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和波兰独立斗争:马克思与解放政治学

马塞罗·默斯托 著  张福公 译
内容提要 | 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在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新闻工作和学术兴趣促使他将注意力聚焦于两个突出的历史事件:第一是美国内战的爆发,当时七个蓄奴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是波兰人民抵抗俄国占领的起义。

马克思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也借助国际工人协会影响了他的政治努力。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对美国内战和波兰独立斗争的研究是如何同他的理论发展和政治介入紧密联系起来的。通过考察,马克思把捉到了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微观动力学,这使得他能够为工人阶级组织提供有效的国际主义干预建议。
关 键 词 | 美国内战  奴隶制  波兰起义  国际工人协会  解放
作者简介 | 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
译者简介 | 张福公(1990—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南京 210023)

一、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
1861年春,美国内战的爆发震动了整个世界政治。这场战争是在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开始的,当时七个蓄奴州即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西安纳州和得克萨斯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随后,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后来的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尽管后两者没有正式宣布脱离)加入了脱离合众国的行列。随之而来的血腥冲突夺走南部同盟(the Confederacy,主张维持和扩大奴隶制)和北部联邦(the Union,忠于林肯但在某些情况下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大约75万人的生命。
马克思立即着手研究这一事件,并在7月初写信给恩格斯指出:“南部和北部之间的冲突,在北部五十年来一再屈辱地退让之后,终于(撇开‘骑士等级’的新的无耻的要求不谈)由于西北部各州的非凡发展对事件进程产生影响而爆发了。”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脱离主义运动没有任何合法性。他们应被视为“篡夺”,因为“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举行过全民投票”。无论如何,“这不仅仅是脱离北部,而且是巩固和加强南部三十万奴隶主对五百万白人实行寡头统治的问题”。几天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至于脱离问题,英国各报的报道完全不真实”,因为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到处“都有过对脱离的极其强烈的反抗”。而且,在允许选举协商的地方,一切活动都是在应受谴责的情况下进行的。譬如,在墨西哥湾的各州,“真正的人民投票只在几个州里举行了”。在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大批军队突然开入该州”,而“关于脱离问题的投票,就是在这些军队的掩护下进行的(纯粹是波拿巴式的)。尽管不断采取恐怖手段,但还是有五万票拥护联邦”。在得克萨斯州,“除南卡罗来纳以外,它拥有最强大的蓄奴党和最残暴的恐怖手段,但仍然有一万一千票拥护联邦”。在亚拉巴马州,“人民既没有就脱离问题举行投票,也没有就新宪法等问题举行投票。这里选出的代表大会以六十一票对三十九票通过脱离法令。但是几乎完全由白人居住的北部各郡投的这三十九票比那六十一票代表了更多的自由人;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每个奴隶主同时还可以替他五分之三的奴隶投票”。至于路易西安纳州,“在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投票赞成联邦的比赞成脱离派的多。但是这些代表倒过去了”。
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的这些想法在他的新闻稿件中得到了更为重要的论证补充。除了投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零星稿件之外,马克思于1861年10月也开始为维也纳的自由派日报《新闻报》(Die Presse)撰稿,该报当时有3万名订阅者,是奥地利最受欢迎的报纸,也是最受欢迎的德语报纸之一。这些文章的主题——也包括关于法国对墨西哥的第二次入侵的报道——主要是美国内战对英国的经济影响。马克思尤其关注了贸易发展和财政状况,并评估了公众舆论的趋势。因此,在《伦敦的工人大会》(1862年)中,他对英国工人组织的示威活动表示欣慰,他们虽然“在议会中是没有代表的”,但却成功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影响”,阻止了英国对联邦的军事干预。
同样地,当美国海军在一艘英国船只上非法逮捕两名南部同盟的外交官时,马克思就“特伦特号”事件(Trent Affair)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他写道,美国永远不应忘记:“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对于他们来说,“尽管被收买的、不负责任的报界天天进行恶毒的煽动,但在这和平处于千钧一发的整个时期内,没有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能在联合王国召开成功”。当“把官方的和富裕的约翰牛的伪善、威逼、怯懦和愚蠢的行为拿来和这种立场作比较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更值得赞扬:一方是勇敢和一致,另一方则是不连贯和自相矛盾。他在1861年5月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评论道:“所有的英国官方报刊自然都支持奴隶主。正是这些先生们,曾以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慈善言论使全世界都听得发腻。但是棉花啊,棉花! ”
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兴趣远远超出了这场内战对英国的影响。他首先想要阐明这场冲突的本质。他在内战爆发几个月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一文中指出:“欧洲各国人民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更深入地分析了两个敌对党派的论点。他首先揭露了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虚伪。在《北美内战》(1861年10月25日)一文中,马克思嘲笑当时英国的主流报刊《泰晤士报》的“辉煌的发现”,即认为美国南北战争“仅仅是一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其结论是英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宣布支持南部同盟所代表的“自由贸易”。而包括《经济学家》和《星期六评论》在内的许多报刊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并坚持认为“奴隶制度问题……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在反驳这些解释时,马克思提请大家注意这场冲突背后的政治动机。他指出,南部奴隶主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从而“对美国产生政治影响”。为此,有必要征服新的地区(如1845年发生的吞并得克萨斯州)或将美国的现有地区变为“蓄奴州”。 美国奴隶制的支持者是“一个狭小的寡头统治,与之对立的是好几百万所谓‘白种贫民’,这些白种贫民的人数由于地产的集中而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处境也只有罗马帝国极度衰微时期的罗马平民才可比拟”。因此,“取得新的领地和有希望取得新的领土”是将穷人的利益与奴隶主的利益等同起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把他们的热烈的事业欲引到一个无害的方向,并且用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奴隶主的希望来羁縻他们”。另一方面,林肯追求的目标是“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经济规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从而消灭“蓄奴州”的政治“领导权”。
马克思在文章中反驳道:“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基于对这种经济形式的扩张主义机制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这些评论突显了马克思与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之间的分歧,后者拒绝在北方军队中建立指挥所,认为这只是一场与奴隶解放无关的权力斗争。对于加里波第的立场以及他未能恢复双方和平的努力,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评论道:“加里波第这头蠢驴由于给北方佬写信谈同心一致而声名扫地了。” 鉴于加里波第无法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真正目标或选择,马克思在对可能的历史发展作出一种非极多主义的警告(non-maximalist alert)的同时,立刻意识到美国内战的结果将对全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设定了依循奴隶制道路或解放道路前进的历史时钟。
1864年11月,面对各种事件急剧变化的状况,马克思告诉他的表舅莱昂·菲利浦斯(Lion Philips):“林肯当选时,问题只是在于不对奴隶主作出任何新的让步,然而现在,废除奴隶制已是大家公认的、并且一部分是已经实现了的目的。”他还补充道:“应当承认,象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大转变还从未有过。它将会对全世界发生极其良好的影响。”

