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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遇到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令马克思着迷的第一个知识领域:它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才成为德国的一个学科,他只是在研修了其他各门学科以后才开始遇到政治经济学的。 马克思于1818年出生于特里尔(Trier)一个犹太人家庭,1835年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开始研修法律,后来转向哲学(特别是主流黑格尔主义),1841年以一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mocritean and Epicurean Philosophy of Nature)的论文毕业于耶拿大学。他本来想从事学术生涯,但是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登上普鲁士王位后,黑格尔哲学不再受官方恩宠,身为青年黑格尔派(the Yong Hegelians)其中一员的马克思不得不改变他的计划。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投身于新闻业,报道时事问题,并为科隆(Cologne)的一家日报《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工作,不久他就成为该报非常年轻的主编。然而,在他担任这一职位并开始发表他自己的关于经济问题(虽然还仅限于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文章 [1] 不久之后,书报检查制度就打击了该报,并使马克思结束了这一经历,“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2] 因此他继续对国家和法律关系进行研究,在这一领域,黑格尔(Hegel)是主要权威。1843年马克思撰写了在他去世后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3] 为书名出版的这一著作的手稿。由于坚信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他在这部著作中制定了他的最早的关于经济因素对于解释全部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这一思想观点。

马克思只是在1844年移居巴黎后,才开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 [4] 的。他在巴黎创办并合作编辑了《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5] 从这时候开始,他自己的原来主要具有哲学、历史和政治特点的探究,才转向后来可能成为他未来研究的支柱的新的学科。他在巴黎进行了大量阅读,写满了9本笔记和摘录。事实上,他从大学开始就养成了毕生边阅读边做摘要的习惯,期间穿插着这些著作给他的启示。 [ 6]所谓的《巴黎笔记》(Paris Manuscripts)尤其有意思,因为它们是对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的《论政治经济学》(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7]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以及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冗长摘录, [8] 马克思从前两部著作中获得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而后两部著作则使他得以对价值和价格的概念进行评价,并得以对支配人的冷冰冰的东西——货币——展开批判。

在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马克思还写了另外3本笔记,这些笔记在他去世后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s-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为题发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尤其将注意力放在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ur)[entäusserte Arbeit])概念上。与主要的经济学家和乔·威·弗·黑格尔(G. W. F. Hegel)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得工人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9] 同工人相对立。这种现象不是自然的,因此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结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所特有的。

马克思的一些拜访者见证了这个时期他所做的紧张工作。激进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Heinrich Bürgers)在1844年末谈到马克思时写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始了深刻的研究,并且有了写作一部会重新创建经济科学的批判著作的计划。” [10] 在1844年夏季第一次遇见马克思并与他建立了终生友谊和理论—政治团结的恩格斯,也受立即进行社会革命的希望所驱使,他在他们40年通讯生涯的第一封信中劝马克思尽快出版他的著作:“现在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公诸于世。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 [11] 马克思感觉他的知识还不够,这种感觉妨碍了他完成并出版他的手稿。但是他同恩格斯一道 [12] 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The Holy Family, 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Bruno Bauer and Company),这是反对左派黑格派运动(the Left Hegelian movement)中的鲍威尔(Bauer)和其他人物的一部措辞严厉的论战性著作,马克思本人于1842年脱离了左派黑格尔运动,理由是它靠孤立的思辨来运作,并且只进行毫无结果的思想论战。

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在1845年初再次写信劝他的朋友完成准备中的著作:

“你还是先把你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写完,即使你自己觉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必须趁热打铁。 ……而现在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 [13] 但是这些请求并没起多大作用。马克思仍然觉得在力图赋予他所写的手稿一个完成形式之前需要继续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他坚信,他不久就可以出版他的著作,1845年2月1日,在他因与每周出两期的德文工人报纸《前进报》(Vorwärts! )的合作而被命令离开法国后,他同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出版商卡尔·威廉·列斯凯(Karl Wilhelm Leske)签定了出版题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的两卷集著作的合同。 [14]

二、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
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Brussels),他被允许居住在这里的条件是“不在比利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 [15] 他与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以及1844年出生于巴黎的第一个女儿燕妮(Jenny)在这里一直住到1848年3月。在这三年中,特别是在1845年,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果。1845年3月,他着手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著作,这项工作他未曾完成。 [16] 而且在2—7月间,他完成了6本摘录笔记,即所谓的[《布鲁塞尔笔记》(Brussels Notebooks)],这些笔记主要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的,尤其关注西蒙德·德·西斯蒙第(Sismonde de Sismondi)的《政治经济学概论》(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亨利希·施托尔希(Henri Storch)的《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和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从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中抄写许多页的内容时,还钻研了与机器和大工业相关的问题。 [17] 他还计划同恩格斯一道将《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 [18] 翻译成德文。但是由于缺乏时间和无法保证出版资金,他们两个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转而专注于各自的工作。

7—8月份,马克思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仔细研究了大量英国经济学文献,这对于计划中的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他编写了另外9本摘录笔记,即[《曼彻斯特笔记》(Manchester Notebooks )],同样,这些笔记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关于经济学史的著作的摘录,例如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A History of Price, and of the State of Circulation)、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的《政治经济学文献》(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Probl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 马克思对社会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他从大量英文版的社会主义文献的著作特别是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的《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以及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论人性的形成》(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和《新道德世界书》(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中作了一些摘录。 [20] 恩格斯在他的实际上出版于1845年6月的第一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断。

在比利时的首都,马克思除了进行经济学研究外,还致力于另一项计划,当时日渐成熟的政治环境使这一计划很必要。1845年11月,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与恩格斯、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和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一道创作一部著作,“对以费尔巴哈(Feuerbach)、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施蒂纳(Stirner)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21] 这项计划的结果在马克思去世后以[《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ology)]为题发表,它有两个目的:对德国最近的新黑格尔主义形式进行抨击(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The Ego and His Own ]于1844年10月出版),以及正如他在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所说的:“为了使读者对于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 [22] 马克思一直创作到1846年6月的这部手稿并没有完成,但它帮助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虽然还不是以明确的形式)阐述了恩格斯在40年后清楚地解释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东西。 [23]

为了追踪1846年马克思的《经济学》(the “Economy”)的进程,有必要再来看看他给列斯凯的信。马克思在8月份告诉这个出版商说,他的著作的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但是,“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他是不会“把它拿出去付印的。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答应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一著作:“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 [24] 但是这些说法并不符合他的工作的实际情况,因为他的手稿中没有哪一部可以说是“快要完成的”;当出版商在1847年初连一卷都没收到时,就决定取消出版合同。

这些经常性的推迟不应归因于马克思缺乏任何热情。在那些年里,他从不放弃政治活动,1846年春,他促成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the 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的工作,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在欧洲各个工人联盟中建立联系。但是理论工作始终是他的重点,这一点可以从经常访问他的那些人的言词中得到证明。例如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Georg Weerth)在1846年11月写道:

“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共产党的领袖。但是,许多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果知道这个人实际上做了多少工作,他们会感到很吃惊的。马克思不分昼夜地工作,为的是清除美国、法国和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工人头脑中那些令他们感到混乱的奇怪制度…… 他发疯似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史。许多年来这个人每晚睡眠不足4个小时。” [25]

马克思自己的研究笔记和出版的著作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勤奋。1846年秋季至1847年9月,他作了三大本摘录笔记,主要是从当时德国主要经济学家之一的古斯塔夫·冯·居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the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中摘录的有关经济史的内容。 [26] 1846年12月,马克思在读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这一著作并发现它“很坏” [27] 时,决定对这一著作展开批判。他直接用法文写,以便他的不懂德文的对手能够理解他的批判著作;手稿于1847年4月完成,于7月以《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为题出版。这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得以出版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它制定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论这一理解社会现实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的适当方法论步骤的思想。 因此,没能完成计划中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够勤奋,而是由于他承担的这项任务的难度。马克思批判考察的主题太大,以他特有的认真态度和批判性的良心,这一主题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9世纪40年代末,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三、1848年和革命的爆发
1847年下半年,随着社会骚动的加强,马克思的政治参与更加花费时间。6月,拥有国际支部的德国工人和手工艺人的一个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the Communist League)在伦敦成立;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German Worker’s Association);11月,马克思成为由革命派和比较温和的民主派人士组成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the Brussels Democratic Association)的副主席。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项起草政治纲领的工作,不久之后,即1848年2月,这一政治纲领以《共产党宣言》(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为题被送交出版。它的开篇语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注定成为闻名世界的语句。它的主要论点之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样也举世闻名。 [28]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可以说非常及时。随即,一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强度上都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就使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陷入危机。执政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反对措施来镇压起义,1848年3月,马克思被从布鲁塞尔驱逐到法国,这里刚刚宣布成立了共和国。他现在自然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搁置一边,并专注于支持革命的政论活动,以帮助制定可能的政治路线。4月,他搬家到莱茵省(the Rhineland),这里是德国当时经济上最发达和政治上最自由的地区,6月,他开始编辑这其间在科隆创办的《新莱茵报。民主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尽管他自己的文章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对政治事件的报道,但在1849年4月,他还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论,因为他认为现在是时候来“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 [29] 有5篇文章是根据他在1847年12月给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讲演而写的,这5篇文章以《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为题发表,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以尽可能使工人明白易懂的方式比以前更广泛地向公众介绍了他关于资本是如何剥削雇佣劳动的观点。

然而,横扫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失败了。专制主义保守派取得胜利的原因如下:经济的复苏;工人阶级的弱点,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有组织的结构;资产阶级(middle classes)不再支持改革,因为他们为防止向过度激进派倾斜而渐渐走向了贵族。所有这些使反动政治势力得以重新掌握政府的控制权。 在激烈的政治活动时期之后,1848年5月,马克思也收到了来自普鲁士的驱逐令,并再次动身前往法国。但是当革命在巴黎失败后,当局命令他搬家到莫尔比昂(Morbihan),即当时布列塔尼(Brittany)的一个荒芜的、疟疾猖獗的地区。面对这一“变相的谋杀”,他决定离开法国而前往英国,他认为在那里“创办德文杂志 [①] 肯定有希望”。 [30] 他将作为一个流亡者和无国籍的人在英国度过他的整个余生,但是欧洲反动派不可能将他限制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当时,伦敦是世界首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 [31] 因此是可以从中考察最新的经济发展并恢复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最有利的地方。

四、在伦敦等待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于1849年夏季到达伦敦,当时31岁。他在这个首都城市的生活远不是平静的。随着1845年劳拉(Laura)的出生、1847年埃德加(Edgar)的出生和他们到达伦敦不久后吉多(Guido)的出生,已经达到六口人的马克思一家不得不长时间生活在伦敦当时最贫穷和最破旧的其中一个地区即索霍(Soho)的贫困当中。除了家庭问题外,马克思还投入到他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而资助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a relief committee for German émigrés)的工作当中,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帮助在伦敦的许多政治流亡者。

尽管身处逆境,马克思还是设法达到创办一家新的出版物的目的。1850年3月,他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 ),这是一个月刊,马克思计划将其作为“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阵地。他认为,“目前这个表面上平静的时期,正应当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党派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党派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32]

马克思错误地相信,目前的情况会证明是一个处于不久之前结束的革命和另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之间的短暂的间歇期。1849年12月他写信给他的朋友魏德迈说:“我几乎不怀疑,在月刊[《新莱茵报》——本文作者注]出版三期或许两期以后,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而初步完成《经济学》著作的机会也将失去。”“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无疑即将到来, [33] 而且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场革命运动即将出现——尽管只是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后才出现,因为工商业的繁荣削弱了无产阶级大众的决心。后来在以连载形式发表在《新莱茵报》的系列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 )中,他断言,“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34] 即使当经济开始普遍繁荣时,马克思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新莱茵报》第一期(1—2月)他写道,好转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东印度的市场“差不多已经饱和”,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饱和。因此:

“随着关于市场饱和的最初消息一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领域里引起‘恐慌’,这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必然同大陆的重大冲突一起爆发,其后果将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都是一个信号,表明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以及再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和金融资产阶级,而这次危机将标志着英国现代革命的开端。” [35]

在1850年3—4月《新莱茵报》的下一期中,马克思认为,积极的经济态势只不过是临时的改善,而生产过剩和狂热的铁路投机正显露出危机的苗头,这场即将爆发的危机,就其影响来说,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会严重得多。商业危机将同……农业危机一起爆发…… 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会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36]

当时,马克思根据欧洲和北美市场而对工人运动事业的推测是非常乐观的。他认为,“美国卷入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倒退运动以后,可以预料,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危机将发展得比以前更快”。因此,他的结论充满热情:“商业危机和革命同时爆发……越来越不可避免。Que les destins s’accomplissent![愿注定的事情发生吧!]” [37] 1850年夏天,马克思加深了他在1848年前开始的经济学分析,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10月)那期——即由于资金缺乏和普鲁士警察的镇压而迫使其被迫停刊前的最后一期——马克思得出了重要结论,即“商业危机对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对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 [38] 从这时候开始,经济危机在他的思想中获得了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在分析难以控制的投机和生产过剩的过程中,他勇敢地预言说,“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像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他强调说,未来的危机将会波及农业地区,并且“工商业危机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 [39]

马克思对持续一年多的这个时期的预言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即使在他最为相信革命浪潮即将到来的时刻,他的思想与那些流亡在伦敦的欧洲的其他政治流亡者的思想还是非常不同的。虽然他关于经济形势将如何顺利发展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为了政治活动而研究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状况是必要的。相反,当时的大多数民主派和共产主义领导人——马克思将他们刻画为“革命的炼金术士”——则认为,胜利的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 [40]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由朱泽培·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和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于1850年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European Democratic Central Committee)所颁布的《告国民书》(“To the Nations”)这一宣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派暗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人民导师的意见互相敌对而造成的”。这些领导人对“社会组织”的概念描写得“令人惊奇”:“街头集会,骚动,握手,于是就万事大吉。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41]

不像那些期望另一场革命会出乎意料地发生的人那样,到1850年秋,马克思确信,如果不爆发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另一场革命是不可能成熟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再错误地期望革命即将来临 [42] 并且过着“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43] 正如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威廉·皮佩尔(Wilhelm Pieper)在1851年1月所说:“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Loyd)。谁要是到他那里去,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44]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克思在伦敦的确很少见朋友,他只同恩格斯保持着密切联系,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1851年2月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公开的真正的离群索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 [45] 恩格斯则回信说:“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 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写成厚厚的书来做同样的事情”。总之,他在信尾乐观地说:“如果你用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飞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46] 因此挑战就变成了预言危机的爆发问题。对于目前有了额外的政治动机的马克思来说,现在又到了使自己完全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候。

五、1850—1853年的研究笔记
在马克思中断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三年里,发生了一系列经济事件——从1847年的危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马克思认为这些事件非常重要,必须要做进一步研究,还要再看看他以前的笔记,并力图完成这些笔记。 [47] 他的进一步阅读产生了26本摘录笔记,其中24本(还包括从其他学科中摘录的正文)编写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并且被编入所谓的[《伦敦笔记》(London Notebooks )]中。这一研究材料非常令人感兴趣,因为它记录了马克思的批判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不仅总结了他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通过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the British Museum library)中深入研究许多新的(特别是英文的)著作,他还为自己打算创作的著作获得了其他重要思想。

[《伦敦笔记》]可以分为三组。在写于1850年9月至1851年3月的前7本笔记(I—VII)中,包括了马克思阅读并摘录的许多著作中的如下一些著作: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 A View of the Money System of England)、热尔曼·加尔涅(Germain Garnier)的《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Histoire de la Monnaie)、约翰·格奥尔格·毕希(Johann Georg Büsch)的《关于银行和铸币业文集》(Sämtliche Schriften über Banken und Münzwesen)、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的《大不列颠信用货币的性质和影响的研究》(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48] 马克思在密切关注货币形式和信用以便理解它们的起源时,尤其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理论上。不像当时像蒲鲁东那样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可以通过改革货币和信用制度来避免,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由于信用制度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条件,所以,正确或错误地使用货币流通至多只能加重或缓和危机;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生产的矛盾中来寻找。 [ 49]

在这第一组摘录的末尾,马克思将自己的知识在两个他没有将其编入主要系列部分的笔记本中予以概括,并加了标题[《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Bullion: the Perfect Monetary System)]。 [50] 马克思在写于1851年春的这一手稿中,从主要的经济学著作中抄录了——有时也加进了他自己的评论——他认为是关于货币理论的最重要的段落。[《金银条块》]分为91节,每一节就是关于当时研究中的一本书,它不仅仅是引文汇集,还可以认为是马克思对货币和流通理论的第一次独立阐述, [51] 这些阐述将用于他计划了许多年的那部著作的写作。

还是在这个时期,尽管马克思不得不面对一些他个人生活中的可怕时刻(特别是他的儿子吉多于1850年夭折前后),尽管他的经济状况特别严峻,以致不得不被迫停止给出生于1851年3月的他的最后一个女儿弗兰契斯卡(Franziska)喂奶,但是他不仅继续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而且还希望不久将完成这一工作。1851年4月2日,他给恩格斯写信说:

“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 [②] 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自亚•斯密和大•李嘉图以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 ……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60印张的书。” [52]

恩格斯收到这封信后很高兴:“你终于把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件事情确实拖得太久了,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53] 然而,马克思的信反映了他对这一著作的完成情况的乐观态度要远远超过实际情况本身。除了所有那些摘录笔记以及[《金银条块》](它本身绝不是可以拿去付印的草稿)以外,马克思连一部手稿也没有写出来。无疑,他以极大的热情在进行他的研究,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经济学材料,并且凭着他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他最终也会成功,他的严格认真不允许他越过概略或批判性评论并最终撰写他自己的著作。不仅如此,他周围也没有出版商劝他把他的研究搞得简明扼要一些。《经济学》离“或早或迟”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马克思再次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并且在1851年4—11月期间写了可以被看做是[《伦敦笔记》]的第二组笔记(VIII—XVI)。第VIII笔记本几乎全是对他于1847年开始研究的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以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对李嘉图的著作的摘录实际上是在他写[《金银条块》]时作的,这些摘录构成[《伦敦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除了作摘录,马克思还写了许多批判评论和个人想法。 [54] 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实质上已经接受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现在通过对地租和价值的新的更加深刻的研究,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那些理论。 [55] 这样,马克思修改了他早期关于这些根本问题的一些观点,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并继续对更多的作者进行考察研究。创作于1851年5—7月的第IX—X笔记本将注意力放在论述了李嘉图理论中的矛盾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的思想得以提高。因此,从所有这些著作中的大量摘录出自约翰·德贝尔·塔克特(John Debell Tuckett)的《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的《通俗政治经济学》(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的《论政治经济学》(On Political Economy),理查·琼斯(Richard Jones)的《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和亨利·查理·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尽管马克思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积累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但他对于完成他的写作计划仍持乐观态度。1851年6月底,他给忠诚的魏德迈写信说:

“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 [③] 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其间常常还有种种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工作要赶紧结束。” [56]

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摘录和批判性评注,马克思显然认为他能够在两个月之内写完他的书。然而他再次不仅没能达到他所期望的“结局”,而且甚至没能开始要送去付印的手稿“誊写本”(fair copy)。这次错过截止日期的主要原因是他所处的可怕的经济困境。由于缺乏稳定收入以及被糟糕的身体状况所累垮,1851年7月底他给恩格斯写信说:

“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 [57]

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马克思决定恢复政论活动,并四处寻找一家报纸。1851年8月,他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的通讯员,在截止1862年2月这一时期内,他共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好几百页的文章。 [58] 他论述了当时主要的政治和外交事件,以及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以致几年时间内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论家。

尽管如此,整个1851年夏,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仍在继续。8月份,马克思阅读了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并制定计划(他后来将之搁置一旁)同恩格斯一道撰写一部批判它的著作。 [59] 此外,他继续一边阅读一边作摘录笔记:第XI笔记本是关于论述工人阶级状况的著述的;第XII和XIII笔记本是他关于农业化学的研究。由于认识到农业化学这一学科对于研究地租的重要性,他从尤斯图斯·李比希(Justus Liebig)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Die organisch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和詹姆斯·F. W. 约翰斯顿(James F.W. Johnston)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原理》( 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中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在第XIV笔记本中,马克思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关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理论特别是他的对手阿奇博尔德·艾利生(Archibald Alison)的《人口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上;转向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如从阿道夫·杜罗·德拉马尔(Adolphe Dureau de la Malle)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和威廉·H. 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和《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 demonstrate)中作的摘录所证明的;以及尤其是通过摘录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的《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转向殖民主义上。 [60] 最后,在1851年9—11月间,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工艺学上,在第XV笔记本中将相当大的篇幅留给约翰·亨·莫·波珀(Johann H. M. Poppe)的工艺学历史,以及在第XVI笔记本中将相当大的篇幅留给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 [61] 正如马克思在1851年10月中旬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他当时“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玩意儿有个概念”。 [62]

1851年底,法兰克福的勒文塔尔出版社(the Löwenthal publishing house)对马克思的前所未有的篇幅浩大的著作感兴趣。从与恩格斯和拉萨尔(Lassalle)的通信 [63] 中,可以推断出马克思当时正在着手一项三卷本著作的计划:第一卷将阐明他自己的思想,第二卷将批判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然而,出版商最初只对第三卷感兴趣,但又表明如果该项目成功的话再出版其他两卷。恩格斯力图劝马克思接受计划的改变并签订合同:有必要“趁热打铁”,并且“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没有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书商们后来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 [64] 但是出版商的兴趣消失了,因此事情也就化为泡影。两个月之后,马克思再次求助于在美国的忠诚的魏德迈并问他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经济学》物色一个出版商”。 [65]

虽然在出版方面遇到了重重障碍,但马克思并没有失去他关于一场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乐观预测。1851年底,他写信给他的一位老朋友、著名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说:“由于各种各样的事件……等等而被抑制住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会爆发。根据最近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 [66]

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做其他工作。从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他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但是由于他的著述受到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所以他不得不将这一著作发表于在纽约出版的魏德迈的发行量很小的杂志《革命》(Die Revolution)上。关于这一点,他在1852年底写给他的一个熟人古斯塔夫·泽尔菲(Gustav Zerffi)的信中评论说:“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冒险印我的任何一本东西了。” [67] 1852年5—6月,他和恩格斯一道撰写论战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Great Men of the Exile),这是对在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领导人物(约翰·哥特弗里德·金克尔[Johann Gottfried Kinkel]、卢格、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和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Gustav von Struve])的配有讽刺性漫画的生动描写的汇集。然而,徒劳地寻找出版商使得他的努力毫无结果:这个手稿实际上交给了匈牙利人亚诺什·班迪亚(János Bangya),让他带到德国,但是这个人原来是一个警探,他没有将手稿交给那家出版社,反而将它交给了当局。因此,该手稿在两个作者生前一直没有出版。

从1852年4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恢复编写摘录笔记并写了[《伦敦笔记》]的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笔记(XVII-XXIV)。 [68] 这些笔记主要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其中马克思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关于中世纪、文学史、文化和习俗方面。他对印度尤其感兴趣,这个时期,他同时还为《纽约论坛报》撰写关于印度的文章。 正如这一浩繁的研究所证明的,马克思根本没有“休息”。阻止他的计划实现的障碍再次同他那些年里不得不与之搏斗的贫困有关。他虽然有恩格斯自1851起每月给他寄5英镑的经常性支持,以及来自《纽约论坛报》的每篇文章付两英镑的收入,但他仍然生活在非常绝望的状况中。他不仅不得不面对他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在1852年4月的夭折,而且他的日常生活也正变成一场长期的战斗。1852年9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22英镑的款子。 ……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69]

所有这一切都给马克思的工作和时间造成重大损失:“为了一先令,我却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70] 有时候情况变得相当难以容忍,正如他在1852年10月写信给恩格斯说的:“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 [71]

尽官如此,金融市场的风暴仍然使马克思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并且他在给所有亲密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它们。1852年2月,他带着巨大的自我嘲讽给拉萨尔写信说:“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像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能性都没有。” [72] 4月份他告诉魏德迈说,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即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新的金矿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印度,“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 [73] 8月份,在美国的投机行业崩溃后,马克思立即得意洋洋地写信给恩格斯说:“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 [74]

马克思不仅在自己的通信中坚持这样的看法,在《纽约论坛报》上也这么认为。在1852年11月的一篇论“贫困和自由贸易”的文章中,他预言说:“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因为1847年的危机主要是商业和金融危机,而不是工业危机。 ……过剩资本越是向工业生产集中, ……则危机对于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越加广泛、持久和直接。” [75] 总之,也许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但是他确信革命时机迟早会到来。

六、共产党人案件和个人的艰难生活
1852年10月,普鲁士政府开始审理一年前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指控的罪名是他们参加了由马克思领导的反对普鲁士君主制的密谋者的国际组织。从10月到12月,为了证明这一指控的毫无根据,马克思开始“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 [76] 并撰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Reve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Trial in Cologne )。于1853年在瑞士匿名出版的这一篇幅不长的著作,并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原因是该著的大多册都被普鲁士警察当局所没收,它只在美国的小部分领导人之间得到传阅,在那里,它先是分集发表在波士顿(Boston)的《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 )上,后来又作为独立的小册子发表。在有过如此众多的出版失败经历后,这次失败使马克思感到沮丧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兴致来写作。总是pour le roi de Prusse [④] !” [77]

与普鲁士政府大臣所精心策划的主张相反,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实际上发生于1851年,1852年底得到官方认可——极大地减少了他的政治交往次数。各种警察势力和政治对手所说的“马克思派” [78] 鲜有忠诚的支持者。在英国,除了恩格斯外,还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派的” [79] 也就只有皮佩尔、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彼得·伊曼特(Peter Imandt)、斐迪南·沃尔弗(Ferdinand Wolf)和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而在其他国家,即大多数政治流亡者避难的地方,马克思仅同在美国的魏德迈和克路斯(Cluss)、在巴黎的理查·莱茵哈特(Richard Reinhardt)和在普鲁士的拉萨尔有着密切联系。他清楚地知道,尽管这些交往使得在极为困难时期保持一个联系网成为可能,但是这“并不是党”。 [80] 此外这个范围狭小的圈子在理解马克思的一些政治和理论立场上存在着困难,并且他的支持者给他带来的不利确实要大于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恩格斯以外,他没有别人可以宣泄他的情绪:“多年来的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再加上诸如此类的讨厌事情,那就太过分了。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 [81] 不像其他政治流亡领袖,马克思总是拒绝加入现有的国际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时间花费在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上;马克思唯一与之保持联系的其他组织的成员是厄内斯特·查理·琼斯(Ernest Charles Jones),即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左翼的主要代表。

吸收新的积极的支持者,特别是让工人明白他的思想,因此成为一件重要和复杂的事情,马克思当时正撰写的著作也打算为这一目的服务。吸收新成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必要的。1853年3月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

“你应当结束你的《经济学》了,往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民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就可以作解释,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全部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 [82]

马克思之前曾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希望“在4月间”到恩格斯那里呆几天,并“安安静静地和你谈谈当前的局势。在我看来,这种局势必将很快地引起地震”。 [83] 但是由于折磨马克思的贫困的烦扰,他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写作上。1853年,索霍成为另一场霍乱流行病的中心,马克思一家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绝望。他在8月份给恩格斯写信说,“各种债主……包围了我的家。 ……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 [84] 为了生存,他和妻子燕妮不得不拿家里剩下的少有的几件衣物作抵押来换取当铺的帮助,因为家里“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 [85] 来自报刊文章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尽管它们占去宝贵的时间。那年底,他写信向他的朋友克路斯抱怨说:

“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象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86]

当马克思别无选择地不得不为生活必需品所担心时,他仍然坚定地想着他的《经济学》。

七、为《纽约论坛报》写的关于危机的文章
在这个时期,经济危机也是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写的文章的一个常题。在发表于1853年6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中,马克思在将开始于1851年的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同总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时,再次表达了他的信念,即“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 [87] 根据他的观点,革命的后果是,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的意料之外的矛盾“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88]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以一种决定论的形式来看待革命,但是他确信危机是革命实现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 ……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89]

这一观点在1853年9月底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Political Movements.-Scarcity of Bread in Europe)这篇文章中又加以强调:

“无论是煽动家的激昂慷慨的演说,还是外交家的愚蠢的废话,都不会造成危机,只有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从1849年以来,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为反革命铺了一张舒适的卧榻,它躺在上面一直高枕无忧。” [90]

马克思翘首以待事件发生的这种乐观主义迹象在他给恩格斯的通信中也有所发现。例如,在1853年9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情况非常妙。当所有这一切金融上的骗局破灭时,法国将出现惊人的破产景象。” [91] 但是危机还是没有来临,因此他将精力集中在其他政论活动上,以便不致放弃唯一的收入来源。

1853年10—12月,马克思写了一组题为《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他在文中批判了长期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后来又担任首相的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即帕麦斯顿子爵三世(3rd Viscount Palmerston)。这组文章发表在《纽约论坛报》和英国宪章派(the English Chartists)出版的《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上。1854年8—11月,在西班牙军事暴动于6月发生后,马克思写了另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The Revolution in Spain),他在文中总结和分析了西班牙前十年的主要事件。他对待这些工作非常严肃认真,这一点我们从他在1853年9月—1855年1月编写的9大本摘录笔记中就可以看出来,前4本主要是关于外交史的,它们为《帕麦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提供了基础,而其他5本主要是关于西班牙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的,它们包括了为《革命的西班牙》所作的研究。 [92]

最后,大约在1854年底至1855年初,马克思恢复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然而在经过三年的中断之后,他决定在继续前进之前重新读一读他以前的手稿。1855年2月中旬,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有四、五天不能给任何人写信, ……因为眼睛发炎很厉害…… 我的眼病是由于审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引起的,——我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做好准备。” [93]

这一回顾的结果是20页的新笔记,马克思将其命名为[《引文。货币的本质,信用的本质,危机》(Quotations. Essence of money, essence of credit, crises ];它们是从他近几年所作的摘录中进一步作的摘录。在重新阅读诸如图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斯图亚特(Steuart)的书以及《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上的文章时,他进一步总结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货币、信用和危机这些他从1850年起就开始研究的理论。 [94]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比较多的关于经济衰退的文章。1855年1月,他在《英国工商业的危机》(The Commercial Crisis in Britain )中满意地写道:“在我们的报上早已指出过英国工商业的危机的最初的一些预兆,现在危机已经成了事实,这方面的最可靠的材料……公开地说明了这一点。” [95] 两个月后,他在《英国的危机》(The Crisis in England)中写道:

“再过几个月,危机将达到英国自1846年以来或许甚至从1842年以来所没有过的规模。但是一旦工人阶级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6年来处于沉寂状态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 ……英国的两种真正斗争着的力量——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96]

正当马克思似乎即将重新开始着手他的《经济学》研究时,个人的困难再次导致计划的改变。1855年4月,他被他8岁的儿子埃德加的早逝深深地击跨了,他向恩格斯吐露说:

“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97]

整个1855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都是灾难性的,并且随着爱琳娜(Eleanor)于1月的出生,他的家庭成员又增加了。他经常向恩格斯抱怨他的眼睛、牙齿和严重的咳嗽等问题,并且认为“身体不适使我的脑子也发木了”。 [98] 情况因家庭医生弗罗恩德(Freund)起诉他未付帐单而变得更加复杂。为了逃避这一切,马克思不得不于9月中旬至12月初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那里住了一些时间,并且返回后仍然在家里躲避了两个星期。由于“一件大好事”,才有了解决办法:燕妮90岁的叔父去世后给她留下了100英镑的遗产。 [99]

因此,直到1856年6月,马克思才得以再次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为《人民报》写了关于法国主要商业银行即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的一些文章,他认为动产信用公司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一”。 [100] 1856年秋天,马克思一家的情况暂时得到改善,这使得他们得以离开他们在索霍租住的房子,而在伦敦北部(North London)找了一间更好的寓所,这时,马克思又开始为《纽约论坛报》撰写关于危机的文章。他在发表于1856年10月3日的《欧洲的金融危机》( The Money Crisis in Europe)一文中认为,“欧洲金融市场上正发生着与1847年的恐慌相似的风潮”。 [101] 在发表于11月份的《欧洲的危机》(The European Crisis)一文中,在当时所有专栏作家信心十足地预言最糟糕的情况已经结束时,他仍然坚持认为:

“根据……从欧洲带来的消息来看,为大洋两岸人们本能地预感到的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打击——投机活动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彻底垮台,大概要推迟到将来了。但是,这种延期决不意味着垮台可以避免。相反,目前金融危机具有的慢性病似的性质,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 [102]

这些事件也给了马克思抨击他的政敌的机会。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中写道:

“如果把这次短暂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马志尼宣言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对照一下,那么,从1849年开始的高明的革命家们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会失去其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当爆发新的革命时,他们比彼拉多(Pilate)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说他们与流血事件无关。” [103]

然而,1857年上半年,绝对的平静在国际市场上占了上风。到3月份为止,马克思一直在写《十八世纪法国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这是一组发表在由反对帕麦斯顿的保守派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hart)创办的报纸《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上的文章。这些文章照理说应该是马克思在1856年初即克里木战争(the Crimean War)期间计划写的一部他后来未曾完成的关于外交史的著作的仅有的第一部分。他为此对材料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在1856年1月—1857年3月编写了7本关于18世纪国际政治的摘录笔记。 [104]

最后,在7月份,马克思对他在1851年就已经进行过研究和摘录的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的《经济的和谐》(Harmonies Économiques)和凯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作了一些简短而又令人感兴趣的批判性评论。在这些于马克思身后以[《巴师夏和凯里》(Bastiat and Carey)]为题发表的笔记中,他指出了这两个经济学家的天真(第一个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第二个是保护主义的捍卫者),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竭尽全力地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 [105] 因此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和谐的。

八、1857年的金融危机与《大纲》
同过去的几次危机不一样,这次,经济风暴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开始于美国。在1857年的头几个月里,纽约的银行尽管储蓄下降但还是增加了放贷量。由此而导致的投机活动的增加使总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并且在纽约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the New York branch of the Ohio Life Insurance and Trust Company)破产后,流行的恐慌导致许多破产。对银行系统失去信心进而导致信贷紧缩,储蓄挤兑以及货币结算业务被搁置。

在意识到这些事件的非同寻常的特点后,马克思立即回到工作上来。1857年8月23日,即在引起公众恐慌的俄亥俄人寿保险公司破产前一天,他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的[《导言》(Introduction )];危机的爆炸性袭击赋予他在前些年里所没有的额外动力。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面临了整整10年的政治挫折和个人孤寂状态。但是随着危机的爆发,他又瞥见了参加新一轮社会起义的可能性,并且认为他最迫切的任务是分析对一场革命的开端会很重要的经济现象。这就意味着尽可能快地写作和出版他计划了很长时间的著作。

危机从纽约迅速蔓延到美国的其他地方,并在几星期之内,蔓延到欧洲、南美洲和东方的世界市场的所有中心,成为历史上首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关于危机进程的这些消息使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热情并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造性。1857年夏天到1858年春天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力图在几个月内写作比以前更多的东西。1857年12月,他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他还利用这次机会指出,他关于一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预言并不是特别缺乏根据的,因为“根据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的声明——1853年的最后几个月、1854年全年、1855年秋季和‘1856年的突然转变’期间,欧洲只是勉强幸免于逼在眼前的危机”。 [106]

马克思这时候的工作非同寻常,范围十分广泛。从1857年8月到1858年5月,他写满了以[《大纲》(Grundrisse)]闻名的8个笔记本, [107] 而与此同时,作为《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他还写了几十篇其中包括欧洲危机进程的文章。迫于改善他的经济状况的需要,他还同意为《美国新百科全书》(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撰写许多词条。最后,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2月,他还编写了3本题为[《关于危机的笔记》( Crisis Notebooks)]的摘录笔记。 [108] 这些笔记与他以前所作的笔记不同,它们不是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的摘要,而是由大量从各种日报上收集的关于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危机的进展、股票市场趋向、贸易汇价波动以及重要的破产等的笔记组成的。他在12月份给恩格斯的一封信证明了他的活动有多紧张:

“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4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2)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⑤] ,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 [109]

就[《大纲》(Grundrisse)]而言,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马克思起草了一个标号为“M”的笔记本,打算作为该著的[《导言》(Introduction )部分;然后在10月中旬,他加紧时间写作了另外7本笔记(I-VII)。在其中的第一本和第二本的一部分中,他写了所谓的[《货币章》(Chapter on Money)],论述货币和价值,而在其他的笔记本中,他写了所谓的[《资本章》(Chapter on Capital )]。在这里,他用几百页的篇幅来论述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并论述了整个手稿中最重要的一些主题,比如剩余价值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经济形态等。然而,他付出的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使他完成这一著作。1858年2月底,他写信给拉萨尔说:

“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 ……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 ……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15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 [110]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迹象表明盼望已久的革命运动会随着危机一同出现,而这一次,马克思没能完成手稿的原因再次是他意识到他离完全掌握材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纲》]因此还仍然只是个草稿。在他于1858年8月至10月期间认真细致地将《货币章》逐步扩展成为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 Original Text of the Secon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Chapter of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后,他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没有引起公众反响的小册子《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到出版《资本论》(Capital )第1卷还要经过8年的疯狂研究和大量的脑力劳动。

[《大纲》]尽管没有完成,但它仍然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作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深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它包含着在《资本论》的所有准备材料中可以发现的主要理论思想。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是马克思的巨著的第一稿。《大纲》中包括大量(尽管是不完整的)对诸如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机械自动化等重要主题的评论,而这些主题马克思在他终其一生都未完成的著名著作中的其他地方再没有展开论述过。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许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解释中呈现的那个作者的作者。

迄今为止,[《大纲》]的写作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今天,它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解释当代世界的持久能力。它将对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概述——即资本主义比它之前的任何社会都创造了更加先进和更加国际化的社会——与对阻碍了社会和个人更加全面发展的它的内在矛盾的批判结合了起来。与那些认为1989年后马克思已经被人遗忘的预言相反,最近几年来,马克思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话题,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重新发现他的时代紧迫性。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以[《大纲》]著称的这一珍贵手稿将证明对于进一步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益的。同时它也将会重新点燃人们对马克思在创作这一著作时就明白自己要献身的人类解放事业的信念和希望。

(闫月梅 译)

