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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异化是 世纪最为重要并被广泛讨论的主题之一，卡尔•马克思 的理论在讨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与人们能够设想的相反，概 念自身并没有顺延发展下去，并且包含马克思关于异化反思未知文献 的出版确定了理论转换和传播的重要历史时刻。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一术语的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化。在神学话 语中，它指的是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在社会契约论中，它指的是个体最 初自由的丧失;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它指的是财产所有权的转换。第 一个关于异化的系统哲学阐释出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他的《精神现 象学》（1807年）采用了术语“Entäusserung”（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外化 或抛弃）和“Entfremdung”（疏离）以表示精神在客观现实的领域中变 成了它自身以外的事物。在黑格尔主义左派的著作以及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的宗教异化理论中，这个问题仍 然占据重要地位，即人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在虚构的神之上——对于这 一概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异化随后从哲学反思中消失了，并 且在19世纪下半叶主要思想家中并没有人给予其高度重视。即使在 马克思有生之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使用这一术语;而在第二国际 （1889—1914年）的马克思主义中，这一术语则完全缺失。

然而，在这期间有一些思想家发展了那些后来与异化有关联的概 念。埃米尔•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1893年）和《自杀论》（1897 年）中引入了“anomie”（失范）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系列通过规范保障的 社会凝集力随着劳动分工的重大扩展进入到危机的现象。与生产过程 中巨大变化相伴生的社会趋势也以德国社会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格奥尔 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1900年）中对社会制度之于个体的支配力 量和人际关系日益增长的非人格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马克斯•韦伯 在《经济与社会》中（1922年）详述了社会中的“官僚化“和人际关系之间 的“理性计算“现象，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些作者认为他 们正在描述的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的反思往往为改善现有社会和政治 秩序的愿望所导向，而旨在以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加以替代。

二、异化的再发现
异化理论的再发现要归功于格奥尔格•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中参考了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中的某些篇 章–––¬–特别是“商品拜物教“(der Fetischcharakter der Ware )这一部 分–––¬–并引用了“物化”(Verdinglichung, Versachlichung)这一术语以描 述劳动活动作为某种与人类相对的客观和独立的事物,通过外部自治 法则支配他们的现象。然而由于他将物化设想为一个结构的给定，所 以在实质上卢卡奇的理论仍然与黑格尔的理论相似。许久之后，法文 版[1]的面世在学生和左翼活动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卢卡奇决定 将其与一个相当长的自我批判前言放在一起再版(1967),其中他解释 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物化等同于异化是对黑格尔的追随”[2]。

另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关注这个主题的作者是伊萨克•鲁宾。 他在《马克思价值理论论文集》中论证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整个 经济体系的基础，特别是其价值理论的基础”[3]。在这位俄国作者看 来，社会关系的物化是“商品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事实”[4]。它所涉 及的生产关系之“’物化’并不仅仅是’神秘化’或幻灭。这是当代社会 经济结构的特征之一……拜物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现象,也是社会存在 现象”[5]。

尽管我们可以考虑到相对于著作被撰写的时代，这些洞察是有先 见之明的,但是鲁宾的作品并没有促进对异化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在 西方，从1972年被译为英文(以及从英文被译为其它语言)起,人们才 开始接受它。

导致异化概念普及这一最终变革的决定性事件是青年马克思之前 未发表的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面世。它很快 成为20世纪被最广泛翻译、流传和讨论的哲学著作之一，揭示了在马 克思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发现)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于异化理论所 发挥的核心作用。[6] 随着他对异化劳动的分类(entfremdete Arbeit) [7], 马克思不仅将异化问题从哲学的、宗教的和政治的领域扩展到物质生 产的经济领域，而且他也论述了经济领域对于理解和克服发生在其它 领域的异化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异化被作为一种现象而呈现，通过 这种现象劳动产品与作为“某种外在的，某种独立于生产者的权力”的 劳动相对立。对于马克思：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Enatusserung)，不仅意味着他 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 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 立的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 同他相对立。[8]

与这一普遍定义相并行地，马克思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 被异化的四种方式:(1)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的劳动产品已 经成为“统治了他的异化对象”；(2)在他的劳动活动中异化，他将这种 劳动活动视为“对自身的直接反对”，似乎这种活动“并不属于他”;[9] (3)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种类本质被转换为“使类同人相异化”;以 及(4)人同人相异化，并且也适用于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 关系。[10]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并不同样与对象化相关联,而是与 经济精确形式中的特定现象相关联:即雇佣劳动以及劳动产品向与生 产者相对立的对象的转变。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政治差异是巨大的。 鉴于黑格尔将异化作为劳动的本体论显现而呈现，马克思将其设想为 生产特定的、资本主义的、时代的特征，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将社会从 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对其加以克服。[11] 在包含对詹姆斯•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的笔记本中他提出同样的观点：

我的劳动将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 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 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 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 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外化到这 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 确地说，知识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 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 内在的必然的需要。[12]

因此,即使在这些片段中以及有些疑虑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讨论的往往是与历史观的异化，而不是与自然观的异化。

三、异化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
然而在确立历史的、本体论的异化概念之前，时光流逝。20世纪 早期，许多作者都将它作为人类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以对待。例如，在 《存在与时间》中，马丁 •海德格尔以一种纯粹的哲学术语处理它。他 的异化现象学使用的范畴是“沉沦”(Veifallen):即此在(此在一本体 论地构成了人的存在)在周围世界的不真实和因循守旧中丧失自身的 趋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向世界的沉沦意味着此在和他人彼此存 在于一起的同化，迄今为止，后者是由闲言、好奇和两可所引导 的”——是某些与作为马克思理论关注中心的工厂工人状况完全不同 的事物。此外，海德格尔并不将“沉沦”作为一个“或许，在人类文明更 高阶段可以去除自身的、坏的和糟糕的存在论属性，”而是将其作为一 种本体论特性，“一种在世的存在方式”[13]。

与海德格尔不同,赫伯特•马尔库塞非常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他同 样认为异化等同于对象化，但并不等同于其在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的 显现。他于1933年的发表论文中,讨论了“劳动的压抑性质”[14]不能够 被仅仅归因于“劳动表现中的特定条件，以及劳动的社会技术结构”[15],而应该被认为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劳动中，劳动者总是“与事物相联系”:无论是站在机器旁边 的人，还是制定技术计划的人，关心的是组织措施,研究科学问题， 指导人们等等。在他的活动中，它允许自身被事物所指导，支配自 身并遵循其法则，即使当他支配他的对象时 在每一种情况下 他并没有“同自身在一起”……他与“超出其自身的他者”在一 起 即使当其正在将其自身自由的假定生活加以实现之时。人 存在的外在化和异化……在原则上是无止境的。[16]

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存在着一种属于“人类存在纯粹本质”[17]的 “劳动活动最初的消极”。因此，异化的批判成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技 术和劳动批判，并且当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能够拥有否定它们的自由时， 才认为它的更迭可能在起作用:“在一个接一个的抛球中，玩家在对象 化上而不是在技术劳动的最强大成就上获得了无限的人类自由。”[18]

在《爱欲与文明》(1955) 中，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概念有着同样显 著的差异，他所探讨的是只有通过劳动废除以及对力比多和其在社会 关系中的作用加以肯定才可以实现人类的解放。不仅仅根据雇佣劳 动，还包括普遍意义上的劳动，他摒弃了基于共同所有权的社会通过生 产的方式克服异化的任何可能性，即：

……为他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控制的机器而工作， 机器作为独立的力量运行,如果个体想要活下去，那么他们就必须 服从于机器。劳动越是专业化分工就会变得越疏离……他们…… 在异化中……劳动［在］满足感的缺乏中［以及在］快乐原则的否定中。[19]

人们应该反抗的基本规范那些是由社会强加的“绩效原则”。对 此,在马尔库塞的眼中，

在性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这种支配的方式被加以展开。在绩 效原则的规则之下，肉体和灵魂被变为异化劳动的工具;仅仅当他 们放弃人类有机体主要的并且是渴望的力比多的主体一客体自由 时,他们才可以充当这样的工具……人作为异化的工作工具…… 而存在。[20]

因此,即使物质生产被公平而合理地组织,“它也从未能成为自由 和满足的王国……是在劳动之外的范畴定义自由和成就的范畴”[21]。 马尔库塞的抉择是放弃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而向狄 奥尼索斯的视角靠拢：“爱欲的解放”[22]。与弗洛伊德曾经在《文明及 其不满》（1929年）中所坚持的社会非压抑性组织将承担自人类关系中 所获得的文明层面的危险倒退的后果这一观点相反,马尔库塞设想,如 果在为人类服务中本能的解放发生在技术发达的“自由社会”[23]，它不 仅将对进步的发展有利，也将创造出“新的、持久的劳动关系“[24]. 但是 他关于新社会如何实现的预示还是相当模糊与理想化的。总而言之, 他最终所反对的是技术统治，因此他的异化批判不是直接反对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而是他对于社会变迁的反思是如此乐观以至于在那些为 系统进行辩护的主体中将工人阶级包含了进去。

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主要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与希奥多•阿 多尔诺，也发展了通过大众媒体对需求的入侵性社会控制和操纵而产 生的广义上的异化理论。在《否定辩证法》(1944年)中，他们讨论了 “技术理性本身即统治理性。这是社会的强制属性与其自身的分 离”[25]。这意味着，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即使是闲暇时光,劳动之外的自 由时间范畴也被吸收到了共识繁殖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异化概念在精神分析中也找到了其自身发 展的方向。那些从弗洛伊德理论开始着手的人们被迫在自然和文明之 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为了享受文明的保障，人们必须放弃他们的冲 动。[26]一些心理学家将异化与由于选择冲突而在某些个体身上产生的 精神疾病相关联，从而将这整个宏大的异化问题消解为只是主观现象。

从精神分析内部论述异化最多的作者是埃里希•弗洛姆。与他的 大多数同事不同，他从未将其临床表现与资本主义历史情境相分离;的 确，在《健全社会》(1955)和《马克思论人》(1961)中，他试图使用这一 概念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弗洛姆同样 总是主要强调主体性,并且将异化概念概括为“个体作为疏离而经验 自身的经验模式”[27]，仍然在过分狭隘地关注个体。此外,对于马克思 概念的描述他仅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由此也表现出 了他对马克思思想中异化劳动的特异性和中心性缺乏深层次的理解。 这一缺陷妨碍了弗洛姆给予(在劳动过程中的以及与劳动生产相关的 劳动者的)客体异化应有的关注并导致他在他们对潜在结构关系的忽 视中提出了显得有些虚伪的论点。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最为异化的阶级……［他］并没有预 见到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异化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命运的程度……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今天，书记员、售货员、经理人甚至 比熟练的体力劳动者更为异化。后者的功能始终取决于诸如技 能、可靠性这些个人品质的表现，他并没有被迫出卖他的“品质”、 他的笑容以及他的立场。[28]

非马克思主义异化的主要理论之一与让-保罗•萨特和法国存在 主义哲学家们有关。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以战争的恐惧以及接踵 而至的精神危机为特征的异化现象（部分是受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 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 [29]），不仅在哲学而且在叙事文学上都被反复引 用。然而，这个概念又一次比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变得更为泛化。与社 会中弥漫的不满相等同，它成为人类个体性、经验世界与不可逾越的人 类命运之间的裂缝。毫无疑问，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并没有提出异化的 社会起源，而是将其看作不可避免地与所有的“真实性”（苏联经验的 失败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以及人类差异性紧密相关。在1955年，让• 玻利特（Jean Hippolyte）在这个趋向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提出：

［异化］似乎并不是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可以化约为在资 本主义之下人的异化概念。后者仅仅是人类自我意识更为普遍问 题的特殊情况,这一自我意识能够仅仅以一个其构建的词，在另一 个其认识的并且为其偶然否认的自我中认识自身，而并不能够将 自身想象为一个孤独的“我思”（cogito）。但是这一通过他者自我 发现的方式，这一对象化，总是或多或少的异化，在自我丧失的同 时又自我发现。因此，对象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离的，并且他们的联 合简直正是在那个历史运动中被观察到的辩证张力的表现。[30]

马克思促进了一个有关人类压迫的批判，其自身以反对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为基础。存在主义者所追随的则是另一条轨迹，他们试图吸 收那些他们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对他们自身路径有用的部分,在仅有的 哲学讨论中缺乏具体的历史批判。[31]

四、对马克思关于异化早期著作的讨论
在法国进行的那些有关异化的争论往往借鉴马克思的理论。然 而，他们所指涉的常常只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连卢卡奇 用以构建他物化理论的《资本论》部分都没有被考虑进去。此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句子被断章取义并转化为煽情的 语录，从而对完全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之存在进行所谓的证明,批 评家们将其对哲学的蕴含以及对经济决定论的摆脱归因于《资本论》 （往往还没有阅读它）。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们再一次以《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为文本基础着重强调了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的概 念，也就是说,劳动者同人类种群的异化同与其自身一样的其它人的异 化——这一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讨论的现象却总是与客观异化相 关联。

同样明显的错误出现在战后政治理论的领军人物——汉娜•阿伦 特身上。在《人的境况》（1958年）中，她围绕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了自己的描述，即使那时离析到只剩马 克思所提到类型的其中之一:主观异化。这使她得以声称：

……侵占（expropriation）与世界异化相吻合，并且在现代，开 始通过某些阶层人口同世界的异化，强烈反对剧中所有演员的意 图。……世界异化，并不是马克思所思考的自我异化，而是现代的 印记。[32]

她对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缺乏了解的证据在于，她承认马克思 “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中世界异化的涵义”。 她只提 到在他极早期新闻作品中的一些言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1842年），并没有提到在《资本论》及其预备手稿中那些更为重要的 记录。她令人惊奇的结论是:“这样偶然的想法在他的著作中起到了 次要的作用，依然坚定地植根于现代的极端主观主义。”[33] 在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他在何处以及是如何使“自我异化”优先化， 这些在阿伦特的作品中一直都是从未阐明的谜。

20世纪60年代,在对马克思著作更为广泛的解释中，《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成为主要的争论焦点。对明确区分“青 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存在争论——任意和武断的相反意见既被 那些倾向于早期著作的人们所赞同,也获得了那些认为《资本论》的马 克思才是真正马克思的人们（在他们之中有阿尔都塞和俄国学者）的 赞同。鉴于前者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才是 马克思社会批判最为重要的部分，后者常常表现出一种名副其实的 “异化恐惧症”，并试图首先淡化其相关性;[34] 或者，当这一策略不再可 能时,异化的整个主题作为马克思后来所放弃的“年少的轻狂，黑格尔 主义的残渣”[35] 被取消。在前一阵营的学者反驳认为《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是由一个刚刚开始进行其主要研究的26岁年轻人所写就 的。但是那些后一阵营的学者始终拒绝承认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 性,即便新文本的出版清楚地表明了他从未丧失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且 异化理论在他一生工作的主要阶段占据了重要地位。

正如大多数所做的那样，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 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主题的争论本身就是明显的错误,以至于证明了 对他作品的无知。[36] 另一方面，由于异化文本的出版，马克思再一次在 世界哲学文献中成为最常被讨论和引用的作者。此时,苏联对这整个 主题以及与之相关争论的沉默，为在那个国度工具性地使用他的著作 提供了显著例证。由于苏联彻底漠视异化的存在及其相关话题，任何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文本都被加以怀疑对待。正如昂利.列斐伏尔所表 述的那样，“在苏联,异化可以也必须不再是一个问题。从上级的命令 来讲，从国家的原因来讲，这一概念不得不消失。”[37] 因此，直到20世纪 70年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鲜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

许多知名的西方学者也在淡化现象的复杂性。例如，吕西安•戈 德曼认为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克服异化是可能的，并且在他 《辩证法的研究》(1959)中讨论了它将在纯粹的计划影响下减弱或是 消失。“物化，”他写道，“实际上是一种与计划的缺失以及市场生产紧 密联系的现象”；东方的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都导 致了“第一种情况在于物化的消除，第二种情况在于其逐步的削弱。”[38] 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不完善。

五、异化理论不可抗拒的魅力
20世纪60年代异化理论开始真正风行一时，全世界出版了数以 千计的相关书籍和文章。这简直就是异化的时代。不同政治背景和学 科的作者将其原因归结为商品化、过度专门化、规范缺失、官僚化、因循 守旧、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丧失自我意识，甚至自我隔离、缺乏情感、 社会和民族边缘化以及环境污染。

异化的概念看上去完美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并且确实在资本主义 社会批判中,成为反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在天主教世界中最民主和 进步潮流的汇集之地。然而，这个概念的流行及其不加鉴别地使用造 成了深刻的术语歧义。[39]短短几年间，异化成了从权利到人类忧愁无 所不包的虚假公式一罗万象以至于产生了其永远不可能被修正的 信仰。[40]

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年首次出版之后，很快就成为一代 造反学生反抗系统的宣言，异化理论与非物质生产批判衔接起来。以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理论为基础，对社会秩序一致的制造已经波及 到了娱乐产业，德波认为非劳动范畴不再被认为与生产活动相分离:
鉴于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仅仅将工人作 为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只需要被分配维持他们自身劳动力的必 要物质资料，从未考虑到“休闲和人性”的他，一旦商品丰富到了 需要额外协作的水平，这样一种统治阶级的视角将被修正。一旦 他的工作时间结束，工人将会突然从他所受到的通过组织的方方 面面和生产的监督所清晰暗示的全面蔑视中获得救赎，并且发现 自己似乎在他所谓的消费者角色中被作为成年人礼貌对待。在这 一点上商品的人道主义照顾到了工人的“休闲和人性”仅仅是因 为政治经济学现在能够也必须支配这些范畴。[41]

那么对于德波来说,鉴于经济之于社会生活的支配最初采取了 “存在到占有的退化”形式，在“现阶段”则是“从占有到显现的总体转 换”。[42] 这一观念引导他将景观世界作为分析的中心：“景观的社会功 能是异化的具体生产，”[43] 通过这一现象“商品的拜物教……最终实 现。”[44] 在这些条件中，异化宣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个体经 验，引导人们去消费并“与占支配地位的影像产生共鸣”的新鸦片，带 他们远离自身的愿望和真实的存在：

景观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商品在全面殖民化的社会生 活中获得成功……现代经济生产广泛而强烈地扩展了其独裁统 治。……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异化消费与异化生产一样已经 成为大众的*责。[45]

紧接着德波而来的是让•鲍德里亚,他在批判性阐释成熟资本主 义所衍生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也使用了异化概念。在《消费社会》 (1970)中，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中心性的聚焦,将消费界定为 现代社会的基本因素。在“消费的时代”，广告和民意调查创造了虚假 需求和大众舆论，因此也是“极端异化的时代”.

