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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和波兰独立斗争

马塞罗·默斯托 著  张福公 译
内容提要 | 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在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新闻工作和学术兴趣促使他将注意力聚焦于两个突出的历史事件:第一是美国内战的爆发,当时七个蓄奴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是波兰人民抵抗俄国占领的起义。

马克思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也借助国际工人协会影响了他的政治努力。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对美国内战和波兰独立斗争的研究是如何同他的理论发展和政治介入紧密联系起来的。通过考察,马克思把捉到了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微观动力学,这使得他能够为工人阶级组织提供有效的国际主义干预建议。

关 键 词 | 美国内战  奴隶制  波兰起义  国际工人协会  解放
作者简介 | 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
译者简介 | 张福公(1990—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南京 210023)

一、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
1861年春,美国内战的爆发震动了整个世界政治。这场战争是在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开始的,当时七个蓄奴州即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西安纳州和得克萨斯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随后,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后来的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尽管后两者没有正式宣布脱离)加入了脱离合众国的行列。随之而来的血腥冲突夺走南部同盟(the Confederacy,主张维持和扩大奴隶制)和北部联邦(the Union,忠于林肯但在某些情况下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大约75万人的生命。

马克思立即着手研究这一事件,并在7月初写信给恩格斯指出:“南部和北部之间的冲突,在北部五十年来一再屈辱地退让之后,终于(撇开‘骑士等级’的新的无耻的要求不谈)由于西北部各州的非凡发展对事件进程产生影响而爆发了。”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脱离主义运动没有任何合法性。他们应被视为“篡夺”,因为“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举行过全民投票”。无论如何,“这不仅仅是脱离北部,而且是巩固和加强南部三十万奴隶主对五百万白人实行寡头统治的问题”。几天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至于脱离问题,英国各报的报道完全不真实”,因为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到处“都有过对脱离的极其强烈的反抗”。而且,在允许选举协商的地方,一切活动都是在应受谴责的情况下进行的。譬如,在墨西哥湾的各州,“真正的人民投票只在几个州里举行了”。在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大批军队突然开入该州”,而“关于脱离问题的投票,就是在这些军队的掩护下进行的(纯粹是波拿巴式的)。尽管不断采取恐怖手段,但还是有五万票拥护联邦”。在得克萨斯州,“除南卡罗来纳以外,它拥有最强大的蓄奴党和最残暴的恐怖手段,但仍然有一万一千票拥护联邦”。在亚拉巴马州,“人民既没有就脱离问题举行投票,也没有就新宪法等问题举行投票。这里选出的代表大会以六十一票对三十九票通过脱离法令。但是几乎完全由白人居住的北部各郡投的这三十九票比那六十一票代表了更多的自由人;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每个奴隶主同时还可以替他五分之三的奴隶投票”。至于路易西安纳州,“在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投票赞成联邦的比赞成脱离派的多。但是这些代表倒过去了”。

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的这些想法在他的新闻稿件中得到了更为重要的论证补充。除了投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零星稿件之外,马克思于1861年10月也开始为维也纳的自由派日报《新闻报》(Die Presse)撰稿,该报当时有3万名订阅者,是奥地利最受欢迎的报纸,也是最受欢迎的德语报纸之一。这些文章的主题——也包括关于法国对墨西哥的第二次入侵的报道——主要是美国内战对英国的经济影响。马克思尤其关注了贸易发展和财政状况,并评估了公众舆论的趋势。因此,在《伦敦的工人大会》(1862年)中,他对英国工人组织的示威活动表示欣慰,他们虽然“在议会中是没有代表的”,但却成功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影响”,阻止了英国对联邦的军事干预。

同样地,当美国海军在一艘英国船只上非法逮捕两名南部同盟的外交官时,马克思就“特伦特号”事件(Trent Affair)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他写道,美国永远不应忘记:“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对于他们来说,“尽管被收买的、不负责任的报界天天进行恶毒的煽动,但在这和平处于千钧一发的整个时期内,没有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能在联合王国召开成功”。当“把官方的和富裕的约翰牛的伪善、威逼、怯懦和愚蠢的行为拿来和这种立场作比较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更值得赞扬:一方是勇敢和一致,另一方则是不连贯和自相矛盾。他在1861年5月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评论道:“所有的英国官方报刊自然都支持奴隶主。正是这些先生们,曾以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慈善言论使全世界都听得发腻。但是棉花啊,棉花! ”

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兴趣远远超出了这场内战对英国的影响。他首先想要阐明这场冲突的本质。他在内战爆发几个月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一文中指出:“欧洲各国人民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更深入地分析了两个敌对党派的论点。他首先揭露了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虚伪。在《北美内战》(1861年10月25日)一文中,马克思嘲笑当时英国的主流报刊《泰晤士报》的“辉煌的发现”,即认为美国南北战争“仅仅是一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其结论是英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宣布支持南部同盟所代表的“自由贸易”。而包括《经济学家》和《星期六评论》在内的许多报刊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并坚持认为“奴隶制度问题……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在反驳这些解释时,马克思提请大家注意这场冲突背后的政治动机。他指出,南部奴隶主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从而“对美国产生政治影响”。为此,有必要征服新的地区(如1845年发生的吞并得克萨斯州)或将美国的现有地区变为“蓄奴州”。 美国奴隶制的支持者是“一个狭小的寡头统治,与之对立的是好几百万所谓‘白种贫民’,这些白种贫民的人数由于地产的集中而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处境也只有罗马帝国极度衰微时期的罗马平民才可比拟”。因此,“取得新的领地和有希望取得新的领土”是将穷人的利益与奴隶主的利益等同起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把他们的热烈的事业欲引到一个无害的方向,并且用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奴隶主的希望来羁縻他们”。另一方面,林肯追求的目标是“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经济规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从而消灭“蓄奴州”的政治“领导权”。

马克思在文章中反驳道:“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基于对这种经济形式的扩张主义机制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这些评论突显了马克思与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之间的分歧,后者拒绝在北方军队中建立指挥所,认为这只是一场与奴隶解放无关的权力斗争。对于加里波第的立场以及他未能恢复双方和平的努力,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评论道:“加里波第这头蠢驴由于给北方佬写信谈同心一致而声名扫地了。” 鉴于加里波第无法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真正目标或选择,马克思在对可能的历史发展作出一种非极多主义的警告(non-maximalist alert)的同时,立刻意识到美国内战的结果将对全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设定了依循奴隶制道路或解放道路前进的历史时钟。

1864年11月,面对各种事件急剧变化的状况,马克思告诉他的表舅莱昂·菲利浦斯(Lion Philips):“林肯当选时,问题只是在于不对奴隶主作出任何新的让步,然而现在,废除奴隶制已是大家公认的、并且一部分是已经实现了的目的。”他还补充道:“应当承认,象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大转变还从未有过。它将会对全世界发生极其良好的影响。”

二、亚伯拉罕·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
1864年11月,林肯连任总统使马克思有机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发表具有明确政治意义的祝贺:“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末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则是:消灭奴隶制!”

南部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宣称,“奴隶制是仁慈的制度”,甚至鼓吹它是“解决劳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老办法”。因此,马克思迫切希望澄清事实真相:“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甚至在上层阶级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士进行的狂热袒护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可怕的警号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 然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问题:“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非常类似的观点,在那里,他明确强调:“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畸形的,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就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轻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马克思很清楚林肯的温和政治立场,他也没有掩盖他的一些盟友的种族偏见。但他总是不带任何宗派主义地明确强调南部的奴隶制与北方的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差异。马克思明白,美国正在发展着的各种条件将摧毁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制度之一。奴隶制和种族压迫的终结将使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能在一个更有利的框架中进行,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由于约翰逊总统在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统职位,马克思便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马克思想提醒安德鲁·约翰逊,他作为总统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即“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

几年后,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发表了一篇《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1869年)。他清楚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苦难同金融贵族、暴发户贵族和其他因战争而出现的寄生虫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国内战争总还有好的结果,那就是奴隶的解放以及因此而对你们本身的阶级运动所起的刺激作用”。最后,他总结道:“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现在,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

三、关于波兰革命与俄国的反动角色问题
至于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的许多精彩的分析性文章,只有其中一部分被发表出来。1862年2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从德国当前的恶劣情况来看”,维也纳《新闻报》并没有成为“原来所指望的奶牛”来支撑令他苦恼的财务状况。“这些家伙”可能“每四篇文章只登一篇”,因此他不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改善他的家庭状况,还要遭受“白费时间”和揣测“仁慈的编辑部是否会恩准发表某一篇文章”的苦恼。 马克思在4月份重复了这一想法,他向恩格斯发表了一段讽刺性的评论:“维科在自己的《新科学》中说,德国是欧洲唯一的还在用‘英雄语言’的国家。如果这个老那不勒斯人有幸领略维也纳《新闻报》或柏林《国民报》的语言,那他是会抛弃这种成见的。” 1862年底,马克思决定放弃与奥地利报纸的合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成功发表了52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是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撰写的。

虽然震动美国的各种事件是马克思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主要焦点,但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也一直在密切关注俄国和东欧的一切主要动向。在1860年6月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对一个重要的政治焦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俄国及其盟友亨利·帕默斯顿(Henry Palmerston)和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他试图说服拉萨尔,他们的“党”的立场和那个带有浪漫主义观点的托利党政治家大卫·乌尔卡尔特 (David Urquhart)的立场之间没有任何不合法之处。对于乌尔卡尔特——为了达到反俄和反自由的目的,他厚颜无耻地再版了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初刊登在英国宪章派的机关报上的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马克思写道:“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这我根本不在乎;正如,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即民族主义的——作者注]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马克思继续说:“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像‘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一直在寻找一种可能抑制俄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反动作用的反抗迹象,并在1863年初写信给恩格斯(即波兰一月起义爆发和俾斯麦随即帮助镇压起义后不久)说:“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 四天后,他表示道:“波兰事件和普鲁士的干涉,这的确是一种使我们非说话不可的形势。”

鉴于这些事件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只通过发表文章来发声是不够的。因此,他建议立即在伦敦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名义发表一份接近其政治立场的宣言。如果他想继续申请德国公民身份和“返回德国”,这将为他提供掩护。恩格斯应该写这本小册子的“军事部分”,重点是“德国在复兴波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马克思将撰写它的“外交部分”。 当1863年2月18日普鲁士众议院谴责政府政策并通过一项支持中立的决议时,马克思热情洋溢地指出:“我们很快就会有革命了。” 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波兰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来证明在霍亨索伦世袭领地存在的时候,要捍卫德国的利益是不可能的。” 俾斯麦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或者他授权“普鲁士将[波兰]领土视为俄国的领土”,构成了马克思继续完成他的计划的政治动机。

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另一个周密研究计划。他在5月下旬寄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一直在研究波兰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使他能够“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 ”。因此,在1863年2月至5月间,他写了一篇题为《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手稿,这些手稿很好地记录了柏林对莫斯科的历史性从属。对于霍亨索伦王朝来说,“俄国的发展代表了普鲁士的发展规律”,“没有俄国就没有普鲁士”。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波兰的复兴将意味着当前俄国的溃败,挫败其篡取全球霸权的企图”。出于同样的原因,“波兰的覆灭——对俄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意味着]德国的某种衰落,(因为)唯一能够抵挡普遍的斯拉夫洪水的大坝崩溃了”。但这篇拟作的文章最终没有完成。这一次,责任显然在于恩格斯(他负责撰写最重要的军事部分),而马克思的“外交部分”则“随时准备写好,它将只是作为一点补充”。然而,当年10月,马克思设法发表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1863年),以帮助波兰自由战士筹集资金。它开篇就是一个响亮的声明:“波兰问题是德国问题。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统一的德国,就不可能使德国摆脱从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开始造成的对俄国的从属地位。”但在马克思看来,“德国贵族阶级早就承认沙皇是幕后的最高的国家统治者。德国资产阶级一声不响,消极冷淡地坐视英勇的人民遭到屠杀”。而“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并将与波兰反抗者并肩作战。

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斗争是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反俄斗争。这场斗争直到1864年4月才结束,俄国人处决了革命政府的代表、最终镇压了这场起义。当年五月,俄军还完成了对北高加索的占领,从而结束了自1817年就已爆发的一场战争。对此,马克思再次表现出非凡的洞察力,不同于“欧洲以白痴般的冷漠态度加以观望”,他将“镇压波兰起义和占领高加索这两件事”看作“是1815年以来最严重的欧洲事件”。

四、第一国际对波兰斗争的支援
马克思继续投身于对波兰问题的研究,并多次在第一国际内部进行讨论。实际上,由于一些法国和英国的工人组织在伦敦明确表达了对波兰人民反抗沙皇侵占的声援,因此,第一国际于1863年7月组织召开了最重要的基金会筹备会议。

后来,在第一国际成立三个月后,在总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于1864年1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者彼得·福克斯(Peter Fox)在他给波兰人的公开信中说:“法国人在传统上比英国人更加同情波兰人。” 对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正如他写信给恩格斯时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把法国人不断背弃波兰人的历史上无可争辩的情景,从路易十五起直到第二个波拿巴止,作了详尽的描绘”。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他撰写了一篇新的手稿,即后来所说的《波兰和法国》(1864年)。该手稿是用英语写成的,时间上涵盖了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到1812年这一段时期。

在一年后的1865年9月,即第一国际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刚结束后不久,马克思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工人运动外交政策的议程草案。作为一项优先事项,马克思表示:“需要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而这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但马克思对波兰问题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在面对各个遥远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能够及时掌握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为事件的转化作出贡献。而当今世界的左翼运动迫切需要复兴这种国际主义视野。

参考书目
i 马克思用它来指称当时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译者注
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0~181页。
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1页。
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1页。马克思在撰写此文时并不熟悉的1860年人口普查记录了超过394000名奴隶主,或8%的美国家庭。然而,奴隶的数量总计为3950000。参见United States Census Offic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Compiled from the Original Returns of the Eighth Census Under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6.
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6页。
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8页。
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8页。
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80页。
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3页。
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3页。
x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4页。
x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01页。
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4页。有关马克思对奴隶制的思考,参见W. Backhaus, Marx, Engels und die Sklaverei, Düsseldorf: Schwann, 1974.
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6~347页。
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7页。
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8页。
x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4页。
x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5页。
x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5页。
x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6页。
xxi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6页。关于“南部奴隶制的内在扩张主义特征”,参见R. Blackburn,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Marx and Lincoln, London: Verso, London 2011, p. 21.
xx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3页。
x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页。
x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页。
x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
x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这里马克思引用的话是出自奴隶主A.斯蒂芬斯(A. Stephens)于1861年3月21日在萨凡纳(Savannah)发表的演讲,该演讲发表在1861年3月2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xx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21页。
xx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页。
xxx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xxx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xxxiv 关于两者的差异,参见A. Kulikoff, Abraham Lincoln and Karl Marx in Dialog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xxxv 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指出:“打败奴隶主统治集团和解放奴隶,并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它将会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劳工的组织和进步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富有的奴隶主类似于欧洲的贵族,而推翻他们的任务也类似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宣扬过的作为德意志革命者当下目标的民主革命。”译文参考[英]罗宾·布莱克本:《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李晓江、陈志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xxx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9页。
xxx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页。
xxx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页。
xxx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2~403页。
xl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6页。
xl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0页。
xlii K. Marx, Lord Palmerston, in MECW, vol.12, 1979, pp. 341-406.
xl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7页。 关于马克思对俄国的政治观念的研究,参见Dawid Rjasanow, 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ssland in Europa, Die Neue Zeit, Ergänzungshefte Nr.5, 1909, pp.1-64; Bernd Rabehl, Die Kontroverse innerhalb des russischen Marxismus über die asiatischen und westlich-kapitalistischen Ursprünge der Gesellschaft,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zaristischen Staates in Russland, in Ulf Wolter (ed.), Karl Marx. Die Geschichte der Geheimdiplomatie des 18. Jahrhunderts. Über den asiatischen Ursprung der russischen Despotie; Berlin: Olle und Wolter, 1977, pp.112-78; 另参见Bruno Bongiovanni, Le repliche della storia,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1989, pp. 171-189.
xliv 参见Marcello Musto,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8, p.132。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8页。
xl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2页。
xl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3页。
xl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3页。
xl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0页。
xl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1页。
l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 89. 关于所有马克思讨论波兰问题的手稿的主题性文集,参见K. Marx, Manuskripte über die Polnische Frage (1863-1864), S’-Gravenhage: Mouton and co., 1961。 关于按照文章的时间顺序汇编而成的版本,参见K. Marx, Przyczynki do historii kwestii polskiej. Rękopisyzlat 1863 -1864 /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polnischen Frage, Manuskipte aus den Jahren 1863-1864,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1971。
l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6页。
lii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liii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liv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7. B.邦乔瓦尼(B. Bongiovanni)指出:“在马克思这个国际大事件的热情观察者看来,那种对社会进步不够敏感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陈旧特征的危险偏执的解决问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走向最终斗争即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特殊矛盾的准备工作。”参见B. Bongiovanni, Introduzione, in K. Marx, Manoscritti Sulla Questione Polacca (1863-1864),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81, p. xxv。
lv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7页。
lv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4页。
lv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4页。
lvii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15页。
li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01~402页。
lx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页。
lxi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9页。译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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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 Du Kaer Makesi!——Yimanniuer Wolesitan Fang Tan”

阅读卡尔·马克思!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访谈

马塞罗·默斯托 著     张福公 译

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与意识形态风靡全球。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深刻不平等(尤其是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当代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促使许多学者、经济分析家和政治家们重新开始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寻求一种替代性方案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于是,几乎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涌现出一股“复兴马克思”的热潮,即回到一位过去曾被错误地混同于马列教条主义、在柏林墙倒塌后又被轻率地抛弃的思想家。
回到马克思不仅在于他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发展动态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于他的著作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借助它可以仔细检验为什么过去用另一种生产方式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经济实验大都失败了。关于这些失败的解释对于我们当下寻求各种替代性方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学者,是在世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最适合谈论马克思的当代意义的学者之一。他长期以来都是马克思的读者,而且,他自己的著作也深受这位于1818年5月5日在特利尔出生的革命家的理论的影响。沃勒斯坦已撰写了30余部著作,并被译为多种语言文字,其中就包括从1974年至2011年以四卷本出版的著名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
默斯托:沃勒斯坦教授,最近30年来,围绕马克思对当今世界是否依旧具有解释力这一问题,世界各地在持续出版着各种著述,展开各种争,以及召开各种会议。这种现象令人惊讶吗?或者,您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一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人们来说仍然有效吗?
沃勒斯坦:关于马克思,有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你从前门将他推出去,他又会从后窗溜回来。现在的情况又是如此。马克思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不得不解决那些他仍然很有发言权的问题,因为他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不同于大多数其他作家。很多专栏作家和学者——不只是我自己——都发现马克思是极为有用的。而且,无论人们在1989年曾做过怎样的预言,今天我们再次迎来了一个马克思广受欢迎的新时期。
默斯托:柏林墙的倒塌将马克思从一种与他的社会观几乎无关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出来。这种伴随苏联解体而形成的政治图景使马克思从一种国家机器的傀儡角色中解脱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让马克思关于世界的解释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呢?
沃勒斯坦:我相信,当人们想用一个概念来概括马克思关于世界的解释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当我根据当前的各种问题来阅读马克思的时候,对我而言,阶级斗争就意味着我所说的全球左派(the Global Left)为反对全球右派(the Global Right)而进行的必要斗争。我认为前者是致力于代表那些处于收入底层的80%的世界人口,而后者则可能代表1%的人口。而这场斗争的关键就在于另外19%的人口,也就是如何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而不是对方的阵营。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体系出现了结构性危机的时代。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将会取代它。我坚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所说的“达沃斯精神(Spirit of Davos)”。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保留着资本主义最坏的那些特征的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剥削,而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两极分化。另一种就是建立一种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制度。阶级斗争是一种为了影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前景所采取的必要尝试。
默斯托:您对于中产阶级的思考使我想起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思想,不过,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懂得如何激励大众,也就是您提到的80%的世界人口参与政治。这一点对于所谓“全球南方”来说尤为紧迫,那里集聚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而且,在那里,尽管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造成的不平等急剧增长,但是各种进步运动却比之前愈加萎靡不振。在这些地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抗经常被引向对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各种仇外政党的支持。而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现象也在欧洲出现了。
那么,马克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新形势吗?最近发表的一些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关马克思的新阐释,用您的话来说,它们或许有助于为马克思在将来的回归打开其他的“后窗”。这些研究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考察已经超出了劳资冲突的层面,而将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实际上,马克思投入了大量时间来研究非欧洲社会和殖民主义对资本主义边缘所发挥的毁灭性作用。同样,与那些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等同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解读相反,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直占据着显著地位。
最后,马克思对学者们在谈论他本人时经常忽略的其他主题同样有着广泛的兴趣,其中包括技术的潜力、民族主义批判、对不受国家控制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探索以及个人自由在当代社会中的必要性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是,除了马克思的这些新面孔——它表明人们重拾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将是一种在未来几年里注定会持续下去的现象,您能谈一谈您认为今天值得重新思考的马克思最被认可的三种思想吗?
沃勒斯坦:首先,马克思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向我们阐释了资本主义并不是组织社会的自然方式。在他年仅29岁时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就已经嘲弄了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马克思写道,对他们来说,“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却不将历史用于他们所拥护的生产方式上,而是将资本主义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在《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一书中,我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以此来反对少数主流政治经济学家所信奉的一些含糊不清的观点。我曾多次强调,任何资本主义都是历史性的。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简单明了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
其次,我想强调一下“原始积累”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它表明剥夺农民手中的土地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清楚认识到这是形成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关键过程。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起源时就已经出现,而今天它依然存在着。
最后,我想恳请大家对“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个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建立的制度中,国家掌握着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没有遭受剥削或压迫。他们实际上遭受了剥削或压迫。而在此之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任何人从未想过会像斯大林那样谈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种可能的方案。生产资料也可以被合作拥有(cooperatively owned)。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就必须知道究竟谁生产了剩余价值,谁又得到了剩余价值。同资本主义相比,这就需要进行彻底地重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默斯托: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许多新书和电影都聚焦于他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有没有一个您觉得是最有趣的时期?
沃勒斯坦:马克思的一生是异常艰辛的。他要同严峻的自身贫困作斗争,他很幸运有一位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在感情生活上也过得并不轻松。但他坚持不懈地从事着他视为毕生使命的工作——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这是令人钦佩的。这正是他所着眼的东西,所以他并不想解释古代,亦不想定义未来社会主义的面貌。这些都不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任务。他只想理解他正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世界。
默斯托:就马克思的一生而言,他不只是一个一头扎进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的书堆中与世隔绝的学者,而是一个始终投身于自己时代的纷繁斗争中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者。由于他的激进主义,马克思在年轻时就遭到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驱逐。当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又被迫流亡英国。他创办报纸和杂志,一直竭尽所能支持工人运动。后来,在1864—1872年间,他成为第一个工人阶级跨国组织即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者。1871年,马克思公开声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实验的巴黎公社。
沃勒斯坦:是的,的确如此。记住马克思的战斗性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你最近在《无产者们联合起来!》(Workers Unite!)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第一国际是一个成员彼此之间相距遥远的组织,而且当时缺乏便捷的交流手段。马克思的政治活动也延伸到新闻业。马克思在一生中的很多时期都从事过新闻工作,他把这一工作当作自己同广大读者进行交流的一种途径。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是为了谋生,但他是将自己的投稿看作一种政治活动。他从来不是一个中立者,而始终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新闻记者。
默斯托:在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有学者重新比较了马克思同一些20世纪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之间的差异。您认为,马克思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沃勒斯坦:马克思的著作是富有启发性的,而它们要比那些对其思想的简单化阐释更加微妙和内涵丰富。记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句名言总是没错的,即如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总是随时准备着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状况,而不像很多其他人那样将他们自己的观点教条式地强加于人。马克思一直在探寻他眼前这个世界正面临的种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依然是一个富有教益的指引者的原因。
默斯托:最后,让我们做个结语,您想对那些还尚未接触马克思的年轻一代说点什么呢?
沃勒斯坦:我想对年轻人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一定要读一读马克思。不要读关于他的东西,而是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同许多谈论马克思的人相比,真正读过马克思的人其实不多。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亚当·斯密。一般来说,人们只是读过有关这些经典著作的东西,从别人的概述中了解它们。他们想节省时间,但其实这是在浪费时间!一个人一定要阅读那些有趣的人的著作,而马克思就是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中最有趣的学者。这是确定无疑的。无论是他的写作数量,还是其分析的质量,都没有人能够同他比肩。因此,我想对年轻一代人说,马克思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不过你们必须读他、读他、再读他。阅读卡尔·马克思吧!

