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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住在阿尔及尔时，狠狠抨击了法国人的暴力、挑衅和傲慢自大，面对当地阿拉伯人的每一次叛乱，他们都表现出像烧死活人祭摩洛赫神般的残忍。

他写道：“采用迫使阿拉伯人认罪的特殊刑讯方式；当然，这是‘警察’干的（就像英国人在印度所干的那样）。”

 

马克思：“殖民主义者的目的始终是一个：消灭土著的集体财产，并将其变成自由买卖的对象。”

马克思在马格里布（Maghreb）做了什么？

1882年冬天，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医生建议他到一个温暖的地方休息一段时间。之所以不考虑直布罗陀，是因为进入那地方需要护照，而马克思作为一名无国籍人士，显然没有护照。德意志帝国漫天大雪，不过即便温暖如春，也禁止马克思入内。同样不可能选择意大利，就像恩格斯说的：“对于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首要条件是避免警察找麻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55页）

 

保罗·拉法格和恩格斯说服马克思前往阿尔及尔，这座城市在当时是英国人避寒的胜地。据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后来回忆，促使他进行这次不寻常旅行的首要原因是：完成《资本论》。

 

马克思乘火车跨越英、法，然后乘船横渡地中海。他在阿尔及尔待了72天，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欧洲以外居住。这段时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他的痛苦不仅在肉体上。妻子去世之后，马克思非常孤独，为此曾写信告诉恩格斯，他感到“有时犯重忧郁症，像伟大的唐·吉诃德一样”。（同上书，第41页）而且因为糟糕的身体，马克思也没法进行严肃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以往总是少不了的。

 

法国殖民者引入私有财产的影响

许多不利的事件使马克思无法深入了解阿尔及利亚的现实，他也不可能真正研究阿拉伯地区共同所有权的特点——这是一个几年前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题。1879年，马克思在一本研究笔记中摘录了俄国社会学家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他希望考察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与之后，阿尔及利亚的共同所有权的重要性及其变化。马克思从科瓦列夫斯基那里摘抄道：“确立土地私有制，（在法国资产者看来）是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把公社所有制‘这种支持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倾向的形式’（1873年国民议会中的辩论）继续予以保留，无论对殖民地或者对宗主国都是危险的。”接着，他被科氏的如下言论所吸引：“这个政策，法国人从1830年到现在尽管历届政府彼此取代，却始终不渝地奉行着。手段有时改变，目的始终是一个：消灭土著的集体财产，并将其变成自由买卖的对象，从而使这种财产易于最终转到法国殖民者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5-316页）

至于由左翼共和党人瓦尼埃（Jules Warnier）提出、并于1873年通过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立法，马克思支持科瓦列夫斯基的主张，即其唯一目的是“土著居民的土地被欧洲殖民者和投机者剥夺”。厚颜无耻的法国人干脆就是“直接的掠夺”，或者将所有当地人共同使用的荒地转化为“国家财产”。这一过程是为了产生另一个重要结果：消除土著的危险。通过科瓦列夫斯基的话，马克思再次指出：“根据这项法律实行的对阿拉伯人的剥夺，其目的是：（1）保证法国殖民者能够得到尽量多的土地；（2）割断阿拉伯人和土地的自然联系，以摧毁本来就已逐渐瓦解的氏族团体的最后力量，从而消除任何起义的危险。”

 

马克思评论道，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不仅为侵略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实现了“政治的目的：消灭这个社会的基础”。（同上书，第326-327页）

 

反思阿拉伯世界

1882年2月，阿尔及尔当地日报《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新制度的不公正。理论上，当时任何法国公民即便人在法国，也不影响他可以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一百多公顷的土地，然后他能以四万法郎的价格将其转售给当地人。平均来说，以二三十法郎买来的每一块土地，都以三百法郎的价格卖出去了。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马克思没法研究这一问题。然而，在留存下来的16封信件中（其实不止这些，但其它已失佚），我们还是能看到他在地中海南岸做了一些有趣的观察。里面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谈论穆斯林社会关系的文字。阿拉伯社会的一些特点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在真正穆斯林的眼睛里，这类事情，幸运或者倒霉，都不会造成穆罕默德的子女之间的差别。他们在社交中绝对平等——是完全自然的；相反地，他们只是在风俗习惯受到破坏的时候，才意识到这种平等；至于谈到对基督徒的仇恨及最后战胜这些异教徒的希望，那么他们的政治家正当地把这种绝对平等感，把这种平等的实际存在（不是在财产或地位上，而是在人格方面）看作是支持这种仇恨并且不放弃这种希望的保证。（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2页）

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抨击了欧洲人一如既往的暴力与挑衅，尤其是他们“那种无耻的傲慢自大和烧死活人祭摩洛赫神般的残忍”。他强调，在这方面“英国人和荷兰人要超过法国人”。马克思还向恩格斯述说着在阿尔及尔的经历，其中有一位叫费默的法官，他经常能碰见：“顺便说一下，费默在谈话中还对我讲，在他任民事法官期间，采用（而且这是作为一种‘常规’）迫使阿拉伯人认罪的特殊刑讯方式；当然，这是‘警察’干的（就像英国人在印度所干的那样）；法官则装作对所有这一切毫无所知。另一方面，据他说，假如有一伙阿拉伯人主要是为抢劫而杀了人，后来真正的罪犯被查了出来，抓到了，判了罪并且处死了，可是殖民主义者的受害的家庭对这样偿命也并不感到满足。它要求再多‘斩首’几个，至少要多杀半打无辜的阿拉伯人。……欧洲殖民主义者不管是在一个地方定居，或者是由于事务关系在‘劣等种族’中暂时居住，他们通常总是认为自己比漂亮的威廉一世更加神圣不可侵犯。”（同上书，第51-52页）

• 反对英国在埃及的殖民

几个月后，马克思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英国在埃及的殖民行径。1882年，由英国军队发动的战争结束了始于1879年的埃及乌拉比起义，使英国得以在埃及建立摄政国。马克思对当时英国的进步人士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无法维持一种自主的阶级立场，他觉得工人们绝对有必要反对这些关于国家的制度与言论。

当国会议员约瑟夫·考恩（Joseph Cowen）——马克思认为他是“英国议员中最好的一个”——为英国入侵埃及辩护时，马克思坚决反对。

首先，他指责英国政府：“图景真不坏呀！事实上，还有比征服埃及——在一片和平景象中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但是，考恩在1883年1月8日纽卡斯尔的一次演讲中，衷心赞扬这类“英雄业绩”，认为这是“我国军事实力的光辉显示”，他“一想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牢固的侵略基地加上从三角洲到开普兰的‘不列颠非洲帝国’的这幅迷人妙景，也垂涎三尺”。这是一种“英式风格”，其特点是为“小家利益”“负责”。马克思总结说，在外交政策方面，考恩是“这些可怜的英国资产者”的典型代表：“在日益加重的对历史使命所负的‘责任’的重荷之下呻吟，而又如此无法反抗这种历史使命！”（同上书，第421-422页）

尽管工具主义怀疑论如今在某些自由主义学界非常流行，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对欧洲以外的社会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明确反对殖民主义的破坏。

