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d: Saturday, 01 January 2011 16:06 | Rate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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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年的历史、生产的总体性和科学方法——《导言》

 

引言

1857年,马克思认为国际范围的金融危机为欧洲新的革命时期创造了条件。他从1848年的群众起义以来就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现在看起来这个时候终于要到来了,他不想在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遭遇事件的爆发。因此他决定重拾他的经济学研究,并给予它们一个完成的形式。 

从哪里开始?怎样开始他以前几度着手和中辍的雄心勃勃和需要大量精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这是马克思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问他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有两个情况在决定答案的时候起了重大作用:他认为,尽管有了一些有效的理论,但是经济学仍然缺乏能够借以正确掌握和阐明现实的有认识能力的方法; [1] 他还感到,在开始写作时前,有必要确立论证以及阐释次序。这些考虑使他更加深入地思考方法问题和为他的研究提出指导原则。结果形成他的整个著作中引发最广泛的讨论的手稿之一——人们所称的1857年的《导言》。

马克思的意图当然不是写一篇复杂的方法论论文,而是在读者面前为他自己说清楚,他在前面漫长的、头绪众多的批判旅程上将遵循什么样的方向。这样做对马克思重新审视他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积累的数量巨大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也是必要的。这样,《大纲》中不但包含了有关对理论范畴的运用和表述的思考,而且还包含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他认为的那些对他重新概括特别是同他的历史观有联系的内容来说不可缺少的思想,以及对于那些其解决尚是疑问的非常不系统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笔记把要求和目的混合在一起,在短时间内写成(差不多一个星期)。最重要的是具有临时性质,这使它们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并引发了巨大争论。无论如何,由于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在认识论问题上最广泛和最详细的声明,《导言》成了理解他的思想的最重要的参考材料 [2] ,成为解释整个《大纲》的钥匙。

历史和社会个体

遵照一贯的风格,马克思在《导言》中交替地阐明自己的思想和批判理论对手。该文本划分为四节:

1.生产一般

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页)

第一节开篇就宣布了目的,直接点明研究领域并指向历史的标准:“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同上,第22页)马克思的论战靶子是“18世纪的鲁滨逊”,即把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神话(参见Watt 1951: 112)当作经济人的范式,或者把资产阶级时代的典型现象投射到此前存在的每一个社会中去。这种观念把生产的社会性质说成在任何劳动过程中都是一贯的,而不是当作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规定。同样,市民社会出现在18世纪,并创造了条件,使得“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但是市民社会也被说成是一直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页)。

在现实中,孤立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并不存在。马克思在《大纲》的另一处写道:“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同上,第489页)。这个集体维度是占有土地的条件:“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同上,第466页)。在这些最初的关系中,人类的活动直接与土地相联系;“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并且个人同与他类似的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一种共生状态里(同上,第465页)。同样,在所有后来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其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的经济形式中 [3] ,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中介的”;他总是链条上的一环(同上,第477页)。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导言》中写道: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同上,第25页)。 [4]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论述。在谈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时,马克思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4—95页)。在他考察产品交换的起源的时候,他说这开始于不同家庭、部落和社会的接触,“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同上,第407页)。这样,无论范围是最初的血缘联系,还是中世纪的领主与附庸的关系,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里,由相互的纽带联结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2页)。 [5]

古典经济学家在马克思视为幻想的自然法的灵感的基础上颠倒了现实。特别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描述了个人在社会之外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进行生产这样一种最初状况。猎人和牧人部落内部中的劳动分工被认为已经实现了贸易专业化:某个人非常擅长制作弓箭,或者建造木屋,这就使他成为一个武器制造者或者木匠,而用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未消费部分交换别人的剩余的保障则“鼓励每一个人专营于某个职业”(Smith 1961: 19)。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设想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猎人和渔人的关系以及以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商品的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时,也产生了同样的时代错误(Ricardo 1973:1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

斯密和李嘉图就这样描绘了一个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果——孤立的资产阶级个人——,似乎,这种个人是自然的自动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出现的是一种神话般的、没有时代性的个人,一种“由自然造成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永远是一样的,他们的经济行为具有无历史的人类学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25页)。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对每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进行解释的人通常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自己时代的最独特特征是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 [6]

马克思则认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第25页)。 [7] 并且,同那些把18世纪的个人描绘成人类天性的原型、认为“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的人相反,马克思认为,这种个人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出现(同上,第24—25页)。马克思并不完全同意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的说法,但是他强调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同上,第25页)。这样,由于市民社会只是在近代才出现,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只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才出现。这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实际上“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同上,第25页)。如果说马克思感到有必要重复一个他认为过于明显的观点,那只是因为在前20年亨利·查理·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弗雷德雷克·巴师夏(Fréderic Bastiat)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著作把它拿出来讨论。 [8] 在概述了资本主义个人的起源和论证了现代生产仅仅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相符合之后,马克思指出了第二个理论要求,这就是揭露经济学家们在“生产一般”概念上玩弄的神秘化。这是从未存在于现实中任何一个具体阶段的一个抽象、一个范畴。然而,由于“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马克思承认,“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样,那些着手在思维中重建现实的学者就可以免去无意义的重复(同上,第26页)。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抽象要求一种实证的功能。抽象在这里再也不像在他的早期批判黑格尔的著作里那样,与唯心主义哲学及其对现实的代替是同义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5页及以下各页》),或者如同他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论述的,是把一切都转化为逻辑范畴的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7页)。既然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被如是称呼)已经得到了扎实的阐发,既然他的批判性反思是在一个同19世纪40年代早期以来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展开的,马克思现在就能够不带他青年时代所具有的偏见来重新对待抽象了。因此,与“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同,——他们在同一时期正在论证抽象规律和普遍价值的不可能 [9] ——,马克思在《大纲》中承认抽象在认知过程中能够起到富有成效的作用。 [10]

