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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

1867年2月,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马克思终于能把期待已久的消息告诉他的朋友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部分完成了。此后,马克思把巨著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手稿从伦敦寄往汉堡,并与编辑奥托·迈斯纳达成协议,决定将《资本论》分为三部分出版。马克思非常满意地写道,此书的出版“无疑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尽管在1867年之前已经构思了很长时间,但是接下来的几年,《资本论》的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第一卷也继续耗费着马克思的大量精力,甚至在它出版之后也是如此。这种付出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在1872年至1875年之间分44册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这一版不仅仅是翻译,更是一个由作者完全修订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马克思还深化了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部分,更好地发展了他区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观点。(参见Marcello Musto主编的即将出版的合集《马克思与<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评价,历史,接受》(Marx and ‘Le Capital’: Evaluation, History, Reception, Routledge, 2022)

1.探寻《资本论》第一卷的最终版本

在经历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中断的几次工作,以及为第一国际进行了一段时间激烈的政治活动之后,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着手《资本论》第一卷的新版本。由于不满自己阐述价值理论的方式,他在1871年12月和1872年1月重写了1867年发表的内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于1872年再版,其中包含了马克思所作的修改。这一年对于《资本论》的传播而言格外重要,因为在这一年还出现了俄译本和法译本。法译本委托约瑟夫·鲁瓦翻译(他之前翻译过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些作品),由法国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分册出版,第一册问世于150年前的9月17日。

 

马克思同意出版社的这种做法,写道:“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然而,马克思意识到这一想法也有“坏的一面”,他预计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会“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而且当读者“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时,他们可能会“气馁”。对于这个“不利”,马克思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最终,马克思花费在修正译文上的时间远超他的预料。在给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鲁瓦“往往译得过死”,迫使他“不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1872年5月,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写信告诉路德维希·库格曼,她的父亲“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修改”,“不仅个别的句子,而且整页整页的译文都得重新改写”。随后,恩格斯也以类似的语气给库格曼写道,法译本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件“繁重工作”,“可以说,他必须重新翻译”。

此外,在修正译文的同时,马克思决定对内容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在法文版最后的“致读者”里,他认为这一版“在原文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并表示,“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最有趣的一点,特别是就其政治价值而言,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而在法文版中,“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换成了“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这种澄清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限定在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国家。

 

马克思现在完全意识到,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绘的那种“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线性发展模式,对于理解历史的运动是不够的。因此,最好还是避开任何历史哲学。他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朝着一个预先确定的目标不可动摇地线性进展。马克思在晚年发展起来的更为明显的多线概念,使他更加认真地看待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下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和不平衡性。这种方法无疑增加了他在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那本已坎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马克思对欧洲以外的社会进行了缜密的调查,并明确表示反对殖民主义的蹂躏。马克思批评了一些思想家,他们在强调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后果的同时,在分析全球边缘地区时使用了欧洲特有的范畴。他多次警告那些未能观察到现象之间的必要区别的人,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理论取得进展之后,他对那种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或地理区域之间转移解释范畴的做法非常谨慎。多亏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

 

在1878年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权衡了法文版的优劣,他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法文版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但他“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特别是在第一章中”。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马克思去世7年后,即1890年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中,并没有把马克思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包括进去。马克思没能完成他设想中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最终修订版。事实上,无论是1872-75年的法文版,还是1881年出版的德文第三版,都不能认为是马克思所希望的最终版本。

2.通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认识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对马克思的著作在全世界的传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是许多译本(比如英译本)的参考。更普遍地说,法文版为各国读者打开了通往马克思著作的第一道大门。第一部意大利译本出版于1882年至1884年之间,它直接参照法文版翻译,1927年的希腊语译本也是如此。以西班牙语译本为例,法文版促成了一些部分版本和两个完整译本的出版:一个是1967年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出版,另一个是1973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由于法语比德语更广为人知,因此正是通过这个版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得以更快地传播到许多拉美国家。葡萄牙语国家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葡萄牙国内,只有少量法译本发行,直到萨拉查独裁政权倒台前不久,葡萄牙语的删节版才出现。总的来说,葡萄牙和巴西的政治活动家和研究人员都发现,通过法文版比通过德文原版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著作。进入非洲国家的少量印本也是葡萄牙语译本。

 

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论》在阿拉伯世界的接收。虽然在埃及和伊拉克,英语在欧洲文化的传播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法语在其他地方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不结盟”国家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影响也延伸到了亚洲,1959年至1960年出版的第一个越南语译本也是参照法文版翻译的。

 

因此,除了经常被世界各地的译者查阅,并与恩格斯1890年出版的德文第四版(该版本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的标准版本)进行核对之外,法文版也成为《资本论》完整翻译成八种语言的基础。自其首次出版以来的150年里,它一直是那些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感兴趣的学者和活动家们激烈辩论的源泉。

 

1877年9月,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法文版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我自己将永远不再参加任何翻译。”确实如此。他为创作最好的法译本所付出的辛劳、所消耗的精力是了不起的。但我们可以说,这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发行量很大,在翻译过程中,马克思的增减和修改完善了《资本论》的反殖民和普遍性等方面。随着马克思研究中一些最新的、富有洞见的进展,《资本论》的这些方面如今正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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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 Jiong, Lao Gong Yun Dong Yu She Hui Zhu Yi

战争的经济原因

当政治科学探究战争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动机,社会主义理论则令人信服地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与战争蔓延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国际的内部辩论中,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塞萨尔·德巴普(César de Paepe)阐述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立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代社会,战争不是由君主或其他个人的野心造成的,而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模式造成的。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文明的教训来自这样一种信念:任何战争都应被视为“一场内战”,工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剥夺了他们幸存所必需的手段。

 

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发展他关于战争的观点,也没有提出对战争采取正确态度的指导。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认为暴力是一种经济力量,“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但他并不认为战争是社会革命转型的关键捷径,他政治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工人们忠于国际团结的原则。

对恩格斯来说,战争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成为他晚年一部作品的主题。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指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每个大国都试图在军事和战备上超过对手。这导致了空前未有的武装规模,并使旧大陆趋近于一场“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恩格斯说:“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么,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恩格斯在其分析中不忘强调,常备军的维持既出于外部军事目的,也出于内部政治目的。他们“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加强镇压无产阶级和工人斗争的力量。由于大众阶层通过税收和向国家提供军队而为战争付出了更多,因此工人运动应该争取“通过国际协议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和裁军,这是唯一有效的“和平保障”。

检验与崩溃

和平时期的理论争议很快便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工人的代表们拒绝支持战争,这是工人运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1870年的普法冲突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谴责了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的吞并计划,并投票反对战争信贷。他们“拒绝了为继续战争提供额外资金的法案”,这使得他们以叛国罪被判两年监禁,但也帮助工人阶级找到了另一种利用危机的方式。

 

随着欧洲主要列强继续其帝国主义扩张,关于战争的争论在第二国际的辩论中变得愈发重要。成立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将和平奉为“任何工人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世界政策(Weltpolitik)”——这是一项德意志帝国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势力的侵略政策——改变了地缘政治环境,反军国主义原则在工人运动中扎得更深,并影响了对武装冲突的讨论。战争的作用不再仅仅被视为开启革命机遇和加速体制崩溃(左翼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罗伯斯庇尔的“没有革命的革命”)。战争现在被视为一种危险,因为它对无产阶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即饥饿、贫困和失业。

1907年,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的决议,其中概括了所有已成为工人运动共同遗产的要点,包括投票反对增加军事开支的预算、对常备军的反感以及对民兵制度的偏爱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二国际对和平的承诺越来越少,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最终都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过程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大家都认为“进步的好处”不应被资本家们垄断,工人运动开始与统治阶级的扩张主义目标一致,并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淹没。第二国际在战争面前完全无能为力,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之一:维护和平。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是对于战争的两个最强烈的反对者。卢森堡拓展了左派的理论理解,表明军国主义是支撑国家的关键。和其他共产主义领导者相比,她表现出了少有的信念和力量,她认为“对战争的战争!”的口号应该成为“工人阶级政治的基石”。正如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中所写的那样,第二国际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它未能“让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达成一致的战术和行动”。因此,自那时起,“无论身处和平还是战乱”,无产阶级的“主要目标”都应是“反对帝国主义与防止战争”。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及其他著作里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关于“历史的伪造”,每当资产阶级试图把“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归咎于实际上是“掠夺”的战争时,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决定哪个交战国将压迫最多的外国人民,并增加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第二是社会改良派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矛盾,他们声称“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这本小册子中最著名的论点——革命者应该寻求“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暗示那些真正想要“持久的民主的和平”的人们必须发动“针对当局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内战”。列宁相信,在战争时期始终进行着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在群众中产生革命的精神。

分界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在第二国际内部造成分裂,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也造成分裂。在冲突爆发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克鲁泡特金写道:“任何珍视人类进步理念的人,其任务就是粉碎德国对西欧的入侵。”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回复克鲁瓦特金时表示,“德国的胜利肯定意味着军国主义的胜利,但盟军的胜利也意味着俄英实现了对欧洲和亚洲的统治。”

 

在《十六国宣言》中,克鲁泡特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抵抗侵略者,因为他摧毁了我们所有的解放希望”。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将是较小的罪恶,且不会破坏现有的自由。另一边,马拉泰斯塔和他在《无政府主义国际反战宣言》上的同盟者宣称:“进攻的战争和防御的战争是没有区别的。”此外,他们补充说:“任何交战方都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文明,正如它们也没有权利要求合法自卫一样。”

对战争的态度也在女权运动中引起了争论。在长期以来由男性垄断的工作岗位上,女性需要取代应征入伍的男性,这鼓励了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在新生的妇女参政运动中传播甚广。揭露两面派政府(一面呼吁抵御外敌,一面利用战争来打压基本的社会改革)是罗莎·卢森堡和当时的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她们是第一批清醒而勇敢地走上这条道路的人,这条道路将向后代表明,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反对父权制的斗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后来,拒绝战争成为国际妇女节的一个独特部分,而反对那些可能爆发新冲突的战争预算,也成为了许多国际女权运动纲领的突出特点。

波拿巴不是民主

1854年,马克思谈到克里米亚战争,他在反对那些鼓吹反俄联盟的自由民主派时写道:“把同俄国的战争说成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同样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目前就会成为自由的代表人物。撇开这一点不谈,公开宣布的进行战争的全部目的正是要保持强国均势和维也纳条约——恰恰是那些要消灭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条约。”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波拿巴”换成“美国”、把“维也纳条约”换成“北约”,那么这些观点似乎是为今天而写。

 

那些同时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主义以及北约扩张的人的想法,并没有显示出政治上的优柔寡断或理论上的模棱两可。最近几周,一些专家解释了冲突的根源,而那些提议不结盟政策的人们的立场才是尽快结束战争和确保最小伤亡的最有效方式。有必要根据两个要点来不断进行外交活动:缓和紧张局势和独立的乌克兰保持中立。

 

套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对左翼来说,战争不能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它只是证明了政治的失败。如果左翼希望卷土重来,并显示自己有能力利用自身历史来完成当下的任务,那么他们就需要在其旗帜上写下“反军国主义”和“拒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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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洛·穆斯托: 对马克思来说,异化是理解资本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早期论异化的文字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出版以来,在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领域完全成了一块试金石,不乏追随者也不乏争辩者。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里,马克思第一次形成了他的异化劳动概念,超越了当时哲学、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异化概念,将其置于物质生产的经济领域。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而且异化是马克思从未放下的概念,他将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理论。

 

尽管讨论异化主题的思想家们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使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但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提供了对异化更全面更完善的论述以及提供了克服异化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其他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异化概念,这种概念的历史基础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虽然说马克思理论的这一个重要方面直到现在可能还在被低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成熟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而且异化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我们需要它来转变当下的超剥削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首次系统描述了异化,其中“外化(Entausserung)”,“异化(Entfremdung)”和“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等术语描述了绝对精神在客观性领域超越自身的过程。

 

异化概念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中继续占据着突出地位,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发展了宗教异化理论,他描述了人类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到想象中的神灵上。但是,异化概念随后从哲学反思中消失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主要思想家都没有给予它过多的关注。甚至马克思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使用这个词,而且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也明显没有关于异化的讨论。

 

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思想家发展了后来与异化有关的概念。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中引入了“失范(anomie)”一词,来表示那些确保社会凝聚的规范在劳动分工发生重要延伸之后陷入危机的一系列现象。与生产过程的重大变化相关的社会动荡也是德国社会学家思考的基础。西美尔在《货币哲学》里非常关注社会制度对个人的支配,以及人际关系日益增长的非人格性。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详细阐述了人际关系中的“官僚化”和“理性计算”现象,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这些作者认为他们在描述人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他们的反思往往是希望改善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当然不是用不同的秩序来加以取代。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引入了“物化”一词来描述劳动活动将人视为某种客观和独立的东西,并通过外在的自治规律来支配他们的现象。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终于1932年以德文出版时,这一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在全世界激起了波澜。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把劳动的产品同劳动的对立描述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他列举了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四种异化形式:(1)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后者是异己的、统治着工人的对象;(2)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异化,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是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3)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4)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异化。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异化本身并不等同于对象化,而是与特定经济形式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相联系:即雇佣劳动和将劳动产品转化为与生产者相对立的对象。黑格尔把异化说成是劳动的本体论表现,马克思则把它看作是一个特殊生产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

 

与马克思不同,二十世纪初的大多数研究异化的作者都认为异化是生活的一个普遍方面。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以纯粹的哲学术语探讨了异化。他在异化现象学中使用的范畴是“沉沦(Verfallen)”,即此在在周围世界的不真实中迷失自己的一种趋势。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这种沉沦是一种不好的、糟糕的、在人类文化的更高阶段也许能够摆脱的特性,而认为沉沦是一种在世之中的生存模式,一种构成历史基本维度的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异化成为哲学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它被认定为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不满,认定为人类个体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分裂,认定为一种不可逾越的人性前提。大多数存在主义哲学家并没有考虑异化的社会根源,而是认为它不可避免地与所有“事实性(facticity)”(显然苏联的失败经验支持了这种观点)和人类的他者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类征服。相比之下,存在主义者试图吸收马克思著作中那些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的方法有用的部分,但仅仅是在没有任何具体历史叙述的哲学讨论中使用。

 

和那些存在主义者类似,马尔库塞将异化与对象化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的特定前提联系在一起。不同于马克思,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里认为只有废除劳动(而不是解放劳动)并在社会关系中肯定力比多和享乐,才能实现人的解放。总的来说,马尔库塞反对一般意义的技术统治,丢失了将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特殊性,而且他对社会变革的反思是如此的悲观,以至于常常把工人阶级纳入捍卫体系的主体里。

在马尔库塞之后的十年,异化进入了北美社会学的词汇库。主流社会学将其视为人类个体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关系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关键是个体适应现有秩序的能力,而不是改变社会的集体实践。这一进路的重大转变最终降格了对历史社会因素的分析。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异化概念促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最尖锐的批评,但它在社会学领域却被制度化和体系化,简化为个体对社会规范不适应的现象。这些解释导致了异化话语在理论上的贫困,对一些社会学家来说,异化远非一种与人类的工作活动有关的复杂现象,而是成为一种积极的现象,一种表达创造性的方式。在这种形式下,异化范畴被淡化到几乎毫无意义的地步。

 

同一时期,异化范畴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弗洛姆试图用它来建立一座通往马克思主义的桥梁。然而,弗洛姆的重点是主体性,他在《健全的社会》里将异化概括为一种个体将自己视为外人的体验模式,这仍然过于狭隘地关注个体。弗洛姆对马克思概念的讨论完全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排除了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作用。这一缺陷使得弗洛姆无法恰当地看待客观的异化(即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异化以及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

 

20世纪60年代,异化理论开始流行,这个概念似乎完美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在德波的《景观社会》里,异化理论与对非物质生产的批判联系在一起,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异化消费像异化生产一样已成为大众的义务和本分。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中心地位不同,鲍德里亚将消费指认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因素。广告和民意调查的增长在“消费时代”和“彻底异化”中创造了虚假需求和大众共识。

 

然而,这个词的普及外加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概念模糊。短短几年时间,异化就已经转变为可以指代几乎任何的人类不幸;它已变得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成了一种不刊之论。

 

随着世界各地关于这个话题的数百本书籍和文章的出版,当今已经成为异化的时代。来自不同政治和学科背景的作者将异化的原因总结为商品化、过度专业化、失范、官僚化、因循守旧、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失去自我意识、个人孤立、情感冷漠、社会或种族边缘化以及环境污染,等等。在北美的学术背景里,争论变得更加矛盾,异化概念俨然被扭曲了,并最终被社会阶级的捍卫者们所使用,而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针对社会阶级的。

马克思对异化主题的最佳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它写于 1857-58年,直到 1939年它的德文版才现世。当该文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被翻译成欧亚语言,学者们更多关注马克思在他的成熟著作中将异化概念化的方式上。《大纲》的解释回顾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并且通过对经济范畴的更深入理解和更严格的社会分析而得以丰富。在《大纲》里,马克思不止一次地使用“异化”一词,并认为在资本主义中,

 

“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被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文集8,第51页。)

 

《大纲》并不是马克思成熟时期唯一一部以异化为主题的不完整著作。五年之后,未出版的《资本论》手稿把对异化的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写道:“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而只是作为‘资本’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文集8,39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的物质属性”,存在着名副其实的“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文集8,393),造成了“物的劳动条件……不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文集8,393)的表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著名章节中给出了类似的描述,即“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比他早期哲学著作中的描述要详细得多。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文集5,第90页)。这种现象就是他所说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文集5,第90页)商品拜物教并没有取代他早期著作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之间的性质和关系变成了物之间的性质和关系。这种卢卡奇称之为物化的理论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说明了这种现象,而拜物教概念则将其视为人与商品的关系。

 

成熟马克思的论异化作品的传播,最终为主流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这一现象的概念化铺平了道路。马克思讨论异化时针对的是如何在实践中克服异化,即指向社会运动、政党和工会为了改变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采取的政治行动。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之后的马克思论异化著作可以被视为“二代目”,它们的出版不仅为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而且最重要的是,为那些年世界上卓越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平台。异化走出了哲学书斋和大学讲堂。它走上街头,走进工人斗争,批判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世界的失败是划时代的,全球经济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剥削性,左翼仍然深陷危机之中。当然,马克思无法回答许多当代问题,但他确实指出了基本问题。在一个由自由市场和个体竞争所主导的社会里,马克思对异化的论述继续为理解和批判当今资本主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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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Ma Ke Si De Yao Fang Li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们曾说:“一切将和以前不一样。”之后人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多样且深刻,而且变化成为了一种常态。

现在人们更愿意说,疫情突出甚至加速了之前已经存在的诸多进程,其中之一便是各种不平等的加剧。那么,在理解它们的内在因素、它们的形式、以及反对它们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是否仍有必要?我们与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塞洛·穆斯托讨论了这些问题,他是最近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的权威学者。他的作品包括一些精彩的专著,如:《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第一国际》(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Bloomsbury, 2018) 和《马克思的最后岁月:思想传记》(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Stanford,2020),以及许多编著:《150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替代》(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Routledge, 2019),《马克思的复兴:关键概念和新解释》(The Marx Revival: Key Concept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关注他的作品可访问www.marcellomusto.org。

朱利奥·阿佐里尼(后文称“阿佐里尼”):穆斯托教授,在当前的疫情危机中,我们能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什么?