马克思一生密切关注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和信件中看到，在19世纪80年代，他坚决反对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压迫，以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他绝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绝不是只关注阶级冲突。马克思认为，对新的政治冲突和边缘地域的研究是他持续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他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压迫者。

 

⻢克思主义研究

近期，南京⼤学张⼀兵教授的代表作《回到⻢克思》 在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引起 了 国 际 学 术 界 的 关 注 和 讨 论 ， 张 教 授 在 该 书 中 关 于 “ 异 化 ” 的 讨 论 ⽆ 疑 对 学 术 界 既有的认识再次造成冲击。不可否认， “异化”是20世纪最重要且被⼴泛争论的 主题之⼀，卡尔·⻢克思使其理论化并对该概念的建构发挥了关键作⽤。但笔者 认为，悖于常⼈之设想，异化理论⾃身并不是以线性⽅式发展的，其包含着⻢克 思对异化反思的未知⽂本之⾯世，这成为该理论嬗变及其全球范围内流⾏的重要
契 机 。 我 们 有 必 要 在 21世 纪 再 次 回 到 ⻢ 克 思 ， 重 新 看 待 异 化 理 论 的 发 展 过 程 及 其当代价值。

原⽂ ： 《从⿊格尔到⻢克思：异化理论的历史衍变》
作者 | 加拿⼤约克⼤学社会学系教授 [意]⻢塞洛·默斯托 南京⼤学哲学系博⼠⽣
⽥笑楠/译
图⽚ | ⽹络

“异化”概念的漫⻓轨迹

关于“异化”的第⼀个系统阐述出现在⿊ 格 尔（ Georg W. F. Hegel）的《 精 神 现 象 学 》 （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1807） ， 其 间 使 ⽤ 了 Entäusserung（ ⾃ 我 外 化 ） 、 Entfremdung（ 疏 远 化 ） 和 Vergegenständlichung（ 字 ⾯ 含 义 为 “ 使 之 成 为 ⼀ 个 物 体 ” ） 以 指 认 精 神 在 客 观 领 域 变 得 与 ⾃ 身 不 同 。 异 化 在 ⿊ 格 尔 左 派 的 著作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以及费尔巴哈（ Ludwig Feuerbach）在《基督教的本
质 》 （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1841） 的 宗 教 异 化 理 论 ——即 ⼈ 将 ⾃ ⼰ 的 本 质 投 射 到 想 象 的 神 身 上 ——对 该 概 念 的 发 展 做 出 了 贡 献 。 但 是 ， 其 随 后 从 哲 学 反 思
中消失了， 19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思想家都没有对其给予太多关注。甚⾄，⻢克思⽣ 前出版的著作也很少使⽤该术语，⽽且关于异化的讨论在第⼆国际时期的⻢克思主 义（ 1889-1914）完全缺场。
异 化 的 重 新 发 现 要 归 功 于 格 奥 尔 格 · 卢 卡 奇 （ György Lukács） ， 他 在 《 历 史 与 阶 级 意 识 》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 ） 中 引 ⼊ 了 “ 事 物 化 ” （ Verschlichung）⼀词，以描述劳动活动作为客观和独⽴的东⻄与⼈对⽴，通过
外部⾃治法则⽀配⼈的现象。 1932年《 1844年 经 济 学 哲 学 ⼿ 稿 》 的⾯世成为彻底 改变该概念流传的决定性事件，这是⼀部⻘年⻢克思未发表的⼿稿， “异化”在其中 被描述为劳动产品与劳动“作为某种外在的，作为⼀种独⽴于⽣产者的⼒量”相对⽴ 的 现 象 。 ⻢ 克 思 列 举 了 ⼯ ⼈ 在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中 被 异 化 的 四 种 ⽅ 式 ： 1.被 他 的 劳 动 产 品 异 化 ， 它 成 为 “ 统 治 他 的 异 化 对 象 ”； 2.在 他 的 劳 动 活 动 中 异 化 ， 他 认 为 这 是 “ 与 ⾃ 身 的 直 接 对 ⽴ ” ， 就 好 像 这 “ 不 属 于 他 ”； 3.“ ⼈ 的 类 本 质 ” 被 转 化 为 “ 对 他 来 说 异
⼰ 的 本 质 ”； 4.与 他 ⼈ 异 化 ， 以 及 与 “ 他 们 的 劳 动 和 劳 动 对 象 ” 的 关 系 。 对 ⻢ 克 思 来 说，与⿊格尔反之，异化并不是与对象化相关联，⽽是与经济精确形式内的⼀种特
殊现象相吻合：即雇佣劳动和劳动产品向与⽣产者对⽴的客体之转变。⿊格尔将异 化视为劳动的本体论表现，⽽⻢克思则将其视为⼀种特殊⽣产阶段的特征：资本主 义。
相反，⼆⼗世纪初，⼤多数研究异化的作家都认为异化是⽣活的⼀种普遍现象。在 《 存 在 与 时 间 》 （ Being and Time,1927 ） ⼀ 书 中 ， ⻢ 丁 · 海 德 格 尔 （ Martin Heidegger）⽤纯粹的哲学话语来探讨异化。他在关于异化的现象学中使⽤的范畴
是 “ 沉 沦 ” （ Verfallen） ， 即 倾 向 在 周 围 世 界 的 ⾮ 本 真 性 中 迷 失 ⾃ 我 。 海 德 格 尔 并 没 有 将 这 种 沉 沦 视 为 ⼀ 种 “ ⼈ 类 ⽂ 明 的 更 ⾼ 级 阶 段 也 许 能 够 祛 除 的 不 良 和 可 悲 的 特 性 ” ， ⽽ 是 将 其 视 为 “ ⼀ 种 在 世 之 在 的 存 在 范 式 ” ， 作 为 构 成 历 史 基 本 维 度 的 ⼀ 种 现 实。
第⼆次世界⼤战后，在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异化成为哲学和叙事⽂学中反复出 现的主题。但是，其被认为是⼀种社会内弥漫的不满，⼀种⼈类个性和经验世界之 间的分裂，⼀种⽆法克服的⼈类境遇。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没有指出关于异化的社会
起 源 ， 但 是 将 其 视 为 不 可 避 免 地 与 所 有 “ 事 实 性 ” （ facticity ） 及 ⼈ 的 他 者 性 （ otherness） 联 系 在 ⼀ 起 。 ⻢ 克 思 是 以 反 对 资 本 主 义 ⽣ 产 关 系 为 基 础 的 。 存 在 主
义者因循着相反的轨迹，试图吸收⻢克思作品中他们认为对其⽅法有⽤的部分，这 只是⼀场缺乏具体历史批判的哲学讨论。
赫 伯 特 · ⻢ 尔 库 塞 （ Herbert Marcuse） 也 将 异 化 与 对 象 化 联 系 起 来 ， ⽽ 不 是 与 其 在 资 本 主 义 ⽣ 产 关 系 中 的 表 现 联 系 起 来 。 在 《 爱 欲 与 ⽂ 明 》 （ Eros and
Civilization,1955）⼀书中，他与⻢克思保持距离，认为只有通过废除劳动⽽⾮解 放劳动，以及肯定社会关系中的“⼒⽐多”和游戏，才能实现⼈类解放。⻢尔库塞最 终反对⼀般的技术统治，因此他对异化的批判不再针对资本主义⽣产关系，⽽且他
对社会变⾰的反思是如此悲观，以致经常将⼯⼈阶级包含在捍卫制度的主体之中。