[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张福公:南京大学哲学系]

1. 关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个人网站,请参见www.iwallerst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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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创作

一、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资本论》是马克思二十多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1857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他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写下了囊括八个笔记本的《大纲》。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是其工作计划的第一部分。该书包括第一章“商品”(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和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探讨各种货币理论)。在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1861年8月,马克思再次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他仍想写六本著作,每一本都专注于他在1859年列出的一个主题。截止到1863年6月,他写了23本笔记,内容涉及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商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经济学家们的各种剩余价值学说。 从1861年夏到1862年3月,他都在写新的一章“资本一般”,并试图将它作为出版计划的第三章。到1863年末,马克思在其准备手稿(23本笔记中的前5本笔记)中关注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特别是:(1)货币向资本的转化;(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 其中,某些在《大纲》中论述过的主题得到更丰富而准确的分析。

沉重经济负担的片刻缓解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以便做出重要的理论推进。1861年10月底,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境况终于有所好转,我至少又重新感到自己脚踏实地。” 这时,他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撰稿,并能获得每周两磅的报酬,同时也跟另一家报社签订了合同。但在12月,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已负债累累。由于这些烦恼,他的研究推进得很缓慢:“在当前情况下,要迅速完成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而当《纽约每日论坛》因内战导致的财务紧张而削减外国通信员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马克思为该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准备于1862年3月10日。自此以后,他就失去了从1851年夏以来的主要收入来源。

1862年春,马克思开始了新的研究领域:剩余价值理论, 并计划将其作为第三章“资本一般”的第五部分 和最后一部分。在整整十个笔记本中,马克思细致分析了主要经济学家是如何解决剩余价值问题的。他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
在第六笔记本中,马克思从批判重农主义者开始。首先,他将他们看作“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因为他们“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指出剩余价值并非来源于“流通领域”,而是来源于“生产领域”。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 。但他们错误地将农业劳动看作是“惟一的生产劳动” ,将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惟一形式” 。他们的分析局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土地的生产率“只够维持他本人的生活” 。因此,剩余价值看起来就像“自然的赐予” 。
在第六笔记本的后半部分和第七、八、九笔记本的大部分中,马克思集中关注了亚当·斯密。他没有犯重农主义者的错误,即“创造剩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农业劳动” 。马克思认为,斯密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已经认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劳动过程中,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活劳动的一部分,或者从工人的立场来看,以较多的劳动同较少的劳动相交换,从资本家的立场来看,以较少的劳动同较多的劳动相交换。然而,斯密的局限在于他没有将“剩余价值本身”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上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 他不是将剩余价值同它所由产生的那部分资本联系起来看,而是看作“超出预付资本总价值的余额” ,包括资本家用来购买原料的部分。

在六月初,马克思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经济学家,比如,热尔曼·加尔涅 (Germain Garnier,1754 – 1821)和沙尔·加尼耳(Charles Ganilh,1758 – 1836)。然后,他进一步探究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再次关注了斯密。虽然斯密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清晰,但已指出两者的区别。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而非生产劳动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 在斯密看来,统治者的活动——以及统治者周围的法官、军官——不生产价值,而这是与对国家公务员的指责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由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 。

在第十笔记本中,马克思转向对弗朗西斯·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 – 1774)的《经济表》的分析,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看作“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
同时,马克思的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以致他的妻子不得不考虑卖掉他的一些书籍。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加紧工作”,并告诉恩格斯说:“奇怪的是,在种种困苦的包围之下,我的脑袋倒比前几年更好用了。” 当年夏天,他写了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笔记本。在这些笔记本中,马克思主要关注了地租理论,并决定将其作为正计划出版的一本书的增补。 马克思批判地考察了约翰·洛贝尔图斯(Johann Rodbertus,1805–1875)的思想,随后对大卫·李嘉图的学说做了大量分析。 李嘉图否定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只承认同土地肥力和位置相关的级差地租。在这一理论中,地租是一种超额利润: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因为那将与他的“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的价值概念”相矛盾。 他将不得不承认农产品经常是以高于其费用价格出售的,而他将费用价格算作预付资本和平均利润的总和。 与之相反,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认为,“土地私有制的确(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提高了原料的价格” 。

从1862年6月到12月,马克思写了第十四、十五笔记本。他对各个经济学家做了大量批判性的分析。他注意到托马斯·R·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他的剩余价值源于卖家以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这代表了经济理论向过去的倒退,因为他是从商品交换中得出利润。 马克思指责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 -1836)误解了剩余价值和利润;强调赛米尔·贝利(Samuel Bailey,1791-1870)因未能区分内在价值尺度和商品价值而造成混淆;批评约翰·S·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没有意识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区别 ,后者不仅由工资水平决定,而且由其他不直接作用于它的因素决定。

马克思同样特别关注了反对李嘉图理论的经济学家,例如社会主义者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1787-1869)。最后,他对匿名文本《各种收入及其源泉》做了分析。他认为,这是一本“庸俗经济学”的完美例子,“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 。通过对这本书的研究,马克思总结分析了过去主要经济学家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开始考察商业资本,或者不创造却瓜分剩余价值的资本。 马克思认为,改良派对生息资本的反驳并没有“触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只是攻击这种生产的一个结果” 。

随着对商业资本的研究,马克思进入到所谓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三阶段。这开始于1862年的12月,在第十六笔记本的“资本和利润”一节中,马克思标上了“第三章” 。这里马克思写了一个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提纲。在第十七笔记本中,他回到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问题。在1862年底,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或“第一册的续篇”(“大约有三十印张”)“现在已经脱稿”。现在,马克思对之前的研究计划做了修改,决定使用《资本论》这个新标题,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是副标题” ,而且“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

马克思打算在1863年写一个手稿的“誊清本” ,并亲自带到德国去。然后再“结束资本、竞争和信用的阐述”。同时,他也对1859年的版本和正在准备的工作之间的写作风格做了比较:“第一分册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他进一步补充道:“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

在新年伊始,马克思更详细地罗列了他的工作所包含的各个部分。他在第十八笔记本的一个目录中指出,“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可分为如下部分:
(1)导言。商品。货币。(2) 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 (4) 相对剩余价值。[…]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7)生产过程的结果。[…] (8)剩余价值理论。(9)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第一篇,而是起草了一份关于“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目录。这一部分构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主题,具体如下: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区别。(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3)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4)地租。[…] (5)所谓的李嘉图地租规律史。(6)利润率下降的规律。(7)利润理论。[…] (8)利润分成产业利润和利息。[…](9)收入及其各种来源。[…] (10)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货币回流运动。(11)庸俗经济学。(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在1863年1月写的第十八笔记本中,马克思继续对商业资本展开分析。他在对经济学家们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中插入了一些增补,考察了乔治·拉姆赛(George Ramsay,1855-1935),安东·埃利泽·舍尔比利埃(Antoine-Elisée Cherbuliez,1797 -1869)和查理·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的思想。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窘况依然存在,甚至在1863年初变得更糟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自己处在深渊的边缘。同时,马克思又得了肝病,这注定会折磨他很长时间。

在此期间,除了对机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不得不暂停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但在三月份,他还是写了第二十和二十一两个笔记本,涉及到积累、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和形式从属,以及资本与劳动的生产率问题。这些研究同马克思当时所研究的重要主题(剩余价值)紧密相关。

五月底,他告诉恩格斯,前几周他一直在英国博物馆研究波兰问题 :“我所做的是: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此外,阅读与我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文献,并且作了摘要。” 这些写于五、六月间的笔记收录在另外八个笔记本(A-H)中,囊括了几百页的关于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学研究的总结性内容。
六月中旬,马克思的身体刚有所好转,便重回英国博物馆继续工作。七月中旬,他告诉恩格斯他每天花十小时来研究经济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准备在第二十二笔记本中重写魁奈的《经济表》 。然后,他完成了第二十三笔记本,即自1861年开始写的一系列笔记本的最后一本笔记。该笔记主要由注释和补充性评论组成。
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和对主要经济学家的深层批判性考察,马克思比过去更加坚定地继续从事他的重要工作。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清晰解决许多概念性和阐释性问题,但现在他在思想史部分的工作的完成促使他重新回到理论问题上来。

二、《资本论》三卷的写作
马克思咬紧牙关开启他工作的新阶段。自1863年夏,马克思就开始了对这部鸿篇巨著的真正创作。 直到1865年12月,他都在全身心地投入于各个部分的诸版本的写作,包括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的草稿,第三卷的主体部分(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惟一阐述) 和第二卷的最初版本(首次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一般概述)。对于《第一分册》序言中所提到的六册计划,马克思插入了一些原本打算在第二、三卷中加以阐述的关于地租和工资的主题。

1865年秋,马克思快速而全身心地写作第一卷。但结果是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11月开始,马克思接连患上皮肤病和溃疡,使他饱受病痛的折磨直至第二年早春。1866年4月中旬,马克思才得以重新开始工作,并继续专注于第一卷的写作。似乎就在那时,马克思写了所谓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草稿,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初版本的惟一部分。

夏天的到来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危险状况。只是在拉姆斯盖特做了一次家庭度假之后,在七月的最后一周和八月上旬,马克思才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开始写作《资本论》第三卷:先写了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然后是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这很可能是在1864年10月末和11月初之间完成的)。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会议,并在10月为大会写了就职演说和章程。 在因政治活动而短暂中断之后,马克思重新回到工作,写下了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期间,他的病情再次复发。

从1865年1月到5月,马克思投入到第二卷的写作中。这些手稿包括三章内容:(1)资本形态变化;(2)资本周转;(3)流通和再生产。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发展了新的观点,并将第一卷和第三卷中的一些理论联系起来。后来,这些材料都成为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部分内容。

然而,疾病仍没有停止折磨马克思,政治活动也占用了大量时间。尽管如此,马克思仍没有停止写作,即使这意味着他有时“直到四点钟才上床睡觉”。

促使马克思尽快完成《资本论》的最后一个动因就是出版商的合同。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前成员威廉·施特罗恩(Wilhelm Strohn)的中介,奥托·迈斯纳(Otto Meisner,1819-1902)于3月21日从汉堡给马克思寄来一封信,信里包括一份出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其中提到《资本论》“大约有50个印张 ,分两卷出版” 。
在1865年春末,马克思还写了第三卷的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业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1865年7月底,他告诉恩格斯:“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当诸多不可避免的减缓和一系列负面事件迫使马克思重新考虑自己的工作方法时,他给恩格斯写信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应把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商,还是先把整个著作完成?他更喜欢后一种解决方案,但他向恩格斯保证他在其他卷上的工作不会浪费时间:“工作进行得还是非常快,其他人就是丢开一切艺术上的考虑也未必能够如此。再加上规定我要以六十个印张为最大限度 ,因此我绝对有必要把整个东西放在面前,以便知道,要压缩和删节多少才能在给我指定的数量范围内均衡地和匀称地阐述各个部分。”

虽然马克思决定首先完成第一卷,但他不想搁置手头的第三卷的工作。在1865年7月到12月间,马克思片段式地写了第三卷的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和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因此,马克思从1864年夏到1865年底写的第三卷的结构同1863年1月在涉及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第十八笔记本中所列的12条提纲是非常相近的。

经济困难的消失使马克思可以继续推进他的工作,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年后,经济窘况重新出现,而且当年夏天,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更重要的是,因筹备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大会,他在9月份的工作尤为繁重。

三、《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
在1866年初,马克思开始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新草稿。一月中旬,他写信给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说:“病痛[…]各种偶然事情使我不愉快,由于国际协会而忙绿等等,这一切迫使我把每一分钟的空闲时间都用来誊清我的手稿。”然而,马克思认为自己已接近尾声,他将“能在3月份亲自把第一卷带给出版商排印”。他补充说,《资本论》的“两卷”会“同时出版” 。在另一封同一天给库格曼的信里,马克思说自己“每天用十二个小时去誊清” ,希望能在两个月内拿给汉堡的出版商。

但事与愿违,他一整年都在跟疾病作斗争。2月份,马克思遭受了最严重的发病,甚至危及到他的生命。这种形势给恩格斯敲响了警钟。由于担心最坏的情况,他坚决说服马克思不能再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了:“为了摆脱该死的痈,你的确应该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了,即使因此让书耽误三个月也无妨。事情确实会逐渐变得非常严重的,当你的脑子,如你自己所说的,不能胜任理论工作时,那你的确应该休息一下,别管这些高深的理论吧。放弃一段时间的夜间工作,过一过多少有点规律的生活。”
恩格斯立即咨询龚佩尔特(Gumpert)医生,医生建议了另一种治疗方案,同时他也就马克思的书提了一些建议。他想确保马克思已放弃在任何部分发表之前写完整部《资本论》的不现实的想法。他问道:“你能不能这样安排一下:至少将第一卷先送去付印,第二卷再晚几个月?”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每一点都作了答复。关于他的工作计划,他写道:
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 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时期,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关于日本的新资料(如果不是职业上的需要,通常我是绝不会看游记的)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就象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把“换班制度”用在同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的身上。

为了及时了解最新发现,马克思白天在图书馆学习,晚上写作手稿:这是一个紧张的日程安排,他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完成这本书上。就主要任务而言,他告诉恩格斯:“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最后,他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延长了出版计划:“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 事实上,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为了给马克思一些救济,恩格斯准备做出任何经济上的牺牲,并建议他完全休息一段时间。马克思接受恩格斯的劝说。3月15日他旅行去了马尔吉特,肯特郡的一个海滨疗养地。

四月初,马克思告诉他的朋友库格曼他“好多了”。但是他却抱怨,由于中断工作,“又两个多月”过去了,他的书“又要延期了” 。回到伦敦之后,由于风湿病和其它麻烦,他又继续中断了几个星期;他的身体仍然疲惫和脆弱。尽管他在6月初跟恩格斯说“幸好没有再出现痈的征兆” ,但他的工作“由于纯粹身体的情况一直进展得不好” 。

七月,马克思向库格曼陈述了自己当时设想的计划:
我的情况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象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

在回顾了自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来的工作后,马克思继续说: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加以概括而编成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显然,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是不够清楚的。

1866年秋,马克思陷入赤贫窘境。他被迫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同贫困作斗争。12月,他写道:“我只是苦于私人不能象商人那样名正言顺地向破产法庭提出破产声明。” 整个冬天这种情况都没有改变,在1867年2月末,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到星期六(后天)我要付给一个杂货铺老板起码五英镑,不然我的家产就要照他的要求被查封。[…]著作即将完成,如果不是近来受到各方面的打扰,本来今天就可以完工。”

1867年4月初,马克思终于能够给恩格斯一个期待已久的消息,即这本书完成了。现在他要带着它去德国,他又一次被迫向他的朋友求助,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衣服和表” 从当铺取出来,否则他就不能离开了。
到达汉堡后,马克思同恩格斯讨论了迈斯纳提出的新计划:
他现在想把书分成三卷出版。尤其是,他反对照我原来打算的那样缩减最后一本书(历史文献部分)的篇幅。他说,考虑到书的销路问题[…]他的最大希望正是寄托在这一部分上。我告诉他,在这方面听凭他决定。
几天后,马克思给贝克尔写一封相似的信:
全书将分为三卷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包括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马克思在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Sigfrid Meyer ,1840-1872)的信中写道:“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
六月中旬,恩格斯参与了出版文本的修订。他认为,与1859年的《第一分册》相比,“在辨证发展的明确性上,前进了一大步” 。对此,马克思深感鼓舞:“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现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 但是,恩格斯注意到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阐述过于抽象,对一般读者来说不够清楚;他同样感到遗憾的是,恰恰这一重要的部分“带有一些受痈困扰的痕迹” 。在回复中,马克思诅咒了使其身体深受折磨的原因—“我希望资产阶级毕生都会记得我的痈” ,并说服自己增加一个附录,以便更加通俗地阐述他的价值形式思想。新增的二十页完成于六月末。

马克思于1867年8月1日凌晨2点完成论证校对。几分钟后,他给恩格斯写信说:“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刚刚校完。[…]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几天后,在给恩格斯的另一封信中,他总结了这本书的两个重点:“(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出版发行。 经最后修订的目录内容如下:
序言
1.商品和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4.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6.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一部分附录,1:价值形式

尽管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和最后的增补,《资本论》的结构在接下来几年里还是做了相当大的扩展,并对文本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因此,在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依然对它投入了大量精力。

四、追寻最后的版本
1867年10月,马克思回到第二卷的写作。当与此同时,马克思仍然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11月底,马克思写信说:“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恶化,根本谈不上工作了。”

1868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持续反复。3月末,他告诉恩格斯他应该“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他补充说这对他来说“办不到”,即使他“有钱去游荡”。 正当他重新开始写第二卷第二稿时,新的中断出现了。当年春,他完成前两章,并着手写一组准备手稿——涉及剩余价值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 利润率规律和资本的形态变化——这些直到1868年末才完成。
在1868年4月末,马克思给恩格斯发了一份新的提纲,特别提及“利润率的阐述方法” 。他指出,第二册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将根据第一册中所阐述的前提来论述”。他打算以更好的方式论述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资本周转的“形式规定”。因此,研究“各个资本、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收入(=m)相互之间的社会交错现象。”然后第三卷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离的组成部分” 。

然而,5月份健康问题又回来了。在8月的第二周,他告诉库格曼他希望在1869年“9月底”之前完成整个工作。 但秋天,痈又复发了。1869年春,当马克思仍在写作第二卷第三章时, 他的肝病又恶化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克思一直遭受着各种不幸和麻烦,这致使他无法完成第二卷的工作。

这种推延也有理论上的原因。从1868年秋到1869年春,马克思决心了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他从《货币市场评论》、《经济学家》及类似刊物上摘录了大量关于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文章。 此外,1869年秋,马克思发现了有关俄国变革的新文献,于是决定学习俄语以便进行研究。他以一贯的严谨追求着这种新兴趣,1870年初燕妮告诉恩格斯,“他不去关心自己的健康,却非常热心地研究起俄语来,很少外出,饮食不定时,在腋下的痈已经肿得很大并且变硬以后才给人看。” 恩格斯赶紧写信试图说服他“单是为了你的第二卷”,他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否则,如果“总是这样时断时续,反反复复”,他将永远无法完成这本书。

夏初,马克思告诉库格曼说,他的工作“整整中断了一个冬天”,而且他“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
经历了各种中断和伴随巴黎公社的建立而投入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活动之后,马克思重新回到第一卷的新版本。他不满意对价值理论的阐述方式,于是从1871年12月到1872年1月重写了1867年的附录,因而也重写了第一章。 这次,除了一小部分的增补,马克思也修改了这本书的整个结构。
这些修改和重写也影响到了法文译本。从1872年的3月开始,马克思不得不修改草稿,这些草稿在1872年到1875年间被送给出版商。在修订过程中,马克思决定对基础文本做进一步修改,主要是关于资本积累的部分。在法文版的跋中,马克思强调它“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虽然节奏没有以前快了—因为他的健康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及需要在某些领域拓展自己的知识—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继续写作《资本论》。1875年,他为第三卷写了另一份手稿,即“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学计算(Mehrwertrate und Profitrate mathematisch behandelt)” 。从1876年10月到1881年初,他准备了第二卷的新手稿 。马克思的一些书信表明,如果他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也会更新第一卷。
马克思的这部巨著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恰恰揭示了他离那些自以为是的作家们有多远,这些人既包括他的大多数对手,也包括许多自诩为马克思的门徒的人。虽然它仍未完成 ,但是今天那些想用本质性的理论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们仍然不能放弃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张福公 王鸽 译

参考书目
* 本文系作者直接供稿。译文有删节。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CW, vol. 29, p. 2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这些笔记共计1472四开页。参见Friedrich Engels, ‘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 in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I, in MECW, vol. 36, p. 6.
这些笔记本被忽视了100多年,直到1973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补卷)最终出版。它的德文原版出版于1976年的MEGA2 vol.II/3.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0 October 1861, in MECW, vol. 41, p. 3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9 December 1861, in MECW, vol. 41, pp. 332-3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9页。
在1905到1910年间,考茨基以某种稍微偏离原始文本的形式出版过相关的手稿。
它的前四部分包括:(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4)关于如何将前三部分结合起来思考的小节——马克思实际没有写出来。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0, p. 3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在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这些手稿是以较少使用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一标题来命名的。)
Ibid., p. 3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Ibid., p. 3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Ibid., p. 3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Ibid., p. 3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Ibid., p. 3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Ibid., p. 3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Ibid., p. 3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Ibid., p. 3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Ibid., p. 3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Ibid., p. 3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1, p.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Ibid., p.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Ibid., p. 1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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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1, p. 2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8 June 1862, in MECW, vol. 41, p. 3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August 1862, in MECW, vol. 41, p. 3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5页。
这些笔记本构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卷。参见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 in MECW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Ibid., p. 3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 August 1862, in MECW, vol. 41, p. 3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8页。
Ibid., p. 3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0页。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I, in MECW, vol. 32, p. 2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Ibid., p. 3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Ibid., p. 4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这些是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的最后笔记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6页。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1863), in MEGA2, vol. II/3.5, pp. 1598-675.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op. cit., p. 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页。
参见写于1858年6月的《大纲》索引,包括“M”笔记本(即“1857年导言”)以及1860年为第三章写的草稿索引,即马克思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参见MECW, vol. 29, pp. 511-17.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op. cit., p. 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7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8 December 1862, in MECW, vol. 41, p. 4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7-638页。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II, in MECW, vol. 33, p. 347.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I, in MECW, vol. 33, pp. 346-7.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十六笔记本中已经对第一章做了概述,在第十八笔记本中准备了一个第二章的提纲。参见ibid., p. 299.
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的Marx-Engels Papers, B 98中有60多页的内容。基于这一研究,马克思开始了他的众多未完成的项目之一。参见 Karl Marx, Manuskripte über die polnische Frage (1863 – 1864). S-Gravenhage: Mouton, 19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9 May 1863, in MECW, vol. 41, p. 4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6页。
参见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93, B 100, B 101, B 102, B 103, B 104(包含了535页笔记)以及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RGASPI)的三个笔记本(包括RGASPI f.1, d. 1397, d. 1691, d. 5583)。马克思在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笔记本中利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6 July 1863, in MECW, vol. 41, p. 4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8页。
参见Michael Heinrich, ‘Entstehungs- und Auflös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pp. 176-9, in Werner Bonefeld and Michael Heinrich (eds.), Kapital & Kritik. Nach der ‘neuen’ Marx-Lektüre. Hamburg: VSA, 2011, pp. 176-9.海因里希认为,这一时期的手稿不应被看作是以《大纲》为开端的著作的第三版,而应该被看作《资本论》的第一草稿。
Karl Marx,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 Fred Moseley (ed.). Leiden: Brill, 2015.
参见Marcello Musto, ‘Introduction’, in Musto (Ed.),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 (Editor),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p. 1-68.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March 1865, in MECW, vol. 42, pp. 129-30.
50印张相当于800页。
‘Agreement between Mr. Karl Marx and Mr. Otto Meissner, Publisher and Bookseller’, in MECW, vol. 20, p. 36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1 July 1865, in MECW, vol. 42, p. 1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5页。
这相当于960页。后来, 迈斯纳表示同意更改他同马克思的合约。参见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April 1867, in MECW, vol. 42, p. 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1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5 August 1865, in MECW, vol. 42, p. 1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8页。
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时遵循了这一区分。参见Carl-Erich Vollgraf, Jürgen Jungnickel and Stephen Naron, ‘Marx in Marx’s Words? On Engels’ Edition of the Main Manuscript of Volume III of Capital,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2 (Spring, 2002), no. 1, pp. 35-78.另参见最新研究:Carl-Erich Vollgraf, ‘Das Kapital – bis zuletzt ein “Werk im Werden”,’ in Marx-Engels Jahrbuch, vol. 2012/13, pp. 113-33
和Regina Roth, ‘Die Herausgabe von Band 2 und 3 des Kapital durch Engels’, in ibid., pp. 168-82. 对于恩格斯编辑的批判性评价,参见Michael Heinrich, ‘Engel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in Science & Society, vol. 60 (1996-1997), no. 4, pp. 452-66.一种不同的观点,参见Michael R. Krätk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VSA, Hamburg 2017, esp. the final chapter ‘Gibt es ein Marx-Engels-Problem?’
Karl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15 Jan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9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5 Jan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8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0 Febr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p. 22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9页。
Ibid., p. 226. 第179页。
马克思后来把关于地租的部分插入到第三卷第六篇“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中。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3 February 1866, in MECW, vol. 42, p. 2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181页。
Ibid.,p. 2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1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6 April 1866, in MECW, vol. 42, p. 2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7 June 1866, in MECW, vol. 42, p. 2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4页。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9 June 1866, in MECW, vol. 42, p. 2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5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3 October 1866, in MECW, vol. 42., p. 3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5-536页。
Ibid., pp. 328-3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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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6 August 1867, in MECW, vol. 42, p. 4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8-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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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EGA2, vol. II/5, p. 674.
Ibid., p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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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in MEGA2, vol. II/11, pp. 1-3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57页。
这些文本已出版于Karl Marx,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8, in MEGA2, vol. II/4.3, pp. 78-234, and pp. 285-363. 最后一篇构成了第二卷的第四手稿,包含第一篇的新版本,“资本流通”和第二篇“资本形态变化”。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30 April 1868, in MECW, vol. 43, p.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页。
Ibid., p.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71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10 August 1868, in MECW, vol. 43, p.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5页。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Kapitals’ 1868 bis 1881′, in MEGA2, vol. II/11, pp. 340-5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387页。
这些笔记还没有出版,都收录在IISH, Marx-Engels Papers, B 108, B 109, B 113 and B 114.
Jenny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About 17 January 1870’, in MECW, vol. 43, p. 5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4页。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19 January 1870, in MECW, vol. 43, p. 4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页。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27 June 1870, in MECW, vol. 43, p. 5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2-673页。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tser Band, Hamburg 1867, in MEGA2 vol. II/5, pp. 1-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102页。
1867年,马克思把这本书划分成几章。1872年,他又将这些章都变为节,并对每节做了更详细的划分。
Karl Marx, ‘Afterword to the French Edition’ to Capital, Volume I, in MECW, vol. 35, p. 24.
Karl Marx, ‘Manuskripte und redaktionelle Texte zum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 1871 bis 1895’, in MEGA², vol. II/14, pp. pp. 19-150.
Karl Marx, ‘Manuskripte zum Zweiten Buch des des “Kapitals”. 1876 bis 1881’, in MEGA², vol. II/11, pp. 525-828.
Karl Marx to Nikolai Danielson, 13 December 1881, in MECW, vol. 46, p. 1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38页。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各个未完成部分的编辑工作是极其复杂的。值得注意是,这些文本都是基于马克思在其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写下的各种不完整的材料而进行的,其中的一些观点与《资本论》有所不同。无论如何,恩格斯出版了第二卷(1885)和第三卷(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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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沃勒斯坦谈年轻人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译者注】: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经过100多年发展和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马克思200周年诞辰日到来前夕,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学者、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的采访,就马克思对于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真正认识马克思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访谈录内容于4月7日刊登在印度《政治家报》(The Statesman)上。

马克思。

默斯托:沃勒斯坦教授,最近三十年来,在全球各地,依旧有着各种探讨卡尔·马克思的当代相关性的出版物、论辩和会议。这种情况令人惊讶吗?或者你相信马克思的观点对于正在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那些人来说依旧有意义吗?

沃勒斯坦:关于马克思,有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你从前门把他推出去,他又会从后窗爬进来。这就是再一次发生的事情。

马克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处理那些他仍然很有发言权的问题,并且他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不同于大多数其他作者。

许多专栏作家和学者——不只是我本人——都发现马克思非常有用,而且无论人们在1989年作出了怎样的预测,今天他再一次处在了一个受欢迎的时期。

默斯托:柏林墙的倒塌将马克思从一种与他的社会概念几乎毫无关系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关于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究竟哪一点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

沃勒斯坦:我相信,当人们用一个概念想到马克思对于世界的解释的时候,他们便会想到“阶级斗争”。当我根据现在的各种问题阅读马克思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阶级斗争意味着我所称的全球左翼(the Global Left)与全球右翼(the Global Right)之间进行的一场必要的斗争,我相信前者致力于代表世界上处于收入底端80%人口,而后者可能代表世界上收入最高的1%人口。

这场斗争是围绕着世界上其他19%人口展开的,这是一个有关如何让这些人站在你一边而不是站在另一边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时代。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生存下去,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什么将会取代它。我深信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我所称的“达沃斯精神”。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维持资本主义那些最糟糕特征的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剥削,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两极分化。

另外一种替代方案是建立一个必须是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主义的制度。阶级斗争是能够影响未来什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尝试。

默斯托:你对中产阶级的思考让我想起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论,但是我认为懂得如何激励人民群众、也就是你所提到的世界上80%的人口参与政治也很关键。这一点在所谓的全球南方特别紧迫,那里是世界大多数人口汇集之地。而且,在那里,尽管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间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但是各种进步运动却比以前弱得多。在这些地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对经常被引向支持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各种仇外政党。我们在欧洲也正在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现象。

问题是:马克思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新情形?最近所发表的一些研究已对马克思提供了各种新解释,用你的话来说,这也许有助于在未来打开其他“后窗”。它们揭示了一位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考察范围延伸到劳资冲突之外的其他领域的作者。实际上,马克思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非欧洲社会以及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外围所起到的破坏性作用。与此一致的是,与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等同于发展生产力的解释相反,各种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始终占据着显要位置。

最后,马克思对于学者们在谈论他的时候经常忽略的其他几个话题也极感兴趣。这些话题包括技术潜力、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寻找各种不受国家控制的集体所有权形式以及在当代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需求:全都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除了马克思的这些新面孔——它们表明对他的思想重新产生兴趣是一种在未来几年里注定将会持续下去的现象——你能否指出你认为今天值得重新考虑的三个马克思最被认可的观点?