商品逻辑已经普遍化并且在今天不仅统治了劳动过程与物质 生产，也统治了整个文化、，性以及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幻想和个体 驱动力……每一件事物都是景观化的,或者换句话说，每一件事物 都被唤起、激发以及精心编排成图像、符号、可消费的模式。[46]

然而，鲍德里亚的政治结论是相当混乱并且悲观的。面对大规模 的社会动乱，他认为“ 1968年五月风暴”已经落入了 “通过他们恶魔般 的价值观使对象物化和过度消费”的陷阱之中;并且将“所有有关’异 化，的争论和所有对流行和反艺术的嘲弄力量“作为一种纯粹的“游戏 部分的控诉，是至关重要的幻景，是一个使预言完满的反预言。”[47] 比起 马克思将工人阶级作为改造世界的社会参照点,现在已经与之相距甚 远了，他以一种弥赛亚的恳求结束了他的著作，正如它的转瞬即逝一样 它是泛化的:“我们应该期待正如毁坏了这白色弥撒的’1968年五月风 暴，一样不可预见又必然的暴力入侵与突然瓦解。,，[48]

六、北美社会学中的异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异化概念已经成为北美社会学的新词汇，但是通往 这一主题的方法却与那个时候欧洲所盛行的方法大相径庭。主流社会学 将异化作为个体人类的问题加以对待,并且所探求的解决方法集中在个体 能力对现存秩序的适应之上，而不是以改变社会的集体实践为中心。

这里也一样,在一个清晰而又为大家所共享的概念成形之前存在着 漫长的不确定时期。一些作者将异化作为普遍内在于人类状态的一种 肯定现象，一种表现创造力的方式。另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它源起于个 体与社会的裂隙;[49] 例如，西摩•梅尔曼 (Seymour Melman) 将异化溯源 到决策制定和执行之间的分裂,并认为它同样也影响到工人与管理者。[50]《异化的尺度》(1957) 一文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开启了对概念 的争辩，格温•奈特勒(Gwynn Nettler)试图将民意调查作为建立定义的 方式。但是与工作条件调查苛刻的劳工运动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 的问卷看上去似乎从麦卡锡主义的教义中而不是从科学研究中汲取了 更多灵感。[51] 实际上他认为异化与美国保守主义原则的拒斥相等同:“对 家庭主义不欢迎和反对态度的一致性维护，大众媒体和大众品味,时事动 态、国民教育、传^踪教以及生活的目的观点、民族主义和选举过程。”[52]

梅尔文•塞曼(Melvin Seeman)《异化含义》(1959) 一文的发表在 概念严密性上改变了美国社会学的整体形象，这篇文章很快就成为这 一领域中所有学者的必要参考。他列举了异化的五个主要类型:权力 缺乏、意义丧失(即个人无法理解其所参与事件的意义)、规范缺失、社 会孤立和自我疏离。[53] 这表明了他也是以一种基本主观的视角来着手 分析或对现象加以阐释。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虽然他丰 富的研究引导他在《异化与自由＞(1964)中探求导致“渗透于所有工业 社会中大型组织和非个人官僚机构雇佣”[54] 的原因，但他同样将异化定 义为“由社会安排特定类型所造成的个人经验的性质。”[55]

美国社会学普遍将异化视为一个与工业生产系统、资本主义以及 社会主义相关，并主要对人类意识产生影响的问题。[56] 这一方式的重 大转变最终趋于没落，甚至被排斥，那种决定异化的历史一社会因素分 析产生了一种过度心理化的后果,它将异化作为在个体层面可以治愈 的个体病理性症状而不是作为社会问题加以对待。[57] 然而，马克思主 义传统的异化概念已经为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最尖锐批评做出贡 献，在社会学领域中对这一概念的制度化已经将异化分解为对社会规 范的个体失调现象。以同样的方式，在哲学上，今天这一概念所拥有的 批判维度已经让位给了虚幻的中立立场。[58]

这一显著变化的另一重影响是概念的理论枯竭。异化从与人类的 劳动活动、社会和知识存在相关联的复杂现象变成了根据学术研究专 门化所划分的部分范畴。[59] 美国社会学者认为这种方法论的选择能够 让他们将异化研究从任何政治涵义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科学客观性。 但实际上，由于对隐藏在解放意识形态化和价值中立旗号背后主导价 值观和社会秩序的支持,这样一种政治“转向”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 内涵。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社会学异化概念之间的差异并不穷尽 于前者是政治的而后者是科学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 反对美国社会霸权价值观的倡导者，而美国社会学者所维护的是现存 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并巧妙地将其装扮成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60] 在 美国的学术背景之下，异化概念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歪曲，并因社会 阶级的卫护者反对其长久以来的导向而宣告终结。[61]

七、《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中的异化
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在应对这种情况的努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始关注在新文本出版之后有了转变的 趋向，从而使他思想的发展更准确地重建成为可能。

在19世纪40年代的后半程，马克思不再经常使用“异化”这一术 语了;最主要的例外是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本书，《神圣家族》 (1845),其中出现了一些反对布鲁诺和埃德加•鲍威尔的论战，以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6)中的一篇文章，也是与恩格斯合写的。

一旦他放弃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发表的想法,他就又回到了《雇 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异化理论。该书是以他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 工人协会演说为基础的文章合集,但是这一术语本身并没有出现在其 中，因为对于他的目标受众来讲这是过于抽象的一环。他在这些文本 中写道,雇佣劳动并没有进入工人“自身的生命活动”而是代表了 “他 生命的牺牲。”劳动力是一种工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出卖的商品，并 且“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62]：

一个工人在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 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 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 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 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 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 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做 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 人了。[63]

直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的著作再没有更多地提及到异 化理论了。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他被迫流离辗转来到伦敦;一到 那里，他就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除了一个与历史主题相关的作 品，[64] 并没有出版其他书籍。然而当他又再一次写到经济时，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大纲》［Grundrhse-］更为人所知）中,他不止一 次使用了 “异化”这一术语□这个文本在许多方面令人回想起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尽管在大英图书馆近10年的研究让马克 思对它们的认识更加深刻：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 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 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不是 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 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 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 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 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65]

因此在《大纲》中对异化的描述充满了对经济范畴的更多理解和 更为深刻的社会分析。其在异化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的关联是它重要 的一面，并且也是关于现代社会这一现象最为耀眼的篇章之一，马克思 将异化与资本和“活的劳动力”之间的对立相联系：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 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 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 立而独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 产和它们的价值增值，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 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于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 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 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 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取 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66]

《大纲》并不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以叙述异化为特征的唯一文本。 在其写就的五年之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也就是在所周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六章（未发表）（1863-4）——将异化的 经济和政治分析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之于工人的统 治，”马克思写道,“是物之于人的统治，是死劳动之于活劳动的统治, 是生产之于生产者的统治。”[67]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社会生 产率换位为资本的物质属性，”[68] 就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物的人格 化和人的物化”，产生了 “劳动的物质条件并不为工人所支配,而是工 人受到物质条件的支配“[69] 这一现象。实际上，他论证道：

资本并不比货币更是物。在资本中，也就是在货币中，人们之 间某种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呈现，要不 然就是作为社会中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呈现的某种社会关系。一旦 个体作为自由的人相互面对时，没有一个阶级依赖于雇佣，也就没 有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并因此就没有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我们认定 那些劳动工人出卖的是自身的劳动力）仅仅表达了同一个关系的 两个方面。如果不同劳动力这一通过工人自己出卖的商品发生交 换，货币就不能成为资本。相反，当其自身的物质条件作为自主权 力、异化属性面对它时，工作只能是雇佣劳动，总之作为资本,价值 为其自身而存在并维护自身。如果资本在其物质方面,也就是说， 资本在其中实质存在的使用价值中，其存在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物 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在较为正式的一方面必须同样地作为异化 的、自主的权力而与劳动相对立，将价值这一活的劳动作为一种仅 仅介意维持和增加自身的方式的对象化劳动。[70]

在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中，人类劳动成为资本价格稳定过程的工 具，“通过将活的劳动力并入资本的物质构成,……成为一个活生生的 怪物并且……’似乎为了爱的消费’而开始行动。”[71] 这一机制保持了 规模上的扩张，直到在生产过程中，科学发现以及机器的配置的协作, 所有这些属于集体的社会过程成为其自然属性而呈现的资本力量，与 资本主义秩序形成中的工人们相对立:

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所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呈 现。［……］协作中的集体，劳动分工中的联合，自然和科学中的 力量的使用，劳动产品的使用，所有这些，同机器一样，都与作为异 化的、对象的和毫无特色的个体劳动者相对立，在没有它们的干预 下存在，甚至常常敌视他们。他们都相当简单地呈现为劳动工具 的普遍形式。作为客体，他们独立于为他们所支配的劳动者。尽 管工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动者联合的产物，但是其全体的智慧都 将被纳入资本主义或是他的从属，并且劳动者们发现他们自身面 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功能。[72]

通过这一过程，资本成为某种“非常神秘”的事物。“劳动的条件 作为社会力量在工人面前堆砌，并且他们呈现为资本化的形式。”[73]

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论》，第一卷:书1,第六章（未发表）” 以及所有以上的《大纲》[74] 的传播,为异化概念与此后在社会学和心理
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异化概念相区别铺平了道路。在实践中将概念与异 化的克服相适应——与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相适应,与政党和工会改 变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相适应。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之后出版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异化著作的“第二 期”，不仅对于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连贯的理论基础，尤其也为那些年 世界上爆发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平 台。异化离开了哲学家的著作与大学讲堂，走向了街头以及工人斗争 的场合，并在普遍意义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

八、商品拜物教和异化的克服
在《资本论》最为著名的章节“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包含着马 克思对于异化最好的描述。在这里他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 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所统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为人们之间 的直接社会关系……，而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以及物与物之 间的社会关系“[75] 而呈现的；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 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 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于 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 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 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 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 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彼此发生关系并 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的世界里，人手的产物 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76]

这一定义中的两个因素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大多数我们已经讨 论过的学者所持的异化概念之间划分了一条明确的界线。首先，马克 思构想的拜物教并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现象，不是思维的事务而 是真正的权力，统治的具体形式，并作为客体向主体转变的结果在市场 经济之中建立起自身。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异化的分析并没有将自身 限制于男女个人的忧虑之中,而是扩展到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生产活 动。其次，马克思的拜物教将自身显现在明确的生产历史现实、雇佣劳 动现实之中;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一部分,而是人 与一种特殊的客观性:商品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性质和关系转变为事物之间的性质和关 系。这一卢卡奇称为物化的理论从人的关系角度来阐明异化，而拜物 教的概念将它与商品相关联加以对待。要领先于那些否认异化理论在 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中出现的人,我们就应该强调商品的拜物教并没 有取代异化而仅仅是异化的一个方面而已。[77]

然而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及其相关材料的理 论进步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他对异化更为精确的描述,还存在着马克 思认为有必要被克服的策略的再一次重新论述。鉴于在1844年他认 为人类将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消除异化，而摆脱异化社会的 途径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中则更为复杂。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 主义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人受到资本及其强加的条件所支 配。然而，它也为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创造了基础，并且通过其对人性 的福泽使得人类能够沿着已经开辟了的社会发展道路快速进步。在马 克思看来，这一为少数人产生了大量财富积累并为劳苦大众带来贫困 和剥削的系统必须被“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他们用公共的生 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 动力来使用” [78]。由于集体管理将评定其决定因素，因此这种生产类型 与雇佣劳动不同，呈现出一种直接普遍的性质并将劳动转化为一种真 正的社会行动。这一社会概念是霍布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另一 个极端。并且它的创建要求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还关涉到 生产领域的转变。但是这样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有其局限：

这个领域的自由也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 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 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 种物质变换。[79]

生产的后资本主义系统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工作日的 减少，创造了新的社会形式的可能。在这种新的社会形式中，由资本所 强加并受其法律监管的、强制的、异化的劳动被超出了必然性枷锁的、 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所代替，并且其中全面的社会关系取代了由商品 及其货币法则所强加的、任意的、无差别的交换。[80] 这不再是对于资本 来说的自由王国，而是人类真正的自由王国。

