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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时代马克思的生活 关于1857—1858年的传记研究

与革命相约
1848年的欧洲被由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原则所引起的无数一连串的民众起义所震撼。新生的工人运动的弱点,资产阶级对其最初抱有的这些理想的放弃,以及猛烈的军事镇压,导致了各个地方的革命起义的失败,反动力量牢固地重新控制了国家政府。
马克思在他身为创建者和主编的日报《新莱茵报。民主机关报》上支持民众起义。马克思利用该报的专栏进行激烈的宣传活动,支持起义者的事业,奉劝无产阶级进行“社会共和的革命” [1] 。在他居住在布鲁塞尔、巴黎和科隆并往返于柏林、维也纳、汉堡和德国其他许多城市期间,他建立了巩固和发展公开斗争的新联系。由于这一残酷的军事活动,他先是得到了来自比利时的驱逐令,后又得到了来自普鲁士的驱逐令,当路易·波拿巴任期内的法国新政府要求马克思离开巴黎时,他决定移居英国。1849年夏,31岁的马克思到达那里,并居住在伦敦。最初他相信这可能会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但却没想到他整个余生都住在这里,而且无国籍。
他流亡英国的头几年可以由导致他的三个孩子悲剧性夭折的极度贫困和病魔缠身来概括。尽管马克思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轻松过,但这个时期无疑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阶段。从1850年12月到1856年9月,他同他的家庭居住在伦敦市最贫穷和最破旧的社区之一索荷区第恩街28号的一个两居室的住处。他的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在她的舅舅和母亲去世后得到的遗产意外地给了他们一缕希望的曙光,并使得马克思得以清偿他的许多债务,赎回典当在当铺里的他的衣服和个人用品,而且还重新安置了新居所。
1856年秋,马克思、他的夫人及他们的三个女儿燕妮(Jenny)、劳拉(Laura)和爱琳娜(Eleanor)还有他们忠诚的女管家海伦·德穆特(Helene Demuth)——她是这个家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迁居到伦敦北郊肯提希镇格拉弗顿坊9号,这里的租金更经济实惠一些。马克思一家一直在这所房屋里居住到1864年,它建于新近开发的一个远离市中心的没有大路的地区,晚上一片漆黑。但是他们终于住进了一栋真正的住宅里,这个家庭的最低要求是要保持“至少是表面上的尊严” [2]。
在整个1856年,马克思完全疏忽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突然改变了这种状况。在转变成到处蔓延的恐慌并进而导致各个地方的破产的极度不确定的氛围中,马克思认为采取行动的正确时刻再次来临,在预见未来的衰退的发展时,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 [3] 而已经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恩格斯则预言了这样一种场景:“这一次将是从来没有过的末日审判:全欧洲的工业完全衰落,一切市场都被充斥(……),一切有产阶级都被卷入旋涡,资产阶级完全破产,战争和极端的混乱。我也认为,这一切将会在1857年出现。” [4]
19世纪50年代末,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阻止积极参加欧洲政治舞台上的运动,他们两个怀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未来前景的信心,开始交换各种消息。盼望已久的与革命的相约现在似乎越来越近了,并且对马克思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恢复他的“经济学”(Economics)研究并尽可能快地完成它。

同不幸和病魔作斗争
为了热情地投身于创作,马克思本来需要一些安逸,但是他的个人情况仍然极为不稳定,而且没有给他任何短暂的间歇。他将手头的所有现款都投入到了一所新住宅,所以他又没有钱支付第一个月的房租了。因此他向当时居住并工作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汇报了他所面临的所有麻烦:“[我]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 [5] 马克思的描述深深地震惊了恩格斯,他本来以为搬家之后他的朋友会最终比较稳定地安顿下来,所以,在1857年1月他花掉了他的父亲作为圣诞礼物而拨给他的买马并从事他最爱的猎狐的一笔钱。然而,在这个时期以及在恩格斯的整个一生中,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对马克思及其一家的所有支持,由于担心这种困难时刻,恩格斯每月给马克思寄五英镑,并劝马克思无论什么时候遇到困难都可以向他求助。
恩格斯的作用当然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资助。在马克思所经历的那几年与世深深隔绝的岁月里,正是通过与恩格斯的大量通信,马克思得以参加到知识界的辩论当中:“我特别需要你的意见。” [6] 恩格斯是马克思在绝望的困难时期唯一可以倾吐心声的朋友:“请尽快来信,因为现在我需要你的信来鼓舞勇气。情况极坏。” [7] 恩格斯也是马克思可以与之分享因一些事件而产生的讽刺挖苦的伴侣:“我羡慕会翻筋头的家伙。这一定是忘却一切不快和日常琐事的上策。” [8]
实际上,不确定性不久就变得更加紧迫。除了恩格斯答应提供的帮助以外,马克思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从当时发行最广的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论坛报》)那里得到的稿酬。关于马克思的稿酬即每篇文章两英镑的协定也因影响到这家美国日报的经济危机而改变。除了美国旅行家和作家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以外,马克思是唯一没有被解雇的欧洲通讯员,但是他的投稿由每周两篇减至一篇,“尽管它在繁荣时期从来没有给我增加一个分尼” [9] 。他的收入减少了一半。马克思幽默地谈起这一事件:“一种命运的嘲弄就在于,我自己因可诅咒的危机而困苦不堪。” [10] 然而,能够见证这次金融崩溃是件无与伦比的开心事:“叫嚣反对‘劳动权’的资本家们,现在到处请求政府给予‘公家的帮助’,从而[……]宣称,要牺牲公众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利润权’,这是很妙的。” [11] 虽然马克思仍然处于焦虑状态,但他向恩格斯通报说:“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 [12]
一个新的编辑计划的开始稍微减轻了这种绝望状况。《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Charles Dana)邀请马克思加入《美国新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编委会。由于需要钱,马克思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他把大多数工作都委托给恩格斯来做,以便把更多时间投入到他的研究中。1857年7月到1860年11月,根据他们两个的分工,恩格斯编写军事条目——即受委托写的大多数条目——而马克思则编写了一些传记条目。尽管每页两美元的稿酬非常低,但这对于马克思的灾难性的经济状况仍然是个贴补。正由于这一原因,恩格斯劝马克思从德纳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条目:“只要能够换来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黄金,我们提供‘成色足的’知识是很容易的。” [13] 马克思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来撰写他负责的那些条目: “文章尽可能少压缩,只要不致平淡无味就行。” [14]
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的经济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善。情况实际上变得非常难以承受,以致于当马克思被他比做“一群饿狼” [15] 的债主追逐并在那年冬天无煤取暖时,他在1858年1月给恩格斯写信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意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疲于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长此以往,实在难以忍受。” [16]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会说一些感情方面的难堪的话:“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生活。[……]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 [17]
贫困并不是游荡在马克思身旁的唯一幽灵。当时除了这些主要的麻烦外,他还遭受着一些疾病的困扰。1857年3月,由于晚上工作过度,马克思患了眼病;4月,他又开始遭受牙疼的折磨;5月,他原来的遗传的肝病复发,这迫使他“泡在药水和丸药里头”。因极度虚弱,他有三个星期都无法工作。他当时给恩格斯写信说:“为了使时间不完全虚度过去,而又没有更适合的事做,我就学习丹麦语”;不过,“根据医生的许诺,我有希望在下星期重新成为人。目前我还黄得像个温柏(a quince),甚至更为可怕。” [18]
不久之后,一桩更为严重的事情降临到马克思一家。7月初,燕妮生下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但是那个婴儿天生太虚弱,当即死去了。再次痛失孩子,马克思向恩格斯吐露说:“这事本身并不算不幸。但是[……]招致这个后果的情况使我回忆起来极为痛苦[很可能是指他失去的上一个孩子埃德加(Edgar)(1847—1855)的夭折]。这在信中不能祥谈。” [19] 恩格斯被马克思的信强烈感染,并回信说:“你这样写,一定是心情非常沉重。对孩子的死你是能节哀忍痛的,可是你夫人就未必能这样。” [20]
当恩格斯生病并遭受腺热的严重打击从而整个夏天都无法工作时,情况就变得进一步复杂化。当时,马克思陷入真正的困难之中。没有他的朋友为《百科全书》写词条,他需要争取时间,因此,他假装给纽约寄去了大量手稿,并且这些手稿在邮局丢了。然而,这种压力并没有减轻。当关于印度西帕依起义(the Indian Sepoy rebellion)的事件开始引人注目时,《论坛报》期望得到来自他们的专家的分析, 但并不知道关于军事问题的那些文章实际上出自恩格斯之手。为当时情况所逼暂时负责“军事‘部’” [21] 的马克思,大胆地声称一当雨季来临,英军就不得不撤退。他这样告诉恩格斯他的小心谨慎:“可能我会出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一些辩证法总会有所帮助。我当然是把我的论点说得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 [22]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低估这一冲突,在考虑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时,他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23]

写作《大纲》
贫困、健康问题和各种匮乏——《大纲》就是在这种悲惨情况下写的。它不是享受着安逸的富裕的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相反,它是一个经历了艰难困苦并靠着从坚信假定危机来临他的著作在当时就会变得非常必要这样一种信仰中找到的力量才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作者的劳动成果。
1857年秋,恩格斯仍然乐观地评价危机事件:“美国的危机妙极了,而且远没有过去。[……]现在商业又要有三四年的不景气,目前是我们走运了。” [24] 因此他鼓励马克思说:“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 [25] 另一方面,他们两个对革命的迫近没有抱任何怀疑态度,他们都充满信心地认为革命会在整个欧洲被危机笼罩后就爆发,因此推测“动乱的”年代为1858年 [26] 。正如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给他们的家庭朋友康拉德·施拉姆(Conrad Schramm)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您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27] 事实上马克思开始了一个时期紧张的脑力劳动:一方面,他为《论坛报》写文章,为《百科全书》写词条,着手撰写一个关于目前的危机的小册子这一未完成的计划;另一方面,他显然还要从事《大纲》的创作工作。然而,马克思的精力虽然恢复了,但是所有这些工作对他来说还是过于繁重,而恩格斯的帮助再次显得不可或缺。1858年初,在恩格斯完全从他所患的疾病中恢复过来后,马克思请求他接着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
“有时我又觉得,如果你每隔两三天写一点,那也许可以防止你喝酒,根据我知道的曼彻斯特的情况来看,在目前的紧张时刻,喝酒恐怕是在所难免,但这无论如何对你没有好处。[……]因为,我无论如何必需完成其他的工作,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也要完成;而这些工作却要占去全部时间!” [28]
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的积极劝告,并向马克思保证,假日结束后他“开始需要安定的生活和工作” [29] 。然而马克思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缺乏时间,他再三向他的朋友抱怨说,“每逢我去[不列颠]博物馆,都需要查许多材料,以致一眨眼时间就到了(现在仅开馆到四点)。而且到那里还要走路。这样就浪费了许多时间” [30] 。不仅如此,除了实际困难以外,还有理论上的困难:“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术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 [31] 最后,他的小心谨慎延缓了《大纲》的写作,因为他要求自己不断寻找新证据来验证他的论题的有效性。2月份,他向斐迪南·拉萨尔这样解释他的研究状况: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 [32]
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再次为自己所处的境况表示遗憾。由于每天不得不将大多数时间用于写报刊文章,他写到:“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防碍。” [33]
事实上,疾病再一次猛烈地打击了他。1858年1月他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一连吃了三个星期的药:“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 [34] 3月份,他的肝脏“又生重病,[……]夜间不断工作和白天家庭经济状况引起的许多细小烦恼使得我最近经常发病” [35] 。4月份,他又说:“我为胆病所苦,以致这星期既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读书写文章,总之除了给《论坛报》写文章外,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这些文章自然不能不写,因为我必须尽快地向这些狗支钱。” [36]
马克思在他生命的这个阶段彻底放弃了政治组织上的和私人的联系。在他给少有的几个仍然保持联系的朋友的信中,他透露说:“我像隐士一样过日子” [37] ,并且“熟人不多,很少见面,一般说来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 [38] 。除了恩格斯的不断鼓励外,工商业的衰退及其向世界范围的蔓延也使他充满了希望并促使他继续工作:“就整个来说,危机像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 [39] 与恩格斯的通信记录了危机事件的进程在马克思身上所激起的热情。1月,在读了来自巴黎《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消息后,他表示:“[情况]似乎比预料的好些。” [40] 3月底,在评论最近的进展时,他又说:“在法国,斗争正以最好的方式继续进行。夏季也未必能安静地过去。” [41] 而几个月前他还悲观地说:
“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范’ [42] 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 [43]
5月份,他有点满意地指出,“总的说来,目前是一个不坏的时期,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的起点,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征兆,这使一切不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 [44] 。
同样,恩格斯也极为热情地向马克思汇报说,在处决企图谋杀拿破仑第三的意大利民主主义者费利切·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的当天,巴黎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工人抗议活动:“在大动乱临近的时刻令人欢欣鼓舞的是,看到那样的集合场面,听到十万人回答:‘到!’” [45] 。关于可能的革命发展情况,恩格斯还研究了法国军队的大量兵力,并向马克思预告说,要取胜于这样大的兵力,就需要或者在军队里组织秘密社团,或者像在1848年那样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波拿巴。最后,他还预言说,匈牙利和意大利分离以及南斯拉夫人的起义会严重打击旧的反革命堡垒奥地利,此外,一场总反攻将会将危机蔓延到每一个大城市和工业区。换句话说,他确信,“总之,大动乱将开始” [46] 。受这种乐观主义所影响,恩格斯恢复了骑马活动,这次有着更长远的目标:“昨天我骑马跳过高五英尺多的土堤和围墙,这是我跳得最高的一次[……] 将来我们重回德国的时候,是可以在骑术方面向普鲁士的骑兵表演些东西的。这些先生们要追赶我将感到困难。” [47] 马克思的回信有点自鸣得意:“祝贺你骑马的成就。只是不要作过于危险的跳跃,因为不久将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冒生命的危险。[……]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骑兵是你在德国最需要的一种专业。” [48]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生活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况。3月份,拉萨尔告诉马克思说,来自柏林的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cker)编辑同意按分册的形式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但是这个好消息令人尴尬地变成了另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其他的担心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担心——焦虑——正如在给恩格斯写的无数医疗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次是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写的:
“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得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 [49]
整个4月份,马克思都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最致命的胆病的折磨,一点儿也不能工作。他例外地专心为《论坛报》撰写几篇文章;这些是他生存所必需的,而且他不得不将它们口述给他的妻子,她执行“秘书的职务” [50] 。一当他又能握钢笔时,他就告诉恩格斯说,他的沉默只是由于他“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他还说,“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又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他的情况仍然很糟糕:
“我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我焦急地盼望这种状况到下星期能够结束。这事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显然是我在冬季夜里工作过度所致。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51]
马克思努力同疾病作斗争,但是在大量服药仍不见效后,他顺从地听从了大夫的忠告,去另一个地方呆一周,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脑力劳动” [52] 。因此他决定去访问恩格斯,他向恩格斯宣布:“我把一切事情都搁下了。” [53]
自然,在曼彻斯特逗留的20天里,他继续工作:他写了《资本章》以及《大纲》的最后几页。

同资产阶级社会作斗争
一经回到伦敦,马克思本来应该编辑一下《大纲》的正文,然后将其寄给出版商,然而,虽然马克思已经晚了,他还是推迟了《大纲》的草稿。他的批判本性再次战胜了他的实际需要。正如他告诉恩格斯的:
“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Maclaren)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 [①] 还没有[……]。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该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寄给我。也许这本书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54]
这个小插曲非常生动。《经济学家》上的评论对家庭安宁的“危险”;派他的妻子去西蒂区执行使命以便解决理论上的疑问,实际情况是他的储蓄还不足于买一本书;经常向在曼彻斯特的朋友提出需要立即关注的请求: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好地刻画那些年里马克思的生活尤其是他的“理论良心”的作为呢?
除了他的复杂的性情以外,他通常的敌人——疾病和贫困,也使他进一步推迟了他的著作的完成。他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正如他向恩格斯汇报的:“我在离开曼彻斯特以前所患的病,拖了整整一个夏天,又转成慢性的了,因而不论写什么东西都要费很大劲。” [55] 不仅如此,那几个月正是马克思对经济状况极度担心之时,这使得他经常生活在“必然的最终灾难的阴影” [56] 之中。再次陷入绝望的马克思在7月份给恩格斯寄去一封信,这封信真实地验证了他那时候所处的极端状况:
“必须同你商量一下,是否能从现时处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因为这种处境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完全不能工作,因为一方面为了筹钱我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另一方面由于家务杂乱而且也许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而使我的抽象思维能力衰退。我的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可见,整个情况总是这样:微薄的收入永不能作为来月的用途,[……]仅仅勉强够偿还一点债务[……]整个这一堆烂账在无论如何也得熬过去的这四个星期内又会有所增加。[……]就是把家具拍卖,也满足不了哪怕是住在周围的债主们,也不能顺利地搬进某个贫民区。至今还维持住的表面尊严,是防止彻底垮台的唯一手段。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要能再得到哪怕一个钟头的安宁,使我有可能从事工作,就是住在怀特查珀尔(Whitechapel)[当时大多数工人居住的伦敦的一个社区]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种意外的改变会给处于目前状况的我的妻子带来危险的后果,就是对于正在成长的女孩子们来说也不见得适宜。[……]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 [57]
尽管处于这种极度贫困的境况之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让这种不稳定状况战胜他,并且在谈到他打算完成他的著作时,还向他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评论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 [58]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消退了,不久,市场就就恢复了常态。实际上,8月份,一个沮丧的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最近几星期来,世界总的又显得异常乐观了” [59] ;而恩格斯在反思过剩商品被吸收的方式时声称:“这样迅速地退潮,还从来没有过” [60] 。那种在整个1856年秋天都一直在鼓舞着他们并激励着马克思写《大纲》的革命即将来临的确定性,现在让位于最残酷的幻灭:“并没有任何战争。全都是些庸俗寻常的事” [61] 。这时,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日益资产阶级化”这种现象表示愤怒,他认为这会导致世界上最具剥削性的国家“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 [62] 而马克思直到最后都没放过任何一个哪怕是只有些许重要性的事件:“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把‘名士’召集到彼得堡去,就是这一革命的开端”。他的希望也寄托在德国身上:“普鲁士也是这样,目前的情况比1847年还要糟”。同样,他也将希望寄托在捷克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上:“在斯拉夫人中间,特别是在波希米亚,正在发生不平常的运动,虽然这是反革命的运动,但毕竟给真正的运动提供了酵素。”最后,好像是被背叛过似的,他严厉地声称:“如果法国人看到,世界没有他们也在‘运动’,这对他们不会有害处”。 [63]
然而马克思不得不听从证据:危机并没有引起像他和恩格斯如此确定地推测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欧洲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问题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这场经济变革会导致什么样的世界景象。因此,他给恩格斯写信,对最近的事件进行了政治分析并展望了一下未来前景:
“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16世纪,我们希望这个16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像第一个16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种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64]
这些思想包含着马克思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预言:一个是正确的,它比与他同时代的人的任何预言都要好,这个预言使得他凭直觉感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规模;另一个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预言是关于相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的。
给恩格斯的信件包含着马克思对进步阵营中他的所有政治对手的尖锐批判。其中许多是针对他最喜欢抨击的对手即法国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主要人物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的,马克思称他为共产主义必须摆脱的“假兄弟” [65] 。马克思同拉萨尔也保持着经常的敌对关系,例如,当他收到拉萨尔的新书《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the Dark Philosopher)时,他将这本书称为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 [66] 。1858年9月,朱泽培·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在《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报纸上刊登了他的新宣言,但是关于马志尼,马克思仍然毫无疑问地声称:“他确是一头老蠢驴” [67] 。马志尼并没有分析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相反,他仍然在“兜售医治”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瘫痪症的万应灵药”。 [68] 马克思也谴责了尤利乌斯·福禄培尔(Julius Fröbel),即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德国民主派的典型代表,福禄培尔逃往国外,后来脱离政治生活。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指出:“这些狗一旦得到自己的一份面包和乳酪,就要找漂亮的借口,退出斗争。” [69] 最后,他同以前一样嘲笑了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卡尔·布林德(Karl Blind)的“革命活动”:
“他通过在汉堡的几个熟人,终于把信(他自己写的)寄给英国报纸,信中说他的匿名小册子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此之后,他的朋友们又写信给德国报纸说,这些小册子在英国报纸上引起了怎样怎样的轰动等等。你看,这就叫做实干家。” [70]
马克思的政治斗争具有不同特点。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同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他还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即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严密的研究和正在进行中的对经济事件的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时期,他决定尽可能好地利用他的力量,从而远离当时政治斗争所沦为的无用的密谋和个人阴谋:“我自科隆案件[1853年针对共产党人的案件]以来完全钻进了我的工作室。我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太宝贵了,不能把它浪费在徒劳的努力和无谓的吵架上面。” [71] 事实上,虽然麻烦重重,但马克思仍然继续工作,并在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一著作最初的试验性的基础正是《大纲》。
同以往的岁月一样,马克思结束了1858年。正如他的妻子所叙述的:“1858年过得既不好也不坏;每天都是一个样。饿了吃,渴了饮,写写文章,读读报纸,散散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72]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马克思在他生命的其余岁月里,一直不间断地创作他的全部著作。在起草《大纲》以及为《资本论》作准备的其他许多卷帙浩繁的手稿这一繁重的劳动中,马克思被他的伟大决心、人格力量以及毫不动摇地坚信他的存在属于社会主义这一数百万人的解放运动的信念所引领。