《哲学的贫困》书封。

沃勒斯坦:首先,马克思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向我们解释了资本主义不是组织社会的自然方式。在他年仅29岁时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就嘲弄了认为资本主义关系“是自然法则,不受时间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

马克思写道,对于他们而言,“有过往历史,鉴于在各种封建主义制度里,我们发现了与资产阶级社会极为不同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历史运用于他们所支持的生产方式,他们声称资本主义是“自然和永恒的”。

在我写的《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一书中,我设法证明如下的论点,与一些主流政治经济学家含糊不清的想法相反,资本主义是在历史上已发生过的事情。我曾几次提出,不存在任何不是历史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思。

其次,我想强调“原始积累”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即剥夺农民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非常清楚这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关键过程。它在资本主义开始时就在那里了,而且今天依旧存在。

最后,我想请人们就“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个话题进行更多的思考。在苏联尤其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所建立的制度里,国家拥有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没有遭受剥削或压迫。

他们遭受了剥削或压迫。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在那之前是包括马克思在内任何人都从未想到过的事情。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种可能性,它们也可以被共同拥有。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话,我们必须知道究竟谁生产了剩余价值,究竟谁获得了剩余价值。相较于资本主义,这必须加以彻底重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默斯托: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各种新书和影片都聚焦他的一生。他的传记里有没有一个时期是你觉得最有趣的?

沃勒斯坦:马克思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他与严重的个人贫困进行斗争,他很幸运有一位像恩格斯那样帮他渡过难关的同志。马克思在感情生活方面也颇为不顺,但他坚持做他认为是自己一生的工作——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这是令人钦佩的。

这是他认为他自己在做的事情。马克思并不想解释古代,也不想界定未来的社会主义究竟会是什么模样。这些都不是他对自己承担的任务。他想了解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

默斯托:就他的一生来说,马克思不只是一位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书堆中而与世隔绝的学者,而是一位总是参与他所处时代的各种斗争的激进革命者。由于他的激进主义,他在年轻时被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驱逐。在1848年革命失败时,他也被迫流亡英国。他创办报纸和杂志,并且总是尽其所能支持各种劳工运动。后来,从1864年到1872年期间,他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这是第一个工人阶级跨国组织,在1871年,他为巴黎公社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社会主义实验进行辩护。

沃勒斯坦:对,这是真的。记住马克思的斗争性是极为重要的。正如你最近在《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ers Unite!)一书里所强调的那样,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由彼此间相距遥远的工人所组成的组织,在当时缺乏畅顺的沟通机制。

马克思的政治活动也涉及到新闻工作,他一生当中大量时间都是在从事这项工作,他把它当作与更多的读者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是为了获得收入,但是他将自己所撰写的稿件视为政治行为。他从来不是中立的,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新闻记者。

默斯托:在20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之际,一些学者重新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沃勒斯坦:马克思的著作是富有启发性的,而且它们比起其他一些对他的观点过分简单的解释远更加微妙和远更加多样化的。记住如下这句著名的俏皮话总是没错的,马克思曾说过:“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不同于许多武断地强加自己观点的人,马克思随时准备好面对世界现实。马克思经常改变主意。他坚持不懈地寻找他所看到的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仍然是一个很有帮助、很有用处的向导的缘由。

默斯托:最后一个问题,你想对尚未邂逅马克思的年轻一代人说些什么呢?

沃勒斯坦:我一定要对年轻人的第一件事是他们必须阅读他。不是读关于他的东西,而是要读马克思。相比于众多谈论他的人,真正读马克思的人很少。亚当·斯密也是这种情况。通常,人们只读有关这些经典的东西。

人们通过他人的总结了解他们。他们想节省时间,但是事实上这是浪费时间!人们一定要读那些有趣的人写的东西,而马克思是19、20世纪最有趣的学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就他所写的东西的数量及其分析的质量而言,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向年轻一代发出的讯息是,马克思非常值得探索,但是你必须读他、读他、读他。读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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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Liqun, People’s Daily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英国掀起马克思主义专著出版热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世界各地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伟人、重温他的思想。

在马克思曾长期生活、工作、战斗的英国,则掀起了一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专著的出版热潮。刚刚过去四个月,已有25本书籍问世发行,其中不乏极具研究深度和显著研究成果的作品。
曾因独具慧眼、出版了《哈利·波特》系列丛书而声名鹊起的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在4月6日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著《另一个马克思:早期的国际手稿》(Another Marx: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该书作者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此前,他曾以20多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工人们联合起来》《今天的马克思》等。
《另一个马克思》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著为依据,严谨解读分析了马克思为人们忽略或误解的诸多生活、思想细节。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析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其1844年《巴黎手稿》的构思。第二个部分聚焦于马克思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介绍了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到完成撰写《资本论》所需素材的艰辛历程。第三部分呈现了“第一国际”的发展历史以及马克思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本书对马克思关于后黑格尔哲学、劳动异化、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政治组织和革命理论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创新思考,由此描绘了人们以往并不熟知、甚至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另一个马克思”。
据悉,今年7月马塞罗·默斯托还将出版另一部新著:《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Marx’s “Capital”)。
由英国著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埃斯撰写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arx and Marxism》)也在4月由鹈鹕社出版。书中,作者的笔触从19世纪俄国革命延伸到当今时代,在广阔的叙述中,作者指出尽管苏联解体后,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但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正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发现马克思。作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贯穿了我们的时代,即使他提出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回答,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于今天的世界依然重要。”作者还以杰里米·科尔宾及其工党政策为例,分析了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马克思兴趣大增的现实原因。
由哲学教师鲁珀特·伍德芬和漫画家奥斯卡·萨拉特合作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图画指南》(Marxism: A Graphic Guide)在今年1月推出了新版本,该书于2009年发行了第一版。新版图文并茂、浅显易懂,是颇受欢迎的面向初学者的普及读本。
5月,大英图书馆将隆重举办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大英图书馆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相比以往数年,欧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发表的论文均有增加,2015年至2017年,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专著和论文均超过300部(篇)。尽管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全球资本主义时常面临动荡与危机,马克思的思想显示出强大的时空穿透力,依然可以为解决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难题提供丰厚的思想指引。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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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之后的欧洲激进左翼

一、苏东社会主义的终结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给欧洲的政治图景带 来了深刻变化。
苏联体制的崩溃将共产主义从苏 联模式中解脱出来,并再次揭开了工人阶级寻求 自身解放的序幕。然而,结构性的政治剧变和经 济转型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力量的再次崛 起。
欧洲反资本主义力量面临着巨大压力: 组织 和领导社会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整个左翼在意 识形态上丧失了 1968 年之后在关键领域所拥有 的支配性地位。

这种压力在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那些信仰欧洲共产主义的政 党1 和那些仍与莫斯科紧密联系的政党2 在选举 中的得票率急剧下滑,成为苏联解体后欧洲共产 主义的真正溃败。此外,各种新左翼集团和托洛 茨基派3 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随后,欧洲共产主义开始复兴,新出现的共产 主义政治组织通常与尚存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进行 重组,传统左翼政党也向生态主义运动、女权主义 运动、和平运动等敞开了大门。1986 年成立的西
张福公 刘林娟 编译
班牙联合左翼( Izquierda Unida,IU) 是最早的案 例。之后,形式多样的新组织相继出现,具有代表
性的有: 1987 年成立的葡萄牙团结民主联盟 ( Unitary Democratic Coalition,CDU) 、1989 年成立 的丹麦红绿联盟( Unity List/Red – Greens) 、1990 年成立的芬兰左翼联盟( Left Alliance) 、1991 年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7 年第 5 期
立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PRC) 和希腊左翼与进步联盟 ( Synaspismos) 。此外,一些传统左翼政党也试图 进行自我重建,如 1989 年成立的捷克波西米亚和 摩拉维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KSM) 、1989 年成立的德国民主社会主 义党(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PDS) 等。

二、执政的失败
这些新成立的政党与其他没有改名的政党一 样,都成功融入了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随着 1993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为新加入 的成员国设定了严格的货币指标,这些政党进而 与各种社会运动和进步工会力量联合,共同致力 于反抗新自由主义政策。

1994 年,欧洲联合左翼党团形成。次年,随 着北欧国家的加入,该党团更名为欧洲联合左 翼—北欧绿色左翼( European United Left/Nordic Green Left,GUE – NGL)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受各种罢工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鼓舞,一些激进 左翼力量在选举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例如: 西班 牙联合左翼在 1994 年的欧洲大选中获得 13. 4% 的选票;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 1996 年的全国大选 中获得 8. 5% 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在 1997 年的议 会大选中获得近 10% 的选票。同时,这些政党也 在基层不断发展新党员。21 世纪以来,各种反抗 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各种组 织集团、大众联合运动、反资本主义政党和非政府 组织在“G8 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 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举办期间发起了大量抗议, 世界社会论坛、欧洲社会论坛的相继诞生也引发 了人们对代替主导政策的广泛讨论。

随着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当选为英国 工党领袖和首相,社会党国际意识形态和政策方 向也发生深刻转变。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事实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接受———得到了德国前 总理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der) 、葡萄牙 前总理若泽·索克拉特斯( José Sócrates) 、意大利 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 Romano Prodi) 等人的支 持和效仿。受 2000 年欧盟“里斯本计划”的鼓 舞,这些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大幅 缩 减 财 政 支 出 、制 定 “ 适 度 ”工 资 政 策 、放 宽 对 市
场和服务的限制等。德国的“2010 议程”尤其是 施罗德的“哈茨四号方案”( Hartz IV) 便是这一新 政策导向的最佳证明。而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 等南欧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衰退、新一轮私有 化、教育商业化、研发基金削减以及有效产业政策 缺失等现象。因此,东欧也作出了类似的选择,波 兰和匈牙利便是新自由主义和削减公共支出政策 的积极追随者。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脱离了工 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群众,社会党国际势力在这两 个国家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派政 府和保守派政府几乎没有差别。工会越来越倾向 于接受它们的政策,越来越无法代表最弱势群体 的利益,社会民主派或中左派政府很多情况下甚 至成为自由主义政策的有效实施者,因为工会更 容易接受他们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些国 家也发生了重要转变。1999 年,意大利左翼民主 人士党( Democratici di Sinistra,DS) 政府批准了 意大利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科索沃的军事 行动; 2003 年,英国工党领袖积极支持布什发动 伊拉克战争1; 此外,欧洲当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 力量公开反对美国对阿富汗武力干涉的“持久自 由行动”(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 。而在生 态问题方面,大多数绿党的立场都相对温和,它们 放弃了反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生 态问题只是作出原则性声明,却几乎从未采取有 效行动真正解决问题。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原则的接受表明,东欧剧变不仅动摇了共产主义 阵营,而且动摇了一切社会主义力量,欧洲的社会 主义力量放弃了改革的雄心,不再支持国家干预 经济。尽管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欧洲许多激进 左翼政党仍积极寻求与社会民主力量结盟,并在 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一定发展。意大利重建共产 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挪威社会主义 左翼党都支持各国的中左翼政府或在其中担任部 长,芬兰左翼联盟( 2011—2014 年) 和丹麦社会主
义人民党( 2011—2015 年) 都曾参与执政。此外, 在地方层面,激进左翼同样积极寻求与其他力量 的合作,且并不太介意合作伙伴的政治立场。德 国左翼党( Left Party,DL) 曾与勃兰登堡州和柏 林的社会民主党进行联合执政,荷兰社会党 ( Socialist Party of the Netherlands,SP) 曾在全国半 数省份中执政,中左翼政党曾与其进行过联合执 政,但是,作为社会党国际分支机构的工党却一直 与之保持对立。

对于激进左翼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盛 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显然是不利的,而且他们 在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方针方面并未取得任 何效果。在议员和重要人物的鼓动下,左翼政党 逐渐被他们所支持的内阁吞噬了,从而使他们失 去了选民们的信任与支持。因此,选举结果是灾 难性的。法国共产党在 2007 年总统选举中的选 票不足 2% ; 西班牙联合左翼在 2008 的选举中只 获得 3. 8% 的选票; 意大利共产党只获得了“彩虹 左翼”( Rainbow Left) 的支持,并首次被议会拒之 门外; 在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转向支持政府的温 和立场之后,支持率便下跌到 4. 2% 。

三、“三驾马车”的独裁
2007 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 机。这场危机迅速波及欧洲并使其陷入严重的经 济衰退,许多国家不得不求助于由欧盟委员会、欧 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 从 2008 年开始,欧盟总共采取了 13 次紧急救市 措施。一些存在违约风险的国家获批贷款,但它 们必须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

“结构性改革”最初是指社会条件获得缓慢 但稳定的改善,而在今天的欧洲则表现为对福利 国家的严重侵蚀。这种虚假的改革重新确立起资 本主义的法律—经济条件。目前,欧洲仍在与通 货紧缩进行斗争,工资锐减引起需求暴跌,进而导 致 GDP 下降,失业率也达到二战后的最高水平。 2007—2014 年,希腊的失业率从 8. 4% 飙升至 26. 5%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也是如此, 超过 100 万人———通常是拥有熟练工作技能且受 过良好教育的人———被迫从以上国家移居国 外。1 因此,欧洲左翼运动正面临着新的阶级斗 争形式: 统治阶级对待下层阶级坚定而决断,但后
者的抵抗却越来越脆弱、无组织性和碎片化。2这 一状况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世界经济边缘地带 都广泛存在,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 急剧增长,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经济危机也迅速蔓延到政治领域。在 过去的 20 年里,国家政策的决策权已从政治领域 转向经济领域。经济越来越可以决定政治,并成 为能够设定议程和左右关键决策走向的独立领 域。曾经的政治行为现在正被虚假的经济规则所 统治,非政治意识形态面具背后实际上是危险的 专制形式和彻底的反动内容。其中,最典型的便 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 ( TSCG) ,又称“财政契约”( Fiscal Compact) 。它 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保证在 20 年内遵守《马斯 特里赫特条约》,公债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但事实上,根据 2014 年的统计,德国、英 国、比利时、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等国都已超出这 一规定。“财政契约”削弱了负债严重的成员国 的社会地位,并致力于阻止各国议会在政治经济 方面进行独立决策。对此,法国和意大利引入了 新的“开支审查委员会”来促进公共开支的“合理 化”。虽然这些措施减少了浪费,但也导致了服 务数量和质量的下降。随后,欧盟和美国签订了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目的就 是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使企业利益优先于一般 利益。这必然会加剧恶性竞争,从而导致工资的 进一步下降。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项协定被 单方面突然中止了。

此外,从比例选举制向其他选举制的转变、行 政权与立法权的对立强化等反民主措施进一步削 弱了各个国家议会的代表性,权力从议会向市场 的转移及寡头制度严重妨害了现代民主。这表 明,今天的资本主义正经受着共识性危机的阵痛, 且与民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履行《马
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
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一些国家的公投中,欧洲技 术官僚多次受挫。例如,《欧盟宪法条约》仅在西 班牙和卢森堡获得批准,在 2005 年先后遭到法国 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决而陷入僵局; 2008 年,爱尔 兰全民公投否决了《里斯本条约》,使欧盟制宪进 程再次受到重挫。

股票交易指数、评级机构评估和公债收益率 是当今社会的拜物教,它们比人民的意愿更重要, 那些会对大众造成伤害却有助于“恢复市场信 心”的决策因此不可或缺,政治充其量只是经济 援助的工具。2008 年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之所以 选择救市,是因为金融界高层需要通过公共干预 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但是,他 们坚决反对重新讨论基本规则和经济方案,甚至 连中右翼与中左翼政府的轮换都没有改变社会经 济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经济决定了行政机构 的形成结构与施政目的。过去,这一目的的实现 主要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政府、政党或媒体的资 助,而现在则是通过国际机构颁布的法令。“技 术官僚政府”的兴起就是最好的明证。2011 年, 卢卡斯·帕帕季莫斯( Lucas Papademos,前欧洲 央行副主席) 和马里奥·蒙蒂( Mario Monti) 不经 选举就分别被任命为希腊和意大利的总理。作为 紧缩政策的拥护者,他们推出了大幅缩减开支和 社会福利的措施。虽然帕帕季莫斯仅任职七个 月、蒙蒂仅任职一年半,但是这些政策仍然产生了 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他 们的任命形式也损害了 民主。

近年来,一些社会党国际成员也选择了相似 的道路。尽管这些成员看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 潜在的破坏性,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新自由主义是 无可替代的,从而与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 (EuropeanPeople’sParty,EPP)结盟,并且不加 批判地接受其经济社会政策。这一趋势的雏形便 是德国的“大联合政府”。在南欧也有类似的事 例发生。2012—2015 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 ( Pan – 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PASOK) 与希 腊民主左翼党( Democratic Left,DIMAR) 都支持 希腊新民主党( New Democracy,ND) 领袖安东尼 斯·萨马拉斯( Antonis Samaras) 担任总理。意大 利民主党 ( Partito Democratico,PD) 在 2013 年大 选后加入由西尔维奥 · 贝卢斯科尼 ( Silvio
Berlusconi) 领导的中右翼意大利自由人民党 ( Popolo della Libertà,PDL) 政府。2014 年 2 月, 年轻的“反传统主义者”马泰奥·伦齐( Matteo Renzi) 上台,意大利民主党与意大利中右翼政党 新右派( the New Centre – Right,NCD) 在劳动力 市场和修宪等重大“改革”方面达成共识。虽然 伦齐因改革方案受阻而被迫辞职,但意大利民主 党和新右派的合作仍对温和派保罗·真蒂洛尼 ( Paolo Gentiloni) 政府有所帮助。同时,自让 – 克 洛德·容克( Jean – Claude Juncker) 于 2014 年当 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以来,欧洲人民党和社会民 主进步联盟( the 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 and Democrats,S&D) 就持续控制着欧盟的主要 机构。

四、反政治、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
近年来,欧洲大陆到处弥漫着对“政治”的厌 恶感。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对社会变革的 集体关注和投入不同,这种厌恶是对权力本身的 憎恶,在年轻一代身上尤为明显。这也导致了社 会群体的普遍冷漠和社会斗争的不断衰退,尤其 在工会运动组织日益被权力所规制的情况下。在 很多国家,反政治浪潮已经对激进左翼力量形成 了冲击,人们批评他们执政表现欠佳、向现实妥 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因而,欧洲的政治平衡局 面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些国家的两党制已经开始 崩溃。在西班牙和希腊,过去两国的社会主义力 量和中右翼势力共计可以获得 3 /4 的选民支持; 在法国和意大利,几十年来选票也都集中在中右 翼和中左翼政党上,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 这些政党的选票逐渐流失了。

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极右翼势力发展以及 左翼向新自由主义妥协的影响,欧洲的政治选举 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通常来说,较高的弃权率 是政党分裂的主要原因。法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 从1997 年的67. 9%下降到2013 年的57. 2%,德 国从1987 年的84.3%下降到2013 年的71.5%, 英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和波兰同样也出现下 降。欧洲议会选举的参与率从 1979 年的 62% 下 降到最近的 42. 6% ,其中,中东欧国家的投票率 更低: 斯洛伐克为 13% 、捷克为 18. 2% 、斯洛文尼 亚为 24.5%、克罗地亚为 25.2%、匈牙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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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欧洲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加之人们对 现存制度的不满和网络民主的发展,新的“后意 识形态”运动逐渐发展了起来,一批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开始兴起并取得了巨大成绩。2006 年,海 盗党( Pirate Party,PP) 几乎同时在瑞典和德国成 立。三年后,它在瑞典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联 邦议院选举中分别赢得了 7. 1% 和 2% 的选票。 2012 年,海盗党也在冰岛成立,并在次年的选举 中赢得 5% 的选票。考虑到海盗党的有限政治方 案,这些成绩已经相当显著。但相较于 2009 年喜 剧演员贝佩·格里洛( Beppe Grillo) 成立的意大 利“五星运动”( the Five Star Movement,M5S) ,海 盗党的成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疑欧主义 的兴起,2013 年成立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 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 在当年的联邦议会 选举和次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分别赢得 4. 7% 、 7% 的选票,并在 2016 年的地方选举中收获颇丰。 西班牙公民党( Ciudadanos,Cs) 在 2015 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分别取得了 3. 2% 、6. 6% 的支持率,并在 2016 年的普选中获得 13. 1% 的 选票。而在最近的波兰总统选举中,右翼民粹派 歌手帕维尔·库吉兹( Pawel Kukiz) 获得 21. 3% 的选票,他领导的库吉兹运动( Kukiz’15) 已成为 波兰第三大政治力量,并在 2015 年 10 月的立法 选举中获得了 8. 8% 的支持率。由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于 2016 年 4 月创立的 法国“前进运动”( On the Move! ) 是最成功的新政 治运动范例。它因坚决实行新自由主义计划而得 到强大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克服了左翼和右翼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而最终在 2017 年的总统 大选中获胜。

总之,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的排 外主义、民粹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都取得了 较大发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修改自己的政治 口号,将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分歧模糊化,以适 应新形势下的新斗争。这就形成了玛丽娜·勒庞 ( Marine Le Pen) 所说的“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 冲突”。在这种新的两极分化中,极右翼候选人被 看做是“代表人民”来反对政府机构和精英人群。
同时,这些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
化。种族主义转向幕后,经济问题则被移至台前。 由于穷人间的战争,对于欧盟移民政策的盲目反 对愈演愈烈,甚至超过了因肤色或宗教而产生的 歧视。在高失业率和严重社会冲突的背景下,那 种认为移民会抢走当地工人的工作机会、稀释当 地工人应享有社会服务与福利优先权的观点使排 外心理日益增长。这种变化的确对玛丽娜·勒庞 所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 Front National,FN) 的迅 速得势起到了很大作用。该党在 2012 年的总统 选举中获得了 17. 9% 的选票; 在 2014 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24. 8% 的支持率,成为法国第 一大党; 在 2015 年 3 月和 12 月的法国地方选举 分别获得25.2%和27.7%的选票;在2017年的 总统选举中依然表现强劲。同时,意大利北方联 盟( Northern League,LN) 也经历了一场蜕变。该 党主张的非欧元、反移民政策成为与那些具有法 西斯主义传统的政党结盟的关键。目前,该党已 经成为意大利最大的中右翼政党。在法国和意大 利,那些曾经的共产党选区已成为上述两党的稳 定选举基础。在 2015 年 6 月的欧洲议会中,国民 阵线和北方联盟联合组成“欧洲国家自由党团” ( 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ENL) ,其中便包 括一些要求脱欧、修正移民条款及恢复国家主权 的小型政党,最典型的就是奥地利自由党。

此外,极右翼势力已渗入欧洲议会多个党团, 并在欧陆各国选举中取得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进 展。由新纳粹集团在 1988 年创立的瑞典民主党 ( the Swedish Democrats,SD) 已成为瑞典的第三 大政治势力,并与英国独立党(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 进行了结盟。成立于 1995 年并隶属于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的丹 麦人民党(theDanishPeople’sParty,DPP)和正 统芬兰人党( Perussuomalaiset,PS) 都已成为各自 国家的第二大党: 前者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 以 26. 6% 的得票率成为该国第一大党,并在 2015 年的丹麦议会选举中以 21. 1% 的选票参政; 后者也 在 2015 年的芬兰选举中以 17. 6% 的支持率参政。 挪威进步党( FfP) 也以 16. 3% 的选票首次联合执 政。德 国 国 家 民 主 党 ( Die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NPD) 和 希 腊 金 色 黎 明 党 ( Golden Dawn,GD) 也在近年的选举中站稳了脚 跟。这些政党能够在工人运动组织长期占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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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获得同步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重拾曾被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重视的斗争与问 题,另一方面在于他们的政治符号设计巧妙且擅 于通过现代媒体手段与年轻人交流。当激进左翼 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削减公共开支选择默认甚至表 示支持的时候,右翼则宣传起了左翼传统的社会 政策。但不同的是,右翼宣传的“福利”不再是普 遍性的,而是遵循“福利民族主义”( welfare nationalism) 原则的福利。因此,北欧极右翼势力 在人口锐减和失业率高的省市和农村地区赢得了 普遍支持,同时吸引了大量屈从于“移民或福利 国 家 ”胁 迫 的 工 人 。 此 外 ,自 苏 联 解 体 以 来 ,激 进 右翼也在许多东欧国家成功重组,如保加利亚
“阿塔卡”联盟(ATAKA)、斯洛伐克国民党 ( Slovak National Party,SNS) 和大罗马尼亚党 ( Partidul Romnia Mare,RM)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 ( PrawoiSprawiedliwosc,PiS) 等。然而,最让人惊 讶的国家是匈牙利。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 盟—匈牙利公民联盟执掌国家政权后,除了清除 司法机构、控制大众媒体外,还颁布了具有独裁性 质的新宪法。“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 the Movement for a Better Hungary ) 即 尤 比 克 党 ( Jobbik) ,自 2010 年以来成为匈牙利第三大党, 是利用少数民族( 特别是罗姆人) 的仇恨、反犹主 义、反共产主义作为主要宣传口号和行动指导的 极右翼政党,而且在东欧占有主导地位。

近年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及新法西斯主义 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地获得了很大发展。他们有时 会同右翼温和派联合执政,新自由主义的诅咒还 在布鲁塞尔盛行,这种情况令人不安。但是,极右 翼政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的条件尚未成熟。

五、欧洲激进左翼的新政治地理学
欧洲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了民粹主义、 排外主义和极右翼势力的扩张,而且引发了反对 紧缩政策的抗议运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都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群众游行,这些 社会斗争为左翼政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上,反资本主义左翼坚持自身力量的 重组或重建,并在多元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多种 形 式 ,建 立 起 了 宽 广 的 政 治 主 体 ,同 时 通 过 “ 一 人 一票”的原则争取了更大的民主。2004 年 5 月,
包含 15 个共产党、社会党和绿党的欧洲左翼党 (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成立,旨在建立一 个围绕共同纲领来团结欧洲主要激进左翼力量的 政治主体。目前,它联合了来自 20 个国家的政治 组织。此外,还有成立于 2000 年的由 30 多个托 派组织组成的“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 the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EACL) ,其主要发起 者有葡萄牙左翼集团、丹麦红绿联盟和法国新反 资 本 主 义 党 ( 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in France,NPA) 。在欧洲议会中,这些党派已加入 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党团。之后,德 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中的最激进成员出 走,这促成了 2007 年德国左翼党和 2008 年法国 左翼阵线( Front de Gauche,FdG) 的成立。在意 大利,2009 年成立的左翼生态自由党( Sinistra Ecologia Libertà,SEL) 包括三股力量: 重建共产党 的温和派、左翼民主党( 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 Italiana,DS) 的异议者和左翼联盟( the Federation of the Left,FdS) 。但是,这些尝试都失 败了。在英国,“尊重党”( Respect Party) 和“左翼 团结”( Left Unity) 分别在 2004 年、2013 年成立。 这一趋势甚至波及土耳其,库尔德分子联合几个 土耳其左翼组织,成立了土耳其人民民主党 ( Halklarn Demokratik Partisi,HDP) ,并迅速成为 土耳其的第四大政治势力。此外,还有 2014 年成 立的斯洛文尼亚联合左翼党、西班牙“我们能”党 ( Podemos) 等。

这种多元模式最成功之处不是简单地对现有 组织和团体进行重组以将分散的社会主体和斗争 形式联合起来,而是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激进分 子和新兴政党的加入,从而增加了新的有生力量。 因此,这种模式很快在大多数欧洲激进左翼党派 中蔓延开来。