马塞洛·穆斯托(后文称“穆斯托”):这么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收获了太多的赞歌。首先我想说,人类的合作对于个人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个人自由对于共同体的持存一样。合作与自由是“马克思药房”里的两个基本要素。在他为现代社会弊病所开出的药方中,我还要加上三条箴言:第一,决策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有力转移;第二,利用科学技术为所有人的福祉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以及第三,教育的核心作用,包括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

阿佐里尼:疫情加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以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冲突。这是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吗?

穆斯托:这种趋势似乎还将继续下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是推动私有化运动的国家,其资本主义模式阻碍了社会国家的发展,或者已经积极瓦解了社会国家的发展,这也并非偶然。然而,在表面之下,存在着一场更为重要的财富再分配的冲突。过去几十年,资本一直在财富再分配方面占上风。

阿佐里尼:马克思没有预言无产阶级的贫困,而是预言阶级之间不平等的加剧。在这一点上,历史似乎证明他是对的。
穆斯托:是的,如果我们想到巨大的鸿沟(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就会更加清楚这一点。马克思明白,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主要涉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新形式的奴役,而不是其辩护者所宣称的稳步发展。另一方面,他对欧洲工人阶级革命角色的看法失误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他沮丧地注意到英国工人宁愿“跟在他们自己的奴隶主后面”时,他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阿佐里尼: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多样。很多公司都破产了,但网络巨头却没有。那些没有工作保障的人已经失业了,但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却没有。一些零售商已经倒闭,另一些则没有。马克思能否帮助我们解读这个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的现实?

穆斯托:他对社会阶级的分析需要更新,他的危机理论(这个理论毕竟是未完成的)是不同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无法对当今的许多问题给出答案,但他确实指出了关键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今天的主要贡献:他帮助我们提出正确的问题,识别主要矛盾。我得说,这些问题和矛盾可不只一点点。

阿佐里尼:目前的危机重新开启了关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在这方面有什么可以教我们的吗?

穆斯托:我认为马克思今天会尝试学习更多,特别是从拉美的新女权运动那里,后者在主要的社会动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在这方面,他当然不是无动于衷的。在他去世前所作的一些研究中,他详细阐述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他为政治方案所起草的材料多次强调,生产阶级的解放是“所有人的、不论其性别和种族”的解放。他从年轻妇女那里,从早期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中了解到,一个社会的总体解放水平取决于妇女解放的水平。

阿佐里尼:在健康危机期间,争取族群平等的斗争也在美国爆发。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穆斯托:是的,但内容很丰富,它凸显了那个国家的创伤。“黑命攸关”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这场运动将继续坚决地反对美国体制中的种族主义和暴力。

阿佐里尼:现在让我们谈谈阶级斗争和环境斗争之间的联系。它们是相互替代的问题还是相互补充的问题?它们之间有高低先后之分吗?

穆斯托:它们完全是互补的;彼此都需要对方。对剥削劳动的批判和对环境破坏的批判,现在已经是密不可分的了。任何忽略了这两个问题之一的斗争都是不完整的或不那么有效的。我想到的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的生产主义立场,以及常常忽略“生产方式”的生态运动。这些问题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为谁而存在的,这些问题都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扭曲紧密相连。

阿佐里尼:马克思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哲学家,也是赋予工人运动一个国际组织的政治家。这对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启示吗?

穆斯托:没有这种理念,运动将走向失败,在民族主义复兴的时期更是如此。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分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关键,对他来说,国际主义也意味着本土工人和移民工人之间的团结。如果左翼要有能力进行一场长期的思想斗争,而不仅仅是对当前局势的反应,那么国际主义就必须再次成为左翼的一块基石。

阿佐里尼:意大利的左翼到底是在为自己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付出代价,还是在为自己放弃马克思主义而付出代价?

穆斯托:它正在为这两个错误付出代价。首先,它在应对资本主义的质变所需要的变革方面、在针对新社会运动的要求作出反应方面,都太慢了。然后,它目光短浅地选择了放弃,而不是批判地审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现代化。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今天的社会仍是有效的。这足以让我们想起葛兰西,虽然他被囚禁,但当时的他正在进行一场卓越的再发现。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产生的矛盾并不像今天这样显而易见且富有戏剧性。左翼的历史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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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另一种可能的选择

摘要:2021年是巴黎公社运动150周年,本文回顾了这一段激情澎湃的工人运动历史,从政治权力的转型、社会改革法令的发布、不分民族不分男女的集体斗争、以及因中央与地方的分歧而造成的集权与分权之争等方面,生动呈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试验的关键细节。

150年后的今天,公社的主角早已逝去,但公社的幽灵依然在游荡,提醒我们总有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在等待着创造。

关键词:巴黎公社;政治权力;社会改革;革命

法国的资产阶级总是把一切都带走。自1789年革命以来,他们是唯一在繁荣时期致富的人,而工人阶级经常承受危机的冲击。但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将打开新的视野,并提供一个改变路线的机会。1870年9月4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役中战败,被普鲁士人俘虏。次年1月,在巴黎被包围四个月后,法国投降,普鲁士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停战协议中施加了苛刻的条件。在大量正统派和多数奥尔良派的支持下,法国举行了全国选举,梯也尔(Adolphe Thiers)被选为总统。然而,首都民众的不满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强烈,激进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力量大获全胜。右翼政府的未来前景将对社会不正义不管不顾,把战争的负担施加在最不富裕的人身上,并寻求解除城市武装,这在3月18日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梯也尔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只能逃到凡尔赛。

斗争与政府

为了确保民主的合法性,起义者决定立即举行自由选举。3月26日,绝大多数巴黎人(19万票对4万票)赞同起义的动机,85名当选代表中有70人宣布支持革命。15名“市长党(parti des maires)”(这是由某些区的前领导人组成的群体)温和派代表立即辞职,没有参加公社委员会;不久之后,4名激进派加入了他们。剩下的66名成员代表了许多不同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双重政治面貌,所以往往很难区分)。其中有二十几位新雅各宾派共和党人(包括著名的德勒克吕兹和菲利克斯·皮亚特),十几位布朗基的追随者,以及第一国际的17名成员(其中既有支持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者,也有与马克思关联的集体主义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和几个独立人士。公社的大多数领导者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14人来自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事实上,正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权力交给了公社——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两个机构之间一系列分歧和冲突的前奏。

3月28日,大批市民聚集在市政厅(Hôtel de Ville)附近庆祝新的集会,该集会现在正式命名为巴黎公社。尽管它只存在了不到72天,但它是19世纪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重新点燃了因数月艰难困苦而疲惫不堪的民众的希望。在民众驻地出现了许多委员会和团体,它们向公社提供支持,而且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举办了各种倡议,以表声援,并且谋划建设一个新世界。蒙马特尔区(Montmartre)被洗礼为“自由堡垒”。最普遍的一种情绪就是渴望与他人分享。像路易丝·米雪尔(Louis Michel)这样的激进分子展示了自制精神,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这样描述她:“你做了狂热的伟大的灵魂所做的事;……你赞美那些被压迫被践踏的人们。”(引自雨果的诗作《比男人还伟大》)但是,赋予公社生命的不是一位领袖或少数富有魅力的人物;它的标志显然是它的集体维度。男人女人自愿走到一起,追求一项共同的解放事业。自治并不被视为乌托邦。自我解放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任务。

政治权力的转型

为了遏止贫困泛滥,公社颁布了第一批紧急法令,其中有两条分别是免收三个季度房租(其根据是“财产应该做出公平的牺牲”)和无偿发还典当金额不足20法郎的低档典押物品。九个合议制委员会将取代战争部、财政部、总体安全部、教育部、生存部、劳工贸易部、外交关系部和公共服务部。不久后,每个部门都任命了一个代表来领导。

4月16日又进行了一次选举,填补了31个几乎立即空缺的席位。三天后的4月19日,公社通过了《告法国人民书》,其中包括“绝对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以及“公民可以随时干预公社的事务”。它断言,巴黎和凡尔赛之间的冲突“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以虚假的和解告终”;人民“必须战斗,必须胜利”!为了避免各种政治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文字或多或少作了模棱两可的综合。比字面更有意义的是,公社成员通过具体的行动为政治权力的全面转型而斗争。一系列改革不仅涉及政治行政的形式,而且涉及政治行政的本质。公社规定罢免当选代表,并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指令来控制他们的行动(尽管这并不足以解决复杂的政治代表问题)。治安官和其他公共职务也受到永久的控制和可能的罢免,它们不像过去那样是任意分配的,而是在公开竞争或选举后决定。这样做的目的明显是为了防止公共领域成为职业政客的领域。政策决定不是由一小撮公职人员和技术人员作出的,而是由人民作出的。军队和治安部队将不再是与社会主体分开的机构。同时政教分离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政治变革的愿景并不局限于这些措施:它深入到根源。为了大幅度减少官僚主义,需要把权力移交到人民手中。社会领域应优先于政治领域(正如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主张的那样),这样一来,政治就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职能,而是逐渐融入市民社会的活动中。因此,社会机构将收回已经移交给国家的职能。仅仅推翻现有的阶级统治体系是不够的;阶级统治必然终结。所有这一切本可以实现公社的共和国理想,即共和国联合了那些自由的、真正民主的协会,它促进其所有组成部分的解放。这就意味着生产者的自治。

优先考虑社会改革

公社认为社会改革比政治变革更重要。社会改革是对公社是否忠于其原则的检验,也是它区别于1789年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关键因素。公社通过了不止一项带有明显阶级内涵的措施。偿还债务的最后期限推迟了三年,没有额外的利息费用。因不支付租金的驱逐被暂停了,有一项法令允许征用空房给那些家徒四壁的人。公社的一些计划包括:缩短工作日(从最初的10小时缩短到未来设想的8小时);制裁那种为了削减工资而对工人施加罚款的行为,这看似合理,但是不合法;把最低工资调整到一个体面的水平。公社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增加粮食供应并降低价格。面包店禁止夜间工作,一些市级肉类商店也开张了。各种社会援助扩大到人群中较弱的阶层(例如,设立为被遗弃的妇女和儿童提供粮食的赈济处),以及讨论了如何结束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歧视。

所有公社成员都真诚地相信,教育对于个人解放和任何真正的社会政治变革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因素。男孩女孩的上学都是免费的和义务的,受宗教启发的教导逐渐被理性科学的世俗教导所取代。特别指派的委员会和新闻界刊登了许多关于投资妇女教育的令人信服的论据。为了使教育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服务”,它必须“不分男女地为儿童”提供平等的机会。此外,应禁止“以种族、国籍、宗教或社会地位为理由的区别对待”。在不止一个区,早期的实践活动和这些理论上的进步一起让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儿童第一次进入了学校,并免费获得了教材。

公社还采取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有法令规定,逃离城市的雇主遗弃的车间应移交给工人合作协会,并保证在他们返回时能得到补偿。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剧院和博物馆都被集体化了,并置于巴黎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Parisian Artists)的管理之下,该联合会由精力充沛的激进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主持。大约有300名雕塑家、建筑师、石版工和画家(其中包括爱杜尔·马奈(Édouard Manet))参加了这个团体。“艺术家联盟”把来自歌剧世界的演员和人们聚集在一起。
所有这些行动和规定都在短短54天的时间里出台,当时的巴黎还受着普法战争的影响。公社只能在3月29日至5月21日期间工作,英勇地抵抗来自凡尔赛的攻击,这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由于公社没有可以支配的强制性手段,它的许多法令并没有在城市的广大地区统一执行。然而,他们表现出了重塑社会的非凡动力,并指明了可能发生变革的道路。

集体斗争与女权斗争

公社的意义远不止其立法大会所批准的行动。它甚至渴望重新规划城市空间,正如拆除旺多姆圆柱(Vendôme Column)的决定所表明的那样(这根柱子被认为是野蛮的纪念碑和应受谴责的战争象征),并通过将某些宗教场所移交给社区使用而使其世俗化。公社之所以能继续运转下去,要归功于的群众参与的卓越水平和坚实的互助精神。在这种对权威的蔑视中,几乎每个区都出现了革命俱乐部,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俱乐部至少有28人,是自发动员的最有力例证之一。它们每天晚上开放,使市民们有机会在下班后见面,自由讨论社会和政治情况,检查他们的代表取得了什么成就,并提出解决日常问题的不同办法。它们是水平的协会,有利于形成和表达人民主权,以及创造真正的兄弟姐妹情谊,在那里,每个人都陶醉于“我命由我”的空气中。

在这个解放的过程中不容许民族歧视。公社的公民权延伸到所有努力发展公社的人,外国人享有与法国人民一样的社会权利。在公社活动的3000名外国人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体现了平等原则。匈牙利人列奥·弗兰克尔(Leo Frankel)是第一国际成员,他不仅被入选了公社委员会,还担任了劳工“部长”这一关键职位。同样,波兰人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Jaroslaw Dombrowski)和符卢勃列夫斯基(Walery Wroblewski)都是国民自卫军的杰出将领。

妇女虽然仍没有投票权或成为公社委员会成员,但在批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她们违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主张一种新的身份,反对父权制家庭的价值观,超越了家庭隐私,参与到公共领域。“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的妇女联盟”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一国际成员伊丽莎白·德密特里耶芙(Elisabeth Dmitrieff)的不懈努力,该联盟在确定战略性的社会斗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妇女们关闭了合法的官方妓院,赢得了男女教师的平等待遇,喊出“同工同酬”的口号,要求在婚姻和自由工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在工会中推进唯一的女性商会。五月中旬,军事形势恶化,凡尔赛的军队就在巴黎的大门口,妇女们拿起武器,组成了自己的一个营。许多人拼死抵抗,在路障前咽下最后一口气。资产阶级的宣传对他们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称她们为“暴烈女(les pétroleuses)”,并指责她们在巷战中放火焚烧城市。

集权还是分权?