异化理论不可抗拒的魅⼒

⼗ 年 后 ， 这 个 术 语 也 进 ⼊ 了 北 美 社 会 学 的 词 汇 表 。 主 流 社 会 学 将 其 视 为 个 体 的 问 题，⽽不是社会关系的问题，解决路径的核⼼是个体适应现有秩序的能⼒，⽽不是
改 变 社 会 的 共 同 实 践 。 这 种 路 径 的 重 ⼤ 转 向 最 终 使 历 史 —社 会 因 素 的 分 析 ⽅ 式 衰 落。尽管在⻢克思主义传统中， “异化”概念促成了⼀批对资本主义⽣产⽅式最尖锐
的批判，但其在社会学领域的制度化使其沦为⼀种个体应对社会规范的失调现象。
这 些 解 释 导 致 了 异 化 话 语 的 理 论 贫 乏 ， 对 ⼀ 些 社 会 学 家 ⽽ ⾔ ， 异 化 ——远 ⾮ 与 ⼈ 类 劳 动 活 动 相 关 的 复 杂 现 象 —— 甚 ⾄ 成 为 了 ⼀ 种 积 极 的 现 象 ， ⼀ 种 表 达 创 造 ⼒ 的 ⼿ 段。在这种情况下， “异化”范畴被稀释到⼏乎毫⽆意义的程度。
同 ⼀ 时 期 ， 异 化 的 范 畴 也 进 ⼊ 了 精 神 分 析 ， 埃 ⾥ 希 · 弗 洛 姆 （ Erich Fromm） 试 图 ⽤其构建⼀架通往⻢克思主义的桥梁。但是，他强调主体性，他在《 健 全 的 社 会 》 （ The Sane Society,1955） 将 其 异 化 的 观 念 总 结 为 “ 个 体 作 为 异 ⼰ 的 ⽽ 体 验 ⾃ 身 的经验模式”，仍过于狭隘地关注个体。弗洛姆对⻢克思概念的描述仅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稿》，并流露出对异化劳动在⻢克思思想中的特殊性和中⼼性缺乏 理解。这⼀缺陷阻碍了弗洛姆对客观的异化给予应有的重视。
20世 纪 60年 代 ， 异 化 理 论 开 始 真 正 流 ⾏ ， 这 个 概 念 似 乎 完 美 诠 释 了 时 代 的 精 神 。
居 伊 · 德 波 的 《 景 观 社 会 》 （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 把 异 化 理 论 与⾮物质⽣产的批判联系在⼀起： “随着‘第⼆次⼯业⾰命’，异化消费与异化⽣产⼀ 样 成 为 ⼤ 众 的 职 责 ” 。 在 《 消 费 社 会 》 （ The Consumer Society,1970） ， 让 · 鲍 德 ⾥ 亚（ Jean Baudrillard）与⻢克思主义对⽣产中⼼性的关注保持距离，并将消 费 指 认 为 现 代 社 会 的 ⾸ 要 因 素 。 ⼴ 告 和 ⺠ 意 调 查 创 造 虚 假 需 求 和 群 众 舆 论 的 “ 消 费 时 代 ” 是 “ 彻 底 异 化 的 时 代 ” 。 然 ⽽ ， 这 个 词 的 流 ⾏ 及 滥 ⽤ ， 造 成 了 严 重 的 概 念 歧 义 。 因 此 ， 短 短 ⼏ 年 ， 异 化 变 成 ⼀ 个 空 洞 的 公 式 ， 蕴 含 ⼈ 类 的 各 类 不 幸 ——如 此 万 象森罗，致使其产⽣了⼀种永远⽆法被改变的信仰。⾃此异化理论开始真正⻛靡全 球，世界各地出版了数百计的相关著作和⽂章。这简直就是⼀个异化的时代。不同 政 治 背 景 和 学 科 的 作 家 将 其 成 因 指 认 为 商 品 化 、 过 度 专 业 化 、 失 范 、 科 层 化 、 盲 从、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丧失⾃我意识，甚⾄是⾃我区隔、冷漠、社会或种族边 缘化以及环境污染。在北美的学术语境，这场辩论变得更加荒谬，在这⾥， “异化” 概念遭遇了真正的畸变，最终被⻓期以来其所针对的社会阶层的卫道者所利⽤。