 

闫月梅 译

 

注释
① 指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6页。
2. 《摩尔和将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3页。根据马克思的妻子的看法,这种变化是绝对必要的:“当我们每人都成了庸人,就不能再像流浪汉那样生活了”(见《摩尔和将军》,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3页。
4. 同上书,75~76也。
5. 同上书,92页。
6. 同上书,306页。
7. 同上书,108页。
8. 同上书,97页。
9. 同上书,550页。
10. 同上书,197页。
11. 同上书,217页。
12. 同上书,198页。
13. 同上书,124页。
14. 同上书,274页。虽然为《百科全书》写的那些文章包含着一些有趣的评论,但恩格斯仍然认为写它们是“为了稿酬[……] 不要再管它们了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1月29日给海尔曼·施留特尔(Hermann Schlüter)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215~216页。
16. 同上书,256~257页。
17. 同上书,274页。
18. 同上书,132页。
19. 同上书,143页。
20. 同上书,143~144页。
21. 同上书,250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中,这封信的日期被错误地标注为1858年1月16日。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152页。
23. 同上书,250页。
24. 同上书,196页。
25. 同上书,204页。
26. 同上书,238页。
27. 同上书,632页。
28. 同上书,240~241页。
29. 同上书,241页。
30. 同上书,262页。
31. 同上书,247页。
32. 同上书,530页。
33. 同上书,530~531页。
34. 同上书,250页。
35. 同上书,297页。
36. 同上书,299页。
37. 同上书,528页。
38. 同上书,526页。
39. 同上书,275页。
40. 同上书,253页。
41. 同上书,297页。
42. 贺拉斯《颂歌》(Horace, Odes and Epod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127)第3册第1首颂歌,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532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532页。
44. 同上书,541页。
45. 同上书,290页。
46. 同上书,293页。
47. 同上书,268页。
48. 同上书,270页。
49. 同上书,634~635页。
50. 同上书,125页。
51. 同上书,310~313页。引文中最后一句出自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Terence, Andria,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02, P. 99)第1幕第1场。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539页。
53. 同上书,315页。
54. 同上书,316页。
55. 同上书,341页。
56. 同上书,326页。译文稍有变动。
57. 同上书,326、329、330页。
58. 同上书,550~551页。
59. 同上书,339页。
60. 同上书,345页。
61. 同上书,361页。
62. 同上书,344、345页。
63. 同上书,347页。
64. 同上书,348页。
65. 同上书,554页。
66. 同上书,262页。
67. 同上书,347页。
68. 同上书,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16页。
69. 同上书,第29卷,356页。
70. 同上书,353页。
71. 同上书,552~553页。
72. 《摩尔和将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4页.

参考书目
Horace (1994) Odes and Epod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rx, Jenny (1970) ‘Umrisse eines bewegten Lebens’ in 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Berlin: Dietz Verlag.
Marx, Karl (1977)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1848]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8: Articles from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arl–Engels, Friedrich (1980) ‘Mazzini’s new manifesto’ [1858]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6: 1858-6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arl–Engels, Friedrich (1983)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0: Letters 1856–59,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arl–Engels, Friedrich (2002)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9: Letters 1890–92,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Terence (2002) Andria,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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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的历史、生产的总体性和科学方法——《导言》

引言
1857年,马克思认为国际范围的金融危机为欧洲新的革命时期创造了条件。他从1848年的群众起义以来就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现在看起来这个时候终于要到来了,他不想在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遭遇事件的爆发。因此他决定重拾他的经济学研究,并给予它们一个完成的形式。

从哪里开始?怎样开始他以前几度着手和中辍的雄心勃勃和需要大量精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这是马克思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问他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有两个情况在决定答案的时候起了重大作用:他认为,尽管有了一些有效的理论,但是经济学仍然缺乏能够借以正确掌握和阐明现实的有认识能力的方法; [1] 他还感到,在开始写作时前,有必要确立论证以及阐释次序。这些考虑使他更加深入地思考方法问题和为他的研究提出指导原则。结果形成他的整个著作中引发最广泛的讨论的手稿之一——人们所称的1857年的《导言》。

马克思的意图当然不是写一篇复杂的方法论论文,而是在读者面前为他自己说清楚,他在前面漫长的、头绪众多的批判旅程上将遵循什么样的方向。这样做对马克思重新审视他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积累的数量巨大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也是必要的。这样,《大纲》中不但包含了有关对理论范畴的运用和表述的思考,而且还包含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他认为的那些对他重新概括特别是同他的历史观有联系的内容来说不可缺少的思想,以及对于那些其解决尚是疑问的非常不系统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笔记把要求和目的混合在一起,在短时间内写成(差不多一个星期)。最重要的是具有临时性质,这使它们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并引发了巨大争论。无论如何,由于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在认识论问题上最广泛和最详细的声明,《导言》成了理解他的思想的最重要的参考材料 [2] ,成为解释整个《大纲》的钥匙。

历史和社会个体
遵照一贯的风格,马克思在《导言》中交替地阐明自己的思想和批判理论对手。该文本划分为四节:

1.生产一般

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页)

第一节开篇就宣布了目的,直接点明研究领域并指向历史的标准:“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同上,第22页)马克思的论战靶子是“18世纪的鲁滨逊”,即把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神话(参见Watt 1951: 112)当作经济人的范式,或者把资产阶级时代的典型现象投射到此前存在的每一个社会中去。这种观念把生产的社会性质说成在任何劳动过程中都是一贯的,而不是当作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规定。同样,市民社会出现在18世纪,并创造了条件,使得“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但是市民社会也被说成是一直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页)。

在现实中,孤立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并不存在。马克思在《大纲》的另一处写道:“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同上,第489页)。这个集体维度是占有土地的条件:“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同上,第466页)。在这些最初的关系中,人类的活动直接与土地相联系;“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并且个人同与他类似的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一种共生状态里(同上,第465页)。同样,在所有后来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其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的经济形式中 [3] ,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中介的”;他总是链条上的一环(同上,第477页)。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导言》中写道: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同上,第25页)。 [4]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论述。在谈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时,马克思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4—95页)。在他考察产品交换的起源的时候,他说这开始于不同家庭、部落和社会的接触,“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同上,第407页)。这样,无论范围是最初的血缘联系,还是中世纪的领主与附庸的关系,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里,由相互的纽带联结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2页)。 [5]

古典经济学家在马克思视为幻想的自然法的灵感的基础上颠倒了现实。特别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描述了个人在社会之外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进行生产这样一种最初状况。猎人和牧人部落内部中的劳动分工被认为已经实现了贸易专业化:某个人非常擅长制作弓箭,或者建造木屋,这就使他成为一个武器制造者或者木匠,而用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未消费部分交换别人的剩余的保障则“鼓励每一个人专营于某个职业”(Smith 1961: 19)。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设想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猎人和渔人的关系以及以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商品的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时,也产生了同样的时代错误(Ricardo 1973:1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

斯密和李嘉图就这样描绘了一个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果——孤立的资产阶级个人——,似乎,这种个人是自然的自动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出现的是一种神话般的、没有时代性的个人,一种“由自然造成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永远是一样的,他们的经济行为具有无历史的人类学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25页)。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对每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进行解释的人通常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自己时代的最独特特征是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 [6]

马克思则认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第25页)。 [7] 并且,同那些把18世纪的个人描绘成人类天性的原型、认为“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的人相反,马克思认为,这种个人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出现(同上,第24—25页)。马克思并不完全同意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的说法,但是他强调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同上,第25页)。这样,由于市民社会只是在近代才出现,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只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才出现。这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实际上“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同上,第25页)。如果说马克思感到有必要重复一个他认为过于明显的观点,那只是因为在前20年亨利·查理·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弗雷德雷克·巴师夏(Fréderic Bastiat)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著作把它拿出来讨论。 [8] 在概述了资本主义个人的起源和论证了现代生产仅仅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相符合之后,马克思指出了第二个理论要求,这就是揭露经济学家们在“生产一般”概念上玩弄的神秘化。这是从未存在于现实中任何一个具体阶段的一个抽象、一个范畴。然而,由于“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马克思承认,“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样,那些着手在思维中重建现实的学者就可以免去无意义的重复(同上,第26页)。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抽象要求一种实证的功能。抽象在这里再也不像在他的早期批判黑格尔的著作里那样,与唯心主义哲学及其对现实的代替是同义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5页及以下各页》),或者如同他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论述的,是把一切都转化为逻辑范畴的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7页)。既然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被如是称呼)已经得到了扎实的阐发,既然他的批判性反思是在一个同19世纪40年代早期以来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展开的,马克思现在就能够不带他青年时代所具有的偏见来重新对待抽象了。因此,与“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同,——他们在同一时期正在论证抽象规律和普遍价值的不可能 [9] ——,马克思在《大纲》中承认抽象在认知过程中能够起到富有成效的作用。 [10]

然而,只有理论分析被证明能够对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规定和只适用于特定时期的规定作出区分,并且在理解现实时能够给予后者以适当的重要性时,上述这一点才是有可能的。尽管抽象在表现生产的最广泛现象时有作用,但是它没有正确地表现其特殊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才是真正历史的。 [11] 如果抽象没有与某种表现任何历史现实的特征的规定联系在一起,那么生产就从一个特定的、有差别的现象变成一个永恒的、自我同一的过程,这就掩盖了各种形式之间的“本质的差别”,这些本质差别正是表现在这些现象里。这就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6页)。与他们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指出正是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特征使得它得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给予其发展的动力,使学者能够理解真实的历史变化(Korsch 1938: 78f.)。

尽管关于生产的一般要素的规定“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但是在其普遍组成部分中当然包括人类劳动和自然提供的物质(同上,第26页)。因为,没有生产主体和生产对象,就根本不可能有生产。但是经济学家们引入了生产的第三个一般的前提:“先前积累的、以前的劳动产品的资金”,即资本(Mill 1965: 55)。 [12] 对这一最后因素的批判对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其目的是揭示他所认为的经济学家们的局限。看起来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只有手而没有劳动工具,或者没有积累的过去的劳动,而只以原始人重复的行动的形式出现,那么任何生产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尽管马克思认可资本是过去的劳动,是一种生产工具,但他并没有像斯密、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样得出结论说,这种情况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

这一点在《大纲》的另一处得到非常详细的阐述,在那里,“永恒的”资本的概念被认为只是把资本当作某种事物,而不管其实质的“性质规定”。根据这种概念,

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不发达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3—214页)

在这些段落里,马克思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到抽象的:抽象就是去掉实在的社会条件,把资本想象为一种事物而不是一种关系,从而得出一种错误的解释。在《导言》中,马克思认可了抽象范畴的使用,但只在下述条件下:对一般规定的分析不消除特殊规定或者不在前者的不清晰状态中使后者变模糊。如果犯了这样的错误,“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同上,第594页)”,那么人们就会陷入“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并确信“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不过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同上,第205页)。忽视表现在社会关系中的差异就意味着抽象掉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而这是任何事物的关键点。 [13] 因此,马克思在《大纲》中写道,“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同上,第26—27页)。

实际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批判了经济学家们历史感的缺乏: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页)

为了使人信服这种观点,经济学家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历史环境及其特有特征说成“资本存在的结果”(第452页)。马克思在《大纲》中这样说: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第452页)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的深刻区别在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不是使世界从头开始,而是在资本使生产和产品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以前,生产和产品早已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70—71页)。因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36页)。同样,进行生产的主体被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种情况——这使得资本家可以找到无财产的工人来从事抽象劳动(这是资本同活劳动之间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是经济学家们企图用沉默加以掩盖的一个过程的结果,它“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同上,第481页)。

《大纲》中的一些段落批判了经济学家们把历史描述为天然现实的方式。例如,对于马克思来说不证自明的是,货币是历史的产物:“充当货币不是金银的自然属性”,而只是它们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明确时刻才获得的一种规定(同上,第193页)。信用也是如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借和贷是很多文明共有的现象,例如高利贷,但是它们“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就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同上,第534页)价格和交换也存在于古代社会,“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亚当·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倒是历史的产物”(同上,第106页)。更进一步,正如批判经济学家们缺乏历史感一样,马克思嘲笑蒲鲁东和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可以不用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而存在,交换价值可以不用转变成资本而存在,或者资本可以没有资本家而存在(同上,第203—204页)。

因此,马克思在《导言》的开篇的主要目的就是声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历史特性,是证明——用他将会在《资本论》第三卷再次声明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度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70页)。

这种观点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看待许多问题的方式,包括看待劳动过程及其不同的特征。在《大纲》中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44页)。马克思多次谈及这种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表述为生产过程的恒定形式本身的问题。把雇佣劳动不是当作生产的一定历史形式的独特关系,而是说成人类经济存在的普遍现实,这就等于说剥削和异化是从来就存在的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因此,回避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就既造成认识论上的后果,也造成政治上的后果。一方面,这就妨碍了对生产的具体历史水平的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把当前的条件规定为未变化的和不可变化的,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表述为一般的生产,把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表述为自然的人类关系。因此,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的批判就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分析历史特性对于理解现实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这也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反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变易的教条。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特性也就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及其消灭的可能性。

《导言》第一部分所包含的这一思想可以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部分找到回应。在那里马克思写道,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和“简单劳动过程”同一起来是一种“混同”,因为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000页)

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阶段,也不是最后的阶段。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被一种以“共同劳动”为基础的对社会的组织方式取代,在这种组织社会的方式里,劳动产品从一开始直接就是一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22—123页)。

作为总体的生产
在《导言》随后的篇幅中,马克思接下来更深入地考察生产,他以下面这个定义开始:“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同上,第28页)。不存在“生产一般”,——因为生产总是分为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但是生产也不能仅仅被当作“特殊的生产”。确切地说,生产“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同上,第27页)。

在这里,马克思又一次通过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鼓吹者的批判性遭遇来展开他的论证。马克思的那些同时代者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他们的著作前面冠以论述生产的一般条件和不同社会中多或少促进生产率的情况的篇章。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开场白是“浅薄的同义反复”(同上,第27页);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这种做法是为了把生产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同上,第28页)。根据穆勒的说法,“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物理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是人间制度的事情”(Mill 1965: 199)。 [14] 马克思认为这是“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的“粗暴割裂”(同上,第28页),因为,正如他在《大纲》另一个地方所写的,财富生产以及财富分配的“规律和条件”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总的说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45页)。 [15]

在作了这些论述之后,马克思在《导言》的第二节开始考察生产对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上的这种划分是由詹姆斯·穆勒作出的,他用这四个范畴作为他1821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四章的标题;在他之前,1803年,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把他的《论政治经济学》分为三编,分别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16]

马克思根据黑格尔(Hegel)的一般—特殊—个别的图式(参看Hegel 1969: 666f.),用逻辑术语重新构建了这四个程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生产是人类活动的起点,分配和交换是两个中间点——前者是由社会运行的中介,后者是由个人运行的中介——,消费则成为终点。然而,由于这只是一种“肤浅的联系”,马克思希望深入地分析这四个领域是如何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0页)。

他研究的第一个对象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解释为一种直接的同一:“生产是消费”并且“消费是生产”。在斯宾诺莎(Spinoza)的“规定即否定”的原理的帮助下,马克思证明生产也是消费,因为生产活动消耗了个人的力量以及原材料(参看Spinoza 1955: 370)。的确,经济学家们已经用他们的术语“生产的消费”强调了这个方面,并与“消费的生产”作了区分。后者只发生在产品被分配之后,它重新进入再生产领域,构成“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在生产的消费中,“生产者物化”,而在消费的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32页)。

生产和消费的同一的另一个特征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的相互的“中介运动”上看出来。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并通过刺激生产的倾向,“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同上,第32页)。同样,生产不仅提供消费对象,而且“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自然的直接性的阶段被抛在后面,需要就由对象本身产生了;“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即消费者(同上,第33页)。因此,

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上,第33—34页)

概括地说: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无需中介的同一的过程;它们互为中介,当它们得到实现的时候创造对方。然而,马克思认为像萨伊和蒲鲁东那样把这两者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在最终的分析里,“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同上,第35页)。

马克思接着分析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分配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环节,“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同上,第35页)。经济学家们把分配表述成一个相对于生产来说的自主的领域,所以在他们的论著中经济范畴永远具有双重性。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生产中体现为分配的要素,而在分配中,它们以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形式表现为收入的源泉。马克思反对这种分裂,他认为这是虚幻的和错误的,因为分配形式“并不是任意的协议,以致它也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而是由生产本身的形式决定的(同上,第597页)。在《导言》中马克思这样表达他的思考:

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同上,第36页)

那些把分配看作相对于生产的自主领域的人认为分配只是产品的分配。事实情况是,分配包括先于生产的两个重要现象:各种不同的生产之间的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分配,或者用马克思的说法,“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同上,第37页)。这两个现象意味着在某些历史个案中——例如一个征服民族强迫被征服民族从事奴隶劳动,或者重新分配地产从而造成新的生产形式(同上,第37页)——,“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同上,第37页)。这两者相互密切联系,因为,正如马克思在《大纲》其他地方所阐述的:“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45页)。用《导言》中的话说,则“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7页)。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不仅说明了他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把两者分开的做法的嫌恶,而且也说明了他对李嘉图“力图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同上,第37—38页)的赞赏。这位英国经济学家的确认为“确定这种定分配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Ricardo 1973:3),并且他把分配作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因为他“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7页)。对马克思来说,分配不能被归结为总产品的份额由此在社会成员中间进行分配的行为;分配是整个生产循环中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这个看法并没有推翻他关于生产总是作为整体的生产过程中的首要因素的观点: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同上,第38页)

对马克思来说,尽管生产工具和社会成员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同上,第38—39页)。

马克思在最后考察生产和交换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也把交换当作生产的一部分。不仅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以及为制造成品作准备的原材料的交换,是生产的一部分,而且实业家之间的交换也完全决定于生产并且本身也构成一种“生产活动”。只有在“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阶段,交换相对于生产才表现为自主的。但即使是这个时候,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所以,“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同上,第40页)。

在对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的分析的最后,马克思得出两点结论:(1)生产应当被视为一个总体;(2)生产作为总体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支配着其他三个因素。关于第一点他写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同上,第40页)。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总体概念 [17] 改进了理论工具——比经济学家们所运用的有限的抽象过程要有效得多——,这个工具通过总体内部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具体就是由多种规定和关系构成的有差别的统一体(参看Hall 2003: 127),而经济学家们运用的那四个分裂开的程式,既是随心所欲的,也无助于理解真实的经济关系。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观念,把生产定义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并不是说生产是一个结构分明、自我调节的整体,在这个总体中各个领域之间的统一性永远能得到保证。事实正相反,正如他在《大纲》的另一部分处理同样的论证时所写的:生产中的各个要素“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种种矛盾的基础”(同上,第395页)。马克思认为总是有必要对与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生产一般)相关的这些矛盾进行分析,这些矛盾远远不像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而是在生产过剩中具有其“基本矛盾”(同上,第396页)。

马克思的第二个结论把生产当作相对于“生产的总体”的其他部分“起支配作用的要素”。生产是“实际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同上,第40页)。但是这种支配地位既没有取消其他要素的重要性,也没有取消其他要素对生产的影响。消费的维度、分配的转变和交换(或者说市场)的大小和范围,都是联合起来规定和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

在这里,马克思的洞察力再一次显示出理论价值和政治价值。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这些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转变流通工具来革命性地改造流行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些人的观点清楚地显示出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同上,第69页)。因为单单改变货币形式不仅不会触动生产关系和由它决定的其他社会关系,而且这还会被证明是一种胡说,因为流通只能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坚信,“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也不是通过诸如准许自由信贷等温和补救措施或者把工人变成资本家等妄想可以消除的(同上,第82页)。中心问题仍然是克服雇佣劳动,而这首先并且最大程度地与生产相关。

寻找方法
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的这一点上,要解决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如何在思想中再现现实?如何构建一个能够理解和代表社会的抽象的范畴模式?

