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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传送|在马克思的药房里——马塞洛·穆斯托访谈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们曾说:“一切将和以前不一样。”之后人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多样且深刻,而且变化成为了一种常态。

现在人们更愿意说,疫情突出甚至加速了之前已经存在的诸多进程,其中之一便是各种不平等的加剧。那么,在理解它们的内在因素、它们的形式、以及反对它们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是否仍有必要?我们与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塞洛·穆斯托讨论了这些问题,他是最近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的权威学者。他的作品包括一些精彩的专著,如:《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第一国际》(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Bloomsbury, 2018) 和《马克思的最后岁月:思想传记》(The Last Years of Karl Marx: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Stanford,2020),以及许多编著:《150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替代》(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Routledge, 2019),《马克思的复兴:关键概念和新解释》(The Marx Revival: Key Concept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关注他的作品可访问www.marcellomusto.org。

朱利奥·阿佐里尼(后文称“阿佐里尼”):穆斯托教授,在当前的疫情危机中,我们能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什么?

马塞洛·穆斯托(后文称“穆斯托”):这么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收获了太多的赞歌。首先我想说,人类的合作对于个人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个人自由对于共同体的持存一样。合作与自由是“马克思药房”里的两个基本要素。在他为现代社会弊病所开出的药方中,我还要加上三条箴言:第一,决策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有力转移;第二,利用科学技术为所有人的福祉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以及第三,教育的核心作用,包括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

阿佐里尼:疫情加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以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冲突。这是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吗?

穆斯托:这种趋势似乎还将继续下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是推动私有化运动的国家,其资本主义模式阻碍了社会国家的发展,或者已经积极瓦解了社会国家的发展,这也并非偶然。然而,在表面之下,存在着一场更为重要的财富再分配的冲突。过去几十年,资本一直在财富再分配方面占上风。

阿佐里尼:马克思没有预言无产阶级的贫困,而是预言阶级之间不平等的加剧。在这一点上,历史似乎证明他是对的。
穆斯托:是的,如果我们想到巨大的鸿沟(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就会更加清楚这一点。马克思明白,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主要涉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新形式的奴役,而不是其辩护者所宣称的稳步发展。另一方面,他对欧洲工人阶级革命角色的看法失误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他沮丧地注意到英国工人宁愿“跟在他们自己的奴隶主后面”时,他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阿佐里尼: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多样。很多公司都破产了,但网络巨头却没有。那些没有工作保障的人已经失业了,但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却没有。一些零售商已经倒闭,另一些则没有。马克思能否帮助我们解读这个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的现实?

穆斯托:他对社会阶级的分析需要更新,他的危机理论(这个理论毕竟是未完成的)是不同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无法对当今的许多问题给出答案,但他确实指出了关键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今天的主要贡献:他帮助我们提出正确的问题,识别主要矛盾。我得说,这些问题和矛盾可不只一点点。

阿佐里尼:目前的危机重新开启了关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在这方面有什么可以教我们的吗?

穆斯托:我认为马克思今天会尝试学习更多,特别是从拉美的新女权运动那里,后者在主要的社会动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在这方面,他当然不是无动于衷的。在他去世前所作的一些研究中,他详细阐述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他为政治方案所起草的材料多次强调,生产阶级的解放是“所有人的、不论其性别和种族”的解放。他从年轻妇女那里,从早期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中了解到,一个社会的总体解放水平取决于妇女解放的水平。

阿佐里尼:在健康危机期间,争取族群平等的斗争也在美国爆发。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穆斯托:是的,但内容很丰富,它凸显了那个国家的创伤。“黑命攸关”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这场运动将继续坚决地反对美国体制中的种族主义和暴力。

阿佐里尼:现在让我们谈谈阶级斗争和环境斗争之间的联系。它们是相互替代的问题还是相互补充的问题?它们之间有高低先后之分吗?

穆斯托:它们完全是互补的;彼此都需要对方。对剥削劳动的批判和对环境破坏的批判,现在已经是密不可分的了。任何忽略了这两个问题之一的斗争都是不完整的或不那么有效的。我想到的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的生产主义立场,以及常常忽略“生产方式”的生态运动。这些问题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为谁而存在的,这些问题都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扭曲紧密相连。

阿佐里尼:马克思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哲学家,也是赋予工人运动一个国际组织的政治家。这对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启示吗?

穆斯托:没有这种理念,运动将走向失败,在民族主义复兴的时期更是如此。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分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关键,对他来说,国际主义也意味着本土工人和移民工人之间的团结。如果左翼要有能力进行一场长期的思想斗争,而不仅仅是对当前局势的反应,那么国际主义就必须再次成为左翼的一块基石。

阿佐里尼:意大利的左翼到底是在为自己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付出代价,还是在为自己放弃马克思主义而付出代价?

穆斯托:它正在为这两个错误付出代价。首先,它在应对资本主义的质变所需要的变革方面、在针对新社会运动的要求作出反应方面,都太慢了。然后,它目光短浅地选择了放弃,而不是批判地审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现代化。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今天的社会仍是有效的。这足以让我们想起葛兰西,虽然他被囚禁,但当时的他正在进行一场卓越的再发现。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产生的矛盾并不像今天这样显而易见且富有戏剧性。左翼的历史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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