公社寻求建立的真正民主是一项雄心勃勃、困难重重的工程。人民主权要求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从3月下旬开始,在巴黎,中央委员会、地方小组委员会、革命俱乐部和士兵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夹在公社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复杂的两强垄断之间。后者保留了军事控制,经常充当名副其实的反委员会力量。虽然人民的直接参与是民主的一个重要保障,但多个权威同时工作反倒使决策过程特别困难,而且意味着法令的执行变得曲折。

中央当局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导致了相当多的混乱,有时会陷入瘫痪。面对战争的紧急情况,面对国民自卫军内部的无纪律和政府的日益无能,儒勒·缪特(Jules Miot)建议按照1793年罗伯斯庇尔的独裁模式,建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彻底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微妙平衡。该法案于5月1日以45票对23票获得通过。事实证明,这个错误富有戏剧性,它标志着一场新的政治实验的结束,公社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第一个集团由新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组成,倾向于权力的集中,最终政治维度凌驾于社会维度之上。第二个集团认为社会领域比政治领域更重要,其中包括第一国际的大多数成员。他们认为分权是必要的,并坚持共和国绝不能怀疑政治自由。在欧仁·瓦尔兰(Eugène Varlin)的不懈协调下,第二个集团强烈反对独裁主义倾向,也没有参加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选举。在它看来,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将完全违背公社的建立原则,因为它选出的代表不拥有主权(主权属于人民),而且代表也没有权利把主权割让给一个特定的机构。5月21日,当这个少数人组成的集团再次参加公社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又进行了一次团结队伍的新努力。但已经太迟了。

作为革命代名词的公社

巴黎公社遭到凡尔赛军队的残酷镇压。在5月21日至28日这个“血腥一周(semaine sanglante)”里,共有17000至25000名市民被屠杀。最后一次战斗是沿着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 Cemetery)的围墙进行的。年轻的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将法国首都描述为“一座悲伤的、几近死亡的城市”。这是法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只有6000人成功逃亡到英国、比利时和瑞士。有43522人成为俘虏。其中100人在经过军事法庭的简单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另外13500人被送进监狱或强迫劳动,或被驱逐到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等偏远地区。到那里去的一些人与莫克拉尼领导的阿尔及利亚反法殖民武装起义者团结在一起,并与他们共命运。莫克拉尼起义与巴黎公社同时爆发,最终也一样遭到法国军队的镇压,倒在血泊中。

巴黎公社的幽灵加剧了整个欧洲对社会主义镇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报刊忽略了梯也尔政府前所未有的暴力,指责公社成员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对“自然秩序”和资产阶级法制的恢复表示极大的宽慰,对“文明”战胜无政府状态表示满意。那些胆敢侵犯统治阶级权威和侵犯其特权的人都受到了惩戒。妇女再一次被视为低等生物,而那些脏手上布满老茧的工人曾无所顾忌地认为自己是统治者,最后还是回到更适合他们的位置。
然而,巴黎起义为工人斗争提供了力量,并将他们推向更激进的方向。在它失败的第二天,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写了一首注定会成为工人运动中最著名的颂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段巴黎的岁月告诉我们,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从今以后,即使再逢“樱桃时节(Le Temps des cerises)”(引自公社成员让-巴蒂斯塔·克莱芒(Jean-Baptiste Clément)的一篇著名诗歌的标题),公社的主角们不再回来,巴黎公社也体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思想及其实际的应用。它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成为工人阶级本体论经验的代名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道,这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功地“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巴黎公社改变了工人的意识和他们的集体观念。如今150年过去了,它的红旗仍在飘扬,提醒着我们总有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巴黎公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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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L同学, 现代性哲学+

“当代危机与价值的不合时宜性” The Current Crisis and the Anachronism of Value 的作者是已故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学家莫伊舍·普殊同,该文于2017年发表,后被辑录进莫斯托主编的《150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论文集。

文章围绕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全球的结构变革问题,依次评介了就历史变动问题做出理论回应的若干流派——传统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学派,清晰地呈现出作者普殊同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不定性”与“价值结构的稳定性”这一对立矛盾的看法,体现出普殊同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尤其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来回应、处理当代问题的深刻洞见。

全文结构严谨,由第一节“马克思和当前危机的理论化”、第二节“资本主义与历史的发展”提出自20世纪以来的西欧危机、世界危机,借助于对历史发展轨迹的描绘,皆数反驳、质疑了:(1)将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源完全植根于“不平等”、“阶级剥削”及其附带的“性别对立”、“种族对抗”、“身份认同压制”等概念的观念;(2)尝试用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来把握当代世界危机的做法(作者此处的反驳对象是哈贝马斯、福柯和德里达);(3)传统马克思主义普泛化的解释框架,将社会控制首要地分析成阶级控制的立场;(4)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将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偶然性(contingency)、而忽略了展开着的、内在必然性的观念。接着进入到了第三节“历史化地特殊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动力”,从正面提出自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新理解,借由分析商品、劳动、价值等关键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准客观化”(quasi-objective)、“形式化”特征formal character,打破了“超历史预设”(transhistorical proposition)的假象。最后,沿着第三节提到的价值的二重性、及由内在二重性导致的价值概念的历史的不合时宜,第四节:“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总结式地给出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去向”的回答,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尽管越来越不合时宜(从对其的内部反思来看),然而,它依然保留着必然性。马克思的分析也是从作为结果的资本主义动力机制来反思其生活形式的产生,而非是直接预测可能有的替代方案,因此,更重要的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特殊性所在。

分析完文章的筋骨脉络,现在让我们换上长焦距镜头,来更近地看看普殊同的佐证论据。

在第二节中,普殊同的论争对象先是瞄准了强调“不平等问题”的皮凯蒂。普殊同对皮凯蒂的研究思路表达了不满,认为后者对近代历史的不平等性分析,虽然揭露出当代世界在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上的极度扭曲,然而却隐含着将现代历史发展线性化的危险。普殊同提出了与不平等性的变动同时发生着的其他要素——经济增长。

概括来说,普殊同认为皮凯蒂描述的不平等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峰值→回落→回弹的发展轨迹(正U型),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却并没有呈现出与此相反的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在不平等趋势最明显的时期,经济发展反而呈现出上扬势头。普殊同借此例证得出,“不平等”是和诸如“经济增长”等其他要素同时关联在一起的,它们都可以指向一类更大的历史模式——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20世纪初以国家为中心的、福特制的资本主义state-centric, Fordist capitalism→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

通过揭示这条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普殊同将问题引向了“历史动力的不定性”(the problematic of historical dynamics)与“全球结构变革”(the global structural change)这一对关系。中间的联结枢纽是本节的5-7段。大意为:不同国家已经越来越深得被纳入共同的发展模式中,尽管在具体的历史时刻里会显现出不均匀性(different inflections of common pattern),然而,却不能被完全解释为超出“一般性”以外的偶然发展。共同发展表明既有的普遍化的结构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决策的束缚,同时,尚未被政治所控的其余力量作为潜在要素隐藏于历史情势(historical situatedness)之中。

该文第二个重要的论证出现在第三节。在谈到资本主义复杂的动力时,普殊同刻画了隐隐显形的当代双重危机——自然环境的恶化&劳动社会的终止(demise of laboring society)。第一重有关自然环境的危机,是由于当前的价值模式(被理解为“temporal”的价值)将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不停增加的财富积累视为驱动力,这会导致对原料和能源的需求增大,加剧自然环境压力。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制约,而是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假设增长的最终目标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作为量的产品,那么,增长轨迹就会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重有关劳动形式的危机更加切中马克思价值理论。按照普殊同的分析,资本主义会不停地追求提升生产力,这会反向要求在生产中运用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要素。伴随社会一般智力的积累,以抽象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就会发生历史性动摇,依托于价值、无产阶级的劳动而呈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会越来越“不合时宜”(anachronistic),这是从“破坏式”的角度来说;另一方面,从“创新”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取代劳动时间对生产发挥主要贡献作用,意味着劳动的本质和社会组织方式会发生根本转变。废除资本主义也意味着废除劳动。

这两重危机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它们会带来的后果,而且还因为它们蕴含着与自身所在的历史阶段出现区别、突破的可能。资本主义一方面依赖着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又生产出这重形式的不合时宜性。这或许就是普殊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永无止境地一边推“新”,另一边维“旧”(The historical dynamic of capitalism ceaselessly generate what is“new”, while regenerating what is the “same”, cf, P102)

当然,普殊同的这篇文章还有更多精彩的论证片段,比如说对殖民化和反殖民化进程的关注、对后福特制生产特点的关注;比如说,详尽阐述偶发性历史中的必然性,并将其称作“不自由的形式”(a form of unfreedom);再比如说,将价值尺度和具体财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比喻成永不停息的滚轮“treadmill”;还比如说,第三节结尾处形象地用“自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来象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价值的构建与摧毁过程.

总之,普殊同对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稳健分析体现出他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基本信念——与其说马克思是在思考资本主义之后的替代方案,毋宁说他在深思熟虑资本主义进行自我推动的动力来源。这种理解方式有别于将现代的厌恶情绪全部打包给“资本”的轻率做法,后者认为,只要破除了大写的资本,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换掉它所代表的社会生活形式,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本人反对的“非历史”、“非社会”的分析立场。

《资本论》第三卷曾这么描写过“历史地规定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无,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2018版,922页)可见,要破除的不是作为“物”的资本,而是要将反思性的批判代入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中。

毫无疑问,普殊同所呈现的“历史特殊性”思考,为当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且烦难的角度。当务之急的或许不是指责他对“价值形式”和“当代危机”的循环解释,而是试着理解他的思想遗产——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及其过渡意义,而非绝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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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米兰, 现代性哲学+

Kevin Anderson 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研究MEGA2手稿,尤其是《资本论》法文版。他关于手稿的研究成果,在2016年汇编成一本《马克思的边缘文本:关于民族、族群和非西方社会》(Marx at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ies)。给Musto文集提供的这篇文章基本延续了他在自己这本著作中的关注重点。

安德森文章的入手点是一个经常被争论的话题:很多学者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后期著作不再关注革命问题,该文的努力是借助《资本论》及边缘的手稿,发现马克思后期思想中的革命要素。

首先,安德森回应了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一个批评(p19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提出了一种对未来革命的预判(《资本论》单行本第874页),而现实的历史似乎证明这种“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的预判是错误的。但安德森认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该章前后段落的行文相比,例如第25章充满了对英国发达工业社会在地性经验的具体描写,而24章对革命的预判则显得极为抽象:马克思并没有暗示革命会发生在某个特殊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抽象的描述似乎侧面证明马克思并不认为革命会发生在不远的将来。

在第三节中,安德森考察了族群、殖民和阶级概念集一身的一个样本:爱尔兰。从族群的意义上讲,爱尔兰民族是受到外国势力(英国)压迫的受害者;从殖民的角度讲,爱尔兰经济体系的自足性被殖民者彻底破坏,种植农业被迫转为养羊的牧场,从此彻底成为英国的农业依附国。而从阶级的角度讲,爱尔兰作为一个整体被卷入资本积累,成为被剥削的阶级。

马克思在1870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写作的“机密通知(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中,称爱尔兰工人作为移民,在英国受到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而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歧视是一种“错误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这种无产阶级内部的分歧会导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结果。但是安德森发现,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原则,指出这种“错误的意识”具有对革命的积极作用:爱尔兰工人受到的双重压迫很可能成为革命的突破口,以此从民族革命发展为更大范围的阶级革命(P200)。

安德森在第四节中考察了马克思十分推崇的美国革命。他把马克思对美国革命的理解总结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可能性。因为美国内战的爆发,一方面是联邦政府希望废除奴隶制,另一方面原因是国会想要推动全国性的土地改革(P201)。安德森把美国内战的影响总结为两个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提及美国在废奴运动后的革命潜力——黑人奴隶可以被视为最受压迫的无产阶级(P202);在国际方面,马克思在1867年版本的《资本论》序言中(《资本论》单行本第9页),把美国内战对欧洲工人积极产生的作用与美国独立战争对欧洲中产阶级的震动相类比,后来发生的巴黎公社运动也可视为美国内战的余波。

第五节的考察重点是俄国公社。安德森这里使用了两个文本作对比(P203):在1867年版本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帮助资本完成原始积累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对农业工人的压迫,和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对非洲黑人的压迫。这两个方面随后发展成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此时认为英国和欧洲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早期积累的条件(《资本论》单行本第823页)。但是在1872年左右的法文本中,马克思扩充了对原始积累的描述,把西欧国家的发展历程称为“起主导作用的激进模式”(原文来自MEGA2手稿),至于俄国和世界上其他远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心的地区,则存在着可能性更多的“其他模式”。而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导言中,马克思直接指出,俄国与爱尔兰等国家一样,蕴含了发动工人阶级革命的可能,而这些国家反抗压迫的革命可以与西欧的工人运动产生积极的相互影响,进而引发全球性的革命。

最后一节中,安德森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替代品,即自由人的联合体(P204)。在“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一节,马克思把一个透明的自由人联合体,设想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模式(《资本论》单行本第96页)。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图景呢?马克思在多处文本中提及了通过革命通达共产主义之路,但是安德森认为,只有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真实发生以后,马克思才把“废除国家”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先决条件(《文集》第3卷第155-6页)。安德森指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说法在德文第一版《资本论》中被淹没在商品和货币的描述中,而在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中,马克思才强化了这一概念。

 

总之,安德森的观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从“资本和劳动”的角度来思考革命的,他并没有以一种还原论的方式无视了种族、民族、殖民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关系。

 

总的来说,作者作为MEGA编委之一,文章使用了比较经典的文本分析方法,借助文本来回应争论的方式显得论据充足,但另一方面也有比较机械的弱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1848革命和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运动接连失败后,马克思晚年思考的重点无疑转向了以《资本论》为载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考察资本规律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革命叙事:安德森的文章提请读者注意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和西欧外围国家(与中心的英法德等相对)的重视,革命火种可能需要在地理的意义上暂时转移阵地。但另一方面,就《资本论》本身而言,资本的规律必然指向自我否定,在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蕴含了革命的必然性: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综上,马克思晚期的革命叙事可以总结为两条线索,一是在《资本论》中通过研究经济规律来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自掘坟墓,二是在东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外围国家中考察“多线性”革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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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和波兰独立斗争:马克思与解放政治学

马塞罗·默斯托 著  张福公 译
内容提要 | 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在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新闻工作和学术兴趣促使他将注意力聚焦于两个突出的历史事件:第一是美国内战的爆发,当时七个蓄奴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是波兰人民抵抗俄国占领的起义。

马克思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也借助国际工人协会影响了他的政治努力。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对美国内战和波兰独立斗争的研究是如何同他的理论发展和政治介入紧密联系起来的。通过考察,马克思把捉到了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微观动力学,这使得他能够为工人阶级组织提供有效的国际主义干预建议。
关 键 词 | 美国内战  奴隶制  波兰起义  国际工人协会  解放
作者简介 | 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
译者简介 | 张福公(1990—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南京 210023)

一、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
1861年春,美国内战的爆发震动了整个世界政治。这场战争是在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开始的,当时七个蓄奴州即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西安纳州和得克萨斯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随后,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后来的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尽管后两者没有正式宣布脱离)加入了脱离合众国的行列。随之而来的血腥冲突夺走南部同盟(the Confederacy,主张维持和扩大奴隶制)和北部联邦(the Union,忠于林肯但在某些情况下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大约75万人的生命。

马克思立即着手研究这一事件,并在7月初写信给恩格斯指出:“南部和北部之间的冲突,在北部五十年来一再屈辱地退让之后,终于(撇开‘骑士等级’的新的无耻的要求不谈)由于西北部各州的非凡发展对事件进程产生影响而爆发了。”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脱离主义运动没有任何合法性。他们应被视为“篡夺”,因为“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举行过全民投票”。无论如何,“这不仅仅是脱离北部,而且是巩固和加强南部三十万奴隶主对五百万白人实行寡头统治的问题”。几天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至于脱离问题,英国各报的报道完全不真实”,因为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到处“都有过对脱离的极其强烈的反抗”。而且,在允许选举协商的地方,一切活动都是在应受谴责的情况下进行的。譬如,在墨西哥湾的各州,“真正的人民投票只在几个州里举行了”。在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大批军队突然开入该州”,而“关于脱离问题的投票,就是在这些军队的掩护下进行的(纯粹是波拿巴式的)。尽管不断采取恐怖手段,但还是有五万票拥护联邦”。在得克萨斯州,“除南卡罗来纳以外,它拥有最强大的蓄奴党和最残暴的恐怖手段,但仍然有一万一千票拥护联邦”。在亚拉巴马州,“人民既没有就脱离问题举行投票,也没有就新宪法等问题举行投票。这里选出的代表大会以六十一票对三十九票通过脱离法令。但是几乎完全由白人居住的北部各郡投的这三十九票比那六十一票代表了更多的自由人;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每个奴隶主同时还可以替他五分之三的奴隶投票”。至于路易西安纳州,“在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投票赞成联邦的比赞成脱离派的多。但是这些代表倒过去了”。

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的这些想法在他的新闻稿件中得到了更为重要的论证补充。除了投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零星稿件之外,马克思于1861年10月也开始为维也纳的自由派日报《新闻报》(Die Presse)撰稿,该报当时有3万名订阅者,是奥地利最受欢迎的报纸,也是最受欢迎的德语报纸之一。这些文章的主题——也包括关于法国对墨西哥的第二次入侵的报道——主要是美国内战对英国的经济影响。马克思尤其关注了贸易发展和财政状况,并评估了公众舆论的趋势。因此,在《伦敦的工人大会》(1862年)中,他对英国工人组织的示威活动表示欣慰,他们虽然“在议会中是没有代表的”,但却成功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影响”,阻止了英国对联邦的军事干预。