（译者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1. Historie et conscience de classe, Kostas Axelos and Jacqueline Bois, Paris: Minuit, 1960.
2. George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p. xx-iv.
3. Iss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 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5.
4. Iss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28 (trans, mod.).
5. Iss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59.
6. 实际上，马克思在他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已经使用了异化概 念。在他发表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的一个文本中，他写道,”这是……历史的任务,一旦真理的彼岸消失不见以建立现 世的真理。为历史服务这是哲学的当务之急,在其对历史的服务中，一旦人类 自我疏离(self-estrangement)的神圣形式被揭示,也就以一种不再神圣的形式 揭示了自我疏离。因此对天堂的批判就转变为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 转变为对法律的批判以及对神学的批判就转变为对政治的批判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p. 244-245.
7.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们会发现术语疏离(E顾响)以及外在化 (Entäusserung)。这两个词在黑格尔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但是马克思却将它 们作为同义词使用。参见 Marcella D’Abbiero, Alienazione in Hegel. Usi e significati di Entäusserung, Entfremdung Veräusserung, Rome: Edizioni dell’Ateneo, 1970, pp. 25-27.
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页。
9.［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页
10. 对于马克思有关于异化四部分类型学的描述，参见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6-152.
1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1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San Francisco: Harper, 1962, pp. 220-221.在 1967 年再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观察到在海德格尔那里异化成为一 个政治上无害的概念，这一概念“将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 Lukács, xxiv)o海德格尔也试图歪曲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意义:在他《关于“人道主义”的 信件》(1946)中，他赞许地指出，“通过经验异化，［马克思］实现了历史的本质维 度” (Martin Heidegger, “Letter on humanism” ,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243) — 居丹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依据的误导性表述。
14.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elos, 16 (Summer 1973), p.25.
15.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 Telos, 16 (Summer 1973), pp. 16-17.
16.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elos, 16 (Summer 1973), p.25.
17.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elos, 16 (Summer 1973), p.25.
18.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elos, 16 (Summer 1973), pp. 14-15.
19.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5.
20.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p. 46 – 47.乔 治•弗雷德曼也持同样的观点，在《劳动的剖析》(New York： Glencoe Press, 1964)中提出异化的克服仅仅在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可能。
21.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156.
22.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155.
23.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l98.
24.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155. Cf. 对“欲望的理 性不仅是共存的,甚至也促进向文明自由更高形式的进展”(199)的召唤。技 术与进步之间的关系，参见 Kostas Axelos, 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é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ustin/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25. 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 p. 121.
26. 参见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1962, p.62.
27.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Fawcett, 1965, p. 111.
28. Erich Fromm, Marx’ 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 pp. 56-57. 这一对异化劳动具体性质的不理解在他20世纪60年代有关异化的作品中再 一次被发现。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们不得不在其与自恋 癖、抑郁症、宗教狂以及偶像崇拜中的相关联中检验异化现象以充分理解它。”“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st Psychoanalysis to Marx’s Theory”, in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 221.
29. 参见，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30. Jean Hyppolite,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New York/London: Basic Books, 1969, p. 88.
31. Cf.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Merlin Press, 1970, p. 241ff.
32.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253-254.
33. Hannah Arendt, The Hit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254.
34. 柏林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曾经试图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从典范的马克思一恩格斯作品集的编号卷中排除，将它们以较少的印数降 低到补充的卷册。
35.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1.
36. Cf. Daniel Bell,“The Rediscovery of Alienation: Some Notes Along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Marx’,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LVI, No. 24 (November 1959), pp. 933-952.其中总结道:“当人们与异化观念可能产生共鸣时，回到作为马克思 中心的主题重新理解这个概念只是进一步的神话创造.
37.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1991, p.53.
38. Lucien Goldman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Paris: Gallimard, 1959, p. 101.
39. 因此,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0) 提到, “当代生活 几乎没有不依据’异化’被讨论的方面” (lix.)；而Peter C.Ludz ( a Alienation as a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printed in Felix Geyer and David Schweitzer (eds.), Theories of Alienati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1976, p. 3) 评论道：”概念 的流行增加了现有术语的歧义”.
40. Cf. David Schweitzer, “Alienation, De-alienation, and Change: A critical overview of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in Giora Shoham (ed.), Alienation and Anomie Revisited, Tel Aviv: Ramot, 1982, p. 57. 对于他“异 化的含 义往往被降低到实质上无意义的那一点”.
41.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 13.
42.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 9.
43.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 11.
44.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 12.
45.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13.
46.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 191.
47.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p. 195-196.
48.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 196.
49. Schacht, Alienation, p. 155.
50. Seymour Melman, Decision-Making and Productiv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8, p. 18, pp. 165-166.
51. 在这些问题中，奈特勒将之作为易受到“异化倾向”所影响的样本是:“你喜欢 看电视吗？哪一款是你认为最新型的美国汽车？你阅读《读者文摘》吗？…… 你喜欢参加教会活动吗？全国观赏型体育运动(足球、篮球)吸引你吗?” (“ A measure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2, No. 6 ( December 1957), p. 675)。他断定那些否定的回答是异化的证明;并且在别处他还进一 步说明了： “毫无疑问，这一标准衡量了同我们社会疏离的维度。”
52. Ibid., p. 674。为了证明这一点,奈特勒注意到”对于问题’你有没有刚好生活在 有如我们所呈现出的管辖形式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管辖之中？’所有的回答都带 有可能性的迹象并没有反驳”(674)。他曾经走的如此之远以至于声称“异化 与创造力相关联。假设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是异化的个人…… 异化与利他主义相关联并且他们的疏离导致了犯罪行为”(pp. 676-677)。
53. Melvin Seema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No. 6 (December 1959), pp. 783-791. 1972 年他又增加了第六种类型： “文化疏离(参见 Melvin Seeman, Alienation and Engagement , in Angus Campbell and Philip E. Convers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York: Russell Sage, 1972, pp. 467-527.)
54.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15.
55.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3.
56. Cf. Walter R. Heinz, eds., M Chang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Alienation Research, in Felix Geyer and Walter R. Heinz ( eds.), Alienation,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New Brunswick/London: Transaction 11992, p. 217.
57. 参见 Felix Geyer and David Schweitzer, M.,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Theories of Alienation (note 39) ,pp. xxi-xxii, and Felix Geyer, “A general Systems Approach to Psychiatric and Sociological De-alienation”, in Giora Shoham, ed., (note 40) 141.
58. 参见 Geyer and Schweitzer,44 Introduction, pp. xx-xxi.
59. David Schweitzer, “Fetishization of Alienation: Unpacking a Problem of Science, Knowledge, and Reified Practices in the Workplace”, in Felix Gever, (ed.), Alienation. Ethnicity, and Postmodernism, Westport/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23.
60. Cf. John Horton/*The Dehumanization of Anomie and Alienation: a problem in the ideology of sociology” ,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XV, No. 4( 1964) , pp. 283-300,and David Schweitzer,“Fetishi洞ion of Alienationn , p.23.
61. 参见 “Horton Dehumanization”. Irving Louis Horowitz 在“异化的陌生事业:在未 获得其奠基者许可的情况下异化概念是如何转变的”中对这篇论文极力拥护 (in Felix Geyer, ed., (note 63), pp. 17-19) 根据 Horowitz, “在社会科学而不是在 社会抗议中,异化现在是传统的一部分。由这种类似于被异化的拓展认识所 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被整合，莫过于说是价值负载。”因此，异化的概念“成为 弥漫着人类状况的概念……一个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力量。与其将异化看作 是通过由残酷的工业一资本主义要求所产生的人类类本质的’疏离’所构架 的，不如将异化看作是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创造 力资源，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个人怪癖的表达” (18)。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64.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Reve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Trial in Cologne and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在另一段有 关于异化的文章（107）中，我们读到:“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 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权力。”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67.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990.
68.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58.
69.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54.
70.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p. 1005-1006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71.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07.
72.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54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73.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56
74. 参见 Marcello Musto (ed.),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177-280.
7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7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77. Cf.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p. 81.
7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79.《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页。
80. 由于空间的原因，马克思对非异化社会蓝图的未完成想法和一定程度上相互 矛盾的性质将不得不留待未来的研究。

马塞洛·马斯托 张秀琴 刘娟译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手稿和“穆勒评注”，本文主要聚焦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传播与接受史，以期对学界围绕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而展开的相关论争作一批判性考察。

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有关马克思早期著述的重要研究文献(特别是在德语区、法语区、苏联和英语国家)，都吁求要对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进行全新的和严格的解读；同时，也几乎是所有的解释者都理所当然地假定，“巴黎手稿”是一部业已完成的著作。然而，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所谓的“巴黎笔记”的文本分析，使我们有可能一方面反对将前者视为一部完全成熟的文献并借此宣称马克思思想是一个以其为基础的整体，另一方面也反对将其视为一个定义明确的理论文献并借此将之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科学”阶段相对立。

关键词： 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附录

一 1932 年的两个版本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①是马克思最著名的文献之一，亦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为广泛的著述之一。尽管“巴黎手稿”在全面理解马克思思想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其写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却一直深藏高阁，鲜为人知，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被编辑加工并予以公开发表。然而，这些“手稿”的公开出版绝非故事的终结。实际上，它触发了学界冗长的关于该文献属性的持续论争：有论者认为，与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相比，“巴黎手稿”尚属未成熟著述；也有论者认为，与马克思后期《资本论》相比，“巴黎手稿”中保持有更多浓厚而宝贵的哲学底蕴。由此便打开了有关马克思思想中的“早期”和“成熟”时期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域。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子问题亦被论及，它们包括：“青年马克思”的著述可否被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马克思的全部著述中是否存在一个从启发式的灵感阶段到完备理论实现的有机形成过程?抑或存在两种不同的马克思?对于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政治的维度。19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大多数“共产国际”内部或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研究者，所提供的是一个还原论式的解释；而那些“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给予[手稿]更高评价，并从中找到了可借此打破苏联版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强有力证据(特别是与异化概念相关的)。无论如何，各种阅读方法都无不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理论和政治的冲突是如何不断歪曲马克思著作的本意以便服务于文本之外的其他目的的。
[手稿]第一部分于1927年公开出版，其编辑整理者系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莫斯科)院长的梁赞诺夫。出版时，该文献被纳入标题为“《神圣家族》的准备稿”系列②，其内容包括后来被称之为“第三手稿”的主体部分③。在一篇“导言”中，梁赞诺夫强调了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所取得的明显理论推进。在他看来，公开发表该“手稿”的伟大意义远非纯粹的文献猎奇，而是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④。不过，认为“第三手稿”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说法，却是错误的。诚如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其内容的落脚点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上，这与马克思早期的其他著述内容十分不同。
1929年，梁赞诺夫的编辑本被翻译成法文，分成两部分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分别发表在2月号和6月号上，标题为“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笔记”和“需求、生产和分工笔记”)⑤。同年，苏联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28～1947)将俄文二版的该文献收入其第3卷，保留了与1927年版一样的断片形式和错误标题⑥。1931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首次发表了该文献的德文版片段，标题为“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批判”⑦。
[手稿]的全文本于1932年首次在德国公开发表。实际上，在1932年同时出现了令人混乱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社会民主党学者兰夏特和迈耶的编辑本(后者将[手稿]收入了两卷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述》文集中)⑧。其实，早在1931年，迈耶就已为此作了铺垫：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前预告了将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但却“至今不为人知的马克思的著述”要出版⑨。不过，该文集中所收录的并非“手稿”的完整版，且包含许多明显的错漏之处：“第一”手稿全部丢失；“第二”和“第三”手稿的编排次序混乱；传说中的“第四”手稿其实不过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要，并无马克思本人只言片语的相关评论。为方便理解，混乱的编辑顺序依然照旧：III-II-IV。同样严重的问题还包括：誊写原始手稿时的错漏和标题的误用，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论政治经济学和国家、法、伦理学和市民生活的关系”。这些都彻底违背了马克思在原始手稿“序言”中的相关表述，即“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⑩。最后，编辑还不寻常地在“编者前言”中指出，该文献或写于1844年2月～8月之间。
该版本起初的计划是出版该文献的单行本，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与国家、法、伦理学和市民生活的关系，以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批判”，并由迈耶负责编辑部分的工作、所罗门负责解释部分的工作。可是，在对原始手稿进行第二版审读过程中，插入了先前提及的兰夏特和迈耶的文集(11)。该版本尽管存在着重大的编辑和解释错误，但依然在德语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成为1937年朱尔斯·莫利托(Jules Molitor)法译本的底版。
同样出现在1932年的[手稿]的第二个全文本，是“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IME)编辑的本子——被收录在旧MEGA第1部分第3卷中。这是第一个完整的学术编辑本，也是第一个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命名的本子(12)。至此，三个“手稿”的顺序才得以正确编排，其誊写的准确度也远高于兰夏特-迈耶的编辑本。导言的篇幅依然十分有限，但重建了文献的起源。而且，每个“手稿”前面都配有简短的文献说明。该卷册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含黑格尔哲学章”，并将各“手稿”分别安排在如下标题下：“第一手稿——‘[工资]、[资本利润]、[地租]、[异化劳动]’；第二手稿——‘[私有财产关系]’；第三手稿——‘[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需求、生产和分工]、[货币]、[黑格尔辩证法及其一般哲学批判]’”。所谓的第四手稿(即对黑格尔著述的摘录)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标题为“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
然而，(旧)MEGA的编辑不得不给该“手稿”命名，并对其总体内容进行辨认，进而将马克思写的“序言”放在编辑本的一开始(而不是像原始手稿中那样，放在第三手稿部分)，以便最终说明，马克思旨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且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工作已在“手稿”中得以肇始(13)。
这一版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撰写的笔记的集合。在被置于该卷册第2部分的标题为《摘录笔记：巴黎，1844年初至1845年初》的文献中，也包含有先前未出版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萨伊、斯卡贝克(Frédéric Skarbek)、斯密、李嘉图、穆勒、麦克卡洛克(John R.MacCulloch)、托拉西、博伊斯吉尔伯特(Pierre de Boisguillebert)等人著述的摘录。编者还提供了一份对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写的9个笔记本的内容说明，并对这些摘录进行了目录编排(14)。同时，苏联的编辑错误地解释说，马克思是在阅读、整理和摘录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才写的[手稿](15)。实际情况是，创作过程与写作和摘录是同时交叉开展的过程(16)。摘录工作一直贯穿着整个巴黎时期，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到《神圣家族》皆如此。

二 后来的翻译和重印
鉴于其高超的文献学质量，(旧)MEGA的“巴黎手稿”成为了日后几乎所有文字译本的首选底版。如第一个日文译本(1946)、两个意大利文译本(博比欧1949年本和沃尔佩1950年译本)、第一个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皆为1956年)，以及法译本(1962年，它替代了上述1937年的那个不可信的版本)。
(旧)MEGA版的重大价值也得到了新教神学家埃里克-梯耶尔的认可，他于1950年将各种德文版进行了综合(17)。但是，事后证明，他的综合本不过是对(旧)MEGA本和兰夏特-迈耶本的错漏百出的混合。该本子主要出自于(旧)MEGA本，但(像他之前的两位社会民主党学者一样)梯耶尔决意省略掉“第一手稿”。与此类似，他接受了(旧)MEGA版中多数释义条目，但在准确性方面也再次犯了和兰夏特-迈耶一样的严重错误，同样遵循了后者误导性的标题法。
1953年，兰夏特-迈耶的本子再版了一个修订本。这一次编者变成了兰夏特一个人，文献名则变成《政治-经济学手稿(1844)》(18)。然而，1932年本中的错误仍未得到改进，唯一的完善就是基于(旧)MEGA的本子，对一些誊写错误进行了修改。两年后，又出现了《短篇经济著作文集》(19)，该文集收录了未包含有最后一章(也即《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批判》)的[手稿]。该版本也对1932年的(旧)MEGA本进行了一些修订。
就在这些相较于1932年的(旧)MEGA本仍然有很多局限性并意味着某种退步的新德文本陆续出版的同时，[手稿]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排斥。1954年，“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E的新名称)决定放弃将马克思未完成的“巴黎手稿”收录入正在准备出版中的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K.Marks-F.Engels Sochineniya)，并因此忽略了有利于正确澄清马克思思想谱系的诸多重要著述。不过，这一编辑政策并没有得到持续而严格的贯彻。最终于1955～1966年正式出版的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录的马克思的著述要比1928～1947年间出版的第一个俄文本多出许多，只是[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未被收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个编辑的原因，毋宁说是审查制度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其他著述则被纳入其中，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被收入其第1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收入了其第3卷。
[手稿]于1956年(20)以单行本的形式予以出版，书名为《青年时期著作摘编》(21)。印数只有60000册，远远低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马克思著述的印数。[手稿]首次被收录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时间是近20年后的1974年——作为第XLII的增补卷(22)。1974年版重新核对了原始手稿原文(依据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中的原始手稿照相版——该研究所至今仍保存有2/3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23))。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决策，因为它使得编辑有机会对1932年版本中的许多重要的错漏进行修改。例如，“第一手稿”的最后一行，先前被誊写为“Kollision wechselseitiger Gegenstze”(即“彼此对立的冲突”)的句段后来被改正为“feindlicher wechselseitiger Gegensatz”(即“敌对的彼此对抗”)；在数个段落中，“Genu”(即“享受”)被正确地修改为“Geist”(即“精神”)。马克思本人在原始手稿中所犯的错误也得到了纠正，如他将斯密的“三个生产阶级”错误地引述为“三个原始阶级”(24)。而且，马克思摘录的所有引言都在印刷时用了小一号的字体，以便易于辨认这是马克思引述他人的话，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话(25)。
如苏联版中的情况一样，前东德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1956～1968，共39卷)也没有收录[手稿]。本来按年代顺序应该在第2卷(1962)出版，但最终它们却出现在项目结束之际的1968年出版的增补卷(Ergnzungsband)中(26)。这种隐身局面一直维持到1981年，自那以后，直至1985年，“巴黎手稿”的编辑工作前后历经四次，最终作为MEW的第Xl卷部分内容出版，标题为《1837年-1844年8月间的著述和书信》。其依据的母本系1932年的(旧)MEGA本，同时参考了批评机构对1955年《早期时期著作摘编》提出的意见，并对一些誊写错误进行了修改。
自最初的(旧)MEGA版之后，[手稿]直到新MEGA(即MEGA2)工程时才被正式收入“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之中——该工程自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巴黎手稿”被正式收入其I/2卷(1982年出版)。此时，距离其第一次公开出版，已过去五十多年。在新版中，“手稿”是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予以刊印的，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Erste Wiedergabe)刊印的是马克思当初留下来的全部现存原始手稿文字(因此也包含有“第一手稿”)；第二部分(Zweite Wiedergabe)按章节编排，所采用的编页码方法参考了先前诸多版本的做法(27)。该版还对先前(特别是“序言”部分)的誊写错误进行了进一步修订(28)。作为一个(由于马克思不同手稿所带来的)老大难问题(同时也是MEGA2的难题)，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既出现在的MEGA2I/2卷中，也出现在其后来出版的IV/2卷中(作为马克思这一时期所做的摘录笔记)(29)。实际上，在1981年出版的的第IV/2卷中，还首次收录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摘录的其他人的系列笔记，如舒茨(Carl W.C.Schüz)、李斯特(Friedrich List)、奥森德(Heinrich F.Osiander)、普雷沃斯特(Guillaume Prevost)、塞诺方特(Senofonte)、巴里特(Eugène Buret)等，而这些在(旧)MEGA中是没有的。“巴黎笔记”的完整出版完成于1998年MEGA2第IV/3卷的正式出版——该版本中收录有马克思对吉恩·劳(Jean Law)、劳德戴尔(James Lauderdale)和一本佚名罗马史手册的摘录笔记。总之，正是在MEGA2中，[手稿]和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做的全部笔记，皆得到完整的首次公开出版。