注释
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
③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
④ “为普鲁士国王干的”,转义是:白干的。
⑤ 马克思的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1. 卡尔·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0~290、357~390页。
2.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页。
3. 本文中凡编者给马克思的未完成的手稿加的标题都放在方括号中。
4.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9页。
5. 书报检查制度以及马克思同另外一个负责人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之间的分歧给这个出版物以沉重打击,它只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
6. 马克思的遗著(Nachlass)包括大约200本摘录笔记,这些笔记对于理解他的理论的产生以及他根本不曾有机会如他所愿地加以发展的部分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保存下来的摘录,在时间上从1838年一直持续到1882年,用8种语言(德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编写,内容涉及各个学科。它们是从关于哲学、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工艺学、数学、生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农艺学、民族学、化学和物理学的教科书和报刊文章、议会辩论、官方的政府统计资料、报告和出版物中摘录出来的。
7. 由于马克思在1844年还不懂英语,所以他那时读的英文著作都是法文译本。
8. 这些摘录包含在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1843 bis Januar 1845, MEGA² IV/2, Berlin: Dietz, 1981和Karl Marx,Exzer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MEGA² IV/3, Berlin: Akademie, 1998. 唯一被翻译为英文的部分笔记为’Comments on James Mill, ” Élémens d’économie politique”(《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MECW 3, pp. 211-2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42页。
9.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67页。
10. ‘Heinrich Bürgers, Autumn 1844 – Winter 1845’, in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p. 46.
11. 恩格斯1844年10月初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2页。
12. 实际上,恩格斯只写了10页左右的正文。
13. 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36~33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6页,注172。
15. 《要求卡·马克思作出的不在比利时发表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的保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8页。
16. 卡尔·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9~271页。
17. 所有这些摘录可以在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op. cit.中找到。
18. 卡尔·马克思《〈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2也。
19. 这些摘录收入在了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August 1845, MEGA² IV/4, 这一卷还收录了第一本[《曼彻斯特笔记》 Manchester Notebooks]。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直接阅读英文著作的。
20. 这些尚未出版的摘录,是[《曼彻斯特笔记》]第VI-IX笔记本的一部分,将收录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August 1845 bis Dezember 1850, MEGA² IV/5。
21. 卡尔·马克思《驳卡尔·格律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3页,译文稍有不同。
22. 卡尔·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Carl Friedrich Julius Leske)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3页。
2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1页。实际上,恩格斯在1859年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时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术语,但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反响,这个术语只是在出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后才得以流传。
24. 卡尔·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4页。
25. Georg Weerth to Wilhelm Weerth, 18 November 1846, in Enzensberger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pp. 68-9.
26. 这些摘录构成下面一卷: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46 bis Dezember 1847, MEGA² IV/6, Berlin: Dietz, 1983。
27. 卡尔·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Pavel Vasilyevich Annenkov)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9页。
28.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和272页。
29.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2页。
30. 卡尔·马克思1849年8月23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3页。
31.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8页。
32.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页。
33. 卡尔·马克思1849年12月19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1和103页。
34.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9页。
35.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75页。
36.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3—4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7页。
37. 同上书,358~359页。
38.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83页。
39. 同上书,587和589页。
40.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3页。
41.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18页。
42. “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作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关照,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510页。
43. 马克思1851年2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0页。
44. 马克思1851年1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信末为威廉·皮佩尔的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9~170页。
45. 马克思1851年2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0页。
46. 恩格斯1851年2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5页。
47. 见Walter Tuchscheerer, Bevor ‘Das Kapital’ enstand, Berlin: Akademie, 1973, p. 318。
48. 关于亚当·斯密的著作的摘录收入 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März bis Juni 1851, MEGA² IV/8, Berlin: Dietz, 1986, 这里提到的所有其他摘录将收入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49 bis Februar 1851, Berlin: Dietz, 1983, MEGA² IV/7. 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逗留期间阅读的法文版的斯密的《国富论》(Notebook VII) 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Notebooks IV, VII和VIII)正根据英文原文进行研究。
49. 见马克思1851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6页。
50. ‘Bullion. 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 MEGA² IV/8, op. cit., pp. 3-85. 在这些未标数字的笔记本中,其中第2个笔记本还包括其他摘录,最著名的是从约翰·富拉顿(John Fullarton)的《论通货的调整》(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中所作的摘录。
51. 对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的另一处简要阐述包含在第VII 笔记本(Notebook VII)中的《反思》(“Reflections”)片断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36~647页。
52. 马克思1851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7~238页。
53. 恩格斯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44页。
54. 见Karl Marx, Exzerpte aus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MEGA² IV/8, pp. 326-31, 350-72, 381-95, 402-4, 409-26 。这些页的重要性还在于,这些摘录连同摘自同一作者的著作的其他摘录包含在第IV和VII笔记本中,它们作为[《大纲》(Grundrisse)]第1版的第2册于1941年出版。
55. 在掌握新理论的这一关键阶段,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些信就概括了他关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的重要观点(分别见马克思1851年1月7日和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5~161和174~180页)。
56. 马克思1851年6月27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00页。
57. 马克思1851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27~328页。
58. 当时,《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以三种不同的版本出版(《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DailySemi-Weekly Tribune ]和《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 ]),每个版本上都刊载了马克思的许多文章。准确地说,《纽约每日论坛报》共发表了马克思的487篇文章,其中一半多在《纽约半周论坛报》上予以转载,四分之一多的文章在《纽约每周论坛报》上予以转载(还要加上其他一些马克思寄给该报但是却遭到该报编辑查理·德纳[Charles Dana]拒绝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这些文章中,有200多篇以社论形式加以发表,未加署名。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为了使马克思有比较多的时间用来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文章中大约有一半实际上是由恩格斯撰写的。给《纽约论坛报》的稿件总是引起极大兴趣,例如,正如我们从该报1853年4月7日那一号的编者按中所看到的:“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引自马克思1853年4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39页。
59. 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4~196页。
60. 从这些著作中所作的摘录收入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Juli bis September 1851, MEGA² vol. IV/9, Berlin: Dietz, 1991。
61. 这些笔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²)中还没有发表,但是第XV笔记本特别介绍了汉斯·彼得·弥勒(Hans Peter Müller)的收藏:Karl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n Exzerpte, Frankfurt/Main: Ullstein, 1982。
62. 马克思1851年10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12页。
63. 特别见斐迪南·拉萨尔1851年5月12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见MEGA² III/4, pp. 377-8;马克思1851年11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51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0~432和433~436页。
64. 恩格斯1851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4和435页。
65. 卡尔·马克思1852年1月30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86页。译文稍有改动。
66. 马克思1851年12月27日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68页。
67. 马克思1852年12月28日给古斯塔夫·泽尔菲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74页。
68. 这些笔记还没有出版。
69. 马克思1852年9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7~128页。
70. 马克思1852年10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62页。
71. 马克思1852年10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67页。
72. 马克思1852年2月23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96页。
73. 马克思1852年4月30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21页。
74. 马克思1852年8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13页。
75. 卡尔·马克思《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1页。
76. 马克思1852年12月7日给阿道夫·克路斯(Adolf Cluss)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63页。
77.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5页,译文稍有改动。
78. 这个表述首次被用于1846年,用来指马克思与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之间的区别。后来在科隆审判程序中也被使用。见Maximilien Rubel,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ayot, 1974, p. 26, n. 2。
79. 这个术语首次出现于1854年。见Georges Haupt, ‘From Marx to Marxism’, in idem,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
80.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7页。
81. 马克思1853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01页。
82. 恩格斯1853年3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30页。译文稍有改动。
83. 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7页。
84. 马克思1853年8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80页。
85. 马克思1853年7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75页。
86. 马克思1853年9月15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99~600页。译文稍有改动。
87. 卡尔·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页。
88. 同上书,118页。
89. 同上书,120页。
90. 卡尔·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6页。
91. 马克思1853年9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94页。
92. 这些摘录笔记最近发表在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53 bis Januar 1855, Berlin: Akademie, 2007。
93. 马克思1855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2页。
94. 见Fred E. Schrader,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Hildesheim: Gerstenberg, 1980, p. 99。
95. 卡尔·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52页。
96. 卡尔·马克思《英国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17页。
97. 马克思1855年4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42页。
98. 马克思1855年3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5页。
99. 马克思1855年3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36页。
100. 卡尔·马克思《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6页。
101.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9页。
102.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7页。
103. 卡尔·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1页。
104. 这些摘录笔记还没有发表。
105.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页。像摘自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一样,[《巴师夏和凯里》]片断也收入[《大纲》(Grundrisse)] 第1版第2册。
106. 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9页。
107. 除标号M的笔记本和第VII笔记本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n Amsterdam)外,这些笔记都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 for Socio-Political History in Moscow)。至于日期,应当强调的是,包含着马克思对阿尔弗勒德·达里蒙(Alfred Darimon)的《论银行改革》(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 )的批判分析的第I笔记本的第1部分,写于1857年1月和2月,而不是写于([《大纲》]编者所认为的)10月。See Inna Ossobowa,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r ökonomischen Srudien von Marx im Jahre 1857 vom Standpunkt des Historikers’,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29, 1990, pp. 147-61。
108. 这些笔记本还没有发表。
109. 马克思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6页。几天后,马克思写信告诉拉萨尔他的计划:“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马克思1857年12月21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7页。)
110. 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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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mação da crítica de Marx à economia política

I. Introdução
Apesar das previsões de que a obra de Marx seria relegada ao esquecimento eterno, ela retornou ao cenário histórico nos anos recentes e diversos de seus textos re-apareceram nas prateleiras das livrarias em várias partes do mundo. A redescoberta de Marx se baseia no poder de explicação ainda presente em seus escritos. Diante de uma nova e profunda crise do capitalismo, muitos estão se voltando para um autor que, no passado, foi muitas vezes erroneamente associado à União Soviética e que, por esse motivo, foi apressadamente esquecido após 1989.

Esse interesse político renovado foi precedido pelo ressurgiment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sobre o trabalho de Marx. Depois do esmaecimento de interesse em suas obras nos anos 80 e da “conspiração de silêncio” dos anos 90, edições novas ou re-publicações de seu trabalho se tornaram disponíveis em quase todos os lugares (com a exceção da Rússia e da Europa Oriental, onde os desastres do “socialismo realmente existente” ainda são recentes demais para que o ressurgimento de Marx figure na agenda), com resultados importantes e inovadores em diversos dos campos onde os novos estudos surgiram. [2]

Para os interessados nessas re-interpretações, especial atenção deve ser dada à edição histórico-crítica das obras completas de Marx e Engels, a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cuja publicação em partes foi retomada em 1998 (Cf. Musto 2009; Musto 2011). Temos, assim, acesso aos cadernos e a todos os manuscritos preparatórios para o segundo e terceiro volumes do Capital. Nos cadernos encontramos não apenas material retirado dos livros que Marx leu, mas também algumas das reflexões que ele fez sobre o que leu, revelando a oficina de sua teoria crítica, a trajetória completa de seu pensamento e as fontes nas quais se baseou para desenvolver suas próprias idéias. A publicação de todos os manuscritos do Capital e de todas as revisões editoriais feitas por Engels[3] possibilitará uma avaliação crítica confiável dos originais de Marx e da extensão das contribuições de Engels nas edições publicadas dos volumes dois e três.

Meu objetivo aqui é reconstruir os estágios da crítica de Marx à economia política sob a luz das aquisições filológicas da MEGA², para oferecer uma explicação mais completa da formação do pensamento de Marx em relação ao que já foi dito até agora. A grande maioria das pesquisas nessa área considerou apenas alguns períodos do desenvolvimento de sua obra, muitas vezes traçando uma linha direta dos [Manuscritos Econômicos e Filosóficos de 1844] [4] até o [Grundrisse] (1957-58), e daí até o primeiro volume do Capital (1867), ou passando, no melhor dos casos, pela análise de apenas dois outros textos: A miséria da filosofia (1847) e as [Teorias da mais-valia] (1862-1863).[5]

O estudo de manuscritos preciosos e dos resultados interessantes que foram surgindo a partir dessas análises permaneceu como privilégio de um círculo restrito de intelectuais capazes de ler os volumes em alemão da MEGA². O objetivo deste ensaio é tornar esses textos mais conhecidos e reacender o debate sobre a origem e o caráter inconcluso do trabalho de Marx. [6] Meu estudo está dividido em duas partes. Na primeira, que corresponde ao ensaio presente, examino a pesquisa de Marx sobre a economia política e algumas de suas descobertas teóricas nesse campo, desde os estudos iniciais de 1843 à composição do [Grundrisse] (1857-58) – os volumosos manuscritos preparatórios do curto trabalho intitulado Uma contribuição para a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1859), que é geralmente considerado o primeiro rascunho do Capital. No segundo artigo, a ser publicado num futuro próximo, examinarei a composição do Capital através de seus vários rascunhos, desde o [Grundrisse] até os manuscritos finais de 1881, escritos antes da morte de Marx. Sob a luz do novo material do MEGA², nessa parte considerarei mais cuidadosamente alguns dos debates marxológicos mais importantes do século XX, tais como aqueles relacionados à suposta lacuna entre os primeiros escritos e o Capital, ou à acusação de que Engels simplificou as idéias de Marx. Também procurarei demonstrar como uma leitura séria dos textos recém-publicados pode ser útil para uma nova leitura política da obra de Marx, com vistas à compreensão e transformação da sociedade contemporânea.

Inicialmente, o presente ensaio procura: a) reconstruir os estud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que Marx realizou em Paris, Manchester e Bruxelas entre 1843 e 1847 e que culminaram na publicação de A miséria da filosofia (§ II e III) e b) considerar o destino político e pessoal de Marx durante as revoluções de 1848 e o primeiro período de seu exílio posterior em Londres (§ IV e V). Nesse período ele escreveu sobre economia política para dois periódicos que ele fundou e dirigiu: entre 1848 e 1849 o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e, em 1850, o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Também nessa época, ele consolidou sua convicção de que uma nova revolução só poderia surgir a partir de uma crise econômica mundial. Já a parte VI do presente texto enfoca os 26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que ele compilou entre 1850 e 1853, conhecidos como [Os cadernos de Londres]. Essas anotações dão prova de sua imersão em dezenas de obras sobre economia política, possibilitando reconstruir uma fase importante do pensamento de Marx que poucos intérpretes investigaram até agora. Finalmente, após uma discussão do julgamento dos Comunistas em 1853 (§ VII) – um acontecimento importante que mobilizou as energias Marx durante muito tempo – as partes VIII e IX deste texto analisam o desenvolvimento de sua posição nos artigos que escreveu para o New York Tribune sobre a possibilidade de uma crise econômica na década de 1850. A deflagração de tal crise acabaria por coincidir com o trabalho inicial no [Grundrisse], onde ele discute a relação entre dinheiro e valor e os processos de produção e circulação do capital, onde introduz o conceito de mais-valia e re-trabalha criticamente os estudos profund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que o tinham absorvido nos anos anteriores. Uma tabela no Apêndice estabelece a ordem cronológica dos cadernos de notas, dos manuscritos e das obras sobre economia política no período de 1843-1858.

II. O encontro com a Economia Política
A Economia Política não era a primeira paixão intelectual de Karl Marx: tratava-se de uma disciplina que acabava de surgir na Alemanha de sua juventude e seu interesse por ela só apareceu depois de diversos outros assuntos.Nascido em Trier em 1818, numa família de origem judaica, Marx iniciou sua vida acadêmica em 1835 estudando direito nas universidades de Bonn e Berlin. Em seguida, interessou-se pela filosofia (particularmente pelo Hegelianismo dominante na época) e acabou se graduando na Universidade de Jena em 1841, com a tese A diferença entre as filosofias Demócrita e Epicurea da Natureza. Ele decidiu, então, iniciar uma carreira acadêmica, mas a filosofia de Hegel deixou de ter apoio oficial quando Friedrich Wilhelm IV subiu ao trono na Prússia e Marx, tendo sido membro da Juventude Hegeliana, teve que mudar de planos. Entre 1842 e 1843 ele se dedicou ao jornalismo, cobrindo assuntos contemporâneos, e trabalhou para o Rheinische Zeitung, o diário da cidade de Colônia (Alemanha) do qual ele logo se tornou o jovem editor chefe. Entretanto, logo após ter aceitado o posto e ter começado a publicar seus próprios artigos sobre questões econômicas – embora apenas em seus aspectos legais e políticos (Marx 1975, p. 224-263, 332-358 e Marx e Engels 1975a, p. 199-236, 296-323) – a censura atacou o jornal e o obrigou a por fim na experiência, “retirando-se do palco público para os estudos” (Marx e Engels 1987: 263 e 1980:100).

Ele então prosseguiu com seus estudos sobre o Estado e as relações legais – áreas nas quais Hegel era uma autoridade reconhecida – e em 1843 escreveu o manuscrito que foi postumamente publicado como [Crítica da filosofia do direito de Hegel] (Marx 1975b, p. 231 e 1982: 325). Tendo desenvolvido a convicção de que a sociedade civil formava a base real do estado político, nesse texto ele apresentou suas primeiras reflexões sobre a importância dos fatores econômicos na formação da totalidade das relações sociais.

Marx iniciou um “estudo crítico rigoroso da economia política”[7] apenas depois de se mudar para Paris, onde, em 1844, ele fundou e ajudou a editar o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8] A partir desse momento, suas reflexões, que haviam sido basicamente de uma natureza filosófica, histórica e política, se voltaram para a nova disciplina que constituiria o cerne de sua pesquisa futura. Ele leu intensamente em Paris, preenchendo nove livros de notas e citações. De fato, na universidade ele havia adquirido o hábito de compilar resumos de obras, frequentemente acompanhadas por reflexões que elas lhe sugeriam.[9] Os chamados [Manuscritos de Paris] são especialmente interessantes por seus longos compêndios do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Jean-Baptiste Say e d’ A riqueza das nações de Adam Smith[10] – de quem Marx adquiriu seus conhecimentos básic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 assim como dos Princípios da economia política e tributação de David Ricardo e dos Element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de James Mill[11], que lhe possibilitaram fazer suas primeiras avaliações dos conceitos de valor e preço, e assim lançar uma crítica do dinheiro como dominação de coisas estranhas sobre o homem.

Ao mesmo tempo em que fazia esses estudos, Marx fez anotações em três cadernos que seriam publicados postumamente como [Manuscritos Econô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onde ele dá atenção especial ao conceito de trabalho alienado (entäusserte Arbeit). Indo na direção oposta dos principais economistas e do próprio Hegel, Marx viu esse fenômeno, através do qual a produção do trabalhador se opõe a ele como “algo estranho, como um poder independente do produtor” (Marx 1975b , p. 272 e 1982: 364-365) não como uma condição natural ou imutável, mas como característica de uma estrutura específica de relações sociais de produção: o modo capitalista de produção e o trabalho assalariado.

Algumas das pessoas que visitaram Marx nesse período dão testemunho da intensidade do seu ritmo de trabalho. O jornalista radical Heinrich Bürgers escreve no final de 1844: “Marx iniciou investigações profundas no campo da economia política com um projeto de escrever uma obra crítica que iria re-fundar a ciência econômica.” (Bürgers 1973: 46). Entusiasmando com a esperança de um levante social iminente, Friedrich Engels – que conheceu Marx no verão de 1844 e iniciou com ele uma relação de amizade e uma solidariedade teórico-política que duraria pelo resto de suas vidas – insistiu, na primeira carta de uma correspondência que duraria quarenta anos, que Marx publicasse o mais rápido possível: “Tome providências para que o material que você coletou seja publicado logo. Já está mais do que na hora!” (Engels a Marx, início de outubro de 1844, Marx e Engels 1982, p. 6). Mas o sentimento de inadequação que Marx tinha em relação ao seu conhecimento o impediu de completar e publicar seus manuscritos. Entretanto, ele escreveu com Engels [12] A sagrada família, ou A Crítica da Crítica crítica: contra Bruno Bauer e consortes, uma tirada polêmica contra Bauer e outras figuras do movimento da esquerda Hegeliana do qual Marx havia se afastado em 1842, acusando-os de operar em isolamento especulativo em torno, exclusivamente, de debates conceituais estéreis.

Tendo publicado esse trabalho, Engels lhe escreve novamente no início de 1845, insistindo para que o amigo completasse o trabalho em preparação:

Faça um esforço para acabar seu livro de economia política, mesmo que ainda haja coisas nele com as quais você esteja insatisfeito, não importa. Os ânimos estão exaltados e é preciso agir enquanto o ferro está quente (…). Já é mais do que tempo. Portanto, tente acabá-lo antes de abril. Faça como eu, estabeleça uma data final e faça com que o livro seja publicado logo. (Engels a Marx, 20 de janeiro de 1845, Marx e Engels 1982, p. 17-18).

Mas a insistência foi inútil. Marx ainda sentia a necessidade de continuar seus estudos antes de dar forma final aos rascunhos que havia escrito. De qualquer modo, ele estava certo de que logo poderia publicar e no dia 1 de fevereiro de 1845 – depois de ter sido expulso da França por ter colaborado com o Vorwärts!, um jornal publicado em alemão por trabalhadores – ele assinou um contrato com o editor Karl Wilhelm, da Darmstadt, para a publicação de um trabalho em dois volumes a ser intitulado “Crítica da política e da economia política” (Marx e Engels 1963, p. 669).

III. Continuando o estudo de economia
Em fevereiro de 1845 Marx se mudou para Bruxelas, onde conseguiu permissão para fixar residência desde que “não publicasse nada sobre a situação política atual” (Marx e Engels, 1975a: 677). Ele permaneceu ali até março de 1848 com sua esposa Jenny von Westphalen e sua primeira filha Jenny, nascida em Paris em 1844. Durante esses três anos, especialmente em 1845, ele progrediu de modo frutífero em seus estud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Em março de 1845 ele iniciou o trabalho em uma crítica – que ele nunca chegou a completar – do livro do economista alemão Friedich List sobre “o sistema nacional de economia política” (Marx 1975c, p. 265-293). Além disso, entre fevereiro e julho ele completou seis cadernos com anotações, os chamados [Cadernos de Bruxelas], que enfocam principalmente os conceitos básic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com ênfase especial nos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Sismonde de Sismondi, nos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Henri Storch e nos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Pelegrino Rossi. Ao mesmo tempo, Marx se aprofundou em questões associadas à maquinaria e à indústria de larga escala, copiando uma série de páginas da Economia da maquinaria e dos manufaturadores, de Charles Babbage.[13] Com Engels, ele também planejou a organização da tradução alemã de uma “biblioteca dos melhores escritores socialistas estrangeiros”. [14] Porém, devido à escassez de tempo e a impossibilidade de assegurar fundos com algum editor, os dois tiveram que abandonar o projeto e se concentrar em seu próprio trabalho.

Marx passou os meses de julho e agosto em Manchester examinado a vasta literatura em inglês sobre economia, uma tarefa essencial para o livro que ele tinha em mente. Ele compilou nove cadernos de citações, os [Cadernos de Manchester], onde novamente as principais referências eram de manuais de economia política e livros sobre a história da economia, tais como Palestras sobre os elementos da economia política, de Thomas Cooper, aHistória dos preços e do estado de circulação, de Thomas Tooke, A literatura da economia política, de John Ramsay McCulloch e Ensaios sobre algumas questões abertas de economia política, de John Stuart Mill.[15] Marx também se interessou enormemente por questões sociais e juntou passagens de alguns dos principais volumes de literatura socialista em inglês, em especial do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de John Francis Bray e dos Essay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 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de Robert Owen.[16] Argumentos semelhantes foram apresentados no primeiro trabalho de Friedrich Engels, A condição da classe trabalhadora na Inglaterra, na verdade publicado em junho de 1845.

Na capital belga, além dos estudos sobre economia, Marx trabalhou em outro projeto que ele considerou necessário, diante das circunstâncias políticas. Em novembro de 1845 ele teve a idéia de escrever com Engels, Joseph Weydemeyer e Moses Hess uma “crítica da moderna filosofia alemã como exposta por seus representantes, Feuerbach, Bruno Bauer e Stirner, assim como do socialismo alemão como exposto por seus diversos profetas” (Marx e Engels 1976, p. 72). O texto final, publicado postumamente com o título de A ideologia alemã, tinha um objetivo duplo: combater as mais recentes formas do neo-hegelianismo na Alemanha (The Ego and His Own, de Max Stirner, havia sido publicado em outubro de 1844) para, em seguida, como Marx escreveu para o editor Leske, “preparar o público para a perspectiva adotada em minha Economia (Oekonomie), que se opõe, diametralmente, à academia alemã passada e presente”.[17] Esse texto, no qual ele trabalhou até junho de 1846, jamais foi completado, mas ajudou na elaboração mais clara, embora ainda não definitiva, daquilo que Engels definiria para o público quarenta anos mais tarde como a “concepção materialista da história”.[18]

Para rastrear o progresso da “Economia” em 1846, é novamente necessário analisar as cartas de Marx a Leske. Em agosto ele informou o editor que “o manuscrito do primeiro volume” já estava praticamente pronto “há muito tempo”, mas que ele não “queria publicá-lo sem uma nova revisão, tanto na questão do conteúdo quanto do estilo.” Ele continua: “É claro que um escritor que trabalha sem parar não pode, no final de seis meses, publicar palavra por palavra aquilo que escreveu seis meses antes.” Entretanto, ele procuraria concluir o livro no futuro próximo: “A versão revisada do primeiro volume estará pronta para publicação no final de novembro. O segundo volume, de natureza mais histórica, virá logo depois” (Karl Marx a Carl Wilhelm Julius Leske, 1 de agosto de 1846, Marx e Engels 1982, p. 51). Mas esses relatos não correspondiam ao estado real de seu trabalho, já que nenhum de seus manuscritos poderia ter sido descrito como “praticamente pronto” na medida em que o editor ainda não havia recebido nem sequer o primeiro no início de 1847, decidindo assim anular o contrato.

Esses atrasos constantes não deveriam ser atribuídos a qualquer tipo de descuido da parte de Marx. Ele nunca abandonou a atividade política nesses anos e na primavera de 1846 promoveu o trabalho do “Comitê de Correspondência Comunista”, cuja missão era organizar uma aliança entre as várias ligas de trabalhadores na Europa. Entretanto, o trabalho teórico sempre foi sua prioridade, como testemunham as pessoas que o visitavam regularmente nesse período. O poeta alemão Georg Weerth, por exemplo, escreveu em novembro de 1846:

Num certo sentido Marx é considerado o cabeça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ém, muitos comunistas e socialistas auto-didatas ficariam espantados se soubessem o quanto esse homem é capaz de fazer. Marx trabalha dia e noite para esclarecer as mentes dos trabalhadores da América, da França, da Alemanha, etc. a respeito do sistema peculiar que os obscurece. (…) Ele trabalha como um louco em sua história da economia política. Há muitos anos esse homem não dorme mais do que quatro horas por noite. (Georg Weerth a Wilhelm Weerth, 18 de novembro de 1846, Enzensberger, 1973, p. 68-9).

Suas notas de trabalho e seus escritos publicados fornecem provas adicionais de sua diligência. Entre o outono de 1846 e setembro de 1847 ele completou três grandes cadernos com citações, em geral relacionadas à história da economia, retiradas da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 de Gustav von Gülich, um dos principais economistas alemães da época.[19] Em dezembro de 1864, depois de ter lido o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de Pierre-Joseph Proudhon (que ele achou “muito fraco” [Marx a Pavel Vasilyevich Annenkov, 28 de dezembro de 1846, Marx e Engels 1982, p. 95]), Marx decidiu escrever uma crítica. Ele fez isso diretamente em francês, para que seu oponente, que não lia em alemão, fosse capaz de entendê-lo. O texto foi completado em abril de 1847 e publicado em julho com o título de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Tratava-se do primeiro escrito publicado por Marx sobre economia política, que expunha suas idéias sobre a teoria do valor, a abordagem metodológica apropriada para uma compreensão da realidade social e o caráter historicamente transiente dos modos de produção.

O adiamento do livro planejado – uma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 não se devia, portanto, à falta de aplicação de Marx, mas à dificuldade da tarefa. A questão a ser examinada criticamente era tão vasta que seriam necessários muitos mais anos para discuti-la com sua característica seriedade e consciência crítica. No final da década de 1840, embora ele não estivesse totalmente consciente disso, Marx estava apenas no início de seus esforços.

IV. 1848 e o início da revolução
Enquanto os conflitos sociais se intensificavam na segunda metade de 1847, as atividades políticas exigiam mais tempo de Marx. Em junho a Liga Comunista, uma associação de trabalhadores e artesãos alemães com filiais internacionais, foi fundada em Londres; em agosto Marx e Engels estabeleceram uma Associação de Trabalhadores Alemães em Bruxelas; e em novembro Marx se tornou vice-presidente da Associação Democrática de Bruxelas, que se dividia entre uma ala revolucionária e uma parte democrática mais moderada. No final do ano de 1847, a Liga Comunista deu a Marx e a Engels a tarefa de escrever um programa político, e pouco tempo depois, em fevereiro de 1848, esse texto foi publicado com o título de Manifesto do Partido Comunista. Suas palavras iniciais – “Um espectro ronda a Europa, o espectro do comunismo” – estavam destinadas a se tornarem famosas em todo o mundo. Uma de suas teses principais teria o mesmo destino: “A história de todas as sociedades até hoje existentes é a história da luta de classes” (Marx e Engels 1976, p. 481-482).

A publicação do Manifesto não poderia ter sido mais apropriada. Logo em seguida, um movimento revolucionário de abrangência e intensidade sem precedentes lançou a ordem política e social do continente europeu numa crise. Os governos estabelecidos tomaram todas as contra-medidas possíveis para por fim às insurreições e em março de 1848 Marx foi expulso da Bélgica para a França, onde uma república acabara de ser proclamada. Naturalmente, ele deixou de lado seus estud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e intensificou suas atividades jornalísticas em prol da revolução, ajudando a pensar num rumo político desejável. Em abril ele se mudou para a região da Rhineland – a mais desenvolvida economicamente e mais liberal politicamente na Alemanha – e em junho começou a editar o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que havia sido fundado em Colônia nesse meio tempo. Embora seus artigos sejam, em sua maioria, crônicas dos eventos políticos, em abril de 1849 ele publicou uma série de editoriais sobre a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pois acreditava que a hora havia chegado em que “era preciso lidar mais diretamente com as próprias relações sobre as quais a existência da burguesia e sua ordem, assim como a escravidão dos trabalhadores, se fundam” (Marx 1977, p. 198). Cinco artigos baseados em palestras que ele havia proferido em dezembro de 1847 para a Associação de Trabalhadores Alemães em Bruxelas apareceram com o título Trabalho Assalariado e Capital, onde Marx apresentava ao público, de modo mais extenso do que no passado e na linguagem mais compreensível possível para os trabalhadores, sua concepção dos modos através dos quais o trabalho assalariado era explorado pelo capital.

Entretanto, o movimento revolucionário que surgiu em toda a Europa em 1848 foi derrotado num curto espaço de tempo. Entre as razões para a vitória do lado autoritário e conservador estavam: a recuperação da economia; a debilidade da classe trabalhadora, que em alguns países mal podia contar com uma estrutura organizacional; a retirada do apoio das classes médias às reformas, que se aproximaram da aristocracia para impedir o movimento em direção a um radicalismo excessivo. Tudo isso permitiu que as forças políticas reacionárias retomassem um controle firme sobre as rédeas do governo.

Após um período de intensa atividade política, em maio de 1848 Marx recebeu uma ordem de expulsão da Prússia e voltou à França. Mas, quando a revolução foi derrotada em Paris, as autoridades ordenaram que ele se mudasse para Morbihan, então uma região desolada e infestada de malária da Bretanha. Diante de “atentado velado contra minha vida”, ele decidiu abandonar a França e ir para Londres, onde ele acreditava existir “condições positivas para começar um jornal em alemão” (Karl Marx a Friedrich Engels, 23 de agosto de 1849, Marx e Engels 1982, p. 213). Ele permaneceria na Inglaterra como exilado pelo resto da vida, mas a reação européia não poderia tê-lo isolado num lugar melhor para que ele escrevesse sua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Na época, Londres era o mais importante centro econômico e financeiro do mundo, o “demiurgo do cosmos burguês” (Marx e Engels 1978, p. 134), e, portanto, o local mais favorável do qual observar os mais recentes desenvolvimentos econômicos e retomar seus estudos da sociedade capitalista.

V. Em Londres esperando pela crise
Marx chegou à Inglaterra no verão de 1849, aos trinta e um anos. Sua vida na capital inglesa estava longe de ser tranqüila. Sua família – que contava com seis pessoas após o nascimento de Laura em 1845, de Edgar em 1847 e de Guido logo após sua chegada em 1849 – teve que morar por um longo período em condições precárias no Soho, um dos bairros mais pobres de Londres à época. Além dos problemas familiares, Marx estava envolvido num comitê de ajuda aos exilados alemães, que ele financiava com o apoio da Liga Comunista e cuja missão era dar assistência a diversos refugiados políticos em Londres.

A despeito das condições adversas, Marx conseguiu atingir seu objetivo de iniciar uma nova publicação. Em março de 1850 ele começou a editar 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 uma publicação mensal que ele esperava ser o lugar de uma “investigação abrangente e científica das condições econômicas que formam a base da totalidade do movimento político”. Ele acreditava que “um tempo de aparente calma como o presente deve ser utilizado precisamente para o propósito de elucidar o período revolucionário pelo qual acabamos de passar, a natureza das partes conflitantes e as condições sociais que determinam a existência e a luta entre essas partes” (Marx e Engels 1978, p. 5).

Marx estava convencido, erroneamente, que a situação seria um interlúdio breve entre a revolução concluída recentemente e uma outra que se preparava mais adiante. Em dezembro de 1849 ele escreveu ao amigo Weydemeyer: “Estou seguro de que quando três, talvez dois números mensais [d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tiverem aparecido, uma conflagração mundial intervirá e a oportunidade de acabar temporariamente com a economia política terá se dissipado”. Uma “poderosa crise industrial, agrícola e comercial” estava claramente iminente (Karl Marx a Joseph Weydemeyer, 19 de dezembro de 1849, Marx e Engels1982: 220). E ele contava com o surgimento de um novo movimento revolucionário, embora apenas após o início da crise, pois a prosperidade industrial e comercial enfraquecia a resolução das massas proletárias. Mais tarde, em As lutas de classe na França, que apareceram na forma de uma série de artigos n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ele afirmou que “uma revolução verdadeira (…) só é possível em períodos nos quais (…) as modernas forças de produção e as formas burguesas de produção entram em conflito (…). Uma nova revolução só é possível como conseqüência de uma nova crise” (Marx 1978, p. 135). Marx não mudou de opinião mesmo quando a prosperidade econômica começou a se espalhar e no primeiro número d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janeiro-fevereiro) ele escreveu que a reviravolta não tardaria, pois os mercados da Índias Ocidentais estavam “já praticamente saturados” e que os da América do Norte e do Sul, assim como da Austrália, em breve seguiriam o mesmo caminho. Logo:

[…] com as primeiras notícias sobre esses excedentes, as área de produção e especulação entrarão em “pânico” simultaneamente – talvez já no final da primavera, no máximo em julho ou agosto. Essa crise, entretanto, que deve coincidir com grandes conflitos no Continente, terá resultados bem diferentes daqueles das crises anteriores. Enquanto todas as crises até agora tem sinalizado um novo avanço, uma nova vitória da burguesia industrial sobre a propriedade rural e a burguesia financeira, esta crise marcará o início da moderna revolução inglesa (Marx e Engels, 1978a, p. 254-255).

Também no número seguinte, de março-abril de 1850, Marx argumentava que a conjuntura econômica positiva não representava mais do que uma melhora temporária, pois a superprodução e os excessos da especulação no setor das estradas de ferro estavam produzindo uma crise cujos efeitos seriam:

[…] mais significativos do que de qualquer crise até agora. Ela coincide com a crise da agricultura (…). Essa crise dupla na Inglaterra está sendo apressada e expandida, tornando-se mais inflamável, pelas convulsões que simultaneamente ameaçam o Continente; e as revoluções continentais assumirão um caráter socialista incomparavelmente mais claro com os efeitos da crise inglesa no mercado mundial (Marx e Engels 1978b, p. 340).

O cenário desenhado por Marx, que levava em consideração tanto os mercados europeus quanto os norte-americanos, era bastante otimista do ponto de vista da causa do 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Em sua opinião, “após a entrada da América na recessão causada pela superprodução, podemos esperar que a crise se desenvolva bem mais rapidamente no mês seguinte do que até o momento.” Sua conclusão, portanto, era otimista: “A coincidência da crise do comércio e da revolução (…) torna-se cada vez mais certa. Que les destins s’accomplissent!” (Marx e Engels 1978b, p. 341).

Durante o verão Marx aprofundou a análise econômica iniciada antes de 1848 e no número de maio-outubro de 1850 do jornal – o último antes que a falta de fundos e a polícia prussiana forçassem seu fechamento. Ele chegou à importante conclusão de que “a crise comercial contribuiu infinitamente mais para as revoluções de 1848 do que a revolução para a crise comercial” (Marx e Engels 1978c, p. 497). A partir desse ponto, a crise econômica adquiriu uma importância fundamental em seu pensamento, não apenas economicamente, mas também sociológica e politicamente. Além disso, ao analisar os processos de especulação e superprodução galopantes, ele se aventurou a prever que “se o novo ciclo de desenvolvimento industrial que começou em 1848 seguir o mesmo curso daquele de 1843-1847, a crise acontecerá em 1852.” A crise futura, ele enfatizava, também atingiria o campo e “pela primeira vez a crise industrial e comercial coincidirá com a crise da agricultura.” (Marx e Engels 1978c, p. 503).

As previsões de Marx realizadas nesse período de mais de um ano se provaram equivocadas. Porém, mesmo nos momentos em que ele estava mais firmemente convencido de que uma nova onde revolucionária estava iminente, suas idéias eram bem diferentes daquelas de outros líderes políticos europeus exilados em Londres. Embora Marx estivesse errado a respeito do desenvolvimento da situação econômica, ele considerava indispensável o estudo do atual estado das relações econômicas e políticas para os objetivos da atividade política. De outro lado, a maior parte dos líderes democráticos e comunistas da época, que ele caracterizou como “alquimistas da revolução”, pensavam que o único pré-requisito para uma revolução vitoriosa era a “preparação adequada de sua conspiração” (Marx e Engels 1978c, p. 318).

Um exemplo disso era o manifesto “Às Nações”, publicado pelo Comitê Central da Democracia Européia, que Giuseppe Mazzini, Alexandre Ledru-Rollin e Arnold Ruge haviam fundado em Londres em 1850. De acordo com Marx, esse grupo dava a crer que “a revolução fracassou devido à ambição e inveja dos líderes individuais e às visões mutuamente hostis dos diversos educadores populares.” Ele também ficou “estupefato” com o modo através do qual esses líderes concebiam a “organização social”: “uma multidão se formando nas ruas, um tumulto, um aperto de mãos e tudo acaba. Em sua visão, a revolução consiste meramente na derrubada do governo existente: assim que esse objetivo for atingido, “a vitória” terá sido conquistada” (Marx e Engels 1978c, p. 529-530).

Ao contrário daqueles que esperavam que outra revolução surgisse do nada, Marx estava convencido, no outono de 1850, de que ela não aconteceria sem uma nova crise mundial. A partir desse ponto, ele se distanciou das falsas esperanças de uma revolução iminente [20] e viveu em “completo isolamento” (Marx a Engels, 11 de feverei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286). Como escreveu Wilhelm Pieper, um membro da Liga Comunista, em janeiro de 1851: “Marx leva uma vida bastante retirada e seus únicos amigos são John Stuart Mill e Loyd. Sempre que se faz uma visita, ele recebe o visitante com categorias econômicas no lugar de cumprimentos” (Marx a Engels [notas de Wilhelm Pieper], 27 de janei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269-270).

Nos anos seguintes, Marx, de fato, viu poucos amigos em Londres e manteve contato próximo apenas com Engels, que nesse ínterim tinha se estabelecido em Manchester. Em fevereiro de 1851 Marx escreveu a Engels: “Fico enormemente satisfeito com o isolamento público e autêntico no qual nós dois, você e eu, nos encontramos. Está inteiramente de acordo com nossas atitudes e princípios” (Marx a Engels, 11 de feverei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286). Engels, de sua parte, respondeu: “É essa a posição que podemos e devemos adotar na próxima ocasião: “a crítica feroz de todos.” O “principal” era “encontrar algum modo de publicar nossas coisas, seja numa revista na qual possamos fazer um ataque frontal e consolidar nossa posição em relação às outras pessoas, ou em livros.” Em resumo, ele concluiu com certo otimismo, “o que pode todo o blá-blá-blá de toda a turba de exilados contra você, quando você pode responder com sua economia política?” (Engels a Marx, 13 de feverei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290-291). O desafio, portanto, tornou-se a previsão do início da crise. Para Marx, que agora tinha um motivo político adicional, havia chegado a hora de se voltar novamente ao estudo da economia política.

VI. As notas de pesquisa de 1850-53
Durante os três anos em que Marx interrompeu seus estud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houve uma sucessão de eventos econômicos – desde a crise de 1847 até a descoberta de ouro na Califórnia e na Austrália – cuja importância o levou a retomar a pesquisa, ao mesmo tempo em que revisava suas anotações antigas para tentar dar a elas uma forma acabada. (Tuchscheerer, 1973, p. 318). Suas leituras adicionais foram resumidas em 26 livros de anotações, dos quais 24 (também contendo textos de outras disciplinas) ele compilou entre setembro de 1850 e agosto de 1853, numerando-os entre os chamados [Cadernos de Londres]. Esse material de estudo é extremamente interessante, documentando um período de desenvolvimento significativo na crítica de Marx, quando ele não apenas resumiu o conhecimento que havia adquirido, mas, ao estudar dezenas de novos livros em profundidade, especialmente em inglês, na biblioteca do Museu Britânico, adquiriu outras idéias importantes para o trabalho que ele pensava em escrever. [21]

Os [Cadernos de Londres] podem ser divididos em três grupos. Nos primeiros sete cadernos (I-VII), escritos entre setembro de 1850 e março de 1851, alguns dos diversos trabalhos que Marx leu e anotou foram: A History of Prices de Thomas Tooke, A View of the Money System of England de James Taylor, Histoire de la Monnaie de Germain Garnier, os Sämtliche Schriften über Banken und Münzwesen de Johann Georg Büsch,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 de Henry Thornton, e A riqueza das nações de Adam Smith. [22] Marx se concentrou especialmente na história e teorias das crises econômicas, prestando bastante atenção à forma do dinheiro e ao crédito em sua tentativa de entender suas origens. Ao contrário de outros socialistas da época como Proudhon – que estavam convencidos que as crises econômicas poderiam ser evitadas através da reforma do sistema monetário e de crédito – Marx chegou à conclusão que, como o sistema de crédito constituía uma das condições básicas, as crises poderiam, no máximo, serem agravadas ou mitigadas através do uso correto ou incorreto da circulação monetária. As verdadeiras causas da crise deveriam, na verdade, ser procuradas nas contradições da produção. [23]

No final do primeiro grupo de anotações, Marx resumiu seu próprio conhecimento em dois cadernos que ele não numerou como parte da série principal e que foram intitulados [Ouro: o sistema monetário perfeito] (Marx 1986c, p 3-85).[24] Nesse manuscrito, que ele escreveu na primavera de 1851, Marx copiou dos principais trabalh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 às vezes incluindo seus próprios comentários – aquilo que ele considerava como as passagens mais importantes sobre a teoria do dinheiro. Dividido em 91 partes, uma para cada livro analisado, [Ouro] não era apenas uma coleção de citações, mas pode ser pensado como a primeira formulação autônoma de Marx sobre a teoria do dinheiro e da circulação [25] a ser utilizada na escrita do livro que ele vinha planejando há muitos anos.