然而,只有理论分析被证明能够对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规定和只适用于特定时期的规定作出区分,并且在理解现实时能够给予后者以适当的重要性时,上述这一点才是有可能的。尽管抽象在表现生产的最广泛现象时有作用,但是它没有正确地表现其特殊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才是真正历史的。 [11] 如果抽象没有与某种表现任何历史现实的特征的规定联系在一起,那么生产就从一个特定的、有差别的现象变成一个永恒的、自我同一的过程,这就掩盖了各种形式之间的“本质的差别”,这些本质差别正是表现在这些现象里。这就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6页)。与他们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指出正是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特征使得它得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给予其发展的动力,使学者能够理解真实的历史变化(Korsch 1938: 78f.)。

尽管关于生产的一般要素的规定“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但是在其普遍组成部分中当然包括人类劳动和自然提供的物质(同上,第26页)。因为,没有生产主体和生产对象,就根本不可能有生产。但是经济学家们引入了生产的第三个一般的前提:“先前积累的、以前的劳动产品的资金”,即资本(Mill 1965: 55)。 [12] 对这一最后因素的批判对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其目的是揭示他所认为的经济学家们的局限。看起来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只有手而没有劳动工具,或者没有积累的过去的劳动,而只以原始人重复的行动的形式出现,那么任何生产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尽管马克思认可资本是过去的劳动,是一种生产工具,但他并没有像斯密、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样得出结论说,这种情况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

这一点在《大纲》的另一处得到非常详细的阐述,在那里,“永恒的”资本的概念被认为只是把资本当作某种事物,而不管其实质的“性质规定”。根据这种概念,

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不发达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3—214页)

在这些段落里,马克思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到抽象的:抽象就是去掉实在的社会条件,把资本想象为一种事物而不是一种关系,从而得出一种错误的解释。在《导言》中,马克思认可了抽象范畴的使用,但只在下述条件下:对一般规定的分析不消除特殊规定或者不在前者的不清晰状态中使后者变模糊。如果犯了这样的错误,“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同上,第594页)”,那么人们就会陷入“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并确信“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不过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同上,第205页)。忽视表现在社会关系中的差异就意味着抽象掉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而这是任何事物的关键点。 [13] 因此,马克思在《大纲》中写道,“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同上,第26—27页)。

实际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批判了经济学家们历史感的缺乏: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页)

为了使人信服这种观点,经济学家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历史环境及其特有特征说成“资本存在的结果”(第452页)。马克思在《大纲》中这样说: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第452页)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的深刻区别在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不是使世界从头开始,而是在资本使生产和产品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以前,生产和产品早已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70—71页)。因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36页)。同样,进行生产的主体被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种情况——这使得资本家可以找到无财产的工人来从事抽象劳动(这是资本同活劳动之间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是经济学家们企图用沉默加以掩盖的一个过程的结果,它“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同上,第481页)。

《大纲》中的一些段落批判了经济学家们把历史描述为天然现实的方式。例如,对于马克思来说不证自明的是,货币是历史的产物:“充当货币不是金银的自然属性”,而只是它们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明确时刻才获得的一种规定(同上,第193页)。信用也是如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借和贷是很多文明共有的现象,例如高利贷,但是它们“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就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同上,第534页)价格和交换也存在于古代社会,“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亚当·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倒是历史的产物”(同上,第106页)。更进一步,正如批判经济学家们缺乏历史感一样,马克思嘲笑蒲鲁东和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可以不用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而存在,交换价值可以不用转变成资本而存在,或者资本可以没有资本家而存在(同上,第203—204页)。

因此,马克思在《导言》的开篇的主要目的就是声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历史特性,是证明——用他将会在《资本论》第三卷再次声明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度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70页)。

这种观点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看待许多问题的方式,包括看待劳动过程及其不同的特征。在《大纲》中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44页)。马克思多次谈及这种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表述为生产过程的恒定形式本身的问题。把雇佣劳动不是当作生产的一定历史形式的独特关系,而是说成人类经济存在的普遍现实,这就等于说剥削和异化是从来就存在的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因此,回避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就既造成认识论上的后果,也造成政治上的后果。一方面,这就妨碍了对生产的具体历史水平的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把当前的条件规定为未变化的和不可变化的,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表述为一般的生产,把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表述为自然的人类关系。因此,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的批判就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分析历史特性对于理解现实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这也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反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变易的教条。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特性也就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及其消灭的可能性。

《导言》第一部分所包含的这一思想可以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部分找到回应。在那里马克思写道,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和“简单劳动过程”同一起来是一种“混同”,因为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000页)

