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d: Saturday, 01 January 2011 19:37 | Rate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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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在世界上的传播和被接受 导言 [Dagangzaishijieshang de chuanbo he beijieshou]

 

一、 1858-1953 : 百年孤独

马克思在1858年5月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工作已经放弃了《大纲》,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使用了《大纲》的一部分,然后几乎再也没动过它。

实际上,虽然引用他自己以前的研究是他的习惯, 甚至是整篇引用,但《资本论》的准备手稿除了1861-63年那部分内容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了《大纲》。当他全神贯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不是在这些草稿中已经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无意运用这些草稿,其中包括《大纲》。

这件事不太确定,但是可能甚至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没有读过《大纲》。众所周知, 马克思去世时只完成了《资本论》第1卷,第2和第3卷的未完成的手稿被恩格斯选择出版。 在这项活动的过程中,他一定已经检查包含《资本论》的预备草稿在内的许多笔记本,并且这种假设看起来是有些似是而非,当他收拾那些如山的稿子时,他随便翻阅《大纲》并且断定这是他的朋友的不成熟的作品—— 甚至早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并且正是因此它没能派上用场。此外,恩格斯在为他出版的《资本论》两卷做的序里以及在他自己的大量书信集里从未提及《大纲》。

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大部分马克思原始文献被放置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的档案里,在那里他们被最大限度的忽略了。党内的政治冲突也妨碍了马克思留下的许多重要的资料的出版;的确,这些原因导致手稿的散失并且很长时间以来使得他的全集没能出版。没有人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清单负责, 因此《大纲》被埋没在他的其他文件堆里。

在这个时期《大纲》唯一面世的部分是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03年在《新时代》(Die Neue Zeit)里出版的《导言》, 以及一篇作为1857年8月23日发表的“片断草稿”的简短笔记。考茨基认为它是马克思巨著的介绍, 给它定的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且坚持认为,“尽管它是片断”,它“仍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1] (Marx1903:710,NOTE1) 。正文里的确有很多值得重视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 外文第一个版本是法文版( 1903 ) 和英文版( 1904 ) , 并且考茨基在1907年将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附录出版之后不久就被更广泛地注意到了。越来越多的译文随之而来——包括俄文版 ( 1922年 ) ,日文版( 1926年 )以及中文版 ( 1930年 )——直到它成为在马克思所有理论产品中被评论最多的著作之一。

当命运对《导言》微笑时,《大纲》很长一段时间却仍然不为人知。很难相信考茨基没跟《导言》一起发现整个手稿,但是他从未提到它。并且晚些时候,当他决定在1905 年和1910年之间出版马克思的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作品时,他集中收集了1861-1863年的资料,他称之为《剩余价值理论》( Theories of Surplus-Value)。

1923年《大纲》被发现,这要感谢莫斯科马恩研究院[MEI ]的负责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的组织者达维德·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在检查了保存在柏林的遗作之后, 他在一份给莫斯科社会主义高等学校(socialist academy)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地位的报告里说明了《大纲》的存在:

“我在马克思的稿件中发现了有关经济学研究的另外8本笔记。 ... 手稿可能是19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并且其中包含了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第一草稿,当时他还没有标题;手稿 [还 ]描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版本。 [2] [3]

“在这些笔记本中的一本里,” 梁赞诺夫认为,“考茨基发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并且他认为《资本论》的这个预备手稿使得人们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和他的特色的工作以及研究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兴趣. [4]

马恩研究院、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他们保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作) 一致同意出版MEGA的情况下,《大纲》以及很多其他未发表过的作品被拍照,莫斯科的专家开始研究它们。1925 年到1927年期间,马恩研究院的帕维尔·韦勒(Pavel Veller)把《资本论》的全部准备材料编入目录,第一个就是《大纲》。到1931年它已经被完全辨认出来并且打字,1933 年《货币章》在俄国发表,两年后出了德文版。最后,在1936年,马恩列研究院(MELI,马恩研究院的继任者)获得《大纲》的8个笔记本中的6个,这使得解决剩下的编辑问题成为可能。

在1939年,当时马克思最后一部分重要的手稿——来自他生命中最多产的时期之一的一部庞大的著作——在莫斯科出现了,韦勒给它命名的标题为:《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两年以后又加了一个附录,包括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征税》(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的1850-51年的评论, 关于《巴师夏和凯里》的笔记,他自己为《大纲》做的表格目录和为《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准备资料(原文)。MELI为1939年的版本做的序突显了它的特别价值:“ 1857-1858年的手稿第一次在这卷书中全文发表,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一个决定性阶段。” [5] (MELI 1939: vii).