Nesse mesmo período, embora Marx tivesse que enfrentar problemas pessoais terríveis – especialmente a morte de seu filho Guido em 1850 – e suas condições econômicas fossem precárias – a ponto dele se ver forçado a delegar os cuidados de sua filha Franziska, nascida em março de 1851, a estranhos – Marx não apenas conseguiu dar continuidade a seu próprio trabalho, mas estava esperançoso de que ele seria concluído em breve. Em 2 de abril de 1851, ele escreveu a Engels:

Estou tão adiantado que creio que terei terminado toda essa tralha econômica em cinco semanas. Et cela fait terei terminado a Economia em casa e poderei aplicar-me à outra área do conhecimento no Museu [Britânico]. Ça commence à m’ennuyer. Au fond, essa ciência não fez progresso desde A. Smith e D. Ricardo, a despeito do quanto tenha sido feito em pesquisas individuais, muitas vezes de grande discernimento. … Em breve terei prontos dois volumes de 60 páginas. [Tradução modificada.] (Marx a Engels, 2 de abril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325).

Engels recebeu a notícia com grande alegria: “Fico feliz que você tenha finalmente terminado com a economia política. A coisa já está se alongando e enquanto você tiver na sua frente um livro cuja leitura você considere importante, você não vai começar a escrever.” (Engels a Marx, 3 de abril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330). Mas a carta de Marx refletia mais seu otimismo sobre o fim do trabalho do que o estado real das coisas. À parte todos os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e com a exceção de [Ouro], este último longe de ser um texto pronto para impressão, Marx ainda não tinha produzido um único manuscrito. Sem dúvida, ele havia conduzido sua pesquisa com grande intensidade, mas ele ainda não dominava totalmente os materiais econômicos e, a despeito de sua determinação e convicção de que obteria sucesso, seus escrúpulos o impediam de avançar além de suas anotações e comentários críticos para finalmente escrever seu livro. Além disso, não havia um editor nos bastidores insistindo para que ele fosse mais conciso em seus estudos. A “Economia” estava longe de estar pronta “em breve”.

Assim, Marx se voltou mais uma vez para o estudo dos clássicos da economia política e entre abril e novembro de 1851 escreveu o que pode ser visto como o segundo grupo (VIII-XVI) dos [Cadernos de Londres]. O Caderno VIII é quase todo dedicado às anotações retiradas do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de James Steuart, que ele havia começado a estudar em 1847 e doPrincípios da economia política e tributação, de Ricardo. As citações de Ricardo, na verdade, compiladas enquanto ele escrevia o [ Ouro], constituem a parte mais importante dos [Cadernos de Londres], devido aos inúmeros comentários e reflexões pessoais que as acompanham.[26] Até o final da década de 1840, Marx tinha essencialmente aceito as teorias de Ricardo, enquanto que a partir de agora, através do estudo novo e mais aprofundado da renda da terra e do valor, ele vai além de Ricardo em certos aspectos. [27]

Desse modo, Marx revisou algumas de suas visões anteriores sobre questões fundamentais e, assim, expandiu o raio de seu conhecimento para examinar ainda outros autores. Os Cadernos IX e X, de maio-julho de 1851, se concentram em economistas que lidaram com as contradições da teoria de Ricardo e que, em certos aspectos, tinham aperfeiçoado suas concepções. Um grande número de anotações desses livros são provenientes de: 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de John Debell Tuckett,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de Thomas Hodgskin, On Political Economy de Thomas Chalmers,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de Richard Jones 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de Henry Charles Carey[28]. A despeito do escopo mais amplo da pesquisa e da acumulação de questões teóricas a serem resolvidas, Marx permaneceu otimista em relação à conclusão do projeto. No final de junho de 1851 ele escreveu ao fiel Weydemeyer:

Geralmente estou no Museu Britânico das 9 da manhã às 7 da noite. O material no qual estou trabalhando é tão terrivelmente complexo que, não importa o quanto eu me dedique, só poderei concluí-lo dentro de 6 ou 8 semanas. Além disso, há interrupções constantes de natureza prática, inevitáveis nas circunstâncias miseráveis nas quais estamos vegetando aqui. Mas, mesmo assim, a coisa está chegando rapidamente à sua conclusão. (Marx a Joseph Weydemeyer, 27 de junh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377).

Evidentemente, Marx pensou que seria capaz de escrever seu livro em dois meses, utilizando a vasta quantidade de anotações e notas críticas que ele já havia compilado. Entretanto, mais uma vez ele não conseguiu chegar à tão desejada conclusão, nem tampouco conseguiu começar o manuscrito final que seria enviado aos editores. Desta vez a razão principal para o atraso foram suas dificuldades econômicas. Na falta de uma fonte de renda estável e desgastado por sua condição física, ele escreveu a Engels no final de julho de 1851:

É impossível seguir vivendo assim… Eu deveria ter terminado meu trabalho na biblioteca há muito tempo. Mas tem havido muitas interrupções e distúrbios e em casa tudo está num estado de guerra. Por diversas noites estou num estado lamentável e me enfureço até as lágrimas. É claro que não consigo fazer muita coisa. (Marx a Engels, 31 de julh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398).

Para melhorar sua situação financeira, Marx decidiu retomar a atividade jornalística e começou a procurar um jornal. Em agosto de 1851 ele se tornou correspondente do New York Tribune, o jornal de maior circulação nos Estados Unidos, escrevendo centenas de páginas durante um período intenso que se estendeu até fevereiro de 1862.[29] Ele escreveu sobre os principais eventos políticos e diplomáticos da época, além de uma questão econômica e financeira após a outra, de modo a se tornar em poucos anos um jornalista respeitado.

Entretanto, o estudo crítico da economia política prosseguiu por todo o verão de 1851. Em agosto, Marx leu o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de Proudhon e planejou escrever uma crítica dele junto com Engels (projeto que mais tarde ele deixou de lado).[30] Além disso, ele continuou a compilar anotações de suas leituras: o Caderno XI é sobre textos que lidam com a condição da classe trabalhadora e os Cadernos XII e XIII cobrem suas pesquisas sobre química agrária. Tendo compreendido a importância dessa disciplina para o estudo do renda da terra, ele fez inúmeras anotações deDie organisch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de Justus Liebig e do 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d Geology de James F.W. Johnston.

No Caderno XIV, Marx se voltou mais uma vez para o debate sobre a teoria da população de Thomas Robert Malthus, especialmente nos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escrito por seu oponente Archibald Alison. Pesquisou os modos pré-capitalistas de produção, como demonstraram as passagens de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de Adolphe Dureau de la Malle e d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 de William H. Prescott. Marx também estudou o colonialismo, particularmente através de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de Herman Merivale (Marx e Engels 1991). Finalmente, entre setembro e novembro de 1851, ele estendeu seu campo de pesquisa à tecnologia, dando espaço considerável no Caderno XV à história da tecnologia de Johann H. M. Poppe e no Caderno XVI a diversas questões de economia política.[31] Como uma carta a Engels de meados de outubro de 1851 mostra, Marx estava, então, “inteiramente envolvido no trabalho sobre a Economia”, “pesquisando sobretudo a tecnologia, sua história e a agronomia”, para que ele pudesse “formar algum tipo de opinião sobre o assunto” Marx a Engels, 13 de outub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476).

No final de 1851, a editora Löwenthal de Frankfurt demonstrou interesse pelo projeto de Marx. Da correspondência com Engels e Lassalle [32], pode-se inferir que Marx trabalhava então num projeto em três volumes: o primeiro introduziria sua própria concepção, enquanto o segundo traria uma crítica de outros socialismos e o terceiro uma história da economia política. Entretanto, inicialmente o editor estava interessado apenas no terceiro volume, com a opção de publicar os outros se o projeto se mostrasse bem sucedido. Engels procurou convencer Marx a aceitar a mudança de planos e assinar um contrato: era necessário “avançar enquanto a situação é propícia” e era “absolutamente essencial quebrar o encanto criado por sua longa ausência do mercado editorial alemão e, mais tarde, negociar com os editores [tradução modificada]” Engels a Marx, 27 de novemb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494). – mas o interesse do editor não se confirmou e o projeto redundou em nada. Após dois meses, Marx se voltou novamente ao fiel Weydemeyer nos Estados Unidos para perguntar-lhe se não seria possível “encontrar aí um editor para [sua] Economia” (Karl Marx a Joseph Weydemeyer, 30 de Janeiro de 1852, Marx e Engels 1983b, p. 26).

Apesar desses obstáculos à publicação, Marx não perdeu o otimismo no que se referia à iminência de uma crise econômica. No fim de 1851, ele escreveu ao famoso poeta Ferdinand Freiligrath, um velho amigo: “A crise, contida por todos os tipos de fatores (…), deve explodir no máximo no próximo outono. E,après les derniers événements je suis plus convaincu que jamais, qu’il n’y aura pas de révolution sérieuse sans crise commerciale.’ [33]

Enquanto isso, Marx deu prosseguimento ao seu trabalho. Entre dezembro de 1851 e março de 1852, ele escreveu O dezoito brumário de Luís Bonaparte, mas, devido ao estado de censura de seus escritos na Prússia, ele teve que publicar seu texto em Nova York, no períodico de pequena circulação de Weydemeyer, Die Revolution. A esse respeito, ele disse a um amigo, Gustav Zerffi, no final de 1852 : “nenhum editor ousa publicar qualquer coisa que eu tenha escrito.” (Marx a Gustav Zerffi, 28 December 1852, Marx e Engels 1983, p. 270). Entre maio e junho de 1852, ele escreveu o polêmico Grandes homens do exílio, uma galeria de caricaturas de figuras importantes da emigração política alemã em Londres (Johann Gottfried Kinkel, Ruge, Karl Heinzen e Gustav von Struve). Entretanto, a busca por um editor foi inútil: o manuscrito foi dado ao húngaro János Bangya, para que ele o levasse à Alemanha, mas ele era na verdade um agente da polícia que entregou o manuscrito às autoridades. O texto, portanto, não foi publicado durante a vida de seus dois autores.

Entre abril de 1852 e agosto de 1853, Marx recomeçou a compilação de passagens e escreveu o terceiro e último grupo (XVII-XXIV) dos [Cadernos de Londres], que ainda não foram publicados. Essas partes lidam principalmente com os vários estágios do desenvolvimento da sociedade humana, com grande parte da pesquisa se concentrando nas controvérisas históricas sobre a Idade Média e sobre a história da literatura, da cultura e dos costumes. Ele tinha interesse particular pela Índia, país sobre o qual estava escrevendo para o New York Tribune.

Como demosntra esse amplo campo de interesses, Marx não estava exatamente “descansando”. Os obstáculos aos seus projetos novamente tinham a ver com a pobreza contra a qual ele lutou todos esses anos. Apesar do apoio constante de Engels – que a partir de 1851 começou a enviar-lhe 5 libras esterlinas por mês e o dinheiro do New York Tribune, que pagava duas libras esterlinas por artigo –, Marx vivia em condições verdadeiramente desesperadoras. Ele não apenas teve que enfrentar a morte da filha Franziska, em abril de 1852, mas também uma vida cotidiana que estava se tornando uma longa batalha. Em setembro de 1852 ele escreveu a Engels:

Nos últimos 8-10 dias tenho alimentado minha família apenas com pão e batatas, mas não tenho certeza de que conseguirei ao menos isso hoje (…). A melhor coisa que poderia acontecer seria que a dona do apartamento nos despejasse. Assim, eu poderia pelo menos economizar a quantia de ₤22 (…). Ainda por cima, as dívidas continuam se acumulando: devemos ao padeiro, ao leiteiro, ao homem do chá, ao quitandeiro, ao açougueiro. Como poderei sair desse inferno? Por fim (…) [mas isso foi] essencial para que permaneçamos vivos, consegui, nos últimos 8-10 dias pegar emprestado alguns trocados de conhecidos alemães. (Marx a Engels, 8 de setembro de 1852, Marx e Engels 1983, p. 181-2).

Tudo isso teve um efeito devastador sobre o trabalho e o tempo de Marx: “Às vezes passo um dia todo para conseguir uns centavos. Garanto que quando vejo o sofrimento de minha esposa e a impossibilidade de fazer algo a respeito, tenho vontade de mandar tudo ao inferno.” (tradução modificada, Marx a Engels, 25 de outubro de 1852, Marx e Engels 1983, p. 216). Muitas vezes a situação se tornava insuportável, como quando ele escreveu a Engels em outubro de 1852: “Ontem penhorei um casaco dos meus dias em Liverpool para comprar papel para escrever” (Marx a Engels, 27 de outubro de 1852, Marx e Engels 1983, p. 221).

Porém, as turbulências do mercado financeiro continuavam a manter a moral de Marx alta e ele escreveu sobre elas aos seus amigos mais próximos. Com grande auto-ironia, ele declarou a Lassalle em fevereiro de 1852: “A crise financeira finalmente atingiu um nível comparável apenas à crise comercial que se faz sentir agora em Nova York e em Londres. Mas ao contrário dos senhores do comércio, não posso nem mesmo declarar falência.” (Marx a Ferdinand Lassalle, 23 de fevereiro de 1852, Marx e Engels 1983, p. 46). Em abril ele disse a Weydemeyer que, devido a circunstâncias extraordinárias como a descoberta de novos depósitos de ouro na Califórina e na Austrália e a penetração comercial dos ingleses na Índia, “pode bem ser que a crise seja postergada até 1853. Mas sua erupção será surpreendente. E até lá não se pode considerar as chances de convulsão revolucionária.” (Marx a Joseph Weydemeyer, 30 de abril de 1852, Marx e Engels 1983, p. 96). Em agosto, imediatamente após os colapsos especulativos nos Estados Unidos, ele escreveu triunfantemente a Engels: “Não estamos nos aproximando da crise? A revolução pode vir antes do que esperávamos” (Marx a Engels, 19 de agosto de 1852, Marx e Engels 1983, p. 163).

Marx não expressou suas opiniões apenas em suas correspondências, mas escreveu sobre o assunto no New York Tribune. Num artigo de novembro de 1852 sobre o “Pauperismo e o Livre Comércio”, ele previu: “A crise (…) terá um caráter ainda mais perigoso do que em 1847, quando era de natureza muito mais comercial e monetária do que industrial, pois quanto maior a mais-valia que o próprio capital concentra na produção industrial, (…) maior, mais duradoura, mais direta será a crise que desabará sobre as massas trabalhadoras.” (Marx e Engels 1979a, p. 361). Em resumo, poderia ser necessário esperar mais um pouco, mas ele estava convencido – mais devido à impaciência para ver uma nova série de levantes sociais do que pela análise rigorosa dos eventos econômicos – que mais cedo ou mais tarde a hora da revolução chegaria.

VII. O julgamento dos comunistas e dificuldades pessoais
Em outubro de 1852 o governo prussiano iniciou o julgamento de membros da Liga Comunista que haviam sido presos no ano anterior. A acusação era a de que eles haviam participado de uma organização internacional de conspiradores liderados por Marx contra a monarquia prussiana. Entre outubro e dezembro, para demonstrar que as acusações eram infundadas, Marx começou a “trabalhar para o partido contra as maquinações do governo” (Marx a Adolf Cluss, 7 de dezembro de 1852, Marx e Engels 1983, p. 259). e compôs Revelações sobre o julgamento comunista em Colônia. Publicado anonimamente na Suíça em janeiro de 1853, esse trabalho curto não obteve o efeito desejado, pois uma grande parte da cópia foi confiscada pela polícia prussiana e o texto circulou apenas nos Estados Unidos e entre um número reduzido de leitores. Ele foi publicado pela primeira vez em série no Neu-England-Zeitung em Boston e em seguida como um livro independente. Marx ficou compreensivelmente desencorajado por mais esse fracasso após tantos outros: “É o suficiente para que se para de escrever totalmente. Esse trabalho constante pour le roi de Prusse!” [34]

Ao contrário do que afirmavam as maquinações orquestradas pelos ministros do governo prussiano, Marx estava muito isolado politicamente nesse período. A dissolução da Liga Comunista – que aconteceu efetivamente em 1851 e se tornou oficial no final de 1852 – reduziu enormemente o número de seus contatos políticos. Aquilo que diversas forças policiais e oponentes políticos definiam como o “grupo de Marx” [35] contava com poucos membros realmente engajados. Na Inglaterra, além de Engels, os únicos homens que poderiam ser considerados «marxianos» [36] eram Pieper, Wilhelm Wolff, Wilhelm Liebknecht, Peter Imandt, Ferdinand Wolff e Ernst Dronke. Em outros países, onde a maioria dos exilados políticos havia buscado refúgio, Marx tinha relações próximas apenas com Weydemeyer e Cluss nos Estados Unidos, Richard Reinhardt em Paris e Lassalle na Prússia. Marx sabia muito bem que embora esses contatos criassem uma rede que resistia em tempos difíceis, eles não eram numerosos suficientemente para “constituir um grupo” (Marx a Engels, 10 de març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290).

Além disso, mesmo esse círculo restrito tinha dificuldades em entender algumas das posições políticas e teóricas de Marx, causando muitas vezes mais problemas que benefícios. Em tais ocasiões ele só podia desabafar com Engels: “De todas as experiências desagradáveis nesses anos, as maiores têm consistentemente sido aquelas propiciadas pelo meu suposto grupo de amigos (…). Proponho declarar publicamente na próxima oportunidade que não tenho absolutamente nada a ver com nenhum grupo” (tradução modificada, Marx a Engels, 8 de outubr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386). Ao contrário de outros líderes da emigração política, Marx sempre havia se recusado a se juntar aos comitês internacionais existentes, que passavam o tempo fantasiando sobre a revolução iminente. O único membro de outras organizações com quem ele mantinha contato era Ernest Charles Jones, o principal representante da ala esquerda do movimento chartista.

O recrutamento de novos partidários ativos e especialmente o envolvimento de trabalhadores em suas idéias era, portanto, uma questão importante e complicada. O trabalho de Marx tinha que atingir esse objetivo: o recrutamento era uma necessidade tanto teórica quanto política. Em março de 1853, Engels escreveu a Marx:

Você deve acabar sua Economia; mais tarde, quando tivermos um jornal, poderemos publicá-la em números semanais e aquilo que o populus não pode entender, os discipuli explicariam tant bien que mal, mais cependant non sans effet. [37] Isso criaria uma base para debate para as nossas associações que, espero, até lá estarão restauradas. (Engels a Marx, 11 de març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293).

Marx havia anteriormente escrito a Engels que ele esperava passar alguns dias com ele “em abril” para “conversar em paz sobre as circunstâncias presentes, que em [sua] opinião deveriam, em breve, causar um terremoto” (Marx a Engels, 10 de març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289). Mas Marx não conseguiu se concentrar no trabalho devido à pobreza que o atormentava. Em 1853 o Soho foi o epicentro de outra epidemia de cólera e 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se encontrava a família de Marx se tornaram ainda piores. Em agosto ele escreveu a Engels que “inúmeros credores” haviam “cercado a casa” e que “três quartos do [seu] tempo eram gastos na busca de centavos” (Marx a Engels, 18 de agost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356). Para sobreviver, o último recurso dele e de sua esposa Jenny era penhorar as poucas roupas e objetos de valor que ainda havia numa casa onde faltavam “os recursos até para garantir as coisas mais necessárias” (Marx a Engels, 8 de julh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352).

O dinheiro dos artigos de jornal se tornou cada vez mais indispensál, embora a escrita deles consumisse tempo precioso. No final do ano Marx reclamou ao amigo Cluss:

Tinha a esperança de que (…) poderia de alguma forma me isolar por alguns meses para trabalhar na minha Economia. Parece que não conseguirei. A trabalheira perpétua do jornal é cansativa, leva tempo, me desconcentra e, no final, não paga muito. Por mais independente que pensava ser, sempre me vejo atado ao jornal e aos leitores, especialmente quando, como no meu caso, ganha-se em dinheiro vivo. O trabalho puramente intelectual é totalmente diferente. (Marx a Adolf Cluss, 15 de setembr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367).

Quando Marx não tinha escolha e era forçado a se voltar para as necessidades da vida, seu pensamento estava, mesmo assim, firmemente ancorado na “Economia”.

VIII. Os artigos sobre a crise no New York Tribune
Nesse período a crise econômica foi um tema constante nos artigos de Marx para o New York Tribune. Em “Revolução na China e na Europa”, de junho de 1853, onde ele relacionou a revolução anti-feudal chinesa que começou em 1851 com a situação econômica geral, Marx novamente expressou sua convicção de que em breve chegaria “um momento em que a extensão dos mercados não será capaz de atender à extensão das manufaturas britânicas e essa desproporção deverá causar uma nova crise com a mesma certeza como causou no passado” (Marx 1979a, p. 95-96). Em sua opinião, na seqüência da revolução, uma contração imprevista do grande mercado chinês “acenderá o pavio da mina superlotada do sistema industrial moderno e causará a explosão da crise geral que há muito tempo se prepara e que, espalhando-se, será seguida de perto por revoluções políticas no Continente” (Marx 1979a: 98). É claro que Marx não via o processo revolucionário de modo determinista, mas ele estava seguro de que a crise era um pré-requisito indispensável para sua eclosão:

Desde o início do século XVIII não houve uma revolução séria na Europa que não tenha sido precedida de uma crise comercial e financeira. Isso se aplica tanto para a revolução de 1789 quanto a de 1848. (…) Há pouca chance de que guerras ou revoluções surpreendam a Europa a não ser em conseqüência de uma crise comercial e industrial geral, cujo sinal foi dado, como é comum, pela Inglaterra, a representante da indústria européia no mercado mundial (Marx 1979a: 99).

O argumento foi enfatizado no final de setembro de 1853, no artigo “Movimentos políticos: a escassez de pão na Europa”:

(…) nem os discursos dos demagogos nem as bobagens dos diplomatas levarão a situação a uma crise, mas (…) há desastres econômicos e convulsões sociais iminentes que anunciam com certeza uma revolução européia. Desde 1849 a prosperidade comercial e industrial prepara o esteio no qual a contra-revolução dormiu em segurança. (Marx 1979b: 308).

Traços de otimismo com o qual Marx aguardava os eventos podem ser encontrados em sua correspondência com Engels. Numa carta, também de setembro de 1853, ele escreveu: “As coisas marcham maravilhosamente. (Les choses marchent merveilleusement). O caos dominará a Franca quando a bolha financeira estourar” (Marx a Engels, 28 de setembr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372). Entretanto, a crise não veio e ele concentrou suas energias em outra atividade jornalística para não perder sua única fonte de renda.

Entre outubro e dezembro de 1853, Marx escreveu uma série de artigos intitulados Lord Palmerston, nos quais criticava a política exterior de Henry John Temple, terceiro Visconde Palmerston, que há muito tempo era o secretário de assuntos exteriores e futuro primeiro ministro da Grã-Bretanha. Eles foram publicados tanto no New York Tribune quanto em The People’s Paper, editado pelos chartistas ingleses. Entre agosto e novembro de 1854, após o levante civil e militar na Espanha em junho, ele escreveu outra série, A Revolução na Espanha, na qual resumia e analisava os principais acontecimentos da década passada na Espanha. Ele levou essas tarefas muito a sério, como se pode conferir nos nove grossos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que ele compilou entre setembro de 1853 e janeiro de 1855. Os quatro primeiros, que se concentravam na história da diplomacia, forneceram a base paraLord Palmerston, enquanto os outros cinco, sobre a história política, social e cultural espanhola, incluíam a pesquisa para a série A Revolução na Espanha.[38]

Finalmente, em algum momento entre o fim de 1854 e o início de 1855, Marx retomou seus estud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Porém, após a interrupção de três anos, ele decidiu reler seus antigos manuscritos antes de prosseguir. Em meados de 1855, ele escreveu a Engels:

Nos últimos 4-5 dias não pude escrever (…) devido a uma inflamação severa nos olhos. (…) Meu problema nos olhos foi causado pela leitura de meus próprios cadernos sobre economia, não tanto para elaborar a coisa, mas para pelo menos dominar o material e deixá-lo pronto para prosseguir. (Marx a Engels, 13 de fevereiro de 1855, Marx e Engels 1983, p. 522).

Essa revisão deu origem a mais vinte páginas de novas anotações, que Marx intitulou de [ Citações. Essência do dinheiro, essência do crédito, crises]; há também novas citações de anotações que ele havia feito nos últimos anos. Retomando livros de autores como Tooke, John Stuart Mill e Steuart, assim como a artigos do The Economist, ele continuou a resumir as teorias dos principais economistas políticos sobre o dinheiro, o crédito e as crises, que ele havia começado a estudar em 1850 (Schrader, 1980, p. 99).

Ao mesmo tempo, Marx produziu mais artigos sobre a recessão para o New York Tribune. Em janeiro de 1855, em “A crise comercial na Grã-Bretanha”, ele escreveu com satisfação: “A crise comercial inglesa, cujos sintomas premonitórios foram anunciados há muito tempo em nossas colunas, é agora um fato alardeado pelas mais altas autoridades no assunto” (Marx e Engels, 1980a, p. 585). Dois meses mais tarde, em “A crise na Inglaterra”:

Em apenas alguns meses a crise atingirá um ponto que a Inglaterra desconhece desde 1846, talvez desde 1842, quando seus efeitos forem sentidos entre a classe trabalhadora. Então o movimento político que estava adormecido há seis anos recomeçará. (…) Aí então as duas facções opostas deste país se enfrentarão cara a cara – a classe média e as classes trabalhadoras, a Burguesia e o Proletariado (Marx e Engels, 1980b, p. 61).

Porém, justamente no momento em que Marx parecia pronto para re-iniciar seu trabalho na “Economia”, dificuldades pessoais mais uma vez causaram uma mudança de planos. Em abril de 1855, ele foi afetado profundamente pela morte de Edgar, seu filho de oito anos. Ele confidenciou a Engels:

Já tive muita má sorte na vida, mas só agora sei o que é a infelicidade real (…). Entre os tormentos terríveis que tive que suportar, a lembrança de sua amizade tem me ajudado, assim como a esperança de que ainda haja algo sensato que possamos fazer no mundo. (Marx a Engels, 12 de abril de 1855, Marx e Engels 1983, p. 533).

A saúde e a situação econômica de Marx permaneceram desastrosas por todo o ano de 1855 e sua família aumentou com o nascimento de Eleanor, em janeiro. Ele frequentemente reclamava a Engels sobre problemas nos olhos, nos dentes e uma tosse terrível, além do fato de que “a decadência física também afeta [ou seu] cérebro” (Marx a Engels, 3 de março de 1855, Marx e Engels 1983, p. 525). Uma outra complicação foi causada por um processo que Freund, o médico da família, moveu contra Marx por falta de pagamento. Para escapar disso tudo, Marx teve que passar algum tempo entre meados de setembro e início de dezembro vivendo com Engels em Manchester e permanecendo escondido em casa por algumas semanas após seu retorno. A solução foi encontrada devido a um “acontecimento feliz”: uma herança de 100 libras após a morte de um tio de noventa anos de Jenny (Marx a Engels, 8 de março de 1855, Marx e Engels 1983, p. 526).

Assim, Marx só conseguiu retomar seu trabalho sobre economia política em junho de 1856, escrevendo alguns artigos para o The People’s Paper sobre o Crédit Mobilier, o principal banco comercial da França, que ele considerava “um dos fenômenos econômicos mais peculiares de nosso tempo” (Marx 1986, p. 10). Depois da situação familiar ter melhorado um pouco no outono de 1856, o que lhes permitiu deixar seu alojamento no Soho para um apartamento melhor no norte de Londres, Marx escreveu novamente sobre a crise para o New-York Tribune. Ele argumentava em “A crise monetária na Europa”, publicado em 3 de outubro de 1856, que “um movimento nos mercados de dinheiro europeu análogo ao pânico de 1847” estava a caminho (Marx 1986a, p. 113). Em “A crise européia”, que foi publicado em novembro, quando todos as colunistas estavam confidentemente assegurando que o pior já havia passado, ele insistia:

As indicações trazidas da Europa (…) certamente parecem adiar para um dia futuro o colapso final da especulação e do mercado de ações, que homens de ambos os lados do oceano instintivamente prevêem, como se esperassem com pavor uma catástrofe inevitável. Entretanto, esse adiamento só garante o colapso; de fato, a natureza crônica da crise financeira atual apenas assegura um desfecho mais violento e destrutivo. Quanto mais a crise durar, pior será seu epílogo (Marx 1986b: 136).

Os acontecimentos também deram a Marx a oportunidade de atacar seus oponentes políticos. Em “A crise monetária na Europa”, ele escreveu:

Se colocarmos lado a lado os efeitos desse curto pânico monetário e o efeito das proclamações de Mazzini e de outros, toda a história, desde 1849 dos enganos dos revolucionários oficiais, perde imediatamente seu mistério. Eles desconhecem completamente a vida econômica dos povos, não sabem nada sobre as condições reais do movimento histórico e quando a nova revolução começar ele terão tanto direito quanto Pilatos de lavar suas mãos e protestar que são inocentes do derramamento de sangue. (Marx 1986a, p. 115).

Entretanto, na primeira metade de 1857, uma calma absoluta prevaleceu nos mercados internacionais. Até março Marx trabalhou nas Revelações da história diplomática do século XVIII, um conjunto de artigos publicados em The Free Press, um jornal dirigido por David Urquhart, conservador que se opunha a Palmerston. Esses textos deveriam ter sido apenas a primeira parte de um trabalho sobre a história da diplomacia, que Marx havia planejado no início de 1856 durante a Guerra da Criméia, mas que ele nunca chegaria a completar. Também neste caso ele fez um estudo profundo dos materiais: entre janeiro de 1856 e março de 1857 ele compilou sete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sobre 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o século XVIII. Tais cadernos ainda não foram publicados.

Finalmente, em julho, Marx escreveu algumas notas críticas curtas, mas interessantes sobre Harmonies Économiques de Frédéric Bastiat e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de Carey, que ele havia estudado e anotado em 1851. Nessas notas, postumamente publicadas com o título de [ Bastiat e Carey], ele apontava a ingenuidade dos dois economistas (o primeiro um defensor do comércio livre, o segundo do protecionismo), que, em seus escritos, haviam se esforçado para demonstrar “a harmonia das relações de produção” (Marx 1975d, 4; 1993: 886) [39] e, portanto, da sociedade burguesa como um todo.

IX. A crise financeira de 1857 e os [Grundrisse]
Desta vez, ao contrário das crises anteriores, a tempestade econômica não começou na Europa, mas nos Estados Unidos. Nos primeiros meses de 1857 os bancos de Nova York aceleraram o volume de empréstimos, apesar da queda nos depósitos. O aumento da atividade especulativa resultante piorou as condições econômicas gerais e, depois que a filial de Nova York do Ohio Life Insurance and Trust Company se declarou insolvente, o pânico que se seguiu levou a inúmeras falências. A perda de confiança no sistema bancário produziu uma contração de crédito, uma redução dos depósitos e a suspensão das ordens de pagamento.

Pressentindo a natureza extraordinária dos acontecimentos, Marx imediatamente retomou seu trabalho. Em 23 de agosto de 1857 – exatamente um dia antes do colapso do Ohio Life que semeou pânico na opinião pública – ele começou a escrever a [Introdução] a sua “Economia”. O início explosivo da crise lhe deu um motivo adicional que havia estado ausente nos anos anteriores. Após a derrota de 1848, Marx havia enfrentado toda uma década de retrocessos políticos e grande isolamento pessoal. Porém, com a eclosão da crise, ele vislumbrou a possibilidade de participar de uma nova rodada de revoltas sociais e achou que sua tarefa mais urgente era a análise dos fenômenos econômicos que seriam importantes para o início da revolução. Isso significava escrever e publicar o quanto antes o trabalho que ele havia planejado por tantos anos.

De Nova York a crise se espalhou rapidamente para o resto dos Estados Unidos e, após algumas semanas, para todos os centros do mercado mundial na Europa, na América do Sul e no Oriente, tornado-se a primeira crise financeira internacional da história. Notícias desses desenvolvimentos causaram grande euforia em Marx, servindo de combustível para uma grande explosão de produção intelectual. O período entre o verão de 1857 e a primavera de 1858 foi um dos mais prolíficos de sua vida: ele escreveu mais em apenas alguns meses do que nos anos anteriores. Em dezembro de 1857 ele escreveu a Engels: “Estou trabalhando como um louco todas as noites nos meus estudos econômicos para ter pelo menos um esquema geral [Grundrisse], claro, antes do dilúvio.” Ele também aproveitou a oportunidade para relembrar que suas previsões de que uma crise era inevitável não haviam sido infundadas, pois “o Economist de sábado diz que nos últimos meses de 1853, em todo o ano de 1854, no outono de 1855 e nas mudanças abruptas de 1856, a Europa nunca esteve a mais do que um passo da crise iminente” (Marx a Engels, 8 de dezembro de 1857, Marx e Engels, 1983c, p. 217).

O trabalho de Marx se tornou mais notável e abrangente. Entre agosto de 1857 e maio de 1858 ele completou oito cadernos conhecidos como o [ Grundrisse][40], enquanto que como correspondente do New York Tribune, ele escreveu dezenas de artigos sobre, entre outras coisas, o desenvolvimento da crise na Europa. Devido à necessidade de melhorar suas condições econômicas, ele também concordou em escrever uma série de verbetes para a 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 Por fim, entre outubro de 1857 e fevereiro de 1858, ele compilou três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intitulados [Cadernos da crise].[41] Ao contrário das anotações que ele fizera anteriormente, neste caso não se tratava de uma compilação de passagens dos trabalhos de outros economistas, mas de uma grande quantidade de notas, tomadas de diversos jornais diários, sobre os principais desenvolvimentos da crise, tendências da bolsa de valores, flutuações do mercado e falências importantes na Europa, nos Estados Unidos e outras partes do mundo. Uma carta a Engels em dezembro indica a intensidade de sua atividade:

Estou trabalhando enormemente, em geral até as 4 da manhã. Estou envolvido numa tarefa dupla: 1. Elaboração dos princípi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Para o benefício do público é absolutamente essencial ir au fond do problema e para o meu próprio, individualmente, é preciso que eu me livre desse pesadelo.) 2. A atual crise. Além dos artigos para o [New York – MM] Tribune, tenho feito notas sobre a crise, que, entretanto, me tomam tempo considerável. Penso que lá pela primavera deveríamos escrever um panfleto juntos sobre o caso como um lembrete para o público alemão de que ainda estamos aqui como sempre e sempre os mesmos. (Marx a Engels, 18 de dezembro de 1857, Marx e Engels, 1983c: 224). [42]

No que se refere aos [Grundrisse], na última semana de agosto Marx fez um plano para o caderno “M” que deveria servir como a [Introdução] para o trabalho; em seguida, em meados de outubro, ele deu continuidade aos outros sete cadernos (I-VII). No primeiro e em parte do segundo, ele escreveu o chamado [Capítulo sobre o dinheiro], que lida com o dinheiro e o valor, enquanto que nos outros ele escreveu o chamado [ Capítulo sobre o capital]. Aí ele aloca centenas de páginas sobre o processo de produção e circulação de capital e introduz alguns dos temas mais importantes de todo o manuscrito, tais como o conceito de mais-valia e as formações econômicas que precederam o modo de produção capitalista. Entretanto, esse esforço imenso não permitiu que ele completasse o trabalho. No final de fevereiro de 1858 ele escreveu a Lassalle:

Na verdade, tenho trabalhado nos estágios finais há alguns meses. Mas a coisa toda prossegue muito vagarosamente, pois assim que se pensa que alguns assuntos, que foram estudados durante anos, já foram tratados, eles começam a revelar novos aspectos que exigem tratamento mais detalhado (…). O trabalho a que tenho me dedicado ultimamente é uma Crítica das categorias econômicas, ou, se preferir, uma análise crítica do sistema da economia burguesa. Ainda não tenho idéia de quantas páginas esse assunto vai tomar (…). Agora que estou finalmente pronto para começar o trabalho após quinze anos de estudos, tenho um sentimento desconfortável de que, no final das contas, movimentos turbulentos do lado de fora irão provavelmente intervir. (Marx a Ferdinand Lassalle, 22 de fevereiro de 1858, Marx e Engels 1983a, p. 270-271).

Na realidade, porém, não houve sinal do tão aguardado movimentos revolucionário que supostamente irromperia com a crise. Desta vez, outra razão que impediu que Marx completasse o manuscrito foi sua consciência de que ele ainda estava longe de dominar criticamente todo o material. O [Grundrisse], portanto, permaneceu um rascunho. Após ter trabalhado cuidadosamente, entre agosto e outubro de 1858, na introdução do [Capítulo sobre o dinheiro] no manuscrito [Texto original do segundo e início do terceiro capítulo de “Uma contribuição para a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ele publicou em 1859 um livro curto que não obteve ressonância pública: Uma contribuição para a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Oito anos de estudos intensos e enorme esforço intelectual passariam antes da publicação do primeiro volume do Capital.

X. Conclusões
Se levarmos em conta não apenas os trabalhos mais conhecidos já traduzidos, mas também os manuscritos e livros de anotações da MEGA², a imensidão e a riqueza do projeto teórico de Marx surgem sob uma nova luz. Esses cadernos mostram as enormes limitações da explicação marxista-leninista – uma ideologia que frequentemente via a concepção de Marx como algo separado dos estudos que ele fez, como se ela estivesse magicamente presente em sua cabeça desde o nascimento –, mas também do debate na Europa dos anos 1960 sobre se havia uma quebra epistemológica em seu pensamento ou uma continuidade básica com a filosofia de Hegel.

Na verdade, os participantes do debate consideraram apenas alguns dos textos de Marx e mesmo alguns deles foram tratados como obras totalmente acabadas, quando esse não era o caso.
As pesquisas de Marx entre o período dos [Manuscritos econô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e de [A ideologia alemã] e o período do [Grundrisse] e em seguida entre o [Grundrisse] e os vários rascunhos do Capital finalmente se tornaram acessíveis aos pesquisadores através da MEGA². Isso tornou possível seguir os diversos estágios intermediários da evolução de suas idéias tanto nos anos 1850 quanto após a publicação do primeiro volume do Capital, sugerindo uma interpretação mais crítica e aberta de sua teoria. Esse quadro que surge da MEGA² é obra de um autor que deixou uma grande parte de seus escritos inacabados para se voltar até a morte para estudos que comprovassem a correção de suas teses.

Numa época em que as idéias de Marx foram finalmente libertadas das correntes da ideologia soviética e quando elas são novamente investigadas com o objetivo de analisar o mundo contemporâneo, uma visão mais fiel da gênese de seu pensamento pode ter implicações importantes para o futuro – não apenas para os estudos de Marx, mas para o ressurgimento de um pensamento crítico que procure transformar o presente.

Apêndice: Tabela Cronológica dos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manuscritos, artigos e livros sobre economia política no período de 1843–58

Ano Título Descrição
1843-45 [Cadernos de Paris] 9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que formam os primeiros estudos que Marx fez da economia política.
1844 [Manuscritos econô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Manuscrito incompleto composto em paralelo com os [Cadernos de Paris].
1845 [Rascunho de um artigo sobre o livro de Friedrich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Manuscrito incompleto de um artigo contra o economista alemão List.
1845 [Cadernos de Bruxelas] 6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sobre conceitos básic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1845 [Cadernos de Manchester] 9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sobre problemas econômicos, história econômica e literatura socialista britânica.
1846-47 Citações do Historical Account of Commerce de von Gülich 3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sobre história econômica.
1847 A miséria da filosofia Texto polêmico contra o System of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de Proudhon.
1849 Trabalho assalariado e capital 5 artigos publicados no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1850 Artigos para o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okonomische Revue Artigos sobre a situação econômica.
1850-53 [Cadernos de Londres] 24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enfocando, principalmente, a economia política (em particular: história e teoria das crises, dinheiro, alguns clássicos da economia política, condição da classe trabalhadora e tecnologia).
1851 [Ouro. O sistema monetário perfeito] 2 cadernos de anotações compiladas durante a escrita dos [Cadernos de Londres], incluindo citações das teorias mais importantes sobre dinheiro e circulação.
1851-62 Artigos para o New York Tribune Approximadamente 70 artigos sobre economia política, dos 487 publicados nesse jornal.
1855 [Citações. Essência do dinheiro, essência do crédito, crises] 1 caderno de anotações resumindo as teorias dos principais economistas sobre dinheiro, crédito e crises.
1857 [Introdução] Manuscrito contendo as mais detalhadas considerações de Marx sobre método.
1857-58 [Cadernos sobre a crise] 3 cadernos com relatórios sobre a crise financeira de 1857.
1857-58 [Grundrisse] Manuscrito preparatório para Uma contribuição para uma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1859).