同样地,当美国海军在一艘英国船只上非法逮捕两名南部同盟的外交官时,马克思就“特伦特号”事件(Trent Affair)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他写道,美国永远不应忘记:“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对于他们来说,“尽管被收买的、不负责任的报界天天进行恶毒的煽动,但在这和平处于千钧一发的整个时期内,没有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能在联合王国召开成功”。当“把官方的和富裕的约翰牛的伪善、威逼、怯懦和愚蠢的行为拿来和这种立场作比较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更值得赞扬:一方是勇敢和一致,另一方则是不连贯和自相矛盾。他在1861年5月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评论道:“所有的英国官方报刊自然都支持奴隶主。正是这些先生们,曾以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慈善言论使全世界都听得发腻。但是棉花啊,棉花! ”
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兴趣远远超出了这场内战对英国的影响。他首先想要阐明这场冲突的本质。他在内战爆发几个月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一文中指出:“欧洲各国人民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更深入地分析了两个敌对党派的论点。他首先揭露了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虚伪。在《北美内战》(1861年10月25日)一文中,马克思嘲笑当时英国的主流报刊《泰晤士报》的“辉煌的发现”,即认为美国南北战争“仅仅是一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其结论是英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宣布支持南部同盟所代表的“自由贸易”。而包括《经济学家》和《星期六评论》在内的许多报刊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并坚持认为“奴隶制度问题……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在反驳这些解释时,马克思提请大家注意这场冲突背后的政治动机。他指出,南部奴隶主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从而“对美国产生政治影响”。为此,有必要征服新的地区(如1845年发生的吞并得克萨斯州)或将美国的现有地区变为“蓄奴州”。 美国奴隶制的支持者是“一个狭小的寡头统治,与之对立的是好几百万所谓‘白种贫民’,这些白种贫民的人数由于地产的集中而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处境也只有罗马帝国极度衰微时期的罗马平民才可比拟”。因此,“取得新的领地和有希望取得新的领土”是将穷人的利益与奴隶主的利益等同起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把他们的热烈的事业欲引到一个无害的方向,并且用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奴隶主的希望来羁縻他们”。另一方面,林肯追求的目标是“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经济规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从而消灭“蓄奴州”的政治“领导权”。

马克思在文章中反驳道:“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基于对这种经济形式的扩张主义机制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这些评论突显了马克思与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之间的分歧,后者拒绝在北方军队中建立指挥所,认为这只是一场与奴隶解放无关的权力斗争。对于加里波第的立场以及他未能恢复双方和平的努力,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评论道:“加里波第这头蠢驴由于给北方佬写信谈同心一致而声名扫地了。” 鉴于加里波第无法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真正目标或选择,马克思在对可能的历史发展作出一种非极多主义的警告(non-maximalist alert)的同时,立刻意识到美国内战的结果将对全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设定了依循奴隶制道路或解放道路前进的历史时钟。

1864年11月,面对各种事件急剧变化的状况,马克思告诉他的表舅莱昂·菲利浦斯(Lion Philips):“林肯当选时,问题只是在于不对奴隶主作出任何新的让步,然而现在,废除奴隶制已是大家公认的、并且一部分是已经实现了的目的。”他还补充道:“应当承认,象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大转变还从未有过。它将会对全世界发生极其良好的影响。”

二、亚伯拉罕·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
1864年11月,林肯连任总统使马克思有机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发表具有明确政治意义的祝贺:“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末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则是:消灭奴隶制!”

南部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宣称,“奴隶制是仁慈的制度”,甚至鼓吹它是“解决劳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老办法”。因此,马克思迫切希望澄清事实真相:“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甚至在上层阶级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士进行的狂热袒护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可怕的警号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 然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问题:“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非常类似的观点,在那里,他明确强调:“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畸形的,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就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轻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马克思很清楚林肯的温和政治立场,他也没有掩盖他的一些盟友的种族偏见。但他总是不带任何宗派主义地明确强调南部的奴隶制与北方的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差异。马克思明白,美国正在发展着的各种条件将摧毁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制度之一。奴隶制和种族压迫的终结将使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能在一个更有利的框架中进行,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由于约翰逊总统在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统职位,马克思便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马克思想提醒安德鲁·约翰逊,他作为总统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即“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

几年后,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发表了一篇《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1869年)。他清楚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苦难同金融贵族、暴发户贵族和其他因战争而出现的寄生虫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国内战争总还有好的结果,那就是奴隶的解放以及因此而对你们本身的阶级运动所起的刺激作用”。最后,他总结道:“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现在,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

三、关于波兰革命与俄国的反动角色问题
至于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的许多精彩的分析性文章,只有其中一部分被发表出来。1862年2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从德国当前的恶劣情况来看”,维也纳《新闻报》并没有成为“原来所指望的奶牛”来支撑令他苦恼的财务状况。“这些家伙”可能“每四篇文章只登一篇”,因此他不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改善他的家庭状况,还要遭受“白费时间”和揣测“仁慈的编辑部是否会恩准发表某一篇文章”的苦恼。 马克思在4月份重复了这一想法,他向恩格斯发表了一段讽刺性的评论:“维科在自己的《新科学》中说,德国是欧洲唯一的还在用‘英雄语言’的国家。如果这个老那不勒斯人有幸领略维也纳《新闻报》或柏林《国民报》的语言,那他是会抛弃这种成见的。” 1862年底,马克思决定放弃与奥地利报纸的合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成功发表了52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是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撰写的。

虽然震动美国的各种事件是马克思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主要焦点,但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也一直在密切关注俄国和东欧的一切主要动向。在1860年6月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对一个重要的政治焦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俄国及其盟友亨利·帕默斯顿(Henry Palmerston)和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他试图说服拉萨尔,他们的“党”的立场和那个带有浪漫主义观点的托利党政治家大卫·乌尔卡尔特 (David Urquhart)的立场之间没有任何不合法之处。对于乌尔卡尔特——为了达到反俄和反自由的目的,他厚颜无耻地再版了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初刊登在英国宪章派的机关报上的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马克思写道:“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这我根本不在乎;正如,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即民族主义的——作者注]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马克思继续说:“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像‘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一直在寻找一种可能抑制俄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反动作用的反抗迹象,并在1863年初写信给恩格斯(即波兰一月起义爆发和俾斯麦随即帮助镇压起义后不久)说:“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 四天后,他表示道:“波兰事件和普鲁士的干涉,这的确是一种使我们非说话不可的形势。”

鉴于这些事件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只通过发表文章来发声是不够的。因此,他建议立即在伦敦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名义发表一份接近其政治立场的宣言。如果他想继续申请德国公民身份和“返回德国”,这将为他提供掩护。恩格斯应该写这本小册子的“军事部分”,重点是“德国在复兴波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马克思将撰写它的“外交部分”。 当1863年2月18日普鲁士众议院谴责政府政策并通过一项支持中立的决议时,马克思热情洋溢地指出:“我们很快就会有革命了。” 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波兰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来证明在霍亨索伦世袭领地存在的时候,要捍卫德国的利益是不可能的。” 俾斯麦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或者他授权“普鲁士将[波兰]领土视为俄国的领土”,构成了马克思继续完成他的计划的政治动机。

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另一个周密研究计划。他在5月下旬寄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一直在研究波兰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使他能够“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 ”。因此,在1863年2月至5月间,他写了一篇题为《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手稿,这些手稿很好地记录了柏林对莫斯科的历史性从属。对于霍亨索伦王朝来说,“俄国的发展代表了普鲁士的发展规律”,“没有俄国就没有普鲁士”。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波兰的复兴将意味着当前俄国的溃败,挫败其篡取全球霸权的企图”。出于同样的原因,“波兰的覆灭——对俄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意味着]德国的某种衰落,(因为)唯一能够抵挡普遍的斯拉夫洪水的大坝崩溃了”。但这篇拟作的文章最终没有完成。这一次,责任显然在于恩格斯(他负责撰写最重要的军事部分),而马克思的“外交部分”则“随时准备写好,它将只是作为一点补充”。然而,当年10月,马克思设法发表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1863年),以帮助波兰自由战士筹集资金。它开篇就是一个响亮的声明:“波兰问题是德国问题。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统一的德国,就不可能使德国摆脱从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开始造成的对俄国的从属地位。”但在马克思看来,“德国贵族阶级早就承认沙皇是幕后的最高的国家统治者。德国资产阶级一声不响,消极冷淡地坐视英勇的人民遭到屠杀”。而“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并将与波兰反抗者并肩作战。

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斗争是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反俄斗争。这场斗争直到1864年4月才结束,俄国人处决了革命政府的代表、最终镇压了这场起义。当年五月,俄军还完成了对北高加索的占领,从而结束了自1817年就已爆发的一场战争。对此,马克思再次表现出非凡的洞察力,不同于“欧洲以白痴般的冷漠态度加以观望”,他将“镇压波兰起义和占领高加索这两件事”看作“是1815年以来最严重的欧洲事件”。

四、第一国际对波兰斗争的支援
马克思继续投身于对波兰问题的研究,并多次在第一国际内部进行讨论。实际上,由于一些法国和英国的工人组织在伦敦明确表达了对波兰人民反抗沙皇侵占的声援,因此,第一国际于1863年7月组织召开了最重要的基金会筹备会议。

后来,在第一国际成立三个月后,在总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于1864年1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者彼得·福克斯(Peter Fox)在他给波兰人的公开信中说:“法国人在传统上比英国人更加同情波兰人。” 对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正如他写信给恩格斯时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把法国人不断背弃波兰人的历史上无可争辩的情景,从路易十五起直到第二个波拿巴止,作了详尽的描绘”。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他撰写了一篇新的手稿,即后来所说的《波兰和法国》(1864年)。该手稿是用英语写成的,时间上涵盖了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到1812年这一段时期。

在一年后的1865年9月,即第一国际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刚结束后不久,马克思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工人运动外交政策的议程草案。作为一项优先事项,马克思表示:“需要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而这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但马克思对波兰问题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在面对各个遥远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能够及时掌握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为事件的转化作出贡献。而当今世界的左翼运动迫切需要复兴这种国际主义视野。

 

参考书目
i 马克思用它来指称当时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译者注
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0~181页。
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1页。
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1页。马克思在撰写此文时并不熟悉的1860年人口普查记录了超过394000名奴隶主,或8%的美国家庭。然而,奴隶的数量总计为3950000。参见United States Census Offic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Compiled from the Original Returns of the Eighth Census Under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6.
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6页。
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8页。
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8页。
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80页。
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3页。
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3页。
x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4页。
x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01页。
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4页。有关马克思对奴隶制的思考,参见W. Backhaus, Marx, Engels und die Sklaverei, Düsseldorf: Schwann, 1974.
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6~347页。
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7页。
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8页。
x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4页。
x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5页。
x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5页。
x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6页。
xx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6页。关于“南部奴隶制的内在扩张主义特征”,参见R. Blackburn,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Marx and Lincoln, London: Verso, London 2011, p. 21.
xx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3页。
x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页。
x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页。
x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
x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这里马克思引用的话是出自奴隶主A.斯蒂芬斯(A. Stephens)于1861年3月21日在萨凡纳(Savannah)发表的演讲,该演讲发表在1861年3月2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xx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21页。
xx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页。
xx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xx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xxxiv 关于两者的差异,参见A. Kulikoff, Abraham Lincoln and Karl Marx in Dialog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xxxv 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指出:“打败奴隶主统治集团和解放奴隶,并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它将会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劳工的组织和进步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富有的奴隶主类似于欧洲的贵族,而推翻他们的任务也类似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宣扬过的作为德意志革命者当下目标的民主革命。”译文参考[英]罗宾·布莱克本:《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李晓江、陈志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xx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9页。
xx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页。
xx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页。
xx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403页。
xl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6页。
xl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0页。
xlii K. Marx, Lord Palmerston, in MECW, vol.12, 1979, pp. 341-406.
xl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7页。 关于马克思对俄国的政治观念的研究,参见Dawid Rjasanow, 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ssland in Europa, Die Neue Zeit, Ergänzungshefte Nr.5, 1909, pp.1-64; Bernd Rabehl, Die Kontroverse innerhalb des russischen Marxismus über die asiatischen und westlich-kapitalistischen Ursprünge der Gesellschaft,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zaristischen Staates in Russland, in Ulf Wolter (ed.), Karl Marx. Die Geschichte der Geheimdiplomatie des 18. Jahrhunderts. Über den asiatischen Ursprung der russischen Despotie; Berlin: Olle und Wolter, 1977, pp.112-78; 另参见Bruno Bongiovanni, Le repliche della storia,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1989, pp. 171-189.
xliv 参见Marcello Musto,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8, p.132。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8页。
xl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2页。
xl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3页。
xl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3页。
xl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0页。
xl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1页。
l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 89. 关于所有马克思讨论波兰问题的手稿的主题性文集,参见K. Marx, Manuskripte über die Polnische Frage (1863-1864), S’-Gravenhage: Mouton and co., 1961。 关于按照文章的时间顺序汇编而成的版本,参见K. Marx, Przyczynki do historii kwestii polskiej. Rękopisyzlat 1863 -1864 /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polnischen Frage, Manuskipte aus den Jahren 1863-1864,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1971。
l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6页。
lii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liii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liv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B.邦乔瓦尼(B. Bongiovanni)指出:“在马克思这个国际大事件的热情观察者看来,那种对社会进步不够敏感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陈旧特征的危险偏执的解决问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走向最终斗争即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特殊矛盾的准备工作。”参见B. Bongiovanni, Introduzione, in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 xxv。
l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7页。
l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4页。
l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4页。
l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5页。
l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01~402页。
l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页。
l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9页。译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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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 Du Kaer Makesi!——Yimanniuer Wolesitan Fang Tan”