尽管编辑原则和出版形式相同,《大纲》还是没有被收入MEGA但是出版了单行本。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意味着这项工作实际上仍然是不为人所知:3000册的印数很快就变得稀少了,只有几本穿过了苏维埃边境。《大纲》没有被收入1928-1947年的Sochinenya,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俄文第一版,它的德文版首次再版不得不等到1953年。而象《大纲》这样的著作在斯大林时期出版毕竟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就当时的苏维埃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准则来说毫无疑问它属于异端邪说,我们也应该记住它是当时没有在德国传播的最重要的马克思著作。它最终在东柏林出版了30000册是为了作为庆祝卡尔·马克思年的标志,这一年是作者逝世70周年诞辰150周年。

写于1857-1858年的《大纲》在经历了100年的孤独之后才在1953年让全世界阅读到了它。

二、全世界50万册的传播

尽管《资本论》之前这部主要的新的手稿引起反响,尽管《大纲》的理论价值,其他语种的版本仍然是很迟出现。

《导言》之后另一个节选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939年它被翻译成俄文,接着1947-1948年从俄文翻译成日文。随后这部分的德文单行本和英译本扩大了其读者群:前者作为《马列主义小图书馆》(Small Library of Marxism-Leninism)的一部分于1952年出版,它是匈牙利版本和意大利版本的基础(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出版);而后者发表于1964年,在母语是英语的国家广为传播,又经由阿根廷(1966年)和西班牙(1967年)的译本在西班牙语世界广为流传。英文版的编辑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加了一个前言来强调其重要性:他写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马克思“最系统化的抓住历史进化问题的尝试”,并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一个不重视[它]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探讨……必须基于它重新审视”。 [6]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真正开始关心这篇文献,它已经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出版了并且在各处都出现了相关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讨论。

《大纲》全译本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它的传播是一个缓慢而又不屈不挠的过程,并且最终形成了一个更为彻底的在很多方面更为不同的对于马克思全部著作的评价。《大纲》最好的译者们抓住了它的本源,但是它的更广泛的研究——在不能阅读德文的学者们中以及最重要的是在政治斗士们和学生们中——仅仅发生在它被用各种语言出版之后。

在东方出版的第一个版本是:日文版(1958-1965年)和中文版(1962-1978年)。苏联俄文版仅在1968-1969年出现过,作为Sochinenya(1955-1966年)的第二版扩展版的增补发表。它先前被排除在外是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因为这导致1956-196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同样的缺失,MEW重复了苏联版本的内容。MEW——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应用最为广泛的版本和翻译成其他许多语言的来源——因此失去了《大纲》,直到最终在1983年作为增补卷发表。

《大纲》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西欧也开始流传。第一个译本是在法国出版的(1967-1968年),但是质量较差,不得不在1980年被一个更可靠的版本替换掉了。1968年到1970年期间意大利版出版,就像在法国,这种意义重大的首创行为来自共产党领导的出版社。

这部文献在西班牙发表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0-1971年在古巴出版的版本由于是从法文版翻译过来因而几乎没有价值,并且它的传播仅限于那个国家,如果这个版本不计算在内,第一个正确的西班牙文版是1971到1976年期间阿根廷出版的那个。随后由西班牙、阿根廷和墨西哥联合出版了三个译本,这使得西班牙语成为《大纲》译文最多的语种。

《大纲》英文版发表落后于1971年出版的节选的版本,编辑是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这引起了读者对这篇文献的期待:“《大纲》不仅仅是《资本论》初步草稿那么简单” [7] ;实际上比起其他任何著作,它更是“综合了马克思思想的各种线索。……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著作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但是它们中最完整的就是《大纲》”。 [8] 完整译本最终于1973年出版,落后德文原版整整20年。译者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写了一个前言:“除了它们巨大的传记和历史价值,它们[《大纲》]还加上了更多新的资料,并且是唯一的一个马克思所有政治经济学计划的大纲。……《大纲》挑战迄今为止构想的每一个有关马克思的严肃的阐述并使其经受考验。” [9]