马克思的《导言》的第三节也是最重要的一节就是致力于“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同上,第27页)。然而这不是一种明确的阐释,而是为问题的理论阐述提供没有充分发展的形式,仅仅勾勒一些要点。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大清晰,有时候互相矛盾,而且使用的语言受到黑格尔的术语影响,这不只一次增加了文本的模糊性。马克思一边撰写一边推敲他的方法,所写的文字显示出他的研究的痕迹和轨迹。

像他之前的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以从何处开始这个问题开始,——在他这里,就是政治经济学应当将什么当作分析的起点。他考察的第一个假设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同上,第41页)。马克思认为,这条由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lebert)走过的道路是不充分的和错误的。以人口这种不确定的实体开始,将导致对整体的完全的全称印象;它不能表现人口分裂为阶级(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无产阶级),因为这些阶级只能通过对他们所依据的基础——资本、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来区分。通过那样的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诸如国家等具体要素就会分解为抽象的规定,例如分工、货币、价值。

然而,尽管马克思认为这种方法不足以解释现实,但他在《大纲》的另一个地方承认:“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66页)。

一旦18世纪的经济学家完成了对他们的抽象范畴的规定,“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斯密和李嘉图运用在经济学中和黑格尔运用在哲学中的这个过程,可以总结在这个命题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它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运用正确的范畴,就有可能“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2页)实际上,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写道,综合的和系统的科学的第一条要求是

以一个以普遍的形式出现的对象为开端。……简单的、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东西是最初的东西,因为只有在这种形式中,对象才具有自我联系的普遍的形式。……对于认识说来,把握抽象的、简单的思维规定比把握具体的对象容易,因为具体的对象是这些思维规定及其关系的多方面的联系。……普遍是自在自为的最初的概念环节,因为它是简单的要素,而特殊只是后继的,因为它是受到中介的要素;反过来说,简单更具普遍性,而具体……以事先从最初者过渡为前提。(Hegel 1969: 800-801)

当然,与有的《大纲》的评论者的看法 [18] 相反,马克思确认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根本不意味着这就是他随后要采用的方法。首先,他并不认可经济学家们的这一信念:他们在观念层次对具体进行的逻辑重构是对现实的可信的再现(参看Dal Pra 1965: 461)。的确,在《大纲》中综合叙述的过程从黑格尔的方法那里借用了各种要素,但是它也显示出巨大的不同。像前人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确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在思维中把现实重构出来应当从最简单、最一般的规定开始。而且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尽管对马克思来说必须时时记住,具体“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同上,第42页)

然而,越出这个共同基础,就出现了差异:“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思维的结果”,而对马克思来说,这“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它不仅在观念中代表现实世界,而且作为现实世界的本质过程运行。对马克思来说则正相反,经济范畴“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同上,第42页);它们表现为“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同上,第48页)。例如,交换价值以人口和在一定的关系中进行生产这一事实为前提。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多次强调,“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因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同上,第42—43页)

当然,马克思的解释实际上并没有公正评价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著作中的很多地方表明,与约翰·戈德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超验唯心主义和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的客观唯心主义不同,他的思想并没有把知识的运动与自然的秩序相混淆,把主体与客体相混淆。在《哲学全书》的第二节,黑格尔清楚地写道:

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意识的严格表现人性的和由思维引起的现象,首先并不以思维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作为情感、直觉或表象等形式出现——这些形式必须与思维形式本身区别开来。(Hegel 1892: 4)

在《法哲学》1827年第二版中,由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插入第32节的补充文字 [19] 中的一些话不仅印证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释的错误,而且实际上展示了这些话是如何影响他自己的反思的(参看Jánoska – Bondeli – Kindle and Hofer 1994: 115-119)。

我们不能说,所有权出现在家庭之前,但是尽管如此,必须首先讨论所有权。因此这里你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不从最高点即从具体的真实开始。回答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正是以结果的形式出现的真实,因此从把握抽象概念本身开始就非常重要。因此对我们来说,现实的东西、概念所由体现的形态,是第二位的东西,从而是下一步的,即使它本身首先出现在现实世界里。在我们研究的发展进程里,抽象的形式不是作为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作为不真实的东西显现出来的。(Hegel 1952: 233)

在《导言》中,马克思继续询问,简单范畴是否能够先于并独立于较为具体的范畴而存在。就占有或所有权——黑格尔开始《法哲学》的范畴——来说,马克思认为它不能在“具体得多的关系”例如家庭出现之前就存在,并且认为分析一个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孤独的野人”是荒谬的。但是问题远为复杂。例如“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3页)。货币出现在比较复杂的现实发展出来之前,这就表明,有的时候逻辑范畴的顺序与历史顺序一致——比较发达的是较晚出现的(同上,第202页)——,于是“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同上,第44页)。 [20] 尽管如此,在古典古代,货币只在商业民族中起到支配作用。因此“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或者,“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同上,第44页)。

这个结论对于劳动这一范畴来说就更为合适。因为,尽管劳动随着第一批人类的文明化就出现了,并且看起来是个十分简单的过程,但是马克思强调,“在经济学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同上,第44—45页)。硬币主义或者重商主义的鼓吹者认为财富的源泉存在于货币,因此认为货币同劳动相比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随后,重农主义者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最终创造者,但只是在农业劳动的形式里。斯密的著作终结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于是现在劳动就不再被当作特殊形式,而是当作“劳动一般”;“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这样,用来表现“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的“抽象表现”被发现了。如同货币的例子一样,“劳动”这个范畴只有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的社会,才能被抽象出来。这样,“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同上,第45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一般”尤其不仅是一个范畴,而且对应于“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工人的劳动丧失了过去所具有的团体的、同业的性质,变成“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同上,第46页)雇佣劳动“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同上,第254页)。总而言之,这是关于“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的问题(同上,第255页)。 [21]

在对最简单的范畴和最具体的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的结尾,马克思总结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形式中——他指的是美国——,“劳动一般”这个范畴的抽象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同上,第46页)。或者用他在《大纲》另一处地方的话说:“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同上,第255页)。 [22]

然而,不关心劳动的特殊形式却是一些历史现实的共同现象。因此在这里,也有必要强调这一区别:“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同上,第46页)。马克思在再次谈到对现实历史的抽象时 [23] ,发现他的论点得到了证明:

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上,第46页)

在指出这一点之后,马克思转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上。在他将要撰写的著作中,应当以什么样的顺序安排这些范畴呢?是复杂应当提供用来理解简单的工具,还是相反,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断然选择了第一种可能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同上,第46—47页)

这样,正是现在提供了对过去进行重构的启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同上,第47页)然而,这一著名论断不应该从进化论的角度解读。的确,马克思明确批判了“所说的历史发展”,认为这种论调建立在如下平庸的基础上:“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同上,第47页)。进化论者持一种幼稚的进化观,认为最简单的生物沿不断前进的轨迹进化到最复杂的生物。马克思跟他们不同,他选择运用一种相反的、复杂得多的逻辑方法,阐发出一套以生产方式的更替为标志的历史观(古代的、亚细亚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以此来解释这些范畴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中的位置和功能(参看Hall 2003: 133) [24] 。因此,正是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理解以前的历史时期的线索,——尽管由于各种社会之间的深刻差别,对这些线索应当持谨慎态度。马克思再次强调,不能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来做(同上,第47页)。

尽管这个论证与马克思在之前的著作中表达的论证相一致,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对如何安排经济范畴这个棘手的问题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在那里,他反对蒲鲁东不是遵循“符合事情的顺序的历史,而是符合观念的更替的历史”(Proudhon 1972: 184)的愿望,批判了“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版第1卷第141页)。这样,在1847年,在同蒲鲁东和黑格尔运用的逻辑的辩证的方法进行论战时,马克思倾向于一种严格的历史顺序。但是10年后,在《大纲》中,马克思的观点改变了:他拒绝为科学范畴提供编年顺序的准则,而是倾向于一种具有历史的、经验的检验的逻辑方法。既然现在有助于一个人理解过去,或者说人的结构有助于理解猿的结构,那么就有必要从分析最成熟的阶段——资本主义——开始,并且特别地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其他一切的要素——资本——开始。“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同上,第49页)。马克思总结说: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同上,第49页)

要而言之,以精确的逻辑次序安排范畴和阐明现实的历史并不相互吻合,——更重要的是,正如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手稿中说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5页)。

然后,马克思通过与以下思想流派分道扬镳实现了他自己的综合:早期经济学家的经验主义——把具体要素消解为抽象规定;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把对现实的思维归结为现实本身;哲学唯心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包括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批评它给予思维以产生具体的能力;认知学上的把思维形式和客观现实僵化地对立起来观念;历史主义,及其把逻辑消解为历史的做法;最后,他自己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信念——他基本上遵循“历史进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1页)。他拒绝在具体和思维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使得他通过承认思维的特性并赋予具体以独立于思维的存在而将这两者分开,所以对范畴进行阐述的次序与它们在现实的历史过程的关系中所出现的次序不同(参看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9: 47-48, 87)。为了避免把认知过程局限于仅仅复述历史所由发生的各个阶段,有必要运用抽象过程,因而有必要运用可以解释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的范畴。另一方面,为了真正有助于这一目的,必须时刻把抽象同各种历史现实加以比较,通过这种方式,一般的逻辑规定就能够同具体的历史关系区别开来。马克思的历史观由此获得了效力和透彻性:一旦逻辑次序和实际的历史次序之间的匀称关系遭到拒绝,历史就成为理解现实的决定因素,而逻辑则使得有可能把历史构想为某种超出平淡的编年史的东西。 [25] 对马克思来说,为了理解社会并对它进行充分的描绘,没有必要重建每一种经济关系的历史起源。他在《大纲》中的一处地方说:

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2—453页)

马克思提出的方法给他提供的工具,不仅能理解生产在历史中所由表现自己的全部方式的差异,而且能从现在辨别出预示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倾向,从而驳倒所有那些宣称资本主义不可改变的人。他自己的研究,包括认识论在内,从来都不知仅仅出自理论动机;它总是受这一需要的推动:解释世界,以便更好地进行政治斗争。

实际上,马克思中断了他关于方法的论述的部分,转而勾勒了他计划要写的《经济学》的次序。这是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制定的众多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个计划回到了他在《导言》前几页写下的思考。在他实际上开始写作《大纲》之前,他计划研究如下问题: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交换……(5)世界市场和危机。(同上,第50页)

这至少是马克思1857年8月的计划,这个计划后来经历了很多变化。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导言》的最后一节包括马克思对他计划在他的著作中要阐述的八个论点所作的简短的和片断性的论述,以及一些关于希腊艺术和现代社会的关系的思考。关于这八点,马克思笔记的要点是:雇佣劳动的特征甚至早于资产阶级社会而在军队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所称的生产关系和法的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特别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导源于罗马私法。所有这些都是以备忘的形式记下来的,没有任何结构,它们只是表现了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模糊的想法。

他对艺术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阐发较多,其焦点是物质生产和艺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在两部以前的著作中已经研究过生产和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曾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8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宣布: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

然而在《导言》中,马克思远远不像后来很多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确认一种僵化的平行性,而是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艺术生产之间没有直接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对他曾阅读并在1852年的笔记本中作过摘录的莱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的著作《南欧文学历史评论》 [26] 中的某些思想进行了再加工,现在他写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1页)。他还指出一定的艺术形式——例如史诗——“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同上,第51—52页)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社会形式的“不自觉”的表现。但是,在一个诸如现时代的发达社会里,人们理性地思考自然,而不是把自然当作站在他旁边并与他相对立的外在力量,这样,神话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史诗也就不可能再出现:“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同上,第52页) [27]

对马克思来说,艺术和一般的精神生产必须与社会的物质条件联系起来考察,但是并没有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建立僵化的对应关系。否则人们就会陷入伏尔泰的错误(马克思在他的19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及),认为“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所以我们能够“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I第296页)。

在把艺术家当作创作主体以后,马克思转而论述艺术生产以及公众从艺术获得的享受。这是最难解释的一点。困难“并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而在于“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古典古代的艺术作品为什么仍然是现代男男女女得到艺术享受的来源。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因为希腊世界代表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是一个“永不复返”的“显示出永久的魅力”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3页)。因此结论是:

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同上,第53页)

当然,马克思在《导言》中对美学的阐述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提供的概略性的、有时尚令人怀疑的结论,而是在于马克思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形式同精神创造和行为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反教条主义的方式。他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意味着拒绝了一切认为在社会总体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图式化做法(同上,第51页)。即使是在《导言》写作两年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里的著名结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2页)——也不能用决定论的方式来解释 [28] ;应当将它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狭窄的、断言性的解读区别开来,在这种解读中,社会的上层结构现象只是人类物质存在的反映。 [29]

结论
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大纲》的时候,他计划给他的《经济学》一个论述他的研究方法论的前言。《导言》不仅仅是出于自我说明的目的;如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一样,《导言》还包含着作者对他的总主题的初步观察。然而在1859年,当马克思把他的研究的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拿去出版时,他决定略掉这个阐明他的动机的部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1页)

因此,1857年的指导性目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2页)在1859年的文本中变成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导言》的起点——最抽象和最普遍的规定——被一个具体的、历史规定的现实——商品——取代了,但是由于1857年的文本没有发表,马克思没有对这一改变作出解释。实际上,在《大纲》的最后一段,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作了几百页的谨慎分析之后,马克思已经声明,“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93页)。他将把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第一章和《资本论》的第一章都用来研究商品,在《资本论》里,商品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7页),对商品的分析是他的研究的开始。

马克思给他的1859年的著作的开篇不是计划中的《导言》,而是一个简短的《序言》,在《序言》中,他简明概述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和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随后他不再讨论方法问题,除了在极少的场合轻轻带过。当然,最重要的是他1873年给《资本论》第一卷写的《跋》。在这个《跋》中,鉴于《资本论》出版后出现的评论,马克思不得不就他的研究方法发表意见并重新审视《导言》中提出的某些论题。他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有必要声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尽管阐述可以从一般开始,从普遍形式转移到历史规定的形式,从而——这是对1857年的表达的确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研究则必须从直接的现实开始,正如他在1859年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1—22页)

在1857年《导言》之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再也没有在具有公开的和研究问题的性质的文本中就方法问题写过什么,而只是在这些文本中表达了他完成的思想,没有背离这些思想所由制定出来的复杂的起源(参看Carver 1975: 135)。由于这个原因,《导言》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与一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的密切遭遇,马克思重申了他的深刻见解,得到了重大的理论收获。首先,他再次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历史规定性。第二,他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当做一个总体,其中生产是支配整体中的其他部分的要素。另外,在对待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时,马克思没有只借助于历史方法,他还运用了抽象,承认抽象在构建知识的道路时有其价值。最后,他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精神关系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在《导言》发表以来的一百年里,这些思想使得《导言》无论是从文献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马克思的最严肃的阐释者和读者的角度来看,都成为不可缺少的和令人痴迷的理论文本。对于未来一代中新接触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来说,必将也会如此。

 

 帕特利克·贾米勒(Patrick Camiller)译自意大利文

 

* 本文大量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翻译时所有引文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本文在引文后括号中给出的马恩著作外文版出处,也一律替换成马恩著作中文版出处。——译者

 