三 对 [ 手稿 ] 的早期解释
自1932年首次公开出版以后，[手稿]就立即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伴随着该“手稿”公开出版而展开的相关译介工作，愈发加深了其间的分歧。阿多拉茨基(MEGA编委会主任，1931年继梁赞诺夫之后接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即日后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院长)认为，[手稿]的主题是“货币、工资、资本利息和地租分析”，在他看来，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一般特征”的看法(虽然还没有正式的术语来予以表述)，这一想法稍后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得以再现(30)。相形之下，兰夏特和迈耶(31)则认为[手稿]“实体部分已预示着《资本论》的到来”(32)，因为在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随后出现的著述“在根本上并无新观点出现”。在他们看来，[手稿]实际就是“马克思的核心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所在，直接从‘真正的人的现实’观念中提取到经济分析的原则”。这两位德国论者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和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来消灭“剥削”，而是要完成“人的实现(die Verwirklichung des Menschen)……因为没有这个前提，其他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33)。虽然兰夏特-迈耶竭力主张的只是[手稿]代表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34)，然而这一解释很快就大获成功，并被认为是“青年马克思”神话的最初来源。
关于[手稿]的重要性，最先加入相关评论者和论争者行列的两位作者，分别是德-曼(Henri de Man)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们二人的相关评述在某些方面与兰夏特-迈耶的论点类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发表在1932年《奋斗》杂志)一文中，德-曼强调指出：“这本迄今为止仍未知的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和意义非常重要。虽然相比马克思的其他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表述上不太明晰，但它却揭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得以形成的伦理-人道主义动机，以及在马克思毕生科学活动中得以表达的价值判断”(35)。
在这个比利时论者看来，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本主义阶段是否应该被视为马克思后期所克服的阶段，抑或相反，是马克思一生一以贯之的持续思想。”(36)德-曼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是认为“巴黎手稿”中业已包含着马克思后来所构建的所有观念。他指出，“在手稿中”，“以及更广泛的1843年至1846年的著述中，马克思所形成的基本立场和判断，构成了其所有后期思想发展的基础”；因此，“1844年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就像1867年的马克思，或者……1890年的恩格斯”(37)。无论如何，德-曼呈现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即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取得伟大理论突破方面，前一个要优于后一个，因为后者意味着“马克思创造力的下降”(38)。
马尔库塞也同样认为，[手稿]揭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前提。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最初发表在1932年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杂志)一文中，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无疑]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中的重大事件”，因为它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和最初意义的讨论”置于“新的立足点”。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借助于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现实性的一个极其特别和哲学的解释，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成为革命理论的政治-经济基础”。另外，[手稿]业已明示了来自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关论点的错误，也即他们所认为的，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个“从哲学阶段到经济学阶段的转型，并在后一个阶段中克服了哲学且最终永久地‘完成’了哲学”。鉴于[手稿]的出版，将不再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教条(39)。
几年后，对“青年马克思”的兴趣导致论者开始探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问题——这一脉的研究因黑格尔耶拿时期手稿的新近出版而愈发受到鼓舞(40)。卢卡奇1938年的《青年黑格尔》就是对这两位德国作家早期著述进行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典型案例。在他看来，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借鉴已远超出对后者的直接引用和评论。事实上，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本身，就是受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批判的启发所致。“因此在马克思的这部手稿里，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乃是方法论上的一个深刻的必然，是实际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先决条件。所以如果以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是直到手稿的最末一部分批判《精神现象学》时才开始的，那就太肤浅、太表面了。前面那些纯经济学的部分，虽然从来没明白指出黑格尔的名字，却包含着后来的分析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从经济学上给异化事实作了说明”(41)。
另一位在讨论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时影响不可小觑的人物是科耶夫。在其关于《精神现象学》的系列讲座中，科耶夫对两者的思想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虽然在他这里，黑格尔的著述从属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阅读(42)。最后，洛维特(Karl )在其《从黑格尔到尼采》中也涉及了同一主题，这无疑也是当时重要的研究黑格尔主义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力作(4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论争在德国重启。1950年代早期，梯耶尔的《巴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44)、柏匹兹(Heinrich Popitz)的《异化的人》(45)，以及霍梅斯的《技术的爱欲》(46)的出版都是例证。这三本书虽稍有差别，但都助推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手稿]是马克思一生最根本的著述。短期内，这一解读在各个国家的各门学科的相关理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时间，几乎所有严肃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都无法回避这一焦点问题，即如何阐释青年马克思的文本。

四 战后法国的“青年马克思”风尚
基于对二战的罪恶及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暴行的反思，个体(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47)。在欧洲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兴趣的日增，尤其是在法国，对马克思早期著述的研究最为普遍(48)。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这一时期具有决定性[的]哲学事件”(49)。从那时起直至1960年代，诸多论者皆从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出发，以期在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之间建立某种哲学综合。
在1948年的《意义与无意义》(Sense and Non-sense)中，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就是“存在主义”(50)。阅读了[手稿]之后，且在科耶夫的影响下，他开始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教条的苏联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彻底的人本主义，而马克思的[手稿]则为这一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提供了可行的前提基础。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都作了与此类似的解读，为此，他们不惜囿于马克思早期这一(从)未完成的“手稿”的思想成果，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对《资本论》的研究(51)。
[手稿]这一创造了误导性的“哲学马克思”形象的文本，同样也被用来创造另外一个(虽是不太普遍的)错误形象，即“神学马克思”。耶稣会作家比格(Pierre Bigo)和卡维兹(Jean-Yves Calvez)思想中的伦理特征非常类似于大多数天主教中民主和进步派别所涉及的社会正义观。的确，他们的一些断言令人惊讶地肤浅和混乱。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中，比格写道：“马克思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没有对政治经济学作出过贡献……当他间接地去思考这些议题时，他是异常模糊和自相矛盾的。”(52)卡维兹也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中写到，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公开出版今天被我们叫作[手稿]的文献，但了解到了这一文献的今天的我们却可以说，他那时就已经掌握了其后期著述所需要的基本原则”(53)。在这一语境中，卡拉蒂(Roger Garaudy)也声称自己找到了马克思早期著述中的重要的、核心的人本主义影响，并因此表示自己支持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之间展开对话(54)。
阿隆(Raymond Aron)对上述趋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抨击。在《想象的马克思主义》(1969)中，他写到，“耶稣会的神父”和“巴黎式的半马克思主义者”，身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成功气氛之中，“根据[较早]哲学乌托邦时期的马克思的著述来解释成熟[马克思]时期的著述”，甚至“让《资本论》屈从于早期的[手稿]，这些人论述的模糊性、片面性和矛盾性，皆源自于科耶夫和费萨尔神父所奠定的解读资源”(55)。这些人没能理解的是，“若非马克思寄望于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奠定严格的科学基础，他就无需花费30年的时间致力于《资本论》(依然属于未完成的著述)——而只需几周或几页纸的篇幅就已足够”(56)。
纳维利(Pierre Naville)则采取了与存在主义者和神学家们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他认为，随着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明显改变了早期的想法，即“从哲学转向了科学”(57)。于是，在其《崭新的利维坦》第1卷(1954)中，他采纳了诸如超越“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起源”的观点，并吸取了那些没能理解马克思“为了进行《资本论》分析已经放弃了早期思想”的论者的教训(58)。而在写于1967年的新序言中，纳维利指出，马克思“放弃了如异化等大量迷惑的概念”，并把它们“托付给哲学的殿堂，而代之以对剥削和压迫关系更为严格的分析”(59)。
原本这也是柯诺(Auguste Cornu)的看法。继阿多拉茨基之后，柯诺的博士论文《卡尔-马克思：其人其作》(60)(1934年初版，是其四卷本巨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雏形(61))将[手稿]严格置于苏联阐释传统之中(62)。此后，在四卷本中的第3卷《马克思在巴黎》中，柯诺又回避了将早期马克思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进行对比的做法，并对[手稿]进行了更为节制和冷静的评价。
1955年，在其受众颇广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中，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强调了在严肃分析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思想关系时考量黑格尔思想影响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有基础性的哲学观，其各个组成要素无法轻易予以重建”，因此他认为，“如果缺乏对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构成基础性影响的黑格尔的著述如《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和《逻辑学》的了解，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63)。
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也认为在马克思[手稿]和后期著述之间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连续性。在其《卡尔-马克思思想字典》(1957)中，他指出，[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范畴是“[马克思]随后所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的关键”，也是“《资本论》的核心议题”。所以，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学家之一也认为，“在马克思首次批判私有财产的这部手稿和其后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分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彻底一致性”(64)。阿克洛斯(Kostas Axelos)则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科技》(1961)中声称，[手稿]“业已并一直是所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65)。
列斐伏尔是少数几个采取更为平衡策略的论者之一，他总是将[手稿]置于它尚是一部未完成著述的位置来把握其意义和价值。由此，他在《日常生活批判》(1958)中写道：“在早期著作中，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形成其思想。然而正是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的思想开始萌芽、成长、蜕变。……我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该著作中已经确立。它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和人类历史中经历了断裂之后、不是在某一时刻，以一种绝对的非一贯性的形式突然确立的。……这些早期著作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但只是作为一种潜在，当然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66)。
阿尔都塞则坚决反对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思想间存在一致性的论调，实际上，他是“绝对断裂论”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其论文集《保卫马克思》是论及马克思早期文本的著述中得到最为广泛讨论的文献之一。阿尔都塞的立场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是对“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批判(67)。因此，马克思的著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本质不同的时期，即“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8)。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固然重要，但那只涉及[手稿]时期，也即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哲学时期”：“青年马克思实际上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因此，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相反，种种事实表明，青年马克思在同他‘从前的哲学信仰’决裂的前夕，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从而产生了一种为清算他的‘疯狂的’信仰所不可缺少的、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69)。阿尔都塞因此认为，吊诡的是，[手稿]恰恰标志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70)：“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正是离马克思最近的马克思，即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马克思在同过去决裂以前和为了完成这一决裂，他似乎只能让哲学去碰运气，去碰最后一次运气，他赋予了哲学对它的对立面的绝对统治，使哲学获得空前的理论胜利，而这一胜利也就是哲学的失败。”(71)
阿尔都塞奇妙的结论是，“我们绝对不能说‘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学派就这样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断然的二分：1845年前的马克思，依然处于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人类学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马克思新历史科学的奠基。在朗西埃的《“批判”概念和“政治经济学批评”：从“手稿”到〈资本论〉》一文(刊发于法文初版《阅读〈资本论〉》中，亦是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讨论这一思想关系问题的文献)看来，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他从未对于自己所使用的词汇进行过批判”。根据朗西埃的判断，“尽管我们可以只是以断言的形式判定马克思理论活动过程中的断裂……但他本人却从未将这一差异固化和理论化”。有时，如以异化和拜物教为例，“同一术语可用来既表达人类学概念、又表达《资本论》中的观念。[……而且]因为马克思并没有严格地使用这些概念，以至于最初的用词含义几乎使得后来的内涵无路可走”(72)。
阿尔都塞总是坚持认为有“两个马克思”，在其《答刘易斯》一文中，他对自己先前在《保卫马克思》中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自我反思：“在我的头几篇文章中，我曾提出，在1845年的‘认识论上的断裂’以后(在马克思借以创立历史科学的发现以后)，异化和否定的否定(及其他一些)哲学范畴消失了。刘易斯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对的。你们肯定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不曾发表的两部著作)中发现这些概念(直接地或间接地)，而且在《资本论》中也能看到这些概念。”(73)尽管如此，他依然重申了自己的基本断言，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分水岭：“如果你们看看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那么毫无疑问在1845年存在着某种‘断裂’。……‘认识论上的断裂’是一个不归点，……的确，异化这个词语马克思用了好几次。但是这一切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消失不见了。是完全消失不见。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重要的是倾向。而且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确有排除这些哲学范畴的倾向。……但是这还不够。而且这里也是我对自己的自我批评。……我把‘认识论上的(=科学的)断裂’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等同起来了。更确切地说，我没有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认识论上的断裂’分开来。……这是一个错误。……从那以后，我开始‘纠正错误’。……1.不可能把哲学归结为科学，不可能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归结为‘认识论上的断裂’。2.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先于马克思的‘认识论上的断裂’的。它使得这种断裂成为可能。”(74)在其自我反思材料中，阿尔都塞还补充说，1845年，马克思的一些概念如“异化”还会“断断续续地被使用”：“因为从整体来说，除开它们在马克思著作中消失的倾向之外，还有一个必须加以说明的奇怪现象：它们在某些著作中完全消失，然后接着又重新出现。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草稿，他不曾发表过)中却多次提到异化”(75)。
根据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之所以再次使用这一概念，仅仅是因为“他在1858年曾‘偶尔’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且为之着迷”(76)。然而，这一解释却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其他有关《资本论》的准备手稿中，马克思就已求助于这个概念，而这些都是发生在他再次阅读黑格尔《逻辑学》之前的。当然，无论如何，马克思对待“异化”概念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它就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马克思科学著述中倾向于予以摒弃的”概念；但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在[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是《资本论》(及其其他准备稿)中，这个范畴都在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系统中的劳动和社会关系特征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77)。
最终，对阿尔都塞主义最有分量的反对，来自于对马克思实际文本的哲学分析，因为，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据说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草稿……但不曾发表过”之作(78)，但别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未完成稿，特别是其中所谓“论费尔巴哈”的第一章，都是(旧)MEGA编辑整理后于1932年首次公开出版的，而阿尔都塞却似乎把它当做一个近乎完整的著作，并主要借助于此构筑其关于“认识论断裂”的学说(79)。关键不是要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成熟和他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时经历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并已为多数论者所赞同——而是要反对阿尔都塞的不恰当做法，即将这一断裂极端理论化；据此，[手稿]和其他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就被隔离于马克思主义之外，而非马克思思想发展整体中的组成部分。
即便是在其晚年的《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他当然也正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即要想在马克思“更早期的著述”中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出现的“基本理论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确系徒劳之举；但他却依然错误地将“异化劳动”排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之外，给它贴上纯粹哲学概念的标签。对阿尔都塞来说，马克思的[手稿]“并不是修改后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且“在他批评他们的时候，他是从哲学上来批评他们，因此是从外部”(80)。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被认为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开创性事件”：它打开了“历史新大陆”。
难以置信的是，仿佛这次“开创性事件”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且是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发生了的。曼德尔(Ernest Mandel)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批评。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1967)中，他将阿尔都塞的错误溯及其试图“将[手稿]呈现为一部业已完成的、‘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阿尔都塞“在反对那种分析-目的论式的方法时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只关注作者年轻时期的著作，以便看出这些著作离它的‘目标’有多近，即离其成熟时期的著作有多近。但阿尔都塞却错误地在另一种方法上权衡利弊，这种方法将一个作者发展历程中的连续阶段任意地分割为在意识形态上合乎逻辑的片段，其所依据的托辞就是将每一个意识形态都视为整体”。至于马克思是否在[手稿]中“已经摒弃了所有的哲学沉渣，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变成严格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曼德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手稿]标志着“青年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过渡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中。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过去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未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即彻底改变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由政治经济学所构建的社会事实。这种结合并不合乎逻辑，它没有产生新的‘体系’、新的‘意识形态’，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包含许多矛盾的零散碎片”(81)。
于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视[手稿]为具有高度激发作用的文本，基督教神学也视其为人本主义的标杆；而另一群论者则指责[手稿]为年轻人的哲学剩饭、甚或质疑它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身份；还有一些人认为[手稿]是理解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述之哲学前提的关键之作。毫无疑问的是，数十年间，[手稿]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学术圈，几乎所有最为热销的哲学著述都不能例外。