阅读卡尔·马克思!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访谈

马塞罗·默斯托 著     张福公 译

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与意识形态风靡全球。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深刻不平等(尤其是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当代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促使许多学者、经济分析家和政治家们重新开始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寻求一种替代性方案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于是,几乎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涌现出一股“复兴马克思”的热潮,即回到一位过去曾被错误地混同于马列教条主义、在柏林墙倒塌后又被轻率地抛弃的思想家。
回到马克思不仅在于他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发展动态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于他的著作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借助它可以仔细检验为什么过去用另一种生产方式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经济实验大都失败了。关于这些失败的解释对于我们当下寻求各种替代性方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学者,是在世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最适合谈论马克思的当代意义的学者之一。他长期以来都是马克思的读者,而且,他自己的著作也深受这位于1818年5月5日在特利尔出生的革命家的理论的影响。沃勒斯坦已撰写了30余部著作,并被译为多种语言文字,其中就包括从1974年至2011年以四卷本出版的著名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
默斯托:沃勒斯坦教授,最近30年来,围绕马克思对当今世界是否依旧具有解释力这一问题,世界各地在持续出版着各种著述,展开各种争,以及召开各种会议。这种现象令人惊讶吗?或者,您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一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人们来说仍然有效吗?
沃勒斯坦:关于马克思,有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你从前门将他推出去,他又会从后窗溜回来。现在的情况又是如此。马克思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不得不解决那些他仍然很有发言权的问题,因为他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不同于大多数其他作家。很多专栏作家和学者——不只是我自己——都发现马克思是极为有用的。而且,无论人们在1989年曾做过怎样的预言,今天我们再次迎来了一个马克思广受欢迎的新时期。
默斯托:柏林墙的倒塌将马克思从一种与他的社会观几乎无关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出来。这种伴随苏联解体而形成的政治图景使马克思从一种国家机器的傀儡角色中解脱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让马克思关于世界的解释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呢?
沃勒斯坦:我相信,当人们想用一个概念来概括马克思关于世界的解释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当我根据当前的各种问题来阅读马克思的时候,对我而言,阶级斗争就意味着我所说的全球左派(the Global Left)为反对全球右派(the Global Right)而进行的必要斗争。我认为前者是致力于代表那些处于收入底层的80%的世界人口,而后者则可能代表1%的人口。而这场斗争的关键就在于另外19%的人口,也就是如何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而不是对方的阵营。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体系出现了结构性危机的时代。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将会取代它。我坚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所说的“达沃斯精神(Spirit of Davos)”。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保留着资本主义最坏的那些特征的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剥削,而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两极分化。另一种就是建立一种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制度。阶级斗争是一种为了影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前景所采取的必要尝试。
默斯托:您对于中产阶级的思考使我想起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思想,不过,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懂得如何激励大众,也就是您提到的80%的世界人口参与政治。这一点对于所谓“全球南方”来说尤为紧迫,那里集聚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而且,在那里,尽管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造成的不平等急剧增长,但是各种进步运动却比之前愈加萎靡不振。在这些地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抗经常被引向对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各种仇外政党的支持。而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现象也在欧洲出现了。
那么,马克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新形势吗?最近发表的一些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关马克思的新阐释,用您的话来说,它们或许有助于为马克思在将来的回归打开其他的“后窗”。这些研究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考察已经超出了劳资冲突的层面,而将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实际上,马克思投入了大量时间来研究非欧洲社会和殖民主义对资本主义边缘所发挥的毁灭性作用。同样,与那些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等同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解读相反,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直占据着显著地位。
最后,马克思对学者们在谈论他本人时经常忽略的其他主题同样有着广泛的兴趣,其中包括技术的潜力、民族主义批判、对不受国家控制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探索以及个人自由在当代社会中的必要性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是,除了马克思的这些新面孔——它表明人们重拾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将是一种在未来几年里注定会持续下去的现象,您能谈一谈您认为今天值得重新思考的马克思最被认可的三种思想吗?
沃勒斯坦:首先,马克思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向我们阐释了资本主义并不是组织社会的自然方式。在他年仅29岁时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就已经嘲弄了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马克思写道,对他们来说,“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却不将历史用于他们所拥护的生产方式上,而是将资本主义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在《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一书中,我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以此来反对少数主流政治经济学家所信奉的一些含糊不清的观点。我曾多次强调,任何资本主义都是历史性的。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简单明了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
其次,我想强调一下“原始积累”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它表明剥夺农民手中的土地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清楚认识到这是形成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关键过程。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起源时就已经出现,而今天它依然存在着。
最后,我想恳请大家对“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个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建立的制度中,国家掌握着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没有遭受剥削或压迫。他们实际上遭受了剥削或压迫。而在此之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任何人从未想过会像斯大林那样谈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种可能的方案。生产资料也可以被合作拥有(cooperatively owned)。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就必须知道究竟谁生产了剩余价值,谁又得到了剩余价值。同资本主义相比,这就需要进行彻底地重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默斯托: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许多新书和电影都聚焦于他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有没有一个您觉得是最有趣的时期?
沃勒斯坦:马克思的一生是异常艰辛的。他要同严峻的自身贫困作斗争,他很幸运有一位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在感情生活上也过得并不轻松。但他坚持不懈地从事着他视为毕生使命的工作——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这是令人钦佩的。这正是他所着眼的东西,所以他并不想解释古代,亦不想定义未来社会主义的面貌。这些都不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任务。他只想理解他正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世界。
默斯托:就马克思的一生而言,他不只是一个一头扎进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的书堆中与世隔绝的学者,而是一个始终投身于自己时代的纷繁斗争中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者。由于他的激进主义,马克思在年轻时就遭到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驱逐。当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又被迫流亡英国。他创办报纸和杂志,一直竭尽所能支持工人运动。后来,在1864—1872年间,他成为第一个工人阶级跨国组织即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者。1871年,马克思公开声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实验的巴黎公社。
沃勒斯坦:是的,的确如此。记住马克思的战斗性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你最近在《无产者们联合起来!》(Workers Unite!)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第一国际是一个成员彼此之间相距遥远的组织,而且当时缺乏便捷的交流手段。马克思的政治活动也延伸到新闻业。马克思在一生中的很多时期都从事过新闻工作,他把这一工作当作自己同广大读者进行交流的一种途径。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是为了谋生,但他是将自己的投稿看作一种政治活动。他从来不是一个中立者,而始终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新闻记者。
默斯托:在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有学者重新比较了马克思同一些20世纪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之间的差异。您认为,马克思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沃勒斯坦:马克思的著作是富有启发性的,而它们要比那些对其思想的简单化阐释更加微妙和内涵丰富。记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句名言总是没错的,即如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总是随时准备着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状况,而不像很多其他人那样将他们自己的观点教条式地强加于人。马克思一直在探寻他眼前这个世界正面临的种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依然是一个富有教益的指引者的原因。
默斯托:最后,让我们做个结语,您想对那些还尚未接触马克思的年轻一代说点什么呢?
沃勒斯坦:我想对年轻人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一定要读一读马克思。不要读关于他的东西,而是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同许多谈论马克思的人相比,真正读过马克思的人其实不多。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亚当·斯密。一般来说,人们只是读过有关这些经典著作的东西,从别人的概述中了解它们。他们想节省时间,但其实这是在浪费时间!一个人一定要阅读那些有趣的人的著作,而马克思就是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中最有趣的学者。这是确定无疑的。无论是他的写作数量,还是其分析的质量,都没有人能够同他比肩。因此,我想对年轻一代人说,马克思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不过你们必须读他、读他、再读他。阅读卡尔·马克思吧!

[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张福公:南京大学哲学系]

1. 关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个人网站,请参见www.iwallerst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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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创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与结构

一、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资本论》是马克思二十多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1857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他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写下了囊括八个笔记本的《大纲》。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是其工作计划的第一部分。该书包括第一章“商品”(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和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探讨各种货币理论)。在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1861年8月,马克思再次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他仍想写六本著作,每一本都专注于他在1859年列出的一个主题。截止到1863年6月,他写了23本笔记,内容涉及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商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经济学家们的各种剩余价值学说。 从1861年夏到1862年3月,他都在写新的一章“资本一般”,并试图将它作为出版计划的第三章。到1863年末,马克思在其准备手稿(23本笔记中的前5本笔记)中关注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特别是:(1)货币向资本的转化;(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 其中,某些在《大纲》中论述过的主题得到更丰富而准确的分析。
沉重经济负担的片刻缓解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以便做出重要的理论推进。1861年10月底,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境况终于有所好转,我至少又重新感到自己脚踏实地。” 这时,他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撰稿,并能获得每周两磅的报酬,同时也跟另一家报社签订了合同。但在12月,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已负债累累。由于这些烦恼,他的研究推进得很缓慢:“在当前情况下,要迅速完成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而当《纽约每日论坛》因内战导致的财务紧张而削减外国通信员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马克思为该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准备于1862年3月10日。自此以后,他就失去了从1851年夏以来的主要收入来源。
1862年春,马克思开始了新的研究领域:剩余价值理论, 并计划将其作为第三章“资本一般”的第五部分 和最后一部分。在整整十个笔记本中,马克思细致分析了主要经济学家是如何解决剩余价值问题的。他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
在第六笔记本中,马克思从批判重农主义者开始。首先,他将他们看作“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因为他们“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指出剩余价值并非来源于“流通领域”,而是来源于“生产领域”。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 。但他们错误地将农业劳动看作是“惟一的生产劳动” ,将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惟一形式” 。他们的分析局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土地的生产率“只够维持他本人的生活” 。因此,剩余价值看起来就像“自然的赐予” 。
在第六笔记本的后半部分和第七、八、九笔记本的大部分中,马克思集中关注了亚当·斯密。他没有犯重农主义者的错误,即“创造剩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农业劳动” 。马克思认为,斯密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已经认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劳动过程中,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活劳动的一部分,或者从工人的立场来看,以较多的劳动同较少的劳动相交换,从资本家的立场来看,以较少的劳动同较多的劳动相交换。然而,斯密的局限在于他没有将“剩余价值本身”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上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 他不是将剩余价值同它所由产生的那部分资本联系起来看,而是看作“超出预付资本总价值的余额” ,包括资本家用来购买原料的部分。
在六月初,马克思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经济学家,比如,热尔曼·加尔涅 (Germain Garnier,1754 – 1821)和沙尔·加尼耳(Charles Ganilh,1758 – 1836)。然后,他进一步探究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再次关注了斯密。虽然斯密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清晰,但已指出两者的区别。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而非生产劳动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 在斯密看来,统治者的活动——以及统治者周围的法官、军官——不生产价值,而这是与对国家公务员的指责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由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 。
在第十笔记本中,马克思转向对弗朗西斯·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 – 1774)的《经济表》的分析,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看作“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
同时,马克思的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以致他的妻子不得不考虑卖掉他的一些书籍。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加紧工作”,并告诉恩格斯说:“奇怪的是,在种种困苦的包围之下,我的脑袋倒比前几年更好用了。” 当年夏天,他写了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笔记本。在这些笔记本中,马克思主要关注了地租理论,并决定将其作为正计划出版的一本书的增补。 马克思批判地考察了约翰·洛贝尔图斯(Johann Rodbertus,1805–1875)的思想,随后对大卫·李嘉图的学说做了大量分析。 李嘉图否定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只承认同土地肥力和位置相关的级差地租。在这一理论中,地租是一种超额利润: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因为那将与他的“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的价值概念”相矛盾。 他将不得不承认农产品经常是以高于其费用价格出售的,而他将费用价格算作预付资本和平均利润的总和。 与之相反,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认为,“土地私有制的确(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提高了原料的价格” 。
从1862年6月到12月,马克思写了第十四、十五笔记本。他对各个经济学家做了大量批判性的分析。他注意到托马斯·R·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他的剩余价值源于卖家以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这代表了经济理论向过去的倒退,因为他是从商品交换中得出利润。 马克思指责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 -1836)误解了剩余价值和利润;强调赛米尔·贝利(Samuel Bailey,1791-1870)因未能区分内在价值尺度和商品价值而造成混淆;批评约翰·S·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没有意识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区别 ,后者不仅由工资水平决定,而且由其他不直接作用于它的因素决定。
马克思同样特别关注了反对李嘉图理论的经济学家,例如社会主义者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1787-1869)。最后,他对匿名文本《各种收入及其源泉》做了分析。他认为,这是一本“庸俗经济学”的完美例子,“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 。通过对这本书的研究,马克思总结分析了过去主要经济学家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开始考察商业资本,或者不创造却瓜分剩余价值的资本。 马克思认为,改良派对生息资本的反驳并没有“触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只是攻击这种生产的一个结果” 。
随着对商业资本的研究,马克思进入到所谓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三阶段。这开始于1862年的12月,在第十六笔记本的“资本和利润”一节中,马克思标上了“第三章” 。这里马克思写了一个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提纲。在第十七笔记本中,他回到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问题。在1862年底,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或“第一册的续篇”(“大约有三十印张”)“现在已经脱稿”。现在,马克思对之前的研究计划做了修改,决定使用《资本论》这个新标题,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是副标题” ,而且“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
马克思打算在1863年写一个手稿的“誊清本” ,并亲自带到德国去。然后再“结束资本、竞争和信用的阐述”。同时,他也对1859年的版本和正在准备的工作之间的写作风格做了比较:“第一分册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他进一步补充道:“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
在新年伊始,马克思更详细地罗列了他的工作所包含的各个部分。他在第十八笔记本的一个目录中指出,“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可分为如下部分:
(1)导言。商品。货币。(2) 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 (4) 相对剩余价值。[…]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7)生产过程的结果。[…] (8)剩余价值理论。(9)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第一篇,而是起草了一份关于“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目录。这一部分构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主题,具体如下: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区别。(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3)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4)地租。[…] (5)所谓的李嘉图地租规律史。(6)利润率下降的规律。(7)利润理论。[…] (8)利润分成产业利润和利息。[…](9)收入及其各种来源。[…] (10)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货币回流运动。(11)庸俗经济学。(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在1863年1月写的第十八笔记本中,马克思继续对商业资本展开分析。他在对经济学家们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中插入了一些增补,考察了乔治·拉姆赛(George Ramsay,1855-1935),安东·埃利泽·舍尔比利埃(Antoine-Elisée Cherbuliez,1797 -1869)和查理·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的思想。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窘况依然存在,甚至在1863年初变得更糟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自己处在深渊的边缘。同时,马克思又得了肝病,这注定会折磨他很长时间。
在此期间,除了对机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不得不暂停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但在三月份,他还是写了第二十和二十一两个笔记本,涉及到积累、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和形式从属,以及资本与劳动的生产率问题。这些研究同马克思当时所研究的重要主题(剩余价值)紧密相关。
五月底,他告诉恩格斯,前几周他一直在英国博物馆研究波兰问题 :“我所做的是: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此外,阅读与我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文献,并且作了摘要。” 这些写于五、六月间的笔记收录在另外八个笔记本(A-H)中,囊括了几百页的关于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学研究的总结性内容。
六月中旬,马克思的身体刚有所好转,便重回英国博物馆继续工作。七月中旬,他告诉恩格斯他每天花十小时来研究经济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准备在第二十二笔记本中重写魁奈的《经济表》 。然后,他完成了第二十三笔记本,即自1861年开始写的一系列笔记本的最后一本笔记。该笔记主要由注释和补充性评论组成。
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和对主要经济学家的深层批判性考察,马克思比过去更加坚定地继续从事他的重要工作。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清晰解决许多概念性和阐释性问题,但现在他在思想史部分的工作的完成促使他重新回到理论问题上来。

二、《资本论》三卷的写作
马克思咬紧牙关开启他工作的新阶段。自1863年夏,马克思就开始了对这部鸿篇巨著的真正创作。 直到1865年12月,他都在全身心地投入于各个部分的诸版本的写作,包括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的草稿,第三卷的主体部分(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惟一阐述) 和第二卷的最初版本(首次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一般概述)。对于《第一分册》序言中所提到的六册计划,马克思插入了一些原本打算在第二、三卷中加以阐述的关于地租和工资的主题。
1865年秋,马克思快速而全身心地写作第一卷。但结果是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11月开始,马克思接连患上皮肤病和溃疡,使他饱受病痛的折磨直至第二年早春。1866年4月中旬,马克思才得以重新开始工作,并继续专注于第一卷的写作。似乎就在那时,马克思写了所谓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草稿,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初版本的惟一部分。
夏天的到来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危险状况。只是在拉姆斯盖特做了一次家庭度假之后,在七月的最后一周和八月上旬,马克思才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开始写作《资本论》第三卷:先写了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然后是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这很可能是在1864年10月末和11月初之间完成的)。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会议,并在10月为大会写了就职演说和章程。 在因政治活动而短暂中断之后,马克思重新回到工作,写下了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期间,他的病情再次复发。
从1865年1月到5月,马克思投入到第二卷的写作中。这些手稿包括三章内容:(1)资本形态变化;(2)资本周转;(3)流通和再生产。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发展了新的观点,并将第一卷和第三卷中的一些理论联系起来。后来,这些材料都成为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部分内容。
然而,疾病仍没有停止折磨马克思,政治活动也占用了大量时间。尽管如此,马克思仍没有停止写作,即使这意味着他有时“直到四点钟才上床睡觉”。
促使马克思尽快完成《资本论》的最后一个动因就是出版商的合同。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前成员威廉·施特罗恩(Wilhelm Strohn)的中介,奥托·迈斯纳(Otto Meisner,1819-1902)于3月21日从汉堡给马克思寄来一封信,信里包括一份出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其中提到《资本论》“大约有50个印张 ,分两卷出版” 。
在1865年春末,马克思还写了第三卷的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业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1865年7月底,他告诉恩格斯:“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当诸多不可避免的减缓和一系列负面事件迫使马克思重新考虑自己的工作方法时,他给恩格斯写信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应把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商,还是先把整个著作完成?他更喜欢后一种解决方案,但他向恩格斯保证他在其他卷上的工作不会浪费时间:“工作进行得还是非常快,其他人就是丢开一切艺术上的考虑也未必能够如此。再加上规定我要以六十个印张为最大限度 ,因此我绝对有必要把整个东西放在面前,以便知道,要压缩和删节多少才能在给我指定的数量范围内均衡地和匀称地阐述各个部分。”
虽然马克思决定首先完成第一卷,但他不想搁置手头的第三卷的工作。在1865年7月到12月间,马克思片段式地写了第三卷的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和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因此,马克思从1864年夏到1865年底写的第三卷的结构同1863年1月在涉及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第十八笔记本中所列的12条提纲是非常相近的。
经济困难的消失使马克思可以继续推进他的工作,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年后,经济窘况重新出现,而且当年夏天,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更重要的是,因筹备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大会,他在9月份的工作尤为繁重。