参考
1. 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至斐迪南·拉萨尔地信中写道:“……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46页)。
2. 评论《导言》的文献卷帙浩繁,这是其重要性的标志之一。自它1903年首次发表以来,对马克思思想的所有重要批判性解释、思想传记和介绍都要提及《大纲》,《大纲》成为大量文章和评论的主题。关于后者,参见Carver 1975: 88—158。
3. 马克思在《大纲》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详细探讨了这些问题。
4. 家庭在公社之前,这是亚里斯多德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出现了。但是据说后来马克思放弃了这一观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第三版的一条注释中指出:“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即马克思——马·穆]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07页)恩格斯指的是他自己当时以及马克思在晚年所作的古代史研究。马克思阅读的或者在他的人类学笔记(迄今尚未发表)中摘录的主要文献有: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by Edward Burnett Tylor, Ancient Society by Lewis Henry Morgan, The Aryan Village in India and Ceylon by John Budd Phear,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by Henry Summer Maine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by John Lubbock。(马克思的部分人类学笔记以俄文或原文从20世纪中期以来相继发表,中译文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4卷,后又出版了单行本。中文版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摘录的著作包括: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亨·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译者)
5. 这种相互依赖不应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个人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形式相混淆:前者是自然的产物,后者是历史的产物。在资本主义里,个人的依赖是与表现在劳动分工中的社会依赖相联系的(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在生产的这个阶段,活动的社会特征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之间的简单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7页)
6.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避免了这一幼稚假定的经济学家是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马克思1851年春在一个笔记本中对斯图亚特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很多段落作了摘录和评论(见Marx 1986)。
7. 马克思在《大纲》其他地方说:“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还说:“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77、482页)。
8. 特里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他对《导言》的编辑评论中指出(见Carver 1975: 93—95),马克思有关巴师夏运用鲁滨逊·克鲁索故事的评论与作者实际所说的并不相符。因为根据巴师夏的说法,“丹尼尔·笛福将会把他的小说的真实性的每一点痕迹都剥夺去,如果……他没有让他的主人公从船只残骸上保留下一些必需品,例如粮食、火药、步枪、斧子、刀子、绳子、木板、铁等等,从而作出必要的社会让步的话——这决定性地证明社会是人的必要环境,因为甚至一位小说家也不能让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外。还请注意,鲁滨孙·克鲁索把另一个价值千万倍的 社会珍宝带到了他的孤独世界……我指的是他的思想,他的记忆,他的经验,特别是他的语言。”(Bastiat 1964: 64)尽管如此,巴师夏在他的著作的其他部分仍然表现出缺乏历史感,在这些地方,个人的行动看来都是受理性的经济计算的指挥的,并且表现得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分裂相一致:“一个处于孤立的个人,只要他能够生存一段时间,马上就会变成资本家、企业家、工人、生产者和消费者”(p. 174)。于是克鲁索再次成为经济学家的无聊的典型:“因此,我们的鲁滨逊·克鲁索如果不预见到事情做成之后,与满足他的需要相关的他的劳动能够得到确定的节约,或者以同样的劳动量能够满足更大的需求,他是不会开始制造工具的。”(p. 175)。很有可能是这些论断吸引了马克思的注意。
9. 请特别参看其主要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的著作(Roscher 1972)。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讥笑了罗雪尔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40页)。
10.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马克思的《导言》1903年发表不久之后,以种种与马克思类似的论述方式,强调在综合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利用“抽象的经济理论”(参看Weber 1949: 48f.)。关于“概念的纯粹”,他写道,一个“理想的典型概念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旨在对这种描述给出一个不模棱两可的表达。……这种精神建构不可能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找到。它是一种乌托邦。历史研究面对的任务是在每一个个案中判别这种理想建构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符或者不符。”(p. 48)。抽象的理想典型代表“一种概念建构,它不是历史现实……它所起的不多不少仅仅是一个图式的作用,在这个图式中,现实被当作一个例子:它具有一个纯粹理想的有限概念的意义,为阐明其经验内容的一定的有意义的部分,它的现实性还须加以检测和比较”。(p. 15)
11.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在那里,他和恩格斯写道:“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4页)
12. 这一思想更为详细的阐述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Mill 1965: 55f.)
13. 参看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对蒲鲁东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2页)
14. 这些论述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1850年9月马克思在他的一个摘录笔记本中写下了对它们的评论(参看Marx 1983: 36)。然而数行之后,穆勒部分放弃了他的断言,尽管并不是从历史地看待生产的角度作出的。他写到:“分配依赖于社会的规律和习惯”,而由于它们是“人类观点和感情”——这些也只是“人性的根本规律的结果”——的产物,分配规律“没有什么任意性,同生产规律一样具有物理规律的性质”(Mill 1965: 200)。穆勒在他的著作前面的“开场白”中也许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综合:“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部分地是人间制度:因为财富在任何一个既定社会中的分配都依赖于那里流行的法令或习惯”(Mill 1965: 21)。
15. 因此,那些像穆勒一样把生产关系当作永恒的,只有它们的分配形式才是历史的这种观点“表明[他们]既不懂前者,也不懂后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60页)
16. 马克思很熟悉这两部著作,它们是马克思研究的第一批政治经济学著作,他还在他的笔记本上从中摘录了很多内容(参看Marx 1981 a和Marx 1981 b)。
17. “因为真理是具体的;也就是说,真理具有一个统一体的联系和原则,它也具有展开的内部源泉。这样,真理只有作为思想的一般或者总体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而整体的自由,及其所包含的若干环节的必然性,只有在它们得到区别和规定的时候才是可能的。”(Hegel 1892: 24)
18. 例如,阿尔都塞(Althusser)、内格里(Negri)和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就错误把这种方法等同于马克思的方法(参见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9: 87-88; Negri 1991: 47; Della Volpe 1971: 177)。
19. 甘斯(他在语文学上的顾忌态度遭到很多评论者的怀疑)插入的增补,是以黑格尔的一些手稿和对他1821年(第一版出版)以后的法哲学讲演的记录为基础的。
20. 然而,在谈到秘鲁的例子时,马克思指出了相反的情况:“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页)。
21. 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写道:“资本的已经发展的原则恰恰在于,使特殊技能成为多余的……更确切些说,是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90页)
22. 在《大纲》中马克思证明,“资本一般”不仅仅是一个抽象,而且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现实的存在”的范畴。正如特殊资本属于个别资本家,以一般形式出现的资本——存在银行,作为某个国家的资本,可以放贷从而增殖——“就会是极其现实的。因此,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1页)。
23. 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至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些极其抽象的规定,在对它们作比较精确的考察时,总是表明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了的历史基础。(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它们正是从这种基础中,在这种规定性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04页)
24. 黑尔正确地指出,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是同历史主义的决裂,尽管并不是同历史性的决裂。
25. 马克思综合的方法的复杂性在下面的事实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他的方法不仅被他的事业的很多学生所误解,而且也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误解。1859年,可能还没有读过1857年的《导言》的恩格斯在一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书评中写道,马克思一旦阐述了他的方法,他就能够“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但是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使用的方式”。然而恩格斯错误地总结说:“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页)。总之,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和逻辑之间存在着平行性,而这一点马克思在《导言》中予以断然拒绝。而且,由于这一观点是恩格斯加在马克思身上的,它后来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解释中变得更为贫乏和程式化。
26. 西斯蒙第曾指出,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学的最繁荣时期分别与它们各自所表现的社会的衰落时期相一致。马克思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将第一次在MEGA2 IV/10中发表。我非常感谢克劳斯·佩措尔德(Klaus Pezold)告诉我有关马克思的手稿的信息。
27.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在他的《美学或者美的科学》中讨论了资本主义消解神话的力量。马克思从这一著作中获得灵感,并在他的笔记本中摘录了一部分,这是差不多写作《导言》三个月之前的事情。但是这两位作者的方法则大相径庭:费舍把资本主义当作不可变易的现实,并以浪漫的作派对资本主义导致的文化在美学上的贫乏表示痛心;而马克思,尽管一贯为克服资本主义而战斗,强调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都是更为进步的现实(参看Lukács 1956: 267-268)。
28. 这一事实的证明是,当马克思在1872—1875年《资本论》法文版的一条注释中引证这句话时,他更愿意使用动词dominer来翻译德文词bedingen(通常翻译为“déterminer”或者“conditionner”):“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domine, dominates。着重为马·穆所加]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马克思这样做的目的是明确要避免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机械关系的危险(参看Rubel 1971:298)。
29. 这类解释中最糟糕的、传播最广的是约瑟夫·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作出的:“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Stalin 1941:15)。
30. 写完这几句后马克思补充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但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参看马克思1858年2月1日至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Lassalle)时作出如下重要论断:“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264页)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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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遇到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令马克思着迷的第一个知识领域:它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才成为德国的一个学科,他只是在研修了其他各门学科以后才开始遇到政治经济学的。
马克思于1818年出生于特里尔(Trier)一个犹太人家庭,1835年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开始研修法律,后来转向哲学(特别是主流黑格尔主义),1841年以一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mocritean and Epicurean Philosophy of Nature)的论文毕业于耶拿大学。他本来想从事学术生涯,但是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登上普鲁士王位后,黑格尔哲学不再受官方恩宠,身为青年黑格尔派(the Yong Hegelians)其中一员的马克思不得不改变他的计划。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投身于新闻业,报道时事问题,并为科隆(Cologne)的一家日报《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工作,不久他就成为该报非常年轻的主编。然而,在他担任这一职位并开始发表他自己的关于经济问题(虽然还仅限于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文章 [1] 不久之后,书报检查制度就打击了该报,并使马克思结束了这一经历,“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2] 因此他继续对国家和法律关系进行研究,在这一领域,黑格尔(Hegel)是主要权威。1843年马克思撰写了在他去世后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3] 为书名出版的这一著作的手稿。由于坚信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他在这部著作中制定了他的最早的关于经济因素对于解释全部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这一思想观点。
马克思只是在1844年移居巴黎后,才开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 [4] 的。他在巴黎创办并合作编辑了《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5] 从这时候开始,他自己的原来主要具有哲学、历史和政治特点的探究,才转向后来可能成为他未来研究的支柱的新的学科。他在巴黎进行了大量阅读,写满了9本笔记和摘录。事实上,他从大学开始就养成了毕生边阅读边做摘要的习惯,期间穿插着这些著作给他的启示。 [ 6]所谓的《巴黎笔记》(Paris Manuscripts)尤其有意思,因为它们是对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的《论政治经济学》(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7]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以及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冗长摘录, [8] 马克思从前两部著作中获得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而后两部著作则使他得以对价值和价格的概念进行评价,并得以对支配人的冷冰冰的东西——货币——展开批判。
在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马克思还写了另外3本笔记,这些笔记在他去世后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s-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为题发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尤其将注意力放在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ur)[entäusserte Arbeit])概念上。与主要的经济学家和乔·威·弗·黑格尔(G. W. F. Hegel)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得工人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9] 同工人相对立。这种现象不是自然的,因此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结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所特有的。
马克思的一些拜访者见证了这个时期他所做的紧张工作。激进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Heinrich Bürgers)在1844年末谈到马克思时写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始了深刻的研究,并且有了写作一部会重新创建经济科学的批判著作的计划。” [10] 在1844年夏季第一次遇见马克思并与他建立了终生友谊和理论—政治团结的恩格斯,也受立即进行社会革命的希望所驱使,他在他们40年通讯生涯的第一封信中劝马克思尽快出版他的著作:“现在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公诸于世。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 [11] 马克思感觉他的知识还不够,这种感觉妨碍了他完成并出版他的手稿。但是他同恩格斯一道 [12] 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The Holy Family, 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Bruno Bauer and Company),这是反对左派黑格派运动(the Left Hegelian movement)中的鲍威尔(Bauer)和其他人物的一部措辞严厉的论战性著作,马克思本人于1842年脱离了左派黑格尔运动,理由是它靠孤立的思辨来运作,并且只进行毫无结果的思想论战。
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在1845年初再次写信劝他的朋友完成准备中的著作:
“你还是先把你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写完,即使你自己觉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必须趁热打铁。 ……而现在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 [13]
但是这些请求并没起多大作用。马克思仍然觉得在力图赋予他所写的手稿一个完成形式之前需要继续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他坚信,他不久就可以出版他的著作,1845年2月1日,在他因与每周出两期的德文工人报纸《前进报》(Vorwärts! )的合作而被命令离开法国后,他同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出版商卡尔·威廉·列斯凯(Karl Wilhelm Leske)签定了出版题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的两卷集著作的合同。 [14]

二、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
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Brussels),他被允许居住在这里的条件是“不在比利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 [15] 他与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以及1844年出生于巴黎的第一个女儿燕妮(Jenny)在这里一直住到1848年3月。在这三年中,特别是在1845年,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果。1845年3月,他着手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著作,这项工作他未曾完成。 [16] 而且在2—7月间,他完成了6本摘录笔记,即所谓的[《布鲁塞尔笔记》(Brussels Notebooks)],这些笔记主要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的,尤其关注西蒙德·德·西斯蒙第(Sismonde de Sismondi)的《政治经济学概论》(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亨利希·施托尔希(Henri Storch)的《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和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从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中抄写许多页的内容时,还钻研了与机器和大工业相关的问题。 [17] 他还计划同恩格斯一道将《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 [18] 翻译成德文。但是由于缺乏时间和无法保证出版资金,他们两个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转而专注于各自的工作。
7—8月份,马克思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仔细研究了大量英国经济学文献,这对于计划中的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他编写了另外9本摘录笔记,即[《曼彻斯特笔记》(Manchester Notebooks )],同样,这些笔记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关于经济学史的著作的摘录,例如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A History of Price, and of the State of Circulation)、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的《政治经济学文献》(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Probl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 马克思对社会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他从大量英文版的社会主义文献的著作特别是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的《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以及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论人性的形成》(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和《新道德世界书》(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中作了一些摘录。 [20] 恩格斯在他的实际上出版于1845年6月的第一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断。
在比利时的首都,马克思除了进行经济学研究外,还致力于另一项计划,当时日渐成熟的政治环境使这一计划很必要。1845年11月,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与恩格斯、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和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一道创作一部著作,“对以费尔巴哈(Feuerbach)、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施蒂纳(Stirner)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21] 这项计划的结果在马克思去世后以[《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ology)]为题发表,它有两个目的:对德国最近的新黑格尔主义形式进行抨击(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The Ego and His Own ]于1844年10月出版),以及正如他在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所说的:“为了使读者对于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 [22] 马克思一直创作到1846年6月的这部手稿并没有完成,但它帮助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虽然还不是以明确的形式)阐述了恩格斯在40年后清楚地解释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东西。 [23]
为了追踪1846年马克思的《经济学》(the “Economy”)的进程,有必要再来看看他给列斯凯的信。马克思在8月份告诉这个出版商说,他的著作的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但是,“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他是不会“把它拿出去付印的。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答应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一著作:“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 [24] 但是这些说法并不符合他的工作的实际情况,因为他的手稿中没有哪一部可以说是“快要完成的”;当出版商在1847年初连一卷都没收到时,就决定取消出版合同。
这些经常性的推迟不应归因于马克思缺乏任何热情。在那些年里,他从不放弃政治活动,1846年春,他促成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the 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的工作,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在欧洲各个工人联盟中建立联系。但是理论工作始终是他的重点,这一点可以从经常访问他的那些人的言词中得到证明。例如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Georg Weerth)在1846年11月写道:
“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共产党的领袖。但是,许多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果知道这个人实际上做了多少工作,他们会感到很吃惊的。马克思不分昼夜地工作,为的是清除美国、法国和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工人头脑中那些令他们感到混乱的奇怪制度…… 他发疯似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史。许多年来这个人每晚睡眠不足4个小时。” [25]
马克思自己的研究笔记和出版的著作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勤奋。1846年秋季至1847年9月,他作了三大本摘录笔记,主要是从当时德国主要经济学家之一的古斯塔夫·冯·居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the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中摘录的有关经济史的内容。 [26] 1846年12月,马克思在读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这一著作并发现它“很坏” [27] 时,决定对这一著作展开批判。他直接用法文写,以便他的不懂德文的对手能够理解他的批判著作;手稿于1847年4月完成,于7月以《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为题出版。这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得以出版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它制定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论这一理解社会现实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的适当方法论步骤的思想。
因此,没能完成计划中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够勤奋,而是由于他承担的这项任务的难度。马克思批判考察的主题太大,以他特有的认真态度和批判性的良心,这一主题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9世纪40年代末,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三、1848年和革命的爆发
1847年下半年,随着社会骚动的加强,马克思的政治参与更加花费时间。6月,拥有国际支部的德国工人和手工艺人的一个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the Communist League)在伦敦成立;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German Worker’s Association);11月,马克思成为由革命派和比较温和的民主派人士组成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the Brussels Democratic Association)的副主席。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项起草政治纲领的工作,不久之后,即1848年2月,这一政治纲领以《共产党宣言》(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为题被送交出版。它的开篇语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注定成为闻名世界的语句。它的主要论点之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样也举世闻名。 [28]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可以说非常及时。随即,一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强度上都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就使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陷入危机。执政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反对措施来镇压起义,1848年3月,马克思被从布鲁塞尔驱逐到法国,这里刚刚宣布成立了共和国。他现在自然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搁置一边,并专注于支持革命的政论活动,以帮助制定可能的政治路线。4月,他搬家到莱茵省(the Rhineland),这里是德国当时经济上最发达和政治上最自由的地区,6月,他开始编辑这其间在科隆创办的《新莱茵报。民主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尽管他自己的文章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对政治事件的报道,但在1849年4月,他还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论,因为他认为现在是时候来“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 [29] 有5篇文章是根据他在1847年12月给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讲演而写的,这5篇文章以《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为题发表,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以尽可能使工人明白易懂的方式比以前更广泛地向公众介绍了他关于资本是如何剥削雇佣劳动的观点。
然而,横扫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失败了。专制主义保守派取得胜利的原因如下:经济的复苏;工人阶级的弱点,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有组织的结构;资产阶级(middle classes)不再支持改革,因为他们为防止向过度激进派倾斜而渐渐走向了贵族。所有这些使反动政治势力得以重新掌握政府的控制权。
在激烈的政治活动时期之后,1848年5月,马克思也收到了来自普鲁士的驱逐令,并再次动身前往法国。但是当革命在巴黎失败后,当局命令他搬家到莫尔比昂(Morbihan),即当时布列塔尼(Brittany)的一个荒芜的、疟疾猖獗的地区。面对这一“变相的谋杀”,他决定离开法国而前往英国,他认为在那里“创办德文杂志 [①] 肯定有希望”。 [30] 他将作为一个流亡者和无国籍的人在英国度过他的整个余生,但是欧洲反动派不可能将他限制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当时,伦敦是世界首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 [31] 因此是可以从中考察最新的经济发展并恢复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最有利的地方。

四、在伦敦等待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于1849年夏季到达伦敦,当时31岁。他在这个首都城市的生活远不是平静的。随着1845年劳拉(Laura)的出生、1847年埃德加(Edgar)的出生和他们到达伦敦不久后吉多(Guido)的出生,已经达到六口人的马克思一家不得不长时间生活在伦敦当时最贫穷和最破旧的其中一个地区即索霍(Soho)的贫困当中。除了家庭问题外,马克思还投入到他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而资助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a relief committee for German émigrés)的工作当中,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帮助在伦敦的许多政治流亡者。
尽管身处逆境,马克思还是设法达到创办一家新的出版物的目的。1850年3月,他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 ),这是一个月刊,马克思计划将其作为“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阵地。他认为,“目前这个表面上平静的时期,正应当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党派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党派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32]
马克思错误地相信,目前的情况会证明是一个处于不久之前结束的革命和另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之间的短暂的间歇期。1849年12月他写信给他的朋友魏德迈说:“我几乎不怀疑,在月刊[《新莱茵报》——本文作者注]出版三期或许两期以后,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而初步完成《经济学》著作的机会也将失去。”“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无疑即将到来, [33] 而且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场革命运动即将出现——尽管只是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后才出现,因为工商业的繁荣削弱了无产阶级大众的决心。后来在以连载形式发表在《新莱茵报》的系列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 )中,他断言,“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34] 即使当经济开始普遍繁荣时,马克思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新莱茵报》第一期(1—2月)他写道,好转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东印度的市场“差不多已经饱和”,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饱和。因此:
“随着关于市场饱和的最初消息一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领域里引起‘恐慌’,这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必然同大陆的重大冲突一起爆发,其后果将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都是一个信号,表明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以及再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和金融资产阶级,而这次危机将标志着英国现代革命的开端。” [35]
在1850年3—4月《新莱茵报》的下一期中,马克思认为,积极的经济态势只不过是临时的改善,而生产过剩和狂热的铁路投机正显露出危机的苗头,这场即将爆发的危机,就其影响来说,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会严重得多。商业危机将同……农业危机一起爆发…… 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会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36]
当时,马克思根据欧洲和北美市场而对工人运动事业的推测是非常乐观的。他认为,“美国卷入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倒退运动以后,可以预料,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危机将发展得比以前更快”。因此,他的结论充满热情:“商业危机和革命同时爆发……越来越不可避免。Que les destins s’accomplissent![愿注定的事情发生吧!]” [37]
1850年夏天,马克思加深了他在1848年前开始的经济学分析,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10月)那期——即由于资金缺乏和普鲁士警察的镇压而迫使其被迫停刊前的最后一期——马克思得出了重要结论,即“商业危机对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对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 [38] 从这时候开始,经济危机在他的思想中获得了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在分析难以控制的投机和生产过剩的过程中,他勇敢地预言说,“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像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他强调说,未来的危机将会波及农业地区,并且“工商业危机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 [39]
马克思对持续一年多的这个时期的预言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即使在他最为相信革命浪潮即将到来的时刻,他的思想与那些流亡在伦敦的欧洲的其他政治流亡者的思想还是非常不同的。虽然他关于经济形势将如何顺利发展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为了政治活动而研究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状况是必要的。相反,当时的大多数民主派和共产主义领导人——马克思将他们刻画为“革命的炼金术士”——则认为,胜利的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 [40]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由朱泽培·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和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于1850年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European Democratic Central Committee)所颁布的《告国民书》(“To the Nations”)这一宣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派暗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人民导师的意见互相敌对而造成的”。这些领导人对“社会组织”的概念描写得“令人惊奇”:“街头集会,骚动,握手,于是就万事大吉。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41]
不像那些期望另一场革命会出乎意料地发生的人那样,到1850年秋,马克思确信,如果不爆发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另一场革命是不可能成熟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再错误地期望革命即将来临 [42] 并且过着“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43] 正如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威廉·皮佩尔(Wilhelm Pieper)在1851年1月所说:“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Loyd)。谁要是到他那里去,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44]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克思在伦敦的确很少见朋友,他只同恩格斯保持着密切联系,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1851年2月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公开的真正的离群索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 [45] 恩格斯则回信说:“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 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写成厚厚的书来做同样的事情”。总之,他在信尾乐观地说:“如果你用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飞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46] 因此挑战就变成了预言危机的爆发问题。对于目前有了额外的政治动机的马克思来说,现在又到了使自己完全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候。