异化成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批判

⻢ 克 思 在 《 1844经 济 学 哲 学 ⼿ 稿 》 （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中以“异化劳动”为范畴，不仅将异化问题从哲学、宗教和政治领域扩展 到物质⽣产的经济领域，⽽且将后者作为理解和克服前者的先决条件。不过，⻢克
思此时对“异化”的构思只是26岁时初步的、粗略的理论化。尽管⻢克思在着⼿出版 《资本论》之前进⾏了超过⼆⼗多年的研究，异化理论在其中发⽣了显著变化，但 是 ⼤ 多 数 关 于 异 化 的 ⻢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都 是 错 误 地 基 于 他 在 《 1844年 经 济 学 哲 学 ⼿ 稿》中所作的不完整考察，其中的“⾃我异化”概念（ Selbst-Entfremdung）之重 要性被⾼估了。
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著作中，特别是在《 1857-1858年经济 学 ⼿ 稿 》 （以下简称《⼤纲》）中⻢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远⽐其早期哲学⼿稿更为 ⼴博和细致。⻢克思在这些⽂本中的观点藉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批判和对资本
主 义 的 可 能 性 替 代 ⽅ 案 的 描 述 之 结 合 ⽽ 得 到 加 强 。 《 ⼤ 纲 》 是 ⻢ 克 思 写 于 1857- 1858年 的 ⼿ 稿 ， 它 直 到 20世 纪 70年 代 初 才 流 ⾏ 起 来 ， 它 的 流 传 使 ⼈ 们 注 意 到 ⻢ 克 思 在 其 成 熟 著 作 中 构 思 “ 异 化 ” 概 念 的 ⽅ 式 。 它 的 叙 述 让 ⼈ 回 想 起 《 1844年 经 济 学 哲学⼿稿》的分析，但是它对经济范畴更深⼊的解读和更缜密的社会分析使其更加 丰厚。在《⼤纲》中，⻢克思不⽌⼀次使⽤了“异化”概念，⽽且他认为资本主义的 “ 活 动 和 产 品 的 普 遍 交 换 已 成 为 每 ⼀ 单 个 ⼈ 的 ⽣ 存 条 件 ， 这 种 普 遍 交 换 ， 他 们 的 相 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的、独⽴的东⻄，表现为⼀种物。在交换价 值上，⼈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的能⼒转化为物的能⼒。 ”
《⼤纲》并⾮⻢克思成熟时期以异化为特征的唯⼀⼿稿。未发表的《资本论》⼿稿 将 对 异 化 的 经 济 和 政 治 分 析 更 加 紧 密 地 结 合 在 ⼀ 起 。 ⻢ 克 思 写 道 ： “ 资 本 家 对 ⼯ ⼈
的 统 治 ， 就 是 物 对 ⼈ 的 统 治 ， 死 劳 动 对 活 劳 动 的 统 治 ， 产 品 对 ⽣ 产 者 的 统 治 。 ”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 由 于 “ 劳 动 的 社 会 ⽣ 产 ⼒ 转 化 为 资 本 的 物 质 属 性 ” ， 出 现 了 真 实 的 “ 物 的 ⼈ 格 化 和 ⼈ 的 物 化 ” ， 造 成 “ 劳 动 的 物 质 条 件 不 受 制 于 ⼯ ⼈ ， ⽽ ⼯ ⼈ 受 制 于 它 们”的表象。
与 早 期 哲 学 著 作 相 ⽐ ， 这 种 进 展 在 《 资 本 论 》 （ Capital,1867） 的 著 名 章 节 “ 商 品 的 拜 物 教 及 其 秘 密 ” 中 也 很 显 著 。 对 ⻢ 克 思 来 说 ，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中 ， ⼈ 与 ⼈ 之 间 的关系并不是“作为他们劳动中⼈和⼈的直接社会关系……⽽是作为⼈们的物的关系 或物的社会关系存在和表现的。 ”这种现象就是他所说的“拜物教”——“劳动产品⼀
旦 作 为 商 品 来 ⽣ 产 ， 就 带 上 拜 物 教 性 质 ， 因 此 拜 物 教 是 同 商 品 ⽣ 产 分 不 开 的 。 ” 商 品拜物教的概念并没有取代他早期作品的异化。⻢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的特质和诸多关系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特质和关系。这⼀被卢卡奇称为物化的理 论从⼈与⼈的关系⻆度说明该现象，⽽拜物教的概念则将其与商品联结起来。
这 些 ⻢ 克 思 著 作 的 传 播 为 ⼀ 种 区 别 于 在 当 时 主 流 社 会 学 和 ⼼ 理 学 中 占 ⽀ 配 性 的 “ 异 化”概念的流⾏铺平了道路。这个概念与在实践中扬弃异化相适应——与以改变⼯⼈
阶级的⼯作和⽣活条件为⽬标的社会运动、政党和⼯会的政治⾏动相适应。 20世纪 30年 代 《 1844年 经 济 与 哲 学 ⼿ 稿 》 发 表 之 后 的 作 品 似 乎 被 视 为 ⻢ 克 思 关 于 异 化 的
“第⼆代”著作，不仅为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连贯的理论基础，⽽且最重要的是为那 些年爆发的重⼤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种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地坪。异化离开 了哲学家的作品和⼤学讲座，⾛上了街头和⼯⼈⽃争的舞台，成为对资产阶级社会
的普遍批判。

⻢ 克 思 ⽆ 法 回 答 当 代 的 许 多 困 境 ， 但 他 确 实 指 出 了 基 始 性 的 问 题 。 在 ⼀ 个 由 市 场 和 个 ⼈ 竞 争 主 导 的 社 会 ， 重 新 发 现 ⻢ 克 思 与 异 化 最 相 关 的 思 想 ， 为 理 解 过 去 和 今 天 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了⼀个不可或缺的批判⼯具。⽂章为社会科学报 “思想⼯坊 ”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 1852期第3版，未 经允许禁⽌转载，⽂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场。
本期责编：王⽴尧

1867年2月，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马克思终于能把期待已久的消息告诉他的朋友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部分完成了。此后，马克思把巨著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手稿从伦敦寄往汉堡，并与编辑奥托·迈斯纳达成协议，决定将《资本论》分为三部分出版。马克思非常满意地写道，此书的出版“无疑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尽管在1867年之前已经构思了很长时间，但是接下来的几年，《资本论》的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第一卷也继续耗费着马克思的大量精力，甚至在它出版之后也是如此。这种付出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在1872年至1875年之间分44册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这一版不仅仅是翻译，更是一个由作者完全修订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马克思还深化了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部分，更好地发展了他区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观点。（参见Marcello Musto主编的即将出版的合集《马克思与<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评价，历史，接受》（Marx and ‘Le Capital’: Evaluation, History, Reception, Routledge, 2022）

1.探寻《资本论》第一卷的最终版本

在经历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中断的几次工作，以及为第一国际进行了一段时间激烈的政治活动之后，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着手《资本论》第一卷的新版本。由于不满自己阐述价值理论的方式，他在1871年12月和1872年1月重写了1867年发表的内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于1872年再版，其中包含了马克思所作的修改。这一年对于《资本论》的传播而言格外重要，因为在这一年还出现了俄译本和法译本。法译本委托约瑟夫·鲁瓦翻译（他之前翻译过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些作品），由法国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分册出版，第一册问世于150年前的9月17日。

 

马克思同意出版社的这种做法，写道：“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然而，马克思意识到这一想法也有“坏的一面”，他预计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会“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而且当读者“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时，他们可能会“气馁”。对于这个“不利”，马克思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最终，马克思花费在修正译文上的时间远超他的预料。在给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鲁瓦“往往译得过死”，迫使他“不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1872年5月，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写信告诉路德维希·库格曼，她的父亲“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修改”，“不仅个别的句子，而且整页整页的译文都得重新改写”。随后，恩格斯也以类似的语气给库格曼写道，法译本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件“繁重工作”，“可以说，他必须重新翻译”。

此外，在修正译文的同时，马克思决定对内容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在法文版最后的“致读者”里，他认为这一版“在原文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并表示，“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最有趣的一点，特别是就其政治价值而言，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而在法文版中，“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换成了“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这种澄清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限定在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国家。

 

马克思现在完全意识到，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绘的那种“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线性发展模式，对于理解历史的运动是不够的。因此，最好还是避开任何历史哲学。他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朝着一个预先确定的目标不可动摇地线性进展。马克思在晚年发展起来的更为明显的多线概念，使他更加认真地看待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下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和不平衡性。这种方法无疑增加了他在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那本已坎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马克思对欧洲以外的社会进行了缜密的调查，并明确表示反对殖民主义的蹂躏。马克思批评了一些思想家，他们在强调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后果的同时，在分析全球边缘地区时使用了欧洲特有的范畴。他多次警告那些未能观察到现象之间的必要区别的人，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理论取得进展之后，他对那种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或地理区域之间转移解释范畴的做法非常谨慎。多亏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

 

在1878年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权衡了法文版的优劣，他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法文版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但他“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特别是在第一章中”。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马克思去世7年后，即1890年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中，并没有把马克思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包括进去。马克思没能完成他设想中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最终修订版。事实上，无论是1872-75年的法文版，还是1881年出版的德文第三版，都不能认为是马克思所希望的最终版本。