Tradução: Marcos Soares; revisão: Paula Marcelino

References
1. Professor de Ciência Política da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 Canada), www.marcellomusto.com.
2. Interpretações inovadoras do pensamento de Marx como um todo incluem Poistone (1993); Carver (1998); Lebowitz (2003). São interessantes por terem relacionado Marx com a questão ambiental: Leopold (2007); Musto (2008); Foster (2000) e Burkett (2006). Para um levantamento abrangente dos estudos marxistas nos últimos 20 anos, ver Therborn (2007) e Musto (2010).
3. A segunda seção da MEGA², 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 que trará esse material, deve ser publicada em 2010, coincidindo com a publicação do Volume II/4.3 Manuskripte 1883-1867. Teil 3, o último lote de manuscritos do período entre 1863-1867.
4. Neste ensaio, os títulos dados pelos editores para os manuscritos incompletos de Marx serão colocados entre colchetes.
5. Dentre os poucos autores que, com os recursos disponíveis no momento, realmente fizeram um esforço para interpretar as fases menos conhecidas da gênese do pensamento de Marx, atenção especial deve ser dada aos artigos de Maximilien Rubel, ‘Les cahiers de lecture de Karl Marx. I. 1840-1853’ and ‘II. 1853-1856’, publicados pela primeira vez em 1957 e 1960 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e posteriormente republicados em Rubel (1974, p. 301-59). Nos países de língua inglesa, as pesquisas feitas sobre esses temas começaram a aparecer apenas quinze anos mais tarde, com Carver (1998) e com os três livros de Oakley (1983, 1984 e 1985).
6. Às vezes esse debate se baseou em interpretações extremamente superficiais. Para um exemplo recente (e ruim) desse tipo de interpretação, ver Wheen (2006).
7. A censura e as dissensões entre Marx e o outro diretor, Arnold Ruge, dificultaram enormemente essa publicação, que apareceu uma única vez, em fevereiro de 1844.
8. O Nachlass de Marx contém cerca de duzentos cadernos de resumos, que são essenciais para uma compreensão da origem de sua teoria e de partes dela que Marx nunca teve a oportunidade de desenvolver tão bem quanto desejava. As passagens que sobreviveram, que cobrem todo o período de 1838 a 1882, estão escritas em oito línguas (alemão, grego antigo, latim, francês, inglês, italiano, espanhol e russo) e pertencem às mais variadas disciplinas. Elas foram tomadas de textos de filosofia, arte, religião, política, direito, literatura, história, economia política,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tecnologia, matemática, fisiologia, geologia, mineralogia, agronomia, etnologia, química e física, assim como de artigos em jornais, revistas, procedimentos parlamentares, estatísticas governamentais oficiais, relatórios e publicações.
9. Como Marx ainda não lia em inglês em 1844, ele leu as traduções desses livros em francês.
10. Essas passagens estão em Marx e Engels (1981 e 1998). As únicas partes traduzidas para o inglês estão em Marx e Engels (1975, p. 211-228).
11. Sobre a relação entre os [Manuscritos Econômico-políticos de 1844] e os [Manuscritos de Paris], ver Musto (2009).
12. Na verdade, Engels contribuiu com apenas cerca de dez páginas para o texto.
13. Todas essas passagens podem ser encontradas em Marx e Engels (1998)
14. Ver ‘Plan of the “Library of the Best Foreign Socialist Writers”‘ (Marx e Engels 1975b, p. 667).
15. Essas passagnes estão em Marx e Engels (1988), que também incluem os primeiros [Cadernos de Manchester]. Foi nesse período que Marx começou a ler diretamente em inglês.
16. Essas passagens, ainda não publicadas, e que fazem parte dos [Cadernos de Manchester] VI-IX, devem aparecer em breve e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August 1845 bis Dezember 1850, MEGA² IV/5.
17. Marx (1982) e MEGA² III/2, Berlin: Dietz.
18. Ver Engels (1990b, p. 519). Na verdade, Engels já havia usado essa expressão em 1859, em sua resenha do livro de Marx Uma contribuição para a crití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mas o artigo não teve repercussão e o termo começou a circular apenas após a publicação de Ludwig Feuerbach.
19. Essas passagens constituem o volume Marx (1983).
20. “Os democratas vulgares esperavam que as faíscas começassem a voar de novo a qualquer momento; mas nós já havíamos declarado no outono de 1850 que pelo menos o primeiro capítulo do período revolucionário estava encerrado e que não se podia esperar nada até o início de uma nova crise mundial. Por essa razão fomos excomungados como traidores da revolução pelas mesmas pessoas que, mais tarde, quase sem exceção, foram para o lado de Bismarck.” (Marx e Engels 1990, p. 510).
21. Para uma avaliação da importância dos [Cadernos de Londres] ver o número especial – n. 7 (1979) – do períodicoArbeitsblätter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Fragen der Entwicklung der Forschungsmethode von Karl Marx in den Londoner Exzerptheften von 1850–185 de Wolfgang e Noske do ano de 1979.
22. Com exceção do material de Adam Smith, que está no volume Exzerpte und Notizen. März bis Juni 1851 (Marx e Engels 1986), todas as anotações em questão podem ser encontradas em Marx e Engles (1983). A riqueza das nações de Smith (Caderno VII) e os Princípi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e tributação de Ricardo (Cadernos IV, VII and VIII), que Marx havia lido em francês durante sua estadia em Paris em 1844, desta vez foram estudados no original em inglês.
23. Ver Marx a Engels, 3 de fevereiro de 1851 (Marx e Engels1982a: 275).
24. O segundo dentre esses cadernos não numerados também contém outras anotaçoes, notadamente passagens de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 de John Fullarton.
25. Outra exposição breve das teorias de Marx sobre o dinheiro, o crédito e as crises está no Caderno VII, nas fragmentadas ‘Reflections’, (Marx e Engels 1982a: 584-92).
26. Ver Marx (1986d, pp. 326-31, 350-72, 381-95, 402-4, 409-26). Prova da importância dessas páginas é o fato de que essas citações, junto com outras do mesmo autor nos Cadernos IV e VII, foram publicadas em 1941, no segundo volume da primeira edição do [Grundrisse].
27. Nessa fase crucial de novas descobertas teóricas, a relação de Marx com foi de grande importância: por exemplo, algumas de suas cartas a ele resumem sua visão crítica da teoria de Ricardo sobre a renda da terra (Marx a Engels, 7 de janei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258-263; Marx e Engels 1984, 6-10) e a circulação monetária (Marx a Engels, 3 de feverei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 p. 273-278; Marx e Engels 1984: 24-30).
28. Nesse mesmo príodo, Marx voltou sua atenção para a indústria e a maquinaria. Ver Müller (1992).
29. Na época, o New York Tribune era publicado em três versões diferentes (o New York Daily Tribune, o New York Semi-Weekly Tribune e o New York Weekly Tribune). Cada uma delas publicou diversos artigos de Marx. Para ser mais preciso, o New York Daily Tribune publicou 487 artigos, com mais da metade deles re-aparecendo no New York Semi-Weekly Tribune e mais de um quarto no New York Weekly Tribune (a esses artigos devem ser adicionados alguns outros que ele enviou ao jornal, mas que foram recusados pelo editor, Charles Dana). Dos artigos publicados no New York Daily Tribune, mais de duzentos são editoriais sem assinatura. Deve-se adicionar ainda que, para dar a Marx mais tempo para seus estudos de economia política, aproximadamente metade desses artigos foram na verdade escritos por Engels. O envio de artigos ao New York Tribune sempre foi motivo de grande interesse, como pode-se ver, por exemplo, em uma afirmação do editorial do número de 7 de abril de 1853: “O Sr. Marx tem diversas opiniões firmes, (…) mas quem não ler suas cartas deixará de ter acesso a uma das fontes de informação mais instrutivas sobre as grandes questões das política européia atual.” Citado em Marx a Engels, 26 de abril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315).
30. Ver Marx e Engels (1979a, p. 545-570).
31. Esses cadernos ainda não foram publicados na MEGA², mas o Caderno XV apareceu na coleção de Hans Peter Müller (1982). Ver o estudo recente de Wendling (2009).
32. Ver esp. Ferdinand Lassalle to Karl Marx, 12 May 1851, MEGA² III/4, pp. 377-8; Marx a Engels, 24 de novemb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a: 490-2); e Engels a Marx, 27 de novembro de 1851 (Marx e Engels, 1982a: 493-5).
33. “E depois dos últimos acontecimentos eu estou mais convencido do que nunca de que não haverá revolução séria sem crise comercial.” (T. R.). Marx a Ferdinand Freiligrath, 27 December 1851 (Marx e Engels, 1982a, p. 520).
34. “Pelo rei da Prússia!” (T. R.). Marx a Engels, 10 de março de 1853 (Marx e Engels, 1983, p. 288).
35. Essa expressão foi utilizada pela primeira vez em 1846, para se referir às diferenças entre Marx e o comunista alemão Wilhelm Weitling. Ela foi mais tarde usada também nos procedimentos do julgamento em Colônia. Ver Maximilien Rubel (1974, p 26, n. 2).
36. Esse termo apareceu pela primeira vez em 1854 (Haupt 1986, p. 2).
37. “De um jeito ou de outro, mas não sem resultado”. (T. R.).
38. Esses cadernos de notas foram publicados recentemente em Marx e Engels (2007).
39. Como as passagens extraídas de Ricardo, [Bastiat and Carey], esse trecho foi incluído no segundo volume da primeira edição do [Grundrisse].
40. Com exceção dos Cadernos M e VII, que estão no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História Social de Amsterdã, todos os cadernos estão no Arquivo do Estado Russo de História Sócio-Política em Moscou. Com relação às datas, deve-se enfatizar que o primeiro rascunho do Caderno I, que contem a análise crítica de Marx de 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 de Alfred Darimon, foi escrito nos meses de janeiro e fevereiro de 1857, não (como os editores do [Grundrisse] pensavam) em outubro. Ver Ossobowa (1990).
41. Esses cadernos ainda não foram publicados (Cf. Krätke, 2008).
42. Alguns dias mais tarde, Marx comunicou seus planos a Lassalle: ‘A atual crise comercial me impeliu a trabalhar seriamente no plano geral da minha economia política, assim como também na preparação de algo sobre a atual crise’ (Marx a Ferdinand Lassalle, 21 de dezembro de 1857 (Marx e Engels, 1983c, 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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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ın yeniden keşfi

Çok az insan dünyayı Karl Marx’ın sarstığı kadar sarstı. Sessiz sedasız öldükten sonra, ünü tarihte eşi benzeri görülmemiş şekilde hemen dalga dalga yayıldı. İsmi kısa sürede Detroit ve Chicago’daki işçilerin, Kalküta’daki ilk Hintli sosyalistlerin ağızlarındaydı. Devrim sonrası Moskova’da, Bolşeviklerin kongresinin arka fonunda onun resmi asılıydı. Avrupa’dan Şangay’a siyasi örgütlerin ve sendikaların programlarını, tüzüklerini onun düşünceleri etkiledi.

Fikirleri felsefeyi, tarihi ve iktisadı geri dönülemez şekilde değiştirdi. Fakat kuramları benimsense de, yirminci yüzyılda insanlığın azımsanamaz bir kısmı için hakim ideoloji ve devlet doktrinleri haline geldiler; yazıları geniş coğrafyalara yayılsa da çalışmalarının bugün hala toplu ve bilimsel bir baskısı yok. Bu kader, tarihin büyük düşünürleri arasında sadece Marx’ı buldu.

Bu özel durumun nedeni büyük ölçüde Marx’ın oeuevre’si [i]. Yayımlanan eserleri (çoğunu zamanının en önemli gazetelerinden New-York Tribune’ne 1848-1862 arasında yazdığı makaleleri saymazsak), kısmen tamamlanan eserlerine ve yaptığı araştırmalara kıyasla daha az. Ömrünün son yıllarında, 1881’de, Karl Kautsky tüm eserlerinin toplu basımını düşünüp düşünmediğini sorduğunda şöyle cevap vermişti Marx: “Öncelikle o eserlerin yazılıp bitirilmesi gerekiyor ama”. [1]

Marx ardında basılanlardan çok daha fazla elyazması bıraktı. Genel kanının aksine, oeuvre’si parçalı, kimi zaman çelişkiliydi; ve bu özellikleri ouevre’sinin özel niteliğinin tamamlanmışlığının (incompleteness) kanıtı. Çok zor yöntemi ve acımasız özelleştirileri, başladığı birçok işin sonunu getirememesine neden oldu… Yoksulluk ve sürekli hastalık tüm ömrü boyunca yakasını bırakmadı… Yıllar içinde dinmeyen bilme arzusu onu sürekli yeni çalışmalara sürükledi… Ve ömrünün sonuna doğru tarihin karmaşıklığını kuramsal bir projenin içinde ele almanın zorluğunun farkına vardı… İşte tüm bunlar, tamamlanmamışlığı tüm entelektüel üretimi ve yaşamı boyunca yoldaşı ve düşmanı yaptı. Devasa planının sadece bir kısmını tamamlayabildi. Kesintisiz entelektüel çabaları edebi bir başarısızlıkla sonuçlandı. Fakat bu başarısızlık onun çabalarını daha az öz önemli, entelektüel çıkarımlarını daha dar kapsamlı yapmaz. [2] Marx’ın Nachlass’ının [ii] parçalı karakterine ve kendisini takiben yaratılacak toplumsal doktrine özünde karşı çıkmasına rağmen, bitmemiş çalışmaları altüst edildi ve yeni bir sistem, “Marksizm” doğdu.

MARX VE MARKSİZM: TAMAMLANMAMIŞLIK VE SİSTEMİTİZASYON
Karl Marx’ın 1883’deki ölümünün ardından Friedrich Engels arkadaşının bıraktığı mirası yayıma hazırlama işine girişti. Materyalin dağınıklığı, Marx’ın kullandığı dilin kapalı olması ve elyazısının okunaksız oluşu bu işi oldukça zorlaştırıyordu. Özgün materyallerden seçki yapılıp bunların yeniden duzenlenmesi, düzenlenmemiş ve tamamlanmamış metinlerin yayıma hazırlanması ve Marx’in bilinen eserlerinin tekrar basılması ve çevrilmesi üzerine yoğunlaştı Engels.

Engels 1888’de yayımlanan eseri Ludwig Feuerbach ve Klasik Alman Felsefesinin Sonu’na ek olarak ve 1991’de yayımlanan Gotha Programının Eleştirisi’ne koyduğu Feurbach Üzerine Tezler gibi istisnalar dışında, büyük oranda Marx’ın ölümünden önce sadece ilk cildi basılan Kapital’in yayıma hazırlanması üzerinde çalıştı. On yıldan uzun süren bu çalışmanın ardındakı gaye “tamamlanmış bir çalışma kadar bütünlüklü” [3] bir eser ortaya çıkartmaktı. Kapital’in ikinci ve üçüncü cildi üzerindeki bu editöryel iş sürecinde Marx’ın özgün elyazmalarının kaynağını ve gelişimini yeniden düzenlemenin ötesine geçti. Engels’in amacı, herbiri tamamlanmışlıktan çok uzak versiyonlardan yaptığı seçki temelinde (ayrıca zaten ortada birbirinden çok farklı versiyonlar bulunmaktaydı) bütünlüklü, yekpare bir çalışma ortaya çıkartmaktı. Dolayısıyla kitabın ciltlerini yayıncılara tamamiyle düzenlenmiş ve bitirilmiş bir halde gönderdi.

Engels, daha önceki çalışmalarıyla kuramsal sistemitizasyon sürecine doğrudan katkıda bulunmuştu zaten. 1879’da yayımlanan ve Engels tarafından “Marx’la mücadelesini verdigimiz diyalektik yöntemin ve komünist dünya görüşünün az çok tamamlanmış bir sunumu” [4] olarak nitelediği Anti-Dühring, “Marksizm”in bir sisteme dönüşüp, zamanında yaygın olan eklektik sosyalizmden ayrışmasında çok önemli bir referans noktasıydı. Ütopyadan Bilime Sosyalizm daha büyük önem taşıyordu: İlk kez 1880’de basılan ve önceki çalışmanın üç bölümünün sadeleştirilmiş hali olan bu kitap, neredeyse Komünist Parti Manisfestosu’nun ulaştığı kadar başarıya ulaştı.

Açık bir polemik içinde, geniş kitlelere ulaşmak için yapılan bu tür bir sadeleştirme ile bir kuşak sonraki Alman sosyal demokrasisinin benimsediği türden bir sadeleştirme ve basitleştirici ansiklopedik sentezler arasında elbette ciddi farklar vardı. Fakat Engels’in doğa bilimlerine merakının, sosyal Darvinciligin evrimselci kavramsallaştırmalarına kapıyı araladığı ve daha sonra tüm bu tür kavramsallaştırmaların işçi hareketleri tarafından da benimsendiği söylenebilir.

Marx’ın düşüncesi kimi zaman belirlenimciliğin cazibelerine kapılsa da eleştirel ve açıktı; bu haliyle ondokuzuncu yüzyıl Avrupasının kültürel ortamıyla çatışıyordu. Başta Darvincilik olmak üzere sistemik kavramsallaştırmalarla kuşatılmış bir kültürel ortamdı bu. Yeni doğmuş Marksizm, Darvinciliğe cevap verebilmeyi hedeflerken, Kautsky’nin editörlüğünü yaptığı Die Neue Zeit’ın sayfalarında erkenden ortodoksiye dönüştü ve Darvinizmle kaynaştı.

Marx’ın çalışmalarının bir sisteme dönüştürülmesini sağlayan etmenleri tespit etmek için bu sistemin yayılma şekillerine bakabiliriz. Sentez kitapçıkları ve kısmi özetler bu süreçte başrolü oynadılar. Ayrıca, metinlerin siyasi amaçlarla kullanılması metinlerin içeriğine tesir etti; yazılarının ilk basımları editörlerin revizyonlarıyla basıldı. Marx’dan arda kalanın ne olduğu konusundaki belirsizlik hali, bazı yazılarına giderek artan şekilde uygulanan sansürlerle bütünleşti. Marx’ın düşüncesini yaymak için önemli olan el kitapçıkları elbette etkili propaganda araçlarıydılar; fakat bu kitapçıklar Marx’ın kavramsallaştırmalarının belli bir ölçüde değiştirilmesine yol açtılar. Proletarya partisinin pratik ihtiyaçlarına cevap verebilmeleri için dağıtılan eserler, pozitivizmle yoğruldular. Özgün materyal çevirilerde kuramsal olarak fakirleştirilmiş ve kabalaştırılmış metinlere dönüştürüldü [5] , tanınamaz hale getirildi. Sonunda, Marx’in bu metinleri Kritik’den Weltanschauung [iii] ’a dönüşdü.

Bu süreç içinde şematik bir doktrin olan İkinci Enternasyonal dönemi Marksizmi şekillendi (1889-1914); iktisadi belirlenimcilige basitleştirici evrimci yorum katıldı. Tarihin kendiliğinden ilerici bir akışı olduğu ve bu yüzden kapitalizmin sosyalizmle ikame olacağına dair esnek olmayan ama naif bir inancin rehberliğindeki Marksizm mevcut gelişmeleri yorumlayamadı; devrimci praksisin yerine varolan düzenin bekasını savunan bir tür kaderci dingincilik üretildi. [6] Bu doktrin Marx’ın daha ilk eserinde yazdıklarıyla çelişmekteydi: “tarih hiçbir şey yapmaz[…] ‘tarih’ insanı kendi amaçları doğrultusunda kullanan başka bir insan değildir; tarih, insanın kendi amaçları doğrultusundaki eyleminden başka bir şey değildir.” [7]

Kriz teorisinin [Zusammenbruchstheorie] ve burjuva kapitalist toplumunun sonunun yaklaştığı tezinin (bu tezin en yaygin ifadesi 1873’ü takip eden sonra yirmi yıl boyunca büyük bunalıma yaklaşıldığı görüşüdür) bilimsel sosyalizmin temel özü olduğu söylendi. Marx’ın kapitalizmin dinamik esaslarını tarif etmeyi ve kapitalizm içindeki gelişme eğilimlerini nitelemeyi amaçlayan görüşleri, [8] genel geçerliliği olan tarihsel yasalardan tarihsel gidişatın hatta belli ayrıntı olayların çıkarsanabileceği görüşüne dönüştürüldü.

Kapitalizmin içsel çelişkileri yüzünden can çekiştiği ve kendiliğinden yıkılma yolunda olduğu fikri, ilk tamamiyle “Marksist” siyasi platform olan 1871 tarihli Erfurt Programı’nın kuramsal yaklaşımlarında ve Kautsky’nin açıklamalarındaki hakim görüştü. Şöyle diyordu Kautsky: “Engellenemez ekonomik gelişme, doğa yasalarının bir sonucu olarak kapitalist üretim biçiminin iflasına yol açacaktır. Şimdikinin yerine yeni bir toplumsal form yaratmak arzulanan bir şey olmaktan çıkmış kaçınılmaz hale gelmiştir artık.” [9] Bu ifade zamanında yaygın olan algının en açık ve önemli göstergesidir. Bu açıdan Kautsky kendisini en çok etkileyen adamın görüşlerinden çok uzağa düşmüştür.

Sosyalizmi kaçınılmaz değil bir ihtimal olarak gören, bu bağlamda yaygın yorumdan farklılaşan Eduard Bernstein bile Marx’ı yanlış okumuştur. Zamanın yanlış ve cihazcı (enstrümentalist) okumalarından bir farkı olmayan bu yorum, büyük ses getiren Bernstein Tartışması (Bernstein-Debatte) aracılığıyla bu tür bir Marx okumasını yaygınlaştırmıştır. Yirminci yüzyılda Marx’ın düşüncesinin yaygınlaşmasında büyük rol oynayan Rus Marksizmi, bu kaba sistemitizasyonu izleyip daha da güçlendirmiştir. Rus Marksizminin öncülerinden Georgii Plekhanov “Marksizm bütünlüklü bir dünya kavrayışıdır” [10] diyor, basite indirgeyen tekçilikle (monizm) iktisadi düzenlemelerin aynı zamanda üstyapıyı dönüştüreceğini iddia ediyordu. 1909 tarihli Materyalizm ve Ampirokritisizm adlı kitabında V. I. Lenin ise materyalizmi “doğanın nesnel yasalarının ve bu yasaların bireyin zihnine aşağı yukarı aslına uygun olarak yansımasının tespiti” [11] olarak tanımlıyordu. Yani, insanlığın iradesi ve bilinci “kaçınılmaz ve zorunlu” [12] olarak doğanın gerekliliklerine uymak zorundaydı. Bir kez daha, pozitivist paradigma zaferini ilan etmiş oluyordu.

Sert ideolojik çekişmelere rağmen İkinci Enternasyonal’in karakteristik özelliği olan kuramsal öğeler Üçüncü Enternasyonal’in kültürel ortamına taşındı. Bu süreklilik Nikolai Bukharin’in 1921 yılında basılan Tarihsel Materyalizm Kuramı’nda tüm açıklığıyla görülebilir. Şöyle yazıyordu Bukharin: “Doğa ve toplumun belirli bir düzenliliği, sabit bir yasası vardır. Bu doğal kanunun belirlenimi bilimin öncelikli görevidir.” [13] Sadece üretici güçlerin gelişimine odaklanan bu toplumsal belirlemeciliğin sonucunda “eylemleriyle toplumu etkileyen çeşitli etmenlerin varlığı toplumsal evrimin yegane yasasıyla çelişmez” [14] diyen bir doktrin ortaya çıktı.

Antonio Gramsci bu kavramsallaştırmaya karşı çıktı: “Araştırma sorunsalını yasalara; sabit, düzenli ve tekdüze düzleme indirgemek; çocukça ve naif bir kavrayış içinde yer alan tarihsel süreci öngörebilmek gibi pratik bir problemi, tartışmaya yer bırakmayacak şekilde çözme ihtiyacıyla ilintilidir.” [15] Marx’ın praksis felsefesini kaba sosyolojiye, “bir dünya kavrayışını tarihi cebinin içinde tutan mekanik bir formüle” [16] indirgenmesine itiraz eden Gramsci, Bukharin’in metninin ötesine geçerek daha sonra öngörülmez bir biçimde Sovyetler Birliği’nde hakim olacak genel bir yönelimi karşı durdu.

Marksist-Leninizm’in kuruluşuyla Marx’ın düşüncesinin yozlaşması en açık ifadesini buldu. Kuram, eyleme yönlendirme işlevinden yoksunlaştırılarak a posteriori meşrulaştırma aracına dönüştürüldü. Çıkmaz sokağa “Diamat” (Diyalaektik Materyalizm – Dialekticeskij materializm) ile, “Marksist-Leninist partinin dünya görüşü” [17] ile girildi. J. V. Stalin’in 1938 tarihli Diyalektik Materyalizm ve Tarihsel Materyalizm adlı geniş kitlelere ulaşan kitapçığı bu doktrinin temel öğelerini yerleştirdi. Stalin, ortak yaşam “toplumsal gelişmenin zaruri yasalarıyla” yönetilir, bunlar ”tamamiyle gözlemlenebilir” yasalardan oluşur; ve “toplumun zaruri gelişimi ifadesini toplumun tarihi olarak bulur ve toplumun tarihini çalışmak bir bilimdir” diyordu. Bunun anlamı ise “toplumsal yaşamın tüm karmaşıklığına rağmen toplum tarihi bilimi, tıpkı biyoloji gibi bir bilimdir; toplumun gelişim yasalarını pratiğe uygulamak için kullanılır” demek, dolayısıyla “proleterya partisinin görevi eylemi bu yasalarla temellendirmektir” [18] diyebilmekti. “Bilimsel” ve “bilim” kavramlarının yanlış kullanımının ne raddeye ulaştığı burada açıkça görülüyor. Titiz ve tutarlı kriterlerle temellenen Marx’ın yönteminin bilimselliği, içinde çelişkilere yer olmayan doğa bilimlerinin yöntemiyle ikame edildi. Sonuç olarak, tarihsel yasaların doğa yasaları gibi insanın iradasinden bağımsız işlediğini savunan tarihsel yasaların nesnelliğine dair bir tür batıl inanç ortaya çıktı.

Bu ideolojik ilmihalin yanında, en katı ve sıkı haliyle bir dogmatizm kendine geniş bir alan bulabildi. Marksist-Leninist ortodoksinin uyguladığ bükülmez tekcilik, Marx’ın yazdıklarını saptırdı. Şüphesiz, sovyet devrimiyle Marksizm’in o zamana dek dışlandığı coğrafyalara ve toplumsal sınıflara yayılma ve oralarda dolaşma imkanı bulmuştu Marx. Fakat dolaşımdaki metinler, Marx’ın kendi yazdıklarından ziyade çoğunlukla partinin kitapçıkları, el kitapları ve “Marksist” antolojilerdi. Marx’ın bazı metinlerine uygulanan sansür artarken, bazı metinleri bölük pörçük edildi, değiştirildi. Örneğin ekstrapolasyon pratikleriyle çeşitli alıntılar belli bir amaca hizmet edecek şekilde bir araya getirildi. Tüm bunlar, önceden alınmış kararlara göre gerçekleştiriliyor, haydut Procustes’in kurbanların uyguladığına benzer bir yöntem kullanılıyordu: Eğer metinler çok uzunsa kısaltılıyor, çok kısalarsa uzatılıyordu.

Düşüncenin yayımlanması ve şematize edilmemesi; yaygınlaştırılması ve kuramsal olarak fakirleştirilmemesi arasındaki ilişki elbette çok zor bir meselelerdi. Özellikle, Marx’ın eleştirel ve kasten sistemik olmayan düşüncesi söz konusuyken… Fakat ne olursa olsun, herhalde Marx’ın başına daha kötü bir şey gelemezdi.

Çeşitli siyasi ihtiyaçları görmek için farklı perspektifler tarafından çarpıtılıp asimile edilen Marx, bu perspektifler adına yerildi. Kuramı eleştirellikten çıkartılıp İncil’deki özlü sözler gibi kullanıldı. Bu tür tefsirlerden aklın ucundan zor geçecek bir paradoks doğdu: Marx’ın “gelecekteki lokantalar için yemek tarifi yazmama” [19] uyarısına aldırış edilmedi ve yeni bir toplumsal sistemin gayri-meşru babası haline geldi Marx. Titiz bir eleştirmen ve ulaştığı sonuçlarla asla tatmin olmayan bir düşünür en inatçı doktrinciliğin kaynağına dönüştürüldü. Maddeci tarih kavrayışına şiddetle inanan Marx, hiçbir yazarın kopartılmadığı kadar tarihsel bağlamından kopartıldı. “İşçi sınıfının kurtuluşu işçi sınıfının kendi işi olmalıdır” [20] fikri konusunda şüphesi olmayan biri olarak, öncü siyasi birliklerin önceliğine ve sınıf bilincinin taraftarı ve devrimin lideri olduğuna inanan bir parti ideolojisinin içine hapsedildi. İnsanın yeteneklerinin gelişmesi için çalışma saatlerinin azaltılması fikrini savunan biriyken, Stakhanovizm’in üretkencilik inancının içinde eritildi. Devletin yıkılması gerektiğine inanan biriyken, kendisini devletin siperi olarak buldu. İnsan bireyselliğinin özgür gelişimine inanan ender düşünürlerden biri, burjuva hukukunun yasal eşitliğinin ardında toplumsal eşitsizlikleri gizlediğine inanan, “hukuk eşit olmaktan ziyade eşitsiz olmalıdır” [21] diyen biri olarak; toplumsal yaşamın kolektif boyutunun zenginliğini, tektürlülüğün ayırt edilemezliğiyle etkinsizleştiren bir kavrayışa eklemlendirildi. Marx’ın özgün tamamlanmamışlığı, haleflerinin sistemitizasyonunun baskısına tabi kılındı; düşüncesi aşınıp tam aksine dönüşene dek engellenemez bir biçimde doğasından kopartıldı.

MARX VE ENGELS’İN ÇALIŞMALARININ BASIMININ UZUN SERUVENİ
“Marx ve Engels’in yazılarının tamamı […] yazarların yakın arkadaşları ve öğrencileri […] dışında hiçkimse tarafından okunmuş mudur?” diye sormuştu Antonio Labriola yazarların o zaman basılı olan eserleri hakkında. Bu soruya verdiği cevap dolambaçsızdı: “Bilimsel sosyalizmi kuranların yazıları şimdiye kadar sadece onu kuranların ayrıcalığı oldu”, “tarihsel maddecilik” “bitmek bilmeyen kelime oyunlarıyla, yanlış anlamalarla, grotesk çarpıtmalarla, garip gizlemelerle ve temelsiz yaratımlarla yayıldı” [22] . Daha sonraları yapılan tarihyazımsal çalışmaların gösterdiği gibi Marx ve Engels’in gerçekten okunduğu bir efsaneden ibaretti. [23] Aksine, metinlerinin çoğu yazıldıkları dilde bile çok zor bulunuyordu. İtalyan bilimcinin “Marx ve Engels’in yazdıklarının bütün ve eleştirel bir baskısı” önerisi zaruri bir ihtiyaçtı. Labriola’ya göre ihtiyaç duyulan antolojiler derlemek değil, “eleştirel sosyalizmin bu iki kurucusunun tüm siyasi ve bilimsel eylemlerinin, tüm yazınsal üretimlerinin okurlara olduğu gibi sunulmasıydı. Zira bu yazarlar kendilerini okumayı isteyen herkese doğrudan konuşuyorlardı.” [24] Labriola’nın bu dileğinden bir yüzyıldan uzun süre geçmesine rağmen henüz bu dileği gerçekleşmiş değil.

Labriola, bu tür filolojik değerlendirmelerin yanında zamanına göre öngörü gücü yüksek kuramsal bir soru da yöneltiyordu. Ona göre Marx ve Engels’in tamamlanmamış yazıları ve çalışmaları “sürekli oluşum halinde olan bir bilimin ve siyasetin parçalarıydı”. Bu çalışmalarda “orada olmayanı ve olmaması gerekeni” aramak ve bunlara “tüm zamanların ve mekaların tarihini yorumlayan bir tür Vulgata ya da talimatname” gibi yaklaşmak yerine, bu çalışmaları oluştuğu an ve bağlam çerçevesinde değerlendirerek anlamak mümkündü. “Düşünceyi ve bilgiyi devam etmekte olan bir süreç olarak görmeyen”, “akıl için idollere ihtiyaç duyan dokrinerlerin ve bilgiçlerin her türü, sonsuza dek geçerli olacağı zannıyla klasik sistemleri kuranlar ile el kılavuzları ve ansiklopedi yazarları Marksizmin kimseye vaad etmediklerini boş yere onda arıyorlardı.” [25]

Marx’ın bütün eserlerini (opera omnia), Marx’ın edebi mirasını (Nachlass) elinde bulunudurup, linguistik ve kuramsal yeterlilik sahibi üyeleri olan Alman Sosyal Demokrat Partisi’nden (SPD, Sozialdemokratis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başkası basamazdı. Fakat, sosyal demokrasi içindeki çekişmeler Marx’ın yayımlanmamış eserlerinin yayımlanmasını engellemekle kalmadı, aynı zamanda elyazmalarının dağılmasına yol açarak bir sistematik baskının ilerde oluşmasını riske attı. [26] SPD elindeki yazınsal mirasa inanılmaz büyük özensizlik gösterdi. [27] Partinin hiçbir kuramcısı Marx ve Engels’in üretimlerinin dizelgesini tutmadı. Bu yazarların yaptığı, eserlerinin anlaşılmasında büyük yardımı dokunacak hatta yazılarının devamı bile sayılabilecek yazışmaları toparlama işine girişmediler.

İlk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yani Marx ve Engels’in eserlerin toplu basımı ilk kez Moskova’daki Marx-Engels Enstitüsü direktörü David Borisovic Ryazanov tarafından 1920’lerde gerçekleştirildi. Çoğunlukla bu eserlerin yayımlanmasına destek değil köstek olan uluslararası işçi hareketindeki dalgalanmalar yüzünden bu çalışma karaya oturdu. Sovyetler Birliği’ndeki Stalinist tasfiyeler (Bu projede çalışan bazı isimler de bu tasfiyelerden nasibini almıştı [28] ) ve Almanya’da Nazizm’in yükselişi bu projenin erkenden kesintiye uğramasına neden oldu. İşte esnek olmayan bir ideolojinin çatışkılı üretimi, eserlerinin tümü keşfedilmemiş bir yazardan ilham alarak doğdu. Marksizmin ortaya çıkışı ve dogmatik bir corpus halinde kristalize olması, Marx’ın düşüncesinin nasıl oluştuğu ve geliştiğini anlamak için gerekli olan metinlerin tanınmasından önce gerçekleşti. [29]

Marx’ın erken dönem eserleri MEGA kapsamında geç de olsa basılmıştı. Hegel’in Hukuk Felsefesinin Eleştirisi’nin basımı 1927’yi, 1844 Elyazmaları: Ekonomi Politik ve Felsefe’nin ve Alman İdeolojisi’nin basımı 1932’yi buldu. Kapital’in ikinci ve üçüncü cildi hususunda olduğu gibi bu eserler de tamamlanmış eserler olarak sunuldular ve bu yüzden daha sonra yanlış anlamalara yol açtılar. Kapital’in hazırlık yazıları, örneğin “Doğrudan Üretim Sürecinin Sonuçları” üzerine olan 6. Bölümün taslağı 1933’de, “Grundrisse” olarak bilinen “Ekonomi Politiğin Eleştirisi İçin Ön Çalışma” 1939-1941 arasında az sayıda basıldı. Basılmayan eserler hakim ideolojik kanona zarar verebileceği endişesiyle ya gizlendiler ya da siyasi ihtiyaçlara cevap verecek şekilde yorumlandılar. Ama hiçbir zaman Marx’ın çalışmalarının ciddi bir bütünlüklü değerlendirilmesi yapılmadı.

Toplu eserlerin ilk baskısı 1928-1947 yılları arasında Rusça olarak Sovyetler Birliği’nde Socinenija (Toplu Eserleri) ismiyle basıldı. İsminin aksine Marx’ın yazdıklarının sadece bir kısmını içerse de yirmi sekiz ciltten (otuz dokuz kitaptan) oluşan bu çalışma o zamanların en geniş kapsamlı Marx-Engels çalışmasıydı. İkinci Socinenija ise 1955-1966 yılları arasında otuz ciltte (kırkiki kitapta) basıldı. 1956-1968 yılları arasında ise Demokratik Almanya Cumhuriyeti’nde SED’in merkez komitesinin girişimiyle Marx Engels Werke (MEW) adıyla kırkbir ciltte (kırküç kitapta) basıldı. Bu baskı da tüm eserleri kapsamaktan uzaktı [30], ayrıca eklenen giriş bölümleri ve notlarla Sovyet baskısını temel alıyor, okuru Marksist-Leninist ideoloji temelinde yönlendiriyordu.

Marx ve Engels’in kendi yazdıklarına sadık kalarak tüm çalışmalarını yayımlamayı hedefleyen ikinci MEGA projesi ise 1960’larda doğdu. Fakat 1975’de başlayıp 1989’u takip eden gelişmeler yüzünden bu proje de sekteye uğradı. 1990’da projeye kaldığı yerden devam edilmesi amacıyla Amsterdam’da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ve Trier’de Karl Marx Haus the 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IMES) kuruldu. Yeni editöryal ilkelerin kabul edildiği zorlu bir hazırlık sürecinden sonra Dietz Verlag yerine Akademie Verlag kuruldu ve MEGA2’ye 1998’de başlandı.

MEGA2: YANLIŞ ANLAŞILMIŞ BİR YAZARIN YENİDEN KEŞFİ
Marx, kesinliklikle unutulacağına dair öngörülerin aksine geçtiğimiz yıllarda uluslararası araştırmacıların ilgi alanına yeniden girdi. Düşüncesinin değeri yeniden vurgulandı ve yazdıkları Avrupa, ABD ve Japonya’daki kütüphanelerin tozlu raflarından aşağı indirildi. Bu yeniden keşfin en önemli örneklerinden biri MEGA2’nin sürdürülmesi oldu. Farklı disipliner yeterlikten ve farklı ülkelerden birçok araştırmacının dahil olduğu bu proje dört bölümden oluşuyor: İlk bölüm Marx’ın Kapital dışındaki tüm çalışmalarını, makalelerini ve yazdığı taslakları; ikinci bölüm Kapital’i ve bu eserin oluşma sürecindeki tüm hazırlık yazılarını içeriyor. Üçüncü bölümde yazışmalar; dördüncü bölümde ise Marx’ın seçtiği alıntılar, dipnotlar ve sayfa kenarı notları var. Basılması planlanan 114 ciltten 53’ü halihazırda basılmış durumda (Projeye yeniden başlanılılan 1998 yılından bu yana 13 cilt hazırlandı.) Tüm bu ciltlerin herbiri iki kitaptan oluşuyor. Bu kitapların birinde metnin kendisi, diğerinde ise dizin ve birçok ek açıklama notu yer alıyor. [31] Bu girişim, Marx’ın elyazmalarının, yazışmalarının ve adet edindiği üzere okurken yaptığı alıntıların ve yaptığı dipnot açıklamalarının büyük kısmının daha önce hiç basılmadığından büyük önem taşıyor.

Bu editöryel çalışmalar dört bölümün herbirinde önemli sonuçlar sağladı. Werker Artikel und Entwürte başlıklı ilk bölüm kapsamında iki yeni cilt basıldı: “Karl Marx, Werke, Entwürfe. Januar bis Dezember 1985” [32] başlıklı birinci ciltte 1855’de New-York Tribune ve Breslau’da çıkan Neu Oder-Zeitung için Marx ve Engels tarafından yazılmış 200 makale ve taslak bulunmakta. Siyaset ve Avrupa diplomasisi, uluslararası iktisadi konjonktür ve Kırım Savaşı üzerine olan bilinen yazılar dışında, bu araştırmalar sonucunda Amerikan gazetesinde yayımlanan 21 imzasız yazı günyüzüne çıkartıldı. “Friedrich Engels ,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Oktober 1886 bis February 1891” [33] başlıklı ikinci cilt ise Engels’in ilerleyen yaşlarında yazdığı metinlerden bir seçki sunuyor. Bu ciltte birbiri ardına gelen projeler ve notlar bulunmakta. Bunlardan biri Rolle der Gewalt ın der Gescichte başlıklı elyazması. İşçi hareketi örgütlerine seslenen bu metin ilk baskısını hazırlayan Bernstein’in yaptığı müdahalelerden arındırarak sunuluyor ve daha önce basılmış yazı ve makalelere dair bir önsöz içeriyor. Bunlar arasında dikkat çeken yazılardan biri Die auswartige Politik des russischen Zarentums. Rus dış politikasının iki yüzyıllık tarihi üzerine Die Neue Zeit’da basılan bu yazı 1934’de Stalin tarafından ortadan kaldırılmıştı. Ve Kautsky ile birlikte yazılan Juristen-Sozialismus ise ilk kez kimin hangi bölümü yazdığı ortaya çıkartılarak basıldı.