五、1850—1853年的研究笔记
在马克思中断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三年里,发生了一系列经济事件——从1847年的危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马克思认为这些事件非常重要,必须要做进一步研究,还要再看看他以前的笔记,并力图完成这些笔记。 [47] 他的进一步阅读产生了26本摘录笔记,其中24本(还包括从其他学科中摘录的正文)编写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并且被编入所谓的[《伦敦笔记》(London Notebooks )]中。这一研究材料非常令人感兴趣,因为它记录了马克思的批判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不仅总结了他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通过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the British Museum library)中深入研究许多新的(特别是英文的)著作,他还为自己打算创作的著作获得了其他重要思想。
[《伦敦笔记》]可以分为三组。在写于1850年9月至1851年3月的前7本笔记(I—VII)中,包括了马克思阅读并摘录的许多著作中的如下一些著作: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 A View of the Money System of England)、热尔曼·加尔涅(Germain Garnier)的《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Histoire de la Monnaie)、约翰·格奥尔格·毕希(Johann Georg Büsch)的《关于银行和铸币业文集》(Sämtliche Schriften über Banken und Münzwesen)、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的《大不列颠信用货币的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48] 马克思在密切关注货币形式和信用以便理解它们的起源时,尤其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理论上。不像当时像蒲鲁东那样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可以通过改革货币和信用制度来避免,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由于信用制度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条件,所以,正确或错误地使用货币流通至多只能加重或缓和危机;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生产的矛盾中来寻找。 [ 49]
在这第一组摘录的末尾,马克思将自己的知识在两个他没有将其编入主要系列部分的笔记本中予以概括,并加了标题[《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Bullion: the Perfect Monetary System)]。 [50] 马克思在写于1851年春的这一手稿中,从主要的经济学著作中抄录了——有时也加进了他自己的评论——他认为是关于货币理论的最重要的段落。[《金银条块》]分为91节,每一节就是关于当时研究中的一本书,它不仅仅是引文汇集,还可以认为是马克思对货币和流通理论的第一次独立阐述, [51] 这些阐述将用于他计划了许多年的那部著作的写作。
还是在这个时期,尽管马克思不得不面对一些他个人生活中的可怕时刻(特别是他的儿子吉多于1850年夭折前后),尽管他的经济状况特别严峻,以致不得不被迫停止给出生于1851年3月的他的最后一个女儿弗兰契斯卡(Franziska)喂奶,但是他不仅继续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而且还希望不久将完成这一工作。1851年4月2日,他给恩格斯写信说:
“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 [②] 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自亚•斯密和大•李嘉图以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 ……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60印张的书。” [52]
恩格斯收到这封信后很高兴:“你终于把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件事情确实拖得太久了,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53] 然而,马克思的信反映了他对这一著作的完成情况的乐观态度要远远超过实际情况本身。除了所有那些摘录笔记以及[《金银条块》](它本身绝不是可以拿去付印的草稿)以外,马克思连一部手稿也没有写出来。无疑,他以极大的热情在进行他的研究,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经济学材料,并且凭着他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他最终也会成功,他的严格认真不允许他越过概略或批判性评论并最终撰写他自己的著作。不仅如此,他周围也没有出版商劝他把他的研究搞得简明扼要一些。《经济学》离“或早或迟”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马克思再次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并且在1851年4—11月期间写了可以被看做是[《伦敦笔记》]的第二组笔记(VIII—XVI)。第VIII笔记本几乎全是对他于1847年开始研究的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以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对李嘉图的著作的摘录实际上是在他写[《金银条块》]时作的,这些摘录构成[《伦敦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除了作摘录,马克思还写了许多批判评论和个人想法。 [54] 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实质上已经接受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现在通过对地租和价值的新的更加深刻的研究,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那些理论。 [55] 这样,马克思修改了他早期关于这些根本问题的一些观点,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并继续对更多的作者进行考察研究。创作于1851年5—7月的第IX—X笔记本将注意力放在论述了李嘉图理论中的矛盾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的思想得以提高。因此,从所有这些著作中的大量摘录出自约翰·德贝尔·塔克特(John Debell Tuckett)的《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的《通俗政治经济学》(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的《论政治经济学》(On Political Economy),理查·琼斯(Richard Jones)的《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和亨利·查理·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尽管马克思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积累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但他对于完成他的写作计划仍持乐观态度。1851年6月底,他给忠诚的魏德迈写信说:
“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 [③] 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其间常常还有种种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工作要赶紧结束。” [56]
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摘录和批判性评注,马克思显然认为他能够在两个月之内写完他的书。然而他再次不仅没能达到他所期望的“结局”,而且甚至没能开始要送去付印的手稿“誊写本”(fair copy)。这次错过截止日期的主要原因是他所处的可怕的经济困境。由于缺乏稳定收入以及被糟糕的身体状况所累垮,1851年7月底他给恩格斯写信说:
“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 [57]
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马克思决定恢复政论活动,并四处寻找一家报纸。1851年8月,他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的通讯员,在截止1862年2月这一时期内,他共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好几百页的文章。 [58] 他论述了当时主要的政治和外交事件,以及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以致几年时间内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论家。
尽管如此,整个1851年夏,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仍在继续。8月份,马克思阅读了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并制定计划(他后来将之搁置一旁)同恩格斯一道撰写一部批判它的著作。 [59] 此外,他继续一边阅读一边作摘录笔记:第XI笔记本是关于论述工人阶级状况的著述的;第XII和XIII笔记本是他关于农业化学的研究。由于认识到农业化学这一学科对于研究地租的重要性,他从尤斯图斯·李比希(Justus Liebig)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Die organisch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和詹姆斯·F. W. 约翰斯顿(James F.W. Johnston)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原理》( 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中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在第XIV笔记本中,马克思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关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理论特别是他的对手阿奇博尔德·艾利生(Archibald Alison)的《人口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上;转向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如从阿道夫·杜罗·德拉马尔(Adolphe Dureau de la Malle)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和威廉·H. 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和《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 demonstrate)中作的摘录所证明的;以及尤其是通过摘录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的《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转向殖民主义上。 [60] 最后,在1851年9—11月间,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工艺学上,在第XV笔记本中将相当大的篇幅留给约翰·亨·莫·波珀(Johann H. M. Poppe)的工艺学历史,以及在第XVI笔记本中将相当大的篇幅留给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 [61] 正如马克思在1851年10月中旬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他当时“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玩意儿有个概念”。 [62]
1851年底,法兰克福的勒文塔尔出版社(the Löwenthal publishing house)对马克思的前所未有的篇幅浩大的著作感兴趣。从与恩格斯和拉萨尔(Lassalle)的通信 [63] 中,可以推断出马克思当时正在着手一项三卷本著作的计划:第一卷将阐明他自己的思想,第二卷将批判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然而,出版商最初只对第三卷感兴趣,但又表明如果该项目成功的话再出版其他两卷。恩格斯力图劝马克思接受计划的改变并签订合同:有必要“趁热打铁”,并且“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没有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书商们后来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 [64] 但是出版商的兴趣消失了,因此事情也就化为泡影。两个月之后,马克思再次求助于在美国的忠诚的魏德迈并问他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经济学》物色一个出版商”。 [65]
虽然在出版方面遇到了重重障碍,但马克思并没有失去他关于一场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乐观预测。1851年底,他写信给他的一位老朋友、著名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说:“由于各种各样的事件……等等而被抑制住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会爆发。根据最近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 [66]
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做其他工作。从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他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但是由于他的著述受到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所以他不得不将这一著作发表于在纽约出版的魏德迈的发行量很小的杂志《革命》(Die Revolution)上。关于这一点,他在1852年底写给他的一个熟人古斯塔夫·泽尔菲(Gustav Zerffi)的信中评论说:“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冒险印我的任何一本东西了。” [67] 1852年5—6月,他和恩格斯一道撰写论战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Great Men of the Exile),这是对在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领导人物(约翰·哥特弗里德·金克尔[Johann Gottfried Kinkel]、卢格、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和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Gustav von Struve])的配有讽刺性漫画的生动描写的汇集。然而,徒劳地寻找出版商使得他的努力毫无结果:这个手稿实际上交给了匈牙利人亚诺什·班迪亚(János Bangya),让他带到德国,但是这个人原来是一个警探,他没有将手稿交给那家出版社,反而将它交给了当局。因此,该手稿在两个作者生前一直没有出版。
从1852年4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恢复编写摘录笔记并写了[《伦敦笔记》]的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笔记(XVII-XXIV)。 [68] 这些笔记主要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其中马克思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关于中世纪、文学史、文化和习俗方面。他对印度尤其感兴趣,这个时期,他同时还为《纽约论坛报》撰写关于印度的文章。
正如这一浩繁的研究所证明的,马克思根本没有“休息”。阻止他的计划实现的障碍再次同他那些年里不得不与之搏斗的贫困有关。他虽然有恩格斯自1851起每月给他寄5英镑的经常性支持,以及来自《纽约论坛报》的每篇文章付两英镑的收入,但他仍然生活在非常绝望的状况中。他不仅不得不面对他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在1852年4月的夭折,而且他的日常生活也正变成一场长期的战斗。1852年9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22英镑的款子。 ……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69]
所有这一切都给马克思的工作和时间造成重大损失:“为了一先令,我却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70] 有时候情况变得相当难以容忍,正如他在1852年10月写信给恩格斯说的:“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 [71]
尽官如此,金融市场的风暴仍然使马克思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并且他在给所有亲密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它们。1852年2月,他带着巨大的自我嘲讽给拉萨尔写信说:“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像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能性都没有。” [72] 4月份他告诉魏德迈说,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即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新的金矿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印度,“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 [73] 8月份,在美国的投机行业崩溃后,马克思立即得意洋洋地写信给恩格斯说:“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 [74]
马克思不仅在自己的通信中坚持这样的看法,在《纽约论坛报》上也这么认为。在1852年11月的一篇论“贫困和自由贸易”的文章中,他预言说:“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因为1847年的危机主要是商业和金融危机,而不是工业危机。 ……过剩资本越是向工业生产集中, ……则危机对于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越加广泛、持久和直接。” [75] 总之,也许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但是他确信革命时机迟早会到来。

六、共产党人案件和个人的艰难生活
1852年10月,普鲁士政府开始审理一年前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指控的罪名是他们参加了由马克思领导的反对普鲁士君主制的密谋者的国际组织。从10月到12月,为了证明这一指控的毫无根据,马克思开始“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 [76] 并撰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Reve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Trial in Cologne )。于1853年在瑞士匿名出版的这一篇幅不长的著作,并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原因是该著的大多册都被普鲁士警察当局所没收,它只在美国的小部分领导人之间得到传阅,在那里,它先是分集发表在波士顿(Boston)的《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 )上,后来又作为独立的小册子发表。在有过如此众多的出版失败经历后,这次失败使马克思感到沮丧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兴致来写作。总是pour le roi de Prusse [④] !” [77]
与普鲁士政府大臣所精心策划的主张相反,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实际上发生于1851年,1852年底得到官方认可——极大地减少了他的政治交往次数。各种警察势力和政治对手所说的“马克思派” [78] 鲜有忠诚的支持者。在英国,除了恩格斯外,还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派的” [79] 也就只有皮佩尔、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彼得·伊曼特(Peter Imandt)、斐迪南·沃尔弗(Ferdinand Wolf)和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而在其他国家,即大多数政治流亡者避难的地方,马克思仅同在美国的魏德迈和克路斯(Cluss)、在巴黎的理查·莱茵哈特(Richard Reinhardt)和在普鲁士的拉萨尔有着密切联系。他清楚地知道,尽管这些交往使得在极为困难时期保持一个联系网成为可能,但是这“并不是党”。 [80] 此外这个范围狭小的圈子在理解马克思的一些政治和理论立场上存在着困难,并且他的支持者给他带来的不利确实要大于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恩格斯以外,他没有别人可以宣泄他的情绪:“多年来的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再加上诸如此类的讨厌事情,那就太过分了。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 [81] 不像其他政治流亡领袖,马克思总是拒绝加入现有的国际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时间花费在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上;马克思唯一与之保持联系的其他组织的成员是厄内斯特·查理·琼斯(Ernest Charles Jones),即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左翼的主要代表。
吸收新的积极的支持者,特别是让工人明白他的思想,因此成为一件重要和复杂的事情,马克思当时正撰写的著作也打算为这一目的服务。吸收新成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必要的。1853年3月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
“你应当结束你的《经济学》了,往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民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就可以作解释,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全部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 [82]
马克思之前曾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希望“在4月间”到恩格斯那里呆几天,并“安安静静地和你谈谈当前的局势。在我看来,这种局势必将很快地引起地震”。 [83] 但是由于折磨马克思的贫困的烦扰,他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写作上。1853年,索霍成为另一场霍乱流行病的中心,马克思一家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绝望。他在8月份给恩格斯写信说,“各种债主……包围了我的家。 ……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 [84] 为了生存,他和妻子燕妮不得不拿家里剩下的少有的几件衣物作抵押来换取当铺的帮助,因为家里“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 [85] 来自报刊文章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尽管它们占去宝贵的时间。那年底,他写信向他的朋友克路斯抱怨说:
“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象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86]
当马克思别无选择地不得不为生活必需品所担心时,他仍然坚定地想着他的《经济学》。

七、为《纽约论坛报》写的关于危机的文章
在这个时期,经济危机也是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写的文章的一个常题。在发表于1853年6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中,马克思在将开始于1851年的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同总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时,再次表达了他的信念,即“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 [87] 根据他的观点,革命的后果是,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的意料之外的矛盾“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88]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以一种决定论的形式来看待革命,但是他确信危机是革命实现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 ……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89]
这一观点在1853年9月底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Political Movements.-Scarcity of Bread in Europe)这篇文章中又加以强调:
“无论是煽动家的激昂慷慨的演说,还是外交家的愚蠢的废话,都不会造成危机,只有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从1849年以来,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为反革命铺了一张舒适的卧榻,它躺在上面一直高枕无忧。” [90]
马克思翘首以待事件发生的这种乐观主义迹象在他给恩格斯的通信中也有所发现。例如,在1853年9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情况非常妙。当所有这一切金融上的骗局破灭时,法国将出现惊人的破产景象。” [91] 但是危机还是没有来临,因此他将精力集中在其他政论活动上,以便不致放弃唯一的收入来源。
1853年10—12月,马克思写了一组题为《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他在文中批判了长期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后来又担任首相的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即帕麦斯顿子爵三世(3rd Viscount Palmerston)。这组文章发表在《纽约论坛报》和英国宪章派(the English Chartists)出版的《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上。1854年8—11月,在西班牙军事暴动于6月发生后,马克思写了另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The Revolution in Spain),他在文中总结和分析了西班牙前十年的主要事件。他对待这些工作非常严肃认真,这一点我们从他在1853年9月—1855年1月编写的9大本摘录笔记中就可以看出来,前4本主要是关于外交史的,它们为《帕麦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提供了基础,而其他5本主要是关于西班牙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的,它们包括了为《革命的西班牙》所作的研究。 [92]
最后,大约在1854年底至1855年初,马克思恢复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然而在经过三年的中断之后,他决定在继续前进之前重新读一读他以前的手稿。1855年2月中旬,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有四、五天不能给任何人写信, ……因为眼睛发炎很厉害…… 我的眼病是由于审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引起的,——我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做好准备。” [93]
这一回顾的结果是20页的新笔记,马克思将其命名为[《引文。货币的本质,信用的本质,危机》(Quotations. Essence of money, essence of credit, crises ];它们是从他近几年所作的摘录中进一步作的摘录。在重新阅读诸如图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斯图亚特(Steuart)的书以及《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上的文章时,他进一步总结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货币、信用和危机这些他从1850年起就开始研究的理论。 [94]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比较多的关于经济衰退的文章。1855年1月,他在《英国工商业的危机》(The Commercial Crisis in Britain )中满意地写道:“在我们的报上早已指出过英国工商业的危机的最初的一些预兆,现在危机已经成了事实,这方面的最可靠的材料……公开地说明了这一点。” [95] 两个月后,他在《英国的危机》(The Crisis in England)中写道:
“再过几个月,危机将达到英国自1846年以来或许甚至从1842年以来所没有过的规模。但是一旦工人阶级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6年来处于沉寂状态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 ……英国的两种真正斗争着的力量——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96]
正当马克思似乎即将重新开始着手他的《经济学》研究时,个人的困难再次导致计划的改变。1855年4月,他被他8岁的儿子埃德加的早逝深深地击跨了,他向恩格斯吐露说:
“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97]
整个1855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都是灾难性的,并且随着爱琳娜(Eleanor)于1月的出生,他的家庭成员又增加了。他经常向恩格斯抱怨他的眼睛、牙齿和严重的咳嗽等问题,并且认为“身体不适使我的脑子也发木了”。 [98] 情况因家庭医生弗罗恩德(Freund)起诉他未付帐单而变得更加复杂。为了逃避这一切,马克思不得不于9月中旬至12月初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那里住了一些时间,并且返回后仍然在家里躲避了两个星期。由于“一件大好事”,才有了解决办法:燕妮90岁的叔父去世后给她留下了100英镑的遗产。 [99]
因此,直到1856年6月,马克思才得以再次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为《人民报》写了关于法国主要商业银行即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的一些文章,他认为动产信用公司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一”。 [100] 1856年秋天,马克思一家的情况暂时得到改善,这使得他们得以离开他们在索霍租住的房子,而在伦敦北部(North London)找了一间更好的寓所,这时,马克思又开始为《纽约论坛报》撰写关于危机的文章。他在发表于1856年10月3日的《欧洲的金融危机》( The Money Crisis in Europe)一文中认为,“欧洲金融市场上正发生着与1847年的恐慌相似的风潮”。 [101] 在发表于11月份的《欧洲的危机》(The European Crisis)一文中,在当时所有专栏作家信心十足地预言最糟糕的情况已经结束时,他仍然坚持认为:
“根据……从欧洲带来的消息来看,为大洋两岸人们本能地预感到的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打击——投机活动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彻底垮台,大概要推迟到将来了。但是,这种延期决不意味着垮台可以避免。相反,目前金融危机具有的慢性病似的性质,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 [102]
这些事件也给了马克思抨击他的政敌的机会。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中写道:
“如果把这次短暂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马志尼宣言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对照一下,那么,从1849年开始的高明的革命家们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会失去其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当爆发新的革命时,他们比彼拉多(Pilate)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说他们与流血事件无关。” [103]
然而,1857年上半年,绝对的平静在国际市场上占了上风。到3月份为止,马克思一直在写《十八世纪法国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这是一组发表在由反对帕麦斯顿的保守派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hart)创办的报纸《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上的文章。这些文章照理说应该是马克思在1856年初即克里木战争(the Crimean War)期间计划写的一部他后来未曾完成的关于外交史的著作的仅有的第一部分。他为此对材料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在1856年1月—1857年3月编写了7本关于18世纪国际政治的摘录笔记。 [104]
最后,在7月份,马克思对他在1851年就已经进行过研究和摘录的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的《经济的和谐》(Harmonies Économiques)和凯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作了一些简短而又令人感兴趣的批判性评论。在这些于马克思身后以[《巴师夏和凯里》(Bastiat and Carey)]为题发表的笔记中,他指出了这两个经济学家的天真(第一个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第二个是保护主义的捍卫者),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竭尽全力地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 [105] 因此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和谐的。

