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解读中的“青年马克思”问题

马塞洛·马斯托 张秀琴 刘娟译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手稿和“穆勒评注”,本文主要聚焦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传播与接受史,以期对学界围绕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而展开的相关论争作一批判性考察。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有关马克思早期著述的重要研究文献(特别是在德语区、法语区、苏联和英语国家),都吁求要对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进行全新的和严格的解读;同时,也几乎是所有的解释者都理所当然地假定,“巴黎手稿”是一部业已完成的著作。然而,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所谓的“巴黎笔记”的文本分析,使我们有可能一方面反对将前者视为一部完全成熟的文献并借此宣称马克思思想是一个以其为基础的整体,另一方面也反对将其视为一个定义明确的理论文献并借此将之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科学”阶段相对立。

关键词: 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附录

1932 年的两个版本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①是马克思最著名的文献之一,亦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为广泛的著述之一。尽管“巴黎手稿”在全面理解马克思思想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其写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却一直深藏高阁,鲜为人知,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被编辑加工并予以公开发表。然而,这些“手稿”的公开出版绝非故事的终结。实际上,它触发了学界冗长的关于该文献属性的持续论争:有论者认为,与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相比,“巴黎手稿”尚属未成熟著述;也有论者认为,与马克思后期《资本论》相比,“巴黎手稿”中保持有更多浓厚而宝贵的哲学底蕴。由此便打开了有关马克思思想中的“早期”和“成熟”时期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域。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子问题亦被论及,它们包括:“青年马克思”的著述可否被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马克思的全部著述中是否存在一个从启发式的灵感阶段到完备理论实现的有机形成过程?抑或存在两种不同的马克思?对于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政治的维度。19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大多数“共产国际”内部或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研究者,所提供的是一个还原论式的解释;而那些“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给予[手稿]更高评价,并从中找到了可借此打破苏联版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强有力证据(特别是与异化概念相关的)。无论如何,各种阅读方法都无不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理论和政治的冲突是如何不断歪曲马克思著作的本意以便服务于文本之外的其他目的的。

[手稿]第一部分于1927年公开出版,其编辑整理者系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莫斯科)院长的梁赞诺夫。出版时,该文献被纳入标题为“《神圣家族》的准备稿”系列②,其内容包括后来被称之为“第三手稿”的主体部分③。在一篇“导言”中,梁赞诺夫强调了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所取得的明显理论推进。在他看来,公开发表该“手稿”的伟大意义远非纯粹的文献猎奇,而是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④。不过,认为“第三手稿”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说法,却是错误的。诚如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其内容的落脚点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上,这与马克思早期的其他著述内容十分不同。

1929年,梁赞诺夫的编辑本被翻译成法文,分成两部分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分别发表在2月号和6月号上,标题为“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笔记”和“需求、生产和分工笔记”)⑤。同年,苏联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28~1947)将俄文二版的该文献收入其第3卷,保留了与1927年版一样的断片形式和错误标题⑥。1931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首次发表了该文献的德文版片段,标题为“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批判”⑦。

[手稿]的全文本于1932年首次在德国公开发表。实际上,在1932年同时出现了令人混乱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社会民主党学者兰夏特和迈耶的编辑本(后者将[手稿]收入了两卷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述》文集中)⑧。其实,早在1931年,迈耶就已为此作了铺垫: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前预告了将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但却“至今不为人知的马克思的著述”要出版⑨。不过,该文集中所收录的并非“手稿”的完整版,且包含许多明显的错漏之处:“第一”手稿全部丢失;“第二”和“第三”手稿的编排次序混乱;传说中的“第四”手稿其实不过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要,并无马克思本人只言片语的相关评论。为方便理解,混乱的编辑顺序依然照旧:III-II-IV。同样严重的问题还包括:誊写原始手稿时的错漏和标题的误用,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论政治经济学和国家、法、伦理学和市民生活的关系”。这些都彻底违背了马克思在原始手稿“序言”中的相关表述,即“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⑩。最后,编辑还不寻常地在“编者前言”中指出,该文献或写于1844年2月~8月之间。

该版本起初的计划是出版该文献的单行本,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与国家、法、伦理学和市民生活的关系,以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批判”,并由迈耶负责编辑部分的工作、所罗门负责解释部分的工作。可是,在对原始手稿进行第二版审读过程中,插入了先前提及的兰夏特和迈耶的文集(11)。该版本尽管存在着重大的编辑和解释错误,但依然在德语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成为1937年朱尔斯·莫利托(Jules Molitor)法译本的底版。

同样出现在1932年的[手稿]的第二个全文本,是“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IME)编辑的本子——被收录在旧MEGA第1部分第3卷中。这是第一个完整的学术编辑本,也是第一个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命名的本子(12)。至此,三个“手稿”的顺序才得以正确编排,其誊写的准确度也远高于兰夏特-迈耶的编辑本。导言的篇幅依然十分有限,但重建了文献的起源。而且,每个“手稿”前面都配有简短的文献说明。该卷册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含黑格尔哲学章”,并将各“手稿”分别安排在如下标题下:“第一手稿——‘[工资]、[资本利润]、[地租]、[异化劳动]’;第二手稿——‘[私有财产关系]’;第三手稿——‘[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需求、生产和分工]、[货币]、[黑格尔辩证法及其一般哲学批判]’”。所谓的第四手稿(即对黑格尔著述的摘录)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标题为“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

然而,(旧)MEGA的编辑不得不给该“手稿”命名,并对其总体内容进行辨认,进而将马克思写的“序言”放在编辑本的一开始(而不是像原始手稿中那样,放在第三手稿部分),以便最终说明,马克思旨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且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工作已在“手稿”中得以肇始(13)。