二、亚伯拉罕·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
1864年11月,林肯连任总统使马克思有机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发表具有明确政治意义的祝贺:“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末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则是:消灭奴隶制!”
南部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宣称,“奴隶制是仁慈的制度”,甚至鼓吹它是“解决劳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老办法”。因此,马克思迫切希望澄清事实真相:“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甚至在上层阶级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士进行的狂热袒护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可怕的警号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 然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问题:“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非常类似的观点,在那里,他明确强调:“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畸形的,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就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轻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马克思很清楚林肯的温和政治立场,他也没有掩盖他的一些盟友的种族偏见。但他总是不带任何宗派主义地明确强调南部的奴隶制与北方的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差异。马克思明白,美国正在发展着的各种条件将摧毁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制度之一。奴隶制和种族压迫的终结将使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能在一个更有利的框架中进行,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由于约翰逊总统在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统职位,马克思便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马克思想提醒安德鲁·约翰逊,他作为总统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即“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
几年后,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发表了一篇《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1869年)。他清楚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苦难同金融贵族、暴发户贵族和其他因战争而出现的寄生虫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国内战争总还有好的结果,那就是奴隶的解放以及因此而对你们本身的阶级运动所起的刺激作用”。最后,他总结道:“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现在,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

三、关于波兰革命与俄国的反动角色问题
至于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的许多精彩的分析性文章,只有其中一部分被发表出来。1862年2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从德国当前的恶劣情况来看”,维也纳《新闻报》并没有成为“原来所指望的奶牛”来支撑令他苦恼的财务状况。“这些家伙”可能“每四篇文章只登一篇”,因此他不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改善他的家庭状况,还要遭受“白费时间”和揣测“仁慈的编辑部是否会恩准发表某一篇文章”的苦恼。 马克思在4月份重复了这一想法,他向恩格斯发表了一段讽刺性的评论:“维科在自己的《新科学》中说,德国是欧洲唯一的还在用‘英雄语言’的国家。如果这个老那不勒斯人有幸领略维也纳《新闻报》或柏林《国民报》的语言,那他是会抛弃这种成见的。” 1862年底,马克思决定放弃与奥地利报纸的合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成功发表了52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是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撰写的。
虽然震动美国的各种事件是马克思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主要焦点,但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也一直在密切关注俄国和东欧的一切主要动向。在1860年6月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对一个重要的政治焦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俄国及其盟友亨利·帕默斯顿(Henry Palmerston)和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他试图说服拉萨尔,他们的“党”的立场和那个带有浪漫主义观点的托利党政治家大卫·乌尔卡尔特 (David Urquhart)的立场之间没有任何不合法之处。对于乌尔卡尔特——为了达到反俄和反自由的目的,他厚颜无耻地再版了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初刊登在英国宪章派的机关报上的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马克思写道:“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这我根本不在乎;正如,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即民族主义的——作者注]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马克思继续说:“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像‘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一直在寻找一种可能抑制俄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反动作用的反抗迹象,并在1863年初写信给恩格斯(即波兰一月起义爆发和俾斯麦随即帮助镇压起义后不久)说:“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 四天后,他表示道:“波兰事件和普鲁士的干涉,这的确是一种使我们非说话不可的形势。”