三、《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
在1866年初,马克思开始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新草稿。一月中旬,他写信给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说:“病痛[…]各种偶然事情使我不愉快,由于国际协会而忙绿等等,这一切迫使我把每一分钟的空闲时间都用来誊清我的手稿。”然而,马克思认为自己已接近尾声,他将“能在3月份亲自把第一卷带给出版商排印”。他补充说,《资本论》的“两卷”会“同时出版” 。在另一封同一天给库格曼的信里,马克思说自己“每天用十二个小时去誊清” ,希望能在两个月内拿给汉堡的出版商。
但事与愿违,他一整年都在跟疾病作斗争。2月份,马克思遭受了最严重的发病,甚至危及到他的生命。这种形势给恩格斯敲响了警钟。由于担心最坏的情况,他坚决说服马克思不能再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了:“为了摆脱该死的痈,你的确应该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了,即使因此让书耽误三个月也无妨。事情确实会逐渐变得非常严重的,当你的脑子,如你自己所说的,不能胜任理论工作时,那你的确应该休息一下,别管这些高深的理论吧。放弃一段时间的夜间工作,过一过多少有点规律的生活。”
恩格斯立即咨询龚佩尔特(Gumpert)医生,医生建议了另一种治疗方案,同时他也就马克思的书提了一些建议。他想确保马克思已放弃在任何部分发表之前写完整部《资本论》的不现实的想法。他问道:“你能不能这样安排一下:至少将第一卷先送去付印,第二卷再晚几个月?”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每一点都作了答复。关于他的工作计划,他写道:
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 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时期,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关于日本的新资料(如果不是职业上的需要,通常我是绝不会看游记的)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就象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把“换班制度”用在同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的身上。
为了及时了解最新发现,马克思白天在图书馆学习,晚上写作手稿:这是一个紧张的日程安排,他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完成这本书上。就主要任务而言,他告诉恩格斯:“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最后,他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延长了出版计划:“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 事实上,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为了给马克思一些救济,恩格斯准备做出任何经济上的牺牲,并建议他完全休息一段时间。马克思接受恩格斯的劝说。3月15日他旅行去了马尔吉特,肯特郡的一个海滨疗养地。
四月初,马克思告诉他的朋友库格曼他“好多了”。但是他却抱怨,由于中断工作,“又两个多月”过去了,他的书“又要延期了” 。回到伦敦之后,由于风湿病和其它麻烦,他又继续中断了几个星期;他的身体仍然疲惫和脆弱。尽管他在6月初跟恩格斯说“幸好没有再出现痈的征兆” ,但他的工作“由于纯粹身体的情况一直进展得不好” 。
七月,马克思向库格曼陈述了自己当时设想的计划:
我的情况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象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
在回顾了自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来的工作后,马克思继续说: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加以概括而编成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显然,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是不够清楚的。
1866年秋,马克思陷入赤贫窘境。他被迫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同贫困作斗争。12月,他写道:“我只是苦于私人不能象商人那样名正言顺地向破产法庭提出破产声明。” 整个冬天这种情况都没有改变,在1867年2月末,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到星期六(后天)我要付给一个杂货铺老板起码五英镑,不然我的家产就要照他的要求被查封。[…]著作即将完成,如果不是近来受到各方面的打扰,本来今天就可以完工。”
1867年4月初,马克思终于能够给恩格斯一个期待已久的消息,即这本书完成了。现在他要带着它去德国,他又一次被迫向他的朋友求助,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衣服和表” 从当铺取出来,否则他就不能离开了。
到达汉堡后,马克思同恩格斯讨论了迈斯纳提出的新计划:
他现在想把书分成三卷出版。尤其是,他反对照我原来打算的那样缩减最后一本书(历史文献部分)的篇幅。他说,考虑到书的销路问题[…]他的最大希望正是寄托在这一部分上。我告诉他,在这方面听凭他决定。
几天后,马克思给贝克尔写一封相似的信:
全书将分为三卷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包括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马克思在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Sigfrid Meyer ,1840-1872)的信中写道:“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
六月中旬,恩格斯参与了出版文本的修订。他认为,与1859年的《第一分册》相比,“在辨证发展的明确性上,前进了一大步” 。对此,马克思深感鼓舞:“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现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 但是,恩格斯注意到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阐述过于抽象,对一般读者来说不够清楚;他同样感到遗憾的是,恰恰这一重要的部分“带有一些受痈困扰的痕迹” 。在回复中,马克思诅咒了使其身体深受折磨的原因—“我希望资产阶级毕生都会记得我的痈” ,并说服自己增加一个附录,以便更加通俗地阐述他的价值形式思想。新增的二十页完成于六月末。
马克思于1867年8月1日凌晨2点完成论证校对。几分钟后,他给恩格斯写信说:“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刚刚校完。[…]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几天后,在给恩格斯的另一封信中,他总结了这本书的两个重点:“(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出版发行。 经最后修订的目录内容如下:
序言
1.商品和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4.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6.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一部分附录,1:价值形式

尽管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和最后的增补,《资本论》的结构在接下来几年里还是做了相当大的扩展,并对文本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因此,在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依然对它投入了大量精力。

四、追寻最后的版本
1867年10月,马克思回到第二卷的写作。当与此同时,马克思仍然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11月底,马克思写信说:“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恶化,根本谈不上工作了。”
1868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持续反复。3月末,他告诉恩格斯他应该“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他补充说这对他来说“办不到”,即使他“有钱去游荡”。 正当他重新开始写第二卷第二稿时,新的中断出现了。当年春,他完成前两章,并着手写一组准备手稿——涉及剩余价值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 利润率规律和资本的形态变化——这些直到1868年末才完成。
在1868年4月末,马克思给恩格斯发了一份新的提纲,特别提及“利润率的阐述方法” 。他指出,第二册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将根据第一册中所阐述的前提来论述”。他打算以更好的方式论述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资本周转的“形式规定”。因此,研究“各个资本、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收入(=m)相互之间的社会交错现象。”然后第三卷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离的组成部分” 。
然而,5月份健康问题又回来了。在8月的第二周,他告诉库格曼他希望在1869年“9月底”之前完成整个工作。 但秋天,痈又复发了。1869年春,当马克思仍在写作第二卷第三章时, 他的肝病又恶化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克思一直遭受着各种不幸和麻烦,这致使他无法完成第二卷的工作。
这种推延也有理论上的原因。从1868年秋到1869年春,马克思决心了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他从《货币市场评论》、《经济学家》及类似刊物上摘录了大量关于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文章。 此外,1869年秋,马克思发现了有关俄国变革的新文献,于是决定学习俄语以便进行研究。他以一贯的严谨追求着这种新兴趣,1870年初燕妮告诉恩格斯,“他不去关心自己的健康,却非常热心地研究起俄语来,很少外出,饮食不定时,在腋下的痈已经肿得很大并且变硬以后才给人看。” 恩格斯赶紧写信试图说服他“单是为了你的第二卷”,他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否则,如果“总是这样时断时续,反反复复”,他将永远无法完成这本书。
夏初,马克思告诉库格曼说,他的工作“整整中断了一个冬天”,而且他“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
经历了各种中断和伴随巴黎公社的建立而投入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活动之后,马克思重新回到第一卷的新版本。他不满意对价值理论的阐述方式,于是从1871年12月到1872年1月重写了1867年的附录,因而也重写了第一章。 这次,除了一小部分的增补,马克思也修改了这本书的整个结构。
这些修改和重写也影响到了法文译本。从1872年的3月开始,马克思不得不修改草稿,这些草稿在1872年到1875年间被送给出版商。在修订过程中,马克思决定对基础文本做进一步修改,主要是关于资本积累的部分。在法文版的跋中,马克思强调它“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虽然节奏没有以前快了—因为他的健康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及需要在某些领域拓展自己的知识—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继续写作《资本论》。1875年,他为第三卷写了另一份手稿,即“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学计算(Mehrwertrate und Profitrate mathematisch behandelt)” 。从1876年10月到1881年初,他准备了第二卷的新手稿 。马克思的一些书信表明,如果他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也会更新第一卷。
马克思的这部巨著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恰恰揭示了他离那些自以为是的作家们有多远,这些人既包括他的大多数对手,也包括许多自诩为马克思的门徒的人。虽然它仍未完成 ,但是今天那些想用本质性的理论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们仍然不能放弃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张福公 王鸽 译

 

参考书目
* 本文系作者直接供稿。译文有删节。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CW, vol. 29, p. 2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这些笔记共计1472四开页。参见Friedrich Engels, ‘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 in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I, in MECW, vol. 36, p. 6.
这些笔记本被忽视了100多年,直到1973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补卷)最终出版。它的德文原版出版于1976年的MEGA2 vol.II/3.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0 October 1861, in MECW, vol. 41, p. 3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9 December 1861, in MECW, vol. 41, pp. 332-3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9页。
在1905到1910年间,考茨基以某种稍微偏离原始文本的形式出版过相关的手稿。
它的前四部分包括:(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4)关于如何将前三部分结合起来思考的小节——马克思实际没有写出来。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0, p. 3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在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这些手稿是以较少使用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一标题来命名的。)
Ibid., p. 3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Ibid., p. 3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Ibid., p. 3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Ibid., p. 3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Ibid., p. 3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Ibid., p. 3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Ibid., p. 3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Ibid., p. 3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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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1, p.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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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1, p. 2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8 June 1862, in MECW, vol. 41, p. 3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August 1862, in MECW, vol. 41, p. 3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5页。
这些笔记本构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卷。参见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 in MECW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Ibid., p. 3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August 1862, in MECW, vol. 41, p. 3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8页。
Ibid., p. 3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0页。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I, in MECW, vol. 32, p. 2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Ibid., p. 3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Ibid., p. 4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这些是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的最后笔记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6页。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1863), in MEGA2, vol. II/3.5, pp. 1598-675.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op. cit., p. 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页。
参见写于1858年6月的《大纲》索引,包括“M”笔记本(即“1857年导言”)以及1860年为第三章写的草稿索引,即马克思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参见MECW, vol. 29, pp. 511-17.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op. cit., p. 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7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in MECW, vol. 41, p. 4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7-638页。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I, in MECW, vol. 33, p. 347.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3, pp. 346-7.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十六笔记本中已经对第一章做了概述,在第十八笔记本中准备了一个第二章的提纲。参见ibid., p. 299.
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的Marx-Engels Papers, B 98中有60多页的内容。基于这一研究,马克思开始了他的众多未完成的项目之一。参见 Karl Marx, Manuskripte über die polnische Frage (1863 – 1864). S-Gravenhage: Mouton, 19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9 May 1863, in MECW, vol. 41, p. 4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6页。
参见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93, B 100, B 101, B 102, B 103, B 104(包含了535页笔记)以及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RGASPI)的三个笔记本(包括RGASPI f.1, d. 1397, d. 1691, d. 5583)。马克思在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笔记本中利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6 July 1863, in MECW, vol. 41, p. 4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8页。
参见Michael Heinrich, ‘Entstehungs- und Auflös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pp. 176-9, in Werner Bonefeld and Michael Heinrich (eds.), Kapital & Kritik. Nach der ‘neuen’ Marx-Lektüre. Hamburg: VSA, 2011, pp. 176-9.海因里希认为,这一时期的手稿不应被看作是以《大纲》为开端的著作的第三版,而应该被看作《资本论》的第一草稿。
Karl Marx,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 Fred Moseley (ed.). Leiden: Brill, 2015.
参见Marcello Musto, ‘Introduction’,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Editor),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p. 1-6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March 1865, in MECW, vol. 42, pp. 129-30.
50印张相当于800页。
‘Agreement between Mr. Karl Marx and Mr. Otto Meissner, Publisher and Bookseller’, in MECW, vol. 20, p. 3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1 July 1865, in MECW, vol. 42, p. 1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5页。
这相当于960页。后来, 迈斯纳表示同意更改他同马克思的合约。参见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1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5 August 1865, in MECW, vol. 42, p. 1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8页。
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时遵循了这一区分。参见Carl-Erich Vollgraf, Jürgen Jungnickel and Stephen Naron, ‘Marx in Marx’s Words? On Engels’ Edition of the Main Manuscript of Volume III of Capital,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2 (Spring, 2002), no. 1, pp. 35-78.另参见最新研究:Carl-Erich Vollgraf, ‘Das Kapital – bis zuletzt ein “Werk im Werden”,’ in Marx-Engels Jahrbuch, vol. 2012/13, pp. 113-33
和Regina Roth, ‘Die Herausgabe von Band 2 und 3 des Kapital durch Engels’, in ibid., pp. 168-82. 对于恩格斯编辑的批判性评价,参见Michael Heinrich, ‘Engel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in Science & Society, vol. 60 (1996-1997), no. 4, pp. 452-66.一种不同的观点,参见Michael R. Krätk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VSA, Hamburg 2017, esp. the final chapter ‘Gibt es ein Marx-Engels-Problem?’
Karl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15 Jan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9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5 Jan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8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0 Febr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p. 22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9页。
Ibid., p. 226. 第179页。
马克思后来把关于地租的部分插入到第三卷第六篇“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中。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Febr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181页。
Ibid.,p. 2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1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6 April 1866, in MECW, vol. 42, p. 2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7 June 1866, in MECW, vol. 42, p. 2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4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9 June 1866, in MECW, vol. 42, p. 2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5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3 October 1866, in MECW, vol. 42., p. 3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5-536页。
Ibid., pp. 328-3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1 February 1867, in MECW, vol. 42, p. 3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9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3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1页。
Karl Mark to Johann Philip Becker, 17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2-543页。
Karl Marx to Sigfrid Meyer, 30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4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6 June 1867, in MECW, vol. 42, p. 3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June 1867, in MECW, vol. 42, p. 3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0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6 June 1867, in MECW, vol. 42, p. 3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June 1867, in MECW, vol. 42, p. 3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0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6 August 1867, in MECW, vol. 42, p. 4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8-329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4 August 1867, in MECW, vol. 42, p. 4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1页。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EGA2, vol. II/5, p. 674.
Ibid., pp. 9-1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7 November 1867, in MECW, vol. 42, p. 4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5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5 March 1868, in MECW, vol. 42, p. 5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in MEGA2, vol. II/11, pp. 1-3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57页。
这些文本已出版于Karl Marx,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8, in MEGA2, vol. II/4.3, pp. 78-234, and pp. 285-363. 最后一篇构成了第二卷的第四手稿,包含第一篇的新版本,“资本流通”和第二篇“资本形态变化”。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0 April 1868, in MECW, vol. 43, p.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页。
Ibid., p.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71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0 August 1868, in MECW, vol. 43, p.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5页。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in MEGA2, vol. II/11, pp. 340-5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387页。
这些笔记还没有出版,都收录在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108, B 109, B 113 and B 114.
Jenny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About 17 January 1870’, in MECW, vol. 43, p. 5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4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9 January 1870, in MECW, vol. 43, p. 4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7 June 1870, in MECW, vol. 43, p. 5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2-673页。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ts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EGA2 vol. II/5, pp. 1-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102页。
1867年,马克思把这本书划分成几章。1872年,他又将这些章都变为节,并对每节做了更详细的划分。
Karl Marx, ‘Afterword to the French Edition’ to Capital, Volume I, in MECW, vol. 35, p. 24.
Karl Marx, ‘Manuskripte und redaktionelle Texte zum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 1871 bis 1895’, in MEGA², vol. II/14, pp. pp. 19-150.
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des “Kapitals”. 1876 bis 1881’, in MEGA², vol. II/11, pp. 525-828.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 13 December 1881, in MECW, vol. 46, p. 1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38页。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各个未完成部分的编辑工作是极其复杂的。值得注意是,这些文本都是基于马克思在其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写下的各种不完整的材料而进行的,其中的一些观点与《资本论》有所不同。无论如何,恩格斯出版了第二卷(1885)和第三卷(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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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沃勒斯坦谈年轻人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译者注】: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经过100多年发展和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马克思200周年诞辰日到来前夕,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学者、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的采访,就马克思对于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真正认识马克思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访谈录内容于4月7日刊登在印度《政治家报》(The Statesman)上。

马克思。

默斯托:沃勒斯坦教授,最近三十年来,在全球各地,依旧有着各种探讨卡尔·马克思的当代相关性的出版物、论辩和会议。这种情况令人惊讶吗?或者你相信马克思的观点对于正在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那些人来说依旧有意义吗?

沃勒斯坦:关于马克思,有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你从前门把他推出去,他又会从后窗爬进来。这就是再一次发生的事情。

马克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处理那些他仍然很有发言权的问题,并且他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不同于大多数其他作者。

许多专栏作家和学者——不只是我本人——都发现马克思非常有用,而且无论人们在1989年作出了怎样的预测,今天他再一次处在了一个受欢迎的时期。

默斯托:柏林墙的倒塌将马克思从一种与他的社会概念几乎毫无关系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关于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究竟哪一点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

沃勒斯坦:我相信,当人们用一个概念想到马克思对于世界的解释的时候,他们便会想到“阶级斗争”。当我根据现在的各种问题阅读马克思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阶级斗争意味着我所称的全球左翼(the Global Left)与全球右翼(the Global Right)之间进行的一场必要的斗争,我相信前者致力于代表世界上处于收入底端80%人口,而后者可能代表世界上收入最高的1%人口。

这场斗争是围绕着世界上其他19%人口展开的,这是一个有关如何让这些人站在你一边而不是站在另一边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时代。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生存下去,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什么将会取代它。我深信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我所称的“达沃斯精神”。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维持资本主义那些最糟糕特征的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剥削,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两极分化。

另外一种替代方案是建立一个必须是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主义的制度。阶级斗争是能够影响未来什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尝试。

默斯托:你对中产阶级的思考让我想起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论,但是我认为懂得如何激励人民群众、也就是你所提到的世界上80%的人口参与政治也很关键。这一点在所谓的全球南方特别紧迫,那里是世界大多数人口汇集之地。而且,在那里,尽管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间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但是各种进步运动却比以前弱得多。在这些地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对经常被引向支持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各种仇外政党。我们在欧洲也正在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现象。

问题是:马克思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新情形?最近所发表的一些研究已对马克思提供了各种新解释,用你的话来说,这也许有助于在未来打开其他“后窗”。它们揭示了一位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考察范围延伸到劳资冲突之外的其他领域的作者。实际上,马克思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非欧洲社会以及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外围所起到的破坏性作用。与此一致的是,与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等同于发展生产力的解释相反,各种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始终占据着显要位置。

最后,马克思对于学者们在谈论他的时候经常忽略的其他几个话题也极感兴趣。这些话题包括技术潜力、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寻找各种不受国家控制的集体所有权形式以及在当代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需求:全都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除了马克思的这些新面孔——它们表明对他的思想重新产生兴趣是一种在未来几年里注定将会持续下去的现象——你能否指出你认为今天值得重新考虑的三个马克思最被认可的观点?