IMES tarafından basılan Marx-Engels-Jahrbuch başlıklı serinin ilk kitabı tamamen Alman İdeolojisi üzerine. [34] MEGA2’nin beşte birini oluşturan bu kitap Marx ve Engels’in “I. Feuerbach” ve “II. Sankt Bruno” üzerine yazdıkları elyazmalarından oluşuyor. “Farelerin kemirici eleştirilerinden kurtulan” [35] yedi elyazması bağımsız metinler olarak biraraya getirildi ve kronolojik olarak düzenlendi. Bu baskıyla, Marx’ın çalışmasının bütünsel olmayan karakteri tüm açıklığıyla ortaya çıkıyor. Marx’ın kuramsal yorumu için yapılacak bilimsel araştırmalar için yeni ve sağlam bir temel oluşmuş oluyor. Marx’ın maddeci düşüncesinin en kapsamlı sunumlarından biri olarak sayılan Alman İdeolojisi şimdi özgün halindeki gibi, parçalı haliyle karşımıza çıkıyor.

MEGA2’nin ikinci bölümünü oluşturan “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 Kapital’in ikinci ve üçüncü ciltlerine odaklanıyor.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eites Buch. Redaktionmanuskript von Friedrich Engels 1884/1885” [36] ise Engels’in, Marx’ın 1865-1881 yılları arasında yazdığı çeşitli boyutlardaki yedi elyazmasını temel alarak derlediği metinlerden oluşuyor. Aslında Engels Marx’tan ikinci cilde dair çok sayıda farklı versiyon almıştı ve bunların hangisinin basılması gerektiğine dair Marx tarafından bırakılmış hiçbir açıklama yoktu:

[…] Konuşma diliyle dolu özensiz bir üslup, çoğu zaman küfürlü mizah, İngilizce ve Fransızca teknik terimler, bazen tamamiyle İngilizce yazılmış cümleler hatta sayfalar… Yazarın beyninde gelişirken hızlıca yazılmış düşünceler […] Bölümlerin sonuç kısımlarında yazarın bir sonraki bölüme geçerkenki endişesiyle birbirine bağlanmamış, daha sonra geliştirilmek üzere bırakılmış cümleler vardı. [37]

Elgels, bu yüzden belirleyici editöryel kararlar almak zorundaydı. En son bulgulara göre, Engels metne şu ana kadar tahmin edilenden çok daha fazla, 5000 civarında değişiklik yaptı. Metin içindeki pasajlara eklemeler ya da çıkartmalar yapmak, metnin yapısında değişiklikler yapmak, paragraflara başlık eklemek, bazı kavramlar yerine başka kavramlar kullanmak, bazı formülasyonları yeniden düzenlenmek ve diğer dillerden alınıp kullanılan sözcüklerin çevrilmesi Engels’in yaptığı bu değişiklikler arasında. Yayımcılara verilen kopya tüm değişiklikler yapıldıktan sonra verilmişti. Yani elimizde cilt tüm bu seçim, birleştirme ve düzeltme sürecini yeniden inşa etme, Engels’in nerede önemli düzeltiler yaptığı, nerede Marx’ın—çalışmasının son aşamasını yansıtmayan, son taslak haline gelmeyen—elyazmalarına sadık kalarak okuduğunu görme fırsatı sunuyor.

Kapital’in üçüncü cildi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ç Dritter Band” [38] Marx’ın somut bir şekil veremediği tek cilt. Bu yüzden bu cilt üzerinde daha da fazla editöryel müdahalelerde bulunulmuştur. Engels bu cildin önsözünde şöyle yazıyor:

[…] büyük ölçüde tamamlanmamış bir taslak. Her kısmın başlangıç bölümleri büyük titizlikle hazırlanmış ve üslubu üzerine özenilmiş. Ama elyazması ilerledikçe daha üstünkörü ve eksik hale geliyor; yan konulara sapmalar sık sık görülüyor, bu yan konuların argümandaki yerinin ne olduğu tartışması ise daha sonra karar verilmek üzere tartışılmadan bırakılıyor. [39]

Engels, 1885 ve 1894 yılları arasında enerjisinin büyük kısmını bu türden zor bir editöryel iş üzerine sarfetmiş; hazırlık aşamasındaki, “ statu nascendi” [iv] [40] deki düşünceleri ve kabataslak metinleri tamamlanmış ve sistematik bir iktisat kuramının doğacağı bütünlüklü başka bir metin yaratmıştır.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Manuskripte und redaktionelle Texte zum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 [41] başlıklı ciltte bu durum iyice belirginleşmektedir. Bu cilt Marx’ın Kapital’in üçüncü cildi üzerine 1871 ve 1882 yılları arasında yazdığı son altı elyazmasını içermektedir. Bunun en önemlisi 1875’de yazılan “Artı Değer Oranı ve Kar Oranı Arasındaki İlişkinin Matematiksel Çözümlemesi” başlıklı ve Engels’in editöryel eklemelerini içeren bölümdür. Engels’in eklemelerini içeren bölüm baskıya giden versiyonu bire bir gösteriyor. Bu kitabın diğer bir başarısı, içerdiği ellibir metinden kırkbeşinin ilk kez basılmasıdır. Yakında tamamlanacak olan ikinci bölümle birlikte Marx’ın bıraktığı metinlerin özgün durumu ve Engels’in editöryel katkılarının değeri ve sınırları için eleştirel bir yorumlama alanı sağlayacaktır.

MEGA2’nin üçüncü bölümü, Briefwechsel, Marx ve Engels’in birbiriyle ve iletişimde olduğu başkalarıyla yaptıkları yazıştıkları içermektedir. Marx ve Engels tarafından yazılan 4000 mektup bulunmuştur (bunların 2.500’ü Marx ve Engels arasında yazılmıştır). Ayrıca, başkaları tarafından onlara yazılan 10.000 mektup bulunmaktadır ve bunların çoğu MEGA2 öncesinde hiç basılmamıştır. 6.000 başka mektubun varlığına dair sağlam kanıtlar bulunmaktadır ama bu mektuplara bugün hala ulaşılamamıştır. Hazırlanan dört yeni cilt, yazışmalar aracılığıyla Marx’ın enetelektüel biyografisinin önemli aşamalarını yeniden okumamızı sağlayacaktır.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Januar 1858 bis August 1859”ün [42] arkaplanında 1857 ekonomik krizi bulunmakta. Bu kriz Marx’ın 1848 yenilgisinden sonra geri çekilen devrimci hareketin yükseleceği umudunu alevlendirmişti: “Kriz yaşlı bir köstebek gibi yeraltına giriyor” [43] .

Bu beklenti onu yeni bir entelektüel çaba içerisine sokmuş ve olmasını umduğu ama gerçekleşmeyen “tufandan (déluge) öncenin” [44] iktisat kuramının temel taslağını hazırlamaya yönlendirmişti. Tam bu dönemde, Grundrisse’nin son defterlerini yazmış ve bunu kitapçıklar halinde basmaya karar vermiştir. Siyasal İktisadın Eleştirisine Bir Katkı başlıklı ilk kitapçık 1859 Haziranında basılmıştı. Bu dönemde Marx “derin bir sefalet” [45] içindeydi: “Kimsenin bu denli parasızlık içinde ‘para’ üzerine yazdığını sanmam.” [46] Bu koşulların “iktisat” çalışmalarına engel olmaması için mücadele etmiştir: “Bedeli ne olursa olsun amacım doğrultusunda ilerlemeliyim. Burjuva toplumun beni para makinasına dönüştürmesine izin vermemeliyim.” [47] Fakat ikinci kitapçık günyüzüne çıkmamış, iktisat yazılarının bir sonraki baskısı 1867’i yani yayımcılara Kapital’in ilk cildini gönderdiği yılı bulmuştur.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September 1959 bis Mai 1860” [48] ve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Juni 1860 bis Dezember 1861” [49] başlıklı ciltlerde Vogt ve Marx arasındaki şiddetli tartışma ve Herr Vogt bulunuyor. 1959’da Karl Vogt, Marx’ı hakkında komplo düzenlemek ve 1848 hareketine katılanlara şantaj yapan bir grubun lideri olmakla suçlamıştı. Marx ise itibarını korumak için kendini savunmak zorunda kalmıştı. 1848 sürecinde ve sonrasında siyasi ilişkiler içinde olduğu militanlarla mektuplaşmış, Vogt üzerine çeşitli dökümanlar bulmuş ve tüm bunları 200 sayfalık Herr Vogt adında bir kitapçıkta toplamıştı.

Bu suçlamaların yalanlanması Marx’ın tam bir yılını aldı ve iktisat çalışmalarına ara vermesine yol açtı. Kitabının heyecan yaratacağını umsa da, Alman basını hiç oralı olmadı. Kişisel meseleler bu süreçte hiç de yumuşamamıştı. Para sorunlarının yanında, parasızlık yüzünden kötüleşen sağlığı Marx’ın canını çok sıkıyordu. 1861’in sonunda “eğer bu [sene] de geçen sene gibi geçerse cehennemi tercih ederim” [50] demişti. Birkaç hafta boyunca çalışmalarına ara vermek zorunda kalmıştı. Bu dönemde hatyatındaki en büyük arzularından birinden bahsederek “ruhumun huzrunu koruyabileceğim tek meslek matematik” [51] demişti. 1861’de akciğeri iltihaplandı ve Engels’e şöyle yazdı: “Eyüp peygamber gibi çile çekiyorum. Ondan farkım tanrıdan korkmamak.” [52] Okumak için yanıp tutuşuyordu, kaçışı edebiyatta buldu: “Ne olacağı belli olmayan durumumun yarattığı ruh halini yatıştırmak için Thucydides okuyorum. En azından antik yazarlar hep yeni kalıyorlar.” [53] Ne olursa olsun 1861 Ağustos’unda büyük gayretle yeniden çalışmaya koyuldu. 1863 Haziranına dek dört yapraklı formalardan oluşan 1472 sayfa, 23 defter yazmıştı. Artı Değer Teorileri bu çalışmalardan biriydi. Bu defterlerden ilk beşi paranın sermayeye dönüşümü üzerineydi. Bu çalışma yaklaşık 100 sene ihmal edildi, ilk olarak 1973’de Rusça olarak ve 1976’da kendi dilinde basıldı.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Oktober 1864 bis Dezember 1865”in [54] temel konusu Marx’ın 28 Eylül 1864’de Londra’da kurulan Uluslararası İşçi Birliği’ndeki siyasi eylemleri. Buradaki mektuplar Marx’ın örgütün ilk yıllarında etkin olduğunu, onaltı yıl sonra birincil gündemi olan bu faaliyetleri bilimsel çalışmalarıyla biraraya getirmeye çalıştığını gösteriyor. O zamanlar tartışılan konular arasında Marx’ın önemini vurguladığı sendikaların işlevi ve Lassalle’in Prusya devleti tarafından finansal olarak desteklenen kooperatifler kurulması fikri gibi meseleler var. Lassalle’ye karşı çıkarak şöyle diyor Marx: “İşçi sınıfı ya devrimcidir ya da hiçbir şeydir.” [55] Başka bir konu Owenist John Weston’le girdiği polemik. Bu polemik yazışmaları 1898’de Değer, Fiyat ve Kar adı altında toplanmıştı. Diğer bir konu ABD’deki iç savaş ve Engels’in yazdığı Prusya’da Ordu Sorunu ve Aman İşçi Partisi üzerine kitapçık.

Eleştirel tarihsel baskının önemi Exzerpte, Notizen, Marginalien başlıklı dördüncü bölümde de görülüyor. Bu bölümde Marx’ın devasa çalışmasına ışık tutabilecek, yazdığı özetler ve aldığı çalışma notları bulunuyor. Marx’ın üniversite yıllarından başlayarak ömrü boyu devam edecek olan okuduğu kitaplardan uzun alıntılar yapıp aralara yorumlarını yazma alışkanlığı vardı. Marx’ın Nachlass’ı yaklaşık 200 defterlik özetlerden oluşuyor. Bunlar Marx’ın kuramının kökenini dilediği gibi geliştiremediği bölümleri öğrenip yorumlamak için çok önemli. 1838’den 1882’ye dek sekiz dilde—Almanya, Antik Yunanca, Latince, Fransızca, İngilizce, İtalyanca, İspanyolca ve Rusça—alınan bu alıntılar geniş bir disiplin yelpazesine konuşuyor. Bu bölümde, Marx’ın felsefe, sanat, din, siyaset, hukuk, edebiyat, tarih, siyasal iktisat,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 teknoloji, matematik, psikoloji, jeoloji, mineroloji, tarımbilim, etnoloji, kimya ve fizik alanlarında yazdıkları; gazete ve dergi makaleleri, parlemento raporları, istatistikler, raporlar, hükümet kurumlarının yayınları ve Fabrika Müfettişleri Raporları’nı da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ries) içeren ve çalışmaları için büyük önem taşıyan ünlü “Mavi defterler” var. İşte bu çoğu hala basılmamış bilgi cevheri Marx’ın eleştirel kuramının şantiyesiydi. MEGA2’nin otuz iki cilt olacak şeklinde planlanan dördüncü kısmı ilk kez bunlara ulaşmamızı sağlayacak.

Kısa sure önce dört cilt basıldı. “Karl Marx, Exze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56] 1844 yazı ve 1845 Aralık’ı arasında tutulan altı defterden oluşuyor. Bunların ikisi Paris’teyken yazdığı 1844 Ekonomik ve Felsefi Elyazmaları’ndan oluşuyor. Diğer altısı Paris’ten sınır dışı edildikten sonra bir yıl kadığı Brüksel’de ve Temmuz ve Ağustos aylarında kaldığı İngiltere’de yazılmıştı. Bu defterlerde Marx’ın siyasal iktisatla ilk karşılaşmasını ve iktisat kuramı üzerine ilk değerlendirmelerini bulmak mümkün. Siyasal iktisat kitapları arasında Storch ve Rossi’nin kitapları, Boisguillebert, Lauderdale, Sismondi; makine ve manüfaktür teknikleri üzerine Baggageve Ure alıntıları bulunmakta. Bu defterleri dönemin basılmış ve basılmamış yazılarıyla karşılaştırdığımızda Marx’ın bu okumalarının fikirlerinin üzerindeki apaçık etkisi görünüyor. Bu notların bütünü ve gelişiminin yeniden yorumlanması, bu yoğun çalışma dönemindeki eleştirel düşüncesinin gelişimini ve kompleksliğini gösteriyor. Metin aynı zamanda ünlü Feuerbach Üzerine Tezler’i de içeriyor.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53 bis Januar 1855” [57] 1854 yılında tutulan dokuz defterden oluşuyor. Bunlar New-York Tribune’de yazdığı önemli makale dizileriyle eş zamanlı: Ekim-Aralık 1853’de “Lord Palmerston”, Temmuz-Aralık 1854’de “Devrim İspanyası” üzerine yazdıkları ve 1856’da yayımlanan Kırım Savaşı üzerine yazdıkları var… (Bunların neredeyse tümü Engels’le birlikte yazılmıştır.) Bu defterlerin dördü diplomasi tarihi üzerine alıntılardan oluşuyor. Alıntılanan kitaplar çoğunlukla Famin ve Francis gibi tarihçiler; Alman avukat ve diplomat von Martens, Muhafazakar Partili Urquhart ve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Levant” ve “Hansard’ın Parlemento Tartışmaları.” Diğer beşi Chateaubriand, İspanyol yazar de Jovellanos, İspanyol general San Miguel, hemşerisi de Marliani gibi yazarlara, Marx’ın çoğunlukla İspanya bağlamına, toplumsal ve siyasi tarih ve kültür üzerine çalışmalarına yer veriyor. Augistin Thierry’nin Essai sur l’hıstorı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ess du Tiers état‘den alınan notlar kayda değer. Tüm bu notların önemi Marx’ın kullandığı kaynakları ve makalelerini yazarken bunları nasıl kullandığını göstermesinde. Bu cildin sonunda Engels’in askeri tarih üzerine yaptığı bir dizi alıntı var.

Marx’ın neredeyse hiç bilinmeyen doğa bilimlerine olan merakı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xzerpte und Notizen. Mitte 1877 bis Anfang 1883” [58] başlıklı ciltte ortaya çıkıyor. Bu ciltte Marx’ın 1877-1883 yılları arasında tuttuğu organic ve inorganik kimya üzerine tuttuğu notlardan oluşuyor ve Marx’ın çalışmalarının bir başkla boyutuna ışık tutuyorlar. Marx üzerine yazılan biyografilerin çoğu Marx’ın ölümünün son onyılında kendi çalışmalarına son verdiği ve entelektüel merakını doyurduğunu savunan bir çok biyografideki efsane aydınlanıyor. Meyer Roscoe ve Schorlemmer gibi kimyagerlerin kitaplarından, fizik, psikoloji ve jeoloji gibi disiplinlere yayılan bir çalışma alanı bu (bu disiplinler 19. yüzyılın son çeyreğinde önemli bilimsel gelişmelere tanıklık etmişti ve Marx bu gelişmeleri hep öğrenmek istemişti). Bu çalışmalar Marx hakkında çok az bilinen bir boyutu ortaya çıkartıyorlar. Doğrudan Kapital üzerine olmayan bu çalışmalar bu merakın ardından neyin yattığı dair cevaplanmamış sorular bırakıyorlar. Bu cildin sonunda Engels tarafından yazılmış benzer temalarda yazılar var.

Marx ve Engels’in sahip olduğu kitapların kaderi Marx’ın elyazmalarından bile daha kötüydü. Engels’in ölümünden sonra, üzerinde ilginç notların olduğu kitaplarının bulunduğu iki kütüphane ihmal edilmiş, dağılmış ve sonraları çok büyük güçlükle biraraya getirilmiş ve katologlanmıştı.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59] başlıklı cilt, 75 yıllık araştırmanın ürünü. Bu ciltte üçte ikisi Marx ve Engels’a ait toplam 2.100 ciltlik 1.450 kitabın endeksi bulunuyor. Bu endeks ayrıca kitaplar üzerinde alınan notları hangi sayfa üzerinde alındığını belirtilerek içeriyor. MEGA2 tamamlandığında henüz elimizde olmayan kitaplar da endekslenmiş olacak (şu ana kadar varlığı keşfedilen 3200 ciltlik 2.100 kitap bulunmakta) ve 40.000 sayfalık 830 metinde yer alan notlar ve okunan kitaplar üzerinde yapılmış sayfa kenarı yorumları yer alacak.

Marx’ı yakından tanıyan birçok kişinin söylediği gibi Marx kitapları lüks nesneler gibi değil çalışma araçları olarak görürdü. Kitaplarını hor kullanmıştı, sayfarının köşelerini katlamış, altlarını çizmişti. Kitapları hakkında “onlar benim kölelerim ve emirlerime boyun eğmek zorundalar” [60] demişti. Diğer taraftan kendini “kitapları tarihin çöplüğünden çıkarmak için yalayıp yutmaya lanetlenmiş bir makine” [61] olarak görüyor, olağanüstü bir özveriyle kitapların içine bırakıyordu kendini. Marx’ın okumaları ve aldığı notlar hakkında bilgi sahibi olmak (Kütüphanesindeki kitapların Londra’daki British Museum’da yıllarca usanmadan okuduğu kitapların sadece bir kesitini sunduğunu hatırlamalıyız) araştırmalarını anlamak için çok değerli. Bunlar aynı zamanda, çoğu kez Marx’ın düşüncelerinin ani bir şimşek çakmasıyla kendisine malum olduğunu iddia eden Marksist-Leninist yorumun çürütülmesi, Marx’ın düşüncesinin aslında kendinden önce gelen ve çağdaşı yazarların kuramsal öğelerinin yorumlanmasıyla oluştuğunu görmemizi sağlayacak.

Şimdi şöyle bir soru yöneltilebilir: Yeni tarihsel-eleştirel baskıdan nasıl bir yeni Marx doğuyor? Yeni doğacak Marx’ın, taraftarlarının ve hasımlarının uzun zamandır kabul ettiği Marx’tan farklı olacağı kesin. Eserlerinin yayılmasındaki çetrefillikler, eserlerini biraraya getiren bir baskının olmayışı, Marx’ın çalışmalarının temel özelliği olan tamamlanmamışlık, haleflerinin emanate hıyaneti, yanlış okumalar ve başka türlü yanlış okumalar büyük bir paradoksun nedenleri: Karl Marx yanlış anlaşılmış bir yazar, derin ve yinelenen kavrayamamaların kurbanı. [62] Onu Doğu Avrupa’daki baskıcı rejimlerin meydanlarındaki taştan heykellerdeki figür ya da dogmatik kesinlikle geleceği gösteren biri olarak değil, öne sürdüklerinin geçerliliğini kanıtlayabilmek için ömrünün sonuna dek kendini yeni çalışmalara adayan ve bu yüzden eserlerinin çoğunu tamamlayamayan bir yazar olarak görmemiz gerekiyor. Çalışmalarının yeniden keşfedilmesiyle tartışmaya açık ve çokyönlü düşüncesinin zenginliği yeniden görünür kılınıyor ve gelecekteki Marx Forschung [v] için verimli bir ufuk beliriyor.

MARX, İŞTE O “ÖLÜ KÖPEK” [vi]
Marx’ın çalışmalarına duyulan ilgi, kuramsal anlaşmazlıklar ve siyasi gelişmeler yüzünden hiçbir zaman istikrarlı olmadı ve bazı zamanlarda büyük oranda düştü. “Marksizmin krizi” [vii] nden İkinci Enternasyonal’in çözülmesine, kar oranları kuramının sınırlarından Sovyet komünizminin trajedisine değin Marx’ın fikirlerinin eleştirenler hep Marx’ı aşmanın gerekli olduğunu söylediler. Fakat sürekli “Marx’a dönüş” yaşandı. Şu sıralar da Marx’ın yazdıklarına referans verme ihtiyacı tekrar doğuyor; hem dostları hem de dşmanları Marx’ın siyasal iktisat eleştirilerinden yabancılaşma üzerine formulasyonlarına, hatta zeki siyasi polemiklerine karşı koyulmaz bir ilgi besliyorlar. Geçen yüzyılın sonunda rolünün tamamen bittiği ilan edilen Marx, tarih sahnesine yeniden çıkıyor.

Önceden hapsolduğu Instrumentum regni’nin menfur bir işlevi olmaktan, Marksist-Leninizmin zircirlerinden kurtulan Marx’ın çalışmaları yeni bilgi alanlarında yeniden değerlendiriliyor, tüm dünyada yeniden okunuyor. Marx’ın değerli kuramsal mirası, sorumsuz maliklerinden ve daraltıcı kullanım biçimlerinden geri alınarak ortaya çıkartılıyor. Fakat, Marx’ı yirminci yüzyılın gri “reel sosyalizm”inin içinde tanınmaz hale getirilmesi ne kadar yanlışsa; kuramsal ve siyasi mirasının şimdiki çelişkilerle alakasının kesilebileceğinin, mumyalanmış bir klasiğe döndürülebileceğinin ve akademik uzmanlığa hapsedilebileceğinin zannedilmesi de bir o kadar yanlış. Marx’a duyulan ilgi elbette Marx’ın düşüncesinin çeşitliliğini göstermeye kendini adamış sınırlı akademik çevrelerin ve filolojik araştırmaların ötesine geçiyor. Marx’ın yeniden keşfinin temelinde Marx’ın süreğen şimdiyi açıkma kapasitesi var: Marx hala şimdiyi anlamak ve dönüştürebilmek için elzem bir araç.

Kapitalist toplumun kriziyle ve onu değiştirecek derin çelişkileriyle karşılaştığımız günümüzde, 1989’un hemen ardından rafa kaldırılan Marx’ın sorduğu sorular tekrar gündeme geliyor. Bu yüzden, Jacques Derrida’nın ifade ettiği gibi “Marx’ı okumamak, yeniden okumamak ve tartışmamak hep bir hata olacaktır” [63] gibi bir cümle daha birkaç yıl önce tecrit edilmiş bir provakasyon gibi görülürken, şimdilerde bu türden bir fikre hak verenlerin sayısı artıyor. 1990’ların sonundan beri gazetelerde, dergilerde, televizyon ve radyo yayınlarında sürekli Marx’ın günümüz için en geçerli düşünür olduğu tartışılıyor. [64] 1998’de, ilk basımının 150. yıldönümünde Komünist Parti Manifestosu’nun gezegenin bir çok köşesinde düzinilerce yeni baskısı yapılırken, bunun hem tarihin en çok okunan siyasi metni olduğu hem de kapitalizmin eğilimlerinin en iyi öngörüsünü içeren metni olduğu söyleniyor. [65] Marx’la ilgili literatür onbeş yıl kadar önce neredeyse yokolmuşken, şimdilerde bu literatür birçok ülkede yeniden canlanıyor, yeni çalışma alanları doğuyor, [66] birçok dilde Bugün Neden Marx’ı Okumak Gerekir? gibi başlıklı kitapçıklar yayımlanıyor. Marx ve çeşitli Marksizmler üzerine dergiler yayımlanıyor [67]; uluslararası konferanslar, üniversite dersleri ve seminerler gerçekleştiriliyor. Ayrıca, ürkekçe ve çoğu zaman kafası karışık biçimlerde de olsa Marx’a artan rağbet alternatif küreselleşme hareketlerini içerecek şekilde Latin Amerika’dan Avrupa’ya siyasi terimlerle de ifadesini buluyor.

Marx’dan günümüze ne kaldı? Marx’ın düşüncesi insanlığın özgürlük mücadelesi için ne kadar faydalı? Marx’ın çalışmalarının hangi kısmı zamanımızın eleştirisine ilham verebilir? Nasıl “Marx’la Marx’ın ötesine geçilebilir”? İşte bunun gibi sorular birbiriyle hemfikir olmaktan çok uzak cevaplar buluyorlar. Eğer çağdaş Marx rönesansının ortaklaştığı bir nokta varsa o da bu filozufun hakim yorumunu oluşturan yekpare ortodoksilerin geçmişinden kopmak. Tüm sınırlarına ve senkretizme düşme riskine rağmen, birden fazla Marx’ın olduğu bir çağa giriyoruz. Dogmatizmler çağından sonra bunun aksi gerçekleşemezdi zaten. Bu soruların cevabı elbette araştırmacıların ve syasi aktivistlerin kuramsal ve pratik araştırmalarda saklı. Elzem Marxlardan en az ikisini niteleyebiliriz. Bunlardan ilki kapitalist üretim biçiminin eleştirisini yapan Marx.

Dünya ölçeğinde gerçekleşen bu gelişmeyi sezen ve çözümleyen; burjuva toplumunu kimsenin yapamadığı kadar iyi betimleyen analitik, kavrayışlı ve yorulmaz araştırmacı Marx. Kapitalizmi ve özel mülkiyet rejimini insane doğasına içkin durağan senaryolarla algılanmasına karşı çıkan, bugün neo-liberal iktisadi, toplumsal ve siyasi örgütlenmelere alternatifler gerçekleştirmek isteyenlere önemli öneriler sunan düşünür… Dikkatimizi yoğunlaştırmamız gereken diğer Marx ise sosyalizm kuramcısı Marx. Zamanında Lasalle ve Rodbertus’nın propagandasını yaptığı devlet sosyalizmi fikrini reddeden; sosyalizmi toplumun sorunları için yumuşak yatıştırıcı yığınları olarak değil üretim ilişkilerini dönüştürebilmesi olarak gören düşünür. Marx olmadan eleştirel sözyitimine mahkum olacağız. İnsanlığın kurtuluş mücadelesi Marx’ı kullanmaya devam edecek. Marx’ın “hayaleti” dünyayı dolaşmaya ve insanlığı sarsmaya uzun süre daha devam edecek.

İngilizceden çeviren Yasin Kaya

References
1. Karl Kautsky, Mein Erster Aufenthalt in London, içinde Benedikt Kautsky (der.), 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mit Karl Kautsky (Viyana, 1955), s. 32.
2. Bkz. Maximilien Rubel,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2000), s. 439-440.
3. Fridrich Engels, Vorwort to Karl Marx, Das Kapital, Zweiter Band,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4 (Berlin 1963), s.7.
4. A.g.e. “Vorworte zu den den drei Auflagen”, 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in icinde, MEGA2 I/27 (Berlin, 1988), s. 492.
5. Bkz. Franco Andreucci, La diffusion e la volgarizzazione del marxismo, içinde Eric J. Hobsbawn et als. (der.), Storia del marxismo, 2. Cilt (Turin, 1979), s. 15.
6. Bkz. Erich Matthias, Kautsky und der Kautskyanismus içinde Marxismusstudien II (Tübingen, 1957), s. 197.
7. Friedrich Engels ve Karl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 (Berlin, 1962), s. 98.
8. Bkz. Paul M.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42), s.19 ve 191
9. Karl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aetzlichen Teil erlaeutert (Hanover, 1964), s.131f.
10] Gheorghi V.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Londra, s.a. [1973], s. 3-4.)
11. Vladimir Ilic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içinde Lenin Collected Works, XIV (Moskova, 1972), sç 153.
12. Age. s. 187.
13. Nikolai I. Bukharin,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skova, 1921), s. 18.
14. Age. s. 248.
15. 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Valentino Gerratana (der.) (Turin, 1975), s. 1403.
16. Age. s. 1428.
17. Josef V. Stali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41), s.5.
18. Age. s. 13-15
19. Karl Marx, Nachwort to Das Kapital, Erster Band, MEGA2 II/6 (Berlin, 1987), s. 704.
20. Agy.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MEGA2 I/20 (Berlin, 2003), s. 13.
21. Agy.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Marx Engels Werke, Band 19 (Berlin, 1962), s. 21.
22. Antonio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filosofia, Scritti filosofici e politici, Franco Sbarberi (der.) (Turin, 1973), s. 667-669.
23. Marx’ın biyografisi yazan Boris Nikolaevskij ve Otto Maenchen-Helfen kitaplarının önsözünde haklı olarak şöyl diyorlar: “Binlerce sosyalistten sadece bir kişi Marx2ın iktisat eserlerini okumuştur; binlerce anti-Marxistten biri bile Marx’ı okumamıştır.” Bkz. Karl Marx,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76), s. VII.
24. Labriola, Discorrendo, s. 672.
25. Age. s. 673-677.
26. Bkz. Maximilien Rubel, Bibliographie des ouvres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s. 27.
27. Bkz. David Ryazanov,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çinde Archiv für die Gechis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Leipzig, 1925); özellikle kbz. S. 385-386.
28. Ryazanov 1931’de sınırdışı edildi ve çalışmaların basımı 1935’de durdu. Başlangıçta basılması planlanan 42 ciltten sadece 12’si (13 kitapta) basılabildi. Bkz. Marx ve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rke, Scriften, Briefe, Marx-Engels-Institut (1933’den itibaren Moskova Marx-Engels-Lenin-Institut) yönetiminde, David Ryazanov (der.) (1932’den itibaren Vladimir Adoratskij) (Frankfurt am Main, 1927-1935).
29. Bkz. Rubel, Marx critique, s. 81.
30. Bu basımlarda sonra eklenen 1844 Ekonomik ve Felsefi Elyazmaları ve Grundrisse bulunmuyordu. Yine de diğer dillerdeki birçok baskı MEW’i temel alarak basıldı. Bu baskının yeniden basımına 2006’da başlandı.
31. MEGA2 hakkında detaylı bilgiye www.bbaw.de/vs/mega adresinden ulaşılabilir.
32. MEGA2 I/14, H.-J. Bochinski ve M. Hundt (der.) (Berlin, 2001).
33. MEGA2 I/31, R. Merkel-Melis (der.) (Berlin, 2002).
34. Karl Marx ve Friedrich Engels ve Joseph Weydemeyer, Die deytsche Ideologie. Artikel, Druckvorlagen, Entwürfe, Reinschriftenfragmente und Notizen zu, I. Feuerbach’ und, II. Sankt Bruno, Marx-Engels-Jahrbuch 2003 (Berlin, 2004).
35.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s Heft, MEGA2 II/2 (Berlin, 1980), s. 102.
36. MEGA2 II/12, K. Hayasaka, R. Hecker, A. Miyakawa, S.Ohno, S. Shibata ve R. Yatuyanagi (der.) (Berlin, 2005).
37. Engels, Vorwort to Karl Marx, Das Kapital, Zweiter Band, s. 7.
38. MEGA 2 II/15, R. Roth, E. Kopf, VE c. E. Vollgraf (der.) (Berlin, 2004).
39. Friedrich Engels, Vorwort to Karl Marx, Das Kapital, Dritter Band, MEGA2 II/15, s. 6.
40. Age. s. 7.
41. MEGA2 II/14, C.E. Vollgraf ve R. Roth (DER.) (Berlin, 2003).
42. MEGA2 III/9, V. Morozova, M. Uzar, E. Vashchenko ve R. Rojahn (der.) (Berlin, 2003).
43.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2 February 1858, age., s. 75.
4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8 December 1857, MEGA2 III/8 (Berlin, 1990), s. 210.
45.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6 April 1859, MEGA2 III/9, p. 386.
46.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1 January 1859, age. s. 277.
47.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 1 February 1859, age. s. 292.
48. MEGA2 III/10, G. Golovina, T. Gioeva, J. Vasin ve R. Dlubek (der.) (Berlin, 2000).
49. MEGA2 III/11, R. Dlubek ve V. Morozova (der.) (Berlin, 2005).
50.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7 December 1861, age. s. 636.
51.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23 November 1860, age. s. 229.
5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18 January 1861, age. s. 319.
53. Karl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29 May 1861, age. s. 481.
54. MEGA2, III/13, S. Gavril’chenko, I. Osobova, O. Koroleva ve R. Dlubek (der.) (Berlin, 2002).
55. Karl Marx to 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13 February 1865, age. s. 236.
56. MEGA2 IV/3, G. Bagaturija, L. Curbanov, O. Koroleva ve L. Vasina (der.) (Berlin, 1998).
57. MEGA2 IV/12, M.Neuhaus and C. Reichel (der.) (Berlin, 2007).
58. MEGA2 IV/31, A. Griese, F. Fessen, P. Jackel ve G. Pawelzig (der.) (Berlin, 1999).
59. MEGA2 IV/32, H. P. Harstick, R. Sperl ve H. Strauss (der.) (Berlin, 1999).
60. Paul Lafargue, “Karl Marx.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içinde Vv. Aa., Erinnerungen an Karl Marx (Berlin, 1953), s. 152.
61. Karl Marx to Laura and Paul Lafarge, 11 April 1868, Marx Engels Werke, Band 32 (Berlin, 1965), s. 545.
62. Burada anlatılan “Marksist” yanlış anlamaların yanında, liberal ve mukafazakarların düşmanca önyargıları yüzünden doğan büyük “Anti-Marksist” yanlış anlamalara dikkat çekmek gerekli.
63. Jacques Derrida, Spectre de Marx (Paris, 1993), s. 35.
64. Bu açıdan ses getiren ilk makale John Cassidy’nin The New Yorker’da 20 Ekim 1997 tarihinde basılan “The Return of Karl Marx” adlı makalesidir.s. 248-259. Ardından BBC Marx’ı milenyumun en büyük düşünürü ilan etti. Bundan birkaç yıl sonra, haftalık Nouvel Observateur dergisi 1 Ekim 2003 tarihli sayısını “Karl Marx – le penseur du troisieme millénaire?” başlığıyla Marx’a adadı. Almanya ise 40 yıllık süreliğine sürgüne yolladığı adama saygı duruşunda bulundu. ZDF televizyonunun 500 bin izleyicisi Marx’ı tüm zamanalrın en önemli Alman’ı seçti (çağdaş dünya için önem kriterlerine göre ise Marx birinciydi). Seçimler sırasında ise Marx’ı zafer işareti yaparak resmederek kapak yaptı ve Ein Gespenst kehrt zurück (Hayalet geri döndü) başlığını attı (2 Ağustos 2005). BBC Radio 4’ün yaptığı ankette ise Marx İngiliz dinleyicilerin en beğendiği filozofu seçildi.
65. Özellikle bkz. Eric Hobsbaw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 Modern Edition (Londra, 1998), s. 3-74.
66. Geçtiğimiz yıllarda basılmış ve ilgi uyandıran kitapların tam listesini burada sunmamız imkansız. Fakat Francis Wheen’in Karl Marx (Londra, 1999) ve Jacques Attali’nin Karl Marx ou l’esprit du monde (Paris, 2005) adlı çok satan yeni biyografilerini zikredebiliriz. Moishe Poistone’nin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1993) ise ilk basımından bu yana birçok kez yeni baskı yaptı. Terrell Carver’ın The Postmodern Marx (Machester, 1998) ve Michael A. Lebowitz’in Beyond Capital adlı kitaplar ise Marx’ın düşüncesinin özgün yorumlarıyla dikkat çektiler. Marx’ın erken dönem yazıları üzerine ise David Leopold’un The Young Marx: German Philosophy, Modern Politics, and Human Flourishing (Cambridge, 2007) adlı kitabın adını anmadan geçmemeli. John Bellamy Foster’ın Marx’s Ecology (New York, 2000) ve Paul Burkett’in 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Boston, MA, 2006) adlı kitapları ise çevre sorunu ve Marx konusunda öne çıktılar. Latin Amerikalı yazar Enrique Dussel’in Towards an Unknown Marx (Londra, 2001)’in İngilizce’ye çevrilen eserleri, ve Japonya’daki çalışmalar arasından Hiroshi Uchida tarafından derlenen Marx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ra, 2006) tüm dünyada Marx’a duyulan ilginin artmasının örneklerinden. Ayrıca Çinli araştırmacılar kuramsal yenilikler getiriyor ve dogmatik Marksizm’den çok farklı çalışmalar çıkartıyorlar.
67. Bu dergiler arasında en önemlileri Anglofon dünyada Monthly Review, Science & Socie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eRethinking Marxism; Almanya’da Das Argument ve Marx-Engels-Jahrbuch; Fransa’da Actuel Marx; İtalya’da Critica Marxista ve Arjantin’de Herramienta.

Çeviri Notları
i. Oueuvre : Bir sanatçının ya da yazarın bütün yapıtları; yayınlanmış, yayımlanmamış eserlerin tümü, eserlerin taslakları, yaptığı yazışmalar…
ii. Nachlass : Edebi miras; bir yazarın öldükten sonra ardında bıraktığı tüm elyazmaları, notlar, mektuplar…
iii. Kritik : Eleştiri; Weltanschauung: Dünya görüşü.
iv. statu nascendi : Doğum aşamasındaki hal.
v. Marx Forschung
vi. Marx Kapital’in Birinci Cildi’nde Spinoza’nın yaptığı gibi Hegel’e bir “ölü kopek” gibi yaklaşılmaması gerektiğini söylüyordu. Burada ise yazar, özellikle 1980lerde Marx’ın devrinin kapandığını, söylediklerinin artık günümüz için hiçbir öneminin kalmadığını savunanların Marx’a yaklaşımları için aynı fadeyi kullanıyor.
vii. 1800’lerin sonunda ve 1900’lerin başında Sorel ve Croce’nin içinde yer aldığı artık Marx’ın aşılması gerektiğinin öne sürüldüğü tartış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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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Mosele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This book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scholarship on Marx’s Grundrisse, on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its writing. The book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Marx’s life at the time of the Grundrisse (including his writings on the economic crisis of 1857-58),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Grundrisse around the world.

Part I consists of eight chapters by a distinguished group of Marxian scholars. Chapter 1 is by the editor Marcello Musto (“History, production, and method in the 1857 ‘Introduc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text on that Marx ever wrote on his logical method (and Musto tells us that Marx wrote it in only a week). Musto discusses each of the four part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nclusions about Marx’s method: First, the categories of a theory of capitalism should be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ly specific aspects (commodities, money, capital, surplus-value, etc.) rather than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that capitalism shares with all other modes of production (use-values, useful labor, means of production, etc.). Second, the different moment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interrelated totality, in which production is the dominant element over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hole. Third, the order of the categori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ir function within capitalist society, not by their historical order of existence (most importantly, capital should come before landed property). Musto also argues that the method discussed in Part 3 of starting from the most abstract and universal determinations and “ris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was later rejected by Marx when he chose to start his theory instead with the commodity, a concrete and historically determined reality.

Chapter 2 by Joachim Bischoff and Christoph Lieber (“The concept of value in modern econom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y and capital in the Grundrisse”) also emphasizes the historical specificity of Marx’s concepts: “Marx’s fundamental thesis is that the central categories grounding an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 can be elaborated only on the basis of a determinat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society.” (37) Bischoff and Lieber focus on Marx’s discovery while writing the Grundrisse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theory of capitalism. Marx began the Grundrisse with an analysis of money, but in the course of writing the “Chapter on Money” and the rest of the Grundrisse, he realized that money is not the appropriate starting point because money is not the “elementary form of bourgeois wealth”. Money is itself derivative of commodities. Therefo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Marx’s theory is the commodity, the “cell form of bourgeois wealth”. From this starting point, it is possible to derive the category of money and from money the concept of capital. Similarly, Marx first analyzed simple circulation in the Grundrisse in terms of individual commodity owners, but then he realized that simple circulation should be analyzed as the surface appearance of capitalism. Marx did not articulate this new starting point in the chapter on money, but he did clearly articulate it at the very end of the Grundrisse in a short fragment entitled “The Commodity”.