鉴于这些事件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只通过发表文章来发声是不够的。因此,他建议立即在伦敦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名义发表一份接近其政治立场的宣言。如果他想继续申请德国公民身份和“返回德国”,这将为他提供掩护。恩格斯应该写这本小册子的“军事部分”,重点是“德国在复兴波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马克思将撰写它的“外交部分”。 当1863年2月18日普鲁士众议院谴责政府政策并通过一项支持中立的决议时,马克思热情洋溢地指出:“我们很快就会有革命了。” 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波兰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来证明在霍亨索伦世袭领地存在的时候,要捍卫德国的利益是不可能的。” 俾斯麦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或者他授权“普鲁士将[波兰]领土视为俄国的领土”,构成了马克思继续完成他的计划的政治动机。
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另一个周密研究计划。他在5月下旬寄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一直在研究波兰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使他能够“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 ”。因此,在1863年2月至5月间,他写了一篇题为《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手稿,这些手稿很好地记录了柏林对莫斯科的历史性从属。对于霍亨索伦王朝来说,“俄国的发展代表了普鲁士的发展规律”,“没有俄国就没有普鲁士”。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波兰的复兴将意味着当前俄国的溃败,挫败其篡取全球霸权的企图”。出于同样的原因,“波兰的覆灭——对俄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意味着]德国的某种衰落,(因为)唯一能够抵挡普遍的斯拉夫洪水的大坝崩溃了”。但这篇拟作的文章最终没有完成。这一次,责任显然在于恩格斯(他负责撰写最重要的军事部分),而马克思的“外交部分”则“随时准备写好,它将只是作为一点补充”。然而,当年10月,马克思设法发表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1863年),以帮助波兰自由战士筹集资金。它开篇就是一个响亮的声明:“波兰问题是德国问题。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统一的德国,就不可能使德国摆脱从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开始造成的对俄国的从属地位。”但在马克思看来,“德国贵族阶级早就承认沙皇是幕后的最高的国家统治者。德国资产阶级一声不响,消极冷淡地坐视英勇的人民遭到屠杀”。而“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并将与波兰反抗者并肩作战。
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斗争是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反俄斗争。这场斗争直到1864年4月才结束,俄国人处决了革命政府的代表、最终镇压了这场起义。当年五月,俄军还完成了对北高加索的占领,从而结束了自1817年就已爆发的一场战争。对此,马克思再次表现出非凡的洞察力,不同于“欧洲以白痴般的冷漠态度加以观望”,他将“镇压波兰起义和占领高加索这两件事”看作“是1815年以来最严重的欧洲事件”。

四、第一国际对波兰斗争的支援
马克思继续投身于对波兰问题的研究,并多次在第一国际内部进行讨论。实际上,由于一些法国和英国的工人组织在伦敦明确表达了对波兰人民反抗沙皇侵占的声援,因此,第一国际于1863年7月组织召开了最重要的基金会筹备会议。
后来,在第一国际成立三个月后,在总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于1864年1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者彼得·福克斯(Peter Fox)在他给波兰人的公开信中说:“法国人在传统上比英国人更加同情波兰人。” 对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正如他写信给恩格斯时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把法国人不断背弃波兰人的历史上无可争辩的情景,从路易十五起直到第二个波拿巴止,作了详尽的描绘”。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他撰写了一篇新的手稿,即后来所说的《波兰和法国》(1864年)。该手稿是用英语写成的,时间上涵盖了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到1812年这一段时期。
在一年后的1865年9月,即第一国际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刚结束后不久,马克思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工人运动外交政策的议程草案。作为一项优先事项,马克思表示:“需要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而这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但马克思对波兰问题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在面对各个遥远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能够及时掌握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为事件的转化作出贡献。而当今世界的左翼运动迫切需要复兴这种国际主义视野。