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阶段,也不是最后的阶段。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被一种以“共同劳动”为基础的对社会的组织方式取代,在这种组织社会的方式里,劳动产品从一开始直接就是一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22—123页)。

作为总体的生产

在《导言》随后的篇幅中,马克思接下来更深入地考察生产,他以下面这个定义开始:“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同上,第28页)。不存在“生产一般”,——因为生产总是分为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但是生产也不能仅仅被当作“特殊的生产”。确切地说,生产“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同上,第27页)。

在这里,马克思又一次通过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鼓吹者的批判性遭遇来展开他的论证。马克思的那些同时代者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他们的著作前面冠以论述生产的一般条件和不同社会中多或少促进生产率的情况的篇章。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开场白是“浅薄的同义反复”(同上,第27页);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这种做法是为了把生产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同上,第28页)。根据穆勒的说法,“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物理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是人间制度的事情”(Mill 1965: 199)。 [14] 马克思认为这是“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的“粗暴割裂”(同上,第28页),因为,正如他在《大纲》另一个地方所写的,财富生产以及财富分配的“规律和条件”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总的说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45页)。 [15]

在作了这些论述之后,马克思在《导言》的第二节开始考察生产对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上的这种划分是由詹姆斯·穆勒作出的,他用这四个范畴作为他1821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四章的标题;在他之前,1803年,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把他的《论政治经济学》分为三编,分别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16]

马克思根据黑格尔(Hegel)的一般—特殊—个别的图式(参看Hegel 1969: 666f.),用逻辑术语重新构建了这四个程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生产是人类活动的起点,分配和交换是两个中间点——前者是由社会运行的中介,后者是由个人运行的中介——,消费则成为终点。然而,由于这只是一种“肤浅的联系”,马克思希望深入地分析这四个领域是如何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0页)。

他研究的第一个对象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解释为一种直接的同一:“生产是消费”并且“消费是生产”。在斯宾诺莎(Spinoza)的“规定即否定”的原理的帮助下,马克思证明生产也是消费,因为生产活动消耗了个人的力量以及原材料(参看Spinoza 1955: 370)。的确,经济学家们已经用他们的术语“生产的消费”强调了这个方面,并与“消费的生产”作了区分。后者只发生在产品被分配之后,它重新进入再生产领域,构成“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在生产的消费中,“生产者物化”,而在消费的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32页)。

生产和消费的同一的另一个特征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的相互的“中介运动”上看出来。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并通过刺激生产的倾向,“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同上,第32页)。同样,生产不仅提供消费对象,而且“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自然的直接性的阶段被抛在后面,需要就由对象本身产生了;“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即消费者(同上,第33页)。因此,

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上,第33—34页)

概括地说: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无需中介的同一的过程;它们互为中介,当它们得到实现的时候创造对方。然而,马克思认为像萨伊和蒲鲁东那样把这两者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在最终的分析里,“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同上,第35页)。

马克思接着分析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分配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环节,“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同上,第35页)。经济学家们把分配表述成一个相对于生产来说的自主的领域,所以在他们的论著中经济范畴永远具有双重性。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生产中体现为分配的要素,而在分配中,它们以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形式表现为收入的源泉。马克思反对这种分裂,他认为这是虚幻的和错误的,因为分配形式“并不是任意的协议,以致它也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而是由生产本身的形式决定的(同上,第597页)。在《导言》中马克思这样表达他的思考:

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同上,第36页)

那些把分配看作相对于生产的自主领域的人认为分配只是产品的分配。事实情况是,分配包括先于生产的两个重要现象:各种不同的生产之间的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分配,或者用马克思的说法,“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同上,第37页)。这两个现象意味着在某些历史个案中——例如一个征服民族强迫被征服民族从事奴隶劳动,或者重新分配地产从而造成新的生产形式(同上,第37页)——,“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同上,第37页)。这两者相互密切联系,因为,正如马克思在《大纲》其他地方所阐述的:“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45页)。用《导言》中的话说,则“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7页)。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不仅说明了他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把两者分开的做法的嫌恶,而且也说明了他对李嘉图“力图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同上,第37—38页)的赞赏。这位英国经济学家的确认为“确定这种定分配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Ricardo 1973:3),并且他把分配作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因为他“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7页)。对马克思来说,分配不能被归结为总产品的份额由此在社会成员中间进行分配的行为;分配是整个生产循环中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这个看法并没有推翻他关于生产总是作为整体的生产过程中的首要因素的观点: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同上,第38页)

对马克思来说,尽管生产工具和社会成员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同上,第38—39页)。

马克思在最后考察生产和交换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也把交换当作生产的一部分。不仅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以及为制造成品作准备的原材料的交换,是生产的一部分,而且实业家之间的交换也完全决定于生产并且本身也构成一种“生产活动”。只有在“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阶段,交换相对于生产才表现为自主的。但即使是这个时候,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所以,“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同上,第40页)。