然而,这一新的政治图景中也存在一些消极 因素。其中,一些东欧国家的激进左翼在国内仍 处于边缘地位,它无法组织社会斗争,在当地缺乏 根基。同时,工会不仅在年轻人中鲜为人知,而且 反复被宗派主义和内部分裂所削弱。总之,这种 新的多元模式发展前景并不光明。这种状况在选 举 中 反 映 出 来 。 在 波 兰 、罗 马 尼 亚 、匈 牙 利 、保 加 利亚、波黑和爱沙尼亚,激进左翼的总选票不足 1% ,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
亚,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奥地利、比利时、瑞士, 激进左翼依然非常弱小。

因此,欧洲的现实状况是极其复杂的。在伊 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流域国家中,除了意大利之 外,激进左翼近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希腊、西 班牙、法国、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左翼势力已经联 合起来,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中欧,激进左翼在德国和荷兰已拥有相当强大 的选举实力; 而在北欧,左翼政党虽然保住了 1989 年之后的地位,但却无力发动群众; 但在东 欧,除了捷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及 斯洛文尼亚联合左翼党之外,左翼政党几乎不存 在,而且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因此,欧 盟东扩定会将政治重心置于右翼政党身上。

六、走出欧元区的围场?
激进左翼的多元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许多政治问题。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阿莱克斯·齐普拉 斯( Alexis Tsipras) 在执政期间试图发动一切政治 力量———中左翼、“技术官僚”或“中右翼”———来 应对经济紧缩,但由于公债巨大,政府很快就屈从 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谈判。尽管希腊政府反对欧 元区领导人提出的新救市计划,但必须承认的是, 自2010年以来,已签署“布鲁塞尔备忘录”的各 个政党都谨遵紧缩逻辑。在 2015 年 7 月 5 日的 希腊全民公投中,61. 3% 的希腊人反对“三驾马 车”的建议。为了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齐普拉 斯政府同意进一步作出牺牲,大规模低价出售公 共资产,广泛推行全面紧缩政策,这些关涉的是国 际债权人的利益,并非希腊的经济发展。信奉新 自由主义是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势力与 中右翼政党实现联合的前提,所以一旦激进左翼 政党掌权,欧盟将会尽力阻止新政府修改其经济 方针。齐普拉斯与欧元集团的谈判结果也表明, 如果左翼政党赢得选举并实施替代性经济政策, 欧盟就会设法干涉并阻止他们。因此,鉴于欧盟 已成为推行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左翼政 党仅仅赢得选举是远远不够的。

德国左翼党、法国共产党等大多数欧洲左翼 政党都认为,有可能在现行体制下对欧盟进行改 革,激进左翼联盟是坚持这一立场的最主要力量。

由葡萄牙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科斯塔( Antonio Costa) 领导的少数派政府获得左翼集团和团结民 主联盟的支持似乎也强化了这种希望。希腊政府 一方面通过大幅削减公债来避免新一轮的通货紧 缩,另一方面则通过采取与欧盟方案并行的再分 配措施来缓解“布鲁塞尔备忘录”带来的压力。 然而,这两种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由此可见,既 然欧盟拒绝重组债务,那么左翼政党也应做好退 出欧元区的准备。不过,这一策略并非解决问题 的“良方”。

而在其他人看来,“希腊危机”实质上是新自 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危机,这似乎可以说明,现 存的欧盟模式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反资本主义左 翼政党的东扩策略、政党内部结构以及各个党派 之间的关系并非对左翼政党将来的发展有利。自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来,不断僵化的经济 指数已不可避免地减少或抵消了复杂多元的政治 诉求。在过去的 25 年里,披着技术官僚和非意识 形态虚伪外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在整个欧洲获 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福利国家模式,个别国家发 现自己已经逐渐丧失了那些可以改变危机过程的 重要政治经济手段。此外,无须寻求公众意见就 作出重要决策这一反民主实践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了,这无疑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除了上述两种鲜明立场之外,还有一种比较 模糊的立场。它源于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希腊危 机在其他国家重现,应该怎么办?许多人担心其 他政党或联合政府可能会像激进左翼联盟那样, 统一屈从于欧盟的胁迫; 但是,如果退出欧元区, 反资本主义左翼会有脱离群众的风险。
与此同时,激进左翼联盟的内部冲突可能会 在其他地方上演,如法国共产党与“不屈的法国” 之间的冲突。因此,对于欧洲激进左翼来说,新时 期的分裂风险可能更为具体。这表明,近年来,各 激进左翼政党所采用的多元模式由于缺乏统一的 纲领而存在诸多局限。由于不同组织间的政治立 场与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新组合在策略上可 能 需 要 更 好 地 协 商 ——— 这 虽 然 很 难 实 现 ,但 也 并 非不可能。此外,在欧洲激进左翼内部也存在其 他张力。在市政府和地区层面,长期存在的关键 问题在于参与联合执政的利弊,一个明显的弊端 是参政的左翼政党最终容易成为一个恭顺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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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像过去一样接受妥协,从而使其原有的公众 失望。

综上所述,欧洲激进左翼在吸收既有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必须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重建未来 前景: 第一,面对高失业率,必须优先制定一项有 利于劳动者的政策计划,要把支持公共投资、稳定 社会发展作为指导原则; 同时还要缩减工作时间, 降低退休年龄,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公正。 第二,建立一套惠及普通公民和低收入者的基本 保障体系,力求减轻贫困及社会排斥。第三,颠覆 私有化进程,重新获得那些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 公共财产。科尔宾关于英国铁路国有化的提议和 欧洲各地要求投资教育的呼声都表明了这一点。 第四,通过全民公投来废除欧元协议,并通过向资 本家、大企业和金融寡头征税来筹集改革基金。

第五,要想实现对欧元或欧盟的真正替代,激进左 翼必须发起一系列政治运动和跨国运动,争取广 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支持。第六,建立一种替代 性的政治模式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左翼政党必须 广泛扎根于工厂,重新建立过去工人运动的社会 抵抗与工人团结形式,特别要通过维护真正的性 别平等和开展针对年轻人的全面政治训练,来鼓 励大众的普遍参与,推进社会斗争的发展。总之, 激进左翼真正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建构 一种新的社会集团,来引导民众对《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所产生的各种政策进行普遍抵抗,从而 在根本上改变今天欧洲的发展路径。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17 年第三次 在京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央编译局召开
2017 年 9 月 23 日,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2017 年第三次在京常务理事会议在中央编译局 召开。学会在京部分顾问和常务理事近 20 人参加会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学会常务副会长季正聚同 志出席并主持会议。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文红同志通报了学会 2017 年上半年有关工作情况和学会 2017 年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筹备情况。会议研究并确定了 2017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具体时间、中青年论文评选在京常 务理事评委人选,以及各单位大会发言人,并研究了学会其他有关事项。

季正聚副局长感谢与会专家长期以来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要求学会秘书处抓紧落实各项工作, 办好年会,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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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异化概念

一、导论
异化是 世纪最为重要并被广泛讨论的主题之一,卡尔•马克思 的理论在讨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与人们能够设想的相反,概 念自身并没有顺延发展下去,并且包含马克思关于异化反思未知文献 的出版确定了理论转换和传播的重要历史时刻。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一术语的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化。在神学话 语中,它指的是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在社会契约论中,它指的是个体最 初自由的丧失;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它指的是财产所有权的转换。第 一个关于异化的系统哲学阐释出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他的《精神现 象学》(1807年)采用了术语“Entäusserung”(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外化 或抛弃)和“Entfremdung”(疏离)以表示精神在客观现实的领域中变 成了它自身以外的事物。在黑格尔主义左派的著作以及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的宗教异化理论中,这个问题仍 然占据重要地位,即人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在虚构的神之上——对于这 一概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异化随后从哲学反思中消失了,并 且在19世纪下半叶主要思想家中并没有人给予其高度重视。即使在 马克思有生之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很少使用这一术语;而在第二国际 (1889—1914年)的马克思主义中,这一术语则完全缺失。

然而,在这期间有一些思想家发展了那些后来与异化有关联的概 念。埃米尔•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1893年)和《自杀论》(1897 年)中引入了“anomie”(失范)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系列通过规范保障的 社会凝集力随着劳动分工的重大扩展进入到危机的现象。与生产过程 中巨大变化相伴生的社会趋势也以德国社会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格奥尔 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1900年)中对社会制度之于个体的支配力 量和人际关系日益增长的非人格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马克斯•韦伯 在《经济与社会》中(1922年)详述了社会中的“官僚化“和人际关系之间 的“理性计算“现象,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些作者认为他 们正在描述的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的反思往往为改善现有社会和政治 秩序的愿望所导向,而旨在以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加以替代。

二、异化的再发现
异化理论的再发现要归功于格奥尔格•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中参考了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中的某些篇 章–––¬–特别是“商品拜物教“(der Fetischcharakter der Ware )这一部 分–––¬–并引用了“物化”(Verdinglichung, Versachlichung)这一术语以描 述劳动活动作为某种与人类相对的客观和独立的事物,通过外部自治 法则支配他们的现象。然而由于他将物化设想为一个结构的给定,所 以在实质上卢卡奇的理论仍然与黑格尔的理论相似。许久之后,法文 版[1]的面世在学生和左翼活动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卢卡奇决定 将其与一个相当长的自我批判前言放在一起再版(1967),其中他解释 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物化等同于异化是对黑格尔的追随”[2]。

另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关注这个主题的作者是伊萨克•鲁宾。 他在《马克思价值理论论文集》中论证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整个 经济体系的基础,特别是其价值理论的基础”[3]。在这位俄国作者看 来,社会关系的物化是“商品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事实”[4]。它所涉 及的生产关系之“’物化’并不仅仅是’神秘化’或幻灭。这是当代社会 经济结构的特征之一……拜物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现象,也是社会存在 现象”[5]。

尽管我们可以考虑到相对于著作被撰写的时代,这些洞察是有先 见之明的,但是鲁宾的作品并没有促进对异化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在 西方,从1972年被译为英文(以及从英文被译为其它语言)起,人们才 开始接受它。

导致异化概念普及这一最终变革的决定性事件是青年马克思之前 未发表的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面世。它很快 成为20世纪被最广泛翻译、流传和讨论的哲学著作之一,揭示了在马 克思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发现)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于异化理论所 发挥的核心作用。[6] 随着他对异化劳动的分类(entfremdete Arbeit) [7], 马克思不仅将异化问题从哲学的、宗教的和政治的领域扩展到物质生 产的经济领域,而且他也论述了经济领域对于理解和克服发生在其它 领域的异化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异化被作为一种现象而呈现,通过 这种现象劳动产品与作为“某种外在的,某种独立于生产者的权力”的 劳动相对立。对于马克思: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Enatusserung),不仅意味着他 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 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 立的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 同他相对立。[8]

与这一普遍定义相并行地,马克思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 被异化的四种方式:(1)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的劳动产品已 经成为“统治了他的异化对象”;(2)在他的劳动活动中异化,他将这种 劳动活动视为“对自身的直接反对”,似乎这种活动“并不属于他”;[9] (3)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种类本质被转换为“使类同人相异化”;以 及(4)人同人相异化,并且也适用于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 关系。[10]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并不同样与对象化相关联,而是与 经济精确形式中的特定现象相关联:即雇佣劳动以及劳动产品向与生 产者相对立的对象的转变。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政治差异是巨大的。 鉴于黑格尔将异化作为劳动的本体论显现而呈现,马克思将其设想为 生产特定的、资本主义的、时代的特征,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将社会从 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对其加以克服。[11] 在包含对詹姆斯•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的笔记本中他提出同样的观点:

我的劳动将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 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 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 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 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外化到这 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 确地说,知识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 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 内在的必然的需要。[12]

因此,即使在这些片段中以及有些疑虑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讨论的往往是与历史观的异化,而不是与自然观的异化。

三、异化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
然而在确立历史的、本体论的异化概念之前,时光流逝。20世纪 早期,许多作者都将它作为人类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以对待。例如,在 《存在与时间》中,马丁 •海德格尔以一种纯粹的哲学术语处理它。他 的异化现象学使用的范畴是“沉沦”(Veifallen):即此在(此在一本体 论地构成了人的存在)在周围世界的不真实和因循守旧中丧失自身的 趋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向世界的沉沦意味着此在和他人彼此存 在于一起的同化,迄今为止,后者是由闲言、好奇和两可所引导 的”——是某些与作为马克思理论关注中心的工厂工人状况完全不同 的事物。此外,海德格尔并不将“沉沦”作为一个“或许,在人类文明更 高阶段可以去除自身的、坏的和糟糕的存在论属性,”而是将其作为一 种本体论特性,“一种在世的存在方式”[13]。

与海德格尔不同,赫伯特•马尔库塞非常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他同 样认为异化等同于对象化,但并不等同于其在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的 显现。他于1933年的发表论文中,讨论了“劳动的压抑性质”[14]不能够 被仅仅归因于“劳动表现中的特定条件,以及劳动的社会技术结构”[15],而应该被认为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劳动中,劳动者总是“与事物相联系”:无论是站在机器旁边 的人,还是制定技术计划的人,关心的是组织措施,研究科学问题, 指导人们等等。在他的活动中,它允许自身被事物所指导,支配自 身并遵循其法则,即使当他支配他的对象时 在每一种情况下 他并没有“同自身在一起”……他与“超出其自身的他者”在一 起 即使当其正在将其自身自由的假定生活加以实现之时。人 存在的外在化和异化……在原则上是无止境的。[16]

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存在着一种属于“人类存在纯粹本质”[17]的 “劳动活动最初的消极”。因此,异化的批判成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技 术和劳动批判,并且当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能够拥有否定它们的自由时, 才认为它的更迭可能在起作用:“在一个接一个的抛球中,玩家在对象 化上而不是在技术劳动的最强大成就上获得了无限的人类自由。”[18]

在《爱欲与文明》(1955) 中,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概念有着同样显 著的差异,他所探讨的是只有通过劳动废除以及对力比多和其在社会 关系中的作用加以肯定才可以实现人类的解放。不仅仅根据雇佣劳 动,还包括普遍意义上的劳动,他摒弃了基于共同所有权的社会通过生 产的方式克服异化的任何可能性,即:

……为他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控制的机器而工作, 机器作为独立的力量运行,如果个体想要活下去,那么他们就必须 服从于机器。劳动越是专业化分工就会变得越疏离……他们…… 在异化中……劳动[在]满足感的缺乏中[以及在]快乐原则的否定中。[19]

人们应该反抗的基本规范那些是由社会强加的“绩效原则”。对 此,在马尔库塞的眼中,

在性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这种支配的方式被加以展开。在绩 效原则的规则之下,肉体和灵魂被变为异化劳动的工具;仅仅当他 们放弃人类有机体主要的并且是渴望的力比多的主体一客体自由 时,他们才可以充当这样的工具……人作为异化的工作工具…… 而存在。[20]

因此,即使物质生产被公平而合理地组织,“它也从未能成为自由 和满足的王国……是在劳动之外的范畴定义自由和成就的范畴”[21]。 马尔库塞的抉择是放弃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而向狄 奥尼索斯的视角靠拢:“爱欲的解放”[22]。与弗洛伊德曾经在《文明及 其不满》(1929年)中所坚持的社会非压抑性组织将承担自人类关系中 所获得的文明层面的危险倒退的后果这一观点相反,马尔库塞设想,如 果在为人类服务中本能的解放发生在技术发达的“自由社会”[23],它不 仅将对进步的发展有利,也将创造出“新的、持久的劳动关系“[24]. 但是 他关于新社会如何实现的预示还是相当模糊与理想化的。总而言之, 他最终所反对的是技术统治,因此他的异化批判不是直接反对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而是他对于社会变迁的反思是如此乐观以至于在那些为 系统进行辩护的主体中将工人阶级包含了进去。

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主要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与希奥多•阿 多尔诺,也发展了通过大众媒体对需求的入侵性社会控制和操纵而产 生的广义上的异化理论。在《否定辩证法》(1944年)中,他们讨论了 “技术理性本身即统治理性。这是社会的强制属性与其自身的分 离”[25]。这意味着,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即使是闲暇时光,劳动之外的自 由时间范畴也被吸收到了共识繁殖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异化概念在精神分析中也找到了其自身发 展的方向。那些从弗洛伊德理论开始着手的人们被迫在自然和文明之 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为了享受文明的保障,人们必须放弃他们的冲 动。[26]一些心理学家将异化与由于选择冲突而在某些个体身上产生的 精神疾病相关联,从而将这整个宏大的异化问题消解为只是主观现象。

从精神分析内部论述异化最多的作者是埃里希•弗洛姆。与他的 大多数同事不同,他从未将其临床表现与资本主义历史情境相分离;的 确,在《健全社会》(1955)和《马克思论人》(1961)中,他试图使用这一 概念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弗洛姆同样 总是主要强调主体性,并且将异化概念概括为“个体作为疏离而经验 自身的经验模式”[27],仍然在过分狭隘地关注个体。此外,对于马克思 概念的描述他仅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由此也表现出 了他对马克思思想中异化劳动的特异性和中心性缺乏深层次的理解。 这一缺陷妨碍了弗洛姆给予(在劳动过程中的以及与劳动生产相关的 劳动者的)客体异化应有的关注并导致他在他们对潜在结构关系的忽 视中提出了显得有些虚伪的论点。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最为异化的阶级……[他]并没有预 见到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异化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命运的程度……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今天,书记员、售货员、经理人甚至 比熟练的体力劳动者更为异化。后者的功能始终取决于诸如技 能、可靠性这些个人品质的表现,他并没有被迫出卖他的“品质”、 他的笑容以及他的立场。[28]

非马克思主义异化的主要理论之一与让-保罗•萨特和法国存在 主义哲学家们有关。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以战争的恐惧以及接踵 而至的精神危机为特征的异化现象(部分是受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 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 [29]),不仅在哲学而且在叙事文学上都被反复引 用。然而,这个概念又一次比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变得更为泛化。与社 会中弥漫的不满相等同,它成为人类个体性、经验世界与不可逾越的人 类命运之间的裂缝。毫无疑问,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并没有提出异化的 社会起源,而是将其看作不可避免地与所有的“真实性”(苏联经验的 失败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以及人类差异性紧密相关。在1955年,让• 玻利特(Jean Hippolyte)在这个趋向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提出:

[异化]似乎并不是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可以化约为在资 本主义之下人的异化概念。后者仅仅是人类自我意识更为普遍问 题的特殊情况,这一自我意识能够仅仅以一个其构建的词,在另一 个其认识的并且为其偶然否认的自我中认识自身,而并不能够将 自身想象为一个孤独的“我思”(cogito)。但是这一通过他者自我 发现的方式,这一对象化,总是或多或少的异化,在自我丧失的同 时又自我发现。因此,对象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离的,并且他们的联 合简直正是在那个历史运动中被观察到的辩证张力的表现。[30]

马克思促进了一个有关人类压迫的批判,其自身以反对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为基础。存在主义者所追随的则是另一条轨迹,他们试图吸 收那些他们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对他们自身路径有用的部分,在仅有的 哲学讨论中缺乏具体的历史批判。[31]

四、对马克思关于异化早期著作的讨论
在法国进行的那些有关异化的争论往往借鉴马克思的理论。然 而,他们所指涉的常常只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连卢卡奇 用以构建他物化理论的《资本论》部分都没有被考虑进去。此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句子被断章取义并转化为煽情的 语录,从而对完全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之存在进行所谓的证明,批 评家们将其对哲学的蕴含以及对经济决定论的摆脱归因于《资本论》 (往往还没有阅读它)。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们再一次以《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为文本基础着重强调了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的概 念,也就是说,劳动者同人类种群的异化同与其自身一样的其它人的异 化——这一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讨论的现象却总是与客观异化相 关联。

同样明显的错误出现在战后政治理论的领军人物——汉娜•阿伦 特身上。在《人的境况》(1958年)中,她围绕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了自己的描述,即使那时离析到只剩马 克思所提到类型的其中之一:主观异化。这使她得以声称:

……侵占(expropriation)与世界异化相吻合,并且在现代,开 始通过某些阶层人口同世界的异化,强烈反对剧中所有演员的意 图。……世界异化,并不是马克思所思考的自我异化,而是现代的 印记。[32]

她对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缺乏了解的证据在于,她承认马克思 “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中世界异化的涵义”。 她只提 到在他极早期新闻作品中的一些言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1842年),并没有提到在《资本论》及其预备手稿中那些更为重要的 记录。她令人惊奇的结论是:“这样偶然的想法在他的著作中起到了 次要的作用,依然坚定地植根于现代的极端主观主义。”[33] 在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他在何处以及是如何使“自我异化”优先化, 这些在阿伦特的作品中一直都是从未阐明的谜。

20世纪60年代,在对马克思著作更为广泛的解释中,《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成为主要的争论焦点。对明确区分“青 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存在争论——任意和武断的相反意见既被 那些倾向于早期著作的人们所赞同,也获得了那些认为《资本论》的马 克思才是真正马克思的人们(在他们之中有阿尔都塞和俄国学者)的 赞同。鉴于前者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才是 马克思社会批判最为重要的部分,后者常常表现出一种名副其实的 “异化恐惧症”,并试图首先淡化其相关性;[34] 或者,当这一策略不再可 能时,异化的整个主题作为马克思后来所放弃的“年少的轻狂,黑格尔 主义的残渣”[35] 被取消。在前一阵营的学者反驳认为《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是由一个刚刚开始进行其主要研究的26岁年轻人所写就 的。但是那些后一阵营的学者始终拒绝承认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 性,即便新文本的出版清楚地表明了他从未丧失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且 异化理论在他一生工作的主要阶段占据了重要地位。

正如大多数所做的那样,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 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主题的争论本身就是明显的错误,以至于证明了 对他作品的无知。[36] 另一方面,由于异化文本的出版,马克思再一次在 世界哲学文献中成为最常被讨论和引用的作者。此时,苏联对这整个 主题以及与之相关争论的沉默,为在那个国度工具性地使用他的著作 提供了显著例证。由于苏联彻底漠视异化的存在及其相关话题,任何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文本都被加以怀疑对待。正如昂利.列斐伏尔所表 述的那样,“在苏联,异化可以也必须不再是一个问题。从上级的命令 来讲,从国家的原因来讲,这一概念不得不消失。”[37] 因此,直到20世纪 70年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鲜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

许多知名的西方学者也在淡化现象的复杂性。例如,吕西安•戈 德曼认为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克服异化是可能的,并且在他 《辩证法的研究》(1959)中讨论了它将在纯粹的计划影响下减弱或是 消失。“物化,”他写道,“实际上是一种与计划的缺失以及市场生产紧 密联系的现象”;东方的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都导 致了“第一种情况在于物化的消除,第二种情况在于其逐步的削弱。”[38] 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不完善。

五、异化理论不可抗拒的魅力
20世纪60年代异化理论开始真正风行一时,全世界出版了数以 千计的相关书籍和文章。这简直就是异化的时代。不同政治背景和学 科的作者将其原因归结为商品化、过度专门化、规范缺失、官僚化、因循 守旧、消费主义、在新技术中丧失自我意识,甚至自我隔离、缺乏情感、 社会和民族边缘化以及环境污染。

异化的概念看上去完美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并且确实在资本主义 社会批判中,成为反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在天主教世界中最民主和 进步潮流的汇集之地。然而,这个概念的流行及其不加鉴别地使用造 成了深刻的术语歧义。[39]短短几年间,异化成了从权利到人类忧愁无 所不包的虚假公式一罗万象以至于产生了其永远不可能被修正的 信仰。[40]

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年首次出版之后,很快就成为一代 造反学生反抗系统的宣言,异化理论与非物质生产批判衔接起来。以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理论为基础,对社会秩序一致的制造已经波及 到了娱乐产业,德波认为非劳动范畴不再被认为与生产活动相分离:
鉴于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仅仅将工人作 为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只需要被分配维持他们自身劳动力的必 要物质资料,从未考虑到“休闲和人性”的他,一旦商品丰富到了 需要额外协作的水平,这样一种统治阶级的视角将被修正。一旦 他的工作时间结束,工人将会突然从他所受到的通过组织的方方 面面和生产的监督所清晰暗示的全面蔑视中获得救赎,并且发现 自己似乎在他所谓的消费者角色中被作为成年人礼貌对待。在这 一点上商品的人道主义照顾到了工人的“休闲和人性”仅仅是因 为政治经济学现在能够也必须支配这些范畴。[41]

那么对于德波来说,鉴于经济之于社会生活的支配最初采取了 “存在到占有的退化”形式,在“现阶段”则是“从占有到显现的总体转 换”。[42] 这一观念引导他将景观世界作为分析的中心:“景观的社会功 能是异化的具体生产,”[43] 通过这一现象“商品的拜物教……最终实 现。”[44] 在这些条件中,异化宣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个体经 验,引导人们去消费并“与占支配地位的影像产生共鸣”的新鸦片,带 他们远离自身的愿望和真实的存在:

景观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商品在全面殖民化的社会生 活中获得成功……现代经济生产广泛而强烈地扩展了其独裁统 治。……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异化消费与异化生产一样已经 成为大众的*责。[45]

紧接着德波而来的是让•鲍德里亚,他在批判性阐释成熟资本主 义所衍生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也使用了异化概念。在《消费社会》 (1970)中,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中心性的聚焦,将消费界定为 现代社会的基本因素。在“消费的时代”,广告和民意调查创造了虚假 需求和大众舆论,因此也是“极端异化的时代”.

