann Schlüter)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215~216页。

[16] 同上书,256~257页。

[17] 同上书,274页。

[18] 同上书,132页。

[19] 同上书,143页。

[20] 同上书,143~144页。

[21] 同上书,250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中,这封信的日期被错误地标注为1858年1月16日。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152页。

[23] 同上书,250页。

[24] 同上书,196页。

[25] 同上书,204页。

[26] 同上书,238页。

[27] 同上书,632页。

[28] 同上书,240~241页。

[29] 同上书,241页。

[30] 同上书,262页。

[31] 同上书,247页。

[32] 同上书,530页。

[33] 同上书,530~531页。

[34] 同上书,250页。

[35] 同上书,297页。

[36] 同上书,299页。

[37] 同上书,528页。

[38] 同上书,526页。

[39] 同上书,275页。

[40] 同上书,253页。

[41] 同上书,297页。

[42] 贺拉斯《颂歌》(Horace, Odes and Epod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127)第3册第1首颂歌,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532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532页。

[44] 同上书,541页。

[45] 同上书,290页。

[46] 同上书,293页。

[47] 同上书,268页。

[48] 同上书,270页。

[49] 同上书,634~635页。

[50] 同上书,125页。

[51] 同上书,310~313页。引文中最后一句出自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Terence, Andria,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02, P. 99)第1幕第1场。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539页。

[53] 同上书,315页。

[54] 同上书,316页。

[55] 同上书,341页。

[56] 同上书,326页。译文稍有变动。

[57] 同上书,326、329、330页。

[58] 同上书,550~551页。

[59] 同上书,339页。

[60] 同上书,345页。

[61] 同上书,361页。

[62] 同上书,344、345页。

[63] 同上书,347页。

[64] 同上书,348页。

[65] 同上书,554页。

[66] 同上书,262页。

[67] 同上书,347页。

[68] 同上书,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16页。

[69] 同上书,第29卷,356页。

[70] 同上书,353页。

[71] 同上书,552~553页。

[72] 《摩尔和将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4页.

闫月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