在对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的分析的最后,马克思得出两点结论:(1)生产应当被视为一个总体;(2)生产作为总体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支配着其他三个因素。关于第一点他写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同上,第40页)。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总体概念 [17] 改进了理论工具——比经济学家们所运用的有限的抽象过程要有效得多——,这个工具通过总体内部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具体就是由多种规定和关系构成的有差别的统一体(参看Hall 2003: 127),而经济学家们运用的那四个分裂开的程式,既是随心所欲的,也无助于理解真实的经济关系。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观念,把生产定义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并不是说生产是一个结构分明、自我调节的整体,在这个总体中各个领域之间的统一性永远能得到保证。事实正相反,正如他在《大纲》的另一部分处理同样的论证时所写的:生产中的各个要素“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种种矛盾的基础”(同上,第395页)。马克思认为总是有必要对与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生产一般)相关的这些矛盾进行分析,这些矛盾远远不像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而是在生产过剩中具有其“基本矛盾”(同上,第396页)。

马克思的第二个结论把生产当作相对于“生产的总体”的其他部分“起支配作用的要素”。生产是“实际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同上,第40页)。但是这种支配地位既没有取消其他要素的重要性,也没有取消其他要素对生产的影响。消费的维度、分配的转变和交换(或者说市场)的大小和范围,都是联合起来规定和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

在这里,马克思的洞察力再一次显示出理论价值和政治价值。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这些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转变流通工具来革命性地改造流行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些人的观点清楚地显示出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同上,第69页)。因为单单改变货币形式不仅不会触动生产关系和由它决定的其他社会关系,而且这还会被证明是一种胡说,因为流通只能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坚信,“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也不是通过诸如准许自由信贷等温和补救措施或者把工人变成资本家等妄想可以消除的(同上,第82页)。中心问题仍然是克服雇佣劳动,而这首先并且最大程度地与生产相关。

寻找方法

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的这一点上,要解决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如何在思想中再现现实?如何构建一个能够理解和代表社会的抽象的范畴模式?

马克思的《导言》的第三节也是最重要的一节就是致力于“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同上,第27页)。然而这不是一种明确的阐释,而是为问题的理论阐述提供没有充分发展的形式,仅仅勾勒一些要点。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大清晰,有时候互相矛盾,而且使用的语言受到黑格尔的术语影响,这不只一次增加了文本的模糊性。马克思一边撰写一边推敲他的方法,所写的文字显示出他的研究的痕迹和轨迹。

像他之前的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以从何处开始这个问题开始,——在他这里,就是政治经济学应当将什么当作分析的起点。他考察的第一个假设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同上,第41页)。马克思认为,这条由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lebert)走过的道路是不充分的和错误的。以人口这种不确定的实体开始,将导致对整体的完全的全称印象;它不能表现人口分裂为阶级(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无产阶级),因为这些阶级只能通过对他们所依据的基础——资本、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来区分。通过那样的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诸如国家等具体要素就会分解为抽象的规定,例如分工、货币、价值。

然而,尽管马克思认为这种方法不足以解释现实,但他在《大纲》的另一个地方承认:“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66页)。

一旦18世纪的经济学家完成了对他们的抽象范畴的规定,“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斯密和李嘉图运用在经济学中和黑格尔运用在哲学中的这个过程,可以总结在这个命题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它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运用正确的范畴,就有可能“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2页)实际上,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写道,综合的和系统的科学的第一条要求是

以一个以普遍的形式出现的对象为开端。……简单的、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东西是最初的东西,因为只有在这种形式中,对象才具有自我联系的普遍的形式。……对于认识说来,把握抽象的、简单的思维规定比把握具体的对象容易,因为具体的对象是这些思维规定及其关系的多方面的联系。……普遍是自在自为的最初的概念环节,因为它是简单的要素,而特殊只是后继的,因为它是受到中介的要素;反过来说,简单更具普遍性,而具体……以事先从最初者过渡为前提。(Hegel 1969: 800-801)

当然,与有的《大纲》的评论者的看法 [18] 相反,马克思确认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根本不意味着这就是他随后要采用的方法。首先,他并不认可经济学家们的这一信念:他们在观念层次对具体进行的逻辑重构是对现实的可信的再现(参看Dal Pra 1965: 461)。的确,在《大纲》中综合叙述的过程从黑格尔的方法那里借用了各种要素,但是它也显示出巨大的不同。像前人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确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在思维中把现实重构出来应当从最简单、最一般的规定开始。而且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尽管对马克思来说必须时时记住,具体“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同上,第42页)

然而,越出这个共同基础,就出现了差异:“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思维的结果”,而对马克思来说,这“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它不仅在观念中代表现实世界,而且作为现实世界的本质过程运行。对马克思来说则正相反,经济范畴“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同上,第42页);它们表现为“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同上,第48页)。例如,交换价值以人口和在一定的关系中进行生产这一事实为前提。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多次强调,“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因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同上,第42—43页)

当然,马克思的解释实际上并没有公正评价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著作中的很多地方表明,与约翰·戈德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超验唯心主义和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的客观唯心主义不同,他的思想并没有把知识的运动与自然的秩序相混淆,把主体与客体相混淆。在《哲学全书》的第二节,黑格尔清楚地写道:

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意识的严格表现人性的和由思维引起的现象,首先并不以思维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作为情感、直觉或表象等形式出现——这些形式必须与思维形式本身区别开来。(Hegel 1892: 4)