八、1857年的金融危机与《大纲》
同过去的几次危机不一样,这次,经济风暴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开始于美国。在1857年的头几个月里,纽约的银行尽管储蓄下降但还是增加了放贷量。由此而导致的投机活动的增加使总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并且在纽约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the New York branch of the Ohio Life Insurance and Trust Company)破产后,流行的恐慌导致许多破产。对银行系统失去信心进而导致信贷紧缩,储蓄挤兑以及货币结算业务被搁置。
在意识到这些事件的非同寻常的特点后,马克思立即回到工作上来。1857年8月23日,即在引起公众恐慌的俄亥俄人寿保险公司破产前一天,他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的[《导言》(Introduction )];危机的爆炸性袭击赋予他在前些年里所没有的额外动力。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面临了整整10年的政治挫折和个人孤寂状态。但是随着危机的爆发,他又瞥见了参加新一轮社会起义的可能性,并且认为他最迫切的任务是分析对一场革命的开端会很重要的经济现象。这就意味着尽可能快地写作和出版他计划了很长时间的著作。
危机从纽约迅速蔓延到美国的其他地方,并在几星期之内,蔓延到欧洲、南美洲和东方的世界市场的所有中心,成为历史上首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关于危机进程的这些消息使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热情并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造性。1857年夏天到1858年春天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力图在几个月内写作比以前更多的东西。1857年12月,他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他还利用这次机会指出,他关于一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预言并不是特别缺乏根据的,因为“根据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的声明——1853年的最后几个月、1854年全年、1855年秋季和‘1856年的突然转变’期间,欧洲只是勉强幸免于逼在眼前的危机”。 [106]
马克思这时候的工作非同寻常,范围十分广泛。从1857年8月到1858年5月,他写满了以[《大纲》(Grundrisse)]闻名的8个笔记本, [107] 而与此同时,作为《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他还写了几十篇其中包括欧洲危机进程的文章。迫于改善他的经济状况的需要,他还同意为《美国新百科全书》(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撰写许多词条。最后,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2月,他还编写了3本题为[《关于危机的笔记》( Crisis Notebooks)]的摘录笔记。 [108] 这些笔记与他以前所作的笔记不同,它们不是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的摘要,而是由大量从各种日报上收集的关于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危机的进展、股票市场趋向、贸易汇价波动以及重要的破产等的笔记组成的。他在12月份给恩格斯的一封信证明了他的活动有多紧张:
“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4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2)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⑤] ,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 [109]
就[《大纲》(Grundrisse)]而言,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马克思起草了一个标号为“M”的笔记本,打算作为该著的[《导言》(Introduction )部分;然后在10月中旬,他加紧时间写作了另外7本笔记(I-VII)。在其中的第一本和第二本的一部分中,他写了所谓的[《货币章》(Chapter on Money)],论述货币和价值,而在其他的笔记本中,他写了所谓的[《资本章》(Chapter on Capital )]。在这里,他用几百页的篇幅来论述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并论述了整个手稿中最重要的一些主题,比如剩余价值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经济形态等。然而,他付出的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使他完成这一著作。1858年2月底,他写信给拉萨尔说:
“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 ……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 ……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15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 [110]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迹象表明盼望已久的革命运动会随着危机一同出现,而这一次,马克思没能完成手稿的原因再次是他意识到他离完全掌握材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纲》]因此还仍然只是个草稿。在他于1858年8月至10月期间认真细致地将《货币章》逐步扩展成为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 Original Text of the Secon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Chapter of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后,他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没有引起公众反响的小册子《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到出版《资本论》(Capital )第1卷还要经过8年的疯狂研究和大量的脑力劳动。
[《大纲》]尽管没有完成,但它仍然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作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深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它包含着在《资本论》的所有准备材料中可以发现的主要理论思想。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是马克思的巨著的第一稿。《大纲》中包括大量(尽管是不完整的)对诸如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机械自动化等重要主题的评论,而这些主题马克思在他终其一生都未完成的著名著作中的其他地方再没有展开论述过。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许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解释中呈现的那个作者的作者。
迄今为止,[《大纲》]的写作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今天,它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解释当代世界的持久能力。它将对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概述——即资本主义比它之前的任何社会都创造了更加先进和更加国际化的社会——与对阻碍了社会和个人更加全面发展的它的内在矛盾的批判结合了起来。与那些认为1989年后马克思已经被人遗忘的预言相反,最近几年来,马克思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话题,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重新发现他的时代紧迫性。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以[《大纲》]著称的这一珍贵手稿将证明对于进一步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益的。同时它也将会重新点燃人们对马克思在创作这一著作时就明白自己要献身的人类解放事业的信念和希望。

 

(闫月梅 译)

 

注释
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
③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
④ “为普鲁士国王干的”,转义是:白干的。
⑤ 马克思的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1. 卡尔·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0~290、357~390页。
2.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页。
3. 本文中凡编者给马克思的未完成的手稿加的标题都放在方括号中。
4.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9页。
5. 书报检查制度以及马克思同另外一个负责人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之间的分歧给这个出版物以沉重打击,它只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
6. 马克思的遗著(Nachlass)包括大约200本摘录笔记,这些笔记对于理解他的理论的产生以及他根本不曾有机会如他所愿地加以发展的部分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保存下来的摘录,在时间上从1838年一直持续到1882年,用8种语言(德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编写,内容涉及各个学科。它们是从关于哲学、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工艺学、数学、生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农艺学、民族学、化学和物理学的教科书和报刊文章、议会辩论、官方的政府统计资料、报告和出版物中摘录出来的。
7. 由于马克思在1844年还不懂英语,所以他那时读的英文著作都是法文译本。
8. 这些摘录包含在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1843 bis Januar 1845, MEGA² IV/2, Berlin: Dietz, 1981和Karl Marx,Exzer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MEGA² IV/3, Berlin: Akademie, 1998. 唯一被翻译为英文的部分笔记为’Comments on James Mill, ” Élémens d’économie politique”(《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MECW 3, pp. 211-2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42页。
9.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67页。
10. ‘Heinrich Bürgers, Autumn 1844 – Winter 1845’, in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p. 46.
11. 恩格斯1844年10月初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2页。
12. 实际上,恩格斯只写了10页左右的正文。
13. 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36~33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6页,注172。
15. 《要求卡·马克思作出的不在比利时发表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的保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8页。
16. 卡尔·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9~271页。
17. 所有这些摘录可以在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op. cit.中找到。
18. 卡尔·马克思《〈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2也。
19. 这些摘录收入在了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August 1845, MEGA² IV/4, 这一卷还收录了第一本[《曼彻斯特笔记》 Manchester Notebooks]。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直接阅读英文著作的。
20. 这些尚未出版的摘录,是[《曼彻斯特笔记》]第VI-IX笔记本的一部分,将收录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August 1845 bis Dezember 1850, MEGA² IV/5。
21. 卡尔·马克思《驳卡尔·格律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3页,译文稍有不同。
22. 卡尔·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Carl Friedrich Julius Leske)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3页。
2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1页。实际上,恩格斯在1859年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时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术语,但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反响,这个术语只是在出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后才得以流传。
24. 卡尔·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4页。
25. Georg Weerth to Wilhelm Weerth, 18 November 1846, in Enzensberger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pp. 68-9.
26. 这些摘录构成下面一卷: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46 bis Dezember 1847, MEGA² IV/6, Berlin: Dietz, 1983。
27. 卡尔·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Pavel Vasilyevich Annenkov)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9页。
28.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和272页。
29.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2页。
30. 卡尔·马克思1849年8月23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3页。
31.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8页。
32.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页。
33. 卡尔·马克思1849年12月19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1和103页。
34.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9页。
35.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75页。
36.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3—4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7页。
37. 同上书,358~359页。
38.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83页。
39. 同上书,587和589页。
40.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3页。
41.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18页。
42. “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作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关照,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510页。
43. 马克思1851年2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0页。
44. 马克思1851年1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信末为威廉·皮佩尔的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9~170页。
45. 马克思1851年2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0页。
46. 恩格斯1851年2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5页。
47. 见Walter Tuchscheerer, Bevor ‘Das Kapital’ enstand, Berlin: Akademie, 1973, p. 318。
48. 关于亚当·斯密的著作的摘录收入 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März bis Juni 1851, MEGA² IV/8, Berlin: Dietz, 1986, 这里提到的所有其他摘录将收入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49 bis Februar 1851, Berlin: Dietz, 1983, MEGA² IV/7. 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逗留期间阅读的法文版的斯密的《国富论》(Notebook VII) 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Notebooks IV, VII和VIII)正根据英文原文进行研究。
49. 见马克思1851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6页。
50. ‘Bullion. 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 MEGA² IV/8, op. cit., pp. 3-85. 在这些未标数字的笔记本中,其中第2个笔记本还包括其他摘录,最著名的是从约翰·富拉顿(John Fullarton)的《论通货的调整》(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中所作的摘录。
51. 对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的另一处简要阐述包含在第VII 笔记本(Notebook VII)中的《反思》(“Reflections”)片断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36~647页。
52. 马克思1851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7~238页。
53. 恩格斯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44页。
54. 见Karl Marx, Exzerpte aus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MEGA² IV/8, pp. 326-31, 350-72, 381-95, 402-4, 409-26 。这些页的重要性还在于,这些摘录连同摘自同一作者的著作的其他摘录包含在第IV和VII笔记本中,它们作为[《大纲》(Grundrisse)]第1版的第2册于1941年出版。
55. 在掌握新理论的这一关键阶段,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些信就概括了他关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的重要观点(分别见马克思1851年1月7日和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5~161和174~180页)。
56. 马克思1851年6月27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00页。
57. 马克思1851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27~328页。
58. 当时,《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以三种不同的版本出版(《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DailySemi-Weekly Tribune ]和《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 ]),每个版本上都刊载了马克思的许多文章。准确地说,《纽约每日论坛报》共发表了马克思的487篇文章,其中一半多在《纽约半周论坛报》上予以转载,四分之一多的文章在《纽约每周论坛报》上予以转载(还要加上其他一些马克思寄给该报但是却遭到该报编辑查理·德纳[Charles Dana]拒绝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这些文章中,有200多篇以社论形式加以发表,未加署名。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为了使马克思有比较多的时间用来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文章中大约有一半实际上是由恩格斯撰写的。给《纽约论坛报》的稿件总是引起极大兴趣,例如,正如我们从该报1853年4月7日那一号的编者按中所看到的:“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引自马克思1853年4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39页。
59. 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4~196页。
60. 从这些著作中所作的摘录收入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September 1851, MEGA² vol. IV/9, Berlin: Dietz, 1991。
61. 这些笔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²)中还没有发表,但是第XV笔记本特别介绍了汉斯·彼得·弥勒(Hans Peter Müller)的收藏:Karl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n Exzerpte, Frankfurt/Main: Ullstein, 1982。
62. 马克思1851年10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12页。
63. 特别见斐迪南·拉萨尔1851年5月12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见MEGA² III/4, pp. 377-8;马克思1851年11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51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0~432和433~436页。
64. 恩格斯1851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4和435页。
65. 卡尔·马克思1852年1月30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86页。译文稍有改动。
66. 马克思1851年12月27日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68页。
67. 马克思1852年12月28日给古斯塔夫·泽尔菲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74页。
68. 这些笔记还没有出版。
69. 马克思1852年9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7~128页。
70. 马克思1852年10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62页。
71. 马克思1852年10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67页。
72. 马克思1852年2月23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96页。
73. 马克思1852年4月30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21页。
74. 马克思1852年8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13页。
75. 卡尔·马克思《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1页。
76. 马克思1852年12月7日给阿道夫·克路斯(Adolf Cluss)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63页。
77.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5页,译文稍有改动。
78. 这个表述首次被用于1846年,用来指马克思与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之间的区别。后来在科隆审判程序中也被使用。见Maximilien Rubel,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ayot, 1974, p. 26, n. 2。
79. 这个术语首次出现于1854年。见Georges Haupt, ‘From Marx to Marxism’, in idem,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
80.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7页。
81. 马克思1853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01页。
82. 恩格斯1853年3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30页。译文稍有改动。
83.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7页。
84. 马克思1853年8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80页。
85. 马克思1853年7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75页。
86. 马克思1853年9月15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99~600页。译文稍有改动。
87. 卡尔·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页。
88. 同上书,118页。
89. 同上书,120页。
90. 卡尔·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6页。
91. 马克思1853年9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94页。
92. 这些摘录笔记最近发表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53 bis Januar 1855, Berlin: Akademie, 2007。
93. 马克思1855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2页。
94. 见Fred E. Schrader,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Hildesheim: Gerstenberg, 1980, p. 99。
95. 卡尔·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52页。
96. 卡尔·马克思《英国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17页。
97. 马克思1855年4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42页。
98. 马克思1855年3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5页。
99. 马克思1855年3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6页。
100. 卡尔·马克思《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6页。
101.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9页。
102.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7页。
103.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1页。
104. 这些摘录笔记还没有发表。
105.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页。像摘自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一样,[《巴师夏和凯里》]片断也收入[《大纲》(Grundrisse)] 第1版第2册。
106. 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9页。
107. 除标号M的笔记本和第VII笔记本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n Amsterdam)外,这些笔记都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 for Socio-Political History in Moscow)。至于日期,应当强调的是,包含着马克思对阿尔弗勒德·达里蒙(Alfred Darimon)的《论银行改革》(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 )的批判分析的第I笔记本的第1部分,写于1857年1月和2月,而不是写于([《大纲》]编者所认为的)10月。See Inna Ossobowa,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r ökonomischen Srudien von Marx im Jahre 1857 vom Standpunkt des Historikers’,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29, 1990, pp. 147-61。
108. 这些笔记本还没有发表。
109. 马克思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6页。几天后,马克思写信告诉拉萨尔他的计划:“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马克思1857年12月21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7页。)
110. 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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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在意大利的传播与接受 [Gong chan dang xuanyan zai yidali de chuanbo yu jieshou]

[加]马塞洛‘马斯托
由于理论争议和政治原因,国 际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兴趣 曾一度(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 末)低落。然而,呼吁马克思回归的 声音却一直没有消失,马克思的文 献也总是因各种不同原因而不断 吸引着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如 今,人们研究马克思的兴趣又被重 新点燃:欧洲、美国乃至日本的图 书馆里的马克思著作又开始被频 繁借阅;世界各国的报纸、期刊、电 视和广播节目都不断把马克思称 为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思想家+以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题 的杂志、国际会议、大学课程及研 讨班不断推出。而《共产党宣言》则 得到了全世界读者和评论家们最 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是历史上传播 最广的政治小册子,也是对资本主 义发展的权威分析之作。
马克思思想在意大利的 传播与影响
是在总结巴黎 正公社革命经验 的过程中,意大利革 命组织开始意识到 马克思思想的价值。

在意大利,马克思的理论一直 享有很高的声望。它不仅影响着意 大利的科学和文化领域,而且在某 种意义上改变了意大利的发展趋 势和历史,同时,它也是无数人力 图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主要理论武 器。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以及何时 进入意大利的呢? 19世纪60年代 末,意大利出现了第一部马克思的 译作,涉及的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 协会的演讲。而正是在总结巴黎公 社革命经验的过程中,意大利革命 组织开始意识到马克思思想的价 值。于是,仅仅几周内,意大利国内 出版界及工人报纸都相继出版和 摘录有关马克思的文章和传记。这 一时期的意大利不断宣传马克思 的思想,以至于马克思变得像上帝

一样万能,也正是在此时,意大利 当局开始限制马克思思想的传播, 尽管当时传播的所谓的马克思思 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的误 解,即把马克思的思想类同于保守 主义和实证主义,甚至难以置信地 将马克思的理论同傅立叶、马志 尼、巴师夏等人的理论强加到一起 等等。可见,此时的意大利并没有 真正认识马克思,所以国际工人组 织的意大利支持者几乎全都站在 巴枯宁一边也就可以理解了。而由 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克思思 想对于意大利工人运动影响甚微。
到了 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 的两部作品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在意大利出版,此外,在出版 界和学术界的努力下,《出版经济 学》于1882年至1884年分期刊登 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后又 于1886年整编成册。这一时期的马 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所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很少有人真正阅读过 马克思的原著,而主要参考的是马 克思追随者和继承者所提供的二手 材料。意大利的研究者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建构了他们自己理解的马克 思。这种构建由于缺乏意大利本土 社会研究的支撑,而导致了一个软 弱、畸形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一个 号称无所不能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如何,粗糙而不 规范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最终融入 了意大利文化与学术界。
《共产党宣言〉〉在意大利的 传播与接受
共产党宣言》
《 的生命力之
旺盛、传播范围之 广泛、影响力之深 远,是历史上几乎 任何文献都无法媲 及的。

1875年,在一部题为《德国经 济学派的社会问题》的著作中,首 次出现了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概

述:“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一 设想无异于资产阶级的《人权宣 言》:它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事件, 是这个世纪的代表,给我们指明了 道路。”此后几年,一些杂志和报刊 也纷纷发表对《共产党宣言》的评 论。尽管这些评论多赞美之词,但 意大利人仍期待拥有他们自己语 言版的《共产党宣言》。
1885年,社会主义者马尔提涅 蒂.帕斯夸勒收到了恩格斯赠予的 《共产党宣言》,并完成了对它的翻 译,但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未能发 表。直到1889年第一部意大利文 版《共产党宣言》才得以问世,而此 时早已出版了 21 部德国版本、12 部俄国版本、11部法国版本、8部 英国版本、4部西班牙版本、3部丹 麦版本1第一本出版于1884年2、2 部瑞典版本,以及葡萄牙版、捷克 版11882年2、波兰版11883年)、挪 威版11886年)和犹太版11889 年2。尽管如此,1889年版的意大 利文版《共产党宣言》质量非常 差,不仅缺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序言,而且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文献”以及其他一些部 分或被省略或被简要概括。总之 它并没有成为真正为意大利人所 接受的普及版本。
第二部意大利版《共产党宣 言》于1891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出 现,这部译作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彼 得格里完成的(所参考的母版是 1885 年由《社会主义》杂志在巴黎 发表的法国版2。但这一版仍缺乏 序言并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错 误。恩格斯在给马尔提涅蒂的信中 表达了他的不满。

第三部意大利版本《共产党宣 言》,作为一家杂志的增刊诞生于 1892年。这部基于1883年德文版 翻译过来的版本宣称“自己是意大 利第一部且是唯一一部没有背叛 原作的版本”。尽管该版本同样存 在着一些错误和节选问题,但它明 显具有超越其他版本的优势,并在 1926年前重印了多次:1893年,它 以小册子的形式印发了 1000册, 并基于德国第五版《共产党宣言》 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改;1896年它又 被重印了 2000册,内容包括了 1872年、1883年及1890年的序 言。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为区 别于以前的版本,编者还从恩格斯 那里得到了一篇由恩格斯撰写的 《致意大利读者》。
到了 19世纪90年代,在意大 利社会党的带领下,马克思、恩格 斯的文献在意大利得到了更加广 泛的传播,尽管这并不足以阻止一 些人对马、恩思想的曲解。不过这 种糟糕状况有幸因安东尼奥^拉布 里奥拉的出现而得以改变。拉布里 奥拉是第一个将真正的马克思思 想带到意大利的人,而他完成这一 任务的关键作品就是《论历史唯物 主义》11895—18972,这是意大利 第一本“完全以《共产党宣言》为基 础”的著述,恩格斯曾经在他去世 前的一段时间里称赞过这本书,认 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最重要 的一部评论和注解。因为拉布里奥 拉的出现,意大利工人运动终于有 了自己的理论指导者,因为他既赋 予社会主义以科学的尊严、赋予意 大利民族文化以新的生机活力,同 时又使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与欧 洲马克思主义并驾齐驱。然而,尽 管他拥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严谨态度,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所迫,他还是做出了一些理论妥 协,这使得他的研究在整个欧洲马 克思主义阵营中不具有明显的代 表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尔 伯‘金泰尔在意大利出版了《马克 思的哲学》1后来被列宁称为值得 重视的一本书2,该著作与当时其 他一些政论性著述一起共同掀起 了一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危机” 的思潮,在意大利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但与德国不同的是,由于在意 大利社会党中不存在“正统”马克 思主义潮流,因此思想斗争只是在 两支修正主义派别中进行的,它们 分别是改良主义、工联主义。这场 斗争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20 世纪头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 被排除在意大利社会党的日常工 作之外,“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被束 之高阁了”。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其 他地方,资本主义阵营正在欢呼庆 祝“马克思主义的解体”。
1922年,法西斯恐怖势力登上 意大利舞台,在随后的一年里,《共 产党宣言》的所有卷册都被从意大 利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清理 出去。1924年,马克思所有的出版 物和一切与工人运动相关的东西 都被列入了黑名单。1926年,意大 利进入了现代史上最悲惨的时期。 1926年至1943年之间,除了一小 部分地下出版物,在意大利出版的 马克思的著作已很少公开流通。但 随着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胜利,各 种新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接踵来 到了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在南部 解放区组织的一些小出版社赋予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以新的生命 力:解放区的出版社相继在1943 年推出了3个版本的《共产党宣 言》、在1944年推出了 8个版本的 《共产党宣言》。这种频繁出版的现 象一直持续到1945年甚至更久。
上述历史回顾清楚地表明,意 大利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上是十分 落后的。但无论如何,它都在意大利 人民群众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并最终成为他们的重要理论参 考。自《共产党宣言》出版后160多 年来,马克思的众多追随者和反对 者仍各持己见,但无论倾向于何种 解释,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 是:《共产党宣言》的生命力之旺盛、 传播范围之广泛、影响力之深远,是 历史上几乎任何文献都无法媲及 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哪本书能 够永葆青春、与时俱进、源源不断地 给人类以新的启迪,无疑只有《共产 党宣言》可以做到。
“本文作者祖籍意大利,现在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主攻马克 思思想文本研究。本文译者为中国 政法大学哲学系张秀琴、魏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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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4年巴黎期间手稿、摘要与笔记的文献学