商品逻辑已经普遍化并且在今天不仅统治了劳动过程与物质 生产,也统治了整个文化、,性以及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幻想和个体 驱动力……每一件事物都是景观化的,或者换句话说,每一件事物 都被唤起、激发以及精心编排成图像、符号、可消费的模式。[46]

然而,鲍德里亚的政治结论是相当混乱并且悲观的。面对大规模 的社会动乱,他认为“ 1968年五月风暴”已经落入了 “通过他们恶魔般 的价值观使对象物化和过度消费”的陷阱之中;并且将“所有有关’异 化,的争论和所有对流行和反艺术的嘲弄力量“作为一种纯粹的“游戏 部分的控诉,是至关重要的幻景,是一个使预言完满的反预言。”[47] 比起 马克思将工人阶级作为改造世界的社会参照点,现在已经与之相距甚 远了,他以一种弥赛亚的恳求结束了他的著作,正如它的转瞬即逝一样 它是泛化的:“我们应该期待正如毁坏了这白色弥撒的’1968年五月风 暴,一样不可预见又必然的暴力入侵与突然瓦解。,,[48]

六、北美社会学中的异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异化概念已经成为北美社会学的新词汇,但是通往 这一主题的方法却与那个时候欧洲所盛行的方法大相径庭。主流社会学 将异化作为个体人类的问题加以对待,并且所探求的解决方法集中在个体 能力对现存秩序的适应之上,而不是以改变社会的集体实践为中心。

这里也一样,在一个清晰而又为大家所共享的概念成形之前存在着 漫长的不确定时期。一些作者将异化作为普遍内在于人类状态的一种 肯定现象,一种表现创造力的方式。另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它源起于个 体与社会的裂隙;[49] 例如,西摩•梅尔曼 (Seymour Melman) 将异化溯源 到决策制定和执行之间的分裂,并认为它同样也影响到工人与管理者。[50]《异化的尺度》(1957) 一文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开启了对概念 的争辩,格温•奈特勒(Gwynn Nettler)试图将民意调查作为建立定义的 方式。但是与工作条件调查苛刻的劳工运动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 的问卷看上去似乎从麦卡锡主义的教义中而不是从科学研究中汲取了 更多灵感。[51] 实际上他认为异化与美国保守主义原则的拒斥相等同:“对 家庭主义不欢迎和反对态度的一致性维护,大众媒体和大众品味,时事动 态、国民教育、传^踪教以及生活的目的观点、民族主义和选举过程。”[52]

梅尔文•塞曼(Melvin Seeman)《异化含义》(1959) 一文的发表在 概念严密性上改变了美国社会学的整体形象,这篇文章很快就成为这 一领域中所有学者的必要参考。他列举了异化的五个主要类型:权力 缺乏、意义丧失(即个人无法理解其所参与事件的意义)、规范缺失、社 会孤立和自我疏离。[53] 这表明了他也是以一种基本主观的视角来着手 分析或对现象加以阐释。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虽然他丰 富的研究引导他在《异化与自由>(1964)中探求导致“渗透于所有工业 社会中大型组织和非个人官僚机构雇佣”[54] 的原因,但他同样将异化定 义为“由社会安排特定类型所造成的个人经验的性质。”[55]

美国社会学普遍将异化视为一个与工业生产系统、资本主义以及 社会主义相关,并主要对人类意识产生影响的问题。[56] 这一方式的重 大转变最终趋于没落,甚至被排斥,那种决定异化的历史一社会因素分 析产生了一种过度心理化的后果,它将异化作为在个体层面可以治愈 的个体病理性症状而不是作为社会问题加以对待。[57] 然而,马克思主 义传统的异化概念已经为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最尖锐批评做出贡 献,在社会学领域中对这一概念的制度化已经将异化分解为对社会规 范的个体失调现象。以同样的方式,在哲学上,今天这一概念所拥有的 批判维度已经让位给了虚幻的中立立场。[58]

这一显著变化的另一重影响是概念的理论枯竭。异化从与人类的 劳动活动、社会和知识存在相关联的复杂现象变成了根据学术研究专 门化所划分的部分范畴。[59] 美国社会学者认为这种方法论的选择能够 让他们将异化研究从任何政治涵义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科学客观性。 但实际上,由于对隐藏在解放意识形态化和价值中立旗号背后主导价 值观和社会秩序的支持,这样一种政治“转向”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 内涵。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社会学异化概念之间的差异并不穷尽 于前者是政治的而后者是科学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 反对美国社会霸权价值观的倡导者,而美国社会学者所维护的是现存 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并巧妙地将其装扮成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60] 在 美国的学术背景之下,异化概念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歪曲,并因社会 阶级的卫护者反对其长久以来的导向而宣告终结。[61]

七、《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中的异化
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在应对这种情况的努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始关注在新文本出版之后有了转变的 趋向,从而使他思想的发展更准确地重建成为可能。

在19世纪40年代的后半程,马克思不再经常使用“异化”这一术 语了;最主要的例外是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本书,《神圣家族》 (1845),其中出现了一些反对布鲁诺和埃德加•鲍威尔的论战,以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6)中的一篇文章,也是与恩格斯合写的。

一旦他放弃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发表的想法,他就又回到了《雇 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异化理论。该书是以他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 工人协会演说为基础的文章合集,但是这一术语本身并没有出现在其 中,因为对于他的目标受众来讲这是过于抽象的一环。他在这些文本 中写道,雇佣劳动并没有进入工人“自身的生命活动”而是代表了 “他 生命的牺牲。”劳动力是一种工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出卖的商品,并 且“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62]:

一个工人在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 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 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 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 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 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 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做 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 人了。[63]

直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的著作再没有更多地提及到异 化理论了。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他被迫流离辗转来到伦敦;一到 那里,他就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除了一个与历史主题相关的作 品,[64] 并没有出版其他书籍。然而当他又再一次写到经济时,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大纲》[Grundrhse-]更为人所知)中,他不止一 次使用了 “异化”这一术语□这个文本在许多方面令人回想起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尽管在大英图书馆近10年的研究让马克 思对它们的认识更加深刻: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 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 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不是 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 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 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 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 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65]

因此在《大纲》中对异化的描述充满了对经济范畴的更多理解和 更为深刻的社会分析。其在异化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的关联是它重要 的一面,并且也是关于现代社会这一现象最为耀眼的篇章之一,马克思 将异化与资本和“活的劳动力”之间的对立相联系: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 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 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 立而独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 产和它们的价值增值,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 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于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 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 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 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取 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66]

《大纲》并不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以叙述异化为特征的唯一文本。 在其写就的五年之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也就是在所周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六章(未发表)(1863-4)——将异化的 经济和政治分析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之于工人的统 治,”马克思写道,“是物之于人的统治,是死劳动之于活劳动的统治, 是生产之于生产者的统治。”[67]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社会生 产率换位为资本的物质属性,”[68] 就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物的人格 化和人的物化”,产生了 “劳动的物质条件并不为工人所支配,而是工 人受到物质条件的支配“[69] 这一现象。实际上,他论证道:

资本并不比货币更是物。在资本中,也就是在货币中,人们之 间某种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呈现,要不 然就是作为社会中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呈现的某种社会关系。一旦 个体作为自由的人相互面对时,没有一个阶级依赖于雇佣,也就没 有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并因此就没有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我们认定 那些劳动工人出卖的是自身的劳动力)仅仅表达了同一个关系的 两个方面。如果不同劳动力这一通过工人自己出卖的商品发生交 换,货币就不能成为资本。相反,当其自身的物质条件作为自主权 力、异化属性面对它时,工作只能是雇佣劳动,总之作为资本,价值 为其自身而存在并维护自身。如果资本在其物质方面,也就是说, 资本在其中实质存在的使用价值中,其存在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物 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在较为正式的一方面必须同样地作为异化 的、自主的权力而与劳动相对立,将价值这一活的劳动作为一种仅 仅介意维持和增加自身的方式的对象化劳动。[70]

在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中,人类劳动成为资本价格稳定过程的工 具,“通过将活的劳动力并入资本的物质构成,……成为一个活生生的 怪物并且……’似乎为了爱的消费’而开始行动。”[71] 这一机制保持了 规模上的扩张,直到在生产过程中,科学发现以及机器的配置的协作, 所有这些属于集体的社会过程成为其自然属性而呈现的资本力量,与 资本主义秩序形成中的工人们相对立:

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所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呈 现。[……]协作中的集体,劳动分工中的联合,自然和科学中的 力量的使用,劳动产品的使用,所有这些,同机器一样,都与作为异 化的、对象的和毫无特色的个体劳动者相对立,在没有它们的干预 下存在,甚至常常敌视他们。他们都相当简单地呈现为劳动工具 的普遍形式。作为客体,他们独立于为他们所支配的劳动者。尽 管工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动者联合的产物,但是其全体的智慧都 将被纳入资本主义或是他的从属,并且劳动者们发现他们自身面 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功能。[72]

通过这一过程,资本成为某种“非常神秘”的事物。“劳动的条件 作为社会力量在工人面前堆砌,并且他们呈现为资本化的形式。”[73]

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论》,第一卷:书1,第六章(未发表)” 以及所有以上的《大纲》[74] 的传播,为异化概念与此后在社会学和心理
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异化概念相区别铺平了道路。在实践中将概念与异 化的克服相适应——与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相适应,与政党和工会改 变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相适应。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之后出版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异化著作的“第二 期”,不仅对于新的异化研究提供了连贯的理论基础,尤其也为那些年 世界上爆发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平 台。异化离开了哲学家的著作与大学讲堂,走向了街头以及工人斗争 的场合,并在普遍意义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

八、商品拜物教和异化的克服
在《资本论》最为著名的章节“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包含着马 克思对于异化最好的描述。在这里他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 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所统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为人们之间 的直接社会关系……,而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以及物与物之 间的社会关系“[75] 而呈现的;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 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 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于 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 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 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 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 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彼此发生关系并 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的世界里,人手的产物 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76]

这一定义中的两个因素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大多数我们已经讨 论过的学者所持的异化概念之间划分了一条明确的界线。首先,马克 思构想的拜物教并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现象,不是思维的事务而 是真正的权力,统治的具体形式,并作为客体向主体转变的结果在市场 经济之中建立起自身。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异化的分析并没有将自身 限制于男女个人的忧虑之中,而是扩展到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生产活 动。其次,马克思的拜物教将自身显现在明确的生产历史现实、雇佣劳 动现实之中;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一部分,而是人 与一种特殊的客观性:商品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性质和关系转变为事物之间的性质和关 系。这一卢卡奇称为物化的理论从人的关系角度来阐明异化,而拜物 教的概念将它与商品相关联加以对待。要领先于那些否认异化理论在 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中出现的人,我们就应该强调商品的拜物教并没 有取代异化而仅仅是异化的一个方面而已。[77]

然而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及其相关材料的理 论进步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他对异化更为精确的描述,还存在着马克 思认为有必要被克服的策略的再一次重新论述。鉴于在1844年他认 为人类将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消除异化,而摆脱异化社会的 途径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中则更为复杂。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 主义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人受到资本及其强加的条件所支 配。然而,它也为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创造了基础,并且通过其对人性 的福泽使得人类能够沿着已经开辟了的社会发展道路快速进步。在马 克思看来,这一为少数人产生了大量财富积累并为劳苦大众带来贫困 和剥削的系统必须被“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他们用公共的生 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 动力来使用” [78]。由于集体管理将评定其决定因素,因此这种生产类型 与雇佣劳动不同,呈现出一种直接普遍的性质并将劳动转化为一种真 正的社会行动。这一社会概念是霍布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另一 个极端。并且它的创建要求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还关涉到 生产领域的转变。但是这样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有其局限:

这个领域的自由也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 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 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 种物质变换。[79]

生产的后资本主义系统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工作日的 减少,创造了新的社会形式的可能。在这种新的社会形式中,由资本所 强加并受其法律监管的、强制的、异化的劳动被超出了必然性枷锁的、 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所代替,并且其中全面的社会关系取代了由商品 及其货币法则所强加的、任意的、无差别的交换。[80] 这不再是对于资本 来说的自由王国,而是人类真正的自由王国。

(译者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1. Historie et conscience de classe, Kostas Axelos and Jacqueline Bois, Paris: Minuit, 1960.
2. George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p. xx-iv.
3. Iss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 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5.
4. Iss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28 (trans, mod.).
5. Iss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59.
6. 实际上,马克思在他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已经使用了异化概 念。在他发表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的一个文本中,他写道,”这是……历史的任务,一旦真理的彼岸消失不见以建立现 世的真理。为历史服务这是哲学的当务之急,在其对历史的服务中,一旦人类 自我疏离(self-estrangement)的神圣形式被揭示,也就以一种不再神圣的形式 揭示了自我疏离。因此对天堂的批判就转变为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 转变为对法律的批判以及对神学的批判就转变为对政治的批判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92, pp. 244-245.
7.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们会发现术语疏离(E顾响)以及外在化 (Entäusserung)。这两个词在黑格尔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但是马克思却将它 们作为同义词使用。参见 Marcella D’Abbiero, Alienazione in Hegel. Usi e significati di Entäusserung, Entfremdung Veräusserung, Rome: Edizioni dell’Ateneo, 1970, pp. 25-27.
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页。
9.[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页
10. 对于马克思有关于异化四部分类型学的描述,参见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6-152.
1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1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San Francisco: Harper, 1962, pp. 220-221.在 1967 年再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观察到在海德格尔那里异化成为一 个政治上无害的概念,这一概念“将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 Lukács, xxiv)o海德格尔也试图歪曲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意义:在他《关于“人道主义”的 信件》(1946)中,他赞许地指出,“通过经验异化,[马克思]实现了历史的本质维 度” (Martin Heidegger, “Letter on humanism” ,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243) — 居丹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依据的误导性表述。
14.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elos, 16 (Summer 1973), p.25.
15.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 Telos, 16 (Summer 1973), pp. 16-17.
16.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elos, 16 (Summer 1973), p.25.
17.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elos, 16 (Summer 1973), p.25.
18. Herbert Marcus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elos, 16 (Summer 1973), pp. 14-15.
19.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5.
20.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p. 46 – 47.乔 治•弗雷德曼也持同样的观点,在《劳动的剖析》(New York: Glencoe Press, 1964)中提出异化的克服仅仅在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可能。
21.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156.
22.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155.
23.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l98.
24.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155. Cf. 对“欲望的理 性不仅是共存的,甚至也促进向文明自由更高形式的进展”(199)的召唤。技 术与进步之间的关系,参见 Kostas Axelos, 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é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ustin/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25. 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 p. 121.
26. 参见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1962, p.62.
27.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Fawcett, 1965, p. 111.
28. Erich Fromm, Marx’ 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 pp. 56-57. 这一对异化劳动具体性质的不理解在他20世纪60年代有关异化的作品中再 一次被发现。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们不得不在其与自恋 癖、抑郁症、宗教狂以及偶像崇拜中的相关联中检验异化现象以充分理解它。”“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st Psychoanalysis to Marx’s Theory”, in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 221.
29. 参见,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30. Jean Hyppolite,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New York/London: Basic Books, 1969, p. 88.
31. Cf.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Merlin Press, 1970, p. 241ff.
32.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253-254.
33. Hannah Arendt, The Hit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254.
34. 柏林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曾经试图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从典范的马克思一恩格斯作品集的编号卷中排除,将它们以较少的印数降 低到补充的卷册。
35. 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p. 21.
36. Cf. Daniel Bell,“The Rediscovery of Alienation: Some Notes Along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Marx’,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LVI, No. 24 (November 1959), pp. 933-952.其中总结道:“当人们与异化观念可能产生共鸣时,回到作为马克思 中心的主题重新理解这个概念只是进一步的神话创造.
37.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1991, p.53.
38. Lucien Goldman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Paris: Gallimard, 1959, p. 101.
39. 因此, Richard Schacht (Alienation,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0) 提到, “当代生活 几乎没有不依据’异化’被讨论的方面” (lix.);而Peter C.Ludz ( a Alienation as a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printed in Felix Geyer and David Schweitzer (eds.), Theories of Alienati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1976, p. 3) 评论道:”概念 的流行增加了现有术语的歧义”.
40. Cf. David Schweitzer, “Alienation, De-alienation, and Change: A critical overview of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in Giora Shoham (ed.), Alienation and Anomie Revisited, Tel Aviv: Ramot, 1982, p. 57. 对于他“异 化的含 义往往被降低到实质上无意义的那一点”.
41.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 13.
42.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 9.
43.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 11.
44.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 12.
45.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anberra: Hobgoblin, 2001, p.13.
46.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 191.
47.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p. 195-196.
48.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 196.
49. Schacht, Alienation, p. 155.
50. Seymour Melman, Decision-Making and Productiv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8, p. 18, pp. 165-166.
51. 在这些问题中,奈特勒将之作为易受到“异化倾向”所影响的样本是:“你喜欢 看电视吗?哪一款是你认为最新型的美国汽车?你阅读《读者文摘》吗?…… 你喜欢参加教会活动吗?全国观赏型体育运动(足球、篮球)吸引你吗?” (“ A measure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2, No. 6 ( December 1957), p. 675)。他断定那些否定的回答是异化的证明;并且在别处他还进一 步说明了: “毫无疑问,这一标准衡量了同我们社会疏离的维度。”
52. Ibid., p. 674。为了证明这一点,奈特勒注意到”对于问题’你有没有刚好生活在 有如我们所呈现出的管辖形式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管辖之中?’所有的回答都带 有可能性的迹象并没有反驳”(674)。他曾经走的如此之远以至于声称“异化 与创造力相关联。假设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是异化的个人…… 异化与利他主义相关联并且他们的疏离导致了犯罪行为”(pp. 676-677)。
53. Melvin Seema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No. 6 (December 1959), pp. 783-791. 1972 年他又增加了第六种类型: “文化疏离(参见 Melvin Seeman, Alienation and Engagement , in Angus Campbell and Philip E. Convers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York: Russell Sage, 1972, pp. 467-527.)
54.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15.
55.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3.
56. Cf. Walter R. Heinz, eds., M Chang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Alienation Research, in Felix Geyer and Walter R. Heinz ( eds.), Alienation,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New Brunswick/London: Transaction 11992, p. 217.
57. 参见 Felix Geyer and David Schweitzer, M.,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Theories of Alienation (note 39) ,pp. xxi-xxii, and Felix Geyer, “A general Systems Approach to Psychiatric and Sociological De-alienation”, in Giora Shoham, ed., (note 40) 141.
58. 参见 Geyer and Schweitzer,44 Introduction, pp. xx-xxi.
59. David Schweitzer, “Fetishization of Alienation: Unpacking a Problem of Science, Knowledge, and Reified Practices in the Workplace”, in Felix Gever, (ed.), Alienation. Ethnicity, and Postmodernism, Westport/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23.
60. Cf. John Horton/*The Dehumanization of Anomie and Alienation: a problem in the ideology of sociology” ,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XV, No. 4( 1964) , pp. 283-300,and David Schweitzer,“Fetishi洞ion of Alienationn , p.23.
61. 参见 “Horton Dehumanization”. Irving Louis Horowitz 在“异化的陌生事业:在未 获得其奠基者许可的情况下异化概念是如何转变的”中对这篇论文极力拥护 (in Felix Geyer, ed., (note 63), pp. 17-19) 根据 Horowitz, “在社会科学而不是在 社会抗议中,异化现在是传统的一部分。由这种类似于被异化的拓展认识所 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被整合,莫过于说是价值负载。”因此,异化的概念“成为 弥漫着人类状况的概念……一个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力量。与其将异化看作 是通过由残酷的工业一资本主义要求所产生的人类类本质的’疏离’所构架 的,不如将异化看作是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创造 力资源,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个人怪癖的表达” (18)。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64.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Reve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Trial in Cologne and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在另一段有 关于异化的文章(107)中,我们读到:“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 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权力。”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67.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990.
68.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58.
69.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54.
70.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p. 1005-1006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71.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07.
72.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54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73. 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idem,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1056
74. 参见 Marcello Musto (ed.),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177-280.
7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7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77. Cf.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p. 81.
7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79.《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页。
80. 由于空间的原因,马克思对非异化社会蓝图的未完成想法和一定程度上相互 矛盾的性质将不得不留待未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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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手稿”解读中的“青年马克思”问题

马塞洛·马斯托 张秀琴 刘娟译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手稿和“穆勒评注”,本文主要聚焦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传播与接受史,以期对学界围绕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而展开的相关论争作一批判性考察。

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有关马克思早期著述的重要研究文献(特别是在德语区、法语区、苏联和英语国家),都吁求要对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进行全新的和严格的解读;同时,也几乎是所有的解释者都理所当然地假定,“巴黎手稿”是一部业已完成的著作。然而,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所谓的“巴黎笔记”的文本分析,使我们有可能一方面反对将前者视为一部完全成熟的文献并借此宣称马克思思想是一个以其为基础的整体,另一方面也反对将其视为一个定义明确的理论文献并借此将之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科学”阶段相对立。

关键词: 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附录

一 1932 年的两个版本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①是马克思最著名的文献之一,亦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为广泛的著述之一。尽管“巴黎手稿”在全面理解马克思思想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其写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却一直深藏高阁,鲜为人知,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被编辑加工并予以公开发表。然而,这些“手稿”的公开出版绝非故事的终结。实际上,它触发了学界冗长的关于该文献属性的持续论争:有论者认为,与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相比,“巴黎手稿”尚属未成熟著述;也有论者认为,与马克思后期《资本论》相比,“巴黎手稿”中保持有更多浓厚而宝贵的哲学底蕴。由此便打开了有关马克思思想中的“早期”和“成熟”时期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域。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子问题亦被论及,它们包括:“青年马克思”的著述可否被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马克思的全部著述中是否存在一个从启发式的灵感阶段到完备理论实现的有机形成过程?抑或存在两种不同的马克思?对于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政治的维度。19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大多数“共产国际”内部或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研究者,所提供的是一个还原论式的解释;而那些“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给予[手稿]更高评价,并从中找到了可借此打破苏联版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强有力证据(特别是与异化概念相关的)。无论如何,各种阅读方法都无不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理论和政治的冲突是如何不断歪曲马克思著作的本意以便服务于文本之外的其他目的的。

[手稿]第一部分于1927年公开出版,其编辑整理者系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莫斯科)院长的梁赞诺夫。出版时,该文献被纳入标题为“《神圣家族》的准备稿”系列②,其内容包括后来被称之为“第三手稿”的主体部分③。在一篇“导言”中,梁赞诺夫强调了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所取得的明显理论推进。在他看来,公开发表该“手稿”的伟大意义远非纯粹的文献猎奇,而是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④。不过,认为“第三手稿”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说法,却是错误的。诚如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其内容的落脚点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上,这与马克思早期的其他著述内容十分不同。

1929年,梁赞诺夫的编辑本被翻译成法文,分成两部分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分别发表在2月号和6月号上,标题为“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笔记”和“需求、生产和分工笔记”)⑤。同年,苏联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28~1947)将俄文二版的该文献收入其第3卷,保留了与1927年版一样的断片形式和错误标题⑥。1931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首次发表了该文献的德文版片段,标题为“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批判”⑦。

[手稿]的全文本于1932年首次在德国公开发表。实际上,在1932年同时出现了令人混乱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社会民主党学者兰夏特和迈耶的编辑本(后者将[手稿]收入了两卷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述》文集中)⑧。其实,早在1931年,迈耶就已为此作了铺垫: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前预告了将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但却“至今不为人知的马克思的著述”要出版⑨。不过,该文集中所收录的并非“手稿”的完整版,且包含许多明显的错漏之处:“第一”手稿全部丢失;“第二”和“第三”手稿的编排次序混乱;传说中的“第四”手稿其实不过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要,并无马克思本人只言片语的相关评论。为方便理解,混乱的编辑顺序依然照旧:III-II-IV。同样严重的问题还包括:誊写原始手稿时的错漏和标题的误用,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论政治经济学和国家、法、伦理学和市民生活的关系”。这些都彻底违背了马克思在原始手稿“序言”中的相关表述,即“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⑩。最后,编辑还不寻常地在“编者前言”中指出,该文献或写于1844年2月~8月之间。

该版本起初的计划是出版该文献的单行本,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与国家、法、伦理学和市民生活的关系,以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批判”,并由迈耶负责编辑部分的工作、所罗门负责解释部分的工作。可是,在对原始手稿进行第二版审读过程中,插入了先前提及的兰夏特和迈耶的文集(11)。该版本尽管存在着重大的编辑和解释错误,但依然在德语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成为1937年朱尔斯·莫利托(Jules Molitor)法译本的底版。

同样出现在1932年的[手稿]的第二个全文本,是“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IME)编辑的本子——被收录在旧MEGA第1部分第3卷中。这是第一个完整的学术编辑本,也是第一个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命名的本子(12)。至此,三个“手稿”的顺序才得以正确编排,其誊写的准确度也远高于兰夏特-迈耶的编辑本。导言的篇幅依然十分有限,但重建了文献的起源。而且,每个“手稿”前面都配有简短的文献说明。该卷册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含黑格尔哲学章”,并将各“手稿”分别安排在如下标题下:“第一手稿——‘[工资]、[资本利润]、[地租]、[异化劳动]’;第二手稿——‘[私有财产关系]’;第三手稿——‘[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需求、生产和分工]、[货币]、[黑格尔辩证法及其一般哲学批判]’”。所谓的第四手稿(即对黑格尔著述的摘录)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标题为“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

然而,(旧)MEGA的编辑不得不给该“手稿”命名,并对其总体内容进行辨认,进而将马克思写的“序言”放在编辑本的一开始(而不是像原始手稿中那样,放在第三手稿部分),以便最终说明,马克思旨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且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工作已在“手稿”中得以肇始(13)。

这一版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撰写的笔记的集合。在被置于该卷册第2部分的标题为《摘录笔记:巴黎,1844年初至1845年初》的文献中,也包含有先前未出版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萨伊、斯卡贝克(Frédéric Skarbek)、斯密、李嘉图、穆勒、麦克卡洛克(John R.MacCulloch)、托拉西、博伊斯吉尔伯特(Pierre de Boisguillebert)等人著述的摘录。编者还提供了一份对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写的9个笔记本的内容说明,并对这些摘录进行了目录编排(14)。同时,苏联的编辑错误地解释说,马克思是在阅读、整理和摘录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才写的[手稿](15)。实际情况是,创作过程与写作和摘录是同时交叉开展的过程(16)。摘录工作一直贯穿着整个巴黎时期,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到《神圣家族》皆如此。

二 后来的翻译和重印
鉴于其高超的文献学质量,(旧)MEGA的“巴黎手稿”成为了日后几乎所有文字译本的首选底版。如第一个日文译本(1946)、两个意大利文译本(博比欧1949年本和沃尔佩1950年译本)、第一个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皆为1956年),以及法译本(1962年,它替代了上述1937年的那个不可信的版本)。

(旧)MEGA版的重大价值也得到了新教神学家埃里克-梯耶尔的认可,他于1950年将各种德文版进行了综合(17)。但是,事后证明,他的综合本不过是对(旧)MEGA本和兰夏特-迈耶本的错漏百出的混合。该本子主要出自于(旧)MEGA本,但(像他之前的两位社会民主党学者一样)梯耶尔决意省略掉“第一手稿”。与此类似,他接受了(旧)MEGA版中多数释义条目,但在准确性方面也再次犯了和兰夏特-迈耶一样的严重错误,同样遵循了后者误导性的标题法。

1953年,兰夏特-迈耶的本子再版了一个修订本。这一次编者变成了兰夏特一个人,文献名则变成《政治-经济学手稿(1844)》(18)。然而,1932年本中的错误仍未得到改进,唯一的完善就是基于(旧)MEGA的本子,对一些誊写错误进行了修改。两年后,又出现了《短篇经济著作文集》(19),该文集收录了未包含有最后一章(也即《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批判》)的[手稿]。该版本也对1932年的(旧)MEGA本进行了一些修订。

就在这些相较于1932年的(旧)MEGA本仍然有很多局限性并意味着某种退步的新德文本陆续出版的同时,[手稿]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排斥。1954年,“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E的新名称)决定放弃将马克思未完成的“巴黎手稿”收录入正在准备出版中的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K.Marks-F.Engels Sochineniya),并因此忽略了有利于正确澄清马克思思想谱系的诸多重要著述。不过,这一编辑政策并没有得到持续而严格的贯彻。最终于1955~1966年正式出版的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录的马克思的著述要比1928~1947年间出版的第一个俄文本多出许多,只是[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未被收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个编辑的原因,毋宁说是审查制度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其他著述则被纳入其中,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被收入其第1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收入了其第3卷。