在《法哲学》1827年第二版中,由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插入第32节的补充文字 [19] 中的一些话不仅印证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释的错误,而且实际上展示了这些话是如何影响他自己的反思的(参看Jánoska – Bondeli – Kindle and Hofer 1994: 115-119)。

我们不能说,所有权出现在家庭之前,但是尽管如此,必须首先讨论所有权。因此这里你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不从最高点即从具体的真实开始。回答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正是以结果的形式出现的真实,因此从把握抽象概念本身开始就非常重要。因此对我们来说,现实的东西、概念所由体现的形态,是第二位的东西,从而是下一步的,即使它本身首先出现在现实世界里。在我们研究的发展进程里,抽象的形式不是作为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作为不真实的东西显现出来的。(Hegel 1952: 233)

在《导言》中,马克思继续询问,简单范畴是否能够先于并独立于较为具体的范畴而存在。就占有或所有权——黑格尔开始《法哲学》的范畴——来说,马克思认为它不能在“具体得多的关系”例如家庭出现之前就存在,并且认为分析一个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孤独的野人”是荒谬的。但是问题远为复杂。例如“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3页)。货币出现在比较复杂的现实发展出来之前,这就表明,有的时候逻辑范畴的顺序与历史顺序一致——比较发达的是较晚出现的(同上,第202页)——,于是“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同上,第44页)。 [20] 尽管如此,在古典古代,货币只在商业民族中起到支配作用。因此“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或者,“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同上,第44页)。

这个结论对于劳动这一范畴来说就更为合适。因为,尽管劳动随着第一批人类的文明化就出现了,并且看起来是个十分简单的过程,但是马克思强调,“在经济学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同上,第44—45页)。硬币主义或者重商主义的鼓吹者认为财富的源泉存在于货币,因此认为货币同劳动相比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随后,重农主义者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最终创造者,但只是在农业劳动的形式里。斯密的著作终结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于是现在劳动就不再被当作特殊形式,而是当作“劳动一般”;“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这样,用来表现“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的“抽象表现”被发现了。如同货币的例子一样,“劳动”这个范畴只有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的社会,才能被抽象出来。这样,“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同上,第45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一般”尤其不仅是一个范畴,而且对应于“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工人的劳动丧失了过去所具有的团体的、同业的性质,变成“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同上,第46页)雇佣劳动“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同上,第254页)。总而言之,这是关于“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的问题(同上,第255页)。 [21]

在对最简单的范畴和最具体的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的结尾,马克思总结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形式中——他指的是美国——,“劳动一般”这个范畴的抽象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同上,第46页)。或者用他在《大纲》另一处地方的话说:“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同上,第255页)。 [22]

然而,不关心劳动的特殊形式却是一些历史现实的共同现象。因此在这里,也有必要强调这一区别:“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同上,第46页)。马克思在再次谈到对现实历史的抽象时 [23] ,发现他的论点得到了证明:

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上,第46页)

在指出这一点之后,马克思转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上。在他将要撰写的著作中,应当以什么样的顺序安排这些范畴呢?是复杂应当提供用来理解简单的工具,还是相反,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断然选择了第一种可能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同上,第46—47页)

这样,正是现在提供了对过去进行重构的启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同上,第47页)然而,这一著名论断不应该从进化论的角度解读。的确,马克思明确批判了“所说的历史发展”,认为这种论调建立在如下平庸的基础上:“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同上,第47页)。进化论者持一种幼稚的进化观,认为最简单的生物沿不断前进的轨迹进化到最复杂的生物。马克思跟他们不同,他选择运用一种相反的、复杂得多的逻辑方法,阐发出一套以生产方式的更替为标志的历史观(古代的、亚细亚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以此来解释这些范畴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中的位置和功能(参看Hall 2003: 133) [24] 。因此,正是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理解以前的历史时期的线索,——尽管由于各种社会之间的深刻差别,对这些线索应当持谨慎态度。马克思再次强调,不能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来做(同上,第47页)。

尽管这个论证与马克思在之前的著作中表达的论证相一致,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对如何安排经济范畴这个棘手的问题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在那里,他反对蒲鲁东不是遵循“符合事情的顺序的历史,而是符合观念的更替的历史”(Proudhon 1972: 184)的愿望,批判了“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版第1卷第141页)。这样,在1847年,在同蒲鲁东和黑格尔运用的逻辑的辩证的方法进行论战时,马克思倾向于一种严格的历史顺序。但是10年后,在《大纲》中,马克思的观点改变了:他拒绝为科学范畴提供编年顺序的准则,而是倾向于一种具有历史的、经验的检验的逻辑方法。既然现在有助于一个人理解过去,或者说人的结构有助于理解猿的结构,那么就有必要从分析最成熟的阶段——资本主义——开始,并且特别地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其他一切的要素——资本——开始。“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同上,第49页)。马克思总结说: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同上,第49页)

要而言之,以精确的逻辑次序安排范畴和阐明现实的历史并不相互吻合,——更重要的是,正如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手稿中说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5页)。