五 西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英语国家的 [ 手稿 ] 研究
多年来，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指苏联、前东欧)要么忽视[手稿]，要么就是给它一个浅显的、有限的解释。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斯达汉诺夫主义作为其旗帜之一)依然对[手稿]中所明显持有的异化概念保持着深深的敌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从1930年代开始就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最值得关注的文献——要想在社会主义阵营立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东德论者门德(Georg Mende)的《卡尔-马克思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就是其中的明例。无论是1954年的第一版还是1955年的第二版，该书都没有提供任何说明[手稿]的文字，而只是指认其为“重要著述的准备稿”(82)。1960年，仅仅因为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了，门德决心对该书第三版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他所有论者也都表现出相似的“低评+回避”的复杂态度。这一局面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松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手稿]的研究正式启动，并因此带来了大量高质量的相关论著，如卢森伯格(D.I.Rosenberg)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0年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1958年初版)(83)。1961年，《国际马克思主义之光精选》(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特刊以“青年马克思”为标题首次以欧洲语言公开出版，里面收录有苏联学术界研究[手稿]的多篇文章。这些作者包括：巴库哈彻(O.Bakouradze)、拉宾(Nikolai Lapin)、博柯林斯基(Vladimir Brouchlinski)、帕基特诺夫(Leonid Pajitnov)和奥特博(A.Outbo)。此外还包括波兰学者沙夫(Adam Schaff)、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雅恩(Wolfgang Jahn)和哈普纳(Joachim Hoeppner)，以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84)。这一理论成果尽管仍然带有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痕迹，但却是社会主义阵营首次试图解决“青年马克思”问题，以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边倒的阐释立场作出回应。有些论文还为思考非系统性阅读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建言。如帕基特诺夫就指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仍在形成中，还有那些重要构想中的新的世界观也只是初具轮廓。在这些思想中，我们经常会发现马克思不成熟的想法，它们作为马克思进行反思的材料，一方面被打上了理论资源的标签，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将它们作为对自己学说进行详尽阐述的起点”(85)。
不过，该文集中许多作者的立场还是很成问题的。与这一时期法国所形成的阐释风气(即致力于通过研究早期著述中的范畴来再思考《资本论》中的观念)不同，苏联的研究者一般都会犯相反的错误，即基于马克思后期理论的发展来分析其早期著述。正如阿尔都塞在为该文集所写的评论(标题也是《青年马克思》，稍后作为一章发表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中指出的，他们通过成熟时期的文献来过滤早期的著述(86)。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预期式判断，阻碍了他们充分理解马克思早期著述的理论意义。“当然，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必将成为马克思，但我们不打算代替马克思去生活，代替他去抛弃旧事物和发现新事物，从而加速马克思的成长过程。我们将不像迎接一名赛跑运动员那样，事先在跑道终点等他，以便他一到终点就给他披上斗篷。因为事情已经过去，马克思也早已到达了终点”(87)。
图切谢瑞尔(Walter Tuchscheerer)的著述却截然不同。实际上，他的书《〈资本论〉之前》(1968)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研究青年马克思经济思想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该书首次批判考察了“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88)。
在苏联版“辩证唯物主义”教条的影响下，[手稿]的研究进展缓慢，且还面临着严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阻挠；而它在英语国家的传播与接受也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第一个译本所引发的谨慎的兴趣也只是发生在1961年的美国。那时的文化和政治氛围(依然笼罩的是麦卡锡主义)或许影响了出版商下决心以弗洛姆(Erich Fromm)的名义出版该著作，且在弗洛姆写了一长篇导言以介绍这是“马克思主要的哲学著作”(89)，并声明“异化概念(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90)之后才下决心予以出版。一时间，众多美国的研究者都重复了这一立场，一致强调马克思的思想源自于黑格尔(91)。不过，这里也有不同的声音(有时只是为了挑战对[手稿]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并向相反的方向走得很远。如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视为双生子，不过是“制造了另一个神话”，因为，“如果一伺发现了解答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秘密’的答案，马克思立即就会忘掉所有的哲学”(92)。
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的主要著述，要数塔克(Robert Tucker)的《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1961)。该书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早期著述到《资本论》，存在着一种连续性”(93)，而且“异化主题贯穿始终”(94)。在有了这样的确信之后他就可以说：“早期著述中所明显呈现的异化哲学，是马克思对主体问题的最后贡献……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哲学阶段到后期神话阶段的发展，在1844年手稿中已有预兆，《资本论》是其从早期开始的所有思想的逻辑成果”(95)。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马克思思想的英美阐释者都倾向于接受这一信条。因此，尽管在早期“巴黎笔记”和已出版了鸿篇巨制的1/4世纪之后的马克思之间并无多大联系，但麦克莱伦在其1970年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中却依然认为，“1844年夏季里，马克思开始构思一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文章，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1867年写成《资本论》之前一系列草稿的第一篇。”(96)。他还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包括所有后来马克思思想含有的论题，并把它们写了出来。”(97)。
奥尔曼的《异化》(1971年版，其注定是关于“青年马克思”论争中最有影响力的著述之一)也对[手稿]采取了赞赏态度。他写到：“我并不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变化，因为我没有看到它有多少改变，尤其是在比较1844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时更是如此”(98)；“即使是在出版的《资本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和概念，而不是刚刚被认识到的概念。”(99)。这一信条在阿尔都塞学派的统治范围之外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接受。费彻尔(Iring Fetscher)就是其翻版，在后者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67)中，作者指出：“马克思在[手稿]和其他40年代中期的笔记中所确立的批判范畴，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资本论》(1867)，而且老年马克思也从未放弃使用这些范畴。换言之，[……不仅]对早期著作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之所以要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资本论》)，而且……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间接地、甚至部分直接地包含有对异化和物化的同样批判，而这也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核心议题”(100)。

 

注释
1. 本文中，将沿用MEGA编辑的用法，将马克思原始手稿整理出版时由编辑(梁赞诺夫)所添加的标题名称，都放在中括号(即“[ ]”)里。
2. Karl 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ed.by David Ryazanov,Arkhiv K.Marksa i F.Engel’sa,3(1927),pp.247～286.
3. 保存下来的[手稿]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共27页，第二部分4页，第三部分41页，其中还应加上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内容简介，马克思将其夹在了第三手稿中。参见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op.cit.
4. See David Ryazanov,“Ot reinskoi Gazety do Svyatogo Semeistva”(Vstupitel’s naya stat’s ya),Arkhiv K.Marksai F.Engel’sa,3(1927),pp.103～142.
5. Karl Marx,“Notes sur le communisme et la propriété privée”,La Revue Marxiste,1(February 1929),pp.6～28; andKarl Marx,“Notes sur les besoins,la production et la division du travail”,La Revue Marxiste,5(June 1929),pp.513～538.
6. Karl 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ed.by David Ryazanov,in K.Marksa-F.Engels Sochineniya,vol.3,Moscow-Leningrad,1929,pp.613～670.
7. Karl Marx,“Kritik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und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5:3(1931),pp.256～275.
8. “National und Philosophie.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National mit Staat,Recht,Moral,und bürgerlichem Leben(1844)”,in Karl 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Krner,1932,pp.283～375.
9. Jacob Peter Mayer,“über eine unverffentlichte Schrift von Karl Marx”,Rote Revue,5(1930～1931),pp.154～157.
10. Karl Marx,“Economic-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Lawrence & Wishart,1975～2005,vol.3,p.273.也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第3页。
11. (32)(33)(34)See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Vorwort der Herausgeber”,in 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Krner,1932,pp.vi ～vii,p.vi,p.xxxviii,p.xiii.
12. Karl Marx,-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MEGA I/3,Marx-Engels-Verlag,1932,pp.29～172.
13. See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8:1(April 1983),p.20; and Jürgen Rojahn,“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the Importance of Marx’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Rethinking Marxism,14:4(2002),p.33.
14. (24)See Marx,MEGA,vol.I/3,op.cit.,pp.411～416,p.472(line 2); and MEGA I/3,op.cit.,p.68(line 19).
15. See David Mclellan,Marx after Marxism,Penguin,2nd rev.edn,1972,p.210; or Jacques Rancière,“The Concept of‘Critique’and the‘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from the 1844Manuscript to Capital)”,Economy and Society,5:3(1976),pp.352～376.
16. Nikolai,Der junge Marx(Berlin:Dietz,1974),pp.303～305.
17. Karl Marx,National und Philosophie,ed.by Erich Thier,Kiepenheuer,1950.
18. 参见Karl Marx,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Kröner,1953.这一版本，重新印刷了七次，最终于2003年由一个小型历史哲学出版机构出版；Oliver Heins and Richard Sperl,“Editorische und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liche Anmerkungen”,in ibid.,Kröner,2003,pp.631～652.
19.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Kleine Schriften,Dietz,1955,pp.42～166.
20.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Iz rannikh proizvedennii,Marx-Engels-Verlag,1956,pp.519～642.
21. (25)See Vladimir Brouchlinski,“Note sur I’histoire de la rédaction et de la publication des Manuscrits économicphilosophiques de Karl Marx”,in varii,Sur le jeune Marx,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ere du marxisme,V ～VI:19(1960),p.78,p.79.
2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ochineniya,vol.XLII,Politizdat,1974,pp.41～174.
23. Maria Hunink,De Papieren van de Revolutie,Internation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1986.
26. Karl Marx,“-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 Marx-Engels-Werke.Ergnzungsband.Erster Teil,Dietz,1968,pp.465～588.
27. See Karl Marx,MEGA2I/2,Dietz,1982,pp.187～322and 323～438.
28. 根据第I/2卷的编辑按语，这些包含了“对先前版本的必要修正”(see ibid.,p.35)； 关于所有誊写细节，请参见《序言》的各种版本(ibid.,pp.842～852)。
29. SeeMEGA2 I/2,op.cit.,pp.439～444; and Karl Marx,MEGA2IV/2,Dietz,1981,pp.493～500.
30. Victor Adoratskij,“Einleitung”,in MEGA I/3,op.cit.,p.xiii.
31. 事实上，由两名编辑共同署名的导言其实是兰夏特自己所写，这个导言在同一年以一个单独的小作品的形式得以出版，参见Siegfried Landshut,Karl Marx,Charles Coleman,1932.对这一立场的批判，请参见Georg Lukács,Der junge Marx,Neske,1965,pp.12～13.
35. (36)(37)(38)Henri de Man,“Der neu entdeckte Marx”,Der Kampf,XXV:5～6(1932),P.224,P.224,p.276,p.277.
39 .Herbert 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New Left Books,1972,p.3f.
40. Georg W.F.Hegel,Jenenser Logik,Metaphysik und Naturphilosophie,ed.by Georg Lasson,Felix Meiner,1923; and Georg W.F.Hegel,Jenenser Realphilosophie,ed.by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1931.
41. Georg Lukács,The Young Hegel: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Merlin Press,1975,pp.548～549.也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16～117页。另一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手稿]的革命性影响的文献是卢卡奇接受《新左派评论》的生平访谈：“阅读这些手稿改变了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关系，并且转变了我的哲学视角”。参见““Lukács on his Life and Work”,New Left Review,68(JulyAugust 1971),p.57.Cf.Georg Lukács,Towards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3vols,Merlin Press,1978～1980.
42. Alexandre Kojève,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43. Karl ,From Hegel to Nietzsche,3rd rev.edn,Constable,1965.
44. 这篇论文采取的形式是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严肃的编辑导论，参见：Nationalund Philosophie,op.cit,pp.3～127.这篇论文后来以单独著作的形式重印，参见Erich Thier,Das Menschenbild desjungen Marx,Vandenhoeck & Ruprecht,1957.
45. Heinrich Popitz,Der entfremdete Mensch.Zeitkri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Verlag fur Recht und Gesellschaft,1953.
46. Jakob Hommes,Der technische Eros:Das Wes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Herder,1955.
47. See Adam Schaff,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McGraw-Hill,1970,Chapter 1.
48. 参见Ornella Pompeo Faracovi,Il marxismo francese contemporaneo fra dialettica e struttura(1945～1968),Feltrinelli,1972,especially pp.12～18。
49. Henri Lefebvre,“Le marxisme et la pensée franaise”,Les Temps Modernes,137～138(1957),p.114.
50. 参见Maurice Merleau-Ponty,Sense and Non-sens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尤其是该书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章；Cf.Lars Roar Langset,“Young Marx and Alienation in Western Debate”,Inquiry,6:1(1963),p.11。
51. 参见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Essais sur les marxismes imaginaires,Gallimard,1969,p.44.
52. Pierre Bigo,Marxisme et humanism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3,p.248.
53. Jean-Yves Calvez,La Pensée de Karl Marx,Seuil,1956,p.25.
54. Roger Garaudy,From Anathema to Dialogue:The Challenge of Marxist-Christian Cooperation,Collins,1967.
55. (56)Aron,op.cit.,p.74,p.119.关于加斯顿·费塞德(Gaston Fessard)在这场辩论中的作用，请参见Fessard,Le dialogue catholique-communiste est-ilpossible?,Grasset,1937。
57. (58)(59)Pierre Naville,Le nouveau Léviathan 1.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Anthropos,1967,p.23,p.22,pp.12～13.
60. Auguste Cornu,Karl Marx—L’homme et l’oeuvre.De l’hégélianisme a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Felix Alcan,1934.
61. Auguste Cornu,Marx et Engels,4vo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5～1970.
62.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埃米尔·博特格利( Bottigelli)，他为1960年代早期新翻译出版的[手稿]写了导言。参见émile Bottigelli,“‘Présentation’to Karl Marx”,Manuscrits de 1844,éditions Sociales,1962,especially pp.lxvi ～lxix。
63. Jean Hyppolite,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Harper & Row,1969,pp.148、150.
64. Maximilien Rubel,Karl Marx: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Rivière,1957,pp.121～123.
65. Kostas Axelos,Alienation,Praxis and Technē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p.45.
66. Henri Lefebvre,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1,Verso,1991,pp.79～80.
67. (68)(69)(70)(71)(86)(87)Louis Althusser,For Marx,Allen Lane,1969,p.33,p.34,p.35,p.36,p.159,p.56f,p.70.也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5页；第16页；第18页；第19页；第150页；第40页脚注；第58页。
72. Rancière,op.cit.
73. (74)(75)(76)(78)(80)Louis Althusser,Essays in Self-Criticism,New Left Books,1976,p.65,pp.65～66,p.70,p.70,p.70,p.109.也参见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76页；第77～80页；第81～82页；第82页；第82页；第170页。
77. 参见Herbert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Humanity Books,1999,p.258；也参见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重庆出版社，1993，第235页。
79. See Marcello Musto,“Vicissitudini e nuovi studi de L’ideologia tedescha”,Critica marxista,6(2004),pp.45～49; and Terrell Carver,“The German Ideology Never Took Place”,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XXXI:1(2010),pp.107～127.
81. Ernest Mandel,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58.
82. Georg Mende,Karl Marx’ Entwicklung von revolutionren Demokraten zum Kommunisten,Dietz,1960,p.132.
83. D.I.Rosenberg,Die Entwicklung der Lehr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den vierziger Jahren des 19.Jahrhunderts,Dietz,1958.
84. 论文《正确理解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在1964年首次发表于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生》上。该论文展现了[手稿]的重要性如何在一些与苏联有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变得明显，例如陶里亚蒂。作者认为，“巴黎手稿”“开辟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这项理论任务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成功完成，并在《资本论》中达到顶峰。但是，这项理论任务也可以说在“巴黎手稿”中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尽管它的形式并不简单，但是我们仍能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已经包含于此了(In Sur le jeune Marx，op.cit.，pp.48～49)。与之相对，德拉·沃尔佩在《卢梭与马克思》(Editori Riuniti，1956)一书中则认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主要著作不是“巴黎手稿”(该手稿是作者的经济学哲学“笔记”)，而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后一著作中包含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一般前提”(p.150)。
85. Léonide Pajitnov,“Les Manuscrits économico-philosophiques de 1844”,in Sur le jeune Marx,op.cit.,p.98.
88. Walter Tuchscheerer,Bevor‘Das Kapital’entstand:die Entstehung der Theorie von Karl Marx,PahlRugenstein,1973.
89. (90)Erich Fromm,Marx’s Concept of Man,Frederick Ungar,1961,p.iv,p.50.
91. 这一发展趋势的先行者是悉尼·胡克，参见他的著作：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Gollancz,1933.
92. Daniel Bell,“The‘Rediscovery’of Alienation:Some Notes along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56:24(1959),p.935and 944.
93. (94)(95)Robert C.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Transaction,2001,p.7,p.169,p.238.三年后，杜娜叶夫斯卡娅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从1776年至今》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观点：“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表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因为这些思想在之后的39年里马克思从未放弃，并且一直在不断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变得更为丰富，……但是，马克思从未放弃过他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只不过在其他时期他称之为共产主义”(Marxism and Freedom:From 1776until Today,Pluto Press,1975,p.64)。
96. (97)McLellan,Marx before Marxism,op.cit.,p.162,p.256.也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168页；第229页。
98. (99)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xiv,p.xv.也参见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序言”第6页；“序言”第7页。
100. Iring Fetscher,Marx and Marxism,Herder and Herder,1971,p.9.
101. Shlomo Avineri,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13.
102. (103)(104)(105)(106)(107)Mészáros,op.cit.,p.232,p.17,p.11,p.20,p.23,pp.112～113.
108. 109)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Pergamon Press,1980,p.49,p.102.
110. 1939～1942的第一版几乎没人知道。参见Ernst Theodor Mohl,“Germany,Austria and Switzerland”; Lyudmila L.Vasina,“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in 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Years Later,ed.by Marcello Musto,Routledge,2008,pp.189～201and 202～212.
111.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著作包括：Solange Mercier-Josa,Pour lire Hegel et Marx,éditions sociales,1980; Retour sur le jeune Marx.Deux études sur le rapport de Marx à Hegel,Meridiens Klincksieck,1986; Christopher J.Arthur,Dialectics of Labour.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Basil Blackwell,1986; Nasir Khan,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Marx’s Writings.March 1843to August 1844,Solum,1995.
112. Takahisa Oishi,The Unknown Marx,Pluto,2001; Jean-Louis Lacascade,Les métamorphosesdu jeune Marx,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2.
113. 这个书目列表涵盖了截至1982年[手稿]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出自：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as elende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Bibliographie,ed.by Bert Andréas,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1983,pp.64～72.