[手稿]于1956年(20)以单行本的形式予以出版,书名为《青年时期著作摘编》(21)。印数只有60000册,远远低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马克思著述的印数。[手稿]首次被收录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时间是近20年后的1974年——作为第XLII的增补卷(22)。1974年版重新核对了原始手稿原文(依据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中的原始手稿照相版——该研究所至今仍保存有2/3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23))。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决策,因为它使得编辑有机会对1932年版本中的许多重要的错漏进行修改。例如,“第一手稿”的最后一行,先前被誊写为“Kollision wechselseitiger Gegenstze”(即“彼此对立的冲突”)的句段后来被改正为“feindlicher wechselseitiger Gegensatz”(即“敌对的彼此对抗”);在数个段落中,“Genu”(即“享受”)被正确地修改为“Geist”(即“精神”)。马克思本人在原始手稿中所犯的错误也得到了纠正,如他将斯密的“三个生产阶级”错误地引述为“三个原始阶级”(24)。而且,马克思摘录的所有引言都在印刷时用了小一号的字体,以便易于辨认这是马克思引述他人的话,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话(25)。

如苏联版中的情况一样,前东德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1956~1968,共39卷)也没有收录[手稿]。本来按年代顺序应该在第2卷(1962)出版,但最终它们却出现在项目结束之际的1968年出版的增补卷(Ergnzungsband)中(26)。这种隐身局面一直维持到1981年,自那以后,直至1985年,“巴黎手稿”的编辑工作前后历经四次,最终作为MEW的第Xl卷部分内容出版,标题为《1837年-1844年8月间的著述和书信》。其依据的母本系1932年的(旧)MEGA本,同时参考了批评机构对1955年《早期时期著作摘编》提出的意见,并对一些誊写错误进行了修改。

自最初的(旧)MEGA版之后,[手稿]直到新MEGA(即MEGA2)工程时才被正式收入“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之中——该工程自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巴黎手稿”被正式收入其I/2卷(1982年出版)。此时,距离其第一次公开出版,已过去五十多年。在新版中,“手稿”是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予以刊印的,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Erste Wiedergabe)刊印的是马克思当初留下来的全部现存原始手稿文字(因此也包含有“第一手稿”);第二部分(Zweite Wiedergabe)按章节编排,所采用的编页码方法参考了先前诸多版本的做法(27)。该版还对先前(特别是“序言”部分)的誊写错误进行了进一步修订(28)。作为一个(由于马克思不同手稿所带来的)老大难问题(同时也是MEGA2的难题),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既出现在的MEGA2I/2卷中,也出现在其后来出版的IV/2卷中(作为马克思这一时期所做的摘录笔记)(29)。实际上,在1981年出版的的第IV/2卷中,还首次收录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摘录的其他人的系列笔记,如舒茨(Carl W.C.Schüz)、李斯特(Friedrich List)、奥森德(Heinrich F.Osiander)、普雷沃斯特(Guillaume Prevost)、塞诺方特(Senofonte)、巴里特(Eugène Buret)等,而这些在(旧)MEGA中是没有的。“巴黎笔记”的完整出版完成于1998年MEGA2第IV/3卷的正式出版——该版本中收录有马克思对吉恩·劳(Jean Law)、劳德戴尔(James Lauderdale)和一本佚名罗马史手册的摘录笔记。总之,正是在MEGA2中,[手稿]和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做的全部笔记,皆得到完整的首次公开出版。

三 对 [ 手稿 ] 的早期解释
自1932年首次公开出版以后,[手稿]就立即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伴随着该“手稿”公开出版而展开的相关译介工作,愈发加深了其间的分歧。阿多拉茨基(MEGA编委会主任,1931年继梁赞诺夫之后接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即日后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院长)认为,[手稿]的主题是“货币、工资、资本利息和地租分析”,在他看来,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一般特征”的看法(虽然还没有正式的术语来予以表述),这一想法稍后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得以再现(30)。相形之下,兰夏特和迈耶(31)则认为[手稿]“实体部分已预示着《资本论》的到来”(32),因为在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随后出现的著述“在根本上并无新观点出现”。在他们看来,[手稿]实际就是“马克思的核心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所在,直接从‘真正的人的现实’观念中提取到经济分析的原则”。这两位德国论者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和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来消灭“剥削”,而是要完成“人的实现(die Verwirklichung des Menschen)……因为没有这个前提,其他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33)。虽然兰夏特-迈耶竭力主张的只是[手稿]代表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34),然而这一解释很快就大获成功,并被认为是“青年马克思”神话的最初来源。

关于[手稿]的重要性,最先加入相关评论者和论争者行列的两位作者,分别是德-曼(Henri de Man)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们二人的相关评述在某些方面与兰夏特-迈耶的论点类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发表在1932年《奋斗》杂志)一文中,德-曼强调指出:“这本迄今为止仍未知的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和意义非常重要。虽然相比马克思的其他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表述上不太明晰,但它却揭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得以形成的伦理-人道主义动机,以及在马克思毕生科学活动中得以表达的价值判断”(35)。

在这个比利时论者看来,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本主义阶段是否应该被视为马克思后期所克服的阶段,抑或相反,是马克思一生一以贯之的持续思想。”(36)德-曼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是认为“巴黎手稿”中业已包含着马克思后来所构建的所有观念。他指出,“在手稿中”,“以及更广泛的1843年至1846年的著述中,马克思所形成的基本立场和判断,构成了其所有后期思想发展的基础”;因此,“1844年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就像1867年的马克思,或者……1890年的恩格斯”(37)。无论如何,德-曼呈现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即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取得伟大理论突破方面,前一个要优于后一个,因为后者意味着“马克思创造力的下降”(38)。

马尔库塞也同样认为,[手稿]揭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前提。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最初发表在1932年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杂志)一文中,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无疑]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中的重大事件”,因为它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和最初意义的讨论”置于“新的立足点”。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借助于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现实性的一个极其特别和哲学的解释,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成为革命理论的政治-经济基础”。另外,[手稿]业已明示了来自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关论点的错误,也即他们所认为的,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个“从哲学阶段到经济学阶段的转型,并在后一个阶段中克服了哲学且最终永久地‘完成’了哲学”。鉴于[手稿]的出版,将不再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教条(39)。

几年后,对“青年马克思”的兴趣导致论者开始探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问题——这一脉的研究因黑格尔耶拿时期手稿的新近出版而愈发受到鼓舞(40)。卢卡奇1938年的《青年黑格尔》就是对这两位德国作家早期著述进行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典型案例。在他看来,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借鉴已远超出对后者的直接引用和评论。事实上,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本身,就是受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批判的启发所致。“因此在马克思的这部手稿里,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乃是方法论上的一个深刻的必然,是实际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先决条件。所以如果以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是直到手稿的最末一部分批判《精神现象学》时才开始的,那就太肤浅、太表面了。前面那些纯经济学的部分,虽然从来没明白指出黑格尔的名字,却包含着后来的分析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从经济学上给异化事实作了说明”(41)。

另一位在讨论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时影响不可小觑的人物是科耶夫。在其关于《精神现象学》的系列讲座中,科耶夫对两者的思想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虽然在他这里,黑格尔的著述从属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阅读(42)。最后,洛维特(Karl )在其《从黑格尔到尼采》中也涉及了同一主题,这无疑也是当时重要的研究黑格尔主义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力作(4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论争在德国重启。1950年代早期,梯耶尔的《巴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44)、柏匹兹(Heinrich Popitz)的《异化的人》(45),以及霍梅斯的《技术的爱欲》(46)的出版都是例证。这三本书虽稍有差别,但都助推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手稿]是马克思一生最根本的著述。短期内,这一解读在各个国家的各门学科的相关理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时间,几乎所有严肃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都无法回避这一焦点问题,即如何阐释青年马克思的文本。

四 战后法国的“青年马克思”风尚
基于对二战的罪恶及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暴行的反思,个体(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47)。在欧洲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兴趣的日增,尤其是在法国,对马克思早期著述的研究最为普遍(48)。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这一时期具有决定性[的]哲学事件”(49)。从那时起直至1960年代,诸多论者皆从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出发,以期在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之间建立某种哲学综合。

在1948年的《意义与无意义》(Sense and Non-sense)中,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就是“存在主义”(50)。阅读了[手稿]之后,且在科耶夫的影响下,他开始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教条的苏联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彻底的人本主义,而马克思的[手稿]则为这一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提供了可行的前提基础。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都作了与此类似的解读,为此,他们不惜囿于马克思早期这一(从)未完成的“手稿”的思想成果,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对《资本论》的研究(51)。

[手稿]这一创造了误导性的“哲学马克思”形象的文本,同样也被用来创造另外一个(虽是不太普遍的)错误形象,即“神学马克思”。耶稣会作家比格(Pierre Bigo)和卡维兹(Jean-Yves Calvez)思想中的伦理特征非常类似于大多数天主教中民主和进步派别所涉及的社会正义观。的确,他们的一些断言令人惊讶地肤浅和混乱。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中,比格写道:“马克思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没有对政治经济学作出过贡献……当他间接地去思考这些议题时,他是异常模糊和自相矛盾的。”(52)卡维兹也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中写到,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公开出版今天被我们叫作[手稿]的文献,但了解到了这一文献的今天的我们却可以说,他那时就已经掌握了其后期著述所需要的基本原则”(53)。在这一语境中,卡拉蒂(Roger Garaudy)也声称自己找到了马克思早期著述中的重要的、核心的人本主义影响,并因此表示自己支持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之间展开对话(54)。

阿隆(Raymond Aron)对上述趋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抨击。在《想象的马克思主义》(1969)中,他写到,“耶稣会的神父”和“巴黎式的半马克思主义者”,身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成功气氛之中,“根据[较早]哲学乌托邦时期的马克思的著述来解释成熟[马克思]时期的著述”,甚至“让《资本论》屈从于早期的[手稿],这些人论述的模糊性、片面性和矛盾性,皆源自于科耶夫和费萨尔神父所奠定的解读资源”(55)。这些人没能理解的是,“若非马克思寄望于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奠定严格的科学基础,他就无需花费30年的时间致力于《资本论》(依然属于未完成的著述)——而只需几周或几页纸的篇幅就已足够”(56)。
纳维利(Pierre Naville)则采取了与存在主义者和神学家们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他认为,随着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明显改变了早期的想法,即“从哲学转向了科学”(57)。于是,在其《崭新的利维坦》第1卷(1954)中,他采纳了诸如超越“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起源”的观点,并吸取了那些没能理解马克思“为了进行《资本论》分析已经放弃了早期思想”的论者的教训(58)。而在写于1967年的新序言中,纳维利指出,马克思“放弃了如异化等大量迷惑的概念”,并把它们“托付给哲学的殿堂,而代之以对剥削和压迫关系更为严格的分析”(59)。

原本这也是柯诺(Auguste Cornu)的看法。继阿多拉茨基之后,柯诺的博士论文《卡尔-马克思:其人其作》(60)(1934年初版,是其四卷本巨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雏形(61))将[手稿]严格置于苏联阐释传统之中(62)。此后,在四卷本中的第3卷《马克思在巴黎》中,柯诺又回避了将早期马克思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进行对比的做法,并对[手稿]进行了更为节制和冷静的评价。

1955年,在其受众颇广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中,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强调了在严肃分析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思想关系时考量黑格尔思想影响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有基础性的哲学观,其各个组成要素无法轻易予以重建”,因此他认为,“如果缺乏对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构成基础性影响的黑格尔的著述如《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和《逻辑学》的了解,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63)。

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也认为在马克思[手稿]和后期著述之间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连续性。在其《卡尔-马克思思想字典》(1957)中,他指出,[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范畴是“[马克思]随后所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的关键”,也是“《资本论》的核心议题”。所以,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学家之一也认为,“在马克思首次批判私有财产的这部手稿和其后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分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彻底一致性”(64)。阿克洛斯(Kostas Axelos)则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科技》(1961)中声称,[手稿]“业已并一直是所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65)。

列斐伏尔是少数几个采取更为平衡策略的论者之一,他总是将[手稿]置于它尚是一部未完成著述的位置来把握其意义和价值。由此,他在《日常生活批判》(1958)中写道:“在早期著作中,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形成其思想。然而正是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的思想开始萌芽、成长、蜕变。……我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该著作中已经确立。它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和人类历史中经历了断裂之后、不是在某一时刻,以一种绝对的非一贯性的形式突然确立的。……这些早期著作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但只是作为一种潜在,当然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66)。

阿尔都塞则坚决反对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思想间存在一致性的论调,实际上,他是“绝对断裂论”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其论文集《保卫马克思》是论及马克思早期文本的著述中得到最为广泛讨论的文献之一。阿尔都塞的立场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是对“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批判(67)。因此,马克思的著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本质不同的时期,即“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8)。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固然重要,但那只涉及[手稿]时期,也即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哲学时期”:“青年马克思实际上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因此,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相反,种种事实表明,青年马克思在同他‘从前的哲学信仰’决裂的前夕,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从而产生了一种为清算他的‘疯狂的’信仰所不可缺少的、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69)。阿尔都塞因此认为,吊诡的是,[手稿]恰恰标志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70):“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正是离马克思最近的马克思,即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马克思在同过去决裂以前和为了完成这一决裂,他似乎只能让哲学去碰运气,去碰最后一次运气,他赋予了哲学对它的对立面的绝对统治,使哲学获得空前的理论胜利,而这一胜利也就是哲学的失败。”(71)

阿尔都塞奇妙的结论是,“我们绝对不能说‘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学派就这样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断然的二分:1845年前的马克思,依然处于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人类学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马克思新历史科学的奠基。在朗西埃的《“批判”概念和“政治经济学批评”:从“手稿”到〈资本论〉》一文(刊发于法文初版《阅读〈资本论〉》中,亦是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讨论这一思想关系问题的文献)看来,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他从未对于自己所使用的词汇进行过批判”。根据朗西埃的判断,“尽管我们可以只是以断言的形式判定马克思理论活动过程中的断裂……但他本人却从未将这一差异固化和理论化”。有时,如以异化和拜物教为例,“同一术语可用来既表达人类学概念、又表达《资本论》中的观念。[……而且]因为马克思并没有严格地使用这些概念,以至于最初的用词含义几乎使得后来的内涵无路可走”(72)。

阿尔都塞总是坚持认为有“两个马克思”,在其《答刘易斯》一文中,他对自己先前在《保卫马克思》中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自我反思:“在我的头几篇文章中,我曾提出,在1845年的‘认识论上的断裂’以后(在马克思借以创立历史科学的发现以后),异化和否定的否定(及其他一些)哲学范畴消失了。刘易斯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对的。你们肯定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不曾发表的两部著作)中发现这些概念(直接地或间接地),而且在《资本论》中也能看到这些概念。”(73)尽管如此,他依然重申了自己的基本断言,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分水岭:“如果你们看看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那么毫无疑问在1845年存在着某种‘断裂’。……‘认识论上的断裂’是一个不归点,……的确,异化这个词语马克思用了好几次。但是这一切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消失不见了。是完全消失不见。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重要的是倾向。而且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确有排除这些哲学范畴的倾向。……但是这还不够。而且这里也是我对自己的自我批评。……我把‘认识论上的(=科学的)断裂’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等同起来了。更确切地说,我没有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认识论上的断裂’分开来。……这是一个错误。……从那以后,我开始‘纠正错误’。……1.不可能把哲学归结为科学,不可能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归结为‘认识论上的断裂’。2.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先于马克思的‘认识论上的断裂’的。它使得这种断裂成为可能。”(74)在其自我反思材料中,阿尔都塞还补充说,1845年,马克思的一些概念如“异化”还会“断断续续地被使用”:“因为从整体来说,除开它们在马克思著作中消失的倾向之外,还有一个必须加以说明的奇怪现象:它们在某些著作中完全消失,然后接着又重新出现。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草稿,他不曾发表过)中却多次提到异化”(75)。

根据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之所以再次使用这一概念,仅仅是因为“他在1858年曾‘偶尔’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且为之着迷”(76)。然而,这一解释却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其他有关《资本论》的准备手稿中,马克思就已求助于这个概念,而这些都是发生在他再次阅读黑格尔《逻辑学》之前的。当然,无论如何,马克思对待“异化”概念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它就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马克思科学著述中倾向于予以摒弃的”概念;但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在[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是《资本论》(及其其他准备稿)中,这个范畴都在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系统中的劳动和社会关系特征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77)。

最终,对阿尔都塞主义最有分量的反对,来自于对马克思实际文本的哲学分析,因为,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据说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草稿……但不曾发表过”之作(78),但别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未完成稿,特别是其中所谓“论费尔巴哈”的第一章,都是(旧)MEGA编辑整理后于1932年首次公开出版的,而阿尔都塞却似乎把它当做一个近乎完整的著作,并主要借助于此构筑其关于“认识论断裂”的学说(79)。关键不是要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成熟和他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时经历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并已为多数论者所赞同——而是要反对阿尔都塞的不恰当做法,即将这一断裂极端理论化;据此,[手稿]和其他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就被隔离于马克思主义之外,而非马克思思想发展整体中的组成部分。

即便是在其晚年的《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他当然也正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即要想在马克思“更早期的著述”中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出现的“基本理论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确系徒劳之举;但他却依然错误地将“异化劳动”排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之外,给它贴上纯粹哲学概念的标签。对阿尔都塞来说,马克思的[手稿]“并不是修改后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且“在他批评他们的时候,他是从哲学上来批评他们,因此是从外部”(80)。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被认为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开创性事件”:它打开了“历史新大陆”。

难以置信的是,仿佛这次“开创性事件”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且是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发生了的。曼德尔(Ernest Mandel)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批评。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1967)中,他将阿尔都塞的错误溯及其试图“将[手稿]呈现为一部业已完成的、‘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阿尔都塞“在反对那种分析-目的论式的方法时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只关注作者年轻时期的著作,以便看出这些著作离它的‘目标’有多近,即离其成熟时期的著作有多近。但阿尔都塞却错误地在另一种方法上权衡利弊,这种方法将一个作者发展历程中的连续阶段任意地分割为在意识形态上合乎逻辑的片段,其所依据的托辞就是将每一个意识形态都视为整体”。至于马克思是否在[手稿]中“已经摒弃了所有的哲学沉渣,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变成严格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曼德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手稿]标志着“青年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过渡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中。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过去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未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即彻底改变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由政治经济学所构建的社会事实。这种结合并不合乎逻辑,它没有产生新的‘体系’、新的‘意识形态’,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包含许多矛盾的零散碎片”(81)。

于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视[手稿]为具有高度激发作用的文本,基督教神学也视其为人本主义的标杆;而另一群论者则指责[手稿]为年轻人的哲学剩饭、甚或质疑它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身份;还有一些人认为[手稿]是理解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述之哲学前提的关键之作。毫无疑问的是,数十年间,[手稿]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学术圈,几乎所有最为热销的哲学著述都不能例外。

五 西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英语国家的 [ 手稿 ] 研究
多年来,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指苏联、前东欧)要么忽视[手稿],要么就是给它一个浅显的、有限的解释。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斯达汉诺夫主义作为其旗帜之一)依然对[手稿]中所明显持有的异化概念保持着深深的敌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从1930年代开始就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最值得关注的文献——要想在社会主义阵营立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东德论者门德(Georg Mende)的《卡尔-马克思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就是其中的明例。无论是1954年的第一版还是1955年的第二版,该书都没有提供任何说明[手稿]的文字,而只是指认其为“重要著述的准备稿”(82)。1960年,仅仅因为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了,门德决心对该书第三版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他所有论者也都表现出相似的“低评+回避”的复杂态度。这一局面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松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手稿]的研究正式启动,并因此带来了大量高质量的相关论著,如卢森伯格(D.I.Rosenberg)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0年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1958年初版)(83)。1961年,《国际马克思主义之光精选》(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特刊以“青年马克思”为标题首次以欧洲语言公开出版,里面收录有苏联学术界研究[手稿]的多篇文章。这些作者包括:巴库哈彻(O.Bakouradze)、拉宾(Nikolai Lapin)、博柯林斯基(Vladimir Brouchlinski)、帕基特诺夫(Leonid Pajitnov)和奥特博(A.Outbo)。此外还包括波兰学者沙夫(Adam Schaff)、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雅恩(Wolfgang Jahn)和哈普纳(Joachim Hoeppner),以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84)。这一理论成果尽管仍然带有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痕迹,但却是社会主义阵营首次试图解决“青年马克思”问题,以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边倒的阐释立场作出回应。有些论文还为思考非系统性阅读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建言。如帕基特诺夫就指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仍在形成中,还有那些重要构想中的新的世界观也只是初具轮廓。在这些思想中,我们经常会发现马克思不成熟的想法,它们作为马克思进行反思的材料,一方面被打上了理论资源的标签,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将它们作为对自己学说进行详尽阐述的起点”(85)。

不过,该文集中许多作者的立场还是很成问题的。与这一时期法国所形成的阐释风气(即致力于通过研究早期著述中的范畴来再思考《资本论》中的观念)不同,苏联的研究者一般都会犯相反的错误,即基于马克思后期理论的发展来分析其早期著述。正如阿尔都塞在为该文集所写的评论(标题也是《青年马克思》,稍后作为一章发表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中指出的,他们通过成熟时期的文献来过滤早期的著述(86)。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预期式判断,阻碍了他们充分理解马克思早期著述的理论意义。“当然,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必将成为马克思,但我们不打算代替马克思去生活,代替他去抛弃旧事物和发现新事物,从而加速马克思的成长过程。我们将不像迎接一名赛跑运动员那样,事先在跑道终点等他,以便他一到终点就给他披上斗篷。因为事情已经过去,马克思也早已到达了终点”(87)。

图切谢瑞尔(Walter Tuchscheerer)的著述却截然不同。实际上,他的书《〈资本论〉之前》(1968)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研究青年马克思经济思想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该书首次批判考察了“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88)。

在苏联版“辩证唯物主义”教条的影响下,[手稿]的研究进展缓慢,且还面临着严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阻挠;而它在英语国家的传播与接受也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第一个译本所引发的谨慎的兴趣也只是发生在1961年的美国。那时的文化和政治氛围(依然笼罩的是麦卡锡主义)或许影响了出版商下决心以弗洛姆(Erich Fromm)的名义出版该著作,且在弗洛姆写了一长篇导言以介绍这是“马克思主要的哲学著作”(89),并声明“异化概念(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90)之后才下决心予以出版。一时间,众多美国的研究者都重复了这一立场,一致强调马克思的思想源自于黑格尔(91)。不过,这里也有不同的声音(有时只是为了挑战对[手稿]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并向相反的方向走得很远。如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视为双生子,不过是“制造了另一个神话”,因为,“如果一伺发现了解答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秘密’的答案,马克思立即就会忘掉所有的哲学”(92)。

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的主要著述,要数塔克(Robert Tucker)的《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1961)。该书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早期著述到《资本论》,存在着一种连续性”(93),而且“异化主题贯穿始终”(94)。在有了这样的确信之后他就可以说:“早期著述中所明显呈现的异化哲学,是马克思对主体问题的最后贡献……马克思思想从早期哲学阶段到后期神话阶段的发展,在1844年手稿中已有预兆,《资本论》是其从早期开始的所有思想的逻辑成果”(95)。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马克思思想的英美阐释者都倾向于接受这一信条。因此,尽管在早期“巴黎笔记”和已出版了鸿篇巨制的1/4世纪之后的马克思之间并无多大联系,但麦克莱伦在其1970年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中却依然认为,“1844年夏季里,马克思开始构思一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文章,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1867年写成《资本论》之前一系列草稿的第一篇。”(96)。他还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包括所有后来马克思思想含有的论题,并把它们写了出来。”(97)。

奥尔曼的《异化》(1971年版,其注定是关于“青年马克思”论争中最有影响力的著述之一)也对[手稿]采取了赞赏态度。他写到:“我并不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变化,因为我没有看到它有多少改变,尤其是在比较1844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时更是如此”(98);“即使是在出版的《资本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和概念,而不是刚刚被认识到的概念。”(99)。这一信条在阿尔都塞学派的统治范围之外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接受。费彻尔(Iring Fetscher)就是其翻版,在后者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67)中,作者指出:“马克思在[手稿]和其他40年代中期的笔记中所确立的批判范畴,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资本论》(1867),而且老年马克思也从未放弃使用这些范畴。换言之,[……不仅]对早期著作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之所以要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资本论》),而且……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间接地、甚至部分直接地包含有对异化和物化的同样批判,而这也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核心议题”(100)。