2.通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认识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对马克思的著作在全世界的传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是许多译本（比如英译本）的参考。更普遍地说，法文版为各国读者打开了通往马克思著作的第一道大门。第一部意大利译本出版于1882年至1884年之间，它直接参照法文版翻译，1927年的希腊语译本也是如此。以西班牙语译本为例，法文版促成了一些部分版本和两个完整译本的出版：一个是1967年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出版，另一个是1973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由于法语比德语更广为人知，因此正是通过这个版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得以更快地传播到许多拉美国家。葡萄牙语国家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葡萄牙国内，只有少量法译本发行，直到萨拉查独裁政权倒台前不久，葡萄牙语的删节版才出现。总的来说，葡萄牙和巴西的政治活动家和研究人员都发现，通过法文版比通过德文原版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著作。进入非洲国家的少量印本也是葡萄牙语译本。

 

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论》在阿拉伯世界的接收。虽然在埃及和伊拉克，英语在欧洲文化的传播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法语在其他地方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不结盟”国家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影响也延伸到了亚洲，1959年至1960年出版的第一个越南语译本也是参照法文版翻译的。

 

因此，除了经常被世界各地的译者查阅，并与恩格斯1890年出版的德文第四版（该版本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的标准版本）进行核对之外，法文版也成为《资本论》完整翻译成八种语言的基础。自其首次出版以来的150年里，它一直是那些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感兴趣的学者和活动家们激烈辩论的源泉。

 

1877年9月，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法文版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我自己将永远不再参加任何翻译。”确实如此。他为创作最好的法译本所付出的辛劳、所消耗的精力是了不起的。但我们可以说，这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发行量很大，在翻译过程中，马克思的增减和修改完善了《资本论》的反殖民和普遍性等方面。随着马克思研究中一些最新的、富有洞见的进展，《资本论》的这些方面如今正受到广泛关注。

战争的经济原因

当政治科学探究战争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动机，社会主义理论则令人信服地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与战争蔓延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国际的内部辩论中，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塞萨尔·德巴普（César de Paepe）阐述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立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代社会，战争不是由君主或其他个人的野心造成的，而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模式造成的。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文明的教训来自这样一种信念：任何战争都应被视为“一场内战”，工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剥夺了他们幸存所必需的手段。

 

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发展他关于战争的观点，也没有提出对战争采取正确态度的指导。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认为暴力是一种经济力量，“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但他并不认为战争是社会革命转型的关键捷径，他政治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工人们忠于国际团结的原则。

对恩格斯来说，战争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成为他晚年一部作品的主题。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指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每个大国都试图在军事和战备上超过对手。这导致了空前未有的武装规模，并使旧大陆趋近于一场“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恩格斯说：“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么，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恩格斯在其分析中不忘强调，常备军的维持既出于外部军事目的，也出于内部政治目的。他们“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加强镇压无产阶级和工人斗争的力量。由于大众阶层通过税收和向国家提供军队而为战争付出了更多，因此工人运动应该争取“通过国际协议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和裁军，这是唯一有效的“和平保障”。

检验与崩溃

和平时期的理论争议很快便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工人的代表们拒绝支持战争，这是工人运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1870年的普法冲突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谴责了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的吞并计划，并投票反对战争信贷。他们“拒绝了为继续战争提供额外资金的法案”，这使得他们以叛国罪被判两年监禁，但也帮助工人阶级找到了另一种利用危机的方式。

 

随着欧洲主要列强继续其帝国主义扩张，关于战争的争论在第二国际的辩论中变得愈发重要。成立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将和平奉为“任何工人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世界政策（Weltpolitik）”——这是一项德意志帝国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势力的侵略政策——改变了地缘政治环境，反军国主义原则在工人运动中扎得更深，并影响了对武装冲突的讨论。战争的作用不再仅仅被视为开启革命机遇和加速体制崩溃（左翼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罗伯斯庇尔的“没有革命的革命”）。战争现在被视为一种危险，因为它对无产阶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即饥饿、贫困和失业。

1907年，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的决议，其中概括了所有已成为工人运动共同遗产的要点，包括投票反对增加军事开支的预算、对常备军的反感以及对民兵制度的偏爱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二国际对和平的承诺越来越少，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最终都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过程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大家都认为“进步的好处”不应被资本家们垄断，工人运动开始与统治阶级的扩张主义目标一致，并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淹没。第二国际在战争面前完全无能为力，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之一：维护和平。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是对于战争的两个最强烈的反对者。卢森堡拓展了左派的理论理解，表明军国主义是支撑国家的关键。和其他共产主义领导者相比，她表现出了少有的信念和力量，她认为“对战争的战争!”的口号应该成为“工人阶级政治的基石”。正如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中所写的那样，第二国际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它未能“让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达成一致的战术和行动”。因此，自那时起，“无论身处和平还是战乱”，无产阶级的“主要目标”都应是“反对帝国主义与防止战争”。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及其他著作里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关于“历史的伪造”，每当资产阶级试图把“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归咎于实际上是“掠夺”的战争时，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决定哪个交战国将压迫最多的外国人民，并增加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第二是社会改良派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矛盾，他们声称“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这本小册子中最著名的论点——革命者应该寻求“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暗示那些真正想要“持久的民主的和平”的人们必须发动“针对当局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内战”。列宁相信，在战争时期始终进行着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在群众中产生革命的精神。

分界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在第二国际内部造成分裂，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也造成分裂。在冲突爆发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克鲁泡特金写道：“任何珍视人类进步理念的人，其任务就是粉碎德国对西欧的入侵。”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回复克鲁瓦特金时表示，“德国的胜利肯定意味着军国主义的胜利，但盟军的胜利也意味着俄英实现了对欧洲和亚洲的统治。”

 

在《十六国宣言》中，克鲁泡特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抵抗侵略者，因为他摧毁了我们所有的解放希望”。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将是较小的罪恶，且不会破坏现有的自由。另一边，马拉泰斯塔和他在《无政府主义国际反战宣言》上的同盟者宣称：“进攻的战争和防御的战争是没有区别的。”此外，他们补充说：“任何交战方都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文明，正如它们也没有权利要求合法自卫一样。”

对战争的态度也在女权运动中引起了争论。在长期以来由男性垄断的工作岗位上，女性需要取代应征入伍的男性，这鼓励了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在新生的妇女参政运动中传播甚广。揭露两面派政府（一面呼吁抵御外敌，一面利用战争来打压基本的社会改革）是罗莎·卢森堡和当时的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她们是第一批清醒而勇敢地走上这条道路的人，这条道路将向后代表明，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反对父权制的斗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后来，拒绝战争成为国际妇女节的一个独特部分，而反对那些可能爆发新冲突的战争预算，也成为了许多国际女权运动纲领的突出特点。

波拿巴不是民主

1854年，马克思谈到克里米亚战争，他在反对那些鼓吹反俄联盟的自由民主派时写道：“把同俄国的战争说成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同样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目前就会成为自由的代表人物。撇开这一点不谈，公开宣布的进行战争的全部目的正是要保持强国均势和维也纳条约——恰恰是那些要消灭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条约。”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波拿巴”换成“美国”、把“维也纳条约”换成“北约”，那么这些观点似乎是为今天而写。

 