《哲学的贫困》书封。

沃勒斯坦:首先,马克思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向我们解释了资本主义不是组织社会的自然方式。在他年仅29岁时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就嘲弄了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自然法则,不受时间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

马克思写道,对于他们而言,“有过往历史,鉴于在各种封建主义制度里,我们发现了与资产阶级社会极为不同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历史运用于他们所支持的生产方式,他们声称资本主义是“自然和永恒的”。

在我写的《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一书中,我设法证明如下的论点,与一些主流政治经济学家含糊不清的想法相反,资本主义是在历史上已发生过的事情。我曾几次提出,不存在任何不是历史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思。

其次,我想强调“原始积累”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即剥夺农民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非常清楚这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关键过程。它在资本主义开始时就在那里了,而且今天依旧存在。

最后,我想请人们就“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个话题进行更多的思考。在苏联尤其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所建立的制度里,国家拥有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没有遭受剥削或压迫。

他们遭受了剥削或压迫。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在那之前是包括马克思在内任何人都从未想到过的事情。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种可能性,它们也可以被共同拥有。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话,我们必须知道究竟谁生产了剩余价值,究竟谁获得了剩余价值。相较于资本主义,这必须加以彻底重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默斯托: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各种新书和影片都聚焦他的一生。他的传记里有没有一个时期是你觉得最有趣的?

沃勒斯坦:马克思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他与严重的个人贫困进行斗争,他很幸运有一位像恩格斯那样帮他渡过难关的同志。马克思在感情生活方面也颇为不顺,但他坚持做他认为是自己一生的工作——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这是令人钦佩的。

这是他认为他自己在做的事情。马克思并不想解释古代,也不想界定未来的社会主义究竟会是什么模样。这些都不是他对自己承担的任务。他想了解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

默斯托:就他的一生来说,马克思不只是一位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书堆中而与世隔绝的学者,而是一位总是参与他所处时代的各种斗争的激进革命者。由于他的激进主义,他在年轻时被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驱逐。在1848年革命失败时,他也被迫流亡英国。他创办报纸和杂志,并且总是尽其所能支持各种劳工运动。后来,从1864年到1872年期间,他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这是第一个工人阶级跨国组织,在1871年,他为巴黎公社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社会主义实验进行辩护。

沃勒斯坦:对,这是真的。记住马克思的斗争性是极为重要的。正如你最近在《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ers Unite!)一书里所强调的那样,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由彼此间相距遥远的工人所组成的组织,在当时缺乏畅顺的沟通机制。

马克思的政治活动也涉及到新闻工作,他一生当中大量时间都是在从事这项工作,他把它当作与更多的读者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是为了获得收入,但是他将自己所撰写的稿件视为政治行为。他从来不是中立的,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新闻记者。

默斯托:在20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之际,一些学者重新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沃勒斯坦:马克思的著作是富有启发性的,而且它们比起其他一些对他的观点过分简单的解释远更加微妙和远更加多样化的。记住如下这句著名的俏皮话总是没错的,马克思曾说过:“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不同于许多武断地强加自己观点的人,马克思随时准备好面对世界现实。马克思经常改变主意。他坚持不懈地寻找他所看到的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仍然是一个很有帮助、很有用处的向导的缘由。

默斯托:最后一个问题,你想对尚未邂逅马克思的年轻一代人说些什么呢?

沃勒斯坦:我一定要对年轻人的第一件事是他们必须阅读他。不是读关于他的东西,而是要读马克思。相比于众多谈论他的人,真正读马克思的人很少。亚当·斯密也是这种情况。通常,人们只读有关这些经典的东西。

人们通过他人的总结了解他们。他们想节省时间,但是事实上这是浪费时间!人们一定要读那些有趣的人写的东西,而马克思是19、20世纪最有趣的学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就他所写的东西的数量及其分析的质量而言,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向年轻一代发出的讯息是,马克思非常值得探索,但是你必须读他、读他、读他。读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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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Liqun, People’s Daily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英国掀起马克思主义专著出版热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世界各地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伟人、重温他的思想。

在马克思曾长期生活、工作、战斗的英国,则掀起了一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专著的出版热潮。刚刚过去四个月,已有25本书籍问世发行,其中不乏极具研究深度和显著研究成果的作品。
曾因独具慧眼、出版了《哈利·波特》系列丛书而声名鹊起的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在4月6日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著《另一个马克思:早期的国际手稿》(Another Marx: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该书作者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此前,他曾以20多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工人们联合起来》《今天的马克思》等。
《另一个马克思》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著为依据,严谨解读分析了马克思为人们忽略或误解的诸多生活、思想细节。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析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其1844年《巴黎手稿》的构思。第二个部分聚焦于马克思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介绍了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到完成撰写《资本论》所需素材的艰辛历程。第三部分呈现了“第一国际”的发展历史以及马克思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本书对马克思关于后黑格尔哲学、劳动异化、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政治组织和革命理论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创新思考,由此描绘了人们以往并不熟知、甚至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另一个马克思”。
据悉,今年7月马塞罗·默斯托还将出版另一部新著:《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Marx’s “Capital”)。
由英国著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埃斯撰写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arx and Marxism》)也在4月由鹈鹕社出版。书中,作者的笔触从19世纪俄国革命延伸到当今时代,在广阔的叙述中,作者指出尽管苏联解体后,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但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正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发现马克思。作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贯穿了我们的时代,即使他提出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回答,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于今天的世界依然重要。”作者还以杰里米·科尔宾及其工党政策为例,分析了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马克思兴趣大增的现实原因。
由哲学教师鲁珀特·伍德芬和漫画家奥斯卡·萨拉特合作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图画指南》(Marxism: A Graphic Guide)在今年1月推出了新版本,该书于2009年发行了第一版。新版图文并茂、浅显易懂,是颇受欢迎的面向初学者的普及读本。
5月,大英图书馆将隆重举办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大英图书馆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相比以往数年,欧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发表的论文均有增加,2015年至2017年,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专著和论文均超过300部(篇)。尽管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全球资本主义时常面临动荡与危机,马克思的思想显示出强大的时空穿透力,依然可以为解决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难题提供丰厚的思想指引。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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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之后的欧洲激进左翼:结果和前景

一、苏东社会主义的终结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给欧洲的政治图景带 来了深刻变化。
苏联体制的崩溃将共产主义从苏 联模式中解脱出来,并再次揭开了工人阶级寻求 自身解放的序幕。然而,结构性的政治剧变和经 济转型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力量的再次崛 起。
欧洲反资本主义力量面临着巨大压力: 组织 和领导社会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整个左翼在意 识形态上丧失了 1968 年之后在关键领域所拥有 的支配性地位。这种压力在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那些信仰欧洲共产主义的政 党1 和那些仍与莫斯科紧密联系的政党2 在选举 中的得票率急剧下滑,成为苏联解体后欧洲共产 主义的真正溃败。此外,各种新左翼集团和托洛 茨基派3 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随后,欧洲共产主义开始复兴,新出现的共产 主义政治组织通常与尚存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进行 重组,传统左翼政党也向生态主义运动、女权主义 运动、和平运动等敞开了大门。1986 年成立的西
张福公 刘林娟 编译
班牙联合左翼( Izquierda Unida,IU) 是最早的案 例。之后,形式多样的新组织相继出现,具有代表
性的有: 1987 年成立的葡萄牙团结民主联盟 ( Unitary Democratic Coalition,CDU) 、1989 年成立 的丹麦红绿联盟( Unity List/Red – Greens) 、1990 年成立的芬兰左翼联盟( Left Alliance) 、1991 年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7 年第 5 期
立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PRC) 和希腊左翼与进步联盟 ( Synaspismos) 。此外,一些传统左翼政党也试图 进行自我重建,如 1989 年成立的捷克波西米亚和 摩拉维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KSM) 、1989 年成立的德国民主社会主 义党(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PDS) 等。

二、执政的失败
这些新成立的政党与其他没有改名的政党一 样,都成功融入了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随着 1993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为新加入 的成员国设定了严格的货币指标,这些政党进而 与各种社会运动和进步工会力量联合,共同致力 于反抗新自由主义政策。
1994 年,欧洲联合左翼党团形成。次年,随 着北欧国家的加入,该党团更名为欧洲联合左 翼—北欧绿色左翼( European United Left/Nordic Green Left,GUE – NGL)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受各种罢工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鼓舞,一些激进 左翼力量在选举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例如: 西班 牙联合左翼在 1994 年的欧洲大选中获得 13. 4% 的选票;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 1996 年的全国大选 中获得 8. 5% 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在 1997 年的议 会大选中获得近 10% 的选票。同时,这些政党也 在基层不断发展新党员。21 世纪以来,各种反抗 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各种组 织集团、大众联合运动、反资本主义政党和非政府 组织在“G8 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 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举办期间发起了大量抗议, 世界社会论坛、欧洲社会论坛的相继诞生也引发 了人们对代替主导政策的广泛讨论。
随着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当选为英国 工党领袖和首相,社会党国际意识形态和政策方 向也发生深刻转变。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事实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接受———得到了德国前 总理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der) 、葡萄牙 前总理若泽·索克拉特斯( José Sócrates) 、意大利 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 Romano Prodi) 等人的支 持和效仿。受 2000 年欧盟“里斯本计划”的鼓 舞,这些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大幅 缩 减 财 政 支 出 、制 定 “ 适 度 ”工 资 政 策 、放 宽 对 市
场和服务的限制等。德国的“2010 议程”尤其是 施罗德的“哈茨四号方案”( Hartz IV) 便是这一新 政策导向的最佳证明。而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 等南欧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衰退、新一轮私有 化、教育商业化、研发基金削减以及有效产业政策 缺失等现象。因此,东欧也作出了类似的选择,波 兰和匈牙利便是新自由主义和削减公共支出政策 的积极追随者。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脱离了工 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群众,社会党国际势力在这两 个国家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派政 府和保守派政府几乎没有差别。工会越来越倾向 于接受它们的政策,越来越无法代表最弱势群体 的利益,社会民主派或中左派政府很多情况下甚 至成为自由主义政策的有效实施者,因为工会更 容易接受他们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些国 家也发生了重要转变。1999 年,意大利左翼民主 人士党( Democratici di Sinistra,DS) 政府批准了 意大利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科索沃的军事 行动; 2003 年,英国工党领袖积极支持布什发动 伊拉克战争1; 此外,欧洲当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 力量公开反对美国对阿富汗武力干涉的“持久自 由行动”(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 。而在生 态问题方面,大多数绿党的立场都相对温和,它们 放弃了反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生 态问题只是作出原则性声明,却几乎从未采取有 效行动真正解决问题。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原则的接受表明,东欧剧变不仅动摇了共产主义 阵营,而且动摇了一切社会主义力量,欧洲的社会 主义力量放弃了改革的雄心,不再支持国家干预 经济。尽管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欧洲许多激进 左翼政党仍积极寻求与社会民主力量结盟,并在 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一定发展。意大利重建共产 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挪威社会主义 左翼党都支持各国的中左翼政府或在其中担任部 长,芬兰左翼联盟( 2011—2014 年) 和丹麦社会主
义人民党( 2011—2015 年) 都曾参与执政。此外, 在地方层面,激进左翼同样积极寻求与其他力量 的合作,且并不太介意合作伙伴的政治立场。德 国左翼党( Left Party,DL) 曾与勃兰登堡州和柏 林的社会民主党进行联合执政,荷兰社会党 ( Socialist Party of the Netherlands,SP) 曾在全国半 数省份中执政,中左翼政党曾与其进行过联合执 政,但是,作为社会党国际分支机构的工党却一直 与之保持对立。
对于激进左翼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盛 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显然是不利的,而且他们 在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方针方面并未取得任 何效果。在议员和重要人物的鼓动下,左翼政党 逐渐被他们所支持的内阁吞噬了,从而使他们失 去了选民们的信任与支持。因此,选举结果是灾 难性的。法国共产党在 2007 年总统选举中的选 票不足 2% ; 西班牙联合左翼在 2008 的选举中只 获得 3. 8% 的选票; 意大利共产党只获得了“彩虹 左翼”( Rainbow Left) 的支持,并首次被议会拒之 门外; 在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转向支持政府的温 和立场之后,支持率便下跌到 4. 2% 。

三、“三驾马车”的独裁
2007 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 机。这场危机迅速波及欧洲并使其陷入严重的经 济衰退,许多国家不得不求助于由欧盟委员会、欧 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 从 2008 年开始,欧盟总共采取了 13 次紧急救市 措施。一些存在违约风险的国家获批贷款,但它 们必须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
“结构性改革”最初是指社会条件获得缓慢 但稳定的改善,而在今天的欧洲则表现为对福利 国家的严重侵蚀。这种虚假的改革重新确立起资 本主义的法律—经济条件。目前,欧洲仍在与通 货紧缩进行斗争,工资锐减引起需求暴跌,进而导 致 GDP 下降,失业率也达到二战后的最高水平。 2007—2014 年,希腊的失业率从 8. 4% 飙升至 26. 5%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也是如此, 超过 100 万人———通常是拥有熟练工作技能且受 过良好教育的人———被迫从以上国家移居国 外。1 因此,欧洲左翼运动正面临着新的阶级斗 争形式: 统治阶级对待下层阶级坚定而决断,但后
者的抵抗却越来越脆弱、无组织性和碎片化。2这 一状况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世界经济边缘地带 都广泛存在,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 急剧增长,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经济危机也迅速蔓延到政治领域。在 过去的 20 年里,国家政策的决策权已从政治领域 转向经济领域。经济越来越可以决定政治,并成 为能够设定议程和左右关键决策走向的独立领 域。曾经的政治行为现在正被虚假的经济规则所 统治,非政治意识形态面具背后实际上是危险的 专制形式和彻底的反动内容。其中,最典型的便 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 ( TSCG) ,又称“财政契约”( Fiscal Compact) 。它 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保证在 20 年内遵守《马斯 特里赫特条约》,公债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但事实上,根据 2014 年的统计,德国、英 国、比利时、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等国都已超出这 一规定。“财政契约”削弱了负债严重的成员国 的社会地位,并致力于阻止各国议会在政治经济 方面进行独立决策。对此,法国和意大利引入了 新的“开支审查委员会”来促进公共开支的“合理 化”。虽然这些措施减少了浪费,但也导致了服 务数量和质量的下降。随后,欧盟和美国签订了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目的就 是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使企业利益优先于一般 利益。这必然会加剧恶性竞争,从而导致工资的 进一步下降。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项协定被 单方面突然中止了。
此外,从比例选举制向其他选举制的转变、行 政权与立法权的对立强化等反民主措施进一步削 弱了各个国家议会的代表性,权力从议会向市场 的转移及寡头制度严重妨害了现代民主。这表 明,今天的资本主义正经受着共识性危机的阵痛, 且与民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履行《马
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
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一些国家的公投中,欧洲技 术官僚多次受挫。例如,《欧盟宪法条约》仅在西 班牙和卢森堡获得批准,在 2005 年先后遭到法国 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决而陷入僵局; 2008 年,爱尔 兰全民公投否决了《里斯本条约》,使欧盟制宪进 程再次受到重挫。
股票交易指数、评级机构评估和公债收益率 是当今社会的拜物教,它们比人民的意愿更重要, 那些会对大众造成伤害却有助于“恢复市场信 心”的决策因此不可或缺,政治充其量只是经济 援助的工具。2008 年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之所以 选择救市,是因为金融界高层需要通过公共干预 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但是,他 们坚决反对重新讨论基本规则和经济方案,甚至 连中右翼与中左翼政府的轮换都没有改变社会经 济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经济决定了行政机构 的形成结构与施政目的。过去,这一目的的实现 主要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政府、政党或媒体的资 助,而现在则是通过国际机构颁布的法令。“技 术官僚政府”的兴起就是最好的明证。2011 年, 卢卡斯·帕帕季莫斯( Lucas Papademos,前欧洲 央行副主席) 和马里奥·蒙蒂( Mario Monti) 不经 选举就分别被任命为希腊和意大利的总理。作为 紧缩政策的拥护者,他们推出了大幅缩减开支和 社会福利的措施。虽然帕帕季莫斯仅任职七个 月、蒙蒂仅任职一年半,但是这些政策仍然产生了 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他 们的任命形式也损害了 民主。
近年来,一些社会党国际成员也选择了相似 的道路。尽管这些成员看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 潜在的破坏性,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新自由主义是 无可替代的,从而与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 (EuropeanPeople’sParty,EPP)结盟,并且不加 批判地接受其经济社会政策。这一趋势的雏形便 是德国的“大联合政府”。在南欧也有类似的事 例发生。2012—2015 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 ( Pan – 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PASOK) 与希 腊民主左翼党( Democratic Left,DIMAR) 都支持 希腊新民主党( New Democracy,ND) 领袖安东尼 斯·萨马拉斯( Antonis Samaras) 担任总理。意大 利民主党 ( Partito Democratico,PD) 在 2013 年大 选后加入由西尔维奥 · 贝卢斯科尼 ( Silvio
Berlusconi) 领导的中右翼意大利自由人民党 ( Popolo della Libertà,PDL) 政府。2014 年 2 月, 年轻的“反传统主义者”马泰奥·伦齐( Matteo Renzi) 上台,意大利民主党与意大利中右翼政党 新右派( the New Centre – Right,NCD) 在劳动力 市场和修宪等重大“改革”方面达成共识。虽然 伦齐因改革方案受阻而被迫辞职,但意大利民主 党和新右派的合作仍对温和派保罗·真蒂洛尼 ( Paolo Gentiloni) 政府有所帮助。同时,自让 – 克 洛德·容克( Jean – Claude Juncker) 于 2014 年当 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以来,欧洲人民党和社会民 主进步联盟( the 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 and Democrats,S&D) 就持续控制着欧盟的主要 机构。