张双利:近几年来，您的一些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学界，尤其是在 马克思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您能否借这个机会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主要 研究领域?除了马克思学研究之外，您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哪些领域?

马切罗·莫斯托(Marcello Musto):大体上来说，我的研究主要在三个 领域展开:马克思学(Marxiology)、政治的马克思(political Marx)和马克思 的当代接受状况(the acceptance of Marx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在对马克 思学的研究方面，我的研究重点发生过转移。最初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的，我还发表过不少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青年马克思和异化问题的文 章。后来我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对《资本论》手稿和笔记的研究。我已经出版 了《卡尔·马克思的〈大纲〉》B ，这本书是整个写作计划中的第一个部分。明年我会再出版一本名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的著作，在该著中我将 对马克思的所有手稿进行重构，并梳理《资本论》的整个发表过程。在对政治 的马克思的研究方面，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第一国际”展开，为纪念“第 一国际”成立 150 周年，我编辑出版了《工人们联合起来——共产国际 150 年》A ，其中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写下的大量的关于第一国际的文献，很多 是第一次发表。也就是说，在对政治的马克思的研究方面我现在关注的主要是 马克思在 1864—1972 年间(第一国际期间)在政治方面的介入和影响。在对 马克思的当代接受状况的研究方面，我不仅完成了系列著作和文章，而且还 在世界各地组织了系列学术会议。其中，《今天的马克思》B 的中译本将于今年 10 月份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个接受 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元性。在近 20 年(1989—2009)的沉默之后，人们又 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理 解马克思，即使是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也会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 阐释马克思。所以，多元性是最重要的特征。

张双利:我们就从对马克思学的研究谈起。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 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马克思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对马克思学研 究的理论意义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一方面，大家都承认马克思学的研究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历史形成过程，尤其是更好地 理解这些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不仅如此，马克思学的研究还可以帮 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的文本结构，因为我们后来 看到的那些结果也许并不是文本原来的结构，而是由后来的编者们所给出的 结构。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也在质疑马克思学的研究在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 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究竟有多大价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学的研究所涉 及到的都是些技术性的问题，即使它对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能够给出更加精确 的说法，也不能在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有实质性的推进作用。 为了回应这些争论，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马克思学的研究究竟带来 了哪些重要发现?这些发现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具有什么重要意 义?比如说，你本人在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过程中做出了哪些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对于我们在今天重新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具 有怎样的理论意义?

马切罗·莫斯托:首先，我想通过回溯我自身的研究历程来回答你的问 题。我先后在意大利和法国读过两个博士学位，一开始我所阅读的都是 20 世 纪 70 年代之前的经典译本，也就是第二国际和苏联时期的版本。而马克思学 的研究自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兴起。我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在法国学者 M. 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的影响之下开始关注马克思 学的研究方法，并决定前往柏林直接阅读《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版)。当时我阅读的是《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MEGA2)，通过仔细 阅读这些文本，我完全改变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看法。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直接 阅读马克思(即理解马克思)和将他用于政治和哲学等领域完全不同。在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上，人们往往是出自于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来直接利用马克 思的文本，而不是真正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通过阅读 MEGA2，我开始非常 自觉地致力于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区分开来。这点十 分重要，因为马克思留下了大量的未完成或未发表的著作。他生前仅发表了很 少一部分著作，譬如与蒲鲁东的论战(参见《哲学的贫困》)。而诸如《德意志 意识形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 2、3 卷)等一系列 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著作，不仅未发表，甚至马克思在写下这些著作时根本就 没有以一种严格的可公开出版的形式来写作。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 出于政治的和其他的原因(如学术方面的原因)，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 一些强加式的理解，有些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距甚远。所以，我认为在当今 全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之下，我们应该利用 MEGA2 这样的文献，仔细阅 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这一定能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更多可能性。

至于马克思学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不论你们是否同意，我认为在最近 的几十年中，在所有的经典思想家中，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变化最大的。无 论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哲学的角度，由于马克思学的研究，人们对马克 思的思想的理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主 要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经由 MEGA2 的编辑出版而取得的文献学方面的成就; 其二是学者们依据这些文献学方面的发现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发方面所取 得的进一步理论研究成果。这两个层次的成果都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从 1998 年 MEGA 重新开始修订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其他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理解都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下面我来举几个例子。首先是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 意志意识形态》这两本早期著作的。这两本著作分别写于 1844 年和 1845— 1846 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们一直被当作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也 是 20 世纪以来销量最高的两部著作，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资本论》。之所以 会这样，主要是因为人们把这两本著作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强调 它们是关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是关于异化问题的。在该现象的背后， 是人们对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学说的反对。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思 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断裂发生在 1845 年左右，只有断 裂之后的著作才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同意阿尔都塞的 这个论断，强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在马克思的哲学方 面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这两本 著作在当时都是未完成的手稿，它们根本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被后来的 编者们强行整理成著作形式的。比如，Terrell CARVER 教授 A 曾经明确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本不能被当作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在 这方面有大量的具体论证。如果是这样，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到马克思的其他 著作和手稿中去寻找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思考。那么这又 是哪些著作呢?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留下的大量笔记 和手稿，它们是十分重要的文献材料，这几年来，MEGA 第一次出版了马克 思为《资本论》做的笔记和准备材料。这些材料是马克思写给自己用来整理 思路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涉及了许多极其有趣的论题，但由于时间的原 因，很多问题都没能充分展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 是他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 1858)、与蒲鲁东的论战、1859 年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资本论〉1861— 1863 手稿》和《〈资本论〉1863—1865》手稿中都留下了大量关于后资本主义 社会的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进行批判时，必须对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具体的思考。

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中的思想在深刻性和复杂性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早期的著作。我们在今天重新阅读马克思，不是要 把他尊为神圣、或把其著作奉为《圣经》，而是因为他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最精准和最深刻的批判。我个人认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 留下的这些手稿和笔记比其早期著作要重要得多，这也是我本人为什么在完成 了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关研究之后会转向对《资本论》的手稿 和笔记的研究。我之所以转向《资本论》时期的这些文献，与阿尔都塞所讲的 “认识论的断裂”毫无关系。我在仔细阅读了马克思的这些手稿和笔记之后， 发现其中有更加深刻的对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异化和拜物教的批判。或 许我可以这样来表述:如果我们有机会去问马克思本人，在你的所有著作中究 竟哪些著作才是最珍贵的?他一定会无比惊异地发现，后来的人们竟然会特别 看重他早期留下的那些文献。那是他刚刚开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 思考时所留下的一些文字。从 1843 年到 1883 年，整整有 40 年的时间，在这 40 年里马克思的思想不断成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不断深入。人们 不去关注他在 40 年持续不断的思考之后所留下的那些文献，却只把注意力集 中在 1843—1845 年的早期文献上。这就好像你与一个女人结婚并共同生活了 40 年，可是人们却仅仅关注你与你女朋友刚见面的第一年，在剩下的那 39 年 里他可一直都在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啊!

张双利:从你的表述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马克思学的研究使你对马克思 的早期和晚期著作(尤其是其写作《资本论》时留下的大量手稿和笔记)都有 了独到的认识。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你的观点与 Terrel Carver 等人的观点 一致，你们都强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 著作不具有人们常常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性。它们都是马克思留下的未完成的著 作，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这些手稿进行了人为的编辑，才使得它们具有 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关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留下的那些大量的准备 性的材料，你强调它们具有两方面的独特重要性。首先，它们在继续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创性思想，而后者 恰恰是人们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很难找到的。长期以来，有些学者一再强调 马克思在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方面非常薄弱，你认为《资本论》的手稿 和笔记恰恰在这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其次，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 体批判，马克思在这些晚期的文献中也进一步深化了其早期对异化的批判。关 于你所提到的《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的这两点特征，我想做些进一步的追问。首先，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 的批判方面非常有力，但它在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方面却显得较弱。我 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A ，在会议上虽 然有不少学者直接论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很少有人直接依据《资 本论》的手稿和笔记来展开论述。关于这点，您能否做些更进一步的说明，告 诉我们《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在这方面的最主要贡献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能 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其次，您刚才提到《资本 论》时期这些文献是对早期的异化批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但问题是即使没有 这些马克思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知道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在其晚期的 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学界我们一直强调在马克思那里明确地存在 着从异化批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物化批判(《1857—1858 年手 稿》)再到商品拜物教批判(《资本论》)的思想发展线索。您认为对《资本论》 的手稿和笔记的研究能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进一步地加深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思 想发展线索的理解?为了能够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我们为什么绝对不能忽 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期所留下的这些文献?

马切罗·莫斯托:我不赞同有些学者们的那种说法，即马克思没有给予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他一生都是在不停地把自己与之前的空想社 会主义者自觉地区分开来。当然，马克思对于这些思想家是十分尊重的，他从 圣西门、欧文那里吸取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只不过他们仅仅把社会主 义当作一剂处方直接开给人民，而马克思的方法与他们显然不同。

在我看来，马克思一共留下了三类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著作，第一类著 作是对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直接批判。在马克思一生中，他一直能敏锐感受到 一种强烈的需要，必须对各种错误的观点进行回应和批判。当马克思还是青年 黑格尔派的一员时，他发表了批判鲍威尔的著作，因为他觉得这是必须的，德 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必须遭到批判。在马克思对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批 判时，我们同时都能看到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比如，对蒲鲁东 的批判，马克思主要批判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批判其认为可以在不改 变生产方式的前提之下仅仅改变分配方式以实现社会主义，这些批判集中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而 言之，这第一类著作是通过对其他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展开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思考，马克思之所以会写下这一类著作，是因为他感 受到了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直接需要，他感到必须对这些错误进行批判，以避免 其对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类著作是马克思用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种文件和信件。对于国 际工人运动来说，老年马克思的地位已经与青年马克思完全不同，特别是第一 国际正式成立以后，他开始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思想支撑。许多人开始写信给 马克思，他们不是询问其对黑格尔的阐释，或者怎样才能像他在那些重要的著 作中所论述的那样来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而是想要从他那里获得具体的指 导:主要关于如何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如何组织工人运动以及我们要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等实际问题。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期写下了大量文 献，其中包括大量书信和公告，在这些文献中有对拉萨尔的批评、对国家社会 主义的批评等重要内容。如果学者们能够把所有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并对其进行 批判性的解读，那我们一定能看到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社会的内容。

第三类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留下的手稿和笔记。尤其是笔记， 我认为这些笔记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是马克思写给自己看的，是为了能够把 极其复杂的问题想清楚。这些笔记为什么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为他能够帮 助我们彻底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 20 世纪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 根本差别。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马克思本人更侧重于分析各种 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不会只分析社会的经济层面。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马克 思不仅看到了经济方面，而且看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这完全不同于导致还原 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这部分工作以及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方法一直没 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如果你整体性地阅读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并试图理出 其思想的脉络，你就会看到马克思对于国家、国家的形成和在不同政治背景下 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极感兴趣。最近我正在对马克思晚年的笔记(1881 年到 1882 年的历史研究笔记)进行集中研究。在 1881—1882 年这一段时间里，马 克思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他深知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他在这段时间里既 没有准备《资本论》第 2 卷的出版，也没有对《资本论》第 1 卷进行修改，而 是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研究笔记。他不仅研究欧洲历史，而且研究整个世界历史，这些笔记涉及从公元前 1 世纪一直到 1684 年 A 的整个历史过程。你如果 仔细阅读这些笔记就会惊讶地发现，他没有只是对经济现象进行重构，而是将 大部分精力用于思考不同文化和国家的相互作用。在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到意大 利、共和国、宗教改革(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等一系列的内容，甚至还有十字 军东征后的中东境况问题。去世前马克思还研究了印度的历史。根据这些文 献，我们立即就能看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我们所熟悉的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制造的马克思思想是何等不同!这些材料将帮你彻底摆 脱教条主义的马克思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的形象，此时的马克思不仅对分 析资本主义感兴趣，而且还试图通过这些分析来理解社会主义如何可能。我们 都知道，马克思曾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俄罗斯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在 这些笔记中，我们则看到他的研究还进一步延伸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 亚，他仔细研究早期的财产共同占有形式，希望能进一步揭示出未来社会的财 产形式。因此，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和这种分析的深度来阅读马克思，你当 然不会同意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不会同意自由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攻 击。自由主义者们试图把马克思的所有这些具体分析都放在一边，攻击马克思 主义是简单的还原论，是只讲阶级斗争。

我在前面的访谈中提到，马克思学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两方面的成就:文献 学方面的成就和对马克思理论的新阐释方面的成就，把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 就涉及第三个方面，即马克思的未来。

首先，我们从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就来谈谈马克思学的研究会带来怎样 一个马克思的未来。通过文献学的研究，我们将会看到那批反对阿尔都塞“认 识论断裂”说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样具有很大的狭隘性。他们在政治上反对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声称自己进行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实践，但他们却认为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禁锢了起来，把它转化成了教 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要“解放”马克思。但他们也具有重要的局 限: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在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面写出了出色的著 作，但他们却同时主张要回到青年马克思，回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马克思。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不仅不可接受，而且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反对苏联版本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回到马克思本人对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的具体分析，更没有关注马克思晚年对这一分析的进一步拓展，而是直接 要求回到早期的马克思。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马克思已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结合了 40 年，他们却要求回到 40 年前的马克思!

这一代学者的局限性还与另一个因素有关，即他们大多都是哲学家。因 此，他们往往不关注《资本论》，或者说，他们由于只懂哲学也很难真正读懂 《资本论》。我现在正在撰写另外一本著作，题目是《没有〈资本论〉的马克思 主义》，我在该著中将专门讨论这一奇特的思想现象。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 《资本论》的真正阅读，才往往会转而关注纯粹哲学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讨 论马克思与黑格尔、与康德、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因此，对于那一代学者来说，材料本身的不完整与他们研究领域的单一都造成 了其研究的局限性。

其次，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学在理论阐释方面的努力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怎 样的马克思。通过马克思学的研究，我逐渐转向晚年马克思。我之所以会有这 个转向，不是因为我相信在马克思那里有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我认为那 些持“断裂”观点的人都是在肢解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一 定的删改和肢解，然后就能够制造出“断裂”的假象。我要强调的是，晚年马 克思对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已经更加复杂，他的这些更加复杂的思考对今天的我 们更有意义。当时摆在晚年马克思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或者立即让《资本论》 第 2 卷付诸出版，或者进一步继续那些还没有完成的探索和思考。我们都知 道，第一个选择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本就不会被考虑，他无法停下那些已经开始 的思考，在确信问题已经被想清楚、并被已合适的方法表述清楚之前，马克思 绝不会轻易出版自己的著作。

那么，晚年马克思为什么对于当代世界十分重要?或者说，晚年马克思 为什么对于 21 世纪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理论 家，他更是一位战斗的革命家，此时他的政治斗争具有了非常明确的国际的维 度。晚年的马克思已经不再是 1848 年的马克思，那时的马克思所面临的主要 任务是在德国和法国的范围内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贵族。晚年马 克思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更加广泛，他所领导的是“第一国际”，他必须在国际 的高度上来思考工人运动。1872 年，“第一国际”解散，但马克思并不认为这 是彻底的终结，他一直深信它还会复兴、并一直在为这样的复兴努力。在“第一国际”的高度上，马克思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德国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的问 题。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了欧洲的维度，而这个维度的思考又同时与其对整个世 界的思考相连。马克思的思考在此时第一次与俄罗斯的局势相关联。对于俄罗 斯马克思不再持纯粹的批判的态度，不再把俄罗斯看作仅仅是落后的和反动 的，是支撑欧洲反动力量的最后堡垒。在 1861 年俄罗斯农奴制改革之后，他 开始思考在俄罗斯爆发新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必须在思想上对当时的局势进 行回应，他的思想已经在俄罗斯产生重要影响(《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不是法语译本，而是俄语译本)，他必须回答俄罗斯的革命者们向他提出的那 些重要问题。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提到:“我相信过去的某种社会形 式蕴含着未来社会形式的雏形。”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开始研究人类学和殖民主义问题。阅读和了 解马克思的这些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在当今的学术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依 然盛行。人们依然把马克思塑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主义的和还原论的， 并在此基础上来反对和批评马克思。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马克思晚期的这些研 究，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源和理由来彻底颠覆这个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形象，就 可以使马克思彻底从这种种攻击中解脱出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是不可以批 判马克思，但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批判建立在真实的根据上，必须是在充分了 解马克思的基础上来展开批判。与此同时，我还认为晚年的马克思对于我们今 天的政治斗争也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经典思想家，他在今天对 于我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苏联革命的支持者，其晚年的这些思考可以在我 们今天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成为最有效的工具。