20世纪70年代也是对于东欧译本很重要的一个时期。由于苏联开了绿灯,在其“卫星”国家《大纲》的出版不再有障碍:匈牙利(1972年),捷克斯洛伐克(捷克1971-1977年,斯洛伐克1974-1975年)和罗马尼亚(1972-1974年),以及南斯拉夫(1979年)。同一时期,两个对照丹麦译本几乎同时出版:一个是由与共产党有关的出版社出版(1974-1978年),另外一个是与新左派关系密切的出版社(1975-1977年)出版的。

20世纪80年代,《大纲》在伊朗被翻译(1985-1987年),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波斯语版本中第一个比较严格的版本,这时《大纲》也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被翻译。斯洛文尼亚版1985年出版,波兰文版和芬兰文版1986年出版(后者是在苏联支持下)。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众所周知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结束,这事实上已经是对马克思思想一个喧嚣的否定了,此时出现了马克思著作出版的一个平静期。然而,甚至在绝对忽视《大纲》的人们打破围绕它的作者的静寂的那些年里,《大纲》仍然是连续被译成其他的文字。希腊版(1989年)、土耳其版(1999-2003年)、韩国版(2000年)和巴西版(计划于2008年)使它成为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数量最大的作品。

总而言之,《大纲》已经全部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 [10] ,32个版本。不包括节选版本,它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 [11] ——这个数字将大大震惊那个写它的人,他写它本来只是用于概括他所进行的相关经济学研究,匆忙而就。

三、读者和译者

《大纲》被接受及其传播的历史起步很晚。决定性的原因除了它被再发现的曲折以外,肯定就是由于片断的复杂性和它本身就是一个粗糙的概要性手稿,所以很难用其他语言来理解和表现。有关这方面,权威学者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写到:

“1948年,当时我非常幸运有机会看到那时非常珍贵的复印本……,从一开始《大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著作这一地位就很清楚了。但是,《大纲》不同寻常的形式和多少有些晦涩的表达方式使它远离了广阔的读者群。” [12]

这些描述导致罗斯多尔斯基尝试给《大纲》一个清晰的阐述和批判性检验:结果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德文版于1968年发表,这是第一个目前也仍然是关于《大纲》重要的专著。这篇专著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它促进了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对于后来的译者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8年对于《大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除了罗斯多尔斯基的书外,一篇关于《大纲》的英文文章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3-4月期上: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的《未知的马克思》(The Unknown Marx),它在优越性在于它使得《大纲》广为流传并且强调了全译本的必要性。期间,在德国和意大利《大纲》征服了学生抗议运动中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他们努力攻读这篇文章,并被其激进和猛烈的内容所激动。特别是对于那些以颠覆马列主义的马克思阐述为己任的新左派们《大纲》的魅力无法抗拒。

另一方面,在东方,时代正在改变。在《大纲》几乎被完全忽视或者说被毫无自信的对待的最初那个时期过后,维塔利·维戈茨基(Vitali Vygodski)的介绍性研究——《伟大发现的故事:马克思是如何写作<资本论>的》(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1965年在苏联1967年在民主德国出版——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针。他认为《大纲》是“天才的著作”,它“把我们带入了马克思的“创造性的实验室”并且让我们能够逐步遵循马克思在他的经济理论中设计出的过程”,因而我们应该给予这个过程应有的重视。 [13]

仅仅几年的时间《大纲》就成为许多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考的主要文献。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以外,还有一些与此特别相关的学者:民主德国的瓦尔特·图赫舍雷尔(Walter Tuchscheerer)、联邦德国的阿尔弗雷德·施米特(Alfred Schmidt)、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法国的卢西内·塞夫(Lucien Sève)、日本的平田清明(Kiyoaki Hirata) 、南斯拉夫的加约·彼得罗维奇(Gajo Petrović )、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波兰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 和澳大利亚的艾伦·奥克利( Allen Oakley)。一般来说,它已经成为马克思所有严肃的学生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部著作。由于各种细微差别,《大纲》的译者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大纲》是一部独立的完全自身概念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大纲》仅仅是为《资本论》铺路的一部早期手稿。对于《大纲》讨论的意识形态背景——争论的核心是接近马克思方法的正统性或者非正统性,以及它们的巨大政治反响——支持那些不恰当的今天看起来甚至有些可笑的观点。那些对于《大纲》最热心的评论者们甚至认为它在理论上超越了《资本论》,尽管后来十年的深入研究认为它是后者的组成部分。同样在那些对《大纲》恶意诽谤者中间,也有一些人宣称尽管它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重要内容,尽管它包含了异化理论的重要章节,它仍然没有比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多多少内容。

