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住在阿尔及尔时，狠狠抨击了法国人的暴力、挑衅和傲慢自大，面对当地阿拉伯人的每一次叛乱，他们都表现出像烧死活人祭摩洛赫神般的残忍。
他写道：“采用迫使阿拉伯人认罪的特殊刑讯方式；当然，这是‘警察’干的（就像英国人在印度所干的那样）。”
马克思：“殖民主义者的目的始终是一个：消灭土著的集体财产，并将其变成自由买卖的对象。”
马克思在马格里布（Maghreb）做了什么？
1882年冬天，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医生建议他到一个温暖的地方休息一段时间。之所以不考虑直布罗陀，是因为进入那地方需要护照，而马克思作为一名无国籍人士，显然没有护照。德意志帝国漫天大雪，不过即便温暖如春，也禁止马克思入内。同样不可能选择意大利，就像恩格斯说的：“对于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首要条件是避免警察找麻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55页）
保罗·拉法格和恩格斯说服马克思前往阿尔及尔，这座城市在当时是英国人避寒的胜地。据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后来回忆，促使他进行这次不寻常旅行的首要原因是：完成《资本论》。
马克思乘火车跨越英、法，然后乘船横渡地中海。他在阿尔及尔待了72天，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欧洲以外居住。这段时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他的痛苦不仅在肉体上。妻子去世之后，马克思非常孤独，为此曾写信告诉恩格斯，他感到“有时犯重忧郁症，像伟大的唐·吉诃德一样”。（同上书，第41页）而且因为糟糕的身体，马克思也没法进行严肃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以往总是少不了的。
法国殖民者引入私有财产的影响
许多不利的事件使马克思无法深入了解阿尔及利亚的现实，他也不可能真正研究阿拉伯地区共同所有权的特点——这是一个几年前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题。1879年，马克思在一本研究笔记中摘录了俄国社会学家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他希望考察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与之后，阿尔及利亚的共同所有权的重要性及其变化。马克思从科瓦列夫斯基那里摘抄道：“确立土地私有制，（在法国资产者看来）是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把公社所有制‘这种支持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倾向的形式’（1873年国民议会中的辩论）继续予以保留，无论对殖民地或者对宗主国都是危险的。”接着，他被科氏的如下言论所吸引：“这个政策，法国人从1830年到现在尽管历届政府彼此取代，却始终不渝地奉行着。手段有时改变，目的始终是一个：消灭土著的集体财产，并将其变成自由买卖的对象，从而使这种财产易于最终转到法国殖民者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5-316页）
至于由左翼共和党人瓦尼埃（Jules Warnier）提出、并于1873年通过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立法，马克思支持科瓦列夫斯基的主张，即其唯一目的是“土著居民的土地被欧洲殖民者和投机者剥夺”。厚颜无耻的法国人干脆就是“直接的掠夺”，或者将所有当地人共同使用的荒地转化为“国家财产”。这一过程是为了产生另一个重要结果：消除土著的危险。通过科瓦列夫斯基的话，马克思再次指出：“根据这项法律实行的对阿拉伯人的剥夺，其目的是：（1）保证法国殖民者能够得到尽量多的土地；（2）割断阿拉伯人和土地的自然联系，以摧毁本来就已逐渐瓦解的氏族团体的最后力量，从而消除任何起义的危险。”
马克思评论道，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不仅为侵略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实现了“政治的目的：消灭这个社会的基础”。（同上书，第326-327页）
反思阿拉伯世界
1882年2月，阿尔及尔当地日报《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新制度的不公正。理论上，当时任何法国公民即便人在法国，也不影响他可以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一百多公顷的土地，然后他能以四万法郎的价格将其转售给当地人。平均来说，以二三十法郎买来的每一块土地，都以三百法郎的价格卖出去了。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马克思没法研究这一问题。然而，在留存下来的16封信件中（其实不止这些，但其它已失佚），我们还是能看到他在地中海南岸做了一些有趣的观察。里面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谈论穆斯林社会关系的文字。阿拉伯社会的一些特点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在真正穆斯林的眼睛里，这类事情，幸运或者倒霉，都不会造成穆罕默德的子女之间的差别。他们在社交中绝对平等——是完全自然的；相反地，他们只是在风俗习惯受到破坏的时候，才意识到这种平等；至于谈到对基督徒的仇恨及最后战胜这些异教徒的希望，那么他们的政治家正当地把这种绝对平等感，把这种平等的实际存在（不是在财产或地位上，而是在人格方面）看作是支持这种仇恨并且不放弃这种希望的保证。（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2页）
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抨击了欧洲人一如既往的暴力与挑衅，尤其是他们“那种无耻的傲慢自大和烧死活人祭摩洛赫神般的残忍”。他强调，在这方面“英国人和荷兰人要超过法国人”。马克思还向恩格斯述说着在阿尔及尔的经历，其中有一位叫费默的法官，他经常能碰见：“顺便说一下，费默在谈话中还对我讲，在他任民事法官期间，采用（而且这是作为一种‘常规’）迫使阿拉伯人认罪的特殊刑讯方式；当然，这是‘警察’干的（就像英国人在印度所干的那样）；法官则装作对所有这一切毫无所知。另一方面，据他说，假如有一伙阿拉伯人主要是为抢劫而杀了人，后来真正的罪犯被查了出来，抓到了，判了罪并且处死了，可是殖民主义者的受害的家庭对这样偿命也并不感到满足。它要求再多‘斩首’几个，至少要多杀半打无辜的阿拉伯人。……欧洲殖民主义者不管是在一个地方定居，或者是由于事务关系在‘劣等种族’中暂时居住，他们通常总是认为自己比漂亮的威廉一世更加神圣不可侵犯。”（同上书，第51-52页）
几个月后，马克思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英国在埃及的殖民行径。1882年，由英国军队发动的战争结束了始于1879年的埃及乌拉比起义，使英国得以在埃及建立摄政国。马克思对当时英国的进步人士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无法维持一种自主的阶级立场，他觉得工人们绝对有必要反对这些关于国家的制度与言论。
当国会议员约瑟夫·考恩（Joseph Cowen）——马克思认为他是“英国议员中最好的一个”——为英国入侵埃及辩护时，马克思坚决反对。
首先，他指责英国政府：“图景真不坏呀！事实上，还有比征服埃及——在一片和平景象中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但是，考恩在1883年1月8日纽卡斯尔的一次演讲中，衷心赞扬这类“英雄业绩”，认为这是“我国军事实力的光辉显示”，他“一想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牢固的侵略基地加上从三角洲到开普兰的‘不列颠非洲帝国’的这幅迷人妙景，也垂涎三尺”。这是一种“英式风格”，其特点是为“小家利益”“负责”。马克思总结说，在外交政策方面，考恩是“这些可怜的英国资产者”的典型代表：“在日益加重的对历史使命所负的‘责任’的重荷之下呻吟，而又如此无法反抗这种历史使命！”（同上书，第421-422页）
尽管工具主义怀疑论如今在某些自由主义学界非常流行，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对欧洲以外的社会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明确反对殖民主义的破坏。
马克思一生密切关注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和信件中看到，在19世纪80年代，他坚决反对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压迫，以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他绝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绝不是只关注阶级冲突。马克思认为，对新的政治冲突和边缘地域的研究是他持续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他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压迫者。
Marcello
Mu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