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经济原因
当政治科学探究战争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动机，社会主义理论则令人信服地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与战争蔓延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国际的内部辩论中，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塞萨尔·德巴普（César de Paepe）阐述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立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代社会，战争不是由君主或其他个人的野心造成的，而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模式造成的。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文明的教训来自这样一种信念：任何战争都应被视为“一场内战”，工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剥夺了他们幸存所必需的手段。
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发展他关于战争的观点，也没有提出对战争采取正确态度的指导。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认为暴力是一种经济力量，“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但他并不认为战争是社会革命转型的关键捷径，他政治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工人们忠于国际团结的原则。
对恩格斯来说，战争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成为他晚年一部作品的主题。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指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每个大国都试图在军事和战备上超过对手。这导致了空前未有的武装规模，并使旧大陆趋近于一场“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恩格斯说：“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么，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恩格斯在其分析中不忘强调，常备军的维持既出于外部军事目的，也出于内部政治目的。他们“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加强镇压无产阶级和工人斗争的力量。由于大众阶层通过税收和向国家提供军队而为战争付出了更多，因此工人运动应该争取“通过国际协议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和裁军，这是唯一有效的“和平保障”。
检验与崩溃
和平时期的理论争议很快便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工人的代表们拒绝支持战争，这是工人运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1870年的普法冲突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谴责了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的吞并计划，并投票反对战争信贷。他们“拒绝了为继续战争提供额外资金的法案”，这使得他们以叛国罪被判两年监禁，但也帮助工人阶级找到了另一种利用危机的方式。
随着欧洲主要列强继续其帝国主义扩张，关于战争的争论在第二国际的辩论中变得愈发重要。成立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将和平奉为“任何工人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世界政策（Weltpolitik）”——这是一项德意志帝国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势力的侵略政策——改变了地缘政治环境，反军国主义原则在工人运动中扎得更深，并影响了对武装冲突的讨论。战争的作用不再仅仅被视为开启革命机遇和加速体制崩溃（左翼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罗伯斯庇尔的“没有革命的革命”）。战争现在被视为一种危险，因为它对无产阶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即饥饿、贫困和失业。
1907年，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的决议，其中概括了所有已成为工人运动共同遗产的要点，包括投票反对增加军事开支的预算、对常备军的反感以及对民兵制度的偏爱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二国际对和平的承诺越来越少，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最终都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过程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大家都认为“进步的好处”不应被资本家们垄断，工人运动开始与统治阶级的扩张主义目标一致，并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淹没。第二国际在战争面前完全无能为力，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之一：维护和平。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是对于战争的两个最强烈的反对者。卢森堡拓展了左派的理论理解，表明军国主义是支撑国家的关键。和其他共产主义领导者相比，她表现出了少有的信念和力量，她认为“对战争的战争!”的口号应该成为“工人阶级政治的基石”。正如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中所写的那样，第二国际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它未能“让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达成一致的战术和行动”。因此，自那时起，“无论身处和平还是战乱”，无产阶级的“主要目标”都应是“反对帝国主义与防止战争”。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及其他著作里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关于“历史的伪造”，每当资产阶级试图把“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归咎于实际上是“掠夺”的战争时，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决定哪个交战国将压迫最多的外国人民，并增加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第二是社会改良派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矛盾，他们声称“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这本小册子中最著名的论点——革命者应该寻求“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暗示那些真正想要“持久的民主的和平”的人们必须发动“针对当局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内战”。列宁相信，在战争时期始终进行着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在群众中产生革命的精神。
分界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在第二国际内部造成分裂，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也造成分裂。在冲突爆发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克鲁泡特金写道：“任何珍视人类进步理念的人，其任务就是粉碎德国对西欧的入侵。”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回复克鲁瓦特金时表示，“德国的胜利肯定意味着军国主义的胜利，但盟军的胜利也意味着俄英实现了对欧洲和亚洲的统治。”
在《十六国宣言》中，克鲁泡特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抵抗侵略者，因为他摧毁了我们所有的解放希望”。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将是较小的罪恶，且不会破坏现有的自由。另一边，马拉泰斯塔和他在《无政府主义国际反战宣言》上的同盟者宣称：“进攻的战争和防御的战争是没有区别的。”此外，他们补充说：“任何交战方都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文明，正如它们也没有权利要求合法自卫一样。”
对战争的态度也在女权运动中引起了争论。在长期以来由男性垄断的工作岗位上，女性需要取代应征入伍的男性，这鼓励了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在新生的妇女参政运动中传播甚广。揭露两面派政府（一面呼吁抵御外敌，一面利用战争来打压基本的社会改革）是罗莎·卢森堡和当时的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她们是第一批清醒而勇敢地走上这条道路的人，这条道路将向后代表明，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反对父权制的斗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后来，拒绝战争成为国际妇女节的一个独特部分，而反对那些可能爆发新冲突的战争预算，也成为了许多国际女权运动纲领的突出特点。
波拿巴不是民主
1854年，马克思谈到克里米亚战争，他在反对那些鼓吹反俄联盟的自由民主派时写道：“把同俄国的战争说成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同样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目前就会成为自由的代表人物。撇开这一点不谈，公开宣布的进行战争的全部目的正是要保持强国均势和维也纳条约——恰恰是那些要消灭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条约。”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波拿巴”换成“美国”、把“维也纳条约”换成“北约”，那么这些观点似乎是为今天而写。
那些同时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主义以及北约扩张的人的想法，并没有显示出政治上的优柔寡断或理论上的模棱两可。最近几周，一些专家解释了冲突的根源，而那些提议不结盟政策的人们的立场才是尽快结束战争和确保最小伤亡的最有效方式。有必要根据两个要点来不断进行外交活动：缓和紧张局势和独立的乌克兰保持中立。
套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对左翼来说，战争不能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它只是证明了政治的失败。如果左翼希望卷土重来，并显示自己有能力利用自身历史来完成当下的任务，那么他们就需要在其旗帜上写下“反军国主义”和“拒绝战争”。
Marcello
Mu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