一、巴黎:新世界之都
在巴尔扎克笔下,巴黎被描写成一个令人捉摸不定的大都市,是“巨大 的奇迹,是各种运动、制造业以及观念的奇妙聚合,充溢着各种浪漫风情的都 市,也是世界思想的汇聚中心”[2]。而在1848年革命前的那些年头里,巴黎则 住着由持续高涨的政治情绪鼓动着的手工业者与工人,连同各种流亡者、革命 者、作者以及艺术家的汇聚,更使得这个城市形成了几个时代以来少有的紧张 与躁动。人与人之间最常见的礼物,是公开出版的书籍、杂志和报纸,是抒写 诗歌,是聚会与演说,是咖啡馆、街道以及公园长凳上没完没了的讨论。大家 的这种亲和关系意味着一种彼此不断的影响 [3]。巴黎这种活跃的氛围影响着思 想家们。当时,巴枯宁本已决定穿过莱茵河,突然发现自己“遭遇到那些出生 在德国并没有碰到的新元素”,而一时之下“政治观念在所有社会结构中传播 开来”[4]。冯•施泰因写道:“平民生活本身即开始开创新的联系并构想新的革 命”[5]。在卢格看来“巴黎将由我们的胜利者与战败者居住”[6]。巴黎注定在历 史上引人注目。

对巴尔扎克来说,”巴黎街头映衬着人性的现状,众生百态演出人间悲喜 剧”[7]。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巴黎,这里的形势也深深地影响了他,青年 马克思关于知性改良的观点,就是在巴黎期间形成起来的。莱茵报期间的编辑 经历之后,马克思放弃了黑格尔式的理性国家观念,随后形成的激进民主主义 思想,则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对法国首都的理论上的“把握”(disponibilité)。 但这一认识又被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视域所动摇。由当时那种基于新的社会一 经济现实问题所形成的不确定性,一旦与巴黎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作状况相联 系,便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也从经验中消失了。

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发现,共产主义的再度兴盛、复杂性及其乌托邦化 倾向,对黑格尔观念哲学的批判及黑格尔左派的崛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轮 廓的出现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等等,都是马克思在此时发展其思想理 论的基本主题。接下来的笔记,先行地留下了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批判性的解 释,在巴黎期间留下来的手稿被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实主要 反映在文献学方面。

二、政治经济学的背景
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已特别注意从法的或政治的视角去看待经济问题。 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期间,马克思发展了这一想法。基于这一想法,马克思 形成了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关市民社会乃政治国家的真正基础的思想, 并首次确切地阐述了社会关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也正是在巴黎期间,马 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的和批判性的研究”[8]。马克思深感法律与 政治学在这一问题上呈现出尖锐冲突,因为法律在其自身的论域内以及在社会 问题方面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当时,恩格斯刊发于唯一一期《德法年鉴》上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自此,马克思从原先 主要说来隶篇于哲学、政治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完全转向于一个他此后从未 放弃的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即政治经济学批判)[9]。

在赫斯的《货币的本质》影响下,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从观念层面转入 社会一经济层面,马克思首先集中于对作为阻碍着人类本质实现的货币的经济 中介功能展开批判。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 为,作为社会问题,犹太人问题表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的和社会一历史的 假说,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犹太人是其自身生产出来的关系的隐喻的和历 史性的先导,是一个同义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象征 [10]。

马克思随后阅读了大量新的研究资料。其批判性的评论,正如文本中一 些图标所显示出的那样,手稿及笔记是经过圈点的,而收集到的很多材料,均 来自于其阅读资料。但其思路是明确的,即努力祛除并抵制弥漫于政治经济学 各个层面的极端神秘化倾向。马克思为部分经济学家因缺乏历史常识而造成的 盲目十分震惊,这些经济学家竟像罗列自然事实那样去遮蔽且裁定当时经济条 件下的暴虐状况。在关于萨伊文本的评论中,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这样 一个事实,在那里,制度设计并不关注政治经济学,也不关心到底什么是政治 经济学的基础……整个说来,政治经济学是建基于一种缺乏必然性的事实之上 的。”[11] 类似的说法在《1844年手稿》中也有,在那里,马克思特别强调:“国 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 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 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 本质中产生出来的。”[12]

因而,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度、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经济范畴看成是亘 古不变的东西。市民社会的人看起来天然就是如此。总之,“人们谈到私有财 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13] 看来马克思还不是那么明确地拒斥关于私有财产的本体论式的说法。

对历史的深入研究给了马克思第一把钥匙,使他能够打开社会结构的世 俗演化过程。这时他已经接受了蒲鲁东的那一在他看来的深刻洞见,也接受了 蒲鲁东对有关私有财产观念作为自然权利的批判 [14]。在这些因素的支持下,马 克思得以认知和把握历史的当下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法律看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律,与之相反,马克思对他所处时代的特殊资 本主义关系形成了卓绝的研究,把握到了所谓“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15];他 强调偶然性乃历史生产的舞台,由此着手研究资本主义过程所形成的矛盾及其 导致的资本主义自身的消亡问题。

理解社会关系的不同方式,自有重要的效果,最重要的无疑是关于异化 劳动的概念。同经济学家不同,或者同黑格尔把它看成是社会的自然与恒常条 件有别,马克思着手考虑一条能够拒斥异化研究的人类学取向的道路;在这一 取向上,异化的观念历史般地根植于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确定性结构中,而人们 之间的疏离则被看成是工业活动状况的产物。

在这些笔记以及有关詹姆斯•穆勒的摘录中,马克思强调:“国民经济学 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 下来了。”[16] 对马克思而言,异化劳动不仅没有成为工人生产的客体的和恒常 的状况,反而是劳动受限于当下分工的特征与表现,正是分工使人适应于机器 工业,“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到变成精神上和肉体 上畸形的人。”[17]

在马克思看来,在个体的劳动中,活力由其特异性所确证,这是一种唯 独属于他自己的需要的活力。但是,“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 化。”[18] 劳动本该有益于人类自我确证,呈现创造性活动,但是,“在私有制条 件下,我的个体性却异化到这样一种程度,活动事实上反对我,而受限反倒成 为活动的表现。这样一来,便只剩下受限的活动 [erzwungene Thätigkeit], —个人也只能通过外在的偶然的需要才对我发生影响。”[19]

通过汲取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批判性地剖析其结构,并颠覆其结果,马 克思获得了自己的结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可谓殚精竭虑。在田黎期间,马 克思博览群书、夜以继日地从事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既富于热情也十分勤勉, 他制订的工作计划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他从来没有做完,马克思还会认真研究 任何一种与其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他全身心地沉浸于知识视野的飞速拓展及 更新之中,而不断变化的兴趣总会把他带入新的地平,并形成新的洞见 [20]。

在塞纳河左岸,马克思拟定了一个有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纲要,并着 手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以便写一部议会史,由此展开了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及共 产主义教条的批判。随后他便疯狂地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一工作看 起来立即优越于旨在最终为德国哲学清扫地平的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不过,马 克思依然中断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转而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其首部著作 《神圣家族》(其主题便是清算鲍威尔兄弟的宗教批判思想)。然后便是着手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研究。不过,这位最为多产的年轻人,在其思想属于黑格 尔左派时期,其作品还是要少于其他黑格尔左派。其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在 巴黎的那些年里已经显示出来,但都是未完成的研究资料及笔记。关于他的谨 慎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因为马克思绝不轻易发表任何未经反复论证的文字. [21]

马克思总认为他的资料还不够充分也不够成熟,这自然妨碍他在熟悉的领域发 表大量作品;因此,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依然是纲要或片断。这样一来,他记载 这些东西的笔记自然也就极其宝贵了。这也要求我们对这些文字进行评估,关 注他对自己所做的反思,并考量其全部作品的整体性。这也是对马克思巴黎时 期真实状况的反映,最重要的是,他的手稿与读书笔记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他自己的写作与其对阅读他人作品所做的笔记与摘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2].

三、手稿与笔记摘录:1844
尽管《1844年手稿》没有完成且残缺不全,但差不多所有读者都认识到, 这部文稿提出了重要的哲学问题。这部手稿首次全文出版于1932年——而且 是以两个分开的版本面世的。一个版本由民主德国的两位学者、即朗兹胡特与 迈尔编辑出版,命名为“历史唯物主义”,它们看上去属于这样的标题:“国民 经济学与哲学”。另一个版本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中,称为《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两个版本不仅名称而且内容都不同,主要的区别是在 章节的顺序上。朗兹胡特一迈尔版,满布谬误,因为对原始手稿的解密技术甚 差,也无法包含进前一组文稿即第一手稿,而被错误地归为第四手稿的内容, 事实上只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简介。尽管如此,很少有人考虑到 《手稿》其实并不是完成了的著作这一事实。国际版也是如此,国际版选定手 稿的名称,在文稿前面安放前言——事实上这只是第三部分手稿的一部分,以 及组织整部文稿的顺序,等等,都使人形成这样一道错误印象:马克思像是要 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且每方面的文字都可以本源性地分割到具体章节中。

人们会进一步错误地假定,马克思只是在阅读政治经济学的著述并从中 摘录相关部分之后才开始撰写《手稿》[23]。然而事实上,不同手稿的写作过程 是交替进行的,而相关摘录则是在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神圣家族》的整个巴黎时期进行的,实际上也是分开进行的。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形式问题,尽管有不同版本的混乱,最重要的是,次 要性的手稿(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分散的)恰恰从这样的编写方式中被遗漏 了,但目前并没有一种经过严格译校的新版本能够承担起正本清源的工作;问 题同时也在于,对于承负着繁重解释任务的马克思的文本而言,尤其需要这样 的版本。

《1844年手稿》写于1844年5—8月,并不是一部系统性拓展并预先筹划 好的著作。所有那些指向于一个确定方向的动因——既包括那些关涉着马克思 思想完整性的因素,也包括那些同其成熟的科学概念相对立的因素——都被一 个小心翼翼的哲学检查给驳倒了 [24]。在这些方面没有同质性甚至也没有密切的 互动关系,《手稿》由此呈现出马克思思想运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有的位置。已 经呈现给我们的9本笔记,以及超过200页的摘要及评论,呈现出了马克思吸 收和利用阅读资料的原貌。

巴黎期间的文本记录了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遭遇以及其早年有关经济 学的精心筹划。这些文字同他在这一时期的写作,无论发表与否,都展示了其 阅读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份仅仅来自于政治经济学家的阅读书目 即可以显示这一点,这份书目上显示出如下古典经济学家的名字:萨伊、李斯 特、奥桑德 (Osiander)、斯密、斯卡尔博克(Skarbek)、李嘉图、詹姆士 •穆 勒、麦克库洛赫(MacCulloch)、普雷沃斯特(Prevost)、特拉西 (Destutt de Tracy)、比雷 (Buret)、布阿吉尔贝特 (de Boisguillebert)、J.罗(Law)、劳 蒂埃尔(Lauderdale)o这一时期马克思还通过法语翻译阅读了英国经济学家 的作品。在《1844年手稿》中,以及在马克思当时的文章及通信中,人们还 发现他参考了浦鲁东、舒尔茨、贝魁尔 (Pecquer)、劳顿、西斯蒙蒂、加尼耳 (Ganihl)、舍瓦利埃(Chevalier)、马尔萨斯、德•蓬佩里 (de Pompery)和边 沁的著作及思想。

马克思从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作了其第一个摘要,整个地抄录 了那些他从中获得经济学原理知识的部分。唯一的笔记是后来加上去的,写在 摘录右侧预备用作笔记的大纸上。随后有关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编选,也 是一个类似的用以丰富其基本经济学知识的摘录。事实上,尽管这些都是大规 模的摘录,但并不包含评论,但马克思仍然能独到地出离于这些资料,如同时 常发生在其他地方那样,让他的思想从其弃之一旁且彼此分离的若干经济学家 那里提升出来。这样一来,情形也就改变了。就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税费 原理》而言,他自己的首要的观察形成了其外观,在价值与价格相关的概念仍 然包含着完全相同的意义的时候,尤其如此。商品价值与价格的等同,在马克 思最初的概念中确定下来,并仅仅赋予了交换价值以实在性,而交换价值乃是 由竞争以及在把自然价格委托给纯粹幻想的抽象世界里生产出来的。随着这些 研究的推进,马克思的批判性的笔记不再是断断续续的,而是点缀了其概要, 他的知识结构也由此拓展开来,纵横握阖于一个又一个领域。在马克思的笔记 中,经常会从别人那里引一些单个的句子,然后是更长的评论,最后——比如 提出一项关于詹姆斯•密尔政治经济原理的建议——是对作为全面宰制人的货 币中介的不懈批判。这里,摘要与马克思自己的文本的关系完全错位,以致于 前者就是夹杂于后者之中的。

要重申摘录的重要性,就必须指出这些笔记对作者而言的用处,既包括 文字形成时的用处,也包括后来派上的用处。在1844年,笔记中的一些文字 已经刊发于《前进报》上,这是一份双周报纸,由巴黎的德国移民所办,读者 对象是有一定教养的知识分子群体。马克思总是保持隔一段时间重读其笔记的 习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 他大量用到了这些材料,至于在《资本论》第1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所用 到的材料,人们更是耳熟能详。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以及相关的笔记及摘录中 发展了他的思想。手稿充满了引证,收集这些引证几乎算不上复杂,其中由对 相关文本的集中解读而形成的笔记,包含了其大量的评论。既有摘录又有评 论,把一些散在于纸张上的文字形成正式的章节及卷次,页码标注以及相应的 组合方式,都表明《1844年手稿》并不是自成一体的著作,而应该看成是马 克思批判性产品的部分,这样的产品由他所阅读的文本、批判性的反思以及他 留下的草稿等组成,既包括一带而过的意见,也包括深思熟虑的思想。把这些 手稿从其余部分分离出去,或从上下文进行推论,都可能会导向错误的解释。 因此,只有把这些笔记看成是一个整体,连同对其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 意义进行一种历史性的重构,才能把握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所做工作的思想历程 及其丰富性。

四、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背景,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效应,无疑当得到直 截了当的肯定。马克思的思想属于一个经济与社会深刻转型、特别是无产阶级 的数量巨大增长的时代。随着无产阶级的发现,马克思可以突破黑格尔式的市 民社会概念,并获得一种新的见地: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阶级,而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穷人”,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源于其工作条件。因此,马克思的任务 即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 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25]

1844年6月,西里西亚爆发纺织工人起义,给马克思提供了最后一个发 展其思想的机会。在《前进报》上,他刊发了《对一位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 及其社会变革”的批判性小札》,该文运用对卢格的批判以及先前的一篇认为 起义缺乏政治精神的文章,批判了黑格尔式的国家以及市民社会概念。在黑格 尔那里,国家代表着一种总的关切,并把任何市民社会运动降级到一种局部性 的自私自利层次 [26]。但是,对马克思而言,“社会革命之兴起,一定是形成了 总体性的支撑点。”[27] 在西里西亚纺织起义的激励下,伴随着起义者极其明确 的革命特征,马克思强调,那些把社会病患的根源“不是归结于国家的自然本 质而是归结为明确的国家形式”[28] 的观点,其实是极其错误的。

更为总体的是,马克思认为,那些主张社会变革(乃当时社会主义者的 理论目标)的人,即要求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得到平等以及工作机会的人,仍然 是他们所要批判的制度的奴隶。他们并不真正懂得私有制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关 系。因为,“尽管私有财产看起来是真正的原因,但异化劳动的原因依然是私 有财产的结果”,“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必然的结果。”[29] 为反对“真 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要对经济体系实现激进变革——其实质即尽可能 废除资本。

马克思越是感到社会主义教义接近于他自己的思想,他越是强烈地感到, 应当促使社会主义更为清晰并展开更尖锐的自我批判。马克思自己的研究促使 他从一些相关的观念中区分出社会主义,而他自己思想的迅速成熟也使得这一 点成为必要。在马克思接受黑格尔左派的过程中,即已经开展了对后者的批 判。显然,他对黑格尔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评价是最严厉的,因为他们同时 就意味着马克思在展开对他自己过去思想的自我清算。由布鲁诺•鲍威尔编 辑的月刊《文学总汇报》,字里行间语气专横:“批判拒绝把自己卷入社会的苦 与乐……剖析要冷眼旁观”[30]。恰恰相反,对马克思而言,“批判不是理智的激 情……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其对象是其敌人,.不是驳倒而是要消灭的敌 人……批判看来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31] 为反对鲍威尔兄弟所谓“批判 的批判”的唯我论——这种唯我论起始于一种自以为意识到外化便已克服了外 化的抽象信念,马克思则明确宣称:“物质力量必须由物质力量来推翻”[32],社 会存在只能通过人的实践加以改变。发现并逐渐意识到异化状态,意味着同时 要为消除异化而行动。在终结于观念的自我封闭因而只是形成了概念的不毛之 地的抽象哲学与短兵相接式的哲学批判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对自 由劳动的追求中将自我意识的追求区分开来,遂形成了巨大的沟裂。

五、结论
巴黎期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随后他即确信,世界 的转换本身是实践问题。”哲学不能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在 哲学家那里仅仅被看成了理论问题。”[33] 他断定哲学从来就没有达到这种认识 并因而实现从理论向实践的转换。从这时起,他自己的分析不再是从关于异化 的概念入手,而是从工人悲惨的生存处境入手。其结论不再是观念性的而是直 抵革命现实,他自己的政治学概念由此也深刻地改变了。

不需要通过、并且事实上有意远离当时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那些 狭隘教义,他获得了经济关系与社会的完整认识,因而“宗教、家庭、国家、 道德、科学、艺术等的关系,只是生产力的特殊样式并受生产力的总体规律的 支配”[34]。国家从而也失去了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首要位置,转而为社会所 同化,它被包孕于、而不是受制于人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政治 迷信才能想象,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凝聚起来的,相反,国家事实上由市民生活 所决定。”[35]

马克思的概念框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主题。马克思从其最初遭遇的 “人性问题”转向特别认同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首先是建基于辩证的对立 面——即理论的“消极元素”之上,其次,在其社会经济学的批判之后又被看 成是自我解放意义上的积极元素。无产阶级被看成是可能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程 序的唯一的阶级。

因此,某种对国家的政治及其货币经济政策——被看成是实现费尔巴哈 式共同的人类本质的障碍——的含混批判,让位于历史关系的批判,在那里物 质生产活动被看成是任何探讨的基础。“人类奴役整体地关涉着工人在生产中 的关系,所有的奴役状态[menschliche Knechtschaft]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改 头换面或推论。”[36] 马克思主张的不再是解放的普通要求,而是完成生产过程 的激进转变。

随着这些结论的形成,马克思计划从其他有关方面展开研究。在《神圣 家族》之后,他继续研究和摘录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批判施蒂纳思想的概要,草拟了一份国家研究的提纲,留下了一些有关黑格尔的笔记,并着手拟就 一份纲要,准备随后展开对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批判。他显然 完全沉浸于这些研究工作中。而恩格斯则请求他公布这些资料,“上天知道, 现在正是时候”[37]。迫于普鲁士政府的压力,法国当局发出了驱逐令,马克思 被迫于1845年1月离开巴黎。随后,马克思同莱斯克出版社签订了一份2卷 本《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不过,直到15年之后的1859年, 其著作的第一部分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才告问世。

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留下的手稿、摘要及笔记,纪录了马克思伟大 事业之开端。其作品充满了来自于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理论元素。这一时期没 有提纲或著作可作为一个单个的学科存在并进行归类。没有文本仅仅只是哲学 的、经济学的或者是政治学的。文本呈现的并非一个新的、同质的体系,但却 是批判性的理论样式。

1844年的马克思形成了这样的能力,把巴黎无产阶级的经验与法国革命 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亚当•斯密的阅读同对普鲁东的洞见结合起来,把西里 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同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的批判结合起来,把比雷(Buret)的 对贫困的分析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他知道怎样把这些不同的 领域与经验结合起来,并且,通过创造性的综合,形成其独特的革命理论。

马克思的观点尤其是经济学的观点在巴黎期间的生发,当然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有关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传记过去习惯于把一种 无关紧要的急迫性以及工具性的目的,附加在马克思身上,且提供一些歪曲且 相当贫乏的知识框架。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重构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源起、知识内 蕴以及理论探索,并深化对任何一种时下的批判理论仍然有效的关于劳动的复 杂性与丰富性的探索。