然后,马克思通过与以下思想流派分道扬镳实现了他自己的综合:早期经济学家的经验主义——把具体要素消解为抽象规定;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把对现实的思维归结为现实本身;哲学唯心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包括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批评它给予思维以产生具体的能力;认知学上的把思维形式和客观现实僵化地对立起来观念;历史主义,及其把逻辑消解为历史的做法;最后,他自己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信念——他基本上遵循“历史进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1页)。他拒绝在具体和思维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使得他通过承认思维的特性并赋予具体以独立于思维的存在而将这两者分开,所以对范畴进行阐述的次序与它们在现实的历史过程的关系中所出现的次序不同(参看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9: 47-48, 87)。为了避免把认知过程局限于仅仅复述历史所由发生的各个阶段,有必要运用抽象过程,因而有必要运用可以解释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的范畴。另一方面,为了真正有助于这一目的,必须时刻把抽象同各种历史现实加以比较,通过这种方式,一般的逻辑规定就能够同具体的历史关系区别开来。马克思的历史观由此获得了效力和透彻性:一旦逻辑次序和实际的历史次序之间的匀称关系遭到拒绝,历史就成为理解现实的决定因素,而逻辑则使得有可能把历史构想为某种超出平淡的编年史的东西。 [25] 对马克思来说,为了理解社会并对它进行充分的描绘,没有必要重建每一种经济关系的历史起源。他在《大纲》中的一处地方说:

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2—453页)

马克思提出的方法给他提供的工具,不仅能理解生产在历史中所由表现自己的全部方式的差异,而且能从现在辨别出预示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倾向,从而驳倒所有那些宣称资本主义不可改变的人。他自己的研究,包括认识论在内,从来都不知仅仅出自理论动机;它总是受这一需要的推动:解释世界,以便更好地进行政治斗争。

实际上,马克思中断了他关于方法的论述的部分,转而勾勒了他计划要写的《经济学》的次序。这是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制定的众多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个计划回到了他在《导言》前几页写下的思考。在他实际上开始写作《大纲》之前,他计划研究如下问题: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交换……(5)世界市场和危机。(同上,第50页)

这至少是马克思1857年8月的计划,这个计划后来经历了很多变化。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导言》的最后一节包括马克思对他计划在他的著作中要阐述的八个论点所作的简短的和片断性的论述,以及一些关于希腊艺术和现代社会的关系的思考。关于这八点,马克思笔记的要点是:雇佣劳动的特征甚至早于资产阶级社会而在军队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所称的生产关系和法的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特别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导源于罗马私法。所有这些都是以备忘的形式记下来的,没有任何结构,它们只是表现了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模糊的想法。

他对艺术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阐发较多,其焦点是物质生产和艺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在两部以前的著作中已经研究过生产和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曾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8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宣布: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

然而在《导言》中,马克思远远不像后来很多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确认一种僵化的平行性,而是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艺术生产之间没有直接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对他曾阅读并在1852年的笔记本中作过摘录的莱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的著作《南欧文学历史评论》 [26] 中的某些思想进行了再加工,现在他写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1页)。他还指出一定的艺术形式——例如史诗——“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同上,第51—52页)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社会形式的“不自觉”的表现。但是,在一个诸如现时代的发达社会里,人们理性地思考自然,而不是把自然当作站在他旁边并与他相对立的外在力量,这样,神话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史诗也就不可能再出现:“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同上,第52页) [27]

对马克思来说,艺术和一般的精神生产必须与社会的物质条件联系起来考察,但是并没有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建立僵化的对应关系。否则人们就会陷入伏尔泰的错误(马克思在他的19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及),认为“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所以我们能够“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I第296页)。

在把艺术家当作创作主体以后,马克思转而论述艺术生产以及公众从艺术获得的享受。这是最难解释的一点。困难“并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而在于“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古典古代的艺术作品为什么仍然是现代男男女女得到艺术享受的来源。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因为希腊世界代表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是一个“永不复返”的“显示出永久的魅力”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3页)。因此结论是:

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同上,第53页)

当然,马克思在《导言》中对美学的阐述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提供的概略性的、有时尚令人怀疑的结论,而是在于马克思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形式同精神创造和行为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反教条主义的方式。他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意味着拒绝了一切认为在社会总体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图式化做法(同上,第51页)。即使是在《导言》写作两年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里的著名结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2页)——也不能用决定论的方式来解释 [28] ;应当将它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狭窄的、断言性的解读区别开来,在这种解读中,社会的上层结构现象只是人类物质存在的反映。 [29]

结论

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大纲》的时候,他计划给他的《经济学》一个论述他的研究方法论的前言。《导言》不仅仅是出于自我说明的目的;如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一样,《导言》还包含着作者对他的总主题的初步观察。然而在1859年,当马克思把他的研究的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拿去出版时,他决定略掉这个阐明他的动机的部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1页)

因此,1857年的指导性目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2页)在1859年的文本中变成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导言》的起点——最抽象和最普遍的规定——被一个具体的、历史规定的现实——商品——取代了,但是由于1857年的文本没有发表,马克思没有对这一改变作出解释。实际上,在《大纲》的最后一段,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作了几百页的谨慎分析之后,马克思已经声明,“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93页)。他将把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第一章和《资本论》的第一章都用来研究商品,在《资本论》里,商品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7页),对商品的分析是他的研究的开始。