张双利:非常感谢，你再一次强调了我们为什么必须重视马克思晚期思想 以及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在此我想结合中国学界的状况对你的观点做些回 应。的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开始越来越重视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国的学者们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马克思与 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但这并不是因为要反对阿尔 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学说，而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实现 思想的解放。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被介绍进 中国学界，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尤其是以卢卡奇为代表 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很多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应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它一 方面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来自马克思著作的最丰富的思想资源，使整个中 国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另一方面通过强调马克思的 思想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它也 实质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哲学内涵。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 这个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继续，这是因为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哲学领域 的学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经济学的领域越来越被自由主义和新自 由主义的经济学主导，政治学领域继续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学者也越来越 少。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集中在哲学领域，这也致使《资本论》等晚期 著作没能得到同样程度的重视。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正在经历新一轮 的自觉转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展开，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必须加强 对《资本论》等晚期著作的研究，必须更进一步地学会用《资本论》的资源和 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外国学者也注 意到，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引用马克思的文献时，往往都局限在 1848 年以前的 著作。这个观察非常正确，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前 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马切罗·莫斯托: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中国，而且关乎整个世界。在过去 的几年里已经陆续有一些重要的文献出版:布里尔学术出版社(BRILL)在其 “历史唯物主义系列著作”(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中推出了《马克 思 1864—1865 年手稿》 A (这是第一个英文的版本)，麦克米兰出版社推出了 Terrell CARVER 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B;我在 2014 出版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共产国际 150 年》C 中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 “第一国际”时期所写下的大量文献，其中有 33 份文献之前从来没有在英语世 界发表过;明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出版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笔记的全 译本。随着所有这些著作的出版，我相信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和看法将发生重 大改变。我不是说这些著作将会使我们发现一个全新的马克思，而是要强调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新整理出来的文献，要在这些新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我 们之前的一些观点。

接下来，我想简单谈谈我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即马克思的思想在全世界 的被接受状况。我曾经在世界上的著名学府做过研究，彼时我查阅过各种研究 资料，以探究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所在，以及马克思学说的研究现状。我发 现，在政治学界，马克思被引用的最多的文章就是《论犹太人问题》，这说明 什么问题呢?设想你是政治学系大一或大二的学生，而且你恰好有一个不那么 保守的老师，布置给你一周的时间去了解马克思的政治学说，他们会直接要求 学生去读《论犹太人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政治学文章。 但是，在英语界，布鲁诺·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从来未被译成英文出版 过。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在没有读过鲍威尔这篇文章的前提下，直接阅读马克 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可是他与鲍威尔的论战啊!而且它是马克思 生平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你能想象，在你刚二十出头的年龄写下的文章，竟在 之后成为如此广泛传播的东西吗?

在社会学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世界上 90% 的社会学系的学生仅仅读过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 25 页，然后他们就得出结论:第一部分——生产，第 二部分——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社会主义。这个结论简直太愚蠢了。这些 人不去阅读马克思最具代表的政治性文献，亦即我之前提到的第一国际时期 的文献，而从其他文献中去寻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 形?——这些文献出版得太晚了。我的母语不是英语，但是我却是在英语史上 研究第一国际时期文献的第一个研究者。事实是，那部分文献大概有 7000 页， 如果你不热爱马克思的话，阅读起来的确不大轻松。

哲学系呢?如果你去哲学系会发现，根本没有马克思的踪迹。当他们讨论 马克思的时候，他们论及的是异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类存在，这是手稿 在谈论四重异化时一个十分哲学化的表述，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路仍有 一定关联。那时候马克思还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甚至都还不是学者，髭须 尚未丰满。相对于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深刻批 判，类存在概念可以与之相较高低吗?《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劳动的阐述能够取 代《资本论》中的分析吗?所以我想重申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性，它能够滋润 新一代的读者。不论你喜欢与否，或者是否对它持有批判的态度，至少你喜欢 或批判的是真实正确的东西，而不是某些学者们自己的臆造出来的理论。

张双利:我很想知道你的学生对你所讲的这个复杂版本的马克思的接受情 况。你在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都开设课程，在你的课堂上学生们会有怎样的反 应?他们是觉得被吸引、受启发，还是依然认为马克思距离当代世界太过遥 远?他们能否真正体会到马克思的思想的力量?

马切罗·莫斯托:这些学生是带着对马克思的成见来到我的课堂上的。他 们大多认为马克思只讲阶级斗争，他的理论早已过时，因为在这个世界已经不 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他们大多自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在萨义德 等人的影响下，他们认为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是东方主义者，因此他们 对他的理论怀有深深的成见。萨义德等人为何能够得出如此结论?那是因为他 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的文献实在太少。他们只看到，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在 发表于《纽约论坛报》的那些文章中直接提到了印度等非西方社会，马克思曾 说印度没有历史。但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在晚年对非西方社会有更加具体和深入 的研究，而且此时的马克思由于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料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很多想 法。在我的课堂上，我就是通过比较这些不同的文献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 变化，来帮助学生们逐渐厘清其原先所持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问题。这些教科书对学生们具 有极大的误导性，教科书的作者们往往会围绕着一个问题任意地从马克思的不 同著作中摘取一个个片断，并在此基础上硬生生地制造出一些观点。这种做法 与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完全相反，它丝毫不尊重文本本身，不能在各个文本的 具体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些教科书依然在学生中发挥着 影响，我认为马克思学的方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很多对 马克思的误解和歪曲。如果你是个有心的读者，有意识地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论述做些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双方对马克思 思想的论述竟然是高度一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只阅读了马克思文献 中极少一部分。我一直认为马克思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都是思想的巨 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还有美好的前景和未来，在这方面马克思学的研究可 以做出重要贡献。

过去的几年间,国际学者再次出现对卡尔·马克思这一被误解的 作者的兴趣。他的思想虽然显得老派,然而,对理解人们当前时刻仍然 是不可缺少的,实际上,它最终也回到了知识空间之中。在终于摆脱了 它过去曾承担的作为统治工具(instumentum regni)的可恶功能后,他的著作正成为新的兴趣的焦点。
对马克思著作重新感兴趣的最有意义例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MEGA)的出版,该项工作在苏联解体后曾中断了多年,已于 1998年重新开始,并重新组织了正在进行中的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工 作,MEGA 的总部也转到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最近,出版 50 卷这 一重要目标已经实现一其中 114 卷中的 10 卷是1998年后完成 的一每一卷由二册构成,即文本和评注。

在新的历史考订版中,许多新的语文学研究的见解都突出马克思著作的一个特殊特征:未完成性。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比他生前出版的 著作要多得多。这一情况也适合《资本论》,它的全部版本,包括从所 有1857年开始的预备性著作,2009年将在 MEGA 的第二部分中刊出。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第一个着手于这一挑战事业的人一 在材料分散、马克思语言的奇特以及他的书写难以辨认的情况下一出版他朋友分散的遗著。这一系列困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尤为明 显,该卷是马克思唯一未能赋予其确定的形式,甚至是大致的形式的 一卷。1885-1894 年间,恩格斯在高强度的编辑上付出的努力,终于 使非常粗糙的文本——主要由“处于萌芽状态(in statu nascendi)的思 想的记录”、原始笔记构成——变成一个系统经济理论的有机文本。 这中间出现诸多理解的错误,其实并不令人奇怪。就这方面说,更有意思的是前面一卷, 它包含马克思最后的六部手稿,时间是从1871年到1882年,都是为了《资本论》第三卷而写的。这些手稿中最重要的是1875年的数量庞大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数学处理(Mehrwertrate und Profitrate mathematisch behandelt)的手稿,以及恩格斯尽其编辑能 力所加上的文本。这些特殊的手稿以无可质疑的精确性描绘了这些著作在问世前经历的历程——现在之前很大程度上都只是猜测一它们 使我们能评估恩格斯所承担的编辑工作的优劣。这本书值得额外肯定的价值是, 其中的 45 卷和51卷的文本是第一次出版的。

对第一部分来说,MEGA 的语文学研究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它 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版物、文章和手稿(文本将以原语言呈现两个人写的文本)。二卷近期已经出版。其中的第一卷包括二百篇文章 和草稿, 是两位作者在1855年 《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和 布勒斯劳的《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所写的文章。各种补充研 究使得有可能加上另外21 篇文章(这些文章曾由于在重要的《美国时 报》(American Daily)上匿名发表而未算在他们的头上),并因之成为他 们论欧洲政治和外交、论国际经济危机和克里米亚战争的最重要著作。 第二卷呈现了恩格斯晚期的一些著作。这一卷包含着计划和笔记, 包括《历史中暴力的作用》(Die Rolle der Gewalt in der Geschichte)的手 稿,但没有伯恩斯坦的评论,他曾是这部手稿的第一位编辑;给工人运 动组织的演说;以及一系列著作和文章的重印而写的前言;在后一部 分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两个世纪的俄国外交政治史》(Die auswartige Politik des russischen Zarentums),该文刊载于《新时代报》 (Die Neue Zeit),1934年曾被斯大林所禁止,其中考茨基所写的《法学 家社会主义》中的各部分的作者也第一次被确认。

在新的历史考订版中,第三部分也有一些有趣的进展,它由通信构 成。近年出版的一卷主题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政治活动,这 一协会 1864年9月29日创立于伦敦。书信记录了马克思在协会前五 年的活动,其中表明,他很快地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见证了他试图 把自己的公共信念—16年后再次看到他处在斗争的前沿——与科 学工作结合起来的尝试。其中中辩论的主题有:工会的作用。关于它的 重要性,马克思一度与拉萨尔以及他提出由普鲁士国家来支助合作社 的建议进行斗争时强调过:“工人阶级或者是革命的,或者无足轻重”; 反对欧文主义者威斯顿(the Owenist Weston)的争论,由此产生的讲演 在他死后于1889 年收入在《价值、价格和利润》之中;对美国内战的评论;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

其他的最近出版的书信中涉及到1857年经济衰退的背景。这次危机在1848年(革命——译者加)失败而陷入僵局之后,燃起了马克 思对革命运动重新出现的希望:“就像老田鼠一样危机一直在开掘着道路。”这一期待导致马克思重新致力于理智的生产,并迫使他“暴风雨到来前”(before the deluge)——这是他希望的,但最终并没有实现一去勾勒他的经济理论的轮廓。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写他 的《大纲》的最后一批笔记本一从这一得天独厚的视点可以观察到作者思想观念的演进一并决定着手出版的著作,其中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1859年出版的。从他个人观点看,这一 阶段是以“极其恐怖的惨状”为标志的:“恐怕没有什么人,曾在如此缺 钱的情况下写作有关‘金钱’的著作了!”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身处逆境仍战斗不息,一心要完成其“经济学”:“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能让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然而,虽 然有意要完成第二步工作,马克思却未能实现,《资本论》第一卷等到 1867年才出版。他这一庞大计划余下的部分,虽然经常被赋予了系统 的特征,也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它们仍然是些废弃的手稿、临时的草稿和未完成的计划。作为马克思的整个文字生产的忠实伴侣和被诅咒的形式,这一未完成性也显著存在于他的早期著作中。新的系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Mark-Engels-Jahrbuch) 4第一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该期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专刊。这部书——预计是MEGA的V5 卷, 预期 2008年出版一包含着大量应该归于莫泽斯·赫斯的手稿,与迄 今出版的著作不同,将包括那些被它们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遗弃的、 不想再加工的文章。在该年鉴中,这些部分对应的是第一章“费尔巴 哈”和第二章“圣·布鲁诺”。七部幸免于“老鼠牙齿的批判”的手稿, 作为独立的文本收在一起,按年代秩序排列。从这个版本中很容易发 现文本的不均衡性,论费尔巴哈的那一章远没有完成。然而,在总体 上,这一卷仍然有助于为阐述马克思思想而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可靠 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曾经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唯物论的最详 尽阐释,现在被推回到它原初的片断的状态。

最后,就青年马克思而言,有必要指出,他的早期著作选的重新编 辑是由社会民主党学者朗兹胡特和迈尔做的。这个版本与 MEGA 第 一版同时出版于1932年,使直到那时还未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得以传播,虽然它在内容和文本不同部分的编排上有一些错误,在原文的识别上做得也不好。

对马克思的深层而反复出现的不理解有许多理由,对他的批判理 论所尝试的系统化一鉴于他的理论的未完成和非系统的特征一件 随着大众化而来的概念的贫困化,他的著作受到的操纵和检查,被某种 政治目的而用作工具,但是,他的著作的未完成性却具有无尽的魅力,这种魅力不会因以前的曲解,甚至是对它的公开的否定而受损。

然而,从这种不完整性中会再现问题的丰富性与多态性的思想和 视域,它的空间可供马克思研究(Marx Forschung)以多种途径穿越。

 

汪行福译

一、 1858-1953 : 百年孤独
马克思在1858年5月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工作已经放弃了《大纲》，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使用了《大纲》的一部分，然后几乎再也没动过它。

实际上，虽然引用他自己以前的研究是他的习惯， 甚至是整篇引用，但《资本论》的准备手稿除了1861-63年那部分内容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了《大纲》。当他全神贯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不是在这些草稿中已经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无意运用这些草稿，其中包括《大纲》。

这件事不太确定，但是可能甚至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没有读过《大纲》。众所周知， 马克思去世时只完成了《资本论》第1卷，第2和第3卷的未完成的手稿被恩格斯选择出版。 在这项活动的过程中，他一定已经检查包含《资本论》的预备草稿在内的许多笔记本，并且这种假设看起来是有些似是而非，当他收拾那些如山的稿子时，他随便翻阅《大纲》并且断定这是他的朋友的不成熟的作品—— 甚至早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并且正是因此它没能派上用场。此外，恩格斯在为他出版的《资本论》两卷做的序里以及在他自己的大量书信集里从未提及《大纲》。

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大部分马克思原始文献被放置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的档案里，在那里他们被最大限度的忽略了。党内的政治冲突也妨碍了马克思留下的许多重要的资料的出版；的确，这些原因导致手稿的散失并且很长时间以来使得他的全集没能出版。没有人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清单负责， 因此《大纲》被埋没在他的其他文件堆里。

在这个时期《大纲》唯一面世的部分是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03年在《新时代》（Die Neue Zeit）里出版的《导言》， 以及一篇作为1857年8月23日发表的“片断草稿”的简短笔记。考茨基认为它是马克思巨著的介绍， 给它定的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且坚持认为，“尽管它是片断”，它“仍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1] (Marx1903：710，NOTE1) 。正文里的确有很多值得重视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 外文第一个版本是法文版( 1903 ) 和英文版( 1904 ) , 并且考茨基在1907年将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附录出版之后不久就被更广泛地注意到了。越来越多的译文随之而来——包括俄文版 ( 1922年 ) ,日文版( 1926年 )以及中文版 ( 1930年 )——直到它成为在马克思所有理论产品中被评论最多的著作之一。

当命运对《导言》微笑时，《大纲》很长一段时间却仍然不为人知。很难相信考茨基没跟《导言》一起发现整个手稿，但是他从未提到它。并且晚些时候，当他决定在1905 年和1910年之间出版马克思的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作品时，他集中收集了1861-1863年的资料，他称之为《剩余价值理论》（ Theories of Surplus-Value）。

1923年《大纲》被发现，这要感谢莫斯科马恩研究院[MEI ]的负责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的组织者达维德·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在检查了保存在柏林的遗作之后， 他在一份给莫斯科社会主义高等学校（socialist academy）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地位的报告里说明了《大纲》的存在：

“我在马克思的稿件中发现了有关经济学研究的另外8本笔记。 … 手稿可能是19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并且其中包含了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第一草稿,当时他还没有标题；手稿 [还 ]描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版本。 [2] [3]

“在这些笔记本中的一本里，” 梁赞诺夫认为，“考茨基发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并且他认为《资本论》的这个预备手稿使得人们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和他的特色的工作以及研究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兴趣. [4]

马恩研究院、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他们保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作) 一致同意出版MEGA的情况下，《大纲》以及很多其他未发表过的作品被拍照，莫斯科的专家开始研究它们。1925 年到1927年期间，马恩研究院的帕维尔·韦勒（Pavel Veller）把《资本论》的全部准备材料编入目录，第一个就是《大纲》。到1931年它已经被完全辨认出来并且打字，1933 年《货币章》在俄国发表，两年后出了德文版。最后，在1936年，马恩列研究院(MELI，马恩研究院的继任者)获得《大纲》的8个笔记本中的6个，这使得解决剩下的编辑问题成为可能。

在1939年，当时马克思最后一部分重要的手稿——来自他生命中最多产的时期之一的一部庞大的著作——在莫斯科出现了，韦勒给它命名的标题为：《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两年以后又加了一个附录，包括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征税》（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的1850-51年的评论， 关于《巴师夏和凯里》的笔记，他自己为《大纲》做的表格目录和为《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准备资料（原文）。MELI为1939年的版本做的序突显了它的特别价值：“ 1857-1858年的手稿第一次在这卷书中全文发表，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一个决定性阶段。” [5] (MELI 1939： vii).