那些同时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主义以及北约扩张的人的想法，并没有显示出政治上的优柔寡断或理论上的模棱两可。最近几周，一些专家解释了冲突的根源，而那些提议不结盟政策的人们的立场才是尽快结束战争和确保最小伤亡的最有效方式。有必要根据两个要点来不断进行外交活动：缓和紧张局势和独立的乌克兰保持中立。

 

套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对左翼来说，战争不能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它只是证明了政治的失败。如果左翼希望卷土重来，并显示自己有能力利用自身历史来完成当下的任务，那么他们就需要在其旗帜上写下“反军国主义”和“拒绝战争”。

 

马克思早期论异化的文字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出版以来，在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领域完全成了一块试金石，不乏追随者也不乏争辩者。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里，马克思第一次形成了他的异化劳动概念，超越了当时哲学、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异化概念，将其置于物质生产的经济领域。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而且异化是马克思从未放下的概念，他将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理论。

 

尽管讨论异化主题的思想家们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使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但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提供了对异化更全面更完善的论述以及提供了克服异化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其他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异化概念，这种概念的历史基础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虽然说马克思理论的这一个重要方面直到现在可能还在被低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成熟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而且异化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我们需要它来转变当下的超剥削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首次系统描述了异化，其中“外化（Entausserung）”，“异化（Entfremdung）”和“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等术语描述了绝对精神在客观性领域超越自身的过程。

 

异化概念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中继续占据着突出地位，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发展了宗教异化理论，他描述了人类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到想象中的神灵上。但是，异化概念随后从哲学反思中消失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主要思想家都没有给予它过多的关注。甚至马克思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使用这个词，而且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也明显没有关于异化的讨论。

 

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思想家发展了后来与异化有关的概念。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中引入了“失范（anomie）”一词，来表示那些确保社会凝聚的规范在劳动分工发生重要延伸之后陷入危机的一系列现象。与生产过程的重大变化相关的社会动荡也是德国社会学家思考的基础。西美尔在《货币哲学》里非常关注社会制度对个人的支配，以及人际关系日益增长的非人格性。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详细阐述了人际关系中的“官僚化”和“理性计算”现象，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这些作者认为他们在描述人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他们的反思往往是希望改善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当然不是用不同的秩序来加以取代。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引入了“物化”一词来描述劳动活动将人视为某种客观和独立的东西，并通过外在的自治规律来支配他们的现象。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终于1932年以德文出版时，这一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在全世界激起了波澜。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把劳动的产品同劳动的对立描述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他列举了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四种异化形式：（1）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后者是异己的、统治着工人的对象；（2）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异化，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是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3）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4）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异化。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异化本身并不等同于对象化，而是与特定经济形式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相联系：即雇佣劳动和将劳动产品转化为与生产者相对立的对象。黑格尔把异化说成是劳动的本体论表现，马克思则把它看作是一个特殊生产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

 

与马克思不同，二十世纪初的大多数研究异化的作者都认为异化是生活的一个普遍方面。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以纯粹的哲学术语探讨了异化。他在异化现象学中使用的范畴是“沉沦（Verfallen）”，即此在在周围世界的不真实中迷失自己的一种趋势。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这种沉沦是一种不好的、糟糕的、在人类文化的更高阶段也许能够摆脱的特性，而认为沉沦是一种在世之中的生存模式，一种构成历史基本维度的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异化成为哲学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它被认定为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不满，认定为人类个体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分裂，认定为一种不可逾越的人性前提。大多数存在主义哲学家并没有考虑异化的社会根源，而是认为它不可避免地与所有“事实性（facticity）”（显然苏联的失败经验支持了这种观点）和人类的他者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类征服。相比之下，存在主义者试图吸收马克思著作中那些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的方法有用的部分，但仅仅是在没有任何具体历史叙述的哲学讨论中使用。

 

和那些存在主义者类似，马尔库塞将异化与对象化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的特定前提联系在一起。不同于马克思，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里认为只有废除劳动（而不是解放劳动）并在社会关系中肯定力比多和享乐，才能实现人的解放。总的来说，马尔库塞反对一般意义的技术统治，丢失了将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特殊性，而且他对社会变革的反思是如此的悲观，以至于常常把工人阶级纳入捍卫体系的主体里。

在马尔库塞之后的十年，异化进入了北美社会学的词汇库。主流社会学将其视为人类个体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关系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关键是个体适应现有秩序的能力，而不是改变社会的集体实践。这一进路的重大转变最终降格了对历史社会因素的分析。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异化概念促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最尖锐的批评，但它在社会学领域却被制度化和体系化，简化为个体对社会规范不适应的现象。这些解释导致了异化话语在理论上的贫困，对一些社会学家来说，异化远非一种与人类的工作活动有关的复杂现象，而是成为一种积极的现象，一种表达创造性的方式。在这种形式下，异化范畴被淡化到几乎毫无意义的地步。

 

同一时期，异化范畴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弗洛姆试图用它来建立一座通往马克思主义的桥梁。然而，弗洛姆的重点是主体性，他在《健全的社会》里将异化概括为一种个体将自己视为外人的体验模式，这仍然过于狭隘地关注个体。弗洛姆对马克思概念的讨论完全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排除了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作用。这一缺陷使得弗洛姆无法恰当地看待客观的异化（即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异化以及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

 

20世纪60年代，异化理论开始流行，这个概念似乎完美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在德波的《景观社会》里，异化理论与对非物质生产的批判联系在一起，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异化消费像异化生产一样已成为大众的义务和本分。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中心地位不同，鲍德里亚将消费指认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因素。广告和民意调查的增长在“消费时代”和“彻底异化”中创造了虚假需求和大众共识。

 

然而，这个词的普及外加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概念模糊。短短几年时间，异化就已经转变为可以指代几乎任何的人类不幸；它已变得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成了一种不刊之论。

 

随着世界各地关于这个话题的数百本书籍和文章的出版，当今已经成为异化的时代。来自不同政治和学科背景的作者将异化的原因总结为商品化、过度专业化、失范、官僚化、因循守旧、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失去自我意识、个人孤立、情感冷漠、社会或种族边缘化以及环境污染，等等。在北美的学术背景里，争论变得更加矛盾，异化概念俨然被扭曲了，并最终被社会阶级的捍卫者们所使用，而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针对社会阶级的。

马克思对异化主题的最佳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它写于 1857-58年，直到 1939年它的德文版才现世。当该文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被翻译成欧亚语言，学者们更多关注马克思在他的成熟著作中将异化概念化的方式上。《大纲》的解释回顾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并且通过对经济范畴的更深入理解和更严格的社会分析而得以丰富。在《大纲》里，马克思不止一次地使用“异化”一词，并认为在资本主义中，

 

“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被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文集8，第51页。）

 

《大纲》并不是马克思成熟时期唯一一部以异化为主题的不完整著作。五年之后，未出版的《资本论》手稿把对异化的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写道：“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而只是作为‘资本’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文集8，39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的物质属性”，存在着名副其实的“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文集8，393），造成了“物的劳动条件……不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文集8，393）的表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著名章节中给出了类似的描述，即“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比他早期哲学著作中的描述要详细得多。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文集5，第90页）。这种现象就是他所说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文集5,第90页）商品拜物教并没有取代他早期著作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之间的性质和关系变成了物之间的性质和关系。这种卢卡奇称之为物化的理论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说明了这种现象，而拜物教概念则将其视为人与商品的关系。