附:马克思巴黎期间摘要、笔记与手稿年表
这份年表包括马克思巴黎期间(1843—1845)的所有研究性笔记。准确 年份不那么确定,很多情形下标示出起始点或大致时间跨度。此外,马克思. 并没有一本接一本地编制其笔记。但在写作时会穿插着使用这些笔记(如B19 与B24),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在这些不同笔记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类整理。 这类笔记包括所谓《1844年手稿》(A7, A8与A9),直接标明作者是马克思, 在括号里的部分并不是由马克思所选定,而是由后来的编辑们补上去的。最 后,第四卷(笔记样态)有些并没有详细说明马克思所援引的著作的书名,它 们大体同那些已经在第2栏(笔记内容)里被马克思提到的书名相关。除标明 MH,即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标有“RGASPI fl, op. I,d.l24,”的字样)夕卜,这一时期所有的笔记都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 史研究所,属于表中第三栏即档案代码一栏。

写作时期 文本内容 档案
代码
文本样态
1843年底一
1844年初
莱瓦瑟尔(Levasseur) 《回忆录》 MH 摘要,编页并分为两栏
同前 萨伊《政治经济学 概论》 B19    大面笔记,摘要,编页,包含两栏: 左边是萨伊的《概论》,右边(自 B24结构之后摘录)是斯卡尔博克及 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
同前 舒尔茨《国民经济学 原理》 B24 大面笔记,编页并分为两栏
同前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 的国民体系》 B24
同前 奥桑德《公众对于商 业、工业与农业利益 的失望》 B24
同前 奥桑德《论民族的商 业往来》 B24
1844年春 斯卡尔博克《社会财 富理论》 B19
同前 萨伊《实用政治经济 学教程》 B19
1844 年
5—6月
斯密《国富论》 B20 小面笔记,正常编页
1844 年
5月底一6月
马克思《工资、资本 的利润、地租》 A7 大面笔记,编页,3栏和2栏。内容 包括萨伊及斯密的引文,还有舒尔茨 《生产运动》,贝魁尔《社会经济[和 政治经济]的新理论》,劳顿及比雷 的《对人口与物质资料问题的解决》 的引文
1844 年
6—7月
麦克库洛赫《论政治 经济学的起源、历 程、特殊对象和重 要性》 B21 小面笔记,编页,分2栏,摘要在第
11页,那里包含着恩格斯文章的简 介
同前 普鲁沃斯特《对李嘉 图的〈体系〉及其译 者的反思》 B21
同前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 批判大纲》 B21
同前 特拉西《意识形态 原理》 B21
1844 年
7月底
马克思《私有财产的 关系》 A8 内容写在大面纸上,分两栏
1844 年
7—8月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A9 (Hegel) 大页纸,随A9装在一起
1844年8月 马克思《私有财产和 劳动》、《私有财产和 共产主义》、《对黑格 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 学的批判》、《私有财 产和需要》、《附录》、 《劳动分工》、《前言》、 《货币》 A9 大面笔记,引文包括:鲍威尔的《基 督教的真相》,斯密、特拉西、斯卡 尔博克、穆勒的著作,歌德的《浮士 德》,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以及 鲍威尔发表在《文学总汇报》上的多 篇文章。其中还间接地涉及恩格斯、 萨伊、李嘉图、魁奈、蒲鲁东、卡 贝、维利伽德尔、欧文、赫斯、劳蒂 埃尔、马尔萨斯、舍瓦利埃、斯特劳 斯、费尔巴哈、黑格尔与魏特林
1844年春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 赋税原理》 B23 大面笔记,编页,分两栏(个别情形 分三栏),头两页是色诺芬的摘要, 没有分栏
同前 穆勒《政治经济学 原理》 B23
1844年夏—
1845年1月
比雷《论英法工人阶
级的不幸》
B25 小面笔记,正常编页
1844年9月
中旬—1845
年1月
布阿吉尔贝特《法兰 西详情》 B26 大面笔记,含布阿吉尔贝特搞要。正 常编页,摘要占几页,分两栏
同前 布阿吉尔贝特《论财 富、货币与赋税的 本质》 B26
同前 布阿吉尔贝特《论谷 物的性质、种植、交 易与利益》 B26
同前 J.劳《关于法定货币 与商业的思考》 B26
同前 劳蒂埃尔《公共财 富的本质与形成的 研究》 B22 大面笔记,编页,分两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注释
1. 本文作者马塞洛 • 穆斯托 (Marcello Musto), 意大利那布勒斯东方大学研究员,原 文系意大利文,英译者帕特里克•卡米莱尔 (Patrick Camiller), 原题Marx in Paris: Manuscripts and Notebooks of 1844,刊《科学与社会》2009 年 第3期。穆斯托近期主编的《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150年的基础》 (Routledge,2008),受到广泛好评。本文有关法语与德语分别请教了复旦哲学学院吴 猛副教授及罗亚玲博士,一并致谢。
2. Balzac, Honoré de. The History of the Thirteen. Ferragus/Hai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72,33.
3. See: Berlin, Isaiah. Karl Marx. 3rd edn. 81f.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Bakunin, Michail. 1982. “Ein Briefwechsel von 1843”. MEGA2, I/2. Berlin: Dietz, 1982, 482.
5. von Stein, Lorenz, 1848.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Ein Beitrag zur Zeitgeschichte. Leipzig, Germany: Otto Wigand. 1982, 509.
6. Ruge, Arnold. Zwei Jahre in Paris: Etudien und erinnerungen. Leipzig, Germany: Zentralantiquariat der DDR.1975, 59.
7. Balzac, 1972, 31.
8.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31.
9. See: Rubel, Maximilien, 1968.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Œuvres. Economie II. Paris: Gallimard.
10. See Tuchscheerer, Walter. Bevor “‘Das Kapital” entstand, Berlin: Dietz. 1968, 56.
11. Karl Marx, “Exzerpte aus Jean Baptiste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MEGA2 IV/2. Berlin: Dietz, 1981, 316.
12.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70.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13. Ibid, 281. 中译本参见第63页。
14. Proudhon, Pierre-Joseph. What is Property? Humboldt Publishing Company. 1890, 44.
15.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92. 中译本参见第 75 页 o
16.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20.中译本参见第 172 页。
17. Ibid, 220.中译本参见第175页。
18. Ibid, 272.中译本参见第52页.
19. Karl Marx, “Comments on James Mill, Élémens d’économic politique.”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28.
20. 参见卢格的第一手证言:“他阅读丰富,工作强度异乎寻常……人们确实没有看到任 何一件他做到底的事情,他总是’半途而废’,戛然而止,然后便一头扎入书山书 海,没完没了。”他的工作“除非是把自己弄病了,否则三天甚至四天,他都不会 上床睡觉。”(《卢格至费尔巴哈的信》,1844年4月15日,引自恩岑思伯格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23–24.)“假如马克思不是酗酒、目空一切以及拼命工作,假如共产主义者的激 情没有把他消耗在直率与高尚的工作方式中,那么他的无尽的阅读甚至于不属于德 性传统的辩证法便是可以期待的……他总是试图去写下他刚刚读罢某部著作的想法, 随后再阅读、摘录、写笔记。不过,我想迟早他会成功地完成一件长效而艰深的研 究,在那里他那些丰富的资料将源源不断地派上用场”(A. Ruge to M. Duncker, August 29, 1844, in ibid., 28).
21. 参见保罗•拉法格有关恩格斯在1844年秋季有关思想的评论:“恩格斯与马克思逐 渐形成了在一起工作的习惯。不过,面对马克思那种如果不能反复十次地证明一个 观点便一字不落的认真态度,就连极其严谨的恩格斯也失去了耐心 (See :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29).
22. 关于这个复杂的关系,梁赞诺夫在1929年即首次指出,要在著作的简单的摘录与 为其自己的著作所做的预备性的文字之间做出截然区分,是十分困难的(See : Ryazanov, David. ” Einleitung” to MEGA I/1.2. Berlin, Germany: Marx-Engels-Verlag. 1929, xix).
23. 比如,大卫 • 麦克莱伦就曾为持有这种错误认识而愧疚 (McLellan, David. Marx Before Marxism. Revised ed.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72, 210–211). 的整个巴黎时期进行的,实际上也是分开进行的。
24. 虽然读者们绝不会耗尽在马克思文本问题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中,但读者会涉及两部 极重要并可以强化各自立场的作品(即《1844年手稿》和《资本论》一译者注)。 朗兹胡特与迈尔首先把这一点解读为“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的中心工作……其整 个摘录活动中的节点……简言之,已在《资本论》之前就已经明确了”(Marx, Karl.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 ed.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 Leipzig, Germany: Alfred Kroner. 1932, xiii and v)o 这里,这种次要性的分析方 法也出现在阿尔都塞著名的“认识论断裂”理论中。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26. 见 Löwy, Michael.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the Young Marx. Boston, Massachusetts: Brill. 2003, 29—30。
27. Karl Marx, u Comments on James Mill, Élémens d’économic politique.” MECW 3, Moscow/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05.
28. Ibid, 197.
29. Karl Marx, ”Comments on James Mill, Élemens d’économic politique.” MECW 3, Moscow/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279.
30. Bauer, Bruno, ed. 1844.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Vol. 6. Charlottenburg, Germany: Verlag von Egbert Bauer, 32.
31.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MECW 3, 3–129.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77.
32. Ibid, 178.
33.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ECW 3, Moscow/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302.
34. 参见 Mandel, Ernest. 1971.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35.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Holy Family.” MECW 4, 3–235. Moscow/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121.
36. Ibid., 280.
37.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不要尝试完成您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即使存在很多你自己并不满意的内容,也无关紧要,思想已开启,我们必须趁热打 铁。”(Marx-Engels-Verlag. Letters. October 1844-December 1851. MECW 38. Moscow/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2, 17).

Categories
Past talks

Marx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Hosted by:

The National Research Base for World Marxism and Thought Trends,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of Fudan University

http://www.fudan.edu.cn/englishnew/

http://wmarxism.fudan.edu.cn/foreign_m/english/index.asp

Shanghai, July 17 2010

Room 2401, Guang Hua Tower (West Main Building)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there has been a huge and widespread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Karl Marx. The literature dealing with Marx, which had effectively disappeared 15 years ago, shows signs of revival in many countries. There has been an analogous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university courses and seminars dedicated to this author.

Faced with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deep contradictions within it, Marx, who was too hastily put aside after 1989, and whose thought still seems impossible to dismiss for purposes of comprehe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present, should now be interrogated again.

What remains of Marx today? How useful is his thought to the struggle for the freedom of humanity? What part of his work is most fertile for stimulating the critique of our times? The goal of the conference is to highlight the continuing explanatory power of Marxian categories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o establish a serious dialogue on Marx and Marxism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scholars.

8:30-8:45 Opening Speeches

Chair: Wang Xingfu

Chen Xue-ming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Vic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Marcello Musto

(York University – Canada, Toronto)

8:45-9:00 Photos

9:00-10:25 Session I

Marx and the Critique of Philosophy

 

Chair: Hiroshi Uchida

Norman Levin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 Phoenix, USA), The Doctrine of Essence i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and the Methodology of ‘Capital’

Liu Senl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 Philosophy Department), Nihilism and Marx: a Rethinking

Wu Mong (Fudan University – School of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Communist Conception

Yang Haifeng (Peking University – Philosophy Department),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Capital Logic and Totality, and Social Critique Theory. The Three Critical Dimensions of Marx’s Philosophy

10:25-10:35 Coffee Break

 

10:35-11:50 Session II

Marx and a New Critical Theor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hair: Seongjin Jeong

Marcello Musto (York University – Toronto, Canada), History, Totality of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Method in the ‘1857 Introduction’

Wang Xingfu (Fudan University – Vic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Meaning of Social Theory’s turn in the Marxist Tradition

George Comninel (York University – Toronto, Canada), The Limits of Exploitation and Potential for Emancipation: Capitalism as the Apex of 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

11:50-12:20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Chair: Zhang Shuang-li

 

12:30-13:30 Lunch at the Dining Hall for Faculty Members of Fudan University

14:00-15:10 Session III

Marx and the Globalization

 

Chair: Norman Levine

Seongjin Jeong (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 South Korea), Marx’s Crisis Theory and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ong Shi-ju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Director of Philosophy Institute),

Marx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ple Globalization—Writing in the Moment of Shanghai World Expo

Hiroshi Uchida (Senshu University, Tokyo – Japan), Marx’s Theory of Money as Potential for Globalization

15:1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20 Session IV

Marxism(s) after Marx

 

Chair: Zhang Qing-xiong

Zhang Shuang-li (Fudan University – Vice Dean of Philosophy School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Foreign Countries), From Max Weber to Karl Marx – On George Lukacs’ Dual Critiques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Li Wen-g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Qiushi), The Basic problem Althusser’s Theory and its Relevances

Li Dian-lei (Wuhan University – Philosophy Department), 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Marxism

16:20-16:30 Coffee Break

16:30-17:30 Session V

Marx in China Today

 

Chair: Wang Feng-cai

Xu Chang-Fu (Sun Yat-sen University – Philosophy Department), The De-theorization and De-liber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Zou Shi-peng (Fudan University – School of Philosophy),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MEGA2 in China

Lu Shaochen (Fudan University –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Reflection on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Period

17:30-18:00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Chair:Tong Shi-jun

18:00-18:15 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

Chair: Yu Wen-xiu

 

Wang Xingfu (Fudan University)

18:30 Dinner

The Resumption of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Hos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ttp://www.cass.net.cn/

http://bic.cass.cn/english/InfoShow/Arcitle_Show_Cass.asp?BigClassID=1&Title=CA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Academy_of_Social_Sciences

Beijing, July 22 2010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there has been a widespread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Karl Marx, even though with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ts disappearance had been unanimously declared.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xamples of this rediscovery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the historico-critical edition of his complete works. From new philological discoveries there emerges a different author. The dogmatic thinker represented by Marxism-Leninism must be supplanted by the image of a scholar who left a major part of his writings incomplete, in order to carry on researching and verifying the validity of his claims. Faced with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deep contradictions within it, this seminal author, who has been too hastily put aside after 1989, and whose thought still seems impossible to dismiss for the comprehe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esent, should now be interrogated once again.

http://myy.cass.cn/file/2010062836204.html

9:00-11:30 Session I

Chair: Cheng Enfu (Director of the Academy of Marxism of CASS)

Marcello Musto (York University – Toronto, Canada), The resumption of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Recent philological acquisitions and new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x’s oeuvre

George Comninel (York University – Toronto, Canada), Alienation, Emancip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x’s 1844 Manuscripts

Norman Levin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 Phoenix, USA), Marx’s Discovery of the Proper Method of Criticism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2:00: Lunch

14:00-16:30 Session II

Chair: Feng Yanli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xism Research within the Academy of Marxism Research – CASS)

Terrell Carver (University of Bristol – England), The German Ideology Did Not Take Place

Kenji Mori (Sendai University – Japan), Never-before-published original reproduction schemata of Marx: philological findings in Manuscript II of Volume II of Capital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Hos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ttp://www.cctb.net/

Beijing, July 24-25 2010

Written between 1857 and 1858, the Grundrisse is the first draft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us, also the initial preparatory work on Capital. Despite its editorial vicissitudes and late publication, the Grundrisse contains numerous reflections on matters that Marx did not develop elsewhere in his oeuvre and is therefo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an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f his thought.

Analysing the collection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recently published into Chinese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in this conference various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the field present a Marx in many way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ho figures in the dominant currents of twentieth-century Marxism and demonstrate the relevance of the Grundriss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and of Marx’s theoretical project as a whole, which, as is well known, remained uncompleted.

July 24

9:00-12:00 Session I

Marx’s Grundrisse, then and now

Chair: YANG Jinhai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Marcello Musto (York University – Toronto, Canada), The Grundrisse’s Global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ZHANG Shugu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Marx’s modern thought in the Grundrisse

Kenji Mori (Sendai University – Japan), The Grundrisse and the Birth of Multisectoral Analysis of Marx

WANG Dong (Peking University),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economics, philosophy, world history: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Grundrisse

12:00-13:00 lunch

14:00-17:30 Session II

Human Freedom and Social P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Marx’s Socialism in the Grundrisse

Chair: YANG Jinhai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Terrell Carver (University of Bristol – England), Marx’s Conception of Alienation in the Grundrisse

GU Hailiang (Wuhan University), Three form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 investigation in Marx’s most valuable thought in the Grundrisse

Norman Levin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 Phoenix, USA), Althusser’s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Grundrisse

LI Huibin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Marx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Grundrisse

18:00 dinner

July 25

9:00-12:00 Session III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Grundrisse and Beyond

Chair: YANG Jinhai

George Comninel (York University – Toronto, Canad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in the Grundrisse

AN Qinian (Renmin University, Marx’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Grundrisse

HAN Lixin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ese Germanic developmental road: an investigation in Marx’s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U Kejian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Is there any contradiction in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between the Grundrisse and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2:00-13:00 lunch

Discussants:

 

Robert Wa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DUAN Zhongqiao (Renmin University)

NIE Jinfang (Peking University)

YANG Xuegong (Peking University)

YUAN Jifu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ZHANG Xiuqi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HENG Jiwei (Renmin University)

Reading Marx’s Grundrisse Today

Hosted b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http://www.ptext.cn/english/index.php

Nanjing, July 28-29 2010

Written between 1857 and 1858, the Grundrisse is the first draft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us, also the initial preparatory work on Capital. Despite its editorial vicissitudes and late publication, the Grundrisse contains numerous reflections on matters that Marx did not develop elsewhere in his oeuvre and is therefo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an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f his thought.

Analysing the Grundrisse and the collection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recently published into Chinese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in this conference various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the field present a Marx in many way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ho figures in the dominant currents of twentieth-century Marxism and demonstrate the relevance of the Grundriss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and of Marx’s theoretical project as a whole, which, as is well known, remained uncompleted. The goal of the conference is also to highlight the continuing explanatory power of Marxian categories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its present contradictions.

July 28

8:30-8:50 Opening Speeches

Chair: HU Daping

(Vic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TBA: Official from office of Educ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Zhang Yibing

(Vice Presid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XU Jun

(Vice Dean of the Postgraduate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Marcello Musto

(York University – Canada, Toronto)

8:50-10:00 Session I

Chair: Tang Zhengdong (Nanjing University)

Zhang Yibing (Vice Presid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The Grundrisse and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Marcello Musto (York University – Canada, Toronto), Alienation Redux. The Contours of Marx’s Socialism in the Grundrisse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15 minutes

 

10:00-10:15 Coffee Break and Group Photo

10:15-12:00 Session II.

Chair: Marcello Musto (York University – Canada, Toronto)

Terrell Carver (University of Bristol – England), Re-reading Marx’s 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Liu Senl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ng, Reification and Versachlichung

Tang Zhengdong (Nanjing University), The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of Karl Marx’s cirtique of fetishism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15 minutes

12:00-13:00 Lunch

14:00-15:45 Session III

Chair: Liu Senling (Nanjing University)

Norman Levine(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 Phoenix, USA),The 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and the Organic Image in Kant, Hegel and Marx

Yao Shunliang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Free Activities: th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from German Ideology to the Grundrisse

Yang Haifeng (Peking Universi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15 minutes

15:45-16:00 Coffee Break

16:00- 17:45 Session IV

Chair: Yang Haifeng (Nanjing University)

George Comninel (York University – Toronto, Canad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Specificity of Capitalism: Recognizing the Anatomy of the Ape

Liu Huaiyu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Two Modern Social Theories based on the Critical 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Chen Zhong (Soochow University),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basic innov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15 minutes

18:00 dinner

July 28

 

8:30-10:30 Session V

Chair:Yuan Jiuhong (Southeast University)

Lang Jia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by Contemporary French Radical Theorists

 

Zhou Jiaxi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From Grundrisse to Capital: the modifications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UN Leqiang (Institute for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Grundrisse and the Breakthroughs of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HU Daping (Nanjing University),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and Quality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 15 minutes

 

10:30-10:45 Coffee Break

10:45-11:45 Session VI: Graduate Students Panel

Chair: Hu Daping

Discussants: Yuan Jiuhong , Liu Huaiyu, Chen Zhong, and Lang Jiang

11:45- 12:00 closing address 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

Chair : Tang Zhengdong (Nanjing University)

 

12:30 Lu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