Chapter 3 by Terrell Carver (“Marx’s conception of alienation in the Grundrisse)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Marx changed his views on alienation – from an initial emphasis in his early works to much less emphasis and perhaps rejection in his later works (as some have argued). Carver puts this argument to the test with respect to the Grundrisse, and concludes that it provides no evidence that Marx changed his views on alienation (understood to mean that human powers are projected onto objects and these objects come to dominate people). Carver argues that the same theme is present in the Grundrisse, although not in the same language. The change of language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Grundrisse is a different genre of work from the early writings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rather than exploratory notebooks) and a different audience (political economists, rather than Young Hegelians). Carver argues that the Grundrisse also adds an important dynamic element to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 capitalism’s tendency towar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growth of objectified labor relative to living labor, and the increasing domination of the latter by the former.

Chapter 4 by Enrique Dussel (“The discovery of the category of surplus-value”) is perhaps my favorite chapter in the book, because I think the discovery of the theory of surplus-value (and hence the explanation of exploitation in capital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Grundrisse. Dussel argues that Marx had an intuitive grasp of the explanation of surplus-value in his early manuscripts, but he worked it o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rigorous detail in the Grundrisse, beginning early in the “Chapter on Capital” (more precisely, Dussel locates Marx’s “moment of clarity” beginning around p. 321, Penguin edition). Marx also developed and elabo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ncepts related to his theory of surplus-value: the division of the working day into necessary labor and surplus lab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bsolute surplus-value and relative surplus-value, and the decisive importance of the latter for capitalis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stant capital and variable capital (the latter being the source of surplus-value);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eexisting value transferred from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new value produced by living labor. These concepts are of course well known today, but it is exciting to review Marx’s discovery of these all-important concepts while writing the Grundrisse.

Chapter 5 by Ellen Meiksins Woo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Forms which Precede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visits this important section in the Grundrisse (the first excerpt from the Grundrisse to be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4,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ric Hobsbaum, who also wrote the Forward to this volume). Wood argues that the historical sequence of different modes of production which Marx suggested in 1857 has been largely discredited by subsequent research,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wrong. Rath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oes not need to provide such a theory of historical sequence. The strength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es elsewhere – in its emphas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mode of production is driven by its own historically specific property relations and its own internal principles, not by transhistorical laws (such a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Wood emphasizes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cuses not only on class divisions, but also on the progressive separation of labor from the conditions of labor.

Chapter 6 by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Grundrisse and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rgues that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n ecolog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was embedded in all of Marx’s works from the early works to his latest writings. This ecological theme is evidenced by hi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nature and history, his theory of alienation (including the alienation of nature), his understanding of labor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s the metabolic rela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his co-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ociety-nature relations. Foster argues that in the Grundrisse this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Marx’s work can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themes: the attempt to construct a materialist critique encompassing both production in general and its specifically capitalism form, the articulation of a theory of human needs, the analysis of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the analysis of external barriers to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althus’s theory of population.

Chapter 7 by Iring Fetscher (“Emancipated individuals in an emancipated society: Marx’s sketch of post-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Grundrisse”) focuses on those passages in the Grundrisse in which Marx discusses post-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are some of Marx’s most extensive writings on this subject, although still only sketches. Fetscher emphasizes that Marx’s vision of socialism included the “emancipation from compulsory labor”, which would make free time available to all for their full development as human beings, made possible by th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in capitalism. However, Marx does not discuss at all in the Grundrisse how this new society could be brought about and who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s would be. Fetscher suggests that is our task to further develop this exciting vision of emancipated labor in a post-capitalist society and to attempt to make this vision an attractive motivation for revolution for a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hapter 8 by Moishe Postone (“Rethinking Capital in light of the Grundrisse”) examines in detail an 3 page section in the Grundrisse entitl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oundation of bourgeois production (value as measure) and its development” (pp. 704-06). Postone argues that this important section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categories of Marx’s theory are intended to be historically specific, not general transhistorical categories. For example, the commodity with which Marx began his theory is specifically a commodity in capitalist society, not a general product; and the concept of value refers only to capitalist society, and not to all societies (including not to a post-capitalist society). Postone also argues that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relative surplus-value, runaway growth, etc.) are also historically specific and are not transhistorical laws that apply to all societies. Postone concludes: “… the Grundrisse allows us to see that Marx’s critique in Capital extends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ritique of bourgeois 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 (the market and private property). It not only entails a critique of exploitation and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lthough it of course includes such a critique. Rather, it grasps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itself as capitalist, and critically analyzes capitalism primarily in terms of abstract structures of domination, the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of individual labor and 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a blind runaway developmental logic. This approach reconceptualizes a post-capitalist society in terms of “the overcoming of the proletariat … that is, in terms of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labour and time.” (p. 135) Postone’s vision of a post-capitalist society is similar to Fetcher’s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All these chapters are interesting and very high quality, as one would expect from this distinguished group of authors. These chapters are not an easy read, but then neither is the Grundrisse, and in both cases the effort is worth it. The major shortcoming in my view is that there is very little engagement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Grundrisse, not even with Rosdolsky (the “great pioneer explicator” of the Grundrisse, as Hobsbaum describes him in his Foreward) and his critics. Part III (discussed below) clearly shows the influence of Rosdolsky, but this is not reflected in the interpretative Part I (with the exception of Carver, who has a long and appreciative paragraph on Rosdolsky). I also wish there had been more discussion of how the Grundrisse sheds light on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three volumes of Capital, beyond the emphasis on historical specificity and the commodity as starting point. In particular, what role do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apital in general and competition, which is emphasized in the Grundrisse, play in Capital?

Part II (“Marx at the time of the Grundrisse”) consists of three chapters, one by Musto on Marx’s life circumstances while writing the Grundrisse, and two chapters by Michael Krätke on Marx’s writings as a journalist and his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f 1857-58. Musto’s chapter describes Marx’s very precarious economic circumstances, heavily dependent on Engels, constantly on the verge of running out of money, and always trying to stay one step ahead of the creditors. He was also afflicted by a variety of physical ailments (liver problem, eye infection, toothaches) and was at times incapacitated and unable to work for weeks at a time (during which he studied the Dutch language to occupy himself!). In July 1857, a baby died in birth, which was heartbreaking (two years after their 8 year old son Edgar had died). I myself find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imagine how such a monumental work such as the Grundrisse (very sophisticated and completely original) could be written in such extremely difficult personal circumstances (given my own comfortable circumstances and limited accomplishments). Re-reading the Grundrisse from this perspective boggles the mind.

The two chapters by Krätke on the economic crisis of 1857-58 were especially interesting to me, both because of my interest in crisis theory and the current crisis and because this material was entirely new to me. Chapter 10 (“The first world economic crisis: Marx as an economic journalist”) discusses Marx’s newspaper articles on the crisis as a journalist for the New York Tribune. Marx had worked for the Tribune since 1851, writing about two articles a week, many of which were published as leading articles. The Tribune was growing rapidly and had become the largest English speaking newspaper in the world, so Marx was actually one of the leading and most widely read economic journalists of his time (a surprise to me). Because of the crisis, Marx work load was cut back to one article a week. Marx wrote more than a dozen articles on the crisis, and ten of them were published (eight as leading articles) between November 1857 and March 1858 (in addition to rereading Hegel on the side!). The first and last articles are on the crisis in France, five deal with Britain, and the rest with elsewhere in Europe. (These articles are published in the new (50-volume)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5.) In these articles, Marx discussed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the suspension of the Bank Act of 1844 (which Marx predicted shortly before it happened in November 1857), the industrial crisis and spreading bankruptcies, and especially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nature of this crisis [!].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risis, Marx wrote two longer articles, trying to spell out its lessons for a theory of capitalism, in which he emphasized that this crisis, like all other capitalist crises, was not an “accident”, but was instead due to the inherent “laws of crisis” of capitalist economies.

During these months while working on the Grundrisse, Marx was also taking extensive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isi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Krätke’s second chapter is about these notebooks. He describes them as “voluminous notebooks, with copious material” on the crisis, “full-scal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ongoing crisis”. One notebook was on England, one on Germany, and the other on France. Krätke describes the contents of each of these notebooks in detail; he reveals that Marx also planned (along with Engels) to write a pamphlet on the crisis, using these materials from the notebooks, but that never happened (too bad!). In spite of all this parallel work on the crisis, the crisis is explicitly mentioned only twice in the Grundrisse. I gues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since the Grundrisse is the very beginning of Marx’s original “six book plan” and “world market and crisis” was projected to be the sixth and final book. But the crisis certainly provided the inspiration to write the Grundrisse. Krätke puts it bluntly: “Without the world crisis of 1857-58, Marx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written the Grundrisse.”

Part III presents an exhaustive description of all the editions of the Grundrisse and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on the Grundrisse,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a chapter for each country, sometimes in small common language groups). The Grundrisse wa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German in 1939 and again in 1953. In this Cold War period, translations into other languages were slow to appear. The first to appear were in the East: in Japan (1958-65) and in China (1962-78). A Russian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68-69. French, Italian, and Spanish translations were published in the late 1960s. Nicolaus’ English translation finally appeared in 1973. There were more translations into Eastern European languages in the 1970s, and more recently into Farsi, Greek, Turkish, Korean, and Portuguese. All in all, 22 languages. Each chapter is written b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which must have required a tremendous about of editorial work.

There was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the Grundrisse in the 1970s, but that interest has waned considerably since then (as it has for Marxian theory in general). However, Hobsbaum suggests in his Foreward to this volume that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appears to demonstrate the perspicacity of Marx’s theory, and thus it is a good time to return to a study of the Grundrisse (and Marx’s other works), and that this volume makes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ward that effort. I concur. This book should be of interest to all Marxian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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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iaosheng, Studies in Marxism

Although the book is not a monograph, it contains a number of inspiring and informative essays about the life of Marx at the time of his writing the Grundrisse, about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book, and extensive information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Grundriss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papers collected in the book give readers clear and origin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x‘s Grundriss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information about Marx‘s life at the time he was writing the Grundrisse is really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and further researching the book.

The topics of the essays collected in the book are diverse, but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Group one: History, production and method in the 1857 ―Introduction (by Marcello Musto). This essay deals specifically with Marx‘s 1857 Introduction. It tries to clarify the method that Marx uses in the Grundrisse. Group two: The concept of value in modern economic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y and capital in the Grundrisse‘ (Joachim Bischoff and Christoph Lieber), The discovery of the category of surplus value (Enrique Dussel). This group deals with Marx‘s theory of value, especially surplus value. Group three, Marx‘s conception of alienation in the Grundrisse (by Terrell Carver), Rethinking Capital in the light of the Grundrisse (Moishe Postone). These two essays put the Grundrisse in the context of Marx‘s other works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Group fou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Forms which Precede Capitalist Production”‘ (Ellen Meiksins Wood), Marx‘s Grundrisse and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Emancipated individuals in an emancipated society: Marx’s sketch of post-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Grundrisse (Iring Fetscher). These papers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ome of its problems.

The chief merit of the book for me is that nearly every essay in the book concerns one of the fiercely discussed question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 The essays in this book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the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undrisse. To my min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detail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the arguments are persuasive and well grounded. Here I would like to list some of these and raise some questions for further discussion.

The essays of Carver and Postone put the Grundrisse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Marx‘s other texts in the hope of clarifying some of the thorny questions in understanding Marx‘s thought. And, interestingly they have the same orientation: Carver stresses that Marx never abandoned the idea of alienation and never ceased to use it as a method to analyse the crise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lthough he uses the word alienation less and less. While Postone underlines that in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Marx, both in the Grundrisse and in Capital,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alue and real wealth. They both stress that we should understand Marx‘s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undrisse. Of course their topics are quite different. It is a fact that in early Marx, alienation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to analyse the conflicts that exist in capitalist society, but later he used this concept less and less.

What is the reason for Marx’s change? There are lots of explanations, such as that later Marx abandone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turned to economic analysis, since alienation is a Hegelian philosophical concept and not suitable for economic analyses. Carver claims that although later Marx especially in Capital seldom used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he still insisted on the basic idea of alienation. He stresses that Marx‘s texts, such as the 1844 Manuscripts, the Grundrisse and Capital, are all more or less philosophical or economic, no one is more or less economic.

My question is: why does Marx use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less and less? Carver‘s answer is: the subtle alteration in concepts is due to the change of intellectual milieu, the structure and most particularly Marx‘s knowledge of relevant material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ources. I think his argument is sound and persuasive, but there are still things that need clarifying. For example, in 1844, Marx studied economics and Hegel‘s philosophy separately. He used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economic analysis, but later he seldom mentioned Hegel and only used his concept in economic analysis. Does that means that later Marx‘s text is more economic and less philosophical, or even that it has no direct philosophical meaning?

Postone‘s argument is directly critical of traditional Marxism. For traditional Marxism, the basic conflict in capitalism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vast social production through the market. In his reading of the Grundrisse, Postone finds that Marx stressed that the basic conflict in capitalism is between value and real wealth. This idea gets its foundation in Marx’ Grundrisse, and Postone would like to rethink Capital in the light of the Grundrisse. Evidently, Postone has a methodological problem: why should we rethink Capital in the light of the Grundrisse, and not vice versa, since Capital volume 1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Grundrisse? This means that Marx thought that the ideas in Capital are a more accurate presentation of his view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Grundrisse is a pile of useless paper, but it does require that the author should clearly give us the reason why this way of reading Marx is more suitable. As a reader I cannot find the answer in the book.

Musto’s clear interpretation is inspiring, and it clearly presents the four main points in Marx‘s Introduction‘ of 1857. Most of its analysis is well grounded and gives u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arx. But it seems to me there is one problem concerning Marx‘s proposition that needs special attention, Human anatomy contains a key to the anatomy of the ape (Musto, p. 20). Musto emphasizes that it was bourgeois society that provided the clues to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es of previous historical epochs. Ellen Wood has interpreted it differently (p. 90). She stresses that the proposition shows that Marx‘s objective is to emphasize the specificity of capitalism. She says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e specificity of capitalism that it can shed light on the earlier forms it replaced. Musto admits that different social forms have different economic structures, but we could alter the clues a bit and use them to analyse pre-capitalism. It seems to me that he implies that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in common between these social forms. But, Ellen Wood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 more. So what is Marx‘s emphasis, difference or identity?

Group three deals with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efore and after capitalism. Ellen Wood studied Forms Which Precede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the Grundrisse. In her analysis, she claims that For Karl Marx each system of 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 is driven by its own internal principles and not by some impersonal transhistorical law of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or commercial expansion (p. 88).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Marxism, social relations are the core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rel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In replacing this argument, Ellen Wood stresses that as the cor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the social property relation has its own internal character, this relation is not determined by a transhistorical law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appearance, it seems that Ellen Wood avoids the flaw of traditional Marxism: human history is determined by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roductive forces have their own law, so history has its own law. But I think, what Ellen Wood does is only to replace the productive forces with 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whether Marxism is a kind of determinism is still unsolved.

Although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lots of specific 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 just as technological forms of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erhaps some will say that there is improvement in these specific 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 Maybe this is not the fault of Ellen Wood but Marx.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Marx did not get rid of this fault. I would like to ask whether in primitive society, there is a clear concept of property, whether they treated land as a kind of property. If there is no clear concept of property as we have in capitalist society, it seems to me that it is not reasonable to use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to analyse primitive society.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hat Fetscher finds that Marx‘s post-capitalist society could build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bour: from the automated factory to the overcoming of compulsory labour. Of course this is what Marx has pointed out. The problem is that for Marx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apitalist to post- capitalist society is driven by two factors: productive forces and social property relations.

Which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tscher does not answer this question,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h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ve forces. If there is no improve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Marx’s post-capitalist society is unimaginable. But how about property relations? Is it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property relation to have a post- capitalist society? It seems to me that Ellen Wood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as well.

Finally, I must say that the three articles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Marx’s life when he wrote the Grundrisse are really helpful, and each has its own perspective. The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situation when Marx wrote his Grundrisse. The Foreword by Eric Hobsbawm gives u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status of the Grundrisse, its recep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us. Although Hobsbawm‘s preface is quite short, it also tells u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ublic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Grundrisse. This also reminds us that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read the Grundr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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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 Wainwright, Human Geography

The sesquicentennial of Marx’s Grundrisse  (1973 [1857]) brought renewed attention to this extraordinary and confounding text, comprised of the notebooks in which Marx took his first steps toward Capital (1867).

In his Foreword to this collection, Eric Hobsbawm describes the Grundrisse as “an enormously difficult text in every respect” (p. xxiii), and to make matters more complex, Marx’s notebooks have been subject to a peculiar publication history.

They were only discovered in 1923, and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any language (the original German) was stifled until 1953 by Stalinist control of Marx’s oeuvre. Thus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on the Grundrisse developed late and remains considerably weaker than that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r Capital.1 To be sure, there are a few excellent studies of the Grundrisse , yet the best of them – works like Rosdolsky’s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1968); Negri’s lectures on the notebooks, published asMarx beyond Marx (1979); Dussel’s ‘comentario’ (1985); and Uchida’s painstaking examination of the Grundrisse alongside Hegel’s Logic (1988) – are either unavailable in English or no less difficult than Marx’s own notes. I suspect that many Anglophone geographers who have picked up the Grundrisse (in one of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prepared by different translators) have met with considerable frustration and gone looking for help.

We are therefore fortunate for this terrific collection, edited by Marcello Musto, and its publication as an affordable paperback in Routledge’s “fronti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series. This is not a mixed-bag, edited collection organized around a mushy theme by second-rate editors. It is an outstanding work, comprised of 32 chapters, written by 31 authoritative contributors; and since some of the chapters drew upon other specialists (as I explain below), in total over 200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its creation. The resulting product has no ‘deadwood’ and provides the best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Grundrisse now available in English.4, Number 3, 2011

The book is organized in three sections. Part I offers eight excellent, interpretive essays on different concepts in the Grundrisse: Musto on its history and method; Bischoff and Lieber on value theory; Carver on alienation; Dussel on surplus value; Wood on the ‘forms which precede capitalist production’; Foster on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 Fetscher on emancipation; and Postone on the text’s relationship to Capital. Those who know the literature on Marx will immediately recognize that these are experts, well matched to the core themes that they examine. I find little to critique in them. Arguably this section is missing a stand-alone chapter on Marx’s lengthy discussion of money in the Grundrisse, but this is dealt with in a chapter in Part II (the shortest of the three) which examines Marx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e Grundrisse. Some of the book’s essays (Dussel’s and Musto’s) have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other languages. Also, readers may be put off by the fact that some authors – Foster and Postone in particular – refer so frequently to their books that these chapters essentially summarize arguments made elsewhere. But their chapters are still useful since they allow students of Marx to gain insights about the Grundrisse from specialists without having to slog through all the research monographs.

Part III offers a chronological, country- by-country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Grundrisse. This is fascinating material for Marxist geographers since it describes the uneven, spatio-temporal diffusion of one text by Marx. In all, the Grundrisse has been translated in its entirely into 22 languages (in 32 different versions), and printed in ~500,000 copies—numbers that, as Musto wryly notes, would have “greatly surprised the man who write it only to summarize, with the greatest of haste, the economic studies he had undertaken up to that point” (p 183).

Unexpected twists appear from the map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Grundrisse. For instance (Geographers might wonder how the material
for this section was compiled. In a remarkable display of scholarly perseverance, Musto exchanged ~1,500 emails with scholars and activists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addition to its other qualities, section III demonstrates the value and possibilities of large-scale collaborative philological research) the first language into which it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full was Japanese. Fifty-seven thousand copies were printed in Japan in 1958-65, a decade before the text was first available in English (1973). Anglophone Marxists will be humbled by the relative paucity of first-rate original material on the Grundrisse in English (see pp 249-256). Based on reading the country-by-country reviews, I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most intensive original research on the Grundrisse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taking place in East Asia, particularly China (with some coordination by the Chinese Research Society on Capital,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outh Korea, and Japan.

Although Marx was an anti-disciplinary thinker par excellence, there are notable disciplinary bias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31 contributors to this volume. Most teach political theory,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y, or history. There are no geographers. This raises a question. Compared to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history, it seems that a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of human geographers today profess to be Marxists. Why then are so few geographers represented in the leading Marxist journals and scholarly volumes? Perhaps this is only a scale effect – there are, after all, far fewer geographers than economists, historian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 but perhaps it suggests something about the state of Marxist geography. For some reason
the breadth of Marxian work in our discipline is not resulting in sustained publishing on Marx and Marxism.

This edited volume reflects the fact that we are in a period of renewed, intensive scholarship on Marx. Hobsbawm’s subtle compliment to the book in his Foreword – he calls it “a successful attempt both to display some of the riches of Grundrisse and to place its … fortunes in their international setting” (p. xxiii) – understates its achievements. Make sure that your library bought a copy, and check i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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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Sociology. A journal of reviews

When Eric Hobsbawm in 1964 edited and introduced Jack Cohen’s translation of a 53- page fragment of Marx’s mighty Grundrisse in his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even committed readers did not notice its importance to Marxology, just as they had failed to register N. I. Stone’s 1904 translation of the Grundrisse’s introduction (overseen by Karl Kautsky) as the vital clarification, the ‘‘missing link,’’ of Capital that it was later claimed to be.

How do we now know this? Because Marcello Musto (of Naples) persuaded Christopher Arthur (of Sussex, UK) to tell the improbable story of the Grundrisse’s career in English (pp. 249-56), just as he corralled 19 additional scholars to do the same for their countries (from Germany to Japan, from Cuba to Turkey). Musto consumed 1500 emails, many letters and phone calls, help from 200 specialists, and the patience of 31 authors to assemble this estimable volume, which all serious Marxologists will find compelling reading, and everyone outside this circle will not find at all. It is a work of wonderful scholarly madness, a labor of deep devotion to the memory of a great thinker and his single most misunderstood document, and Musto and his collaborators deserve far more credit than they will likely receive in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tory of Grundrisse (literally outline, sketch, floorplan) began to become widely evident to the anglophone Marxist world in March 1968, when the young American, Martin Nicolaus, youth of the 60s (now a lawyer in Oakland), announced he had dis- covered ‘‘The Unknown Marx’’ in the New Left Review, a British journal vigorously stud- 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He was persuaded by enthusiastic mates to translate all 830 pages of the Grundrisse into English, and the result was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 in 1973, to wide acclaim among the devoted Left—which at that time was large and vocal. A flurry of articles appeared within a few years. From the humanist left, the book was greeted as a great, Hegelian searchlight into Marx’s true,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capitalist dynamics, while the Althusserian structuralists discounted it as a mere warm-up to Capital, and too philo- sophically speculative to qualify as Marxist ‘‘science.’’ Later evaluations punctured exaggerations from both sides, but by that time, in the 80s, the bloom was off the Marx- ist rose, and reaction had set in, so that the whole debate seemed quaint and provincial. Musto and his colleagues—including Iring Fetscher, Moishe Postone, Terrell Carver, John Bellamy Foster, plus a forward by Hobsbawm—have breathed new life into the document, not so much by claiming that it can illuminate the current capitalist crisis, but by firmly locating Marx’s terrific labors of 1857-58 in their proper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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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in Italia

I. Prologo
In Italia, le teorie di Marx hanno goduto di una popolarità straordinaria. Ispirando partiti, organizzazioni sindacali e movimenti sociali hanno influito, come nessun’altra, alla trasformazione della vita politica nazionale. Diffusesi in ogni campo della scienza e della cultura ne hanno mutato, irreversibilmente, l’indirizzo e lo stesso lessico. Concorrendo alla presa di coscienza della propria condizione delle classi subalterne, sono state il principale strumento teorico nel processo di emancipazione di milioni di donne ed uomini.

Il livello di diffusione che raggiunsero può essere paragonato a quello di pochi altri paesi. È d’obbligo interrogarsi, pertanto, sull’origine di questa notorietà. Ovvero, quando si parlò per la prima volta di «Carlo Marx»? Quando apparve sui giornali questo nome in calce ai primi scritti tradotti? Quando la fama si propagò nell’immaginario collettivo di operai e militanti socialisti? E, soprattutto, in che modo e attraverso quali circostanze si dispiegò l’affermazione del suo pensiero?

II. Karl Marx: Il misconoscimento italiano
Le primissime traduzioni degli scritti di Marx, quasi del tutto sconosciuto durante i moti rivoluzionari del 1848, comparvero soltanto nella seconda metà degli anni Sessanta. Esse, tuttavia, furono poco numerose e relative soltanto all’Indirizzo e agli Statuti della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1]. A questo ritardo concorse senz’altro l’isolamento di Marx ed Engels dall’Italia, con la quale, nonostante il fascino che nutrirono per la sua storia e cultura e la partecipazione dimostrata per la sua realtà, non ebbero corrispondenti epistolari fino al 1860 ed effettive relazioni politiche prima del 1870 [2].

Un primo interesse intorno alla figura di Marx fiorì solo in coincidenza dell’esperienza rivoluzionaria della Comune di Parigi. Al «fondatore e capo generale dell’Internazionale» [3], infatti, la stampa nazionale, così come la miriade di fogli operai esistenti, dedicarono, in poche settimane, schizzi biografici e la pubblicazione di estratti di lettere e di risoluzioni politiche (tra queste La guerra civile in Francia). Anche in questa circostanza, gli scritti stampati – che compresi quelli di Engels raggiunsero il numero di 85 nel solo biennio 1871-72 – riguardarono esclusivamente documenti dell’«Internazionale», a testimonianza di un’attenzione inizialmente politica e solo successivamente di carattere teorico [4]. Inoltre, su alcuni giornali comparvero fantasiose descrizioni che concorsero a conferire alla sua immagine un’aureola leggendaria: «Carlo Marx è un uomo astuto e coraggioso a tutta prova. Gite veloci da uno Stato all’altro, continui travestimenti, fanno sì che eluda la sorveglianza di tutti gli spioni polizieschi d’Europa»[5].

L’autorevolezza che cominciò a circondarne il nome fu tanto grande quanto generica[6]. Durante questo periodo, infatti, manuali di propaganda diffusero le concezioni di Marx – o perlomeno quelle presunte tali – insieme a quelle di Darwin e Spencer [7]. Il suo pensiero venne considerato sinonimo di legaritarismo[8] o di positivismo [9]. Le sue teorie furono inverosimilmente sintetizzate con quelle agli antipodi di Fourier, Mazzini e Bastiat[10]. La sua figura accostata – secondo gli equivoci – a quella di Garibaldi[11] o di Schäffle [12].

L’interesse rivolto a Marx, oltre che restare così approssimativo, non si tradusse neanche in adesione alle sue posizioni politiche. Tra gli internazionalisti italiani – che nello scontro tra Marx e Bakunin presero parte in maniera pressoché compatta per quest’ultimo –, infatti, la sua elaborazione rimase pressoché sconosciuta ed il conflitto in seno all’«Internazionale» fu percepito più come scontro personale tra i due che come contesa teorica[13].

Ciò nonostante, nel decennio seguente segnato dall’egemonia del pensiero anarchico – che ebbe facile gioco ad imporsi nella realtà italiana caratterizzata dall’assenza di un moderno capitalismo industriale, dalla conseguente ancora limitata consistenza operaia, nonché dalla viva tradizione cospirativa mutuata dalla recente rivoluzione nel paese [14] –, gli elementi teorici di Marx andarono lentamente affermandosi nelle file del movimento operaio[15]. Anzi, paradossalmente, conobbero una prima divulgazione proprio tramite gli anarchici, che condividevano completamente le teorie dell’autoemancipazione operaia e della lotta di classe, contenute negli Statuti e negli Indirizzi dell’«Internazionale» [16]. Essi, in seguito, continuarono a pubblicare Marx, spesso in polemica con il socialismo che fu verbosamente rivoluzionario, ma, nella pratica, legalitario e revisionista. La più importante iniziativa realizzata fu, senz’altro, la pubblicazione, nel 1879, del compendio del primo libro de Il capitale, a cura di Carlo Cafiero. Fu questa la prima occasione nella quale, seppure in forma popolarizzata, i principali concetti teorici di Marx poterono cominciare a circolare in Italia.

III. Gli anni Ottanta e il «marxismo» senza marx
Gli scritti di Marx non furono tradotti neanche durante gli anni Ottanta. Eccetto pochissimi articoli comparsi sulla stampa socialista, le uniche opere pubblicate furono entrambe di Engels (Il socialismo utopico e il socialismo scientifico nel 1883 e L’origine della famiglia, della proprietà privata e dello Stato nel 1885) e videro la luce – in edizioni di scarsissima diffusione – solo grazie alla caparbia quanto virtuosa iniziativa del socialista beneventano Pasquale Martignetti. Al contrario, cominciarono ad occuparsi di Marx importanti settori della cultura ufficiale, che nutrirono nei suoi confronti minori preclusioni di quelle manifestate, invece, in ambito tedesco. Così, per iniziativa dei più importanti livelli editoriali ed accademici, la prestigiosissima «Biblioteca dell’economista», la stessa che Marx aveva consultato più volte nel corso delle sue ricerche al British Museum, pubblicò, tra il 1882 ed il 1884 in dispense separate e nel 1886 in unico volume, il libro primo de Il capitale . A dimostrazione della vacuità del movimento italiano, Marx venne a conoscenza di quest’iniziativa, che fu l’unica traduzione dell’opera realizzata in Italia fino a dopo 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solo casualmente e due mesi prima della morte [17]. Engels, invece, soltanto nel 1893[18]!

Pur se in una realtà ancor piena di limiti, come quella che si è tentato sin qui brevemente di descrivere, la prima circolazione del «marxismo» può datarsi proprio a questo periodo. Tuttavia, a causa del numero ridottissimo di traduzioni degli scritti di Marx e della loro così difficile reperibilità, questa diffusione non avvenne quasi mai tramite le fonti originali, ma attraverso riferimenti indiretti, citazioni di seconda mano, compendi ad opera della miriade di epigoni o presunti continuatori, sorti in poco tempo[19].

Durante questi anni si sviluppò un vero e proprio processo di osmosi culturale, che investì non solo le diverse concezioni socialiste presenti sul territorio, ma anche ideologie che con il socialismo non avevano nulla a che fare. Studiosi, agitatori politici e giornalisti formarono le proprie idee ibridando il socialismo con tutti gli altri strumenti teorici di cui disponevano[20]. E se il «marxismo» riuscì rapidamente ad affermarsi sulle altre dottrine, ciò anche in ragione dell’assenza di un socialismo italiano autoctono, l’esito di questa omogeinizzazione culturale fu la nascita di un «marxismo» impoverito e contraffatto[21]. Un «marxismo» passe-partout. Soprattutto, un «marxismo» senza conoscenza di Marx, visto che i socialisti italiani che lo avevano letto dai suoi testi originali potevano contarsi, ancora, sulle dita [22].

Pur se elementare ed impuro, determinista ed in funzione delle contingenze politiche, questo «marxismo» fu comunque capace di conferire identità al movimento dei lavoratori, ad affermarsi nel Partito dei Lavoratori Italiani costituitosi nel 1892 e, finanche, a dispiegare la propria egemonia nella cultura e nella scienza italiana [23].

De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fino alla fine degli anni Ottanta, non ve n’è ancora alcuna traccia. Ciò nonostante, esso eserciterà, insieme con il suo principale interprete, Antonio Labriola, un ruolo importante nella rottura di quel «marxismo» adulterato che aveva, fino ad allora, caratterizzato la realtà italiana. Prima di parlarne, però, è necessario fare un passo indietro.

IV. Le prime pubblicazioni del Manifesto in Italia
Il prologo alla prima stampa de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ne annunciava la pubblicazione «in inglese, francese, tedesco, italiano, fiammingo e danese»[24]. In realtà, questo proposito non fu realizzato. O, come sarebbe meglio affermare, il Manifesto divenne uno degli scritti più diffusi della storia dell’umanità, ma non secondo i piani dei suoi due autori.

Il primo tentativo di traduzione de «il Manifesto in italiano e in spagnolo» fu intrapreso a Parigi da Hermann Ewerbeck, membro dirigente della Lega dei Comunisti della capitale francese [25]. Tuttavia, nonostante a distanza di anni, nello Herr Vogt, Marx segnalasse erroneamente l’esistenza di un’edizione italiana [26], questa impresa non fu mai realizzata. Del progetto iniziale, l’unica traduzione eseguita fu quella inglese del 1850, preceduta da quella svedese del 1848. Successivamente, in seguito alla sconfitta delle rivoluzioni del biennio 1848-49, il Manifesto fu dimenticato. Le uniche ristampe, due negli anni Cinquanta e tre negli anni Sessanta, apparvero in lingua tedesca e per la comparsa di nuove traduzioni bisognerà attendere un ventennio. Nel 1869, infatti, venne data alle stampe l’edizione russa e nel 1871 quella serba. Nello stesso periodo, a New York, videro la luce la prima versione inglese pubblicata negli Stati Uniti (1871) e la prima traduzione francese (1872). Sempre nel 1872 uscì a Madrid la prima traduzione spagnola, seguita, l’anno successivo, da quella portoghese condotta su quest’ultima [27].

Al tempo, in Italia, il Manifesto era ancora sconosciuto. La sua prima breve esposizione, composta da riassunti ed estratti dal testo, comparve solo nel 1875, nell’opera di Vito Cusumano, Le scuole economiche della Germania in rapporto alla questione sociale . In essa si poteva leggere che: «dal punto di vista del proletariato questo programma è tanto importante quanto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s hommes per la borghesia: esso è uno dei fatti più importanti del XIX secolo, uno di quei fatti che caratterizzano, che danno nome e indirizzo ad un secolo» [28]. In seguito, i riferimenti al Manifesto furono poco frequenti. Tuttavia, lo scritto venne citato, nel 1883, negli articoli che diedero notizia della scomparsa di Marx. Il foglio socialista «La Plebe» ne parlava come di uno «dei documenti fondamentali del socialismo contemporaneo (…) simbolo della maggioranza del proletariato socialista dell’occidente e dell’America del Nord»[29]. Il quotidiano borghese la «Gazzetta Piemontese», invece, presentava Marx come l’autore del «famoso Manifesto dei Comunisti, che divenne il labaro del socialismo militante, il catechismo dei diseredati, il vangelo sul quale votano, giurano, combattono gli operai tedeschi e la maggior parte degli operai inglesi»[30]. A dispetto di questi apprezzamenti, la sua stampa dovette, però, ancora attendere.

Nel 1885, dopo aver ricevuto una copia del Manifesto da Engels, Martignetti ne realizzò la traduzione. Tuttavia, per mancanza di danaro, l’edizione non fu mai pubblicata. La prima traduzione italiana apparve, con oltre quarant’anni di ritardo, soltanto nel 1889, anno nel quale erano già state pubblicate 21 edizioni in tedesco, 12 in russo, 11 in francese, 8 in inglese, 4 in spagnolo, 3 in danese (la prima nel 1884), 2 in svedese, ed 1 rispettivamente in lingua portoghese, ceka (1882), polacca (1883), norvegese (1886) e yiddish (1889). Il testo italiano fu dato alle stampe con il titolo di Manifesto dei socialisti redatto da Marx e Engels , in dieci puntate tra l’agosto ed il novembre, sul giornale democratico di Cremona «L’Eco del popolo». Questa versione, però, si distinse per la pessima qualità, risultando priva delle prefazioni di Marx ed Engels, della terza sezione («Letteratura socialista e comunista») e di diverse altre parti che furono omesse o riassunte. Inoltre, la traduzione di Leonida Bissolati, eseguita dall’edizione tedesca del 1883 e confrontata con quella francese del 1885 curata da Laura Lafargue, semplificava le espressioni maggiormente complicate. Dunque, più che di una traduzione, si trattò di un popolarizzazione dello scritto, con un certo numero di passaggi testualmente tradotti[31].

La seconda edizione italiana, che fu la prima ad uscire in brochure, giunse nel 1891. La traduzione, condotta dalla versione francese del 1885 del giornale parigino «Le Socialiste», e la prefazione furono opera dell’anarchico Pietro Gori. Il testo si segnala per l’assenza del preambolo e per i diversi errori presenti. L’editore Flaminio Fantuzzi, anche egli vicino alle posizioni anarchiche, avvisò Engels solo a cose fatte e questi, in una lettera a Martignetti, espresse il suo particolare fastidio per le «prefazioni di sconosciuti tipo Gori» [32].

La terza traduzione italiana uscì nel 1892, in feuilletton sul periodico «Lotta di classe» di Milano. Questa versione, che si presentava come la «prima e sola traduzione italiana del Manifesto, che non sia un tradimento»[33], fu condotta da Pompeo Bettini sull’edizione tedesca del 1883. Seppure presentava anch’essa errori e semplificazioni di alcuni passaggi, si affermò decisamente sulle altre, ebbe numerose riedizioni fino al 1926 e diede avvio al processo di formazione della terminologia marxista in Italia [34]. L’anno seguente, con alcune correzioni e miglioramenti di stile e con l’indicazione che «la versione completa [era stata] eseguita sulla 5.a edizione tedesca (Berlino 1891)»[35], questa traduzione apparve in brochure, in mille copie. Nel 1896 la ristampa in duemila copie. Il testo conteneva le prefazioni del 1872, 1883 e 1890, tradotte da Filippo Turati, direttore di «Critica Sociale» al tempo la principale rivista del socialismo italiano, e l’apposito proemio Al lettore italiano che questi era riuscito ad ottenere da Engels per l’occasione, al fine di poter distinguere la nuova edizione da quelle che l’avevano preceduta. La prefazione italiana fu l’ultima scritta per il Manifesto da uno dei suoi autori.

Negli anni seguenti vennero pubblicate altre due edizioni che, seppur prive dell’indicazione del traduttore, riprendevano decisamente la versione di Bettini. La prima, alla quale mancavano, però, la prefazione e la terza sezione, venne realizzata per dare al Manifesto un’edizione popolare ed a buon mercato. Essa fu promossa, in occasione del 1° Maggio del 1897, dalla rivista «Era Nuova» ed apparve a Diano Marina (in Liguria) in ottomila copie. La seconda, senza le prefazioni, a Firenze, presso l’editore Nerbini, nel 1901.

V. Il Manifesto tra la fine dell’Ottocento e il fascismo
Negli anni Novanta, il processo di diffusione degli scritti di Marx ed Engels compì un grande progresso. Il consolidamento delle strutture editoriali di quello che era divenuto il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l’opera svolta dai numerosi giornali ed editori minori e la collaborazione di Engels alla «Critica Sociale», furono tutte circostanze che concorsero a determinare una maggiore conoscenza dell’opera di Marx. Ciò non bastò, però, ad arginare il processo di alterazione che ne accompagnava la divulgazione. La scelta di combinare le concezioni di Marx con le teorie più disparate fu tanto opera di quel fenomeno denominato «socialismo della cattedra» che del movimento operaio, i cui contributi teorici, pur se divenuti di una certa mole, si caratterizzavano ancora per una stentatissima conoscenza degli scritti marxiani.

Marx aveva ormai assunto un’indiscussa notorietà, ma era ancora considerato come un primus inter pares nella moltitudine dei socialisti esistenti[36]. Soprattutto, fu messo in circolazione da pessimi interpreti del suo pensiero. Per tutti, valga l’esempio di colui che fu considerato «il più socialista, il più marxista (…) degli economisti italiani» [37]: Achille Loria; correttore e perfezionatore di quel Marx che nessuno conosceva abbastanza per dire in cosa fosse stato corretto o perfezionato. Poiché è nota la sua descrizione dipinta da Engels nella Prefazione al Libro Terzo de Il capitale – «improntitudine illimitata, agilità da anguilla per sgusciare da situazioni insostenibili, eroico disdegno delle pedate ricevute, prontezza nell’appropriarsi prodotti altrui…» [38] –, per meglio descrivere la falsificazione subita da Marx, può essere utile ricordare un aneddoto raccontato, nel 1896, da Benedetto Croce. Nel 1867, a Napoli, in occasione della costituzione della prima sezione italiana dell’«Internazionale», uno sconosciuto personaggio straniero, «molto alto e molto biondo, dai modi dei vecchi cospiratori e dal parlare misterioso», intervenne per convalidare la nascita del circolo. Ancora a distanza di molti anni, un avvocato napoletano, presente all’incontro, era convinto che «quell’uomo alto e biondo fosse stato Carlo Marx» [39] e ci volle una grande fatica per riuscire a convincerlo del contrario. Poiché in Italia molti concetti marxiani sono stati introdotti dall’«illustre Loria» [40], si può concludere che quello che è stato inizialmente divulgato sia stato un Marx snaturato, un Marx, anche questo, «alto e biondo!» [41]

Tale realtà mutò soltanto grazie all’opera di Labriola, che per primo introdusse in Italia il pensiero marxiano in maniera autentica. Più che essere interpretato, attualizzato o «completato» con altri autori, si può affermare che, grazie a lui, Marx venne svelato per la prima volta [42]. Questa impresa avvenne tramite i Saggi sulla concezione materialistica della storia, pubblicati da Labriola tra il 1895 ed il 1897. Il primo di questi, In memoria del Manifesto dei comunisti, consisteva proprio in uno studio sulla genesi del Manifesto che, a seguito dell’approvazione giunta da Engels poco prima della sua morte [43], ne divenne il più importante commento e l’interpretazione ufficiale di parte «marxista».