注释

1. 本文中,将沿用MEGA编辑的用法,将马克思原始手稿整理出版时由编辑(梁赞诺夫)所添加的标题名称,都放在中括号(即“[ ]”)里。
2. Karl 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ed.by David Ryazanov,Arkhiv K.Marksa i F.Engel’sa,3(1927),pp.247~286.
3. 保存下来的[手稿]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共27页,第二部分4页,第三部分41页,其中还应加上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内容简介,马克思将其夹在了第三手稿中。参见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op.cit.
4. See David Ryazanov,“Ot reinskoi Gazety do Svyatogo Semeistva”(Vstupitel’s naya stat’s ya),Arkhiv K.Marksai F.Engel’sa,3(1927),pp.103~142.
5. Karl Marx,“Notes sur le communisme et la propriété privée”,La Revue Marxiste,1(February 1929),pp.6~28; andKarl Marx,“Notes sur les besoins,la production et la division du travail”,La Revue Marxiste,5(June 1929),pp.513~538.
6. Karl Marx,“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ya Svyatogo Semeistva”,ed.by David Ryazanov,in K.Marksa-F.Engels Sochineniya,vol.3,Moscow-Leningrad,1929,pp.613~670.
7. Karl Marx,“Kritik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und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5:3(1931),pp.256~275.
8. “National und Philosophie.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National mit Staat,Recht,Moral,und bürgerlichem Leben(1844)”,in Karl 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Krner,1932,pp.283~375.
9. Jacob Peter Mayer,“über eine unverffentlichte Schrift von Karl Marx”,Rote Revue,5(1930~1931),pp.154~157.
10. Karl Marx,“Economic-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Lawrence & Wishart,1975~2005,vol.3,p.273.也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第3页。
11. (32)(33)(34)See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Vorwort der Herausgeber”,in 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Krner,1932,pp.vi ~vii,p.vi,p.xxxviii,p.xiii.
12. Karl Marx,-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MEGA I/3,Marx-Engels-Verlag,1932,pp.29~172.
13. See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8:1(April 1983),p.20; and Jürgen Rojahn,“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the Importance of Marx’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Rethinking Marxism,14:4(2002),p.33.
14. (24)See Marx,MEGA,vol.I/3,op.cit.,pp.411~416,p.472(line 2); and MEGA I/3,op.cit.,p.68(line 19).
15. See David Mclellan,Marx after Marxism,Penguin,2nd rev.edn,1972,p.210; or Jacques Rancière,“The Concept of‘Critique’and the‘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from the 1844Manuscript to Capital)”,Economy and Society,5:3(1976),pp.352~376.
16. Nikolai,Der junge Marx(Berlin:Dietz,1974),pp.303~305.
17. Karl Marx,National und Philosophie,ed.by Erich Thier,Kiepenheuer,1950.
18. 参见Karl Marx,Die Frühschriften,ed.by Siegfried Landshut,Kröner,1953.这一版本,重新印刷了七次,最终于2003年由一个小型历史哲学出版机构出版;Oliver Heins and Richard Sperl,“Editorische und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liche Anmerkungen”,in ibid.,Kröner,2003,pp.631~652.
19.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Kleine Schriften,Dietz,1955,pp.42~166.
20.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Iz rannikh proizvedennii,Marx-Engels-Verlag,1956,pp.519~642.
21. (25)See Vladimir Brouchlinski,“Note sur I’histoire de la rédaction et de la publication des Manuscrits économicphilosophiques de Karl Marx”,in varii,Sur le jeune Marx,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ere du marxisme,V ~VI:19(1960),p.78,p.79.
2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ochineniya,vol.XLII,Politizdat,1974,pp.41~174.
23. Maria Hunink,De Papieren van de Revolutie,Internation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1986.
26. Karl Marx,“-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 Marx-Engels-Werke.Ergnzungsband.Erster Teil,Dietz,1968,pp.465~588.
27. See Karl Marx,MEGA2I/2,Dietz,1982,pp.187~322and 323~438.
28. 根据第I/2卷的编辑按语,这些包含了“对先前版本的必要修正”(see ibid.,p.35); 关于所有誊写细节,请参见《序言》的各种版本(ibid.,pp.842~852)。
29. SeeMEGA2 I/2,op.cit.,pp.439~444; and Karl Marx,MEGA2IV/2,Dietz,1981,pp.493~500.
30. Victor Adoratskij,“Einleitung”,in MEGA I/3,op.cit.,p.xiii.
31. 事实上,由两名编辑共同署名的导言其实是兰夏特自己所写,这个导言在同一年以一个单独的小作品的形式得以出版,参见Siegfried Landshut,Karl Marx,Charles Coleman,1932.对这一立场的批判,请参见Georg Lukács,Der junge Marx,Neske,1965,pp.12~13.
35. (36)(37)(38)Henri de Man,“Der neu entdeckte Marx”,Der Kampf,XXV:5~6(1932),P.224,P.224,p.276,p.277.
39 .Herbert 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New Left Books,1972,p.3f.
40. Georg W.F.Hegel,Jenenser Logik,Metaphysik und Naturphilosophie,ed.by Georg Lasson,Felix Meiner,1923; and Georg W.F.Hegel,Jenenser Realphilosophie,ed.by Johannes Hoffmeister,Felix Meiner,1931.
41. Georg Lukács,The Young Hegel: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Merlin Press,1975,pp.548~549.也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16~117页。另一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手稿]的革命性影响的文献是卢卡奇接受《新左派评论》的生平访谈:“阅读这些手稿改变了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关系,并且转变了我的哲学视角”。参见““Lukács on his Life and Work”,New Left Review,68(JulyAugust 1971),p.57.Cf.Georg Lukács,Towards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3vols,Merlin Press,1978~1980.
42. Alexandre Kojève,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43. Karl ,From Hegel to Nietzsche,3rd rev.edn,Constable,1965.
44. 这篇论文采取的形式是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严肃的编辑导论,参见:Nationalund Philosophie,op.cit,pp.3~127.这篇论文后来以单独著作的形式重印,参见Erich Thier,Das Menschenbild desjungen Marx,Vandenhoeck & Ruprecht,1957.
45. Heinrich Popitz,Der entfremdete Mensch.Zeitkri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Verlag fur Recht und Gesellschaft,1953.
46. Jakob Hommes,Der technische Eros:Das Wes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Herder,1955.
47. See Adam Schaff,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McGraw-Hill,1970,Chapter 1.
48. 参见Ornella Pompeo Faracovi,Il marxismo francese contemporaneo fra dialettica e struttura(1945~1968),Feltrinelli,1972,especially pp.12~18。
49. Henri Lefebvre,“Le marxisme et la pensée franaise”,Les Temps Modernes,137~138(1957),p.114.
50. 参见Maurice Merleau-Ponty,Sense and Non-sens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尤其是该书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章;Cf.Lars Roar Langset,“Young Marx and Alienation in Western Debate”,Inquiry,6:1(1963),p.11。
51. 参见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Essais sur les marxismes imaginaires,Gallimard,1969,p.44.
52. Pierre Bigo,Marxisme et humanism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3,p.248.
53. Jean-Yves Calvez,La Pensée de Karl Marx,Seuil,1956,p.25.
54. Roger Garaudy,From Anathema to Dialogue:The Challenge of Marxist-Christian Cooperation,Collins,1967.
55. (56)Aron,op.cit.,p.74,p.119.关于加斯顿·费塞德(Gaston Fessard)在这场辩论中的作用,请参见Fessard,Le dialogue catholique-communiste est-ilpossible?,Grasset,1937。
57. (58)(59)Pierre Naville,Le nouveau Léviathan 1.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Anthropos,1967,p.23,p.22,pp.12~13.
60. Auguste Cornu,Karl Marx—L’homme et l’oeuvre.De l’hégélianisme a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Felix Alcan,1934.
61. Auguste Cornu,Marx et Engels,4vo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5~1970.
62.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埃米尔·博特格利( Bottigelli),他为1960年代早期新翻译出版的[手稿]写了导言。参见émile Bottigelli,“‘Présentation’to Karl Marx”,Manuscrits de 1844,éditions Sociales,1962,especially pp.lxvi ~lxix。
63. Jean Hyppolite,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Harper & Row,1969,pp.148、150.
64. Maximilien Rubel,Karl Marx: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Rivière,1957,pp.121~123.
65. Kostas Axelos,Alienation,Praxis and Technē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p.45.
66. Henri Lefebvre,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1,Verso,1991,pp.79~80.
67. (68)(69)(70)(71)(86)(87)Louis Althusser,For Marx,Allen Lane,1969,p.33,p.34,p.35,p.36,p.159,p.56f,p.70.也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5页;第16页;第18页;第19页;第150页;第40页脚注;第58页。
72. Rancière,op.cit.
73. (74)(75)(76)(78)(80)Louis Althusser,Essays in Self-Criticism,New Left Books,1976,p.65,pp.65~66,p.70,p.70,p.70,p.109.也参见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76页;第77~80页;第81~82页;第82页;第82页;第170页。
77. 参见Herbert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Humanity Books,1999,p.258;也参见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重庆出版社,1993,第235页。
79. See Marcello Musto,“Vicissitudini e nuovi studi de L’ideologia tedescha”,Critica marxista,6(2004),pp.45~49; and Terrell Carver,“The German Ideology Never Took Place”,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XXXI:1(2010),pp.107~127.
81. Ernest Mandel,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58.
82. Georg Mende,Karl Marx’ Entwicklung von revolutionren Demokraten zum Kommunisten,Dietz,1960,p.132.
83. D.I.Rosenberg,Die Entwicklung der Lehr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den vierziger Jahren des 19.Jahrhunderts,Dietz,1958.
84. 论文《正确理解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在1964年首次发表于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生》上。该论文展现了[手稿]的重要性如何在一些与苏联有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变得明显,例如陶里亚蒂。作者认为,“巴黎手稿”“开辟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这项理论任务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成功完成,并在《资本论》中达到顶峰。但是,这项理论任务也可以说在“巴黎手稿”中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尽管它的形式并不简单,但是我们仍能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已经包含于此了(In Sur le jeune Marx,op.cit.,pp.48~49)。与之相对,德拉·沃尔佩在《卢梭与马克思》(Editori Riuniti,1956)一书中则认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主要著作不是“巴黎手稿”(该手稿是作者的经济学哲学“笔记”),而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后一著作中包含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一般前提”(p.150)。
85. Léonide Pajitnov,“Les Manuscrits économico-philosophiques de 1844”,in Sur le jeune Marx,op.cit.,p.98.
88. Walter Tuchscheerer,Bevor‘Das Kapital’entstand:die Entstehung der Theorie von Karl Marx,PahlRugenstein,1973.
89. (90)Erich Fromm,Marx’s Concept of Man,Frederick Ungar,1961,p.iv,p.50.
91. 这一发展趋势的先行者是悉尼·胡克,参见他的著作: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Gollancz,1933.
92. Daniel Bell,“The‘Rediscovery’of Alienation:Some Notes along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56:24(1959),p.935and 944.
93. (94)(95)Robert C.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Transaction,2001,p.7,p.169,p.238.三年后,杜娜叶夫斯卡娅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从1776年至今》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观点:“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表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因为这些思想在之后的39年里马克思从未放弃,并且一直在不断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变得更为丰富,……但是,马克思从未放弃过他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只不过在其他时期他称之为共产主义”(Marxism and Freedom:From 1776until Today,Pluto Press,1975,p.64)。
96. (97)McLellan,Marx before Marxism,op.cit.,p.162,p.256.也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168页;第229页。
98. (99)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xiv,p.xv.也参见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序言”第6页;“序言”第7页。
100. Iring Fetscher,Marx and Marxism,Herder and Herder,1971,p.9.
101. Shlomo Avineri,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13.
102. (103)(104)(105)(106)(107)Mészáros,op.cit.,p.232,p.17,p.11,p.20,p.23,pp.112~113.
108. 109)Adam Schaff,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Pergamon Press,1980,p.49,p.102.
110. 1939~1942的第一版几乎没人知道。参见Ernst Theodor Mohl,“Germany,Austria and Switzerland”; Lyudmila L.Vasina,“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in 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Years Later,ed.by Marcello Musto,Routledge,2008,pp.189~201and 202~212.
111.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著作包括:Solange Mercier-Josa,Pour lire Hegel et Marx,éditions sociales,1980; Retour sur le jeune Marx.Deux études sur le rapport de Marx à Hegel,Meridiens Klincksieck,1986; Christopher J.Arthur,Dialectics of Labour.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Basil Blackwell,1986; Nasir Khan,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Marx’s Writings.March 1843to August 1844,Solum,1995.
112. Takahisa Oishi,The Unknown Marx,Pluto,2001; Jean-Louis Lacascade,Les métamorphosesdu jeune Marx,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2.
113. 这个书目列表涵盖了截至1982年[手稿]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出自: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as elende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Bibliographie,ed.by Bert Andréas,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1983,pp.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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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张双利:近几年来,您的一些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学界,尤其是在 马克思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您能否借这个机会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主要 研究领域?除了马克思学研究之外,您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哪些领域?

马切罗·莫斯托(Marcello Musto):大体上来说,我的研究主要在三个 领域展开:马克思学(Marxiology)、政治的马克思(political Marx)和马克思 的当代接受状况(the acceptance of Marx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在对马克 思学的研究方面,我的研究重点发生过转移。最初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的,我还发表过不少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青年马克思和异化问题的文 章。后来我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对《资本论》手稿和笔记的研究。我已经出版 了《卡尔·马克思的〈大纲〉》B ,这本书是整个写作计划中的第一个部分。明年我会再出版一本名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的著作,在该著中我将 对马克思的所有手稿进行重构,并梳理《资本论》的整个发表过程。在对政治 的马克思的研究方面,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第一国际”展开,为纪念“第 一国际”成立 150 周年,我编辑出版了《工人们联合起来——共产国际 150 年》A ,其中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写下的大量的关于第一国际的文献,很多 是第一次发表。也就是说,在对政治的马克思的研究方面我现在关注的主要是 马克思在 1864—1972 年间(第一国际期间)在政治方面的介入和影响。在对 马克思的当代接受状况的研究方面,我不仅完成了系列著作和文章,而且还 在世界各地组织了系列学术会议。其中,《今天的马克思》B 的中译本将于今年 10 月份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个接受 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元性。在近 20 年(1989—2009)的沉默之后,人们又 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理 解马克思,即使是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也会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 阐释马克思。所以,多元性是最重要的特征。

张双利:我们就从对马克思学的研究谈起。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 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马克思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对马克思学研 究的理论意义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一方面,大家都承认马克思学的研究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历史形成过程,尤其是更好地 理解这些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不仅如此,马克思学的研究还可以帮 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的文本结构,因为我们后来 看到的那些结果也许并不是文本原来的结构,而是由后来的编者们所给出的 结构。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也在质疑马克思学的研究在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 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究竟有多大价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学的研究所涉 及到的都是些技术性的问题,即使它对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能够给出更加精确 的说法,也不能在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有实质性的推进作用。 为了回应这些争论,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马克思学的研究究竟带来 了哪些重要发现?这些发现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具有什么重要意 义?比如说,你本人在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过程中做出了哪些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对于我们在今天重新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具 有怎样的理论意义?

马切罗·莫斯托:首先,我想通过回溯我自身的研究历程来回答你的问 题。我先后在意大利和法国读过两个博士学位,一开始我所阅读的都是 20 世 纪 70 年代之前的经典译本,也就是第二国际和苏联时期的版本。而马克思学 的研究自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兴起。我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在法国学者 M. 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的影响之下开始关注马克思 学的研究方法,并决定前往柏林直接阅读《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版)。当时我阅读的是《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MEGA2),通过仔细 阅读这些文本,我完全改变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看法。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直接 阅读马克思(即理解马克思)和将他用于政治和哲学等领域完全不同。在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上,人们往往是出自于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来直接利用马克 思的文本,而不是真正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通过阅读 MEGA2,我开始非常 自觉地致力于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区分开来。这点十 分重要,因为马克思留下了大量的未完成或未发表的著作。他生前仅发表了很 少一部分著作,譬如与蒲鲁东的论战(参见《哲学的贫困》)。而诸如《德意志 意识形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 2、3 卷)等一系列 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著作,不仅未发表,甚至马克思在写下这些著作时根本就 没有以一种严格的可公开出版的形式来写作。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 出于政治的和其他的原因(如学术方面的原因),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 一些强加式的理解,有些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距甚远。所以,我认为在当今 全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之下,我们应该利用 MEGA2 这样的文献,仔细阅 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这一定能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更多可能性。

至于马克思学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不论你们是否同意,我认为在最近 的几十年中,在所有的经典思想家中,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变化最大的。无 论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哲学的角度,由于马克思学的研究,人们对马克 思的思想的理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主 要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经由 MEGA2 的编辑出版而取得的文献学方面的成就; 其二是学者们依据这些文献学方面的发现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发方面所取 得的进一步理论研究成果。这两个层次的成果都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从 1998 年 MEGA 重新开始修订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其他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理解都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下面我来举几个例子。首先是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 意志意识形态》这两本早期著作的。这两本著作分别写于 1844 年和 1845— 1846 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们一直被当作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也 是 20 世纪以来销量最高的两部著作,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资本论》。之所以 会这样,主要是因为人们把这两本著作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强调 它们是关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是关于异化问题的。在该现象的背后, 是人们对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学说的反对。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思 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断裂发生在 1845 年左右,只有断 裂之后的著作才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同意阿尔都塞的 这个论断,强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在马克思的哲学方 面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这两本 著作在当时都是未完成的手稿,它们根本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被后来的 编者们强行整理成著作形式的。比如,Terrell CARVER 教授 A 曾经明确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本不能被当作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在 这方面有大量的具体论证。如果是这样,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到马克思的其他 著作和手稿中去寻找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思考。那么这又 是哪些著作呢?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留下的大量笔记 和手稿,它们是十分重要的文献材料,这几年来,MEGA 第一次出版了马克 思为《资本论》做的笔记和准备材料。这些材料是马克思写给自己用来整理 思路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涉及了许多极其有趣的论题,但由于时间的原 因,很多问题都没能充分展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 是他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 1858)、与蒲鲁东的论战、1859 年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资本论〉1861— 1863 手稿》和《〈资本论〉1863—1865》手稿中都留下了大量关于后资本主义 社会的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进行批判时,必须对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具体的思考。

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中的思想在深刻性和复杂性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早期的著作。我们在今天重新阅读马克思,不是要 把他尊为神圣、或把其著作奉为《圣经》,而是因为他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最精准和最深刻的批判。我个人认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所 留下的这些手稿和笔记比其早期著作要重要得多,这也是我本人为什么在完成 了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关研究之后会转向对《资本论》的手稿 和笔记的研究。我之所以转向《资本论》时期的这些文献,与阿尔都塞所讲的 “认识论的断裂”毫无关系。我在仔细阅读了马克思的这些手稿和笔记之后, 发现其中有更加深刻的对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异化和拜物教的批判。或 许我可以这样来表述:如果我们有机会去问马克思本人,在你的所有著作中究 竟哪些著作才是最珍贵的?他一定会无比惊异地发现,后来的人们竟然会特别 看重他早期留下的那些文献。那是他刚刚开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 思考时所留下的一些文字。从 1843 年到 1883 年,整整有 40 年的时间,在这 40 年里马克思的思想不断成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不断深入。人们 不去关注他在 40 年持续不断的思考之后所留下的那些文献,却只把注意力集 中在 1843—1845 年的早期文献上。这就好像你与一个女人结婚并共同生活了 40 年,可是人们却仅仅关注你与你女朋友刚见面的第一年,在剩下的那 39 年 里他可一直都在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啊!

张双利:从你的表述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马克思学的研究使你对马克思 的早期和晚期著作(尤其是其写作《资本论》时留下的大量手稿和笔记)都有 了独到的认识。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你的观点与 Terrel Carver 等人的观点 一致,你们都强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 著作不具有人们常常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性。它们都是马克思留下的未完成的著 作,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这些手稿进行了人为的编辑,才使得它们具有 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关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留下的那些大量的准备 性的材料,你强调它们具有两方面的独特重要性。首先,它们在继续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创性思想,而后者 恰恰是人们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很难找到的。长期以来,有些学者一再强调 马克思在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方面非常薄弱,你认为《资本论》的手稿 和笔记恰恰在这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其次,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 体批判,马克思在这些晚期的文献中也进一步深化了其早期对异化的批判。关 于你所提到的《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的这两点特征,我想做些进一步的追问。首先,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 的批判方面非常有力,但它在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方面却显得较弱。我 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A ,在会议上虽 然有不少学者直接论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很少有人直接依据《资 本论》的手稿和笔记来展开论述。关于这点,您能否做些更进一步的说明,告 诉我们《资本论》的手稿和笔记在这方面的最主要贡献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能 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其次,您刚才提到《资本 论》时期这些文献是对早期的异化批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但问题是即使没有 这些马克思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知道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在其晚期的 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学界我们一直强调在马克思那里明确地存在 着从异化批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物化批判(《1857—1858 年手 稿》)再到商品拜物教批判(《资本论》)的思想发展线索。您认为对《资本论》 的手稿和笔记的研究能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进一步地加深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思 想发展线索的理解?为了能够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我们为什么绝对不能忽 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期所留下的这些文献?

马切罗·莫斯托:我不赞同有些学者们的那种说法,即马克思没有给予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他一生都是在不停地把自己与之前的空想社 会主义者自觉地区分开来。当然,马克思对于这些思想家是十分尊重的,他从 圣西门、欧文那里吸取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只不过他们仅仅把社会主 义当作一剂处方直接开给人民,而马克思的方法与他们显然不同。

在我看来,马克思一共留下了三类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著作,第一类著 作是对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直接批判。在马克思一生中,他一直能敏锐感受到 一种强烈的需要,必须对各种错误的观点进行回应和批判。当马克思还是青年 黑格尔派的一员时,他发表了批判鲍威尔的著作,因为他觉得这是必须的,德 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必须遭到批判。在马克思对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批 判时,我们同时都能看到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比如,对蒲鲁东 的批判,马克思主要批判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批判其认为可以在不改 变生产方式的前提之下仅仅改变分配方式以实现社会主义,这些批判集中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而 言之,这第一类著作是通过对其他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展开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思考,马克思之所以会写下这一类著作,是因为他感 受到了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直接需要,他感到必须对这些错误进行批判,以避免 其对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类著作是马克思用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种文件和信件。对于国 际工人运动来说,老年马克思的地位已经与青年马克思完全不同,特别是第一 国际正式成立以后,他开始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思想支撑。许多人开始写信给 马克思,他们不是询问其对黑格尔的阐释,或者怎样才能像他在那些重要的著 作中所论述的那样来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而是想要从他那里获得具体的指 导:主要关于如何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如何组织工人运动以及我们要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等实际问题。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期写下了大量文 献,其中包括大量书信和公告,在这些文献中有对拉萨尔的批评、对国家社会 主义的批评等重要内容。如果学者们能够把所有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并对其进行 批判性的解读,那我们一定能看到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社会的内容。

第三类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所留下的手稿和笔记。尤其是笔记, 我认为这些笔记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是马克思写给自己看的,是为了能够把 极其复杂的问题想清楚。这些笔记为什么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为他能够帮 助我们彻底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 20 世纪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 根本差别。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马克思本人更侧重于分析各种 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不会只分析社会的经济层面。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马克 思不仅看到了经济方面,而且看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这完全不同于导致还原 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这部分工作以及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方法一直没 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如果你整体性地阅读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并试图理出 其思想的脉络,你就会看到马克思对于国家、国家的形成和在不同政治背景下 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极感兴趣。最近我正在对马克思晚年的笔记(1881 年到 1882 年的历史研究笔记)进行集中研究。在 1881—1882 年这一段时间里,马 克思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他深知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他在这段时间里既 没有准备《资本论》第 2 卷的出版,也没有对《资本论》第 1 卷进行修改,而 是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研究笔记。他不仅研究欧洲历史,而且研究整个世界历史,这些笔记涉及从公元前 1 世纪一直到 1684 年 A 的整个历史过程。你如果 仔细阅读这些笔记就会惊讶地发现,他没有只是对经济现象进行重构,而是将 大部分精力用于思考不同文化和国家的相互作用。在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到意大 利、共和国、宗教改革(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等一系列的内容,甚至还有十字 军东征后的中东境况问题。去世前马克思还研究了印度的历史。根据这些文 献,我们立即就能看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我们所熟悉的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制造的马克思思想是何等不同!这些材料将帮你彻底摆 脱教条主义的马克思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的形象,此时的马克思不仅对分 析资本主义感兴趣,而且还试图通过这些分析来理解社会主义如何可能。我们 都知道,马克思曾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俄罗斯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在 这些笔记中,我们则看到他的研究还进一步延伸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 亚,他仔细研究早期的财产共同占有形式,希望能进一步揭示出未来社会的财 产形式。因此,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和这种分析的深度来阅读马克思,你当 然不会同意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不会同意自由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攻 击。自由主义者们试图把马克思的所有这些具体分析都放在一边,攻击马克思 主义是简单的还原论,是只讲阶级斗争。

我在前面的访谈中提到,马克思学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两方面的成就:文献 学方面的成就和对马克思理论的新阐释方面的成就,把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 就涉及第三个方面,即马克思的未来。

首先,我们从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就来谈谈马克思学的研究会带来怎样 一个马克思的未来。通过文献学的研究,我们将会看到那批反对阿尔都塞“认 识论断裂”说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样具有很大的狭隘性。他们在政治上反对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声称自己进行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实践,但他们却认为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禁锢了起来,把它转化成了教 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要“解放”马克思。但他们也具有重要的局 限: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在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面写出了出色的著 作,但他们却同时主张要回到青年马克思,回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马克思。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不仅不可接受,而且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反对苏联版本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回到马克思本人对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的具体分析,更没有关注马克思晚年对这一分析的进一步拓展,而是直接 要求回到早期的马克思。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马克思已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结合了 40 年,他们却要求回到 40 年前的马克思!

这一代学者的局限性还与另一个因素有关,即他们大多都是哲学家。因 此,他们往往不关注《资本论》,或者说,他们由于只懂哲学也很难真正读懂 《资本论》。我现在正在撰写另外一本著作,题目是《没有〈资本论〉的马克思 主义》,我在该著中将专门讨论这一奇特的思想现象。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 《资本论》的真正阅读,才往往会转而关注纯粹哲学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讨 论马克思与黑格尔、与康德、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因此,对于那一代学者来说,材料本身的不完整与他们研究领域的单一都造成 了其研究的局限性。

其次,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学在理论阐释方面的努力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怎 样的马克思。通过马克思学的研究,我逐渐转向晚年马克思。我之所以会有这 个转向,不是因为我相信在马克思那里有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我认为那 些持“断裂”观点的人都是在肢解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一 定的删改和肢解,然后就能够制造出“断裂”的假象。我要强调的是,晚年马 克思对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已经更加复杂,他的这些更加复杂的思考对今天的我 们更有意义。当时摆在晚年马克思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或者立即让《资本论》 第 2 卷付诸出版,或者进一步继续那些还没有完成的探索和思考。我们都知 道,第一个选择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本就不会被考虑,他无法停下那些已经开始 的思考,在确信问题已经被想清楚、并被已合适的方法表述清楚之前,马克思 绝不会轻易出版自己的著作。

那么,晚年马克思为什么对于当代世界十分重要?或者说,晚年马克思 为什么对于 21 世纪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理论 家,他更是一位战斗的革命家,此时他的政治斗争具有了非常明确的国际的维 度。晚年的马克思已经不再是 1848 年的马克思,那时的马克思所面临的主要 任务是在德国和法国的范围内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贵族。晚年马 克思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更加广泛,他所领导的是“第一国际”,他必须在国际 的高度上来思考工人运动。1872 年,“第一国际”解散,但马克思并不认为这 是彻底的终结,他一直深信它还会复兴、并一直在为这样的复兴努力。在“第一国际”的高度上,马克思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德国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的问 题。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了欧洲的维度,而这个维度的思考又同时与其对整个世 界的思考相连。马克思的思考在此时第一次与俄罗斯的局势相关联。对于俄罗 斯马克思不再持纯粹的批判的态度,不再把俄罗斯看作仅仅是落后的和反动 的,是支撑欧洲反动力量的最后堡垒。在 1861 年俄罗斯农奴制改革之后,他 开始思考在俄罗斯爆发新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必须在思想上对当时的局势进 行回应,他的思想已经在俄罗斯产生重要影响(《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不是法语译本,而是俄语译本),他必须回答俄罗斯的革命者们向他提出的那 些重要问题。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提到:“我相信过去的某种社会形 式蕴含着未来社会形式的雏形。”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开始研究人类学和殖民主义问题。阅读和了 解马克思的这些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在当今的学术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依 然盛行。人们依然把马克思塑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主义的和还原论的, 并在此基础上来反对和批评马克思。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马克思晚期的这些研 究,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源和理由来彻底颠覆这个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形象,就 可以使马克思彻底从这种种攻击中解脱出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是不可以批 判马克思,但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批判建立在真实的根据上,必须是在充分了 解马克思的基础上来展开批判。与此同时,我还认为晚年的马克思对于我们今 天的政治斗争也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经典思想家,他在今天对 于我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苏联革命的支持者,其晚年的这些思考可以在我 们今天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成为最有效的工具。

张双利:非常感谢,你再一次强调了我们为什么必须重视马克思晚期思想 以及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在此我想结合中国学界的状况对你的观点做些回 应。的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开始越来越重视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国的学者们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马克思与 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但这并不是因为要反对阿尔 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学说,而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实现 思想的解放。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被介绍进 中国学界,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尤其是以卢卡奇为代表 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很多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应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它一 方面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来自马克思著作的最丰富的思想资源,使整个中 国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另一方面通过强调马克思的 思想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它也 实质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哲学内涵。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 这个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继续,这是因为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哲学领域 的学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经济学的领域越来越被自由主义和新自 由主义的经济学主导,政治学领域继续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学者也越来越 少。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集中在哲学领域,这也致使《资本论》等晚期 著作没能得到同样程度的重视。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正在经历新一轮 的自觉转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展开,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必须加强 对《资本论》等晚期著作的研究,必须更进一步地学会用《资本论》的资源和 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外国学者也注 意到,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引用马克思的文献时,往往都局限在 1848 年以前的 著作。这个观察非常正确,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前 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马切罗·莫斯托: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中国,而且关乎整个世界。在过去 的几年里已经陆续有一些重要的文献出版:布里尔学术出版社(BRILL)在其 “历史唯物主义系列著作”(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中推出了《马克 思 1864—1865 年手稿》 A (这是第一个英文的版本),麦克米兰出版社推出了 Terrell CARVER 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B;我在 2014 出版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共产国际 150 年》C 中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 “第一国际”时期所写下的大量文献,其中有 33 份文献之前从来没有在英语世 界发表过;明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出版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笔记的全 译本。随着所有这些著作的出版,我相信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和看法将发生重 大改变。我不是说这些著作将会使我们发现一个全新的马克思,而是要强调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新整理出来的文献,要在这些新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我 们之前的一些观点。

接下来,我想简单谈谈我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即马克思的思想在全世界 的被接受状况。我曾经在世界上的著名学府做过研究,彼时我查阅过各种研究 资料,以探究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所在,以及马克思学说的研究现状。我发 现,在政治学界,马克思被引用的最多的文章就是《论犹太人问题》,这说明 什么问题呢?设想你是政治学系大一或大二的学生,而且你恰好有一个不那么 保守的老师,布置给你一周的时间去了解马克思的政治学说,他们会直接要求 学生去读《论犹太人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政治学文章。 但是,在英语界,布鲁诺·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从来未被译成英文出版 过。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在没有读过鲍威尔这篇文章的前提下,直接阅读马克 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可是他与鲍威尔的论战啊!而且它是马克思 生平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你能想象,在你刚二十出头的年龄写下的文章,竟在 之后成为如此广泛传播的东西吗?