四、反政治、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
近年来,欧洲大陆到处弥漫着对“政治”的厌 恶感。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对社会变革的 集体关注和投入不同,这种厌恶是对权力本身的 憎恶,在年轻一代身上尤为明显。这也导致了社 会群体的普遍冷漠和社会斗争的不断衰退,尤其 在工会运动组织日益被权力所规制的情况下。在 很多国家,反政治浪潮已经对激进左翼力量形成 了冲击,人们批评他们执政表现欠佳、向现实妥 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因而,欧洲的政治平衡局 面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些国家的两党制已经开始 崩溃。在西班牙和希腊,过去两国的社会主义力 量和中右翼势力共计可以获得 3 /4 的选民支持; 在法国和意大利,几十年来选票也都集中在中右 翼和中左翼政党上,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 这些政党的选票逐渐流失了。
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极右翼势力发展以及 左翼向新自由主义妥协的影响,欧洲的政治选举 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通常来说,较高的弃权率 是政党分裂的主要原因。法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 从1997 年的67. 9%下降到2013 年的57. 2%,德 国从1987 年的84.3%下降到2013 年的71.5%, 英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和波兰同样也出现下 降。欧洲议会选举的参与率从 1979 年的 62% 下 降到最近的 42. 6% ,其中,中东欧国家的投票率 更低: 斯洛伐克为 13% 、捷克为 18. 2% 、斯洛文尼 亚为 24.5%、克罗地亚为 25.2%、匈牙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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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欧洲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加之人们对 现存制度的不满和网络民主的发展,新的“后意 识形态”运动逐渐发展了起来,一批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开始兴起并取得了巨大成绩。2006 年,海 盗党( Pirate Party,PP) 几乎同时在瑞典和德国成 立。三年后,它在瑞典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联 邦议院选举中分别赢得了 7. 1% 和 2% 的选票。 2012 年,海盗党也在冰岛成立,并在次年的选举 中赢得 5% 的选票。考虑到海盗党的有限政治方 案,这些成绩已经相当显著。但相较于 2009 年喜 剧演员贝佩·格里洛( Beppe Grillo) 成立的意大 利“五星运动”( the Five Star Movement,M5S) ,海 盗党的成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疑欧主义 的兴起,2013 年成立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 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 在当年的联邦议会 选举和次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分别赢得 4. 7% 、 7% 的选票,并在 2016 年的地方选举中收获颇丰。 西班牙公民党( Ciudadanos,Cs) 在 2015 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分别取得了 3. 2% 、6. 6% 的支持率,并在 2016 年的普选中获得 13. 1% 的 选票。而在最近的波兰总统选举中,右翼民粹派 歌手帕维尔·库吉兹( Pawel Kukiz) 获得 21. 3% 的选票,他领导的库吉兹运动( Kukiz’15) 已成为 波兰第三大政治力量,并在 2015 年 10 月的立法 选举中获得了 8. 8% 的支持率。由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于 2016 年 4 月创立的 法国“前进运动”( On the Move! ) 是最成功的新政 治运动范例。它因坚决实行新自由主义计划而得 到强大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克服了左翼和右翼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而最终在 2017 年的总统 大选中获胜。
总之,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的排 外主义、民粹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都取得了 较大发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修改自己的政治 口号,将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分歧模糊化,以适 应新形势下的新斗争。这就形成了玛丽娜·勒庞 ( Marine Le Pen) 所说的“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 冲突”。在这种新的两极分化中,极右翼候选人被 看做是“代表人民”来反对政府机构和精英人群。
同时,这些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
化。种族主义转向幕后,经济问题则被移至台前。 由于穷人间的战争,对于欧盟移民政策的盲目反 对愈演愈烈,甚至超过了因肤色或宗教而产生的 歧视。在高失业率和严重社会冲突的背景下,那 种认为移民会抢走当地工人的工作机会、稀释当 地工人应享有社会服务与福利优先权的观点使排 外心理日益增长。这种变化的确对玛丽娜·勒庞 所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 Front National,FN) 的迅 速得势起到了很大作用。该党在 2012 年的总统 选举中获得了 17. 9% 的选票; 在 2014 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24. 8% 的支持率,成为法国第 一大党; 在 2015 年 3 月和 12 月的法国地方选举 分别获得25.2%和27.7%的选票;在2017年的 总统选举中依然表现强劲。同时,意大利北方联 盟( Northern League,LN) 也经历了一场蜕变。该 党主张的非欧元、反移民政策成为与那些具有法 西斯主义传统的政党结盟的关键。目前,该党已 经成为意大利最大的中右翼政党。在法国和意大 利,那些曾经的共产党选区已成为上述两党的稳 定选举基础。在 2015 年 6 月的欧洲议会中,国民 阵线和北方联盟联合组成“欧洲国家自由党团” ( 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ENL) ,其中便包 括一些要求脱欧、修正移民条款及恢复国家主权 的小型政党,最典型的就是奥地利自由党。
此外,极右翼势力已渗入欧洲议会多个党团, 并在欧陆各国选举中取得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进 展。由新纳粹集团在 1988 年创立的瑞典民主党 ( the Swedish Democrats,SD) 已成为瑞典的第三 大政治势力,并与英国独立党(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 进行了结盟。成立于 1995 年并隶属于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的丹 麦人民党(theDanishPeople’sParty,DPP)和正 统芬兰人党( Perussuomalaiset,PS) 都已成为各自 国家的第二大党: 前者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 以 26. 6% 的得票率成为该国第一大党,并在 2015 年的丹麦议会选举中以 21. 1% 的选票参政; 后者也 在 2015 年的芬兰选举中以 17. 6% 的支持率参政。 挪威进步党( FfP) 也以 16. 3% 的选票首次联合执 政。德 国 国 家 民 主 党 ( 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NPD) 和 希 腊 金 色 黎 明 党 ( Golden Dawn,GD) 也在近年的选举中站稳了脚 跟。这些政党能够在工人运动组织长期占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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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获得同步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重拾曾被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重视的斗争与问 题,另一方面在于他们的政治符号设计巧妙且擅 于通过现代媒体手段与年轻人交流。当激进左翼 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削减公共开支选择默认甚至表 示支持的时候,右翼则宣传起了左翼传统的社会 政策。但不同的是,右翼宣传的“福利”不再是普 遍性的,而是遵循“福利民族主义”( welfare nationalism) 原则的福利。因此,北欧极右翼势力 在人口锐减和失业率高的省市和农村地区赢得了 普遍支持,同时吸引了大量屈从于“移民或福利 国 家 ”胁 迫 的 工 人 。 此 外 ,自 苏 联 解 体 以 来 ,激 进 右翼也在许多东欧国家成功重组,如保加利亚
“阿塔卡”联盟(ATAKA)、斯洛伐克国民党 ( Slovak National Party,SNS) 和大罗马尼亚党 ( Partidul Romnia Mare,RM)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 ( PrawoiSprawiedliwosc,PiS) 等。然而,最让人惊 讶的国家是匈牙利。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 盟—匈牙利公民联盟执掌国家政权后,除了清除 司法机构、控制大众媒体外,还颁布了具有独裁性 质的新宪法。“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 the Movement for a Better Hungary ) 即 尤 比 克 党 ( Jobbik) ,自 2010 年以来成为匈牙利第三大党, 是利用少数民族( 特别是罗姆人) 的仇恨、反犹主 义、反共产主义作为主要宣传口号和行动指导的 极右翼政党,而且在东欧占有主导地位。
近年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及新法西斯主义 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地获得了很大发展。他们有时 会同右翼温和派联合执政,新自由主义的诅咒还 在布鲁塞尔盛行,这种情况令人不安。但是,极右 翼政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的条件尚未成熟。

五、欧洲激进左翼的新政治地理学
欧洲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了民粹主义、 排外主义和极右翼势力的扩张,而且引发了反对 紧缩政策的抗议运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都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群众游行,这些 社会斗争为左翼政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上,反资本主义左翼坚持自身力量的 重组或重建,并在多元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多种 形 式 ,建 立 起 了 宽 广 的 政 治 主 体 ,同 时 通 过 “ 一 人 一票”的原则争取了更大的民主。2004 年 5 月,
包含 15 个共产党、社会党和绿党的欧洲左翼党 (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成立,旨在建立一 个围绕共同纲领来团结欧洲主要激进左翼力量的 政治主体。目前,它联合了来自 20 个国家的政治 组织。此外,还有成立于 2000 年的由 30 多个托 派组织组成的“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 the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EACL) ,其主要发起 者有葡萄牙左翼集团、丹麦红绿联盟和法国新反 资 本 主 义 党 ( 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in France,NPA) 。在欧洲议会中,这些党派已加入 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党团。之后,德 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中的最激进成员出 走,这促成了 2007 年德国左翼党和 2008 年法国 左翼阵线( Front de Gauche,FdG) 的成立。在意 大利,2009 年成立的左翼生态自由党( Sinistra Ecologia Libertà,SEL) 包括三股力量: 重建共产党 的温和派、左翼民主党( 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 Italiana,DS) 的异议者和左翼联盟( the Federation of the Left,FdS) 。但是,这些尝试都失 败了。在英国,“尊重党”( Respect Party) 和“左翼 团结”( Left Unity) 分别在 2004 年、2013 年成立。 这一趋势甚至波及土耳其,库尔德分子联合几个 土耳其左翼组织,成立了土耳其人民民主党 ( Halklarn Demokratik Partisi,HDP) ,并迅速成为 土耳其的第四大政治势力。此外,还有 2014 年成 立的斯洛文尼亚联合左翼党、西班牙“我们能”党 ( Podemos) 等。
这种多元模式最成功之处不是简单地对现有 组织和团体进行重组以将分散的社会主体和斗争 形式联合起来,而是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激进分 子和新兴政党的加入,从而增加了新的有生力量。 因此,这种模式很快在大多数欧洲激进左翼党派 中蔓延开来。
然而,这一新的政治图景中也存在一些消极 因素。其中,一些东欧国家的激进左翼在国内仍 处于边缘地位,它无法组织社会斗争,在当地缺乏 根基。同时,工会不仅在年轻人中鲜为人知,而且 反复被宗派主义和内部分裂所削弱。总之,这种 新的多元模式发展前景并不光明。这种状况在选 举 中 反 映 出 来 。 在 波 兰 、罗 马 尼 亚 、匈 牙 利 、保 加 利亚、波黑和爱沙尼亚,激进左翼的总选票不足 1% ,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
亚,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奥地利、比利时、瑞士, 激进左翼依然非常弱小。
因此,欧洲的现实状况是极其复杂的。在伊 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流域国家中,除了意大利之 外,激进左翼近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希腊、西 班牙、法国、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左翼势力已经联 合起来,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中欧,激进左翼在德国和荷兰已拥有相当强大 的选举实力; 而在北欧,左翼政党虽然保住了 1989 年之后的地位,但却无力发动群众; 但在东 欧,除了捷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及 斯洛文尼亚联合左翼党之外,左翼政党几乎不存 在,而且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因此,欧 盟东扩定会将政治重心置于右翼政党身上。

六、走出欧元区的围场?
激进左翼的多元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许多政治问题。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阿莱克斯·齐普拉 斯( Alexis Tsipras) 在执政期间试图发动一切政治 力量———中左翼、“技术官僚”或“中右翼”———来 应对经济紧缩,但由于公债巨大,政府很快就屈从 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谈判。尽管希腊政府反对欧 元区领导人提出的新救市计划,但必须承认的是, 自2010年以来,已签署“布鲁塞尔备忘录”的各 个政党都谨遵紧缩逻辑。在 2015 年 7 月 5 日的 希腊全民公投中,61. 3% 的希腊人反对“三驾马 车”的建议。为了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齐普拉 斯政府同意进一步作出牺牲,大规模低价出售公 共资产,广泛推行全面紧缩政策,这些关涉的是国 际债权人的利益,并非希腊的经济发展。信奉新 自由主义是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势力与 中右翼政党实现联合的前提,所以一旦激进左翼 政党掌权,欧盟将会尽力阻止新政府修改其经济 方针。齐普拉斯与欧元集团的谈判结果也表明, 如果左翼政党赢得选举并实施替代性经济政策, 欧盟就会设法干涉并阻止他们。因此,鉴于欧盟 已成为推行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左翼政 党仅仅赢得选举是远远不够的。
德国左翼党、法国共产党等大多数欧洲左翼 政党都认为,有可能在现行体制下对欧盟进行改 革,激进左翼联盟是坚持这一立场的最主要力量。
由葡萄牙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科斯塔( Antonio Costa) 领导的少数派政府获得左翼集团和团结民 主联盟的支持似乎也强化了这种希望。希腊政府 一方面通过大幅削减公债来避免新一轮的通货紧 缩,另一方面则通过采取与欧盟方案并行的再分 配措施来缓解“布鲁塞尔备忘录”带来的压力。 然而,这两种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由此可见,既 然欧盟拒绝重组债务,那么左翼政党也应做好退 出欧元区的准备。不过,这一策略并非解决问题 的“良方”。
而在其他人看来,“希腊危机”实质上是新自 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危机,这似乎可以说明,现 存的欧盟模式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反资本主义左 翼政党的东扩策略、政党内部结构以及各个党派 之间的关系并非对左翼政党将来的发展有利。自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来,不断僵化的经济 指数已不可避免地减少或抵消了复杂多元的政治 诉求。在过去的 25 年里,披着技术官僚和非意识 形态虚伪外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在整个欧洲获 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福利国家模式,个别国家发 现自己已经逐渐丧失了那些可以改变危机过程的 重要政治经济手段。此外,无须寻求公众意见就 作出重要决策这一反民主实践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了,这无疑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除了上述两种鲜明立场之外,还有一种比较 模糊的立场。它源于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希腊危 机在其他国家重现,应该怎么办?许多人担心其 他政党或联合政府可能会像激进左翼联盟那样, 统一屈从于欧盟的胁迫; 但是,如果退出欧元区, 反资本主义左翼会有脱离群众的风险。
与此同时,激进左翼联盟的内部冲突可能会 在其他地方上演,如法国共产党与“不屈的法国” 之间的冲突。因此,对于欧洲激进左翼来说,新时 期的分裂风险可能更为具体。这表明,近年来,各 激进左翼政党所采用的多元模式由于缺乏统一的 纲领而存在诸多局限。由于不同组织间的政治立 场与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新组合在策略上可 能 需 要 更 好 地 协 商 ——— 这 虽 然 很 难 实 现 ,但 也 并 非不可能。此外,在欧洲激进左翼内部也存在其 他张力。在市政府和地区层面,长期存在的关键 问题在于参与联合执政的利弊,一个明显的弊端 是参政的左翼政党最终容易成为一个恭顺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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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像过去一样接受妥协,从而使其原有的公众 失望。
综上所述,欧洲激进左翼在吸收既有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必须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重建未来 前景: 第一,面对高失业率,必须优先制定一项有 利于劳动者的政策计划,要把支持公共投资、稳定 社会发展作为指导原则; 同时还要缩减工作时间, 降低退休年龄,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公正。 第二,建立一套惠及普通公民和低收入者的基本 保障体系,力求减轻贫困及社会排斥。第三,颠覆 私有化进程,重新获得那些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 公共财产。科尔宾关于英国铁路国有化的提议和 欧洲各地要求投资教育的呼声都表明了这一点。 第四,通过全民公投来废除欧元协议,并通过向资 本家、大企业和金融寡头征税来筹集改革基金。
第五,要想实现对欧元或欧盟的真正替代,激进左 翼必须发起一系列政治运动和跨国运动,争取广 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支持。第六,建立一种替代 性的政治模式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左翼政党必须 广泛扎根于工厂,重新建立过去工人运动的社会 抵抗与工人团结形式,特别要通过维护真正的性 别平等和开展针对年轻人的全面政治训练,来鼓 励大众的普遍参与,推进社会斗争的发展。总之, 激进左翼真正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建构 一种新的社会集团,来引导民众对《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所产生的各种政策进行普遍抵抗,从而 在根本上改变今天欧洲的发展路径。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17 年第三次 在京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央编译局召开
2017 年 9 月 23 日,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2017 年第三次在京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央编译局 召开。学会在京部分顾问和常务理事近 20 人参加会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学会常务副会长季正聚同 志出席并主持会议。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文红同志通报了学会 2017 年上半年有关工作情况和学会 2017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筹备情况。会议研究并确定了 2017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具体时间、中青年论文评选在京常 务理事评委人选,以及各单位大会发言人,并研究了学会其他有关事项。
季正聚副局长感谢与会专家长期以来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要求学会秘书处抓紧落实各项工作, 办好年会,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