不仅存在对于《大纲》相反理解的人,还有对它不理解的人——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路易·阿尔蒂塞(Louis Althusser)。甚至在他试图使马克思假想的沉默发出声音并以“使其中无形的东西变为有形” [14] 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资本论》的时候,他允许自己忽视《大纲》几百页之多的篇幅,将马克思思想分成(后来招致激烈的争论)早期作品和成熟作品,没有重视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和意义。 [15]

无论如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大纲》还是赢得了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和译者群。两部庞大的注释出版了,一个是1974年的日文版,另一个是1978年德文版,但是很多其他作者也撰写了关于《大纲》的文章。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对于有关马克思思想最广泛讨论课题之一(他在思想上欠了黑格尔的债)特别重要的一部文献。其他人则迷恋于机器和自动化片段中几乎是预言性的说明,在日本《大纲》也是作为理解现代性最重要的文献被阅读的。20世纪80年代第一步细化研究在中国出版了,中国过去习惯于研究《资本论》的起源,而苏联则出版了《大纲》的一整卷书。

近年来,马克思著作解释(同时也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久能力使得很多国际学者的兴趣复苏了。如果这种复苏持续,如果它伴随着政治领域对于马克思新的需求,《大纲》肯定将会再次证明自己是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

期间,怀着对“马克思理论将会是充满活力来源的知识和在这种知识指引下的政治实践”的希望,这里说的《大纲》在全世界传播和被接受的故事可以预期是一种对它的的作者的适度的承认和一种填补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空白一页的尝试。

附录 Ⅰ:《大纲》译本时间表

1939-1941年

德文第一版

1953年

德文第二版

1958-1965年

日译本

1962-1978年

中译本

1967-1968年

法译本

1968-1969年

俄译本

1968-1970年

意大利译本

1970-1971年

西班牙译本

1971-1977年

捷克译本

1972年

匈牙利译本

1972-1974年

罗马尼亚译本

1973年

英译本

1974-1975年

斯洛伐克译本

1974-1978年

丹麦译本

1979年

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译本

1985年

斯洛文尼亚译本

1985-1987年

波斯译本

1986年

波兰译本

1986年

芬兰译本

1989-1992年

希腊译本

1999-2003年

土耳其译本

2000年

韩国译本

2008年

葡萄牙译本

附录 Ⅱ:

以下收集的有关《大纲》的研究是在那些有《大纲》全译本的国家进行的。在说一种语言的国家(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说德语;古巴、阿根廷、西班牙和墨西哥说西班牙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说英语;巴西和葡萄牙说葡萄牙语)《大纲》传播或多或少平行发展,这些在很多篇目中同样已经提到过了。同样地,提到那些《大纲》被翻译超过一种语言(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国家的篇目包含了所有语言的传播历史。此外,由于这两个国家同样不存在了,有关它们的篇名就用了《大纲》在那儿发表时期的名字。

篇目的顺序遵循了《大纲》出版年代的顺序。唯一的例外是《俄国/苏联》那篇,它被直接安排在《德国、奥地利、瑞士》之后,这是因为两者之间密切的联系,还因为《大纲》第一个德文版在苏联出版。

每篇都包含一个详细的文献目录,重要部分分类如下:

1.《大纲》全译本;

2.《大纲》主要节译本;

3.有关《大纲》的重要文献;和

4.其他一些必要的参考书目。

第一条的编辑信息有时被加在译文和分发的册子里。如果它们已经被作者加在正文中了,为了篇幅简洁,在参考书目中就不再重复了。同样标准适用于《大纲》或者其节译本的译者的名字(“《大纲》批判性文献”和“其他参考书目”中所列书籍的译者名字不再加入)和涉及到的许多评论文章的名字。