Molti dei limiti della realtà italiana poterono essere così affrontati. Secondo Labriola, la rivoluzione «non può procedere da una sommossa di una turba guidata da alcuni, ma deve essere e sarà il risultato dei proletari stessi»[44]. «Il comunismo critico – che per il filosofo napoletano era il nome più adatto per descrivere le teorie di Marx ed Engels – non fabbrica le rivoluzioni, non prepara le insurrezioni, non arma le sommosse (…) non è in somma, un seminario in cui si formi lo stato maggiore dei capitani della rivoluzione proletaria; ma è solo la coscienza di tale rivoluzione» [45]. Il Manifesto , dunque, non è «il vademecum della rivoluzione proletaria» [46], ma lo strumento per smascherare l’ingenuità del socialismo che si pensa possibile «senza rivoluzione, ossia senza fondamentale mutazione della struttura elementare e generale della società» [47].

Con Labriola il movimento operaio italiano ebbe, finalmente, un teorico capace, al contempo, di conferire dignità scientifica al socialismo, di compenetrare e rinvigorire la cultura nazionale, di misurarsi con i massimi livelli della filosofia e del marxismo europei. Tuttavia, il rigore del suo marxismo, problematico per le immediate circostanze politiche e critico verso i compromessi teorici, ne decretò anche l’inattualità [48].

A cavallo tra i due secoli, infatti, la pubblicazione de La filosofia di Marx di Giovanni Gentile (libro segnalato in seguito da Lenin come «degno di attenzione» [49]), degli scritti di Croce che proclamavano la «morte del socialismo» [50] e – sul versante militante – dei lavori di Francesco Saverio Merlino[51] e di Antonio Graziadei [52], fecero spirare anche in Italia il vento della «crisi del marxismo». Nel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tuttavia, non vi era – come in Germania – un «marxismo» ortodosso e, in realtà, lo scontro fu combattuto tra due «revisionismi», uno riformista e l’altro sindacal-rivoluzionario [53].

In questo stesso periodo, a partire dal 1899 e fino al 1902, ci fu un proliferare di traduzioni di Marx ed Engels che fornirono al lettore italiano buona parte delle opere al tempo disponibili. Fu in questo contesto che, nel 1902, in appendice alla terza edizione dello scritto di Labriola In memoria del Manifesto dei comunisti, apparve una nuova traduzione del Manifesto, l’ultima eseguita in Italia fino alla fine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Questa, la cui paternità fu assegnata da alcuni a Labriola e da altri a sua moglie Rosalia Carolina De Sprenger, conteneva alcune inesattezze ed omissioni e venne ripresa in poche altre riedizioni dello scritto.

La versione più utilizzata fino al secondo dopoguerra fu, dunque, quella di Bettini, riprodotta in numerose ristampe. Ad una prima nel 1910, ne seguirono diverse a cura della «Società editrice Avanti», divenuta il principale veicolo di propaganda del Partito Socialista. In particolare, due nel 1914, la seconda delle quali includeva I fondamenti del comunismo di Engels. Ancora tra il 1914 ed il 1916 (ristampa nel biennio 1921-22) venne inserita nel primo tomo dell’edizione delle Opere di Marx ed Engels che, a riprova della confusione generale dominante, in Italia – come in Germania – furono raccolte insieme con quelle di Lassalle. Poi nel 1917, per due volte nel 1918 con in appendice i 14 punti della Conferenza di Kienthal ed il manifesto della Conferenza di Zimmerwald, nel 1920 (con due ristampe nel 1922) in una traduzione rivista da Gustavo Sacerdote e, infine, nel 1925. A queste edizioni «Avanti», vanno aggiunte altre sette ristampe che apparvero, presso case editrici minori, tra il 1920 ed il 1926.

Durante la prima decade del secolo, il «marxismo» fu congedato dalla pratica politica quotidiana del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In un famoso dibattito parlamentare del 1911, infatti, il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Giovanni Giolitti poteva affermare: «il Partito Socialista ha moderato assai il suo programma. Carlo Marx è stato mandato in soffitta» [54]. I commenti ai testi di Marx, che solo poco tempo prima avevano inondato il mercato librario, si arrestarono. E, se si escludono il «ritorno a Marx» degli studi filosofici di Rodolfo Mondolfo[55] e poche altre eccezioni, lo stesso si verificò durante gli anni Dieci. Quanto alle iniziative ad opera di altre realtà, il campo borghese aveva da tempo celebrato la «dissoluzione del marxismo», mentre nella chiesa cattolica le condanne pregiudiziali prevalsero di gran lunga sui tentativi di analisi.

Nel 1922 l’irrompere della barbarie fascista. Dal 1923, tutti gli esemplari del Manifesto furono ritirati dalle biblioteche pubbliche e universitarie. Nel 1924 tutte le pubblicazioni di Marx e quelle legate al movimento operaio furono date al fuoco [56]. Le leggi «fascistissime» del 1926, infine, decretarono lo scioglimento dei partiti di opposizione e diedero inizio al periodo più tragico della storia italiana moderna.

Se si escludono alcune edizioni illegali dattilografate o ciclostilate, i pochi scritti di Marx pubblicati in lingua italiana tra il 1926 ed il 1943 apparvero all’estero (tra questi si segnalano due versioni del Manifesto stampate in Francia, nel 1931 e nel 1939, e un’altra pubblicata a Mosca nel 1944, con una nuova traduzione di Palmiro Togliatti). Uniche eccezioni a questa congiura del silenzio furono tre diverse edizioni de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Due di queste apparvero, «a uso degli studiosi» e con diritto di consultazione solo tramite richiesta preventiva, nel 1934. La prima nel volume collettaneo Politica ed economia, che raccolse, accanto a quello di Marx, testi di Labriola, Loria, Pareto, Weber e Rimmel; la traduzione era quella di Bettini rivisitata dal curatore Robert Michels [57]. La seconda a Firenze nella versione di Labriola, in un altro volume collettivo, Le carte dei diritti, primo tomo della collana «Classici del liberalismo e del socialismo». E poi da ultimo, nel 1938, stavolta a cura di Croce, in appendice ad una raccolta di saggi di Labriola, dal titolo La concezione materialistica della storia, nella traduzione da lui stesso eseguita. Il volume comprendeva anche un saggio di Croce, divenuto poi famoso, dal titolo quanto mai esplicito: Come nacque e come morì il marxismo teorico in Italia (1895-1900). Il filosofo idealista, però, si sbagliava. Il «marxismo» italiano non era morto, ma soltanto imprigionato nei Quaderni del carcere di Antonio Gramsci[58] che avrebbero presto dispiegato tutto il loro valore teorico e politico.

Con la liberazione dal fascismo, il Manifesto ricominciò ad apparire in diverse edizioni. Federazioni provinciali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iniziative di singoli e piccole case editrici nell’Italia meridionale già liberata, diedero al testo di Marx ed Engels una nuova linfa. Tre edizioni apparvero nel 1943 e otto nel 1944. E così di seguito negli anni successivi: dalle nove edizioni pubblicate alla fine della guerra, nel 1945, all’exploit del 1948, in occasione del centenario.

VI. Conclusione
Ripercorrendo la storia dell’edizione italiana de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risalta, con evidenza, l’enorme ritardo con il quale esso venne pubblicato. Contrariamente a molti paesi dove il Manifesto fu il primo scritto di Marx ed Engels ad essere tradotto, in Italia apparve solo dopo altre opere [59]. Anche la sua influenza politica fu modesta e esso non incise mai direttamente sui principali documenti del movimento operaio. Tanto meno fu determinante nella formazione della coscienza politica dei dirigenti socialisti. Tuttavia, fu di grande rilevanza per gli studiosi (si è visto il caso di Labriola) e, attraverso le sue edizioni, svolse un ruolo importante tra i militanti, fino a divenirne il riferimento teorico privilegiato.

Ad oltre centocinquant’anni dalla sua pubblicazione, preso in esame da un numero ormai incalcolabile di esegeti, oppositori e seguaci di Marx, il Manifesto ha attraversato le più svariate stagioni ed è stato letto nei modi più diversi. Pietra miliare del «socialismo scientifico» o plagio del Manifeste de la démocratie di Victor Considerant; testo incendiario colpevole di aver fomentato l’odio tra le classi nel mondo o simbolo di liberazione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classico del passato o opera anticipatrice della realtà odierna della «globalizzazione capitalistica». Quale che sia l’interpretazione per la quale si propenda, una cosa è certa: pochissimi altri scritti nella storia possono vantare analoga vitalità e diffusione. Ancora oggi, infatti, il Manifesto continua ad essere stampato ed a far parlare di sé in America latina come in Cina, negli Stati Uniti come in Italia e nell’intera Europa.

Se la perpetua giovinezza di uno scritto sta nella sua capacità di sapere invecchiare, ovvero di essere sempre capace di stimolare nuovi pensieri, si può allora affermare che il Manifesto possiede senz’altro questa virtù.

Riferimenti
1. Per un indice completo degli scritti di Marx ed Engels pubblicati in lingua italiana dal 1848 al 1926 si veda Emilio Gianni, Diffusione, popolarizzazione e volgarizzazione del marxismo in Italia , Pantarei, Milano 2004. Per una ricostruzione storiografica della prima diffusione delle opere di Marx in Italia si rimanda alla raccolta di saggi di Gian Mario Bravo, Marx ed Engels in Italia, Editori Riuniti, Roma 1992. Di notevole interesse, inoltre, Gerhard Kuck (a cura di),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Italien: Teil I, Herausgabe und Verbreitung der Werk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n Italien , e Teil II, Die Entwicklung des Marxismus in Italien: Wege, Verbreitung, Besonderheiten . Il primo dei due tomi comprende una completa «Auswahlbibliographie zur italienischen Marx/Engels-Forschung», dagli anni Settanta dell’Ottocento al 1943, pp. 131-148.
2. Cfr. Giuseppe Del Bo (a cura di), La corrispondenza di Marx e Engels con italiani (1848-1895) , Feltrinelli, Milano 1964, pp. IX-XXI.
3. Carlo Marx capo supremo dell’Internazionale , in «Il proletario Italiano», Torino, 27-VII-1871.
4. Cfr. Roberto Michels, Storia del marxismo in Italia, Luigi Mongini Editore, Roma 1909, p. 15, che sottolinea come “dapprima fu il Marx politico, che spinse a poco a poco gli Italiani ad occuparsi anche del Marx scienziato”.
5. Carlo Marx capo supremo dell’Internazionale , op. cit.
6. Cfr. Renato Zangheri, Storia del socialismo italiano, Volume I, Einaudi, Torino 1993, p. 338.
7. Quale esempio in proposito si rimanda al manuale di Oddino Morgari, L’arte della propaganda socialista, Libr. Editr. Luigi Contigli, Firenze 1908 (2ª ediz.), p. 15. Esso proponeva ai propagandisti del partito di utilizzare questo modo di apprendimento: leggere anzitutto un riassunto qualsiasi di Darwin e di Spencer che darà allo studioso la direzione generale del pensiero moderno; poi verrà Marx a completare la “formidabile triade” che rinchiuderà degnamente il “vangelo dei socialisti contemporanei”. In proposito cfr. Roberto Michels, Storia del marxismo in Italia, op. cit., p. 102.
8. Ivi, p. 101.
9. Si veda lo scritto molto diffuso di Enrico Ferri, Socialismo e scienza positiva. Darwin, Spencer, Marx, Casa Editrice Italiana, Roma 1894. Nella sua prefazione l’autore italiano affermava: “io intendo provare come il socialismo Marxista (…) non sia che il completamento pratico e fecondo, nella vita sociale, di quella moderna rivoluzione scientifica (…) decisa e disciplinata dalle opere di Carlo Darwin e Erberto Spencer”.
10. Cfr. Gnocchi Viani, Il socialismo moderno, Casa di pubblicità Luigi Pugni, Milano 1886. In proposito si veda la critica a Gnocchi Viani di Roberto Michels, Storia critica del movimento socialista italiano. Dagli inizi fino al 1911 , Società An. Editrice “La voce”, Firenze 1926, p. 136.
11. A mo’ di esempio si veda la lettera della «Associazione democratica di Macerata» a Marx del 22-XII-1871. Questa organizzazione propose Marx come “triunviro onorario insieme ai cittadini Giuseppe Garibaldi e Giuseppe Mazzini”, in Del Bo (a cura di), op. cit., p. 166. Nel riportare la notizia a Wilhelm Liebknecht, il 2-I-1872, Engels scrisse: “Una società di Macerata nella Romagna ha nominato come suoi 3 presidenti onorari: Garibaldi, Marx e Mazzini. Questa confusione rispecchia fedelmente lo stato dell’opinione pubblica tra gli operai italiani. Manca solo Bakunin per completare il quadro”, MEW 33, Dietz Verlag, Berlin 1966, p. 368.
12. Cfr. Roberto Michels, Storia del marxismo in Italia, op. cit., p. 101, che afferma come “agli occhi di molti lo Schäffle passò per il più autentico di tutti i marxisti”.
13. Cfr. Paolo Favilli, Storia del marxismo italiano. Dalle origini alla grande guerra , FrancoAngeli, Milano 2000 (1996), p. 50. Sui congressi della «Internazionale» italiana si veda Gastone Manacorda, Il movimento operaio italiano attraverso i suoi congressi, Editori Riuniti, Roma 1992 (1963), in particolare pp. 51-95.
14. Cfr. Paolo Favilli, Storia del marxismo italiano. Dalle origini alla grande guerra , op. cit., p. 45.
15. Ivi, p. 42.
16. Ivi, pp. 59-61.
17. Cfr. Tullio Martello a Karl Marx, 5-I-1883, in Giuseppe del Bo (a cura di), Corrispondenze con italiani, op. cit., p. 294.
18. Cfr. Filippo Turati a Friedrich Engels, 1-VI-1893, Ivi, pp. 479-480.
19. Cfr. Roberto Michels, Storia critica del movimento socialista italiano. Dagli inizi fino al 1911 , op. cit., p. 135, che afferma come, in Italia, il marxismo non scaturì, “nella quasi totalità dei suoi adepti, da una profonda conoscenza delle opere scientifiche del maestro, ma da contatti presi lì per lì con qualche suo scrittarello politico e qualche (non suo) riassunto d’economia e spesso, quel che era peggio, attraverso i suoi epigoni della socialdemocrazia tedesca”.
20. Cfr. Antonio Labriola,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filosofia, in Scritti filosofici e politici, (a cura di Franco Sbarberi), Einaudi, Torino 1973, p. 731, che affermava come “molti di quelli che in Italia si danno al socialismo, e non da semplici agitatori, conferenzieri e candidati, sentono che è impossibile di farsene una persuasione scientifica, se non riallacciandolo per qualche via o tramite alla rimanente concezione genetica delle cose, che sta più o meno in fondo a tutte le scienze. Di qui la manía che è in molti, di cacciar dentro al socialismo tutta quella rimanente scienza di cui più o meno essi dispongono”.
21. Cfr. Gian Mario Bravo, Marx e il marxismo nella prima sinistra italiana, op. cit., p. 103.
22. Cfr. Roberto Michels, Storia del marxismo in Italia, op. cit., p. 99.
23. Cfr. Benedetto Croce, Storia d’Italia dal 1871 al 1915, Laterza, Bari 1967, pp. 146 e 148.
24. Friedrich Engels – Karl Marx,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MEW 4, p. 461.
25. Cfr. Friedrich Engels a Karl Marx, 25-IV-1848, MEGA² III/2, p. 153.
26. Cfr. Karl Marx, Herr Vogt, MEGA² I/18, p. 107.
27. Per la bibliografia e la storia delle edizioni de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si veda l’indispensabile Bert Andréas,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de Marx et Engels, Feltrinelli, Milano 1963 e la pregevole pubblicazione del Manifesto a cura delle Edizioni Lotta Comunista, Milano 1998, ricchissima di notizie a riguardo.
28. Vito Cusumano, Le scuole economiche della Germania in rapporto alla questione sociale , Giuseppe Marghieri Editore, Prato 1875, p. 278.
29. In «La Plebe», Milano, Aprile 1883, Nr. 4.
30. Dall’Enza: Carlo Marx e il socialismo scientifico e razionale, in «Gazzetta Piemontese», Torino, 22-III-1883.
31. Cfr. Bert Andréas, op. cit., p. 145.
32. Friedrich Engels a Pasquale Martignetti, 2-IV-1891, in MEW 38, Dietz Verlag, Berlin 1964, p. 72.
33. In «Lotta di classe», Milano, Anno I, Nr. 8, 17/18-IX-1892.
34. Cfr. Michele A. Cortellazzo, La diffusione del Manifesto in Italia alla fine dell’Ottocento e la traduzione di Labriola , in «Cultura Neolatina», 1981, Nr. 1-2, p. 98, che afferma: «il 1892 è lo spartiacque che divide l’insieme delle traduzioni ottocentesche del Manifesto in due campi ben distinti: al di là di quell’anno stanno le traduzioni approssimative, lacunose e largamente debitrici alle versioni straniere, più importanti per il loro valore di primi documenti della diffusione del testo in Italia che per la qualità della traduzione; al di qua la traduzioni complete e scrupolose che, anche per la loro tiratura, influirono decisamente sulla diffusione del marxismo in Italia».
35. Carlo Marx – Friedrich Engels, I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Uffici della Critica Sociale, Milano 1893, p. 2.
36. Cfr. Gaetano Arfé, Storia del socialismo italiano (1892-1926), Mondadori, Milano 1977, p. 70.
37. Filippo Turati ad Achille Loria, 26-XII-1890, in «Appendice» a Paolo Favilli, Il socialismo italiano e la teoria economica di Marx (1892-1902) , Bibliopolis, Napoli 1980, pp. 181-182.
38. Friedrich Engels, Vorwort a Karl Marx, Das Kapital. Dritter Band, MEGA II/15, p. 21.
39. Benedetto Croce, Materialismo storico ed economia marxistica, Bibliopolis, Napoli 2001, p. 65.
40. Friedrich Engels, op. cit., p. 21.
41. Benedetto Croce, Materialismo storico ed economia marxistica, op. cit., p. 65.
42. Cfr. Antonio Labriola a Benedetto Croce, 25-V-1895, in Benedetto Croce, Materialismo storico ed economia marxistica, op. cit., p. 269. In proposito si veda anche Mario Tronti, Tra materialismo dialettico e filosofia della prassi – Gramsci e Labriola , in Alberto Caracciolo – Gianni Scalia (a cura di), La città futura. Saggi sulla figura e il pensiero di Antonio Gramsci , Feltrinelli, Milano 1959, p. 148.
43. “Tutto molto bene, solo qualche piccolo errore di fatto e all’inizio uno stile un pò troppo erudito. Sono molto curioso di vedere il resto”, in Friedrich Engels a Antonio Labriola, 8-VII-1895, MEW 39, Dietz Verlag, Berlin 1968, p. 498.
44. Cfr. Antonio Labriola,In memoria del Manifesto dei comunisti, in Scritti filosofici e politici, op. cit., p. 507.
45. Ivi, p. 503.
46. Ivi, p. 493.
47. Ivi, pp. 524-525.
48. Cfr. Eugenio Garin, Antonio Labriola e i saggi sul materialismo storico, in Antonio Labriola, La concezione materialistica della storia, Laterza, Bari 1965, p. XLVI.
49. Vladimir Illich Lenin, Karl Marx, in Opere, Volume XXI, p. 76.
50. In proposito si veda il saggio di Benedetto Croce, Come nacque e come morì il marxismo teorico in Italia (1895-1900) , in Benedetto Croce, Materialismo storico ed economia marxistica, op. cit., pp. 265-305.
51. Cfr. Francesco Saverio Merlino, L’utopia collettivista e la crisi del socialismo scientifico , Treves, Milano 1897; Francesco Saverio Merlino, Pro e contro il socialismo. Esposizione critica dei principi e dei sistemi socialisti , Treves, Milano 1897.
52. Cfr. Antonio Graziadei, La produzione capitalistica, Bocca, Torino 1899.
53. Cfr. Roberto Michels, Storia del marxismo in Italia, op. cit., p. 120.
54. La frase fu pronunciata da Giolitti in parlamento l’8 aprile del 1911. Si vedano gli Atti parlamentari, Camera dei Deputati, Sessione 1909-1913, Vol. XI, p. 13717. In proposito si veda Enzo Santarelli, La revisione del marxismo in Italia. Studi di critica storica , Feltrinelli, Milano 1964, pp. 131-132.
55. Cfr. Rodolfo Mondolfo, Umanismo di Marx. Studi filosofici 1908-1966, Einaudi, Torino 1968.
56. Cfr. Antonio Gramsci, La costruzione del partito comunista (1923-1926), Einaudi, Torino, 1978, pp. 475-476.
57. Le modifiche alla versione di Bettini contenute in questa nuova edizione furono un vero e proprio tentativo di deformazione e soppressione di alcune parti del testo, per renderlo meno pericolo e più consono all’ideologia fascista. In proposito cfr. Franco Cagnetta, Le traduzioni italiane de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 in «Quaderni di Rinascita», N. 1, Il 1848, Rinascita, Roma 1949, pp. 28-29.
58. Cfr. Enzo Santarelli, La revisione del marxismo in Italia, op. cit., p. 23.
59. La cronologia delle edizioni degli scritti maggiori di Marx ed Engels fino alla pubblicazione del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è la seguente: 1871. Karl Marx,La guerra civile in Francia; 1873. Friedrich Engels,Dell’autorità; 1873. Karl Marx, Dell’indifferenza in materia politica; 1879. Carlo Cafiero, Il capitale di Carlo Marx brevemente compendiato da Carlo Cafiero ; 1882-84. Karl Marx, Il capitale; 1883. Friedrich Engels, L’evoluzione del socialismo dall’utopia alla scienza; 1885. Friedrich Engels, L’origine della famiglia, della proprietà privata e dello Stato ; 1889.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traduzione Bissolati); 1891.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traduzione Gori); 1892.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traduzione Bett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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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ja Marxin uudelleen löytäminen

Vaikka Marxin kuolemaa tuskin huomioitiin, kantautui hänen maineensa silti nopeasti niin laajalle, ettei historiasta juuri löydy vastaavaa. Marxin nimi oli pian yhtä lailla Detroitin ja Chicagon työläisten kuin Kalkutassa ensimmäisten intialaisten sosialistien huulilla. Hänen muotokuvansa oli seinän peittävänä taustakuvana Moskovassa bolševikkien pitäessä kokoustaan vallankumouksen jälkeen. Hänen ajattelunsa inspiroi työväenliikkeen kaikkien poliittisten ja ammatillisten järjestöjen ohjelmia ja sääntöjä aina Euroopasta Shanghaihin saakka.

Marxin ajatukset ovat muuttaneet filosofiaa, historiaa ja taloustiedettä peruuttamattomalla tavalla. Huolimatta teostensa laajasta levikistä ja siitä, että hänen teoriansa saivat vakiintuneen aseman – ne muuntuivat 1900-luvulla jopa hallitseviksi ideologioiksi ja valtiollisiksi opinkappaleiksi huomattavassa osassa maailmaa – Marxin teosten lyhentämätöntä tieteellistä kokonaiseditiota ei silti ole saatu aikaan.

Pääsyynä tähän erikoiseen tilanteeseen on pitkälti Marxin tuotannon melkoinen keskeneräisyys. Lukuun ottamatta sanomalehtiartikkeleita, jotka hän laati vuosina 1848−1862 ja joista useimmat julkaistiin New York Tribunessa, tuon ajan yhdessä tärkeimmistä sanomalehdistä maailmassa, hän julkaisi varsin vähän verrattuna keskeneräisiksi jääneiden teosten määrään ja suorittamaansa mittavaan tutkimustyöhön. Kun Karl Kautsky vuonna 1881, siis Marxin elämän viimeisinä vuosina, tiedusteli mahdollisuutta koottujen teosten julkaisemiseen, Marx vastasi: »Ensinnäkin ne pitäisi saada kirjoitetuksi.»1

Marx jätti jälkeensä paljon enemmän käsikirjoituksia kuin mitä julkaisi. Toisin kuin yleensä uskotaan, hänen tuotantonsa oli fragmentaarista, toisinaan jopa ristiriitaista, mikä kertoo sen yhdestä erityispiirteestä: keskeneräisyydestä. Säälimätön itsekriittisyys teki hänelle mahdottomaksi saattaa loppuun monia jo aloitettuja töitä. Jatkuva köyhyys ja pysyvästi heikko terveys piinasivat häntä kautta elämän, ja hänen ehtymätön tiedonhalunsa, joka ei heikentynyt vuosien saatossa, johti häntä toistuvasti uusien tutkimusten pariin. Kaiken lisäksi Marx koki viimeisinä vuosinaan yhä vaikeammaksi rajata historian monimutkaisuus johonkin yhteen teoreettiseen projektiin, joten keskeneräisyys oli hänen pysyvänä kumppaninaan. Se leimasi koko hänen intellektuaalista tuotantoaan ja elämäänsä. Uutta järjestelmää, »marxismia», luotaessa kuitenkin sivuutettiin Marxin jäämistön fragmentaarinen luonne sekä hänen luontainen haluttomuutensa luoda mitään systemaattista oppia.

Marx ja marxismi: keskeneräisyys vs. systematisointi
Marxin kuoleman (1883) jälkeen Friedrich Engels ryhtyi ensimmäisenä perin vaikeaan tehtävään päättäessään toimittaa ystävänsä kirjallisen jäämistön. Hankaluus johtui materiaalin hajanaisuudesta, kielen hämäryydestä ja käsinkirjoitetun tekstin heikosta luettavuudesta. Engels keskittyi toimitustyössään Marxin alkuperäisten, keskeneräisten tekstien rekonstruktioon ja julkaisukelpoisten osien toimittamiseen. Lisäksi hän julkaisi uudelleen ja käänsi jo tunnettuja Marxin tekstejä.

Joitakin poikkeuksia lukuun ottamatta – kuten Feuerbachteesien toimittaminen vuonna 1888 teoksen Ludwig Feuerbach ja klassisen saksalaisen filosofian loppu liitteeksi ja vuonna 1891 ilmestynyt Gothan ohjelman arvostelua – Engels keskittyi lähes yksinomaan Pääoman toimitustyöhön saattaakseen loppuun teoksen, josta vain ensimmäinen osa julkaistiin ennen Marxin kuolemaa. Tämä hanke kesti yli kymmenen vuotta, sillä Engelsin selkeänä päämääränä oli saada koostettua se »yhtenäisenä ja mahdollisimman kokonaisena teoksena».2 Toimittaessaan Pääoman toista ja kolmatta osaa Engels joutui tekemään paljon enemmän kuin vain rekonstruoimaan Marxin alkuperäisten käsikirjoitusten syntyjärjestyksen. Engels nimittäin pyrki laatimaan yhtenäisen kokonaisuuden, mikä onnistui vain käyttämällä käsikirjoitusten erilaisia keskeneräisiä versioita (itse asiassa aidosti erilaisia muunnelmia). Tämän toimitustyön tuloksena Engels lähetti Pääoman toisen ja kolmannen osan käsikirjoituksen kustantajalle täysin toimitetussa lopullisessa muodossa.

Kuitenkin jo tätä ennen Engels oli omilla kirjoituksillaan edistänyt teoreettista systematisointiprosessia. Vuonna 1879 ilmestyi Anti-Dühring, jonka Engels määritteli »enemmän tai vähemmän yhtenäiseksi esitykseksi Marxin ja minun edustamasta dialektisesta metodista ja kommunistisesta maailmankatsomuksesta».3 Teoksesta tuli keskeinen viitekehys »marxismin» muodostuessa systeemiksi ja erottautuessa siitä monenkirjavasta sosialismista, joka tuolloin oli jo laajalle levinnyt. Kirjasella Sosialismin kehitys utopiasta tieteeksi (1880) oli vieläkin suurempi merkitys. Se oli popularisointitarkoituksessa tehty uudelleenmuokkaus edellisen teoksen kolmesta luvusta, ja ilmestyttyään se saavutti suosion, joka oli verrattavissa Kommunistisen puolueen manifestiin.

Engels erosi selvästi saksalaisen sosialidemokratian seuraavasta sukupolvesta siinä, että hänen suorittamansa popularisointi liittyi avoimeen polemiikkiin yksinkertaistettuja, maailmaa syleileviä yleisesityksiä vastaan. Toisaalta Engelsin nojautuminen luonnontieteisiin avasi tietä evolutionistiselle sosiaalidarwinismille, joka pian saikin kannatusta työväenliikkeessä.

Marxin ajattelu oli ristiriidassa 1800-luvun lopun Euroopan kulttuurisen ilmapiirin kanssa. Sitä leimasi ennennäkemättömällä tavalla erilaisten systeemien osakseen saama suosio ja ennen muuta darwinismi. Näihin haasteisiin vastatessaan marxismi, josta oli varhaiskypsästi tullut ortodoksiaa Kautskyn johtaman Die Neue Zeitin sivuilla, sopeutui pian vallitsevaan ilmapiiriin.

Ratkaisevana seikkana Marxin työn muuntumisessa systeemiksi olivat ne muodot, joissa sitä levitettiin. Etusijan saivat erilaiset yhteenvedot ja tiivistelmät, jollaisia hänen teksteistään julkaistiin huokeina painoksina. Alkoi myös näkyä merkkejä eräiden Marxin teosten poliittisesti tarkoituksenmukaisesta käytöstä ja toimittajien tekemistä muutoksista. Tämä käytäntö oli osin seurausta Marxin kirjallisen jäämistön epämääräisyydestä, mutta samalla Marxin kirjoituksia alettiin myös enenevässä määrin »toimittaa». Populaarien johdatusten julkaiseminen oli tärkeä tapa levittää Marxin ajattelua, ja se oli varmasti tehokas propagandaväline mutta johti myös melkoisiin poikkeamiin hänen alkuperäisistä näkemyksistään. Kun Marxin monimutkainen ja keskeneräinen tuotanto naitettiin positivismin kanssa, jotta kyettäisiin vastaamaan proletaarisen puolueen käytännön tarpeisiin, oli lopputuloksena teoreettisesti köyhtynyt ja vulgarisoitu versio alkuperäisestä.4 Marxin alun perin harjoittamasta kritiikistä oli tullut »maailmankatsomusta».

Näiden prosessien myötä kehkeytyi erityinen kaavamainen oppi, jossa Marxin evolutionistinen tulkinta muokattiin taloudelliseksi determinismiksi: tuloksena oli Toisen internationaalin kauden (1889−1914) marxismi. Sitä ohjasi tiukka, joskin naiivi vakaumus historian automaattisesta edistysprosessista, jonka seurauksena kapitalismi väistämättä korvautuisi sosialismilla. Tämä oppi osoittautui kykenemättömäksi ymmärtämään aikansa kehityspiirteitä. Katkaistessaan välttämättömän yhteyden vallankumoukselliseen käytäntöön se tuotti eräänlaisen fatalistisen odotustilan, joka edisti vallitsevan järjestyksen vakautta.5

Teesiä porvarillis-kapitalistisen yhteiskunnan lähestyvästä lopusta edusti romahdusteoria (Zusammenbruchstheorie), joka näytti saavan vahvaa tukea vuodesta 1873 alkaneesta ja parikymmentä vuotta jatkuneesta talouden suuresta lamakaudesta. Tämän teorian julistettiin olevan tieteellisen sosialismin varsinainen olemus. Marxin tarkoituksena oli luonnehtia kapitalismin dynaamisia periaatteita ja kuvata niihin sisältyviä kehitystendenssejä,6 mutta hänen analyysinsa muunnettiin yleispäteviksi historian laeiksi, joista oli mahdollista johtaa jopa yksityiskohtaisia tapahtumakulkuja.

Ajatus ristiriitojensa kanssa kuolinkamppailua käyvästä ja vääjäämättä romahtavasta kapitalismista oli mukana myös Saksan sosiaalidemokraattien ensimmäisessä täysin »marxilaisessa» vuoden 1891 Erfurtin puolueohjelmassa. Sen teoreettisena perustana oli Kautskyn mukaan se, että »[l]akkaamaton taloudellinen kehitys saattaa luonnonlain välttämättömyydellä kapitalistisen tuotantotavan vararikkoon. Uuden yhteiskuntamuodon luominen vallitsevan sijaan ei ole enää ainoastaan toivottava, vaan se on tullut välttämättömäksi».7 Kautskyn jyrkät sanankäänteet kuvaavat selkeästi tuon aikakauden rajoittunutta näkemystä, jossa oli etäännytty jo varsin kauaksi inspiraation lähteenä olleesta Marxista.

Myös Eduard Bernstein, joka otti etäisyyttä tuon aikakauden vallitseviin tulkintoihin näkemällä sosialismin mahdollisuutena eikä väistämättömyytenä, luki Marxia yhtä nurinkurisesti, joten hänen lukutapansa ei tässä suhteessa poikennut muista tuon aikakauden lukutavoista. Niinpä myös laajan Bernstein-debatin myötä Marxin ajattelusta levisi erheellinen ja kapea käsitys.

Venäläinen marxismi, jolla oli 1900-luvulla keskeinen tehtävä Marxin ajattelun popularisoinnissa, seurasi tätä systematisoinnin ja vulgarisoinnin perinnettä vieläkin tiukemmin. Sen tärkein pioneeri Georgi Plehanov totesi marxismin olevan »kokonainen maailmankatsomus». Tämän yksinkertaisen monismin mukaan yhteiskunnan ylärakenteen muutos etenee samaa tahtia taloudellisten muutosten kanssa.8 Positivistinen paradigma oli taas päässyt niskan päälle.

Huolimatta noiden vuosien jyrkistä ideologisista konflikteista monet Toiselle internationaalille ominaisista teoreettisista aineksista siirtyivät perintönä Kolmanteen internationaaliin. Tämä jatkuvuus ilmeni selvästi Nikolai Buharinin vuonna 1921 julkaisemassa kirjassa Teorija istoritšeskogo materializma, jonka mukaan »luonnossa ja historiassa vallitsee tietty sään- nönmukaisuus, kiinteä luonnonlaki. Tämän luonnonlain määrittäminen on tieteen ensimmäinen tehtävä».9 Tällainen sosiaalinen determinismi keskittyi täysin tuotantovoimien kehitykseen ja synnytti opin, jonka mukaan niiden »syiden moninaisuus, joiden toiminta tuntuu yhteiskunnassa, ei ole vähimmässäkään määrin ristiriidassa sen kanssa, että on olemassa yksi sosiaalisen evoluution laki».10

Marxismi-leninismin konstruoinnin myötä Marxin ajattelun korruptointi sai lopullisen ilmauksensa. Kun sillä ei enää ollut tehtävää toiminnan ohjenuorana, teoria muuttui sen jälkikäteiseksi oikeuttamiseksi. Näin saavutettiin vaihe, josta ei ollut paluuta: diamat eli »marxilais-leniniläisen puolueen maailmankatsomus». Stalinin laajalle levinnyt kirjanen Dialektisesta ja historiallisesta materialismista vuodelta 1938 määritti tämän doktriinin olennaiset elementit: kollektiivisen elämän ilmiöitä säätelevä »yhteiskunnan lainmukainen kehitys» on »tiedottavissa» ja »yhteiskunnan historiasta tulee yhteiskunnan lainmukainen kehitys, ja yhteiskunnan historian tutkiminen muuttuu tieteeksi». Tämä tarkoittaa, että »[t]iede yhteiskunnan historiasta voi siis, huolimatta yhteiskuntaelämän ilmiöiden kaikesta monimutkaisuudesta, tulla samanlaiseksi täsmälliseksi tieteeksi kuin, sanokaamme, biologia, se voi tulla kykeneväksi käyttämään yhteiskunnan kehityslakeja käytännöllistä soveltamista varten», ja siten proletariaatin puolueen tehtävänä on perustaa toimintansa näille laeille.11 Tällä tavoin käsitteitä »tieteellinen» ja »tiede» koskeva väärinkäsitys saavutti huippunsa. Marxin metodin tieteellisyys perustui tunnontarkkoihin ja johdonmukaisiin teoreettisiin kriteereihin, mutta ne korvattiin luonnontieteiden menetelmillä, joissa ei kiinnitetty huomiota ristiriitoihin. Näin vahvistettiin taikauskoa historian lakien objektiivisuudesta eli siitä, että ne toimisivat luonnonlakien tapaan riippumatta ihmisten tahdosta.

Ideologinen katekismus mahdollisti kaavamaisen ja tiukan dogmatismin levittämisen. Marxilais-leniniläinen ortodoksia saneli järkkymättömän monismin, jonka ansiosta Marxin kirjoituksiin suhtauduttiin nurinkurisella tavalla. Toki neuvostovallankumouksen myötä marxismi levisi sellaisille maantieteellisille alueille ja sellaisiin yhteiskuntaluokkiin, joihin sillä ei aiemmin ollut kosketusta. Silti jälleen kerran Marxin tekstien sijaan maailmalle levisivät lähinnä puoluekäsikirjat ja erilaiset »marxilaiset» oppikirjat. Lisäksi eräiden tekstien sensurointi lisääntyi ja joitakin toisia tekstejä paloiteltiin ja manipuloitiin: niistä kasattiin johonkin tiettyyn tarkoitukseen sopivia sitaattikokoelmia. Ennalta määrättyjen tavoitteiden sanelemina tekstejä käsiteltiin samalla tavoin kuin Prokrustes uhrejaan: liian pitkiä lyhennettiin, liian lyhyitä venytettiin.

Epäilemättä on perin vaikeaa tasapainoilla eri vaateiden välillä: yhtäältä levittää ajattelua laajalle ilman että kaavamaistaisi sitä, popularisoida sitä köyhdyttämättä sitä teoreettisesti. Nämä vaikeudet korostuvat erityisesti käsiteltäessä Marxin kriittistä ja tarkoituksella epäsystemaattista ajattelua.

Marxia tulkittiin erilaisten vaihtuvien poliittisten tarkoitusperien mukaisesti, hänet samastettiin niihin ja käytettiin väärin niiden nimissä. Hänen alun perin kriittistä teoriaansa käytettiin kuin raamatunlauseiden kokoelmaa, ja tämä tulkintatyyli synnytti uskomattoman paradoksin. Unohtamalla hänen varoituksensa, että hän ei kirjoita »ruokareseptejä […] tulevaisuuden kuppilaa varten»,12 Marxin seuraajat tekivät hänestä väärin perustein uuden yhteiskuntajärjestelmän isähahmon. Näin hänestä, tarkkanäköisestä kriitikosta, joka ei koskaan ollut tyytyväinen omiin johtopäätöksiinsä, tehtiin yksioikoisen oikeaoppisuuden lähde.

Materialistisen historiankäsityksen puolestapuhuja irrotettiin historiallisesta yhteydestään enemmän kuin kukaan toinen kirjoittaja. Vaikka Marx oli vakuuttunut siitä, että »työväenluokan on itsensä hankittava vapautus työväenluokalle»,13 hänet valjastettiin ideologiaan, joka korosti poliittisten etujoukkojen ja puolueen ensisijaisuutta luokkatietoisuuden julistajina ja vallankumouksen johtajina. Marx kannatti ajatusta, että inhimillisten kykyjen kypsymisen perusedellytyksenä oli työpäivän lyhentäminen, mutta hänen ajattelunsa samastettiin stahanovilaiseen tehotuotantouskoon. Hän oli vakuuttunut valtion poistamisen tarpeellisuudesta, mutta hänet samastettiin sen vartiomieheksi. Harvat ajattelijat ovat Marxin lailla olleet kiinnostuneita ihmisen yksilöllisyyden vapaasta kehityksestä. Hän korosti − vastoin porvarillista oikeutta, joka kätkee yhteiskunnalliset eriarvoisuudet ja erot pelkän oikeudellisen tasa-arvon taakse − että »oikeuden tulee pikemminkin olla erot huomioon ottava eikä yhtäläinen».14 Kuitenkin Marx liitettiin näkemykseen, joka neutralisoi yhteiskuntaelämän rikkaan kollektiivisen ulottuvuuden standardoiduksi homogeenisuudeksi. Marxin kriittisen tuotannon keskeneräinen luonne ohitettiin – sen tilalle tuli paine hänen ajattelunsa systematisointiin; jäljittelijät vääristelivät hänen ajatteluaan, kunnes se kääntyi vastakohdakseen.