马克思给他的1859年的著作的开篇不是计划中的《导言》,而是一个简短的《序言》,在《序言》中,他简明概述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和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随后他不再讨论方法问题,除了在极少的场合轻轻带过。当然,最重要的是他1873年给《资本论》第一卷写的《跋》。在这个《跋》中,鉴于《资本论》出版后出现的评论,马克思不得不就他的研究方法发表意见并重新审视《导言》中提出的某些论题。他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有必要声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尽管阐述可以从一般开始,从普遍形式转移到历史规定的形式,从而——这是对1857年的表达的确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研究则必须从直接的现实开始,正如他在1859年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1—22页)

在1857年《导言》之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再也没有在具有公开的和研究问题的性质的文本中就方法问题写过什么,而只是在这些文本中表达了他完成的思想,没有背离这些思想所由制定出来的复杂的起源(参看Carver 1975: 135)。由于这个原因,《导言》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与一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的密切遭遇,马克思重申了他的深刻见解,得到了重大的理论收获。首先,他再次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历史规定性。第二,他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当做一个总体,其中生产是支配整体中的其他部分的要素。另外,在对待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时,马克思没有只借助于历史方法,他还运用了抽象,承认抽象在构建知识的道路时有其价值。最后,他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精神关系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在《导言》发表以来的一百年里,这些思想使得《导言》无论是从文献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马克思的最严肃的阐释者和读者的角度来看,都成为不可缺少的和令人痴迷的理论文本。对于未来一代中新接触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来说,必将也会如此。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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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大量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翻译时所有引文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本文在引文后括号中给出的马恩著作外文版出处,也一律替换成马恩著作中文版出处。——译者


[1] 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至斐迪南·拉萨尔地信中写道:“……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46页)。

[2] 评论《导言》的文献卷帙浩繁,这是其重要性的标志之一。自它1903年首次发表以来,对马克思思想的所有重要批判性解释、思想传记和介绍都要提及《大纲》,《大纲》成为大量文章和评论的主题。关于后者,参见Carver 1975: 88—158。

[3] 马克思在《大纲》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详细探讨了这些问题。

[4] 家庭在公社之前,这是亚里斯多德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出现了。但是据说后来马克思放弃了这一观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第三版的一条注释中指出:“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即马克思——马·穆]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07页)恩格斯指的是他自己当时以及马克思在晚年所作的古代史研究。马克思阅读的或者在他的人类学笔记(迄今尚未发表)中摘录的主要文献有: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by Edward Burnett Tylor, Ancient Society by Lewis Henry Morgan, The Aryan Village in India and Ceylon by John Budd Phear,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by Henry Summer Maine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by John Lubbock。(马克思的部分人类学笔记以俄文或原文从20世纪中期以来相继发表,中译文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4卷,后又出版了单行本。中文版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摘录的著作包括: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亨·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译者)

[5] 这种相互依赖不应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个人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形式相混淆:前者是自然的产物,后者是历史的产物。在资本主义里,个人的依赖是与表现在劳动分工中的社会依赖相联系的(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在生产的这个阶段,活动的社会特征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之间的简单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7页)

[6]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避免了这一幼稚假定的经济学家是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马克思1851年春在一个笔记本中对斯图亚特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很多段落作了摘录和评论(见Marx 1986)。

[7] 马克思在《大纲》其他地方说:“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还说:“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77、482页)。

[8] 特里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他对《导言》的编辑评论中指出(见Carver 1975: 93—95),马克思有关巴师夏运用鲁滨逊·克鲁索故事的评论与作者实际所说的并不相符。因为根据巴师夏的说法,“丹尼尔·笛福将会把他的小说的真实性的每一点痕迹都剥夺去,如果……他没有让他的主人公从船只残骸上保留下一些必需品,例如粮食、火药、步枪、斧子、刀子、绳子、木板、铁等等,从而作出必要的社会让步的话——这决定性地证明社会是人的必要环境,因为甚至一位小说家也不能让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外。还请注意,鲁滨孙·克鲁索把另一个价值千万倍的 社会珍宝带到了他的孤独世界……我指的是他的思想,他的记忆,他的经验,特别是他的语言。”(Bastiat 1964: 64)尽管如此,巴师夏在他的著作的其他部分仍然表现出缺乏历史感,在这些地方,个人的行动看来都是受理性的经济计算的指挥的,并且表现得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分裂相一致:“一个处于孤立的个人,只要他能够生存一段时间,马上就会变成资本家、企业家、工人、生产者和消费者”(p. 174)。于是克鲁索再次成为经济学家的无聊的典型:“因此,我们的鲁滨逊·克鲁索如果不预见到事情做成之后,与满足他的需要相关的他的劳动能够得到确定的节约,或者以同样的劳动量能够满足更大的需求,他是不会开始制造工具的。”(p. 175)。很有可能是这些论断吸引了马克思的注意。

[9] 请特别参看其主要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的著作(Roscher 1972)。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讥笑了罗雪尔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40页)。

[10]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马克思的《导言》1903年发表不久之后,以种种与马克思类似的论述方式,强调在综合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利用“抽象的经济理论”(参看Weber 1949: 48f.)。关于“概念的纯粹”,他写道,一个“理想的典型概念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旨在对这种描述给出一个不模棱两可的表达。……这种精神建构不可能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找到。它是一种乌托邦。历史研究面对的任务是在每一个个案中判别这种理想建构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符或者不符。”(p. 48)。抽象的理想典型代表“一种概念建构,它不是历史现实……它所起的不多不少仅仅是一个图式的作用,在这个图式中,现实被当作一个例子:它具有一个纯粹理想的有限概念的意义,为阐明其经验内容的一定的有意义的部分,它的现实性还须加以检测和比较”。(p. 15)

[11]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在那里,他和恩格斯写道:“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4页)

[12] 这一思想更为详细的阐述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Mill 1965: 55f.)