在社会学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世界上 90% 的社会学系的学生仅仅读过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 25 页,然后他们就得出结论:第一部分——生产,第 二部分——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社会主义。这个结论简直太愚蠢了。这些 人不去阅读马克思最具代表的政治性文献,亦即我之前提到的第一国际时期 的文献,而从其他文献中去寻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 形?——这些文献出版得太晚了。我的母语不是英语,但是我却是在英语史上 研究第一国际时期文献的第一个研究者。事实是,那部分文献大概有 7000 页, 如果你不热爱马克思的话,阅读起来的确不大轻松。

哲学系呢?如果你去哲学系会发现,根本没有马克思的踪迹。当他们讨论 马克思的时候,他们论及的是异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类存在,这是手稿 在谈论四重异化时一个十分哲学化的表述,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路仍有 一定关联。那时候马克思还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甚至都还不是学者,髭须 尚未丰满。相对于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深刻批 判,类存在概念可以与之相较高低吗?《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劳动的阐述能够取 代《资本论》中的分析吗?所以我想重申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性,它能够滋润 新一代的读者。不论你喜欢与否,或者是否对它持有批判的态度,至少你喜欢 或批判的是真实正确的东西,而不是某些学者们自己的臆造出来的理论。

张双利:我很想知道你的学生对你所讲的这个复杂版本的马克思的接受情 况。你在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都开设课程,在你的课堂上学生们会有怎样的反 应?他们是觉得被吸引、受启发,还是依然认为马克思距离当代世界太过遥 远?他们能否真正体会到马克思的思想的力量?

马切罗·莫斯托:这些学生是带着对马克思的成见来到我的课堂上的。他 们大多认为马克思只讲阶级斗争,他的理论早已过时,因为在这个世界已经不 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他们大多自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在萨义德 等人的影响下,他们认为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是东方主义者,因此他们 对他的理论怀有深深的成见。萨义德等人为何能够得出如此结论?那是因为他 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的文献实在太少。他们只看到,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在 发表于《纽约论坛报》的那些文章中直接提到了印度等非西方社会,马克思曾 说印度没有历史。但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在晚年对非西方社会有更加具体和深入 的研究,而且此时的马克思由于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料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很多想 法。在我的课堂上,我就是通过比较这些不同的文献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 变化,来帮助学生们逐渐厘清其原先所持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问题。这些教科书对学生们具 有极大的误导性,教科书的作者们往往会围绕着一个问题任意地从马克思的不 同著作中摘取一个个片断,并在此基础上硬生生地制造出一些观点。这种做法 与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完全相反,它丝毫不尊重文本本身,不能在各个文本的 具体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些教科书依然在学生中发挥着 影响,我认为马克思学的方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很多对 马克思的误解和歪曲。如果你是个有心的读者,有意识地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论述做些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双方对马克思 思想的论述竟然是高度一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只阅读了马克思文献 中极少一部分。我一直认为马克思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都是思想的巨 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还有美好的前景和未来,在这方面马克思学的研究可 以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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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过去的几年间,国际学者再次出现对卡尔·马克思这一被误解的 作者的兴趣。他的思想虽然显得老派,然而,对理解人们当前时刻仍然 是不可缺少的,实际上,它最终也回到了知识空间之中。在终于摆脱了 它过去曾承担的作为统治工具(instumentum regni)的可恶功能后,他的著作正成为新的兴趣的焦点。
对马克思著作重新感兴趣的最有意义例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MEGA)的出版,该项工作在苏联解体后曾中断了多年,已于 1998年重新开始,并重新组织了正在进行中的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工 作,MEGA 的总部也转到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最近,出版 50 卷这 一重要目标已经实现一其中 114 卷中的 10 卷是1998年后完成 的一每一卷由二册构成,即文本和评注。

在新的历史考订版中,许多新的语文学研究的见解都突出马克思著作的一个特殊特征:未完成性。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比他生前出版的 著作要多得多。这一情况也适合《资本论》,它的全部版本,包括从所 有1857年开始的预备性著作,2009年将在 MEGA 的第二部分中刊出。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第一个着手于这一挑战事业的人一 在材料分散、马克思语言的奇特以及他的书写难以辨认的情况下一出版他朋友分散的遗著。这一系列困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尤为明 显,该卷是马克思唯一未能赋予其确定的形式,甚至是大致的形式的 一卷。1885-1894 年间,恩格斯在高强度的编辑上付出的努力,终于 使非常粗糙的文本——主要由“处于萌芽状态(in statu nascendi)的思 想的记录”、原始笔记构成——变成一个系统经济理论的有机文本。 这中间出现诸多理解的错误,其实并不令人奇怪。就这方面说,更有意思的是前面一卷, 它包含马克思最后的六部手稿,时间是从1871年到1882年,都是为了《资本论》第三卷而写的。这些手稿中最重要的是1875年的数量庞大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数学处理(Mehrwertrate und Profitrate mathematisch behandelt)的手稿,以及恩格斯尽其编辑能 力所加上的文本。这些特殊的手稿以无可质疑的精确性描绘了这些著作在问世前经历的历程——现在之前很大程度上都只是猜测一它们 使我们能评估恩格斯所承担的编辑工作的优劣。这本书值得额外肯定的价值是, 其中的 45 卷和51卷的文本是第一次出版的。

对第一部分来说,MEGA 的语文学研究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它 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版物、文章和手稿(文本将以原语言呈现两个人写的文本)。二卷近期已经出版。其中的第一卷包括二百篇文章 和草稿, 是两位作者在1855年 《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和 布勒斯劳的《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所写的文章。各种补充研 究使得有可能加上另外21 篇文章(这些文章曾由于在重要的《美国时 报》(American Daily)上匿名发表而未算在他们的头上),并因之成为他 们论欧洲政治和外交、论国际经济危机和克里米亚战争的最重要著作。 第二卷呈现了恩格斯晚期的一些著作。这一卷包含着计划和笔记, 包括《历史中暴力的作用》(Die Rolle der Gewalt in der Geschichte)的手 稿,但没有伯恩斯坦的评论,他曾是这部手稿的第一位编辑;给工人运 动组织的演说;以及一系列著作和文章的重印而写的前言;在后一部 分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两个世纪的俄国外交政治史》(Die auswartige Politik des russischen Zarentums),该文刊载于《新时代报》 (Die Neue Zeit),1934年曾被斯大林所禁止,其中考茨基所写的《法学 家社会主义》中的各部分的作者也第一次被确认。

在新的历史考订版中,第三部分也有一些有趣的进展,它由通信构 成。近年出版的一卷主题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政治活动,这 一协会 1864年9月29日创立于伦敦。书信记录了马克思在协会前五 年的活动,其中表明,他很快地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见证了他试图 把自己的公共信念—16年后再次看到他处在斗争的前沿——与科 学工作结合起来的尝试。其中中辩论的主题有:工会的作用。关于它的 重要性,马克思一度与拉萨尔以及他提出由普鲁士国家来支助合作社 的建议进行斗争时强调过:“工人阶级或者是革命的,或者无足轻重”; 反对欧文主义者威斯顿(the Owenist Weston)的争论,由此产生的讲演 在他死后于1889 年收入在《价值、价格和利润》之中;对美国内战的评论;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

其他的最近出版的书信中涉及到1857年经济衰退的背景。这次危机在1848年(革命——译者加)失败而陷入僵局之后,燃起了马克 思对革命运动重新出现的希望:“就像老田鼠一样危机一直在开掘着道路。”这一期待导致马克思重新致力于理智的生产,并迫使他“暴风雨到来前”(before the deluge)——这是他希望的,但最终并没有实现一去勾勒他的经济理论的轮廓。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写他 的《大纲》的最后一批笔记本一从这一得天独厚的视点可以观察到作者思想观念的演进一并决定着手出版的著作,其中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1859年出版的。从他个人观点看,这一 阶段是以“极其恐怖的惨状”为标志的:“恐怕没有什么人,曾在如此缺 钱的情况下写作有关‘金钱’的著作了!”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身处逆境仍战斗不息,一心要完成其“经济学”:“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能让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然而,虽 然有意要完成第二步工作,马克思却未能实现,《资本论》第一卷等到 1867年才出版。他这一庞大计划余下的部分,虽然经常被赋予了系统 的特征,也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它们仍然是些废弃的手稿、临时的草稿和未完成的计划。作为马克思的整个文字生产的忠实伴侣和被诅咒的形式,这一未完成性也显著存在于他的早期著作中。新的系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Mark-Engels-Jahrbuch) 4第一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该期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专刊。这部书——预计是MEGA的V5 卷, 预期 2008年出版一包含着大量应该归于莫泽斯·赫斯的手稿,与迄 今出版的著作不同,将包括那些被它们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遗弃的、 不想再加工的文章。在该年鉴中,这些部分对应的是第一章“费尔巴 哈”和第二章“圣·布鲁诺”。七部幸免于“老鼠牙齿的批判”的手稿, 作为独立的文本收在一起,按年代秩序排列。从这个版本中很容易发 现文本的不均衡性,论费尔巴哈的那一章远没有完成。然而,在总体 上,这一卷仍然有助于为阐述马克思思想而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可靠 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曾经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唯物论的最详 尽阐释,现在被推回到它原初的片断的状态。

最后,就青年马克思而言,有必要指出,他的早期著作选的重新编 辑是由社会民主党学者朗兹胡特和迈尔做的。这个版本与 MEGA 第 一版同时出版于1932年,使直到那时还未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得以传播,虽然它在内容和文本不同部分的编排上有一些错误,在原文的识别上做得也不好。

对马克思的深层而反复出现的不理解有许多理由,对他的批判理 论所尝试的系统化一鉴于他的理论的未完成和非系统的特征一件 随着大众化而来的概念的贫困化,他的著作受到的操纵和检查,被某种 政治目的而用作工具,但是,他的著作的未完成性却具有无尽的魅力,这种魅力不会因以前的曲解,甚至是对它的公开的否定而受损。

然而,从这种不完整性中会再现问题的丰富性与多态性的思想和 视域,它的空间可供马克思研究(Marx Forschung)以多种途径穿越。

 

汪行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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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谈马克思的《大纲》诞生150年及其现实意义 [Huobusibaomu Tan Makesi De DagangDansheng 150 NianJiqiXianshiYiyi],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布斯鲍姆谈马克思的《大纲》诞生150年及其现实意义

孙寿涛 闫月梅 译

2008年劳特利奇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马塞罗·默斯托博士主编的纪念马克思的《大纲》创作150年的论文集《卡尔·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

(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由国际上三十多位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撰稿。著名历史学家、“漫长的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的作者、伦敦大学伯拜克学院院长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荣誉教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本书撰写了前言。2008年9月15日,Z Communications网站发表了本书编者默斯托与霍布斯鲍姆关于“马克思及《大纲》的当代意义”的一个对话。“前言”和“对话”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阐述了《大纲》出版与在世界上接受的漫长历程以及马克思及其《大纲》的当代意义,认为《大纲》体现了远比《资本论》丰富的思想,比如它是唯一一部超越了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未来共产主义所做的提示的文本,同时指出马克思仍然是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的最佳指南。现将“前言”和“对话”内容介绍如下。

一、前言
《大纲》(Grundrisse)出版的漫长历程
从多方面看,在卡尔·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大纲》的地位及其命运都是独特的。首先,《大纲》作为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实际的原因而在马克思去世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完全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知,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们实际上几乎是完全得不到的,直到这些手稿写成后近一个世纪,它们才被冠以《大纲》这样的名字编辑出版。无论对其意义有何争议,1857—1858年手稿显然是为《资本论》所做的理论努力的一部分,特别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这一点将《大纲》与其他写作年代更早一些而同样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并添加到马克思全集中的著作,即1932年出版的《早期著作》(Frühschriften),区别开来。围绕这些写于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作品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中所占的确切位置,发生了许多或对或错的争论,但对于1857—1858年手稿的成熟地位,则不会有多大争议。
其次,有点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在可以确切认为最不利于对马克思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任何原创性发展的条件下,即在正处于斯大林时代高峰期的苏联和民主德国,《大纲》得以全部出版。要知道,即使是后来,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样的事情仍需要得到政府当局的许可。这一点,从事他们的著作的外文版工作的编者有理由可以证明,至今仍不清楚,当时是如何克服这些出版障碍的,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清洗和对该学院创建者及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的清除乃至谋杀,或者从1925年到1939年间负责手稿工作的帕维尔·韦勒(Pavel Veller)是如何度过1936—1938年的恐怖而完成工作的。有一点可能是有利的,即当局并不确切知道怎么处理这份庞大的棘手的文稿。但是,他们显然对于这份文稿的准确地位有所怀疑,因为毕竟斯大林认为三卷《资本论》反映了马克思的成熟立场和观点,而这些带有草稿性质的手稿并不像《资本论》那么重要。事实上,《大纲》的俄文译本直到1968—1969年才全部出版,而且,无论是1939—1941年的德文原版(出版于莫斯科)还是1953年的重印本(柏林),都不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组成部分(而仅仅是“以MEGA的编排方式”),或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的组成部分而出版的。然而,与最初载于MEGA(1932年版)、后来由官方出版的马克思全集中未予刊载的1844年的《早期著作》不同,它们实际上出版于斯大林时代的高峰期。
第三个特点是关于1857—1858年手稿的地位的长期不确定性,这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关于这些手稿的名称不断变化,一直到交付打印前不久才确定下《大纲》这一名称。实际上,它们与由马克思出版和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的三卷《资本论》、由考茨基从1861—1863年手稿中编辑的所谓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仍是有争议的。曾通读过这些手稿的考茨基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他除了在其杂志《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出版了这些手稿中的两篇摘录外,再没做什么工作。这两篇摘录分别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的简短的《巴师夏和凯里》(1904)以及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1903),《导言》从未完成,因而也未在185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发表。它后来成为那些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拓展到流行的正统观点特别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之上的人的早期依据。迄今为止,《导言》可能是《大纲》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部分,虽然本书援引的一些评论者质疑它是否属于《大纲》的组成部分。当时,手稿的其他部分仍未出版,实际上也一直不为评论者们所知,直到梁赞诺夫及其在莫斯科的合作者于1923年获得了这些手稿的照相拷贝,将它们按顺序整理并计划在MEGA中将它们出版。猜想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即如果它们按最初计划的那样在1931年出版,将会造成什么影响。它们实际的出版日期——1939年末和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一个星期——意味着它们几乎仍然完全不为西方所知,直到1953年东柏林的重印本发行。虽然鲜有几本到达美国,但从1948年以来,这部作品就得到伟大的先驱式的《大纲》阐释者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分析,当时他经由奥斯威辛和其他各种集中营刚刚到达美国。很难相信,这部大部头的德文原版著作“被寄到前线作为反对德国士兵的宣传鼓动材料,后来又被寄到战俘营作为战俘的学习材料”,从而达到了其理论或实际目的。
1939—1941年版的全文重印本成为国际上接受《大纲》的第一个版本,它于1953年在东德重印,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出版提前了几年,但有意割断了与这些著作的联系。除了一处例外,这部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这里例外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一节,它于1939年用俄文首次单独出版(正如稍微早些时候出版的《货币章》的情况)。它于1947—1948年被译成日文,1952年用德文再版,而后又被译成匈牙利文(1953)和意大利文(1954),当然也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得到了讨论。带有一篇解释性导言的英译本不久就以西班牙文在阿根廷(1966)和佛朗哥的西班牙(1966)出版。可能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社会人类学者对它的特殊兴趣,以及它与争议颇大的对第三世界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特定相关性,这一文本在人们可以得到全文《大纲》之前得到了广泛的发行。这一文本为西方因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集权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这样的著作极具争议地重新恢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提供了线索。
关于《大纲》的接受史
1857—1858年手稿的接受史实际上开始于1956年危机之后,当时,在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各国共产党之内与之外,大家主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正统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无论是1844年手稿,还是1857—1858年手稿,既然它们不属于“经典著作”的正式全集,但无疑又是马克思所写的,那么,正如本书第三部分有几章所表明的那样,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为合法突破共产党内一贯封闭的立场奠定了基础。几乎同一时间,国际上对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作品的发现——这些著作在苏联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是1957—1959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相信《大纲》具有异端倾向,表现为此时出现了非官方的自由作家的译本,如法国人文科学出版社(the French Editions Anthropos)出版的改良主义者的译本(1967—1968)和《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支持的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的译本。在共产党之外,《大纲》起到了证明一种虽非共产主义的但无疑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造反时代,这一点才开始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的重大意义就已经被接近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学问精深的德国人如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和年轻的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认可,只是这种认可并不具有政治行动主义的背景。在快速扩张的大学中,学生日益激进,这也为像这样极端难懂的文本提供了以往未曾料到的更大规模的读者。要不是因为这一点,像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这样的商业性出版公司肯定不会愿意出版《大纲》,即使是作为“塘鹅马克思文库”(“Pelican Marx Library”)的一部分。同时,这一文本在苏联也或多或少有些勉强地被接受为马克思著作全集的内在组成部分,在1968—1969年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尽管是以一种小于《资本论》的开本的形式。随后不久,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版了。
因此,将有关《大纲》的争论与其政治背景分开是不容易的,而且是政治背景激发了这些争论。在争论最激烈的20世纪70年代,它们也遭受了代际或文化障碍,即大多数(主要是中东欧的)极富献身精神且学识渊博的先驱派马克思文本学者如梁赞诺夫和罗斯多尔斯基等陆续辞世。一些严肃的努力实际上是由较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知识分子做出的。他们尝试着对1857—1858年手稿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更具体地说,在成为《资本论》躯干的总体计划中所占的位置进行了较早的分析。然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战则是由像法国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这样的、对马克思的文献坦率说并不十分了解的理论家发起的。这些论战被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所接受,这些年轻人可能当时还十分缺乏对这些文本的了解,或者说也缺乏能力判断过去有关它们的争论,但愿是由于语言的原因。一点也不奇怪,像本书中有关意大利那一章所说的那样,“《大纲》……的接受颇具独特性”,这不只适用于一个国家。
总的看法
眼下的这本论文集出版于目前这样一个时代,此时,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运动在全球舞台上仅仅是不太重要的角色。然而,此时世界呈现出的状况也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做的分析独具慧眼。也许这是一个恰当的返回对《大纲》研究的时机,这时候的研究将不那么受从尼基塔·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垮台这一时期左翼政治短时考虑的妨害。从任何方面说,《大纲》都是一部非常难懂的文献,但也是一部非常值得读的文献。这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有关那部连《资本论》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的专著的唯一全方位指南,还提供了对于成熟马克思的方法论的独特介绍。它包含了能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适用于远远大于19世纪的范围的分析和洞见,它们可以用来分析制造不再倚重人工的社会的时代,自动化的时代,闲暇的潜力,以及异化在这些情景中的变化。比如说他对科技的看法,就有这样的力量。它是唯一一部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未来共产主义所做的提示的文本。总之,《大纲》的确体现了最为丰富的马克思思想。
本论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八章组成,即由阅读《大纲》而产生的对其主要主题(方法、价值、异化、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矛盾、社会主义,以及《大纲》和《资本论》的对比)的阐释。第二部分重现了《大纲》作者在1857年至1858年的思想传记。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则对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生动的说明。
总之,在展现《大纲》一些丰富宝藏方面,在国际背景下确定其原创的思想财富方面,本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二、对话
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大纲》创作150年
——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对话
马塞罗·默斯托(以下简称“默”):霍布斯鲍姆教授,1989年,卡尔·马克思曾被匆匆遗忘,20年后,他又回到了聚光灯下。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不仅通过新出版的著作而获得了知识界的关注,而且他也成为更广泛领域关注的焦点。实际上,2003年法国《新观察家》杂志(Nouvel Observateur)出版了一期卡尔·马克思专刊——《卡尔·马克思——第三个千年的思想家?》(Karl Marx—le penseur du troisième millénaire?)。一年后在德国,一次由电视公司德国电视二台(ZDF)发起的有关谁是所有时代最有影响的德国人的民意调查中,超过50万的受访者投票给马克思;他位居综合类第三,“当前影响”类第一。而后,2005年,《镜报》(Der Spiegel)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并冠以“一个幽灵又回来了”(Ein Gespenst kehrt zurück)的标题,同时,英国广播公司(BBC)第四套节目“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栏目的听众投票公认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最近一次与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公开对话中,您曾说过,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资本家而不是其他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您提到,当企业家和自由主义政治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对您说“我刚才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他说的话里有极多东西”时,您很震惊。这次复兴虽然微弱并相当含糊,但其原因是什么?是否可能因为他的著作是被作为永远也不应当忘记的现代思想的伟大经典而进入了大学课程中,所以仅仅是一些专家和知识分子对其作品感兴趣?或者从政治方面可能一种新的“对马克思的需求”也即将来临?
霍布斯鲍姆(以下简称霍):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根据自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预言了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的本质。聪明的资本家,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化金融部门工作的资本家,对马克思印象很深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必定更了解他们在其中运作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质。面对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北大西洋国家社会—民主方案的垮台,许多国家政府向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那些宣称受马克思和列宁激发而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坍塌,左翼意气消沉。像女权主义这样的所谓“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要么与反资本主义没有合乎逻辑的关联(虽然其成员作为个人也许与之相关),要么已经不再相信人类对自然能够不断加强控制,而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都相信的。同时,“无产阶级”由于分化和减少了,已经不再被相信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而且,自1968年以来,最著名的激进运动都倾向于直接行动,而这样的行动并不必然是基于很多阅读和理论分析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和经典的思想家,虽然从政治角度来说,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一度拥有强大的共产党的国家,曾经出现过一次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过激的思想攻击,并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致顶峰。但有迹象表明,这种攻击现在已经销声匿迹。
默: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机敏而又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他比其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感知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他认识到,全球化国际经济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他预言这一过程不仅将促成自由派理论家和政客所吹嘘的增长和繁荣,同时也将导致暴力冲突、经济危机和广泛的社会不公。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经历了开始于1997年夏的东亚经济危机,1999—2002年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尤为重要的是开始于2006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这次危机已经成为“二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因此,是否可以说重新对马克思感兴趣也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马克思对于解释当今世界的深刻矛盾的持久能力?
霍:将来的左翼政治是否会像过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那样,再次受到马克思分析的激励,将有赖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但是,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也适用于作为一个连贯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事业的左翼。你说得对,既然对马克思兴趣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我看来主要是——基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那么,前景要比20世纪90年代更为乐观。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美国很可能会变成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将使不受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神话的失败更加戏剧化,甚至会迫使美国政府考虑采取20世纪30年代以来业已忘记的公共行为。政治压力已经在削弱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对不受控制的、不受限制的和不受管制的全球化的承诺。在一些场合(例如中国),由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整体转轨导致的巨大不公平和不公正,已经引发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甚至引发了政府高层的质疑。
很显然,“回到马克思”(return to Marx)必定是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位置的分析——首先包括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的不稳定性的分析,也就是资本主义是在一系列自身引发的伴随着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发展的。1989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家曾声称自由资本主义会永世长存,历史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不这么认为,他们从不相信任何关于人的关系的制度可能是最终的和决定性的。
默:国际左翼向自己提出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的问题,您不认为如果国际左翼的政治和知识力量放弃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就会失去一个审视和变革当今现实的基本指南吗?
霍: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放弃马克思的思想,只要他不是基于希望或意愿,而是基于对历史发展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发展的认真分析,而相信资本主义必定为另一种社会形式所取代。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将被一个社会性的管理或计划的制度所取代的实际预言看起来仍然合理,尽管他显然低估了会在任何后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市场因素。既然他有意避免对未来的猜想,就不能让他来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下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定方式负责。关于社会主义目标,马克思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一个没有剥削和异化的社会的思想家,在其中人类能充分实现其潜能,但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力地表达了这种渴望,他的话至今仍保留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然而,大家必须理解,马克思的著述不应当被当成政治纲领,不管是否权威,也不应当被当成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描述,而应当被当成怎样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的分析指南。否则马克思就不会作为一种政治灵感回归左翼。我们也不能且也不应该忘记,他没有能够完整地连贯地表述他的观点,虽然恩格斯和其他人尝试着从马克思的手稿中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正如《大纲》所表明的,即使是完整的一部《资本论》,也只不过是马克思自己的、也许过分庞大的最初构想的一部分而已。
另一方面,除非激进活动家中风行的一种倾向——把反资本主义变成反全球化的倾向——停止,否则马克思不会回归左翼。全球化存在着,如果人类社会不崩溃,它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上,马克思把全球化看成一种事实,而且,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原则上是欢迎它的。他所批评的,也就是我们所必须批评的,是资本主义导致的那种全球化。
默:《大纲》是马克思著述中引起新读者和评论者最大兴趣的作品之一。它写于1857—1858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草稿,因此也是写作《资本论》之前的最初的准备工作;它包括了很多马克思在他没有完成的毕生之作的其他地方未加以展开的话题。在您看来,为什么虽然这些手稿只是马克思为了总结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纲要而写的,但却持续地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引发了更多的争论呢?为什么它们能这样持久地引发人们的兴趣呢?
霍:在我看来,《大纲》对国际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有两个,它们是互相联系的: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些手稿实际上并没有出版,正如你说的,它们包含了大量马克思在别的著作中未加以展开的问题的反思。它们不是苏联社会主义世界中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教条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全集的一部分,但苏联社会主义无法简单地取消它们。那些想要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者拓宽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围的人,如果不想把他们的出发点建立在可能会被指责为异端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上,就可以利用这些草稿。因此,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远早于柏林墙的倒塌)的版本继续在引发争论,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些手稿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在《资本论》中没有得到考察,比如说那些在我为您主编的书所写的前言中提到的问题。
默:作为结束,我提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阅读马克思还是很重要?
霍:阅读马克思很重要,因为如果离开这个人的著作对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生活于其中的当今世界。最后一点,应该读他的原因在于,正如他本人所写的,只有理解了这个世界才能有效地改变它——马克思仍然是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的最佳指南。■

[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闫月梅: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部]

(责任编辑张钟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