尽管编辑原则和出版形式相同，《大纲》还是没有被收入MEGA但是出版了单行本。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意味着这项工作实际上仍然是不为人所知：3000册的印数很快就变得稀少了，只有几本穿过了苏维埃边境。《大纲》没有被收入1928－1947年的Sochinenya,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俄文第一版，它的德文版首次再版不得不等到1953年。而象《大纲》这样的著作在斯大林时期出版毕竟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就当时的苏维埃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准则来说毫无疑问它属于异端邪说，我们也应该记住它是当时没有在德国传播的最重要的马克思著作。它最终在东柏林出版了30000册是为了作为庆祝卡尔·马克思年的标志，这一年是作者逝世70周年诞辰150周年。

写于1857－1858年的《大纲》在经历了100年的孤独之后才在1953年让全世界阅读到了它。

二、全世界50万册的传播
尽管《资本论》之前这部主要的新的手稿引起反响，尽管《大纲》的理论价值，其他语种的版本仍然是很迟出现。

《导言》之后另一个节选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939年它被翻译成俄文，接着1947－1948年从俄文翻译成日文。随后这部分的德文单行本和英译本扩大了其读者群：前者作为《马列主义小图书馆》（Small Library of Marxism-Leninism）的一部分于1952年出版，它是匈牙利版本和意大利版本的基础（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出版）；而后者发表于1964年，在母语是英语的国家广为传播，又经由阿根廷（1966年）和西班牙（1967年）的译本在西班牙语世界广为流传。英文版的编辑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加了一个前言来强调其重要性：他写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马克思“最系统化的抓住历史进化问题的尝试”，并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一个不重视[它]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探讨……必须基于它重新审视”。 [6]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真正开始关心这篇文献，它已经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出版了并且在各处都出现了相关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讨论。

《大纲》全译本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它的传播是一个缓慢而又不屈不挠的过程，并且最终形成了一个更为彻底的在很多方面更为不同的对于马克思全部著作的评价。《大纲》最好的译者们抓住了它的本源，但是它的更广泛的研究——在不能阅读德文的学者们中以及最重要的是在政治斗士们和学生们中——仅仅发生在它被用各种语言出版之后。

在东方出版的第一个版本是：日文版（1958－1965年）和中文版（1962－1978年）。苏联俄文版仅在1968－1969年出现过，作为Sochinenya（1955－1966年）的第二版扩展版的增补发表。它先前被排除在外是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因为这导致1956－196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同样的缺失，MEW重复了苏联版本的内容。MEW——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应用最为广泛的版本和翻译成其他许多语言的来源——因此失去了《大纲》，直到最终在1983年作为增补卷发表。

《大纲》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西欧也开始流传。第一个译本是在法国出版的（1967－1968年），但是质量较差，不得不在1980年被一个更可靠的版本替换掉了。1968年到1970年期间意大利版出版，就像在法国，这种意义重大的首创行为来自共产党领导的出版社。

这部文献在西班牙发表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0－1971年在古巴出版的版本由于是从法文版翻译过来因而几乎没有价值，并且它的传播仅限于那个国家，如果这个版本不计算在内，第一个正确的西班牙文版是1971到1976年期间阿根廷出版的那个。随后由西班牙、阿根廷和墨西哥联合出版了三个译本，这使得西班牙语成为《大纲》译文最多的语种。

《大纲》英文版发表落后于1971年出版的节选的版本，编辑是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这引起了读者对这篇文献的期待：“《大纲》不仅仅是《资本论》初步草稿那么简单” [7] ；实际上比起其他任何著作，它更是“综合了马克思思想的各种线索。……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著作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但是它们中最完整的就是《大纲》”。 [8] 完整译本最终于1973年出版，落后德文原版整整20年。译者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写了一个前言：“除了它们巨大的传记和历史价值，它们[《大纲》]还加上了更多新的资料，并且是唯一的一个马克思所有政治经济学计划的大纲。……《大纲》挑战迄今为止构想的每一个有关马克思的严肃的阐述并使其经受考验。” [9]

20世纪70年代也是对于东欧译本很重要的一个时期。由于苏联开了绿灯，在其“卫星”国家《大纲》的出版不再有障碍：匈牙利（1972年），捷克斯洛伐克（捷克1971－1977年，斯洛伐克1974－1975年）和罗马尼亚（1972－1974年），以及南斯拉夫（1979年）。同一时期，两个对照丹麦译本几乎同时出版：一个是由与共产党有关的出版社出版（1974－1978年），另外一个是与新左派关系密切的出版社（1975－1977年）出版的。

20世纪80年代，《大纲》在伊朗被翻译（1985－1987年），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波斯语版本中第一个比较严格的版本，这时《大纲》也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被翻译。斯洛文尼亚版1985年出版，波兰文版和芬兰文版1986年出版（后者是在苏联支持下）。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众所周知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结束，这事实上已经是对马克思思想一个喧嚣的否定了，此时出现了马克思著作出版的一个平静期。然而，甚至在绝对忽视《大纲》的人们打破围绕它的作者的静寂的那些年里，《大纲》仍然是连续被译成其他的文字。希腊版（1989年）、土耳其版（1999－2003年）、韩国版（2000年）和巴西版（计划于2008年）使它成为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数量最大的作品。

总而言之，《大纲》已经全部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 [10] ，32个版本。不包括节选版本，它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 [11] ——这个数字将大大震惊那个写它的人，他写它本来只是用于概括他所进行的相关经济学研究，匆忙而就。

三、读者和译者
《大纲》被接受及其传播的历史起步很晚。决定性的原因除了它被再发现的曲折以外，肯定就是由于片断的复杂性和它本身就是一个粗糙的概要性手稿，所以很难用其他语言来理解和表现。有关这方面，权威学者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写到：

“1948年，当时我非常幸运有机会看到那时非常珍贵的复印本……，从一开始《大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著作这一地位就很清楚了。但是，《大纲》不同寻常的形式和多少有些晦涩的表达方式使它远离了广阔的读者群。” [12]

这些描述导致罗斯多尔斯基尝试给《大纲》一个清晰的阐述和批判性检验：结果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德文版于1968年发表，这是第一个目前也仍然是关于《大纲》重要的专著。这篇专著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它促进了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对于后来的译者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8年对于《大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除了罗斯多尔斯基的书外，一篇关于《大纲》的英文文章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3－4月期上：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的《未知的马克思》（The Unknown Marx），它在优越性在于它使得《大纲》广为流传并且强调了全译本的必要性。期间，在德国和意大利《大纲》征服了学生抗议运动中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他们努力攻读这篇文章，并被其激进和猛烈的内容所激动。特别是对于那些以颠覆马列主义的马克思阐述为己任的新左派们《大纲》的魅力无法抗拒。

另一方面，在东方，时代正在改变。在《大纲》几乎被完全忽视或者说被毫无自信的对待的最初那个时期过后，维塔利·维戈茨基（Vitali Vygodski）的介绍性研究——《伟大发现的故事：马克思是如何写作<资本论>的》(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1965年在苏联1967年在民主德国出版——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针。他认为《大纲》是“天才的著作”，它“把我们带入了马克思的“创造性的实验室”并且让我们能够逐步遵循马克思在他的经济理论中设计出的过程”，因而我们应该给予这个过程应有的重视。 [13]

仅仅几年的时间《大纲》就成为许多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考的主要文献。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以外，还有一些与此特别相关的学者：民主德国的瓦尔特·图赫舍雷尔（Walter Tuchscheerer）、联邦德国的阿尔弗雷德·施米特（Alfred Schmidt）、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法国的卢西内·塞夫（Lucien Sève）、日本的平田清明（Kiyoaki Hirata） 、南斯拉夫的加约·彼得罗维奇（Gajo Petrović ）、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波兰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 和澳大利亚的艾伦·奥克利（ Allen Oakley）。一般来说，它已经成为马克思所有严肃的学生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部著作。由于各种细微差别，《大纲》的译者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大纲》是一部独立的完全自身概念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大纲》仅仅是为《资本论》铺路的一部早期手稿。对于《大纲》讨论的意识形态背景——争论的核心是接近马克思方法的正统性或者非正统性，以及它们的巨大政治反响——支持那些不恰当的今天看起来甚至有些可笑的观点。那些对于《大纲》最热心的评论者们甚至认为它在理论上超越了《资本论》，尽管后来十年的深入研究认为它是后者的组成部分。同样在那些对《大纲》恶意诽谤者中间，也有一些人宣称尽管它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重要内容，尽管它包含了异化理论的重要章节，它仍然没有比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多多少内容。

不仅存在对于《大纲》相反理解的人，还有对它不理解的人——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路易·阿尔蒂塞（Louis Althusser）。甚至在他试图使马克思假想的沉默发出声音并以“使其中无形的东西变为有形” [14] 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资本论》的时候，他允许自己忽视《大纲》几百页之多的篇幅，将马克思思想分成（后来招致激烈的争论）早期作品和成熟作品，没有重视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和意义。 [15]

无论如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大纲》还是赢得了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和译者群。两部庞大的注释出版了，一个是1974年的日文版，另一个是1978年德文版，但是很多其他作者也撰写了关于《大纲》的文章。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对于有关马克思思想最广泛讨论课题之一（他在思想上欠了黑格尔的债）特别重要的一部文献。其他人则迷恋于机器和自动化片段中几乎是预言性的说明，在日本《大纲》也是作为理解现代性最重要的文献被阅读的。20世纪80年代第一步细化研究在中国出版了，中国过去习惯于研究《资本论》的起源，而苏联则出版了《大纲》的一整卷书。

近年来，马克思著作解释（同时也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久能力使得很多国际学者的兴趣复苏了。如果这种复苏持续，如果它伴随着政治领域对于马克思新的需求，《大纲》肯定将会再次证明自己是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

期间，怀着对“马克思理论将会是充满活力来源的知识和在这种知识指引下的政治实践”的希望，这里说的《大纲》在全世界传播和被接受的故事可以预期是一种对它的的作者的适度的承认和一种填补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空白一页的尝试。

附录 Ⅰ：《大纲》译本时间表

1939－1941年	德文第一版
1953年	德文第二版
1958－1965年	日译本
1962－1978年	中译本
1967－1968年	法译本
1968－1969年	俄译本
1968－1970年	意大利译本
1970－1971年	西班牙译本
1971－1977年	捷克译本
1972年	匈牙利译本
1972－1974年	罗马尼亚译本
1973年	英译本
1974－1975年	斯洛伐克译本
1974－1978年	丹麦译本
1979年	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译本
1985年	斯洛文尼亚译本
1985－1987年	波斯译本
1986年	波兰译本
1986年	芬兰译本
1989－1992年	希腊译本
1999－2003年	土耳其译本
2000年	韩国译本
2008年	葡萄牙译本

 

附录 Ⅱ：
以下收集的有关《大纲》的研究是在那些有《大纲》全译本的国家进行的。在说一种语言的国家（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说德语；古巴、阿根廷、西班牙和墨西哥说西班牙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说英语；巴西和葡萄牙说葡萄牙语）《大纲》传播或多或少平行发展，这些在很多篇目中同样已经提到过了。同样地，提到那些《大纲》被翻译超过一种语言（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国家的篇目包含了所有语言的传播历史。此外，由于这两个国家同样不存在了，有关它们的篇名就用了《大纲》在那儿发表时期的名字。
篇目的顺序遵循了《大纲》出版年代的顺序。唯一的例外是《俄国/苏联》那篇，它被直接安排在《德国、奥地利、瑞士》之后，这是因为两者之间密切的联系，还因为《大纲》第一个德文版在苏联出版。
每篇都包含一个详细的文献目录，重要部分分类如下：

1. 《大纲》全译本；
2. 《大纲》主要节译本；
3. 有关《大纲》的重要文献；和
4. 其他一些必要的参考书目。

第一条的编辑信息有时被加在译文和分发的册子里。如果它们已经被作者加在正文中了，为了篇幅简洁，在参考书目中就不再重复了。同样标准适用于《大纲》或者其节译本的译者的名字（“《大纲》批判性文献”和“其他参考书目”中所列书籍的译者名字不再加入）和涉及到的许多评论文章的名字。
由于这些研究涉及到了《大纲》摘选出来的几百个节译本和几百本有关的书籍或文章，考虑到篇幅仅有以下内容可以收入文献目录：a）《大纲》全译本出版之前的节译本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在它之后的一些特别重要的版本；b）每位作者在正文中提到的批判性文献。
所有非英语书籍和文章的名称首次出现都用原文（日语、中文、波斯语、希腊语和韩语用音译），然后加上英文翻译。一般来说，名称的翻译在文中就给出了，但是如果是正在讨论的篇目按照哈佛参考系统（即仅出现作者名字和出版年）引用的书或者文章，这些书或者文章的名字的译名也许会出现在文献目录里。最后，对于那些已经被译成英语的书或文章，它们被引用的时候总是出现翻译名称，即使它不是逐字逐句被翻译过来的。

 

本文由帕特里克·卡米莱尔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

李楠 译

 

注释
1. 参见卡尔·马克思(1903) ‘Einleitung zu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 Neue Zeit, Year 21, vol. 1:第710页。
2. 这份报告的俄文版发表于1923年。
3. 参见达维德·梁赞诺夫著作‘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atest reports on the literary bequest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Year 11:第393－394页。
4. 同上，第394页。
5. 参马恩列研究院‘Vorwort’ (Foreword), in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Moscow: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Ⅶ。
6. 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1964) ‘Introduction’, in Karl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第10页。
7. 参见戴维·麦克莱伦Marx’s Grundrisse, London: Macmillan.：第2页。
8. 同上，第14－15页。
9. 参见马丁·尼古劳斯‘Foreword’, in Marx, Karl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第7页。
10. 见附录1译本时间表。上面提到的全译本应该加上瑞典版和马其顿版，《导言》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被译成了非常多的语种，从越南语到挪威语，从阿拉伯语到荷兰语，从希伯来语到保加利亚语。
11. 合格总数包括正在研究出版的国家的确定的数字。
12. 参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vol. 1, London: Pluto Press：xi。
13. 参见维塔利·维戈茨基(1974)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 Tunbridge Wells: Abacus Press：第44页。
14. 参见路易·阿尔蒂塞和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 (1979)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第32页。
15. 参见吕西安·塞夫（Sève Lucien）,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Paris: La Dispute, 2004，他回忆“阿尔蒂塞将《导言》之类的文献排除在外……他从未在字的真正意义上阅读《大纲》。”（第29页）。顺应加斯东·巴舍拉尔（Gaston Bachelard）的“认识论的中断”，阿尔蒂塞自己借用的名词，塞夫谈到了“一个人为的参考书目的中断导致了关于其起源和与马克思成熟思想联系的最严重的错误观点。”（第30页）

 

参考书目
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Étienne (1979)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Hobsbawm, Eric J. (1964) ‘Introduction’, in Karl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p. 9-65.
Marx, Karl (1903) ‘Einleitung zu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 Neue Zeit, Year 21, vol. 1: 710–18, 741–5, and 772–81.
Marx-Engels-Lenin-Institut (1939), ‘Vorwort’ (Foreword), in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Moscow: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pp. VII-XVI.
McLellan, David (1971) Marx’s Grundrisse, London: Macmillan.
Morita, Kiriro and Toshio Yamada, Toshio (1974) Komentaru keizaigakuhihan’yoko (Commentaries on the Grundrisse), Tokyo: Nihonhyoronsha.
Musto, Marcello (2007) ‘The Rediscovery of Karl Marx’,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2/3: 477-98.
Nicolaus, Martin (1973) ‘Foreword’, in Marx, Karl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p. 7-63.
Projektgruppe Entwicklung des Marxschen Systems (1978)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Kommentar (Outline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Commentary), Hamburg: VSA.
Rosdolsky, Roman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vol. 1, London: Pluto Press.
Ryazanov, David (1925)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atest reports on the literary bequest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Year 11: 385-400.
Sève, Lucien (2004) Penser avec Marx aujourd’hui, Paris: La Dispute.
Vv. Aa. (1987) Pervonachal’ny variant ‘Kapitala’. Ekonomicheskie rukopisi K. Marksa 1857–1858 godov (The first version of Capital, K.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1858), Moscow: Politizdat.
Vygodski, Vitali (1974)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 Tunbridge Wells: Abacu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