由于这些研究涉及到了《大纲》摘选出来的几百个节译本和几百本有关的书籍或文章,考虑到篇幅仅有以下内容可以收入文献目录:a)《大纲》全译本出版之前的节译本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在它之后的一些特别重要的版本;b)每位作者在正文中提到的批判性文献。

所有非英语书籍和文章的名称首次出现都用原文(日语、中文、波斯语、希腊语和韩语用音译),然后加上英文翻译。一般来说,名称的翻译在文中就给出了,但是如果是正在讨论的篇目按照哈佛参考系统(即仅出现作者名字和出版年)引用的书或者文章,这些书或者文章的名字的译名也许会出现在文献目录里。最后,对于那些已经被译成英语的书或文章,它们被引用的时候总是出现翻译名称,即使它不是逐字逐句被翻译过来的。

本文由帕特里克·卡米莱尔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

参考书目

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Étienne (1979)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Hobsbawm, Eric J. (1964) ‘Introduction’, in Karl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p. 9-65.

Marx, Karl (1903) ‘Einleitung zu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 Neue Zeit, Year 21, vol. 1: 710–18, 741–5, and 772–81.

Marx-Engels-Lenin-Institut (1939), ‘Vorwort’ (Foreword), in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Moscow: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pp. VII-XVI.

McLellan, David (1971) Marx’s Grundrisse, London: Macmillan.

Morita, Kiriro and Toshio Yamada, Toshio (1974) Komentaru keizaigakuhihan’yoko (Commentaries on the Grundrisse), Tokyo: Nihonhyoronsha.

Musto, Marcello (2007) ‘The Rediscovery of Karl Marx’,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2/3: 477-98.

Nicolaus, Martin (1973) ‘Foreword’, in Marx, Karl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p. 7-63.

Projektgruppe Entwicklung des Marxschen Systems (1978)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Kommentar (Outline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Commentary), Hamburg: VSA.

Rosdolsky, Roman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vol. 1, London: Pluto Press.

Ryazanov, David (1925)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atest reports on the literary bequest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Year 11: 385-400.

Sève, Lucien (2004)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Paris: La Dispute.

Vv. Aa. (1987) Pervonachal’ny variant ‘Kapitala’. Ekonomicheskie rukopisi K. Marksa 1857–1858 godov (The first version of Capital, K.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1858), Moscow: Politizdat.

Vygodski, Vitali (1974)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 Tunbridge Wells: Abacus Press.


[1] 参见卡尔·马克思(1903) ‘Einleitung zu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 Neue Zeit, Year 21, vol. 1:第710页。

[2] 这份报告的俄文版发表于1923年。

[3] 参见达维德·梁赞诺夫著作‘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atest reports on the literary bequest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Year 11:第393-394页。

[4] 同上,第394页。

[5] 参马恩列研究院‘Vorwort’ (Foreword), in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Moscow: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Ⅶ。

[6] 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1964) ‘Introduction’, in Karl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第10页。

[7] 参见戴维·麦克莱伦Marx’s Grundrisse, London: Macmillan.:第2页。

[8] 同上,第14-15页。

[9] 参见马丁·尼古劳斯‘Foreword’, in Marx, Karl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第7页。

[10] 见附录1译本时间表。上面提到的全译本应该加上瑞典版和马其顿版,《导言》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被译成了非常多的语种,从越南语到挪威语,从阿拉伯语到荷兰语,从希伯来语到保加利亚语。

[11] 合格总数包括正在研究出版的国家的确定的数字。

[12] 参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vol. 1, London: Pluto Press:xi。

[13] 参见维塔利·维戈茨基(1974)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 Tunbridge Wells: Abacus Press:第44页。

[14] 参见路易·阿尔蒂塞和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 (1979)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第32页。

[15] 参见吕西安·塞夫(Sève Lucien),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Paris: La Dispute, 2004,他回忆“阿尔蒂塞将《导言》之类的文献排除在外……他从未在字的真正意义上阅读《大纲》。”(第29页)。顺应加斯东·巴舍拉尔(Gaston Bachelard)的“认识论的中断”,阿尔蒂塞自己借用的名词,塞夫谈到了“一个人为的参考书目的中断导致了关于其起源和与马克思成熟思想联系的最严重的错误观点。”(第30页)

(李楠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