Marxin ja Engelsin julkaisemistyön vaiheikkaat käänteet
»Lukiko kukaan läheisiä ystäviä ja oppilaita lukuun ottamatta koskaan Marxin ja Engelsin kirjoituksia kokonaisuudessaan?» kysyi Antonio Labriola vuonna 1897 (tarkoittaen siis silloin tunnettuja töitä). Hänen johtopäätöksensä olivat yksiselitteiset: »Tieteellisen sosialismin perustajien kaikkien kirjoitusten lukeminen näyttää tähän saakka olleen harvojen valittujen etuoikeus»; »historiallista materialismia» oli propagoitu »rajattomalla määrällä monimielisyyksiä, väärinkäsityksiä, groteskeja korjailuja, outoja peittelyjä ja perusteettomia keksintöjä.»15

Itse asiassa historiallinen tutkimus osoitti myöhemmin myytiksi sen käsityksen, että Marxia ja Engelsiä olisi todella luettu.16 Monet tekstit olivat harvinaisia tai vaikeita löytää edes alkukielellä. Labriola esittikin, että ryhdyttäisiin Marxin ja Engelsin kaikkien kirjoitusten kriittisen kokonaisedition julkaisuun. Labriolan mielestä ei tarvittu kokoomateosten antologiaa eikä mitään vakiintuneen kaanonin mukaista valikoimaa. Sen sijaan »kriittisen sosialismin kahden perustajan koko poliittinen ja tieteellinen toiminta, koko kirjallinen tuotanto, jopa satunnainenkin, on annettava lukijoiden käyttöön […] koska ne puhuvat suoraan jokaiselle, joka on niistä kiinnostunut».17 Toista sataa vuotta on kulunut tästä toiveesta, mutta projektia ei ole vieläkään saatu toteutettua.

Kootut teokset eivät tietenkään olisi voineet olla minkään muun kuin Saksan sosialidemokraattisen puolueen hanke: sen hallussa oli Marxin ja Engelsin jäämistö ja sen jäsenistössä oli riittävästi kielellisesti ja teoreettisesti päteviä ihmisiä tähän tehtävään. Kuitenkin sosialidemokratian sisäiset poliittiset ristiriidat johtivat käsikirjoitusten hajautumiseen eri tahoille ja estivät sen, että Marxin laaja jälkeenjäänyt tuotanto olisi saatu julkaistuksi.18 Uskomatonta kyllä, Saksan sosialidemokraattinen puolue jätti Marxin ja Engelsin kirjallisen jäämistön täysin hunningolle.19

Kukaan sen teoreetikoista ei ryhtynyt inventoimaan kahden perustajan intellektuaalista perintöä, eivätkä he myöskään alkaneet kerätä Marxin ja Engelsin mittavaa kirjeenvaihtoa. Koottujen teosten ensimmäinen laitos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alkoi ilmestyä vasta 1920-luvulla David Borisovitš Rjazanovin johdolla. Hän oli Marx-Engels-instituutin johtaja Moskovassa. Tämä hanke ajautui kuitenkin karille. Syynä olivat kansainvälisen työväenliikkeen kokemat jyrkät mullistukset, jotka pikemmin estivät kuin edistivät töiden julkaisua. Stalinin vainot Neuvostoliitossa, jotka kohdistuivat myös projektin tutkijoihin, sekä natsismin nousu Saksassa johtivat pian julkaisuhankkeen keskeytymiseen.20 Marxismin vakiintuminen ja kristallisoiminen dogmaattiseksi oppikokoelmaksi ehti ennen niiden tekstien tunnetuksi tuloa, jotka olisi ehdottomasti pitänyt lukea ymmärtääkseen Marxin ajattelun syntyä ja kehitystä. Vasta ensimmäisen MEGA-projektin tutkijoiden työstämänä julkaistiin sellaisia Marxin töitä kuin Hegelin oikeusfilosofian kritiikkiä vuonna 1927 ja Taloudellisfilosofiset käsikirjoitukset sekä Saksalainen ideologia vuonna 1932. Pääoman toinen ja kolmas osa julkaistiin ikään kuin valmiina töinä, mikä aiheutti myöhemmin monia tulkinnallisia väärinkäsityksiä. Sittemmin vuosina 1939−1941 julkaistiin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li lyhyesti Grundrisse) painoksena, joka levisi vain hyvin rajatusti.

Ensimmäinen venäjänkielinen laitos Sotšinenija (Kootut teokset) julkaistiin 1928−1947. Nimestään huolimatta laitos ei ollut täydellinen, mutta kuitenkin 28-osainen teossarja (33 kirjaa) oli tuona aikana mittavin kooste Marxin ja Engelsin tekstejä. Toinen Sotšinenijan laitos ilmestyi 1955−1966 sisältäen 39 osaa (42 nidettä). Vuosina 1956−1968 julkaistiin DDR:ssä SED:n keskuskomitean aloitteesta 41-osainen koottujen teosten laitos Marx-Engels Werke (MEW). Tämäkin julkaisu oli kaukana täydellisestä ja sen tasoa heikensi, että se oli varustettu johdannoilla ja viitteillä, jotka neuvostoliittolaisen laitoksen malliin ohjasivat lukijaa marxismi-leninismin ideologian mukaisesti.

Suunnitelma »toisesta» MEGA:sta syntyi 1960-luvulla. Tarkoituksena oli julkaista filologisesti mahdollisimman tarkka editio kahden ajattelijan kaikista töistä varustettuna sellaisella laajalla kriittisellä viiteapparaatilla, joka auttaisi lukijoita arvioimaan alkuperäisten tekstien luonnetta ja sisältöä. Julkaisu alkoi vuonna 1975 mutta se keskeytyi vuoden 1989 tapahtumien johdosta. Vuonna 1990 Amsterdamissa sijaitseva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e ja Trierin Karl Marx-Haus perustivat säätiön 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IMES), jonka tarkoituksena oli jatkaa julkaisemista. Vaivalloisen uudelleenorganisoinnin aikana hyväksyttiin teossarjan tarkistetut toimitusperiaatteet ja kustantajaksi tuli Dietz Verlagin tilalle Akademie Verlag. Teossarjan julkaisu jatkui uudelleen vuonna 1998.

Uusi MEGA: väärinymmärretyn tekijän uusi löytäminen
Vastoin odotuksia lopullisesta unhoon vaipumisestaan on Marx päinvastoin aivan viime vuosina palannut kansainvälisesti tutkijoiden huomion kohteeksi. Marxin ajatusten arvo myönnetään laajalti ja hänen kirjoistaan on pyyhitty pölyt Euroopan, Yhdysvaltain ja Japanin kirjastoissa. MEGA-julkaisuhankkeen jatkuminen on tärkeimpiä esimerkkejä tästä uudelleenlöytämisestä. Projektiin osallistuu tutkijoita eri tieteenaloilta ja eri maista, ja se jakautuu neljään osastoon: ensimmäinen sisältää kaikki teokset, artikkelit ja luonnokset lukuun ottamatta Pääomaa; toinen sisältää Pääoman ja sitä edeltävät tutkimukset alkaen vuodesta 1857; kolmas on omistettu kirjeenvaihdolle ja neljäs sisältää muistiinpanot, viitteet ja kirjoihin tehdyt reunahuomautukset. Suunnitelluista 114 osasta on julkaistu jo 55 (näistä 15 vuoden 1998 uuden alun jälkeen), ja jokainen niistä koostuu kahdesta niteestä: itse tekstistä sekä kommentaariosasta, joka sisältää hakemistot ja runsaasti täsmentäviä viitteitä. Koska suurinta osaa Marxin käsikirjoituksista, laajasta kirjeenvaihdosta ja muistiinpanoista (joita hänellä oli tapana lukiessaan tehdä todella paljon), ei ole koskaan aiemmin julkaistu, MEGA-hankkeen merkitys käy hyvin ymmärrettäväksi.

Uudessa MEGA:ssa on merkittäviä löydöksiä kaikissa neljässä osastossa. Ensimmäisessä osastossa Werke, Artikel und Entwürfe (Teoksia, artikkeleita ja luonnoksia) on julkaistu kaksi täysin uutta nidettä, jotka sisältävät aiemmin tuntematonta materiaalia. Ensimmäinen niistä, Karl Marxin ja Friedrich Engelsin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Januar bis Dezember 1855,21 sisältää 200 artikkelia ja luonnosta. Nämä tekstit Marx ja Engels kirjoittivat vuonna 1855 New York Tribunelle ja Breslaun Neue Oder-Zeitungille. Mukana ovat viimeaikaisen tutkimuksen löytämät 21 uutta tekstiä, jotka oli julkaistu amerikkalaislehdessä anonyymisti. Toinen nide, Friedrich Engelsin Werke, Artikel, Entwürfe. Oktober 1886 bis Februar 1891,22 sisältää osan Engelsin myöhäistuotannon töistä. Niiden joukossa on Rolle der Gewalt in der Geschichte (Väkivallan osuus historiassa) -käsikirjoitus ilman ensimmäisen laitoksen toimittaneen Bernsteinin lisäyksiä. Lisäksi osaan on sisällytetty viestejä työväenliikkeen järjestöille sekä esipuheita aiemmin julkaistujen kirjoitusten ja artikkeleiden uusiin painoksiin. Erityistä mielenkiintoa on kirjoituksella Die auswärtige Politik des russischen Zarentums (Venäjän tsaarinajan ulkopolittiikka), jossa tarkastellaan Venäjän ulkopolitiikkaa 200 vuoden ajalta. Alun perin sen julkaisi Die Neue Zeit, mutta Stalin sensuroi kirjoituksen vuonna 1934. Mukana on myös Kautskyn kanssa kirjoitettu Juristen-Sozialismus. Sen osalta Kautskyn tarkka osuus kirjoitustyössä on nyt selvitetty ensi kertaa.

Lisäksi suuri merkitys on IMES:n uudella julkaisulla Marx-Engels-Jahrbuch, jonka ensimmäinen nide on kokonaan omistettu Saksalaiselle ideologialle. 23 IMES:in julkaisussa nostetaan esiin sellaista uutta tietoa, joka auttaa hahmottamaan Marxin teoreettista kehittelyä, ja sen ansiosta voidaan selkeästi havaita kyseisen käsikirjoituksen epäyhtenäinen luonne. Saksalainen ideologia, jota on tähän saakka pidetty Marxin materialistisen historiankäsityksen kokonaisvaltaisena esityksenä, osoittautuu keskeneräiseksi fragmentiksi.

Uuden MEGA:n toista osastoa »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 (»Pääoma» ja sen esityöt) koskeva tutkimus on keskittynyt viime vuosina Pääoman toiseen ja kolmanteen kirjaan. Vuodesta 1998 lähtien on julkaistu viisi uutta osaa ja enää on julkaisematta pieni määrä käsikirjoituksia, jotta koko osasto olisi valmis.

Nide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eites Buch. Redaktionsmanuskript von Friedrich Engels 1884/1885 sisältää Marxin Pääoman II osan tekstin, jonka Engels laati Marxin vuosina 1865−1881 kirjoittaman seitsemän eripituisen käsikirjoituksen pohjalta. Itse asiassa Engels oli perinyt Marxilta useita erilaisia versioita toisesta osasta muttei mitään ohjeita siitä, mikä niistä tulisi julkaista. Engelsin käsissä oli materiaalia, jossa oli »huolimaton tyyli, tuttavallisia, usein paksunhumoristia sanontoja ja käänteitä, englantilaisia tai ranskalaisia ammattisanoja, usein kokonaisia lauseita, jopa sivujakin englanniksi; ajatukset on merkitty ylös sitä mukaa kuin niitä kehittyi tekijän päässä […] Lukujen lopussa, tekijän kiirehtiessä aloittamaan seuraavaa lukua, oli usein vain muutamia hajanaisia lauseita, joiden tarkoituksena oli osoittaa, että ne oli jätetty jatkokehittelyn varaan».24

Näin ollen toimitukselliset ratkaisut jäivät Engelsin tehtäväksi. Uusimmissa selvityksissä arvioidaan Engelsin tehneen tekstiin noin 5000 toimituksellista muutosta eli paljon enemmän kuin mitä aiemmin oli oletettu. Muutokset koostuvat lukujen lisäyksistä ja poistoista, muutoksista tekstin rakenteessa, otsikoiden lisäyksistä ja käsitteiden korvauksista, eräiden Marxin muotoilujen uudistamisesta tai muista kielistä otettujen sanojen käännösten muutoksista. Engelsin painoon toimittama teksti on uuden teoksen lopussa. Julkaistun aineiston avulla voidaan muun muassa rekonstruoida ja arvioida Engelsin mittavaa Marxin käsikirjoitusten toimitustyötä, koko tuota valikoinnin, yhdistämisen ja korjaamisen prosessia: voidaan havaita, missä Engels teki merkittävimmät muutokset ja missä hän taas kykeni seuraamaan uskollisesti Marxin käsikirjoituksia – joita ei tosiaankaan ollut suunniteltu tutkimustyön viimeiseksi leposijaksi.

Pääoman kolmannen osan,25 jolle Marx ei onnistunut antamaan lähimainkaan lopullista muotoa, julkaisemiseen liittyi vielä huomattavasti monimutkaisempia toimituksellisia ratkaisuja. Esipuheessaan Engels korostaa, kuinka tekstistä »oli olemassa ainoastaan yksi, kaiken lisäksi erittäin katkelmallinen, ensimmäinen luonnos. Kunkin erillisen osaston alut olivat säännöllisesti melko huolellisesti valmisteltuja ja enimmäkseen myös tyylillisesti hiottuja. Mutta mitä pitemmälle edettiin, sitä luonnosmaisemmaksi ja katkelmallisemmaksi käsittely tuli, sitä enemmän siihen sisältyi poikkeamia tutkimuksen kuluessa esiin sukeltaviin sivuseikkoihin, mistä syystä kohdan lopullinen muoto oli jätetty myöhemmän selvityksen varaan».26

Engelsin sitkeä toimitustyö, jolle hän omisti pääosan energiastaan vuosina 1885−1894, muokkasi ajatuksista »kirjattuina statu nascendi (syntymistilassa)»27 ja alustavista merkinnöistä koostuneen luonnosmaisen hahmotelman aivan uudeksi yhtenäiseksi tekstiksi, joka alkoi muistuttaa johdonmukaista ja systemaattista talousteoriaa.

Tämä käy ilmi niteestä Manuskripte und redaktionelle Texte zum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28 Se sisältää Pääoman kolmatta osaa koskevat kuusi viimeisintä käsikirjoitusta, jotka Marx kirjoitti vuosina 1871−1882. Tärkein niistä on pitkä jakso »Lisäarvon asteen ja voittoasteen suhde matemaattisesti kehiteltynä» vuodelta 1875. Tekstit osoittavat selkeästi, millainen oli reitti kohti julkaistua versiota. Teoksen merkittävä ansio on se, että 45 näistä tähän niteeseen sisältyvistä 51 tekstistä julkaistaan nyt ensi kertaa. MEGA:n lähes kokonaan ilmestynyt toinen osasto tarjoaa viimein hyvät perusteet arvioida kriittisesti Marxin alkuperäisten käsikirjoitusten tilaa sekä Engelsin toimitustyön ansioita ja puutteita.

Kolmas osasto Briefwechsel sisältää Marxin ja Engelsin keskinäisen kirjeenvaihdon sekä heidän kirjeenvaihtonsa lukuisten yhteistyökumppanien kanssa. Kirjeiden kokonaismäärä on varsin mittava. Marxin ja Engelsin kirjeitä on löydetty yli 4000 (heidän välisiään kirjeitä 2 500) sekä 10000 muiden osapuolten heille lähettämiä kirjeitä, joista pääosa on ennen julkaisemattomia. Lisäksi on varmaa näyttöä vielä 6000 olemassa olleesta kirjeestä, mutta ne eivät ole säilyneet jälkipolville. Kirjeistä on julkaistu neljä uutta osaa, joiden avulla voimme hahmottaa uudella tavalla Marxin intellektuaalisen elämäkerran keskeisiä vaiheita.

Osassa Briefwechsel Januar 1858 bis August 1859 29 julkaistujen kirjeiden taustalla on vuoden 1857 taloustaantuma, joka herätti Marxissa toivoa vallankumouksellisen liikkeen uudesta noususta vuoden 1848 tappiota seuranneen hiljaiselon jälkeen: »[K]riisi on kaivanut kolojaan kuin vanha kunnon myyrä».30 Tämä odotus innoitti häntä viitoittamaan talousteorian peruslinjoja ennen toivottua, muttei vielä toteutunutta »vedenpaisumusta».31 Juuri tuossa vaiheessa Marx kirjoitti Grundrissen viimeiset vihkoset ja päätti julkaista työnsä pamfletteina.32 Ensimmäisen kesäkuussa 1859 julkaistun vihkosen nimi oli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rxin tätä elämänvaihetta leimasi »perinpohjainen kurjuus»:33 »En usko, että kukaan on koskaan kirjoittanut ’rahasta’ tällaisessa rahanpuutteessa».34 Marx kamppaili epätoivoisesti varmistaakseen, ettei hänen epävakaa toimeentulonsa estäisi häntä jatkamasta tutkimuksiaan: »Minun on pyrittävä päämäärääni hinnalla millä hyvänsä eikä sallia porvarillisen yhteiskunnan muuttaa minua rahantekokoneeksi».35 Silti toinen pamfletti ei koskaan nähnyt päivänvaloa, vaan seuraavan taloustieteellisen teoksen julkaisua piti odottaa vuoteen 1867 saakka, jolloin hän toimitti Pääoman ensimmäisen osan kirjapainoon.

Osat Briefwechsel September 1859 bis Mai 186036 ja Briefwechsel Juni 1860 bis Dezember 186137 sisältävät kirjeenvaihdon, joka liittyy Herr Vogt -julkaisun synnyttäneeseen kiusalliseen juttuun. Kiivaan kiistan Vogtin ja Marxin välillä aiheutti Karl Vogtin vuonna 1859 esittämä syytös, että Marx olisi vuoden 1848 kapinoihin osallistuneita kiristävän ryhmän johtaja. Marxin oli puolustettava mainettaan. Hän ryhtyi vilkkaaseen kirjeenvaihtoon niiden aktivistien kanssa, joihin hänellä oli ollut poliittiset yhteydet vuonna 1848 ja sen jälkeen. Tarkoituksena oli saada heiltä kaikkia mahdollisia aineistoja Vogtista ja tuloksena oli 200 sivun poleeminen pamfletti Herr Vogt.

Yksityisasiat eivät tuohon aikaan sujuneet yhtään paremmin. Taloudellinen tilanne oli masentava ja vuoden 1861 lopulla Marx totesi, että »jos tämä [vuosi] tulee olemaan samanlainen kuin päättyvä, niin omalta osaltani pitäisin helvettiä parempana».38 Marxilla oli myös terveydellisiä ongelmia. Hän joutui lopettamaan työskentelyn useiden viikkojen ajaksi ja »ainoa harrastus, jolla voin ylläpitää tarvittavaa sielunrauhaa, on matematiikka».39 Matematiikka olikin yksi hänen elämänsä suurista intellektuaalisista intohimoista. Vuoden 1861 alussa Marxin kuntoa heikensi maksatulehdus ja hän kirjoitti Engelsille: »Minä kärsin kuin Job vaikken yhtä jumalanpelkoisena.»40 Lukemista epätoivoisesti kaivaten hän pakeni taas kerran kulttuuriin: »Lievittääkseni tilanteen aiheuttamaa kaikin tavoin kehnoa mielentilaa luen Thukydidestä. Ainakin nämä antiikin kirjailijat pysyvät aina uusina».41 Kuitenkin elokuussa 1861 Marx tarttui ahkerasti työhön. Kesäkuuhun 1863 mennessä hän laati 23 muistivihkoa, joissa oli tekstiä yhteensä 1472 sivun verran. Niihin sisältyi myös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Lisäarvoteorioita). Ensimmäiset viisi muistikirjaa käsittelivät rahan muuttumista pääomaksi, mutta ne jäivät unhoon yli sadaksi vuodeksi; ne julkaistiin venäjäksi vuonna 1973 ja alkuperäiskielellä vuonna 1976.

Pääteemana osassa Briefwechsel Oktober 1864 bis Dezember 186542 on Marxin poliittinen toiminta Kansainvälisessä työväenliitossa, joka perustettiin Lontoossa 28.9.1864. Kirjeet kertovat Marxin toimista järjestön alkuvaiheessa, jolloin hän nousi nopeasti johtavaan asemaan järjestössä. Marx yritti yhdistää erilaiset julkiset velvollisuutensa, jotka 16 vuoden tauon jälkeen veivät taas suuren osan hänen ajastaan, tieteelliseen työhön Pääoman kirjoittamisen parissa. Väittelyä käytiin muun muassa ammatillisen järjestäytymisen tärkeydestä – sen merkitystä hän korosti – vaikka hän samanaikaisesti otti kantaa Lassallea vastaan, kun tämä oli esittänyt osuuskuntien perustamista Preussin valtion rahoituksella; »työväenluokka on vallankumouksellinen tai se ei ole mitään».43 Marx kävi polemiikkia John Westonia vastaan, joka edusti Robert Owenin utopistisosialismia, ja tästä syntyi tekstejä, jotka julkaistiin jälkikäteen vuonna 1898 nimellä Value, Price and Profit (suomennettu nimellä Palkka, hinta ja voitto). Lisäksi tähän osaan sisältyy arvioita Yhdysvaltain sisällissodasta sekä Engelsin pamfletti Die preuss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Preussin sotaväkikysymys ja Saksan työväenpuolue).

Historiallis-kriittisen MEGA-edition esiin tuomat löydökset ovat merkittäviä myös neljännessä osastossa Exzerpte, Notizen, Marginalien. Se sisältää lukuisia Marxin yhteenvetoja ja muistiinpanoja, jotka osaltaan ovat osoitus hänen työnsä mittavuudesta. Yliopistovuosista lähtien hänellä oli tapana kirjoittaa ylös sekä sitaatteja lukemistaan kirjoista että näitä sitaatteja koskevia kommentteja. Marxin jäljiltä löytyy noin 200 tällaista muistikirjaa. Ne auttavat ymmärtämään hänen teoriansa syntyhistoriaa sekä myös teorian niitä osia, joita hänellä ei ollut mahdollista kehittää toivomallaan tavalla. Säilyneet sitaatit kattavat pitkän kauden vuodesta 1838 vuoteen 1882. Niitä on kahdeksalla kielellä – saksa, klassinen kreikka, latina, ranska, englanti, italia, espanja ja venäjä – ja monilta hyvin erilaisilta aloilta. Marx teki muistiinpanoja filosofian, taiteen, uskonnon, politiikan, oikeustieteen, kirjallisuuden, historian, poliittisen taloustieteen, kansainvälisten suhteiden, teknologian, matematiikan, fysiologian, geologian, mineralogian, agronomian, etnologian, kemian ja fysiikan kirjoista sekä myös sanoma- ja aikakauslehtien artikkeleista ja parlamentin asiakirjoista. Muistiinpanoja on lisäksi tilastoista ja julkisten laitosten raporteista – näiden joukossa kuuluisat erityisesti tehdastarkastajien raportteja sisältävät »siniset kirjat», joissa oli hänen työnsä kannalta tärkeitä tutkimuksia. Ne olivat osa Marxin kriittisen teorian rakennustyömaata. Uuden MEGA:n neljäs osasto, jonka on suunniteltu sisältävän 32 osaa, tarjoaa mahdollisuuden tarkastella tätäkin aluetta ensimmäisen kerran.

Viime aikoina on julkaistu neljä uutta nidettä. 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44 sisältää kahdeksan muistikirjan verran sitaatteja, joita Marx keräsi kesästä 1844 joulukuuhun 1845. Ensimmäiset kaksi syntyivät Pariisissa vuonna 1844 heti Taloudellis-filosofisten käsikirjoitusten jälkeen. Toiset kuusi kirjoitettiin seuraavana vuonna Brysselissä, jonne Marx lähti Pariisista karkotuksen jälkeen, ja Englannissa, jossa hän oleskeli heinä- ja elokuussa 1845. Näiden muistikirjojen avulla voi hahmottaa, miten Marx tutustui poliittiseen taloustieteeseen ja miten hän kehitteli ensimmäisiä taloudellisia teorioitaan. Teorian kehittelyä kuvaavat sitaatit Heinrich Storchin ja Pellegrino Rossin taloustieteen käsikirjoista, Pierre Boisguillebertin, herttua James Lauderdalen ja Jean Sismondin teoksista sekä koneiden ja teollisuuden tekniikan osalta Charles Babbagen ja Andrew Uren teoksista. Kun näitä muistikirjoja verrataan tuon aikakauden sekä julkaistuihin että julkaisemattomiin töihin, niiden vaikutus Marxin ajattelun kehittymiseen käy selväksi. Niteeseen sisältyvät myös kuuluisat Feuerbach-teesit. Nämä muistiinpanot kertovat paitsi Marxin kriittisen ajattelun edistymisestä myös sen kompleksisuudesta tuona kiihkeänä työjaksona.

Nide Exzerpte und Notizen September 1853 bis Januar 1855 45 sisältää yhdeksän laajan muistikirjan verran sitaatteja, joita Marx kokosi lähinnä vuoden 1854 aikana. Ne kirjoitettiin samaan aikaan, jolloin hän julkaisi sarjan merkittäviä artikkeleita New York Tribune -lehdessä. Tällaisia ovat esimerkiksi artikkelit Lord Palmerston lokakuusta joulukuuhun 1853 sekä pohdiskelut »vallankumouksellisesta Espanjasta» heinä–joulu-kuussa 1854. Neljä näistä muistikirjoista sisältää muistiinpanoja diplomatian historiasta. Lähteinä toimivat historioitsijat César Famin ja John Francis, saksalainen lakimies ja diplomaatti Georg von Martens, konservatiivipoliitikko David Urquhart,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Levant sekä Hansard’s Parlamentary Debates. Viidessä muussa muistikirjassa lähteinä olivat 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 espanjalainen kirjailija Gaspar Melcher de Jovellanos, espanjalainen kenraali San Miguel ja tämän maanmies Manuel Marliani sekä monia muita. Muistiinpanot koskevat yksinomaan Espanjaa ja kertovat siitä perusteellisuudesta, jolla Marx tarkasteli sosiaalista ja poliittista historiaa sekä kulttuuria. Lisäksi muistiinpanot Augustin Thierryn teoksest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ès du Tiers État ovat erityisen mielenkiintoisia. Kaikki nämä muistiinpanot ovat merkittäviä, sillä ne tuovat esiin Marxin käyttämät lähteet sekä auttavat myös ymmärtämään hänen tapojaan hyödyntää niitä artikkeleissaan.

Marxin suuresta kiinnostuksesta luonnontieteisiin ei ole tähän saakka tiedetty juuri mitään, mutta se tulee esiin osassa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xzerpte und Notizen. Mitte 1877 bis Anfang 1883. 46 Tämä osa sisältää muistiinpanoja orgaanisesta ja epäorgaanisesta kemiasta. Jälleen nousee esiin uusi aspekti hänen työstään. Tämä on erityisen merkittävää siksi, että näiden tutkimusten avulla voidaan torjua useissa elämäkerroissa toistettu virheellinen legenda siitä, että Marx olisi luopunut tutkimuksenteosta elämänsä viimeisen vuosikymmenen aikana, koska oli saanut intellektuaalisen uteliaisuutensa tyydytettyä. Julkaistut muistiinpanot sisältävät kemiallisia kaavoja, sitaatteja kemistien Julius Meyer, Henry Roscoe ja Carl Schorlemmer kirjoista ja muistiinpanoja fysiikasta, fysiologiasta ja geologiasta – tieteenaloilta, jotka kehittyivät huimasti 1800-luvun viimeisen neljänneksen aikana. Nämä muistiinpanot muodostavat eräänlaisen katvealueen Marx-tutkimuksessa; koska muistiinpanot eivät suoraan liity Pääomaan, ne herättävät kiinnostavia kysymyksiä Marxin luonnontieteellisen kiinnostuksen motiiveista.

Jos Marxin käsikirjoitusten julkaisemisen tiellä oli monia vastoinkäymisiä, Marxin ja Engelsin omistamien kirjojen kohtalo oli vielä ikävämpi. Engelsin kuoleman jälkeen ne kaksi kirjastoa, joiden kirjoissa oli kiintoisia reunamerkintöjä ja alleviivauksia, jäivät hunningolle ja niiden kokoelmat hajotettiin niin, että myöhempi pyrkimys koota ja luetteloida teokset osoittautui sangen vaivalloiseksi. MEGA-nide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47 on itse asiassa tulos 75 vuoden tutkimustyöstä. Se koostuu 1 450 kirjan (yhteensä 2 100 nidettä) muodostamasta hakemistosta ja kattaa noin kaksi kolmasosaa Marxin ja Engelsin omistamista kirjoista. Hakemistossa viitataan kaikkiin niihin sivuihin, joihin on tehty merkintöjä. Kyse on ennakkojulkaisusta, joka tullaan myöhemmin yhdistämään laajempaan kokonaisuuteen ja jota täydennetään hakemistolla lopuista kirjoista (tavoitettujen kirjojen kokonaismäärä on 2100 kirjaa yhteensä 3200 niteenä). Reunamerkintöjä on löytynyt 830 tekstisivulta, kaikkiaan sivuja on yhteensä 40000.

Monet Marxin kanssa läheisessä yhteydessä olleet havaitsivat, ettei hän pitänyt kirjoja ylellisyystavaroina vaan työvälineinä. Hän taittoi sivujen kulmia ja teki alleviivauksia. Hän sanoi, että kirjat »ovat minun orjiani ja niiden on toteltava tahtoani».48 Toisaalta hän paneutui kirjoihin äärimmäisellä pieteetillä, ja hän jopa määritteli itsensä »koneeksi, joka on tuomittu ahmimaan niitä passittaakseen ne sitten toisenlaisessa muodossa historian roskatynnyriin».49 Marxin lukemien tekstien sekä hänen niitä koskevien kommenttiensa tuntemus on tärkeä resurssi hahmotettaessa hänen tutkimustyönsä kulkua.50 Siten voidaan myös torjua se marxilais-leniniläinen hagiografia, joka on usein esittänyt Marxin ajattelun äkillisen nerokkaan oivalluksen hedelmänä eikä edeltäjien ja aikalaisten tarjoamien teoreettisten ainesten työstämisenä, mistä todellisuudessa oli kyse.

Millaista uutta Marx-käsitystä MEGA:n historiallis-kriittinen editio pohjustaa? Varmastikin kyseessä on erilainen Marx-kuva kuin se, joka niin kannattajilla kuin vastustajilla oli pitkään. Syinä tähän paradoksiin ovat olleet Marxin tekstien leviämisen vitkainen prosessi ja niiden valikoiva julkaiseminen, niitä luonnehtiva keskeneräisyys, jäljittelijöiden työn kehnous, tekstien tendenssimäinen lukeminen − ja näitäkin enemmän niiden lukematta jättäminen. Karl Marx on väärinymmärretty teoreetikko sekä perusteellisen ja monesti toistuneen väärinymmärryksen uhri.51 Itäisen Euroopan toreilla kohonneet patsaat esittivät hänet tietä tulevaisuuteen dogmaattisella varmuudella viitoittaneena hahmona. Nykyisin me voimme tunnistaa teoreetikon, jonka teksteistä suuri osa jäi keskeneräisiksi, koska hän kuolemaansa asti omistautui teesiensä pätevyyden vahvistavien lisätutkimusten tekemiseen. »Uudelleen löydetty Marx» paljastaa äärimmäisen kiinnostavan ja monimuotoisen ajattelijan, joka kaikessa rikkaudessaan asettaa haasteita tulevalle Marx-tutkimukselle.

Marx, tuo »kuollut koira»
Teoreettisista konflikteista tai poliittisista tapahtumista johtuen kiinnostus Marxin työhön ei ole koskaan ollut vakaata. Se on alusta alkaen kokenut myös taantumavaiheita. Kritiikit Marxin ajatuksia kohtaan – alkaen »marxismin kriisistä» Toisen internationaalin hajoamiseen, lisäarvoteorian puutteita koskevista keskusteluista aina neuvostokommunismin tragediaan – näyttävät jatkuvasti jääneen jälkeen hänen alkuperäisen ajattelunsa käsitteellisestä horisontista. Toisaalta aina on kuitenkin esiintynyt »paluuta Marxiin». Nyt on taas havaittavissa lisääntynyttä tarvetta kytkeytyä häneen ajatuksiinsa. Se ilmenee aina taloustieteen kritiikistä vieraantumisen pohdintoihin ja loistavaan poliittiseen polemiikkiin saakka. Marxin tekstit herättävät yhä vastustamatonta kiinnostusta niin kannattajissa kuin vastustajissakin. Viime vuosisadan lopulla yksimielisesti kadonneeksi julistettu Marx on palannut historian näyttämölle.

Instrumentum regni -funktiostaan ja marxismi-leninismin kahleista vapautunutta Marxin työtä sovelletaan uusille tiedon aloille ja luetaan taas kautta maailman. Vaikkei Marxia voida enää samastaa siihen kivestä hakattuun sfinksiin jollaisena hän esiintyi 1900-luvun »reaalisosialismissa», niin yhtä erheellistä olisi uskoa, että hänen teoreettinen ja poliittinen perintönsä olisi rajattavissa sellaiseen menneisyyteen, jolla ei olisi mitään annettavaa nykykonfliktien analyysiin. Marx ei ole muumioitunut klassikko vailla nykyrelevanssia eikä suljettavissa pelkän akateemisen puuhastelun piiriin.

Lisääntynyt kiinnostus Marxiin ylittää pienten tutkijapiirien rajat. Marxin uusi löytäminen perustuu hänen kykyynsä selittää nykyisyyttä: hänen ajattelunsa säilyy välttämättömänä apuna sen ymmärtämisessä ja muuttamisessa. Kun on kohdattu kapitalistisen yhteiskunnan kriisi ja sen syvät ristiriidat, voidaan uudella tavalla kohdata se tiedemies, joka vuoden 1989 jälkeen turhan pikaisesti sysättiin syrjään. Jacques Derridan vielä muutama vuosi sitten provokaatiolta vaikuttanut ajatus, että »on virhe jättää lukematta ja uudelleenlukematta Marxia ja vaieta hänestä»,52 on tullut yhä hyväksytymmäksi. Kommunistisesta manifestista julkaistiin kymmenittäin uusia painoksia maailman eri puolilla vuonna 1998, jolloin tuli kuluneeksi 150 vuotta teoksen ilmestymisestä. Teosta ei juhlittu vain historian luetuimpana poliittisena tekstinä vaan myös loisteliaana arviona kapitalismin kehitystendensseistä.53 Yhdysvaltojen finanssikriisistä lähtien sekä lehdistö että radio ja televisio ovat toistuvasti puhuneet Marxista aikamme merkittävimpänä ajattelijana.54

15 vuotta sitten kadonnut Marxia käsittelevä kirjallisuus näyttää palanneen monissa maissa. Lukuisten uusien tutkimusten ohella eri kielillä ilmestyy myös tuoreita johdatuksia hänen ajatteluunsa. Samanlainen konsensus näkyy tieteellisissä lehdissä, jotka ovat uudella tavalla avoimia Marxia ja eri marxismeja käsitteleville artikkeleille. Lisäksi hänelle on viime aikoina omistettu lukuisia kansainvälisiä konferensseja, yliopistokursseja ja seminaareja. On myös havaittavissa uusi, Latinalaisesta Amerikasta Eurooppaan ulottuva ja vaihtoehtoisten globalisaatioliikkeiden välittämä, vielä hieman arkaileva ja jäsentymätön poliittinen kiinnostus Marxiin.

Mitä Marxista on jäljellä nykyisin? Kuinka hyödyllistä hänen ajattelunsa on kamppailussa ihmiskunnan vapauden puolesta? Mikä osa hänen työstään on hedelmällisintä innostamaan oman aikamme kritiikkiä? Kuinka voimme kulkea »Marxin kanssa Marxin tuolle puolen»? Nämä ovat kysymyksiä, joihin on kaikkea muuta kuin yksimielisiä vastauksia. Varmaa ainakin on, että aikamme Marx-renessanssi ilmentää selvää katkosta suhteessa Marx-kuvaa hallinneisiin monoliittisiin ortodoksioihin. Elämme nyt vaiheessa, jossa on monia Marxeja, eikä dogmatismin aikakauden jälkeen toisin voisi ollakaan. Aikamme ongelmiin vastaaminen on uuden sukupolven tutkijoiden ja poliittisten aktivistien teoreettinen ja käytännöllinen tehtävä.

Vaikka »Marxeja» jatkossa olisikin monta, olemme kuitenkin edelleen pääsemättömissä ainakin kahdesta Marxista. Ensimmäinen näistä on Marx kapitalistisen tuotantotavan kriitikkona: analyyttinen, tarkkanäköinen ja väsymätön tutkija, joka uusia uria avaten analysoi kapitalismin kehitystä globaalilla tasolla ja kuvasi porvarillista yhteiskuntaa paremmin kuin kukaan muu. Tällainen Marx ei käsittänyt kapitalismia ja yksityisomistuksen järjestelmää muuttumattomina, ihmisluontoon kuuluvina asioina, ja siksi hän tarjoaa edelleen ohittamattomia ratkaisuja niille, jotka haluavat vaihtoehtoja uusliberaalille taloudelliselle, sosiaaliselle ja poliittiselle järjestykselle. Toinen huomionarvoinen Marx on sosialismin teoreetikko: tekijä, joka torjui Ferdinand Lassallen ja Johann Rodbertuksen julistaman valtiososialismin idean. Tämä ajattelija ymmärsi sosialismin tuotantosuhteiden mullistamiseksi eikä vain joukoksi laimeita korjailuja yhteiskunnallisiin ongelmiin. Kansainvälinen finanssikriisi on osoittanut, että ilman Marxia olemme tuomittuja eräänlaiseen puhekyvyttömyyteen; ihmisen emansipaatiota edistettäessä joudutaan väistämättä turvautumaan hänen ajatuksiinsa. Marxin kohtalona on kummitella »aaveena» maailmalle ja ravistella ihmiskuntaa vielä melko tovin.

Suomennos Pertti Hynynen ja Juha Koivisto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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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ntonio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filosofia, teoksessa Scritti filosofici e politici, toim. Franco Sbarberi. Torino, Einaudi 1973, 667–669.
16. Marxin elämäkerran kirjoittajat Boris Nikolaevski ja Otto Maenchen-Helfen korostavat kirjansa esipuheessa, että »tuhansista sosialisteista ehkä vain yksi on lukenut taloustieteellisen teoksen Marxilta ja tuhansista anti-marxilaisista ei yksikään ole lukenut Marxia». Karl Marx. Eine Biographie. Berlin, Dietz 1976, 18.
17. Labriola, Discorrendo, 672.
18. Katso Maximilien Rubel, Bibliographie des oeuvres de Karl Marx. Paris, Rivière 1956, 27.
19. Katso David Rjazanov,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julkaisussa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Leipzig, Hirschfeld 1925, 385–386.
20. Rjazanov erotettiin ja tuomittiin karkoitettavaksi vuonna 1931. Julkaisuhanke keskeytettiin vuonna 1935. Alun perin suunnitellusta 42 osasta ehdittiin julkaista 12 (13 kirjana). Katso Marx &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rke, Schriften, Briefe, julkaisijana Marx-Engels-Institut (vuodesta 1933 Moskovan Marx-Engels-Institut), toimittajana David Rjazanov (vuodesta 1932 Vladimir Adoratski),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Moskau-Leningrad, Moskau, Marx-Engels-Verlag, 1927–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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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On hyvä muistaa, että Marxin kirjasto antaa vain osittaisen katsauksen siitä väsymättömästä työstä, jota hän teki vuosikymmenien ajan Lontoon British Museumissa.
51. Tässä viitattujen »marxilaisten» väärinkäsitysten ohella on myös mainittava liberaalien ja konservatiivien »anti-marxilainen» väärinymmärrys, joka on täynnä ennakkoluuloista vihamielisyyttä.
52.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de Marx. Paris, Galilée 1993, 35.
53. Katso erityisesti Eric Hobsbawmin johdanto teoksessa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Kommunistinen manifesti. Tampere, Vastapaino 1998.
54. Ensimmäinen vaikutusvaltainen tämänsuuntainen artikkeli oli John Cassidyn The Return of Karl Marx, The New Yorker, 20 October 1997, 248–259. Sitten BBC kruunasi Marxin vuosituhannen merkittävimmäksi ajattelijaksi. Muutamaa vuotta myöhemmin vaikutusvaltainen ranskalainen viikkolehti Le Nouvel Observateur (1 Octobre 2003) omisti numeronsa kysymykselle Karl Marx – le penseur du troisiéme millénaire? (Marx – kolmannen vuosituhannen ajattelija?). Pian tämän jälkeen Saksa osoitti kunnioitustaan miehelle, joka ajettiin 40 vuodeksi maanpakoon: vuonna 2004 yli puoli miljoonaa valtakunnallisen ZDF-kanavan katsojaa äänesti Marxin kaikkien aikojen kolmanneksi tärkeimmäksi saksalaiseksi (hän tuli ensimmäiseksi kun kyse oli »ajankohtaisesta merkityksestä»). Viimeksi pidettyjen Saksan vaalien yhteydessä tunnettu Der Spiegel -viikkolehti julkaisi kannessaan voitonmerkkiä näyttävän Marxin ja otsikon Ein Gespenst kehrt zurück (Aave palaa takaisin) (22. 8. 2005). Tämän kiinnostavan kokoelman täydentää BBC:n radion neloskanavan vuonna 2005 järjestämä äänestys, jonka mukaan Marx oli kuuntelijoiden eniten arvostama filosofi.