这一版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撰写的笔记的集合。在被置于该卷册第2部分的标题为《摘录笔记:巴黎,1844年初至1845年初》的文献中,也包含有先前未出版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萨伊、斯卡贝克(Frédéric Skarbek)、斯密、李嘉图、穆勒、麦克卡洛克(John R.MacCulloch)、托拉西、博伊斯吉尔伯特(Pierre de Boisguillebert)等人著述的摘录。编者还提供了一份对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写的9个笔记本的内容说明,并对这些摘录进行了目录编排(14)。同时,苏联的编辑错误地解释说,马克思是在阅读、整理和摘录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才写的[手稿](15)。实际情况是,创作过程与写作和摘录是同时交叉开展的过程(16)。摘录工作一直贯穿着整个巴黎时期,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到《神圣家族》皆如此。

二 后来的翻译和重印

鉴于其高超的文献学质量,(旧)MEGA的“巴黎手稿”成为了日后几乎所有文字译本的首选底版。如第一个日文译本(1946)、两个意大利文译本(博比欧1949年本和沃尔佩1950年译本)、第一个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皆为1956年),以及法译本(1962年,它替代了上述1937年的那个不可信的版本)。

(旧)MEGA版的重大价值也得到了新教神学家埃里克-梯耶尔的认可,他于1950年将各种德文版进行了综合(17)。但是,事后证明,他的综合本不过是对(旧)MEGA本和兰夏特-迈耶本的错漏百出的混合。该本子主要出自于(旧)MEGA本,但(像他之前的两位社会民主党学者一样)梯耶尔决意省略掉“第一手稿”。与此类似,他接受了(旧)MEGA版中多数释义条目,但在准确性方面也再次犯了和兰夏特-迈耶一样的严重错误,同样遵循了后者误导性的标题法。

1953年,兰夏特-迈耶的本子再版了一个修订本。这一次编者变成了兰夏特一个人,文献名则变成《政治-经济学手稿(1844)》(18)。然而,1932年本中的错误仍未得到改进,唯一的完善就是基于(旧)MEGA的本子,对一些誊写错误进行了修改。两年后,又出现了《短篇经济著作文集》(19),该文集收录了未包含有最后一章(也即《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批判》)的[手稿]。该版本也对1932年的(旧)MEGA本进行了一些修订。

就在这些相较于1932年的(旧)MEGA本仍然有很多局限性并意味着某种退步的新德文本陆续出版的同时,[手稿]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排斥。1954年,“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E的新名称)决定放弃将马克思未完成的“巴黎手稿”收录入正在准备出版中的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K.Marks-F.Engels Sochineniya),并因此忽略了有利于正确澄清马克思思想谱系的诸多重要著述。不过,这一编辑政策并没有得到持续而严格的贯彻。最终于1955~1966年正式出版的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录的马克思的著述要比1928~1947年间出版的第一个俄文本多出许多,只是[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未被收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个编辑的原因,毋宁说是审查制度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其他著述则被纳入其中,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被收入其第1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收入了其第3卷。

[手稿]于1956年(20)以单行本的形式予以出版,书名为《青年时期著作摘编》(21)。印数只有60000册,远远低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马克思著述的印数。[手稿]首次被收录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时间是近20年后的1974年——作为第XLII的增补卷(22)。1974年版重新核对了原始手稿原文(依据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中的原始手稿照相版——该研究所至今仍保存有2/3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23))。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决策,因为它使得编辑有机会对1932年版本中的许多重要的错漏进行修改。例如,“第一手稿”的最后一行,先前被誊写为“Kollision wechselseitiger Gegenstze”(即“彼此对立的冲突”)的句段后来被改正为“feindlicher wechselseitiger Gegensatz”(即“敌对的彼此对抗”);在数个段落中,“Genu”(即“享受”)被正确地修改为“Geist”(即“精神”)。马克思本人在原始手稿中所犯的错误也得到了纠正,如他将斯密的“三个生产阶级”错误地引述为“三个原始阶级”(24)。而且,马克思摘录的所有引言都在印刷时用了小一号的字体,以便易于辨认这是马克思引述他人的话,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话(25)。

如苏联版中的情况一样,前东德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1956~1968,共39卷)也没有收录[手稿]。本来按年代顺序应该在第2卷(1962)出版,但最终它们却出现在项目结束之际的1968年出版的增补卷(Ergnzungsband)中(26)。这种隐身局面一直维持到1981年,自那以后,直至1985年,“巴黎手稿”的编辑工作前后历经四次,最终作为MEW的第Xl卷部分内容出版,标题为《1837年-1844年8月间的著述和书信》。其依据的母本系1932年的(旧)MEGA本,同时参考了批评机构对1955年《早期时期著作摘编》提出的意见,并对一些誊写错误进行了修改。

自最初的(旧)MEGA版之后,[手稿]直到新MEGA(即MEGA2)工程时才被正式收入“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之中——该工程自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巴黎手稿”被正式收入其I/2卷(1982年出版)。此时,距离其第一次公开出版,已过去五十多年。在新版中,“手稿”是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予以刊印的,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Erste Wiedergabe)刊印的是马克思当初留下来的全部现存原始手稿文字(因此也包含有“第一手稿”);第二部分(Zweite Wiedergabe)按章节编排,所采用的编页码方法参考了先前诸多版本的做法(27)。该版还对先前(特别是“序言”部分)的誊写错误进行了进一步修订(28)。作为一个(由于马克思不同手稿所带来的)老大难问题(同时也是MEGA2的难题),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既出现在的MEGA2I/2卷中,也出现在其后来出版的IV/2卷中(作为马克思这一时期所做的摘录笔记)(29)。实际上,在1981年出版的的第IV/2卷中,还首次收录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摘录的其他人的系列笔记,如舒茨(Carl W.C.Schüz)、李斯特(Fried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