[13] 参看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对蒲鲁东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2页)

[14] 这些论述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1850年9月马克思在他的一个摘录笔记本中写下了对它们的评论(参看Marx 1983: 36)。然而数行之后,穆勒部分放弃了他的断言,尽管并不是从历史地看待生产的角度作出的。他写到:“分配依赖于社会的规律和习惯”,而由于它们是“人类观点和感情”——这些也只是“人性的根本规律的结果”——的产物,分配规律“没有什么任意性,同生产规律一样具有物理规律的性质”(Mill 1965: 200)。穆勒在他的著作前面的“开场白”中也许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综合:“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部分地是人间制度:因为财富在任何一个既定社会中的分配都依赖于那里流行的法令或习惯”(Mill 1965: 21)。

[15] 因此,那些像穆勒一样把生产关系当作永恒的,只有它们的分配形式才是历史的这种观点“表明[他们]既不懂前者,也不懂后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60页)

[16] 马克思很熟悉这两部著作,它们是马克思研究的第一批政治经济学著作,他还在他的笔记本上从中摘录了很多内容(参看Marx 1981 a和Marx 1981 b)。

[17] “因为真理是具体的;也就是说,真理具有一个统一体的联系和原则,它也具有展开的内部源泉。这样,真理只有作为思想的一般或者总体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而整体的自由,及其所包含的若干环节的必然性,只有在它们得到区别和规定的时候才是可能的。”(Hegel 1892: 24)

[18] 例如,阿尔都塞(Althusser)、内格里(Negri)和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就错误把这种方法等同于马克思的方法(参见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9: 87-88; Negri 1991: 47; Della Volpe 1971: 177)。

[19] 甘斯(他在语文学上的顾忌态度遭到很多评论者的怀疑)插入的增补,是以黑格尔的一些手稿和对他1821年(第一版出版)以后的法哲学讲演的记录为基础的。

[20] 然而,在谈到秘鲁的例子时,马克思指出了相反的情况:“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页)。

[21] 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写道:“资本的已经发展的原则恰恰在于,使特殊技能成为多余的……更确切些说,是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90页)

[22] 在《大纲》中马克思证明,“资本一般”不仅仅是一个抽象,而且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现实的存在”的范畴。正如特殊资本属于个别资本家,以一般形式出现的资本——存在银行,作为某个国家的资本,可以放贷从而增殖——“就会是极其现实的。因此,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1页)。

[23] 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至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些极其抽象的规定,在对它们作比较精确的考察时,总是表明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了的历史基础。(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它们正是从这种基础中,在这种规定性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04页)

[24] 黑尔正确地指出,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是同历史主义的决裂,尽管并不是同历史性的决裂。

[25] 马克思综合的方法的复杂性在下面的事实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他的方法不仅被他的事业的很多学生所误解,而且也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误解。1859年,可能还没有读过1857年的《导言》的恩格斯在一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书评中写道,马克思一旦阐述了他的方法,他就能够“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但是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使用的方式”。然而恩格斯错误地总结说:“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页)。总之,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和逻辑之间存在着平行性,而这一点马克思在《导言》中予以断然拒绝。而且,由于这一观点是恩格斯加在马克思身上的,它后来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解释中变得更为贫乏和程式化。

[26] 西斯蒙第曾指出,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学的最繁荣时期分别与它们各自所表现的社会的衰落时期相一致。马克思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将第一次在MEGA2 IV/10中发表。我非常感谢克劳斯·佩措尔德(Klaus Pezold)告诉我有关马克思的手稿的信息。

[27]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在他的《美学或者美的科学》中讨论了资本主义消解神话的力量。马克思从这一著作中获得灵感,并在他的笔记本中摘录了一部分,这是差不多写作《导言》三个月之前的事情。但是这两位作者的方法则大相径庭:费舍把资本主义当作不可变易的现实,并以浪漫的作派对资本主义导致的文化在美学上的贫乏表示痛心;而马克思,尽管一贯为克服资本主义而战斗,强调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都是更为进步的现实(参看Lukács 1956: 267-268)。

[28] 这一事实的证明是,当马克思在1872—1875年《资本论》法文版的一条注释中引证这句话时,他更愿意使用动词dominer来翻译德文词bedingen(通常翻译为“déterminer”或者“conditionner”):“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domine, dominates。着重为马·穆所加]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马克思这样做的目的是明确要避免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机械关系的危险(参看Rubel 1971:298)。

[29] 这类解释中最糟糕的、传播最广的是约瑟夫·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作出的:“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Stalin 1941:15)。

[30] 写完这几句后马克思补充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但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参看马克思1858年2月1日至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Lassalle)时作出如下重要论断:“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264页)

 帕特利克·贾米勒(Patrick Camiller)译自意大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