 

* 原文来自Marcello Musto, The Civil War in the USA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Poland: Marx and the Politics of Emancipation,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54, no. 24, 2019, pp. 50-54,经授权发表。

 

参考书目
i 马克思用它来指称当时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译者注
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0~181页。
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1页。
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1页。马克思在撰写此文时并不熟悉的1860年人口普查记录了超过394000名奴隶主,或8%的美国家庭。然而,奴隶的数量总计为3950000。参见United States Census Offic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Compiled from the Original Returns of the Eighth Census Under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6.
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6页。
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8页。
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8页。
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80页。
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3页。
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3页。
x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4页。
x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01页。
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4页。有关马克思对奴隶制的思考,参见W. Backhaus, Marx, Engels und die Sklaverei, Düsseldorf: Schwann, 1974.
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6~347页。
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7页。
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8页。
x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4页。
x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5页。
x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5页。
x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6页。
xx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6页。关于“南部奴隶制的内在扩张主义特征”,参见R. Blackburn,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Marx and Lincoln, London: Verso, London 2011, p. 21.
xx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3页。
x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页。
x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页。
x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
x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这里马克思引用的话是出自奴隶主A.斯蒂芬斯(A. Stephens)于1861年3月21日在萨凡纳(Savannah)发表的演讲,该演讲发表在1861年3月2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xx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21页。
xx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页。
xx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xx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xxxiv 关于两者的差异,参见A. Kulikoff, Abraham Lincoln and Karl Marx in Dialog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xxxv 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指出:“打败奴隶主统治集团和解放奴隶,并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它将会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劳工的组织和进步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富有的奴隶主类似于欧洲的贵族,而推翻他们的任务也类似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宣扬过的作为德意志革命者当下目标的民主革命。”译文参考[英]罗宾·布莱克本:《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李晓江、陈志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xx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9页。
xx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页。
xx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页。
xx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403页。
xl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6页。
xl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0页。
xlii K. Marx, Lord Palmerston, in MECW, vol.12, 1979, pp. 341-406.
xl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7页。 关于马克思对俄国的政治观念的研究,参见Dawid Rjasanow, 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ssland in Europa, Die Neue Zeit, Ergänzungshefte Nr.5, 1909, pp.1-64; Bernd Rabehl, Die Kontroverse innerhalb des russischen Marxismus über die asiatischen und westlich-kapitalistischen Ursprünge der Gesellschaft,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zaristischen Staates in Russland, in Ulf Wolter (ed.), Karl Marx. Die Geschichte der Geheimdiplomatie des 18. Jahrhunderts. Über den asiatischen Ursprung der russischen Despotie; Berlin: Olle und Wolter, 1977, pp.112-78; 另参见Bruno Bongiovanni, Le repliche della storia,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1989, pp. 171-189.
xliv 参见Marcello Musto,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8, p.132。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8页。
xl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2页。
xl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3页。
xl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3页。
xl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0页。
xl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1页。
l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 89. 关于所有马克思讨论波兰问题的手稿的主题性文集,参见K. Marx, Manuskripte über die Polnische Frage (1863-1864), S’-Gravenhage: Mouton and co., 1961。 关于按照文章的时间顺序汇编而成的版本,参见K. Marx, Przyczynki do historii kwestii polskiej. Rękopisyzlat 1863 -1864 /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polnischen Frage, Manuskipte aus den Jahren 1863-1864,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1971。
l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6页。
lii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liii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liv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B.邦乔瓦尼(B. Bongiovanni)指出:“在马克思这个国际大事件的热情观察者看来,那种对社会进步不够敏感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陈旧特征的危险偏执的解决问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走向最终斗争即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特殊矛盾的准备工作。”参见B. Bongiovanni, Introduzione, in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 xxv。
l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7页。
l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4页。
l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4页。
l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5页。
l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01~402页。
l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页。
l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9页。译文略有改动。

Journal: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Pub Info:

Vol. 2021, no. 1, 33-41

Reference:

ISSN: 2096-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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