 

成熟马克思的论异化作品的传播，最终为主流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这一现象的概念化铺平了道路。马克思讨论异化时针对的是如何在实践中克服异化，即指向社会运动、政党和工会为了改变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采取的政治行动。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之后的马克思论异化著作可以被视为“二代目”，它们的出版不仅为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而且最重要的是，为那些年世界上卓越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平台。异化走出了哲学书斋和大学讲堂。它走上街头，走进工人斗争，批判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世界的失败是划时代的，全球经济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剥削性，左翼仍然深陷危机之中。当然，马克思无法回答许多当代问题，但他确实指出了基本问题。在一个由自由市场和个体竞争所主导的社会里，马克思对异化的论述继续为理解和批判当今资本主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摘要：2021年是巴黎公社运动150周年，本文回顾了这一段激情澎湃的工人运动历史，从政治权力的转型、社会改革法令的发布、不分民族不分男女的集体斗争、以及因中央与地方的分歧而造成的集权与分权之争等方面，生动呈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试验的关键细节。

150年后的今天，公社的主角早已逝去，但公社的幽灵依然在游荡，提醒我们总有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在等待着创造。

关键词：巴黎公社；政治权力；社会改革；革命

法国的资产阶级总是把一切都带走。自1789年革命以来，他们是唯一在繁荣时期致富的人，而工人阶级经常承受危机的冲击。但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将打开新的视野，并提供一个改变路线的机会。1870年9月4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役中战败，被普鲁士人俘虏。次年1月，在巴黎被包围四个月后，法国投降，普鲁士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停战协议中施加了苛刻的条件。在大量正统派和多数奥尔良派的支持下，法国举行了全国选举，梯也尔（Adolphe Thiers）被选为总统。然而，首都民众的不满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强烈，激进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力量大获全胜。右翼政府的未来前景将对社会不正义不管不顾，把战争的负担施加在最不富裕的人身上，并寻求解除城市武装，这在3月18日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梯也尔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只能逃到凡尔赛。

斗争与政府

为了确保民主的合法性，起义者决定立即举行自由选举。3月26日，绝大多数巴黎人（19万票对4万票）赞同起义的动机，85名当选代表中有70人宣布支持革命。15名“市长党（parti des maires）”（这是由某些区的前领导人组成的群体）温和派代表立即辞职，没有参加公社委员会；不久之后，4名激进派加入了他们。剩下的66名成员代表了许多不同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双重政治面貌，所以往往很难区分）。其中有二十几位新雅各宾派共和党人（包括著名的德勒克吕兹和菲利克斯·皮亚特），十几位布朗基的追随者，以及第一国际的17名成员（其中既有支持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者，也有与马克思关联的集体主义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和几个独立人士。公社的大多数领导者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14人来自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事实上，正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权力交给了公社——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两个机构之间一系列分歧和冲突的前奏。

3月28日，大批市民聚集在市政厅（Hôtel de Ville）附近庆祝新的集会，该集会现在正式命名为巴黎公社。尽管它只存在了不到72天，但它是19世纪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重新点燃了因数月艰难困苦而疲惫不堪的民众的希望。在民众驻地出现了许多委员会和团体，它们向公社提供支持，而且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举办了各种倡议，以表声援，并且谋划建设一个新世界。蒙马特尔区（Montmartre）被洗礼为“自由堡垒”。最普遍的一种情绪就是渴望与他人分享。像路易丝·米雪尔（Louis Michel）这样的激进分子展示了自制精神，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这样描述她：“你做了狂热的伟大的灵魂所做的事；……你赞美那些被压迫被践踏的人们。”（引自雨果的诗作《比男人还伟大》）但是，赋予公社生命的不是一位领袖或少数富有魅力的人物；它的标志显然是它的集体维度。男人女人自愿走到一起，追求一项共同的解放事业。自治并不被视为乌托邦。自我解放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任务。

政治权力的转型

为了遏止贫困泛滥，公社颁布了第一批紧急法令，其中有两条分别是免收三个季度房租（其根据是“财产应该做出公平的牺牲”）和无偿发还典当金额不足20法郎的低档典押物品。九个合议制委员会将取代战争部、财政部、总体安全部、教育部、生存部、劳工贸易部、外交关系部和公共服务部。不久后，每个部门都任命了一个代表来领导。

4月16日又进行了一次选举，填补了31个几乎立即空缺的席位。三天后的4月19日，公社通过了《告法国人民书》，其中包括“绝对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以及“公民可以随时干预公社的事务”。它断言，巴黎和凡尔赛之间的冲突“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以虚假的和解告终”；人民“必须战斗，必须胜利”！为了避免各种政治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文字或多或少作了模棱两可的综合。比字面更有意义的是，公社成员通过具体的行动为政治权力的全面转型而斗争。一系列改革不仅涉及政治行政的形式，而且涉及政治行政的本质。公社规定罢免当选代表，并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指令来控制他们的行动（尽管这并不足以解决复杂的政治代表问题）。治安官和其他公共职务也受到永久的控制和可能的罢免，它们不像过去那样是任意分配的，而是在公开竞争或选举后决定。这样做的目的明显是为了防止公共领域成为职业政客的领域。政策决定不是由一小撮公职人员和技术人员作出的，而是由人民作出的。军队和治安部队将不再是与社会主体分开的机构。同时政教分离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政治变革的愿景并不局限于这些措施：它深入到根源。为了大幅度减少官僚主义，需要把权力移交到人民手中。社会领域应优先于政治领域（正如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主张的那样），这样一来，政治就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职能，而是逐渐融入市民社会的活动中。因此，社会机构将收回已经移交给国家的职能。仅仅推翻现有的阶级统治体系是不够的；阶级统治必然终结。所有这一切本可以实现公社的共和国理想，即共和国联合了那些自由的、真正民主的协会，它促进其所有组成部分的解放。这就意味着生产者的自治。

优先考虑社会改革

公社认为社会改革比政治变革更重要。社会改革是对公社是否忠于其原则的检验，也是它区别于1789年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关键因素。公社通过了不止一项带有明显阶级内涵的措施。偿还债务的最后期限推迟了三年，没有额外的利息费用。因不支付租金的驱逐被暂停了，有一项法令允许征用空房给那些家徒四壁的人。公社的一些计划包括：缩短工作日（从最初的10小时缩短到未来设想的8小时）；制裁那种为了削减工资而对工人施加罚款的行为，这看似合理，但是不合法；把最低工资调整到一个体面的水平。公社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增加粮食供应并降低价格。面包店禁止夜间工作，一些市级肉类商店也开张了。各种社会援助扩大到人群中较弱的阶层（例如，设立为被遗弃的妇女和儿童提供粮食的赈济处），以及讨论了如何结束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歧视。

所有公社成员都真诚地相信，教育对于个人解放和任何真正的社会政治变革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因素。男孩女孩的上学都是免费的和义务的，受宗教启发的教导逐渐被理性科学的世俗教导所取代。特别指派的委员会和新闻界刊登了许多关于投资妇女教育的令人信服的论据。为了使教育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服务”，它必须“不分男女地为儿童”提供平等的机会。此外，应禁止“以种族、国籍、宗教或社会地位为理由的区别对待”。在不止一个区，早期的实践活动和这些理论上的进步一起让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儿童第一次进入了学校，并免费获得了教材。

公社还采取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有法令规定，逃离城市的雇主遗弃的车间应移交给工人合作协会，并保证在他们返回时能得到补偿。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剧院和博物馆都被集体化了，并置于巴黎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Parisian Artists）的管理之下，该联合会由精力充沛的激进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主持。大约有300名雕塑家、建筑师、石版工和画家(其中包括爱杜尔·马奈（Édouard Manet）)参加了这个团体。“艺术家联盟”把来自歌剧世界的演员和人们聚集在一起。
所有这些行动和规定都在短短54天的时间里出台，当时的巴黎还受着普法战争的影响。公社只能在3月29日至5月21日期间工作，英勇地抵抗来自凡尔赛的攻击，这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由于公社没有可以支配的强制性手段，它的许多法令并没有在城市的广大地区统一执行。然而，他们表现出了重塑社会的非凡动力，并指明了可能发生变革的道路。

集体斗争与女权斗争

公社的意义远不止其立法大会所批准的行动。它甚至渴望重新规划城市空间，正如拆除旺多姆圆柱（Vendôme Column）的决定所表明的那样（这根柱子被认为是野蛮的纪念碑和应受谴责的战争象征），并通过将某些宗教场所移交给社区使用而使其世俗化。公社之所以能继续运转下去，要归功于的群众参与的卓越水平和坚实的互助精神。在这种对权威的蔑视中，几乎每个区都出现了革命俱乐部，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俱乐部至少有28人，是自发动员的最有力例证之一。它们每天晚上开放，使市民们有机会在下班后见面，自由讨论社会和政治情况，检查他们的代表取得了什么成就，并提出解决日常问题的不同办法。它们是水平的协会，有利于形成和表达人民主权，以及创造真正的兄弟姐妹情谊，在那里，每个人都陶醉于“我命由我”的空气中。

在这个解放的过程中不容许民族歧视。公社的公民权延伸到所有努力发展公社的人，外国人享有与法国人民一样的社会权利。在公社活动的3000名外国人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体现了平等原则。匈牙利人列奥·弗兰克尔(Leo Frankel)是第一国际成员，他不仅被入选了公社委员会，还担任了劳工“部长”这一关键职位。同样，波兰人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Jaroslaw Dombrowski)和符卢勃列夫斯基(Walery Wroblewski)都是国民自卫军的杰出将领。

妇女虽然仍没有投票权或成为公社委员会成员，但在批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她们违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主张一种新的身份，反对父权制家庭的价值观，超越了家庭隐私，参与到公共领域。“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的妇女联盟”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一国际成员伊丽莎白·德密特里耶芙（Elisabeth Dmitrieff）的不懈努力，该联盟在确定战略性的社会斗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妇女们关闭了合法的官方妓院，赢得了男女教师的平等待遇，喊出“同工同酬”的口号，要求在婚姻和自由工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在工会中推进唯一的女性商会。五月中旬，军事形势恶化，凡尔赛的军队就在巴黎的大门口，妇女们拿起武器，组成了自己的一个营。许多人拼死抵抗，在路障前咽下最后一口气。资产阶级的宣传对他们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称她们为“暴烈女（les pétroleuses）”，并指责她们在巷战中放火焚烧城市。

集权还是分权？

公社寻求建立的真正民主是一项雄心勃勃、困难重重的工程。人民主权要求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从3月下旬开始，在巴黎，中央委员会、地方小组委员会、革命俱乐部和士兵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夹在公社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复杂的两强垄断之间。后者保留了军事控制，经常充当名副其实的反委员会力量。虽然人民的直接参与是民主的一个重要保障，但多个权威同时工作反倒使决策过程特别困难，而且意味着法令的执行变得曲折。

中央当局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导致了相当多的混乱，有时会陷入瘫痪。面对战争的紧急情况，面对国民自卫军内部的无纪律和政府的日益无能，儒勒·缪特（Jules Miot）建议按照1793年罗伯斯庇尔的独裁模式，建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彻底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微妙平衡。该法案于5月1日以45票对23票获得通过。事实证明，这个错误富有戏剧性，它标志着一场新的政治实验的结束，公社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第一个集团由新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组成，倾向于权力的集中，最终政治维度凌驾于社会维度之上。第二个集团认为社会领域比政治领域更重要，其中包括第一国际的大多数成员。他们认为分权是必要的，并坚持共和国绝不能怀疑政治自由。在欧仁·瓦尔兰（Eugène Varlin）的不懈协调下，第二个集团强烈反对独裁主义倾向，也没有参加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选举。在它看来，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将完全违背公社的建立原则，因为它选出的代表不拥有主权（主权属于人民），而且代表也没有权利把主权割让给一个特定的机构。5月21日，当这个少数人组成的集团再次参加公社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又进行了一次团结队伍的新努力。但已经太迟了。

作为革命代名词的公社

巴黎公社遭到凡尔赛军队的残酷镇压。在5月21日至28日这个“血腥一周（semaine sanglante）”里，共有17000至25000名市民被屠杀。最后一次战斗是沿着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 Cemetery）的围墙进行的。年轻的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将法国首都描述为“一座悲伤的、几近死亡的城市”。这是法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只有6000人成功逃亡到英国、比利时和瑞士。有43522人成为俘虏。其中100人在经过军事法庭的简单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另外13500人被送进监狱或强迫劳动，或被驱逐到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等偏远地区。到那里去的一些人与莫克拉尼领导的阿尔及利亚反法殖民武装起义者团结在一起，并与他们共命运。莫克拉尼起义与巴黎公社同时爆发，最终也一样遭到法国军队的镇压，倒在血泊中。

巴黎公社的幽灵加剧了整个欧洲对社会主义镇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报刊忽略了梯也尔政府前所未有的暴力，指责公社成员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对“自然秩序”和资产阶级法制的恢复表示极大的宽慰，对“文明”战胜无政府状态表示满意。那些胆敢侵犯统治阶级权威和侵犯其特权的人都受到了惩戒。妇女再一次被视为低等生物，而那些脏手上布满老茧的工人曾无所顾忌地认为自己是统治者，最后还是回到更适合他们的位置。
然而，巴黎起义为工人斗争提供了力量，并将他们推向更激进的方向。在它失败的第二天，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写了一首注定会成为工人运动中最著名的颂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段巴黎的岁月告诉我们，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从今以后，即使再逢“樱桃时节（Le Temps des cerises）”（引自公社成员让-巴蒂斯塔·克莱芒（Jean-Baptiste Clément）的一篇著名诗歌的标题），公社的主角们不再回来，巴黎公社也体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思想及其实际的应用。它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成为工人阶级本体论经验的代名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道，这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功地“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巴黎公社改变了工人的意识和他们的集体观念。如今150年过去了，它的红旗仍在飘扬，提醒着我们总有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巴黎公社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